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严肃论文，每日更新）
昨天在标题后编序号的发帖办法不好，自己也找不见。现改为在同一标题下每日更新。先将昨天的重发在下边，然后发新的。另外，在每一分题前加了序号。麻烦之处，请斑竹和网友见谅。
开头话
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如果不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大概也可以算作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之一。近代以来，许多涉及中国历史的观点都与此有联系，尤其是那些认为古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循环、没有进步的，认为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等于没有历史的，往往就是以此为主要根据的。但是，又似乎一直未曾见到对这一现象予以系统的、专门的研究。
笔者抛砖引玉，试图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一现象。
讨论的切入点，选择了宋太祖赵匡胤（927——976）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因为，宋皇朝取代后周皇朝的形式是此前常见的兵变，但宋以后却再没有出现过依靠兵变建立的皇朝；宋皇朝被元皇朝取代的形式是少数民族侵略战争，而宋以前虽然有少数民族入侵、又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宋朝，显然是君主社会朝代更迭模式的一个拐点。
这也就是说，我国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尤其不是只有农民起义、打倒皇帝做皇帝那一种模式，更不是那一种模式的简单循环。在君主社会的2132年历史、26次朝代更迭中，大概形成了三种模式、六个版本。这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讨论的方法——
——是政治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政治主张层面的，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就事论事，重在分析前人运用的方法、措施、手段及其相互关系、具体作用。不是从固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不讨论主义，尤其远离那种极端的、弄得人只会着急上火不会好好说话、只会当先生不会当学生的意识形态，不给历史贴标签。
——努力和现实保持客观距离而不是竭力和现实搅在一起，不搞借古喻今或借今喻古、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将古作今或将今作古那一套老把戏。历史和现实本来存在客观距离，以功利的态度、急功近利地把前人硬拉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来做帮手，不仅强暴了前人，而且远离了历史，弄得历史和现实两不像、都看不清楚，只是浪费了社会资源。清人魏源有句话概括得极好，“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
——努力以历史实践作为检验历史观点的唯一标准。不迷信古代人、外国人，不片面地套用古代人、外国人的观点看历史，不搞古代人、外国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是；但也不无端藐视古代人、外国人，不有意和古代人、外国人拉开距离，不专门标新立异。无论是谁说的，只要真有道理、真能把某一历史现象解释得通，就拿过来；解释不通的，就自己试一试；自己也解释不通的，就留待大家、留待后人。中国历史浩浩荡荡，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自然也横无际涯，我们这一代人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聪明的一代人，既不可能把前人认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所有错失统统纠正，也不可能代替后人完成认识中国历史的任务，更不可能终结炎黄子孙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将君主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若干朝代的简单叠加，力求在整体上把握朝代更迭模式的发展变化。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分段研究”方法如果不是唯一可行的、也是确实可行的。但也有短处，如同分段研究黄河，结果必然是一段东、一段西、一段不东不西，一段清、一段浊、一段不清不浊，还必须有整体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整体。但也仅仅是可能，做了整体考察的工作，并不一定就能够有正确的整体把握。
这样的讨论方法，客观上就是从朝代更迭这一个侧面纵向考察两千年君主社会。其长在于有利整体把握，避免分段研究可能导致的整体失真；其短在于这绝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完全顾及，遗漏、错失在所难免；所以，真诚欢迎指教、讨论。
文中引用史料出于正史——《史记》、各朝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的，一般不一一加注。
全文大概分为60个小节，自今日起每天发一节。
1、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非原创
黄袍加身这件事情，是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流传下来的。但其原创并非赵匡胤，而是他的老上司、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后周太祖郭威（904——954）。
郭威，在五代、在整个君主社会，都可谓是一流的皇帝。他幼年丧父，投亲靠友长大，18岁在潞州投军，靠着军功逐步升迁，成为后汉皇朝的开国元勋、顾命大臣之一。公元950年11月，后汉小皇帝刘承佑开始剪除顾命大臣，郭威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抢先率兵清君侧、攻陷开封，在佯请太后择立新君的同时，导演了原版的黄袍加身：
……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帝（郭威） 北征。十二月一日，帝发离京师。四日，至滑州，驻马数日。会湘阴公（太后择立、准备登基的新君）遣使慰劳，诸将受宜之际，相顾不拜，皆窃言曰：“我辈陷京师，各各负罪，若刘氏复立，则无种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时进途。十六日，至澶州（今濮阳南）。是日旭旦，日边有紫气来，当帝之马首。十九日，下令诸军进发。二十日，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第二天，郭威率军返回开封，次年登基称帝，史称后周太祖。
郭威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办法的巨大传染性，去世前连续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传位于养子柴荣（921——959）。柴荣绝非纨绔之辈，是跟随郭威征战多年的高级将领，继位后雄心勃勃表示想要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当然，既然是皇帝，就不可能公开承认是百姓养自己，能够心存“养百姓”，就可谓天良未泯。可惜，只当了五年半。去世前，柴荣也调整了高级将领，提拔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但仍无济于事。公元960年正月、距离柴荣去世刚刚半年、距离郭威黄袍加身不足十年，就是这个柴荣认为不会出问题的赵匡胤，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了郭威的故事：
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通晓天文、能观天象）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赵匡胤亲信，后官至宋朝枢密副使）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
第二天，赵匡胤率军返回开封，取代幼主柴宗训登基称帝，史称宋太祖。
这两位军爷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自导自演，这一点毫无疑问。
郭威率兵出开封前，已经秘密派人前去截杀太后择立的新君、湘阴公刘赟。
赵匡胤在行动之前，已经秘密派心腹小校潜回开封通知亲信石守信准备策应；在陈桥发生兵变的同时，石守信已经在开封城内率领手下将士“环列待旦”。
具体过程更是几乎毫无二致：
出兵理由一样——契丹入寇；
行动地点一样——驿站；
行动模式一样——兵变；
行动方式一样——黄（旗、衣）加身；
表面态度一样——或“闭门拒之”或“未及对”；
最终结果一样——身不由己登基称帝；
取代对象一样——孤儿寡母，刘承佑年十八，柴宗训年七岁。
包括优待柴氏后人的办法，赵匡胤也是向郭威学来的。
所不同的主要是：郭威的准备不大充分，是临时“裂黄旗以被帝体”；赵匡胤则是“以黄衣加太祖身”；黄衣不是可以随便有、更不是可以随便带在身边的东西，显然准备得更周到一些。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无疑涉嫌盗版，但却不能说是剽窃。他从来没有说过黄袍加身是自己的原创，只是后人选择性的宣传使得他无形之中掠人之美了。
开头话
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如果不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大概也可以算作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之一。近代以来，许多涉及中国历史的观点都与此有联系，尤其是那些认为古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循环、没有进步的，认为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等于没有历史的，往往就是以此为主要根据的。但是，又似乎一直未曾见到对这一现象予以系统的、专门的研究。
笔者抛砖引玉，试图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一现象。
讨论的切入点，选择了宋太祖赵匡胤（927——976）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因为，宋皇朝取代后周皇朝的形式是此前常见的兵变，但宋以后却再没有出现过依靠兵变建立的皇朝；宋皇朝被元皇朝取代的形式是少数民族侵略战争，而宋以前虽然有少数民族入侵、又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宋朝，显然是君主社会朝代更迭模式的一个拐点。
这也就是说，我国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尤其不是只有农民起义、打倒皇帝做皇帝那一种模式，更不是那一种模式的简单循环。在君主社会的2132年历史、26次朝代更迭中，大概形成了三种模式、六个版本。这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讨论的方法——
——是政治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政治主张层面的，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就事论事，重在分析前人运用的方法、措施、手段及其相互关系、具体作用。不是从固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不讨论主义，尤其远离那种极端的、弄得人只会着急上火不会好好说话、只会当先生不会当学生的意识形态，不给历史贴标签。
——努力和现实保持客观距离而不是竭力和现实搅在一起，不搞借古喻今或借今喻古、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将古作今或将今作古那一套老把戏。历史和现实本来存在客观距离，以功利的态度、急功近利地把前人硬拉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来做帮手，不仅强暴了前人，而且远离了历史，弄得历史和现实两不像、都看不清楚，只是浪费了社会资源。清人魏源有句话概括得极好，“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 。”
——努力以历史实践作为检验历史观点的唯一标准。不迷信古代人、外国人，不片面地套用古代人、外国人的观点看历史，不搞古代人、外国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是；但也不无端藐视古代人、外国人，不有意和古代人、外国人拉开距离，不专门标新立异。无论是谁说的，只要真有道理、真能把某一历史现象解释得通，就拿过来；解释不通的，就自己试一试；自己也解释不通的，就留待大家、留待后人。中国历史浩浩荡荡，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自然也横无际涯，我们这一代人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聪明的一代人，既不可能把前人认识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所有错失统统纠正，也不可能代替后人完成认识中国历史的任务，更不可能终结炎黄子孙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将君主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若干朝代的简单叠加，力求在整体上把握朝代更迭模式的发展变化。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分段研究”方法如果不是唯一可行的、也是确实可行的。但也有短处，如同分段研究黄河，结果必然是一段东、一段西、一段不东不西，一段清、一段浊、一段不清不浊，还必须有整体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整体。但也仅仅是可能，做了整体考察的工作，并不一定就能够有正确的整体把握。
这样的讨论方法，客观上就是从朝代更迭这一个侧面纵向考察两千年君主社会。其长在于有利整体把握，避免分段研究可能导致的整体失真；其短在于这绝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完全顾及，遗漏、错失在所难免；所以，真诚欢迎指教、讨论。
文中引用史料出于正史——《史记》、各朝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的，一般不一一加注。
全文大概分为60个小节，自今日起每天发一节。
1、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非原创
黄袍加身这件事情，是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流传下来的。但其原创并非赵匡胤，而是他的老上司、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后周太祖郭威（904——954）。
郭威，在五代、在整个君主社会，都可谓是一流的皇帝。他幼年丧父，投亲靠友长大，18岁在潞州投军，靠着军功逐步升迁，成为后汉皇朝的开国元勋、顾命大臣之一。公元950年11月，后汉小皇帝刘承佑开始剪除顾命大臣，郭威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抢先率兵清君侧、攻陷开封，在佯请太后择立新君的同时，导演了原版的黄袍加身：
……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帝（郭威） 北征。十二月一日，帝发离京师。四日，至滑州，驻马数日。会湘阴公（太后择立、准备登基的新君）遣使慰劳，诸将受宜之际，相顾不拜，皆窃言曰：“我辈陷京师，各各负罪，若刘氏复立，则无种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时进途。十六日，至澶州（今濮阳南）。是日旭旦，日边有紫气来，当帝之马首。十九日，下令诸军进发。二十日，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第二天，郭威率军返回开封，次年登基称帝，史称后周太祖。
郭威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办法的巨大传染性，去世前连续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传位于养子柴荣（921——959）。柴荣绝非纨绔之辈，是跟随郭威征战多年的高级将领，继位后雄心勃勃表示想要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当然，既然是皇帝，就不可能公开承认是百姓养自己，能够心存“养百姓”，就可谓天良未泯。可惜，只当了五年半。去世前，柴荣也调整了高级将领，提拔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禁军统帅，但仍无济于事。公元960年正月、距离柴荣去世刚刚半年、距离郭威黄袍加身不足十年，就是这个柴荣认为不会出问题的赵匡胤，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了郭威的故事：
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通晓天文、能观天象）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赵匡胤亲信，后官至宋朝枢密副使）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
第二天，赵匡胤率军返回开封，取代幼主柴宗训登基称帝，史称宋太祖。
这两位军爷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自导自演，这一点毫无疑问。
郭威率兵出开封前，已经秘密派人前去截杀太后择立的新君、湘阴公刘赟。
赵匡胤在行动之前，已经秘密派心腹小校潜回开封通知亲信石守信准备策应；在陈桥发生兵变的同时，石守信已经在开封城内率领手下将士“环列待旦”。
具体过程更是几乎毫无二致：
出兵理由一样——契丹入寇；
行动地点一样——驿站；
行动模式一样——兵变；
行动方式一样——黄（旗、衣）加身；
表面态度一样——或“闭门拒之”或“未及对”；
最终结果一样——身不由己登基称帝；
取代对象一样——孤儿寡母，刘承佑年十八，柴宗训年七岁。
包括优待柴氏后人的办法，赵匡胤也是向郭威学来的。
所不同的主要是：郭威的准备不大充分，是临时“裂黄旗以被帝体”；赵匡胤则是“以黄衣加太祖身”；黄衣不是可以随便有、更不是可以随便带在身边的东西，显然准备得更周到一些。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无疑涉嫌盗版，但却不能说是剽窃。他从来没有说过黄袍加身是自己的原创，只是后人选择性的宣传使得他无形之中掠人之美了。
2、黄袍加身的版权最少可以追溯到朱温、李克用
就黄袍加身的核心技术而言，郭威也不是原创，是向他的老上司刘知远（895——948）学来的。
刘知远是石敬瑭（892——942）手下亲信悍将，多次在战场上救过石敬瑭的命。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继位后和辽人翻脸，他则拥兵自重，坐观晋辽大战。直到石重贵被辽人掳去，手下军士向他山呼万岁，仍命左右制止，经郭威等人再三劝进，才勉强登基称帝，但又“自言未忍改晋”，继续使用石敬瑭的国号和年号，四个月后才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高祖。
刘知远则是向老上司石敬瑭学来的。石敬瑭是李嗣源（867——933）的女婿、心腹爱将，号称“竭忠建策兴复功臣”。李嗣源一死，他就把李的儿子、后唐闵帝李从厚关起来，向蓄谋称帝的李从珂邀功。李从珂继位后，他既拥兵自重又韬光养晦，不惜杀掉带头向他山呼万岁的36名手下部将，然后，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岁输帛30万匹、父礼事契丹君主为代价换得辽邦支持，登基称帝，这便是大名鼎鼎、认贼作父的后晋高祖。
石敬瑭又是向他的老上司李嗣源学来的。李嗣源是李克用（856——908）的养子、侍卫长，累功致太尉。李克用的儿子称帝后，派他去镇压兵变。行至兵变城外，他率领的军队也哗变了，并要求他进城和变兵联军。据说，他并无反心，甚至准备独自返回，但又苦于无法向皇帝表明心迹。犹豫之际，石敬瑭进了一言：“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于是，他率领兵变队伍杀回洛阳，在李克用儿子灵前继位，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的老师应该是唐末两大军阀朱温（852——912）、李克用。
朱温本是黄巢义军将领，降唐后拥兵挟持唐昭宗（888——904）。昭宗赐他为“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自明心迹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及戚属是卿再生”。昭宗这已经不仅是惟命是从、不仅是甘当傀儡，而是将朱温和李渊、李世民置于同等地位了。但是，朱温仍然策划了兵变。或是交待不清，或是缺乏先例，反正将领们没有充分领会导演意图，戏演得不好。他们深更半夜闯进皇宫大院，手持刀枪、喧嚣鼓噪、追着赶着杀了皇帝，然后嫁祸于人，杀掉了替死鬼。这几场戏演过后，唯独缺了最关键的一场——黄袍加身一类动作。这就使得朱温很尴尬。他事先躲在外地，只见有人来报杀了皇帝，没有人来黄袍加身，只得大惊失色、自投于地说：“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回到首都，仍然没有人来黄袍加身，且小皇帝已经继位，只得去灵前痛哭流涕，向小皇帝表白自己，然后寻机杀掉了那些等着领赏的兵变将领。
唐朝的最后一批宰相柳璨等人虽然明白朱温的心思，但思想不够解放。他们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于是，按着老版本，一板一眼、又真心实意地为朱温做准备。这好似一个强盗已经把人家的果实强夺到手，又让他演出浇水、施肥等全部生长过程，然后才能吞下去。朱温自然等不及，责问道：“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并认为是有意拖延，便把他们全部杀了。柳璨临刑前自呼其名、仰天长叹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不要以为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真正有理说不清的，可能是秀才当了兵。朱温的祖上世代为儒，父祖两代都以教授为业，是严格意义上的秀才出身。对于秀才，他是全副武装的兵；对于兵，他是满腹经纶的秀才，文来武挡，武来文挡，谁能和他讲清道理呢？是为正式结束了唐皇朝的后梁太祖。
创新不易，朱温虽然演得漏洞百出，惟此才极可能是黄袍加身版兵变的核心技术之原创。
李克用是李嗣源的老上司。这个突厥人、沙陀部首领，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大量的强悍和野性——这一时期，先后发动兵变成为太祖的军爷们大都是他带出来的兵，或是他的兵带出来的兵。但其精明又不亚于司马昭——作为控制唐朝后期社会的两大军阀之一，朱温不称帝他也不称帝，朱温杀了皇帝称了帝他便名正言顺举兵讨伐。父子两人前赴后继灭了后梁，然后儿子登基称帝，但不改国号，以示他们是名正言顺继承唐皇朝的皇统。因此，尽管他儿子称帝的直接方式不是兵变，但一般仍将其列入兵变范围。史家称之为后唐，表示不承认他这个唐朝和原来那个唐朝是一回事。就是因为这两个军阀在斗心计、比耐力，都在等着对方当恶人，唐皇朝才多延续了十余年。黄袍加身版的兵变，本质上就是这种既想吃肉、又不想腥嘴的精明（当地民间俗称吃肉之后嘴唇上沾染的腥味和油腻为腥嘴）。所以，将其看作黄袍加身版兵变的核心技术之又一个原创。
就黄袍加身的核心技术而言，郭威也不是原创，是向他的老上司刘知远（895——948）学来的。
刘知远是石敬瑭（892——942）手下亲信悍将，多次在战场上救过石敬瑭的命。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继位后和辽人翻脸，他则拥兵自重，坐观晋辽大战。直到石重贵被辽人掳去，手下军士向他山呼万岁，仍命左右制止，经郭威等人再三劝进，才勉强登基称帝，但又“自言未忍改晋”，继续使用石敬瑭的国号和年号，四个月后才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高祖。
刘知远则是向老上司石敬瑭学来的。石敬瑭是李嗣源（867——933）的女婿、心腹爱将，号称“竭忠建策兴复功臣”。李嗣源一死，他就把李的儿子、后唐闵帝李从厚关起来，向蓄谋称帝的李从珂邀功。李从珂继位后，他既拥兵自重又韬光养晦，不惜杀掉带头向他山呼万岁的36名手下部将，然后，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岁输帛30万匹、父礼事契丹君主为代价换得辽邦支持，登基称帝，这便是大名鼎鼎、认贼作父的后晋高祖。
石敬瑭又是向他的老上司李嗣源学来的。李嗣源是李克用（856——908）的养子、侍卫长，累功致太尉。李克用的儿子称帝后，派他去镇压兵变。行至兵变城外，他率领的军队也哗变了，并要求他进城和变兵联军。据说，他并无反心，甚至准备独自返回，但又苦于无法向皇帝表明心迹。犹豫之际，石敬瑭进了一言：“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于是，他率领兵变队伍杀回洛阳，在李克用儿子灵前继位，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的老师应该是唐末两大军阀朱温（852——912）、李克用。
朱温本是黄巢义军将领，降唐后拥兵挟持唐昭宗（888——904）。昭宗赐他为“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自明心迹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及戚属是卿再生”。昭宗这已经不仅是惟命是从、不仅是甘当傀儡，而是将朱温和李渊、李世民置于同等地位了。但是，朱温仍然策划了兵变。或是交待不清，或是缺乏先例，反正将领们没有充分领会导演意图，戏演得不好。他们深更半夜闯进皇宫大院，手持刀枪、喧嚣鼓噪、追着赶着杀了皇帝，然后嫁祸于人，杀掉了替死鬼。这几场戏演过后，唯独缺了最关键的一场——黄袍加身一类动作。这就使得朱温很尴尬。他事先躲在外地，只见有人来报杀了皇帝，没有人来黄袍加身，只得大惊失色、自投于地说：“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回到首都，仍然没有人来黄袍加身，且小皇帝已经继位，只得去灵前痛哭流涕，向小皇帝表白自己，然后寻机杀掉了那些等着领赏的兵变将领。
唐朝的最后一批宰相柳璨等人虽然明白朱温的心思，但思想不够解放。他们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于是，按着老版本，一板一眼、又真心实意地为朱温做准备。这好似一个强盗已经把人家的果实强夺到手，又让他演出浇水、施肥等全部生长过程，然后才能吞下去。朱温自然等不及，责问道：“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并认为是有意拖延，便把他们全部杀了。柳璨临刑前自呼其名、仰天长叹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不要以为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真正有理说不清的，可能是秀才当了兵。朱温的祖上世代为儒，父祖两代都以教授为业，是严格意义上的秀才出身。对于秀才，他是全副武装的兵；对于兵，他是满腹经纶的秀才，文来武挡，武来文挡，谁能和他讲清道理呢？是为正式结束了唐皇朝的后梁太祖。
创新不易，朱温虽然演得漏洞百出，惟此才极可能是黄袍加身版兵变的核心技术之原创。
李克用是李嗣源的老上司。这个突厥人、沙陀部首领，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大量的强悍和野性——这一时期，先后发动兵变成为太祖的军爷们大都是他带出来的兵，或是他的兵带出来的兵。但其精明又不亚于司马昭——作为控制唐朝后期社会的两大军阀之一，朱温不称帝他也不称帝，朱温杀了皇帝称了帝他便名正言顺举兵讨伐。父子两人前赴后继灭了后梁，然后儿子登基称帝，但不改国号，以示他们是名正言顺继承唐皇朝的皇统。因此，尽管他儿子称帝的直接方式不是兵变，但一般仍将其列入兵变范围。史家称之为后唐，表示不承认他这个唐朝和原来那个唐朝是一回事。就是因为这两个军阀在斗心计、比耐力，都在等着对方当恶人，唐皇朝才多延续了十余年。黄袍加身版的兵变，本质上就是这种既想吃肉、又不想腥嘴的精明（当地民间俗称吃肉之后嘴唇上沾染的腥味和油腻为腥嘴）。所以，将其看作黄袍加身版兵变的核心技术之又一个原创。
3、黄袍加身版兵变是五代时期通用的朝代更迭方式
为了明白，我们把五代时期朝代更迭情况列表如下：
更迭关系 更迭方式 更迭领袖 更迭领袖在前朝政府身份 新朝存续年
后梁代唐 兵变 朱温 诸道兵马副元帅、 控制朝政 16年
后唐代后梁 兵变 李克用 节度使、割据一方 13年
后晋代后唐 兵变 石敬瑭 节度使、北面马步军都总管 11年
后汉代后晋 兵变+外敌入侵 刘知远 节度使、中书令 3年
后周代汉统一北方 兵变+统一战争 郭威 节度使、枢密使、监国 9年
宋代后周统一全国 兵变+统一战争 赵匡胤 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 319年
文中列表资料均依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五代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是六代。后唐明宗李嗣源率领兵变队伍攻下洛阳、推翻了后唐庄宗李存勗，事实上也是一代。没有在史书上成为一代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功劳太大。后唐推翻后梁，李嗣源居功至伟。李存勗曾经公开表示：“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
二是身为李克用养子。统帅收养手下得力干将是五代的时尚，某种意义上等于是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社会能够接受。
三是名义上没有改朝换代。李嗣源是在李存勗灵前继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不是非法取代。
四是政绩颇为后世肯定。称帝后，大量裁减宫人，只留下“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全部从事皇宫事务管理服务的人员，一共200人。唐朝以来皇宫的奢靡之风，就是从这时开始改变的，直至宋朝都比较节俭。再是实实在在的轻徭薄赋。古代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明文规定的正项赋役。单看明文规定正项赋役，农民负担长期比较稳定，一般不能算高，真正使农民难以承受的在于规定之外、介乎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种种陋规盘剥，也是一种由基层官吏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有些所谓轻徭薄赋，往往绕开这些问题，只是围绕明文规定做些自欺欺人、甚至妄想欺骗后人、欺世盗名的官样文章。李嗣源比较注重解决这类实际问题。
有了前三条，当时社会对李嗣源称帝相对能够接受。有了后一条，后世史家也有意回避，不愿意让这些堪称明君的政绩和兴兵篡位联系起来。从《旧五代史》开始，就淡化了李嗣源也是通过兵变取代前朝这一点。后人看到一个军爷、基本不识字、又出身“蛮夷”，政绩居然直逼汉家帝王，都比较欣赏甚至惊讶，也就没人较真。这也表明，世间自有公道。
总体看，这一期间朝代更迭模式的特点很明显：
更迭方式都是黄袍加身版的兵变；
更迭领袖都是前朝统兵大将；
更迭异常频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记序》中概括为：“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赵匡胤曾经概括为：“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 所谓八姓，除上表中所列六位外，包括被朱温取代的李唐，还有事实上取代了后唐的李嗣源。
新朝存续的时间都很短暂。共存续52年，以五个朝代算平均不到11年，以六个算平均不到9年。宋朝不应计算在内，虽然也是兵变开国，但享国长久恰恰是系统的、成功的对君主制度实施反兵变改造的结果。
这一时期，大家都选择黄袍加身版的兵变来实现朝代更迭，表层原因是传染，深层原因是制度、是这一时期的社会适宜这种方式。
传染，在郭威和赵匡胤之间表现得最明显。后汉乾佑元年（948年），22岁的赵匡胤应募投军来到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元年（951年）补为禁军禁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当郭威950年年底发动兵变的时候，赵匡胤的职务不会比这个更高。这样兵头将尾的小军官，一般不会有独立行动的机会。这也就是说，在澶州兵变的队伍中，在那些“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的军士中，极可能就有年轻的赵匡胤。郭威的行动对于赵匡胤，等于是一堂真实的案例课。所以，赵匡胤后来的兵变，从策划到细节，都是原封不动复制郭威的兵变。
在制度方面，黄袍加身版的兵变，为什么颇为集中地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随后用一个小节专门讨论。
请教高手：文中的附表怎样才能发出来？第三节中原来附有一表，发帖出来后只有文字而没有表格了，密密麻麻一堆，自己看起来也很费劲。这是自己制表不是图片。怎样才能发出来？
谢谢楼上朋友。官吏取代贵族是一大变化，君主们一开始没有经验，文官武将地位都很高。隋唐改革官制制约了文官，这一阶段就显得武将地位很高。到赵匡胤改革兵制又制约了武将，此后文官武将就都只能乖乖给君主当工具了。
4、黄袍加身版兵变并非一无是处
由于直接威胁君主统治，后世对黄袍加身版兵变的评价一直不高，给人的感觉这一军阀割据的大分裂时期仿佛人间地狱一般。其实，这种感觉大多是站在君主那一面看或是受了君主观点的影响，如果全面、客观而论，就不会一无是处。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就不一定是坏事。
就朝代更迭的社会成本而言，黄袍加身版兵变明显较低。此后的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都是大规模朝代更迭战争，成本极高，几乎将前朝的文明成果毁灭殆尽。五代的朝代更迭，前期多多少少也还会打一打，后期干脆一打也不打了，形成了客观上的和平更迭。例如后周带后汉、宋代后周，都是如此。宋皇朝后来迅速崛起、富甲全球，与此应该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权力更迭模式，形成不同的权力更迭成本。权力更迭的成本高低，又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笔者并无意把这些军爷们评为“政治文明先进个人”，也不涉及他们的动机，只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则，这一阶段无论好坏，都也还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就对待老百姓而言，五代的开国君主们，包括历史评价委实不高的朱温在内，大都曾经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农业生产曾经有明显的恢复性增长。而轻徭薄赋，在某些曾经非常权威的历史书上，曾经是开明君主的主要标志。其中的后唐李嗣源统治期间，司马光曾经给予“粗为小康”的评价。意思是说，初步实现了小康、基本实现了小康。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前提下，这是极高的评价。
就历史作用而言，中华民族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就多亏了郭威和赵匡胤。当然，赵匡胤给出的统一理由很特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与此前此后那些叱咤风云的君主们给出的伟大、神圣的理由相比，这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理由，也是一句超级大实话。
就前朝统治者的下场而言，也由五代前期惯性的斩尽杀绝、逐渐改为后期的优待。朱温称帝，把李唐皇室近亲杀光；李嗣源称帝，把李存勗诸子杀光；李从珂继位，又杀尽李嗣源诸子。从后汉开始逐步转向人道，郭威则将后汉皇太后继续尊为太后，赵匡胤则把优待柴氏后人作为三条祖训之一。简单分析这一变化，或许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更迭领袖都只是兵家而非政治家。兵家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许多曾经亲身穿过枪林弹雨、尸山血海的幸存者，老来引以自豪、喜欢向后人念叨的并不是哪一仗杀人最多，恰恰是哪一仗杀人最少，如果有哪一仗没有杀人、或者没有动刀枪，就会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无尚光荣。唯有某些政治家的目光才能超越普通人的生死。例如曾国藩，自诩为“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被当时民间呼为“曾剃头”。这倒不一定是曾国藩生性嗜杀，而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死，所关注的是远大的政治目标。相对于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普通人的生死多也罢、少也罢，都仅仅是供奉在政治目标神主之前的牺牲。曾国藩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兄、为人师友、为人弟子，可能都不错，有的社会角色甚至扮演得相当精彩、令人折服，唯独不能算是善人。自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后，草菅人命的恶魔都可以说成是救人苦难的菩萨了。所幸，五代时还没有曾国藩这样的理论。
二是朝代更迭速度太快。每个朝代都只能存在十年左右，有点像事实上的任期制，如何对待前人就是如何对待自己。所以，赳赳武夫们很快就学会了温情脉脉。制度也罢，惯例也罢，只有在可能适用于制定者的时候才会更人性、更合理、更进步。宋以后历代皇朝的“任期”都太长，长得君主们忘记了自己也会被取代，对前朝统治者就格外冷酷无情。宋、元、明的末代君主，下场都比较惨。而如何对待失败了的对手，也是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测，军爷们轮流负责的五代时期，在政治文明的这一方面比后来历代皇朝或许还要强一些。
黄袍加身版兵变主要的副作用，可能还是欧阳修所说的，“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从现代政治层面看，无非是以另一种方式废除了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实行了特殊的任期制，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极重要的政治进步；所差的只是如何规范化。但在当时，确实不好。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军爷们，弄个太祖当当成了很随便的事情。后汉高祖刘知远有个弟弟叫刘崇、也是手下大将，郭威代汉时派人杀掉的湘阴公刘赟就是他的儿子。两人从此成为世仇。郭威称帝成为后周太祖，刘崇便称帝成为北汉世祖。时间都是961年，郭威正月初五登基，刘崇正月十六登基。郭威在开封，刘崇在太原。考虑到两地的距离、交通条件、通讯手段，几乎就是同时。如此办事效率实在令人佩服。正月登基，二月就开打，在今天山西的临汾、隰县一带打了第一仗。从此，两朝之间的战争没完没了，从后周与北汉之间一直打到宋与北汉之间。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泄私愤，近乎儿戏，又是其政治文明程度不高之处。
黄袍加身版的兵变并非一无是处，黄袍加身版兵变的领袖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有的甚至相当杰出，例如后周太祖郭威。随后，我们就用两个小节说说这个虽然是军爷出身、虽然是通过兵变上台、还是办了不少好事情、还是蛮不错的皇帝。
由于直接威胁君主统治，后世对黄袍加身版兵变的评价一直不高，给人的感觉这一军阀割据的大分裂时期仿佛人间地狱一般。其实，这种感觉大多是站在君主那一面看或是受了君主观点的影响，如果全面、客观而论，就不会一无是处。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就不一定是坏事。
就朝代更迭的社会成本而言，黄袍加身版兵变明显较低。此后的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都是大规模朝代更迭战争，成本极高，几乎将前朝的文明成果毁灭殆尽。五代的朝代更迭，前期多多少少也还会打一打，后期干脆一打也不打了，形成了客观上的和平更迭。例如后周带后汉、宋代后周，都是如此。宋皇朝后来迅速崛起、富甲全球，与此应该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权力更迭模式，形成不同的权力更迭成本。权力更迭的成本高低，又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笔者并无意把这些军爷们评为“政治文明先进个人”，也不涉及他们的动机，只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则，这一阶段无论好坏，都也还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就对待老百姓而言，五代的开国君主们，包括历史评价委实不高的朱温在内，大都曾经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农业生产曾经有明显的恢复性增长。而轻徭薄赋，在某些曾经非常权威的历史书上，曾经是开明君主的主要标志。其中的后唐李嗣源统治期间，司马光曾经给予“粗为小康”的评价。意思是说，初步实现了小康、基本实现了小康。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前提下，这是极高的评价。
就历史作用而言，中华民族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就多亏了郭威和赵匡胤。当然，赵匡胤给出的统一理由很特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与此前此后那些叱咤风云的君主们给出的伟大、神圣的理由相比，这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理由，也是一句超级大实话。
就前朝统治者的下场而言，也由五代前期惯性的斩尽杀绝、逐渐改为后期的优待。朱温称帝，把李唐皇室近亲杀光；李嗣源称帝，把李存勗诸子杀光；李从珂继位，又杀尽李嗣源诸子。从后汉开始逐步转向人道，郭威则将后汉皇太后继续尊为太后，赵匡胤则把优待柴氏后人作为三条祖训之一。简单分析这一变化，或许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更迭领袖都只是兵家而非政治家。兵家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许多曾经亲身穿过枪林弹雨、尸山血海的幸存者，老来引以自豪、喜欢向后人念叨的并不是哪一仗杀人最多，恰恰是哪一仗杀人最少，如果有哪一仗没有杀人、或者没有动刀枪，就会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无尚光荣。唯有某些政治家的目光才能超越普通人的生死。例如曾国藩，自诩为“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被当时民间呼为“曾剃头”。这倒不一定是曾国藩生性嗜杀，而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死，所关注的是远大的政治目标。相对于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普通人的生死多也罢、少也罢，都仅仅是供奉在政治目标神主之前的牺牲。曾国藩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兄、为人师友、为人弟子，可能都不错，有的社会角色甚至扮演得相当精彩、令人折服，唯独不能算是善人。自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后，草菅人命的恶魔都可以说成是救人苦难的菩萨了。所幸，五代时还没有曾国藩这样的理论。
二是朝代更迭速度太快。每个朝代都只能存在十年左右，有点像事实上的任期制，如何对待前人就是如何对待自己。所以，赳赳武夫们很快就学会了温情脉脉。制度也罢，惯例也罢，只有在可能适用于制定者的时候才会更人性、更合理、更进步。宋以后历代皇朝的“任期”都太长，长得君主们忘记了自己也会被取代，对前朝统治者就格外冷酷无情。宋、元、明的末代君主，下场都比较惨。而如何对待失败了的对手，也是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测，军爷们轮流负责的五代时期，在政治文明的这一方面比后来历代皇朝或许还要强一些。
黄袍加身版兵变主要的副作用，可能还是欧阳修所说的，“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从现代政治层面看，无非是以另一种方式废除了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实行了特殊的任期制，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极重要的政治进步；所差的只是如何规范化。但在当时，确实不好。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军爷们，弄个太祖当当成了很随便的事情。后汉高祖刘知远有个弟弟叫刘崇、也是手下大将，郭威代汉时派人杀掉的湘阴公刘赟就是他的儿子。两人从此成为世仇。郭威称帝成为后周太祖，刘崇便称帝成为北汉世祖。时间都是961年，郭威正月初五登基，刘崇正月十六登基。郭威在开封，刘崇在太原。考虑到两地的距离、交通条件、通讯手段，几乎就是同时。如此办事效率实在令人佩服。正月登基，二月就开打，在今天山西的临汾、隰县一带打了第一仗。从此，两朝之间的战争没完没了，从后周与北汉之间一直打到宋与北汉之间。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泄私愤，近乎儿戏，又是其政治文明程度不高之处。
黄袍加身版的兵变并非一无是处，黄袍加身版兵变的领袖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有的甚至相当杰出，例如后周太祖郭威。随后，我们就用两个小节说说这个虽然是军爷出身、虽然是通过兵变上台、还是办了不少好事情、还是蛮不错的皇帝。
《贺后骂殿》一段唱：
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
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
贼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贼好比曹阿瞒一点不差，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贼好比司马师搅乱中华。
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只骂得那贼昏王扭转身躯、
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
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
搬一把金交椅娘且坐下，你叔王不让位再去骂他。
皇位继承与朝代更迭，都是权力运转的核心。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比较关注。
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
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
贼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贼好比曹阿瞒一点不差，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贼好比司马师搅乱中华。
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只骂得那贼昏王扭转身躯、
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
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
搬一把金交椅娘且坐下，你叔王不让位再去骂他。
皇位继承与朝代更迭，都是权力运转的核心。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比较关注。
5、后周太祖郭威父子两代除积弊
后周郭威父子当皇帝，办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事情，其中有这样一件。
郭威即位的当月，曾经下过这样一道诏令：
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取斗余、称耗，旧所进献余物，悉罢之。
斗余、称耗，是官府仓场收缴皇粮国税过程中的陋规。此处的斗和称一样，指的是作为具体计量工具的斗，而不是计量单位，不是通常说的石、斗、升、合的那个斗。农民交粮时，须将自己的粮食倒入官府的斗中，惯例不是斗满即止，必须高出斗平面，粮食能够从斗的边沿自然流下来才行。收粮的小吏、俗称斗子，手持用极坚硬的木料制成、长度超出斗的直径、宽约寸余的专用斗蓋，从斗平面刮过，被刮下来的与此前自然流下来的粮食叫做斗余，也归官府所有。称耗也叫斗耗，是官府为了弥补转运过程中的折损而多收的部分，一般每石粮食加收称耗一斗。
这两种陋规出现的时候，有其合理成分。古代税赋长期收取实物，主要是粮食，粮食本身存在水分、杂质问题，在储存、转运过程中又会有损耗。斗余、称耗，最初就是为了弥补这些损耗。后来，有关衙门和官吏借机渔利，合理和不合理的搅在一起，成为在明文规定之外农民必须交纳的负担。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实际负担，始终比明文规定要高出一块。
其不合理在于，农民的粮食一经作为赋税交付就已经归朝廷所有，损耗自然应该由朝廷负责，哪里还有让农民继续负责的道理呢？但是，朝廷大权在手，虽然已经将粮食收归政府的粮库，可就是不负担保管和转运的损耗，下边小官吏自然不会自掏腰包，就只得向农民加收。这等于朝廷带头在法定税率之外多收了一块，各级衙门上行下效，都要在收粮过程中捞一把，类似名堂就很多。
前边已经谈到，古代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明文规定的正项赋役标准高低，就在于这一类合法与不合法的陈规陋习的盘剥，在于基层官吏手中的这种自由裁量权。从斗的边沿留下来的粮食是多还是少，斗蓋从斗上刮过的时候是高还是低，全凭他们自由裁量，又都连着农民的心头肉。遥想千年，交粮的一个个农民该是如何眼巴巴地盯着斗蓋从斗上刮过，那又哪里是从斗上刮过，实在是从农民的心上刮过。郭威能够把问题解决到这一层次，仅此就值得我们千年之后在这里称道一番。
实践中，仅仅禁止收取斗余、称耗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能够把朝廷的支出减下来。如果支出下不来，斗余、称耗很快就会以其它名堂出现。
郭威更值得称道的在于，同时就命令“旧所进献余物，悉罢之”。就是说，原来朝廷从斗余、称耗中收取的一块不要了。另外，事先就已经下令停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下令将后汉宫中珠宝玉器全部清理出来、当众砸毁，说：“凡为帝王，安用此物！”并诏令有关部门，“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
郭威显然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谁敬献给皇上的，都是老百姓的；想要真正禁止向农民多收，最有效的办法是皇帝自己不多要。这个道理极浅显，但越是浅显的道理越是不容易弄明白、更不容易做到。
所以，史家对郭威即位之初的评价是：“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
认真说来，仅仅把支出减下来也还不行，粮食的损耗这个实际问题还必须解决。后周最后肯定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史书记载，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刚刚继位的柴荣就为此事动了杀伐：
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纳藁（庄稼秸秆）税，场官扰民，多取耗余，赐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上（柴荣）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
这就是说，“多取耗余”已经又成为一个倾向性问题了，柴荣为杀一儆百而从重处理了此人。
此人不是乱收而是多收、不是直接多收而是手下多收，所应该承担的类似今天的领导责任，因此而赐死，直接扰民的场官自然也活不成。柴荣者，说得好听是一代帝王，说得难听只是割据中原的一个军阀，居然因为“场官扰民，多取耗余”而赐死手下大将。这和我们概念中的皇帝、军阀，距离大了点。
后来的实践又证明，如果不解决实际问题，杀一儆百也无济于事。第二年正月，柴荣终于还是从制度入手解决了实际问题，下诏由朝廷承担损耗：
上（柴荣）以漕运自（后）晋、（后）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
兴利不如除弊，是因为根除积弊很难，积弊后面大都是根深蒂固的利益。所谓积重难返，往往是指牵涉的利益太深、太多。历史上，出身寒微的帝王不止一人，但能够从减少皇宫开支、减少朝廷收入入手认真除弊的实在不多。在没有当上皇帝之前这样说说很容易，在真的当上皇帝之后还能够这样做到不容易。例如刘邦、朱元璋、尤其是洪秀全，在这一点上都远远不如郭威父子。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尤其是昨天凌晨就起床回复的琉璃锺网友，如果您和我们在同一时区的话。
对nosmokingyou网友的问题，简短回答如下：
三个模式分别是：
更迭力量主要在政府体制内部生成的内生型；
更迭力量主要在政府体制外部生成的外生型；
更迭力量在政府体制内外同时生成的内外结合型。
这些随后都会讨论到。
眼下正在讨论中的黄袍加身版兵变是内生型的一个版本。
对nosmokingyou网友的问题，简短回答如下：
三个模式分别是：
更迭力量主要在政府体制内部生成的内生型；
更迭力量主要在政府体制外部生成的外生型；
更迭力量在政府体制内外同时生成的内外结合型。
这些随后都会讨论到。
眼下正在讨论中的黄袍加身版兵变是内生型的一个版本。
6、郭威这个皇帝有三件事情难能可贵：不以血还血，不与民争利，瓦棺纸衣入葬
郭威年少时颇为鲁莽。18岁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投军，某日逛街遇到一个卖肉的，好勇斗狠。郭威酒醉，叱责人家肉割得不好，卖肉的拍着肚皮说：“你厉害，你能杀了我？”郭威居然“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 极可能是就手操起人家割肉的刀子把人家杀了，实在是草菅人命。
就这样一个鲁莽汉子，也居然能够把皇帝当得有模有样。有三件事情，都可谓难能可贵。
一，不以血还血。
后汉太祖刘知远临终前，为儿子刘承祐指定了一串顾命大臣，较著名的就有郭威、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王殷、王峻、王章等。这些顾命大臣都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或在外节制一方，或在朝牵制一片。刘承祐实在受不了，便开了刀，先把在朝为官的几个杀了，又派人去杀在外的。郭威当时是以枢密使的头衔任天雄军节度使、节制河北各州军事，便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刘承祐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就把郭威在开封的家属全部杀了，“婴孺无免者”。
对于这样的事情，一般的办法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像伍子胥那样掘墓鞭尸、报仇雪恨。
几天后，郭威率兵攻陷开封，《旧五代史》中只有刘承祐在乱军之中被身边一个叫郭允明的人杀死的记载，而没有其余后汉皇族被杀的记载。郭威进入开封后，命令将刘承祐的棺材迁往太平宫暂放。有人提出：“可以比照西晋对待曹魏小皇帝曹髦的办法，以公爵之礼安葬。”郭威说：“我在战乱颠沛之中，没有能够护卫至尊，以至于此，如果再贬降，世人会把我说成什么东西？”于是决定，随后择日举哀安葬。
登基称帝后，郭威敬奉后汉太后为母亲，上尊号为昭圣皇太后，迁于西宫奉养。当月，后周停朝七日，为后汉小皇帝刘承祐举行隆重安葬仪式。郭威与百僚身穿孝服、往太平宫祭奠，以皇帝仪式安葬。
郭威能够如此，不容易。当然不能排除是做秀，但这样的做秀也是有益于文明进步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最大的问题是：没完没了。例如他把湘荫公刘赟杀了，刘赟一家就坚持不懈和他打到底。这就又带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最严重的问题：斩尽杀绝。
古人很早就看到并提出了这个隐藏在朝代更迭模式背后的问题：冤冤相报何时了？
在这个意义上，凡是能够不以血还血的，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都是在为推动我们这个社会彻底走出丛林而努力。
二，不与民争利。
唐朝末年长期战乱，中原一带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唐朝政府便在中原设立户部直接管理的营田务，将这些土地集中起来，出租给无地百姓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五代历朝都沿袭了这一做法。
郭威称帝后决定，“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将原来出租给农民的耕地、房屋、牛、农具全部送给了佃户，成为佃户自己的产业。
有人建议，可将这些土地出卖给佃户，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郭威不同意，并说：“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在于民，犹在国也。”一个古代帝王，有如此见识，难能可贵。
三，瓦罐纸衣入葬。
郭威重病不起时，给柴荣留下了关于死后丧葬的具体安排：
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市价雇用），不计近远，不得差配（强行役使）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泥土烧制）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
最初在《旧五代史》中看到这样的记载，颇受震撼，不大相信。很久以后，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依然如此记载，则更为震撼。千余年前的中国历史上居然真的有过这样的皇帝！我们的皇帝，在法律上和观念上，是国家的全部土地和编户齐民的合法所有者，居然能够市价雇用人匠、瓦棺纸衣入葬。仅此一点，真令人感叹再三。
郭威这样安排自己的后事，和古代帝王陵墓往往不得安生、经常被人盗掘有关。战乱期间，他曾经目睹李唐皇朝18位君主的陵墓都被人盗掘。但是，帝王陵墓难得安生，地球人都知道。后世帝王陵墓仍然一个比一个奢华，只是增加了保安设施。郭威能这样做，最少是节约了社会资源。且能够想到就近以市价雇佣人匠而不准强行役使，又最少是一个心存百姓的皇帝。
长期以来，不论有意无意，在客观上、我们给予较多关注的大都是那些生前死后都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竭尽奢华、竭为铺张、竭力使自己显得很伟大的君主，而极少关注这样生前死后都自奉节俭、心存百姓的君主。这是为什么呢？或许与以君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有关？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7、五代时期另一个蛮不错的皇帝——长期坚持“保境息民”的南唐前主李昪
对于这一时期朝代更迭的讨论，没有涉及与中原五个朝代大致同时存在的十国。一是约定俗成，一般并不将其列入历代纪元。二是与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十国多数是一朝而亡，无所谓朝代更迭。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南唐前主李昪。
历史上的地方割据政权有些治理得相当不错。一般都是对外选择一个名正言顺的政治制高点、以应对强大的外部势力，对内实行轻徭薄赋、努力发展经济。例如这十国，多数是在后梁取代唐朝之后出现的。他们在政治上共同的制高点是，以反对朱温取代唐朝作为割据理由。以这一点站稳脚步后，大都是埋头发展自己。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南唐。
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出身流浪儿童，为当地割据武装将领收养，在军营中长大，后来成为这支军队的首领、登基称帝，史称南唐前主，也是个太祖。
李昪这个皇帝，自奉很是节俭，常布衣草鞋，且“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其主要特点是长期坚持实行“保境息民”政策。
他对外自称是李唐皇朝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并因此而定国号为唐，以此为政治立足点，以求自保。
对内以政府权力干预压迫剥削的程度。一是“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在那样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中保护了流离失所的百姓免予沦为奴隶。二是“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公允”，给了老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能够遇到这样一个知道控制压迫剥削的程度、并且能够以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压迫剥削程度的皇帝，赋税低、司法平，老百姓就算非常幸运了。
南唐很快就富起来了，朝臣们纷纷要求举兵恢复李唐皇朝的旧疆域、统一全国。李昪的态度是：
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
便是后来军事上对南唐非常有利的时候，他也仍然坚持这一政策不动摇。手下有一立功心切的谋士说他：“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自然没有能成大事，但经过几十年经营，南唐“内外寝兵，耕织岁兹，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百姓过了几十年安生日子、温饱日子。
正是因此，赵匡胤兴兵南唐的时候，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这一类话就很难出口，只能老老实实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长期以来，我们大书特书的大多是那些不惜民生、不惜成本、不惜一切牺牲开疆拓土、“能成大事”的君主，李昪这样能够控制欲望、能够“保境息民”、能够“使彼民安”的君主大都被淡化了。君主也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君主。我们长期关注什么样的君主，君主就会逐步成为什么样的君主。于是，后来的君主无论能不能成大事，大多会以“成大事”为努力目标，真正以“使彼民安” 为目标的极少。如果要在历史领域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最近这两三节有些扯远了。下一小节紧扣主体，讨论黄袍加身版兵变为什么集中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
8、黄袍加身版兵变为什么集中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
黄袍加身版的兵变，五代以前较少，五代以后绝无，颇为集中地出现在隋唐以后、宋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原因何在？
这是一个好问题。从不同层面、用不同道理分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本文从政治技术层面出发，寻找那些和黄袍加身版兵变构成直接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主要有二：一是兵制的变化，二是官制的变化。
先说兵制的变化。
黄袍加身版兵变直接建立在中唐以后长期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之上。长期的军阀割据，又是由于中唐后期逐渐形成的藩镇制度。
北周、隋朝时期，中央政府之下设有总揽数州军事的总管、都督。唐时以边境数州为一镇，授职时朝廷赐予负责官员双旌双节，称为节度使。到中唐时节度使兼领民政，管辖范围内州县官吏都成为其下属，并由边境州县发展到内地，成为一级事实上的、独立性极强的地方政府。《新唐书•兵志》记载：
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
这就是中唐以后中原大地的政治格局。
形成藩镇的原因，或许和唐玄宗、高力士、杨国忠的个人行为多少有些关系，但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兵制的基础——征兵制度——发生了变化。
唐朝原来实行府兵制，特征是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强制征发、自备资粮，包括马匹、甲胄、兵器、服装等。当然不是单纯依靠强制，还有物质刺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的军功爵制，每斩一敌首赐予田宅若干等。
中唐以后，农民日趋广泛的逃避兵役，朝廷不得已改为募兵制。
募兵制接近职业军人制度，特征是公开招募、政府供给资粮、发给饷银。后人所谓当兵吃粮、军官吃空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养兵的客观需要，又直接转变为节度使兼领民政的客观需要。
自带口粮的兵和当兵吃粮、需要向长官领饷银的兵，肯定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士兵的胃被长官管起来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实践反复证明，如果以服从为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人的胃管起来。不仅对人的管理，对各种动物的管理可能都是如此。在此特征基础上形成了募兵制的基本弊病：兵将之间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象图解，就是动物园里、马戏团里那些动物和管理员之间的关系 。那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异常亲密的、令人颇为感动的、动物已经完全丧失独立要求的、管理员可以颐指气使的依附关系。
自秦汉至隋唐，兵制的基础都是自带口粮的兵。兵从自代口粮变为当兵吃粮了，兵制自然就必须随之改变。唐皇朝的执政者们很快就看出了这一弊病，并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由太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多数情况下，太子领兵只是名义，这个办法也就只是自欺。一个皇朝，到了依靠自欺解决问题的地步，那就是混吃等死了。二是朝廷直接优待士卒，执行任务时如超出本行政区域，原来的饷银发给家属，朝廷另外赐酒肉、发双饷，等于给士卒开三份工资。将领们的对策是，寻找借口将部队开出本行政区边界、并长期停驻，坐享朝廷的酒肉、双饷。朝廷的优势在于威信和权力而不是耍小聪明，朝廷和下级比赛小聪明，表明威信和权力都已经失效。纡尊降贵、扬短避长，以小聪明和下级过招，又如何能比得过下级？一个皇朝，到了和下级比赛小聪明的地步，那就是无可奈何了。
直到灭亡，唐朝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对策。所形成的局面是：朝廷因此而愈益不信任将领，将领们也因此而愈益拥兵自保。一旦形成这种局面，个人的自由选择余地其实已经很小，谁当皇帝也不敢相信将领，任何一个将领都必须拥兵自保。这种局面迅速泛滥成为社会弊病，从中唐到五代，大家都一筹莫展。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赵匡胤。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变化的原因是均田制被破坏，朝廷掌握的土地只出不进、或出得多进得少。
均田制被破坏的原因，主要的是各级官吏合法与不合法的大量占田并不可阻挡的推动私有化。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倾向，在当时肯定是进步。中唐实行两税制，就是正式肯定、承认这种倾向。但是，兵制没有及时作相应调整，类似配套改革出了问题。这已经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了，另行讨论。
再说官制的变化。
易中天先生认为汉初的政府类似于责任内阁制。这虽然是历史上没有使用过的概念，但又显然是颇为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概括。这种准责任内阁制不大规范，主要技术缺陷是没有任期限制，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力量易于膨胀。于是，形成许多“四世三公”那样世袭某一官职的官僚世家，长此以往又成为门阀氏族，朝廷同样“力不能制”，最终发展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这次大分裂的本质是官僚垄断割据，亦可称之为文官闹分裂。
南北朝长期分裂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弊病。隋统一全国以后，杨坚快刀斩乱麻，彻底取消原来的宰相负责制，改为三省六部制。这样一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权力大幅度下降，再也没有力量威胁皇权了。
隋实行三省六部制的时候，本就应该考虑权力结构的相对变化，但没有考虑。唐实行募兵制、两税制的时候，更应该考虑，仍然没有考虑。制度关系就是权力结构，制度变化必然影响权力结构。隋唐两朝在调整制度的时候，或是缺乏历史责任感，或是缺乏条件，或是缺乏动力，客观上顾头不顾尾，严重破坏了权力结构的平衡，军爷们地位相对提高，谁也管不了了，只能由他们自己打着玩儿。
隋以后文官地位下降+中唐以后武官地位上升=黄袍加身版的兵变，形成长期军阀割据的大分裂时期，亦可称之为武将闹分裂。
当时有位很能打仗、又读过点书的将领曾经这样概括：“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此前此后，中国社会何曾将天子认作赳赳武夫呢？但这一时期的社会观念，就是如此。反过来，又促进武将地位提高，推动全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后人至今还能在《隋唐演义》一类故事当中感受到浓烈的尚武气息。一个社会，居然能够将天下好汉排出名次！真不寻常。后来的武侠之风，都只是这一时期的余风、余韵、涟漪，是文弱社会中人们心理需求的反射。
反过来，这一变化过程又表明，朝代更迭模式变化的背后是社会制度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一直没有变化、没有进步的观点，最少有可能失之片面、失之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