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严肃论文，每日更新）

militaryreader网友：
感谢关注。
大致同意你的观点，且从来不小看人的“血统与出生”。
如同动植物的遗传因子有不同一样，人的遗传因子也肯定有不同。
如同生产工具肯定是由操作者不断改进一样，政治制度也肯定是由操作者不断改进而来。
如同政治制度的操作者对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肯定是外行一样，生产工具的操作者对于政治制度的改进也肯定是外行。如果双方都认为自己干什么都是内行、是全把式，那就惨了。
官僚取代了贵族，这是中国君主社会和西欧君主社会的基本不同。
完全同意，“中国后来的衰落与中国的贵族政治的消亡有很大的联系。”
这主要是因为，官僚和贵族不是一回事情，官僚子弟和贵族子弟也不是一回事情。
官僚缺乏成为贵族的社会基础。
贵族是在传统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有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对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享有无限的权力、也承担着无限的义务。其技术特征是，权利和义务对等。
官僚是在非传统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只是受雇于君主为其牧民，事实上享有无限权力，只承担有限的责任。例如，贵族的地盘遭了灾，损失最大的肯定是他；官吏管理的地方遭了灾，损失最大的是百姓、是国家、官吏个人利益一般不会受损。
由于权力义务不对等，官僚永远不会成为贵族。
如果官僚不幸享有了贵族那样的世袭权力，对于社会、政府、百姓、整个民族、官僚个人，都将是灾难。
中国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过了。

15、温文尔雅版政变大多是光明正大而不是阴谋诡计

有一种倾向，将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看作权谋，甚至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将整个君主社会的历史看作权谋。权谋、阴谋诡计确实有，有些还相当恶劣。但是，那主要出现在春秋战国和宋以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在秦汉至宋的这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温文尔雅版的政变，恰恰是以光明正大为特征的。

温文尔雅版政变的领袖，都是前朝政府的实际控制人。这种特殊的、一般人不可能占据的地位，使得他们既有条件光明正大地看到问题，也有条件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发动政变最少不单单是为了取代前朝、不单单是为了过一把当皇帝的瘾、不单单是为了一己私利，同时也是为了改造前朝政治、救民于水火。

因为具备了光明正大的条件，他们大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胸有成竹、坚定不移、脚踏实地、有条不紊地接近既定目标，完全不可混同于那种鼠窃狗偷、影响不出皇宫大门的宫廷政变，而是从中央政府到社会底层的全面政治变化乃至政治变革，其中有些举措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温文尔雅版政变领袖中，王莽最为后人诟病，似乎是个阴谋诡计大家。主要的其实缘于铜匮符命。历史上类似的符命多了，怎么别人这样搞不是阴谋诡计，唯独王莽这样搞就成了搞阴谋诡计呢？说到底是王莽的新朝存续的时间太短，如果长一些，肯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者出生的好皇帝。随后，会专门讨论王莽，后边的几个小节也会涉及他。

曹操在温文尔雅版政变领袖中名声也很不好。易中天先生总结得很对，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把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完全混为一体了。究其从政，实在不能说有什么阴谋诡计。主要例证，无非是挟持天子、后代当皇帝两件事情。挟持天子有两个前提应该承认：一是汉献帝丢失君主权柄在先，已经不是大权在握的君主；二是汉献帝已经颠沛流离了相当一段时间，如果有人能够想到挟持天子，哪里还能轮得到曹操！至于当皇帝，曹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不是不能当皇帝，是为了避免更大规模、更长时期的战乱而甘愿不当皇帝。至于他儿子当了皇帝，那是水到渠成。真正水到渠成而又真正不当皇帝的，君主制度历史上何曾有过？

最容易被人看作阴谋诡计的是司马懿的政变，但他在对曹爽动手之前，是奏请皇太后批准了的。他的政变，首先是为了保性命而不是为了坐江山。倒是他的长期装病，介乎于韬光养晦和阴谋诡计之间。至于后来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不仅小皇帝看出来了，路上的行人都看出来了，还如何能说是阴谋诡计？

杨坚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都不错，唯一知名度较高、又办得不好的事情就是上了小儿子杨广的当、废长立幼，至于他自己，似乎还就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历史记录。

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期、包括南北朝的列位开国君主在内，都不能说是依靠阴谋诡计才实现了朝代更迭。阴谋诡计多一些的是在朝代内部的皇位继承当中，有机会我们另行讨论。

温文尔雅版政变能够光明正大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的社会允许光明正大。当时社会观念并不认为江山应该永远属于某一家一姓，无论多么英明伟大的真命天子创立的皇朝，只要他的后代成为无道昏君，人们就普遍认为他应该被有道明君取代。与此相连，这种朝代更迭模式或就是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所支持的，最少是能够接受的，不是众口一词、千夫所指的坏事。王莽、曹操、司马懿、杨坚等人大概都不可看作篡军篡政、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有些甚至应该承认是曾经引领了中华民族政治进步的卓越的政治领袖。

至于后来有些人将朝代更迭全部看作阴谋诡计，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允许光明正大、只允许阴谋诡计，阴谋诡计也就越来越多；又因为自己是依靠搞阴谋诡计而大获成功的，就以为有史以来的一切政治胜利都是阴谋诡计的结果。

温温尔雅版的政变能够存在，当然表明君主政治在技术上还很不成熟，但又表明君主政治技术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当时的社会不仅在客观上存在新的政治力量生长的空间，而且在事实上允许新的政治力量生长。亦即，当时的君主政治不仅不遏制新的政治力量的生长，而且有能力通过规律性的吐故纳新、使之成为自身的新鲜血液、健康肌体，具备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能力，是充满生机活力的进步政治。

后人常常将只换皇帝而不换制度看作君主制度的一大缺陷，如果反过来看，是不是又表明这种制度具备了极大的包容能力、具备了极强的与时俱进的能力呢？一个稳定的、进步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是不是正应该如此呢？

允许在政府体制内部生成并积累新的政治力量，能够以温文尔雅版政变的形式实现朝代更迭、推动自身的与时俱进而不危害自身的长期巩固，这可能是君主政治制度、乃至古代中华政治文明、在宋以前这一长时期的突出优势。我们可能是受距离较近的元明清政治的影响，对这一历史现象缺乏应有的认识。

当然，我们的前人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社会毕竟不是一架机器。

谢谢各位关注

谢谢楼上关注。你这四段话涉及的范围太大，晚上再讨论吧。

militaryreader网友：下午和明天都有事情，我只能先把今天更新的帖子发了，明天晚上在讨论。

16、温文尔雅版政变的原创可以追溯到春秋时的田氏代齐

严格考察，温文尔雅版政变真正的原创可能是王莽的祖先——春秋时陈国国君陈厉公的儿子陈完。陈完为避祸、于公元前672年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前685——前643）要他为卿，他却自愿担任了主管百工的工正。据说是因为他的前人就曾经在周天子身边担任这一职务，比较熟悉、了解。陈完这一行为，大致相当于今天拒绝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自愿担任国资委主任或工业信息部部长。后来，他的家族成为齐国影响极大的贵族，后人中曾经有多人担任国相。陈完到齐后改称田氏，齐国灭亡后齐人称之为“王家”，后人遂以“王”为姓氏。

公元前539年，长期担任齐国正卿的晏婴准确预见了田氏代齐。在和晋国执政叔向的一次深谈中，晏婴曾经非常明确地将原因归结为田氏能够长期坚持“厚施于民”而“获民”。原文载于《左传•昭公三年》，下面是译文：

叔向说：“齐国怎么样？”晏婴说：“到了末世了，我不能不说齐国可能会属于陈氏了。国君不爱护他的百姓，让他们归附陈氏。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一豆，各自再翻四倍，以成为一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锺的容量就大了。他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山上；鱼盐蜃蛤，价格不高于海边。百姓力量如果分为三份，两份归于国君，只有一份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腐朽生虫，老人们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而假腿昂贵。百姓有痛苦疾病，陈氏就厚加赏赐。他爱护百姓如同父母，百姓归附他如同流水。想要不得到百姓的拥护，哪里能躲得开呢？”

公元前481年，田氏后人田成子杀掉齐简公择立了新的齐侯，田氏开始稳定地控制了齐国。

公元前386年，田氏后人田和轻而易举发动政变，把大名鼎鼎的姜子牙的末代子孙齐康公放逐到海滨，并经周天子批准正式成为一路诸侯。这便是春秋时的重大事件——田氏代齐。而在此之前，田氏占有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齐侯，成为齐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好似一个股份公司，田氏是首先成为最大的股东，然后才颇有礼貌、又毫无商量的请董事长让座。

从晏婴的预见、到田和正式代齐，共经历了153年，时间的漫长足见过程的温和。

而在齐国内部，无论是田成子行废立之事还是田和放逐齐康公，都没有引起当时常见的内部战争，甚至没有引起一场象样的战斗。在“国际”上，田和只是通过魏国国君向周天子打了个招呼，便获得了正式成为诸侯的批文。国内外的这种反应，又足见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所以，将其看作温文尔雅版政变的真正原创。当然，站在姜子牙后人的角度，也可看作温水煮青蛙。

对于温温而雅的政变，我们的观点显然不一致。但是，结论又是一致的。再看几节，你就会明白。

所谓结论一致是指：制度应该走向民主制，应该有利于增强民族创造力。
但我不同意你的这两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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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血腥，所以很多人反对，反而阻止了流血的冲突的发生频率，使得大家公开的讨论各自的分歧，并最终成就了民主制。
这些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政变，最终导致的一个强似一个的集权专制，并最终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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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话你需要提出根据。后一段话我认为不是事实。两千年君主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始终如一的集权专制。一般来说，宋以前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专制，宋以后则是不断创出专制的新高。我不赞成把两千年一概而论。

17、王莽“篡”汉与田氏“代”齐的区别

田氏为什么是“代”齐，到了王莽为什么就成为“篡”汉了呢？

在秉承春秋微言大义传统的史籍中，这绝非偶然。前人曾经注意到这种现象，给出的解释是：田氏取代姜氏后，没有改换国号，仍然称为齐国，所以用“代”。这种解释或是皮相了。三家分晋后分别改称韩、赵、魏，为什么也只是说“分”而不说是“篡”呢？

公元前548年，齐国发生了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情，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篡”与“代”的区别。

齐国的大贵族崔杼娶了一个漂亮寡妇。依靠崔杼帮助才得以继位的齐庄公恩将仇报、慕名与之私通，经常到崔家去，还公开侮辱崔杼。忍无可忍的崔杼设计将齐庄公骗到自己家，庄公死到临头了还拍着柱子唱歌勾引崔妻。崔杼关上大门带着家丁攻击庄公。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死，崔杼不答应；请求结盟，不答应；请求到太庙自杀，不答应。最终，以带兵巡夜捉拿淫乱之人的名义杀了庄公。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正卿的晏婴一直在崔家大门外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其表现的记载极为形象生动，下边是译文：

晏婴站在崔氏门外边，手下人说：“死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去死？”手下人说：“走吗？”晏婴说：“是我的罪过吗？我逃亡？”手下人说：“回去吗？”晏婴说：“国君死了，回哪儿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用其地位来踞于百姓至上的？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是为了他的俸禄？应当保养国家。如果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也就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那么也就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且别人有了君主反而杀死了他，我哪里能为他而死？哪里能为他而逃亡？但又能到哪里去呢？”大门打开后，晏婴进去，头枕在庄公尸体大腿上号哭，又起来往上跳了三次，出去了。有人对崔杼说：“必须杀了他！”崔杼说：“他是百姓仰望的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

晏婴看庄公、崔杼看晏婴的价值观，都不是国君的，而是民的、百姓的。

不仅齐人，鲁人也是一样。季氏长期执掌国政，周公的后人作为国君只是个傀儡，有一代国君居然还被国人赶走。其原因，同样是因为季氏通过长期“厚施于民”而“获民”。公元前510年，晋国的正卿赵简子曾经与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篡”与“代”的区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有记载，译文如下：

赵简子问史墨：“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诸侯依旧和他来往；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事物的产生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助。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天生了季氏，让他辅助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悯他？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不仅鲁人，其它各国人也是一样。自公元前841年周王畿的平民赶走周厉王、选择共伯和执政以后，各诸侯国平民赶走诸侯王的记载不绝于史。公元前559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晋侯和他的乐师师旷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谈话，原文载于《左传•襄公十四年》，下边是译文：

晋侯说：“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实在太过分了……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同时是百姓的希望。如果让百姓的财货缺乏，失去神灵的祭祀者，百姓绝望，国家没有主人，哪里还用得着他？不赶走干什么？上天生了百姓给他们立国君，让他统治他们，不让失去天性。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保护它，不让他做事情过分……从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的政令得失。太史加以记载，乐师写作诗歌，乐工诵读缄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庶人指责，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现技艺。所以，《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春天的时候遒人摇动木铎，这是劝谏已经没有作用的缘故。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里的最后一句是原文。翻成白话，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原来的神韵和意境了，就保留了一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左传》看看，最好能大声读出来，会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可以体会到一种韵律美。）

竖看这一时期，平民一直对各诸侯国政治保持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早在晋国被三家瓜分之前的公元前679年，本为小宗的曲沃武公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最终代大宗而成为晋侯，其基本原因史书明确记载为“民心多附”。

抛开成见，我们就可以从古人的著述中感觉到这样两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最少是包含了是否有利于民这样实实在在的民本思想；

移孝作忠，伦理观念正在向政治领域蔓延。但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后人重视的是，这时的忠孝都还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才应该事君以忠；父慈，子才应该孝。

因而，当时社会，无论周天子还是各路诸侯、各阶层民众，对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季氏长期执政都视作正常现象，并不排斥。讲究微言大义的春秋，不仅不否定，事实上是肯定的。春秋无义战的说法，或有以偏概全之处？

王莽改制、取代刘氏政权，所秉承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价值观念中的民本思想。改制的主要内容：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禁止买卖奴隶，三是实行五均六筦。这些措施，最少在主观上是试图解民之困。取代刘氏政权，表明他并不认为皇帝只能由老刘家人当，要看天命。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炎黄子孙世世代代无限忠于老刘家、誓死捍卫老刘家、现在也还是老刘家人当皇帝就好？！

王莽改制如果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不会被概括为“篡”。

可惜，发生在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社会价值观念随着统一君主制度的出现开始变化并最终发生根本变化。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取代；忠孝都成为无条件的一面道理，“父叫子死不死就是不孝，君叫臣亡不亡即为不忠”，这样的话被捧为神圣信条。用现代观念考量，这实在不能说是文明而是野蛮、是政治退步而不是政治进步。

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之后，站在君主一边、老刘家立场上，王莽改制无疑是“篡”。

问题是，我们既非君主后裔、也非老刘家子孙，为何要跟着他们给王莽贴一个“篡”的标签？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简单谈谈民本思想。

民的地位，在周以后、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迅速的提高，可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的地位较为明显的一次大提高。其原因，史家认为是民在周灭商的过程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统治者的认识有了变化。笔者认为，最少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更为客观的原因：在当时一般交通条件能够到达的地理范围内封国林立。

这种社会环境，不仅给了士人择主而栖、待价而沽的自由，也给了平民百姓择国而居、选择国君的自由。而国君是不能走的，国君不能选择百姓。没有了人，还给谁当国君？孔夫子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作了形象而精炼的概括：“鸟则择木，木岂能则鸟？”国君无可奈何地成为平民百姓可以选择的对象，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仅必须礼贤下士，而且必须以民为本。这和国君们的阶级立场、思想觉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教育他们也不可能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仅仅是一种利己的生存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的以民为本，恐是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孟子总结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董仲舒总结出了“有道伐无道”这样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成为朝代更迭最基本的思想武器。

以民为本并不是以民为主。民本思想，是从整个君主制度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而制定的一种基本策略。但是，它坚持从整个君主制度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也就在客观上否定了君主个人所有与之相违背的眼前利益、表面利益，否定了君主个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更换统治者而与时俱进的道理，并将这个道理概括为一个标签：无道昏君。每逢君主个人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当大多数人都给他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这个昏君的丧钟就敲响了。

民本思想，这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伟大的先人们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在尚未产生民主思想的漫长岁月里，是照亮炎黄子孙心路、温暖炎黄子孙心灵的明灯。

楼上网友：
如果你也生活在东八区，我对于凌晨2点回帖表示特别的感谢。上午有事，下午或晚上再讨论。

渚最讨厌网友：
这事情还是蛮复杂的。且你加了夏商周分为四种类型，我不含夏商周三种类型，彼此彼此。
第二条意见完全接受，标题前应该加中国。
谢谢关注。

CVN_77　网友：
你的回帖和站内留言都认真看过了，感谢关注，更感谢真诚。
相信你说的都是内心话。因为，你这样的观点我差不多都有过。
胡适先生在本世纪初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后来成为他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随着年龄增长，我感觉他说的很有道理。
是相信先验的东西、别人的东西，还是相信经验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这曾经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
你谈的其实是信仰问题。信仰是不能讨论的。

18、顺便说说符命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中央领导之间互相抄赠，一首很普通的古诗承载着新的蕴义、居然作为小道消息从社会高端迅速流传到了民间。诗是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原文如下：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当年写诗、领袖们后来抄赠都是借题发挥，针对的都是时事，和王莽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王莽的名字却因此而更加紧密、稳定地和骗子、虚伪联系起来。

将王莽看作骗子、虚伪的主要根据，一是未篡时的谦恭，二是以符命为篡位的借口。

未篡时的谦恭，就史料看，大致属实。但其前提是“篡”，也就是肯定只有老刘家人才能当皇帝。如果不能肯定只有老刘家人才能当皇帝上，那就不能肯定王莽是“篡”，也就无所谓未篡时的谦恭，充其量不过是“涉之为王眈眈者也”一类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的为王者都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一旦为王，禁卫森严，不是“眈眈者”，难道还能是卿卿者？！

倒是以符命为篡位借口，值得一说。

符命，一般解释为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现代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不相信。古人则不然，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相信的，且不是少数。更重要的是，符命不是无缘无故提出来的，前人把一些社会现象解释为符命，并相信符命，是为了对抗、否定、取代王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对符命作用的最透彻解释。符命刚刚出现的时候，在政治上不是愚昧落后，而是文明进步。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这一段文字极精彩，翻成白话就有点像兑了水。所以，将原文和译文都放在下边。（本文引用古文的处理办法是：一般古文用原文；上古的用译文；寓意和文采都极好的，两样都用，以飨读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念念原文。一定要念出声来，那是一种心灵的愉悦。
先是译文：

秋天，七月，有神灵在莘这个地方降下。周惠王询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内史过回答说：“国家将要兴盛，会有神灵下降，是为了审查它的德行；国家将要灭亡，神灵也会下降，是为了观察它的邪恶。所以，有得到神灵而兴盛的，也由因此而灭亡的。虞、夏、商、周历代都有过这种情况。”周惠王说：“如何对待它呢？”内史过回答说：“用相应的物品祭祀。他来的那一天，（按原来规矩应该用什么祭品，）就是它的祭品。”周惠王听从了他的话。内史过前去祭祀，听到虢国（也在那里）请求神灵赐予土地，回来后说：“虢国将要灭亡了，（国君）暴虐而又听命于神灵。”
神灵在莘地住了六个月，虢公派祝因、宗区、史嚚去祭祀。神灵答应赐予他土地。史嚚说：“虢公可能将要灭亡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百姓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灵的。神灵，是聪明正直而一贯的，依照人的愿望行动。虢国办了许多缺德事情，还能得到什么土地？”

下边是原文：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因、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 “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所谓神灵，原来就是聪明正直、坚持一贯、依照人的愿望办事情！这一解释，真好！真绝！真妙！非如此，何以称神？！不仅这一段，在整个《左传》中，后人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三国时有一件事情，可能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这一点。
三国初期，袁绍占据四州、拥兵数十万，想当皇帝，指使主簿耿苞寻找依据。耿苞便根据“五德相生”理论作了一番分析：汉朝是火德，黄帝是土德，袁氏是黄帝后裔；土克火，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根据这番分析，耿苞得出结论：“赤德已经衰败，袁氏为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袁绍先在军政府机关内散布这一结论，以为手下会争相拥戴，没料到大家都认为是妖言惑众、应该杀头。袁绍无奈，竟然杀了耿苞。

符命，与人心相符的时候是符命，与人心相悖的时候是妖言。

王莽，可能就是真的相信符命。他在登基前后的一系列举动，现代人看去简直虚伪到家了。但在新朝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哭声可以哀告上天、压制灾难，不仅亲自率领群臣到南郊向老天爷哭述接受符命的始末、直至哭得筋疲力尽，而且动员臣民前往哭述，由政府供应稀粥，还将哭得特别悲哀的任命为郎官，一下子任命了五千人。到了起义军打进长安、皇宫已经起火的时候，他居然还专门穿上绛青色的衣服、手持虞帝匕首，让天文郎按照占卜时日的形式站在面前，自己转动座席、随斗柄方向坐下，然后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这是王莽留在人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死到临头的时候，鹦鹉学舌，迸出这么一句话，目的何在呢？实在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王莽不是不谙实务的书呆子，前期是直接处理大量政务的官员，后来是日理万机的最高执政者。他如果不是智障，就可能是真的相信符命。

当时的普遍相信符命，可能和后来的信仰差不多。赤眉军立刘盆子当皇帝就是由符命决定的，具体办法是，三个候选人、在义军各级将领现场监督下、抓阄。刘秀称帝也是借助符命的力量，登基后重大事情也仍然请符命决定，谁反对他相信符命他就要杀谁的头，毫不含糊地维护符命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不仅他们，千年以后的赵匡胤当皇帝，也和符命有关。柴荣继位后，为分散兵权设置了殿前都点检，由高级将领张永德担任。此后，柴荣北伐抗辽时出了一件怪事情。当时，“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作’，观者莫测何物也。”宋史学家邓广铭推测是军中的另一派系蓄谋陷害张永德，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柴荣未见得相信，但回京后仍然将张永德外放为节度使，选择资历、名望都较低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柴荣没想到的是，谁做点检也是点检。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后，那一块“点检作”的木牌子，又成为赵匡胤、赵匡胤的亲信、赵匡胤的部下心中的天意。于是，发生了陈桥兵变。人们之所以普遍相信这一符命，是因为“主少国疑”的客观现实。柴荣死了，小皇帝太小，国家前途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大家不愿意为这种不确定性卖命。

古人对符命的相信，本质是对大多数人意愿的相信，是很严肃的事情。现代人为了个人求官求财或保管保财而到处求神拜佛、烧香祷告，可谓“虐而听于神”。不可同日而语。

CVN_77网友：
看了你昨晚十点后的三个回帖，觉得应该、也很愿意再聊聊。
有一种现象不知你注意过没有？以五四为分界，中国人对古代中国历史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过去是自我感觉极好的天朝上邦，后来则认为是长期停滞、循环。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下来，到文革又创新高，进入改革后再创新高，基本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让人觉得身为中国人，实在是很丢人、败兴的事情。这也是两个极端。
我自己读史的结论是：这两种观点，都不是事实。
其原因是：为了推翻君主制度，我们借用了主要来自西欧的各种理论武器，这些武器在否定君主制度的同时，又等于是用西欧历史模式将中国历史格式化了。于是，我们的历史就显得一无是处。后来，又从另一个极端又否定了一次，就更一无是处了。
当我们热情洋溢的否定了自己的全部历史之后，又没有达到预定目标，这时，有人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你们这些现在的中国人就是那个长期停滞循环的后代子孙，这就产生了最要命的副产品：深刻而又普遍的民族自卑心理。
现在或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手头有事，先谈到这里。

CVN_77朋友：
你是不是有些激动？激动不利于讨论问题。咱们心平气和的说话。
反省自然很重要。自戊戌维新以来，咱们就一直在反省。当时曾经有个年轻人甚至反省到了呼吁成立湖南独立国的地步。
就反省的深刻、冷静而言，梁启超、郭嵩焘是比较全面的。前些年，东北某出版社曾经系统的再版过那一代率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伟大先哲的著述。
你的兴趣好像是在制度比较学方面。他们那一代先哲所做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工作。
你谈到英国的君主制度，法国的基佐有一本《1640年英国革命史》，在这一类著作中，是比较好的。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一本。
至于辛亥革命没有推翻君主制度的说法，我觉得是有人朝天上吐吐沫。你的观点表明，他的吐沫掉到自己头上了。
否定了两千年历史，再否定了辛亥以来的历史，中国的希望全在我们这一代人了？！

CVN_77朋友：
为了你的真诚和苦衷，索性再说几句。
从回帖看，你应该熟悉晚清、民国的历史，那就请把辛亥以来在中国政治舞台前排正中呆过的人细细想一遍。
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是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都曾经对君主制度深恶痛绝，都曾经是那样勇敢地冲杀在反抗君主制度的街头、战场。现在年轻一代的热情，恐怕还不及他们。包括袁世凯在内，谁能证明他想当的还是原来那样的君主？
但是，当他们先后有幸站到政治舞台正中以后，又都曾经成为、或是被指责为专制独裁的骗子。
他们怎么可能都是骗子？如果他们都是骗子，又如何保证当时有可能替代他们的人、以及将会替代他们的人不是骗子？
你说我的观点和张之洞、李鸿章相似，岂敢，岂敢。但我的观点和他们并不一样。自然不是“用”的问题，但我们已经反反复复地折腾了近百年“体”的问题了，再折腾一遍又能如何？
中国的问题可能仅仅是如何通过切实有效的政治技术手段、把早已镶嵌在国名中间的“人民共和”落到实处，落实宪法，而不是再慷慨激昂一次。
也不必因为宪法的某些内容尚未落实就认为是谁有意欺骗。单一的从个人动机层面分析历史，结果必然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林肯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宪法已经出台近百年了，还有好些内容没有落实，但他从不认为宪法的制定者们是骗子，而认为那是伟大的先驱们指明的方向、留下的任务。
以上内容都是随后会谈到的，你性子急，又很真诚，只得先说说。你的兴趣似乎是在制度比较，这是极大的课题，实在不是几百字能说得清楚的。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CVN_77网友：
你的兴趣在制度比较，针对的是现实政治制度的缺陷。我的兴趣在古代历史。不过，你的这些观点我大都有过。你的观点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你以真诚和倔强逼得我不能转身了，那就干脆谈到底。以报你的真诚。
你好像对欧美制度比较熟悉，咱们就以美国为例谈谈如何对待制度缺陷。
保留了奴隶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差一点要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命。
林肯是因为反对奴隶制而享誉全国并成为总统的。但是，当制度缺陷和制度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却是坚定的举起了捍卫制度的旗帜。南北战争中，鉴于补充兵员的迫切需要，许多人呼吁他一步到位解放奴隶，但他却是小心翼翼，解放奴隶宣言也是分作两次颁布。他要解放奴隶，但绝不允许为解放奴隶而分裂国家；他要弥补制度缺陷，但绝不允许为弥补制度缺陷而牺牲制度。
1857年6月26日，尚未成为美国总统的林肯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演讲中讲过如下一段话，应该有助于我们认识林肯对待制度缺陷的态度：

我以为那个著名文件（《独立宣言》）的作者们是想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的，但他们没有打算宣告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人在肤色、身材、智力、道德修养或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比较清楚地解释了在哪些方面他们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比如“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力上，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并不是想维护那个显而易见的谎言，说那时所有的人都真正享有平等，也不是想说他们将立即把这平等授予所有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没有能力给人们这种恩惠。他们只是想宣告那种权力，以便条件一成熟就将《宣言》付诸实施。他们是想为自由社会制定一条权威性的准则，这个自由社会应当被所有的人所熟悉、所崇敬、经常被人们所期待，人们将不断地为实现它而努力。这种社会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从未真正存在过，它也应当离人们越来越近，因此它的影响也就不断的扩大和深化，给世界上所有不同肤色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好处。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林肯对待制度缺陷的态度？不是批判而是理解，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弥补、发展。
林肯所谓尚未“付诸实施”的内容，在一般民主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是存在的，在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是存在的。对于蒋经国能够主动结束蒋氏独裁政权，我怀着深深的尊敬。对于台湾社会能够和平实现制度转换，我报以真诚的祝福。
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历史悠久的、古老的。作为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包括台湾现行制度）又是历史短暂的、年轻的。我们不仅有一般尚未“付诸实施”的内容，不仅有一般短暂和年轻都难免的失误，还有悠久和古老留给我们的包袱。
更主要的是，百年积弱、备受欺凌、倍感贫困的中国人太需要富强了、太需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富强了，使得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的许多事情都是那样脚步匆匆而奋不顾身。所有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先辈们的不幸失误，除去条件的、偶然的、个人的限制，可能大都与此有关。所以，当我们冷静回顾那一段历史并且清醒的认识到种种失误的时候，仍然会给予他们由衷的尊敬。他们的不幸失误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一样，都是后来人的宝贵财富。我们在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汲取经验的同时，无疑也应该从他们的不幸失误中汲取教训。而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把他们创立的那些“权威性的准则”充分的“付诸实施”，而不是为了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再否定一次。如是，那可就真的是循环了。
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关心国家命运，更不要认为某些人就是存心想把国家搞坏。
千万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不要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对待阶级斗争为纲酿就的恶果。
以真诚回报真诚。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了。
至于你给我的帖子下的结论，肯定错了。再说，我也没有CCTV10百家讲坛讲述者们那样的水平，你也不必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歌颂帝王、尤其是满清帝王的电视，只看过一部，还挺后悔糟蹋了工夫。你何不等我的帖子全部发完再下结论呢？
朋友，很高兴能够通过网络结识你。
手头有事，迟复为歉。急就章，欢迎指正。

差点忘了今天的更新。马上。

19、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存在一个最要命的缺陷

从田氏“代”齐到王莽“篡”汉的变化，另一原因可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观念。

如果王莽的新朝能够正常延续百年左右，哪怕能像隋朝那样延续两代，还会不会有王莽“篡”汉之说呢？后人听到的可能就不会是什么“王莽谦恭未篡时”，而极可能会是另一个卧薪尝胆那样的故事。

成者王侯败者贼作为一种观念，最要命的缺陷是不分是非，只注重结果、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不注重、甚至完全忽略手段的正确与否，导致严重的政治道德败坏、政治文明倒退。

这种观念直接鼓励政治斗争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大致浏览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不少胜利者都有一个不择手段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甚至是丑恶的、不能原封不动拿出来见天日的胜利史。于是，胜利者们大都会篡改、甚至编造历史。所以，在传统历史领域中，所谓历史都是后世写前朝；自己写自己的也不少，但后世一般都不把那当回事。

在这种观念作用下，最具代表性的现象有两种：一是杀戮功臣，二是在位时间长的皇帝都是好皇帝。

对于打江山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中，除刘秀、曹操、杨坚、赵匡胤之外，其余程度不同的都是以杀戮为主要手段解决了功臣问题。最典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尤其是朱元璋，前后14年，有名有姓跟着他打江山的杀了4万5千人，史称“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有些开国皇帝把人杀了还不算完，还要不遗余力抹黑功臣，好像诺大一个江山就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这一现象，大概可以算作咱们的历史上最为丑陋的一页，令后世有正义感的炎黄子孙实在羞于启齿。

在位时间长的都是好皇帝。皇帝当得时间长了，亲手提拔的人多，有些能有整整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干部都是一个皇帝提拔起来的，所谓深恩厚泽，为他说好话的人自然就多。再则是在位时间长了，积累的好事情也就多，可供吹捧的事情自然也就多。最典型的是满清皇朝的乾隆皇帝。此人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政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可谓实实在在的罪孽深重。可就是在位时间长，豢养的官僚多，居然能说成是“乾隆盛世”，真正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后世经常有吹捧乾隆的冲动，就是因为可供吹捧的事情真的挺多。

在斗争中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和篡改、编造历史，必然导致政治文明程度的倒退。文明，主要体现为共同遵守的规则。交通文明，主要体现为共同遵守的交通规则。政治文明，主要体现为共同遵守的政治规则。所谓政治文明程度，就是权力运转的规范程度、公平程度。权力运转是社会运转的基础，必然影响整个社会运转。改政移风，上行下效。向善如此，向恶亦如此。

政治道德败坏，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难以遏制的大败坏，包括交通道德在内。

政治文明倒退，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文明难以遏制的大倒退，包括交通文明在内。

孔子有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上古时候，咱们中国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孔老夫子认为：经过改朝换代的杀戮之后，最少需要三十年时间、在杀戮中成长起来的、凶恶而不可昭告的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才可能回归仁义；如果想要彻底改造残暴、不用刑杀维持社会秩序，则需要百年。也就是说，改朝换代之后，一般都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阶段性倒退，其恢复，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三四代人的时间。应该说明的是，孔老夫子这里所指的只能是春秋及春秋之前的改朝换代，秦汉以后那样通过大规模的、长期、全面战争的改朝换代，他老人家何曾见过？谁又能知道这话还灵不灵呢？！

所有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人，都是在朝天上吐口水。

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直接导致一个很糟糕的后果：无法共和。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我们的政治习惯是对失败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誅杀一人不行，还要族；诛一族还不行，要诛三族、诛九族，甚至诛十族。打倒在地还不行，还必须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打进地狱还不行，必须打进十八层地狱。这样一来，还与谁共和呢？！所以，我们的上古时期好像还有点共和，越往后共和越少，秦统一全国后干脆一点也没有了。没有人可与之共和，不管是谁做君主，都只能独裁。

CVN_77网友：
刚看了你和别的网友交流的帖子，你不应该指责别人不懂世界历史。别人懂不懂，最好是让别人自己感觉。你自己连1640年英国革命都不了解，这是近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比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重要的事件，怎好指责别人不懂世界历史呢？不要这样，还是有话好好说。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尊重对手，何况我们大家都未见的是对手。中国古人讲究君子绝交而不出恶言，何况我们还交着呢？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