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严肃论文，每日更新）

与明朝靖难之变相比较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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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变，是明成祖朱棣（生卒1360-1424，在位1403-1424）主动发起、向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的一场内战，在霍光废立之后将近1500年、刘邦废立之后1600余年。这场内战的突出特点是，最终胜负与政治是非、民心向背、军事实力都没有多少关系。
政治是非。君主社会皇位继承的是非标准是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在历代皇帝中最为尊崇，详加解读并严格照办，最初的皇太子是嫡长子朱标，朱标未及继位而死，又册立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政治正确无可挑剔。传说朱元璋的马皇后未曾生育，那就不仅朱标、包括朱棣在内诸嫡子可能都是养子，也就不影响选择朱允炆的正确。朱元璋册立朱允炆后，特“命儒臣辑历代诸王宗室为恶及悖逆者，编次成书，命曰《永鉴录》，颁赐诸王” 。这是给朱氏子孙进一步明确政治是非，反对朱允炆就是犯上作乱。
民心向背。朱允炆成为皇太孙后办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情，“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这件事情有个背景：原本只是提出5条修改意见，朱元璋看了很高兴，他大受鼓舞，又建议进一步修改，并且说，“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认为刑法本是为了辅助教化，凡涉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基本伦常的犯罪，法律都应该把维护基本伦常放在第一位，不能鼓励大义灭亲；基本伦常一旦受到扭曲、损害，就会从基础上扭曲、损害整个社会，比个别犯罪的危害更大。朱元璋看到刚20岁的孙子能够讲出这样一番道理，很高兴，下令按照孙子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大明律诰》。朱元璋一贯主张治乱刑用重典，这显然是为朱允炆打造仁君形象。朱允炆继位后的举措，也确实比较得民心。
军事实力。朱元璋对于君主制度的兵权设置也贡献较大，在赵匡胤兵将分开管理的基础上，又将兵马和钱粮分开管理，既能管兵又能管将、既能管兵马又能管钱粮的只有皇帝一人。临终前，他又明令诸“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应朝廷节制”，将兵权彻底集中在了大孙子手中。朱棣起兵之初就是利用以前影响掌握了燕山护卫800人，否则就真正是孤家寡人了。而朱允炆，是200万明军的最高统帅。
朱棣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起兵前，与和尚智囊姚广孝谈及：
道衍遂密劝燕王起兵。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对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朱棣承认民心向着朱允炆。姚广孝则是强词夺理，传统政治理念中的天道与民心是一回事，但他敢于如此表述，说明民心在他而言已经无足轻重。朱棣于政治、民心、军事都站不住脚，但又最终胜出、成为皇帝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朱棣起兵号称“靖难”，自己心知肚明是造反，战略上也就如同大多数造反者一样，准备以北平为根据地，一城一地扩大地盘，最后打京城、坐江山。起兵前三年，“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而朝廷方面，开始虽然有较大失利，但总体上“分布颇盛，时时告捷”。朱棣的燕军一直没有离开北平周围，形成僵持状态。
最先启发朱棣意识到“靖难”和造反不同的，可能是驻守彰德的明军都督赵清。
燕军进攻彰德，赵清战败。朱棣派人劝赵清归顺。赵清坚守不降，对使者说：“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
赵清这话明面上滴水不漏：燕王你如果到了京城，只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臣下我不敢不去，现在我不敢啊。实际上是说，燕王你还不是皇帝，我不能听你的；反过来等于说，如果你成为皇帝，我自然听你的；言外之意是说，你们叔侄二人争皇位的事情，与我们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多大关系，谁赢了我们就认谁是皇帝；但你要来打我，我作为地方官守土有责，就只能和你打了，最少也得做个打的样子；我不和你真打，是给你面子，但你也不能强迫我投降，那是强人所难。
朱棣由此意识到了自己的重大战略失策——地方官原本不想在他们叔侄之间选边站，而自己长期逐城逐地的争夺反倒把地方官员逼到了侄子一边。
最终促使朱棣认识到战略失策的，是南京皇宫跑出来的宦官。朱元璋对宦官管得比较严，朱允炆受身边一大帮正人君子影响、管得更严，许多被责罚的宦官投靠了朱棣，“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
这就是说，直取南京，战略上正确，战术上可行。朱棣慨然长叹道：“频年用兵，何时已平？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随即决定“俞城不攻，决计趋金陵”。
果然，三年离不开北平，半年打进了南京，其余各地，传檄而定。
得道与否、得民心与否，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无疑是决定因素，但在某一具体阶段的趋势上则不一定。若是，人类政治轨迹就如同北京城里的长安街一样笔直平坦，那也太幸福了。在这一场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中，得道与否，得民心与否，显然没用。政治是非、民心向背当然存在，但在政治上没有表现出来。除双方极少数核心成员之外，各级官员、整个社会都是坐山观虎斗。朱元璋把君主专制推到了极端、推到了和大家无关的程度，大家平时在政治理念上没有干预义务、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干预权力，到了关键时刻谁还愿意管他们家的闲事呢？！你们谁想当谁就当、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百姓管不了、也不想管。
相反，刘邦废立中的西汉朝臣和基层民众为何能够旗帜鲜明表明政治是非？霍光废立中的社会各阶层为何能够坚持不懈表明人心向背？甚至还能如盐铁会议那样公开讨论朝廷的经济政策？因为西汉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都留出了相应的空间。虽然都是君主政治，但能或者不能坚持以民为本，在政治进步、民众参与、社会公平诸方面都不能混为一谈。后世常常将两千年君主社会一概而论为君主专制，显然有问题。
常说历史不能假设，由不得还是想假设一番：
——西汉如果同明朝一样，是刘盈继续当太子、进而当皇帝的可能性大，还是相关大臣掉了脑袋的可能性更大？在霍光废立中，是刘贺被废黜的可能性大，还是霍光作为权臣被灭族的可能性更大？
——明朝如果能同西汉一样，是朱允炆丢失皇位的可能性大，还是朱棣被削藩的可能性更大？后来的满族和中原之间，是通商、和亲的可能性大，还是八旗兵轻易入主中原的可能性更大？
沧海桑田啊！

继续更。随后是第二十八节。

与满清康熙皇帝择立储君相比较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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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择立储君，在霍光废立之后将近1800年、刘邦废立之后1900余年。由于相关文学作品和电视的传播，这一事件近年来知名度颇高，突出特点是：骨肉相残，酿成内乱。
玄烨（生卒1654-1722，在位1662-1722），很想成为一个好皇帝，却将择立储君的事情搞了个一团糟。首先缘于满族有领主参政的传统，大家习惯七嘴八舌。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好皇帝，违背了嫡长子继承制“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春秋公羊传》）的基本准则。
事情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废黜老太子允礽开始。允礽未见得比哪个皇子差，或是当太子时间太长，玄烨对他关注太多、太熟悉了。越是熟悉的人，了解越是全面，缺点也就了解越多，又可能产生直接恩怨，由不得就想换一个缺点少一些、最好是没有缺点的人。这是普通人的通病，玄烨也是个普通人。经过反复折腾，双方距离越来越大、感情越来越疏远，形同水火，想要恢复从前的彼此已经不可能了。玄烨择立储君的全过程，前期是人办事、后期是事办人。
废斥允礽之初，他似乎看好八阿哥允禩。九月初四，公开宣告准备废黜允礽，又明确否定选择大阿哥允禔的可能性，九月初七正式任命“贝勒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 。正值风云骤起时，这最少表示信任。四阿哥胤禛这时也被信任，但只是安排“同允禔看守”被拘押的允礽。程度显然不同。
但允禩在关键时刻没有和皇帝老爹保持高度一致。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奉命查抄太子亲信、内务府总管凌普的家产，可能是手下留情了。玄烨正是脸上无光、内心滴血的时刻，这就像是往老爹伤口上撒盐。玄烨大发雷霆，说“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紧接着就是劈头盖脸的诛心之论，“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其中已经鲜有父子之情了。
废斥允礽的程序完成之后的九月十八日，玄烨动手处分允禩。在最高政治殿堂乾清宫召见诸皇子，正式宣布：“废允礽之时朕已有上谕，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废皇太子后，允禔曾奏称允禩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大宝岂人可妄行窥伺者耶。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已败露。著将允禩锁拏、交与议政处审理。”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就是众所周知的主要“党羽”，此刻索性破釜沉舟当面抗奏。允禵说：“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玄烨“震怒，出所佩刀欲诛允禵。”乾清宫中乱作一团，诸皇子或“跪抱劝止”、或“叩首恳求”，玄烨“怒少解，命诸皇子挞允禵、将允禟、允禵逐出”。
玄烨对允禩的看法就此逆转。期间上谕多有斥责，“八阿哥允禩、向来奸诈”；“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诳众人，希冀为皇太子”；“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故”；并且明确表示“朕惟据理、毅然独行，以定国家大名、正君臣大义耳”，潜台词是将不论父子情分。
十一月十四日，迟迟不能确定新人选的玄烨，“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他心目中的人选可以肯定不是允禩，但佟国维、马齐等重臣联名保奏的正是允禩。老皇帝为维护大局，只得重新推出允礽为太子、并恢复允禩的贝勒爵位，随后又公开追究倡议者，并罢免马齐。
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是从人办事到事办人的转折点。作为皇帝出尔反尔，作为父亲偏三向四。在满族领主政治传统影响下如此行事，引发诸皇子强烈反弹。表面是互相不满，其实都是对皇帝老爹不满。玄烨此后的重点也已经不是择立储君，而是防备儿子们铤而走险。玄烨作为少年天子、千古一帝似已成为定论，但就择立储君的操作水平而言，应该算在一般以下。
六年之后的康熙五十三年，允禩莫名其妙给老爹献上两只将死之鹰，玄烨当即召集诸皇子和允禩算总账。先说允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次说废黜允礽时曾经图谋不轨，“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伊杀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再说推荐储君的原委，“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数载之内，极其郁闷。胤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最后表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
此后，玄烨关注的重点转向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允禵。
皇帝儿子多，区分儿子本能地先看生母。此二人为一母所生，在当爹的看来差不多。玄烨反倒不着急了。只是给二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充分锻炼，积累政治资源。他给远在西北前线的允禵写信，说自己上马不用人扶了，说自己白了的须发又有些发青了，对身体状况充满信心。他当然不会相信万岁，但似也没有想到很快就将告别人世。
这样一来，突然病重的时候，玄烨事实上是、也只能是“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是最早的——雍正元年八月、胤禛自己公布的——雍正上谕中、关于胤禛继位的原始记录之一，应该是较为可信的。而这时的两个重点对象，一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西北前线，一个近在身边，面对诸皇子虎视眈眈的局面，玄烨已经没有选择余地。
便是玄烨生前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以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惯性看，也是胤禛抢班夺权成功的可能较大。而这种局面是根据玄烨的意志、由玄烨自己安排的。也就是说，便是胤禛抢班夺权成功，也是玄烨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没有跳出玄烨的手心，也不违背玄烨的意愿。如果玄烨在与诸子博弈十多年的前提下、临终又让这样最重要的决定失去控制，那也就水平太低了，何谈千古一帝？！
几乎默默无闻的胤禛为何胜出？占有压倒优势的允禩为何失败？
两人努力的重点不同。
允禩努力的重点是朝臣、皇族。其生母地位低下，他从小为人乖巧、长大待人随和，凭借相应口碑获得父皇喜爱，也就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且卓有成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无意之中，他在基本政治判断层面已经输了。浩大的舆论几乎左右了玄烨，他也弄巧成拙。明朝以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基本是皇帝乾纲独断，更何况是玄烨这样一流的皇帝。且玄烨少年继位曾经被人左右，留下了深刻创伤。一念及此，原来正确的、值得表扬的事情就都是别有用心、利用皇帝了。一入此境，任何有利于允禩的舆论都等于陷害。尽管如此，允禩在朝臣和皇族中的威望还是很高。此人在前清皇族中极有才华，相关文艺作品大都是顺着康雍两代皇帝的角度看，换一个角度、反过来一想就会明白。如果在两宋之前、在汉唐，此人真还有可能继承皇位。
胤禛努力的重点是皇帝老爹。他少年时被皇帝老爹评价为“喜怒不定”，成为长期重大心理压力，一直坚持面向老爹、努力改正。康熙四十一年正式央求乃翁，“近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请“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老爹终于同意说，“十余年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记载”。他虽然为这个魔咒式的评语付出了十余年，但也因祸得福，养成了一切面向皇帝老爹的习惯，也就在无意之中把握了高度集权君主专制的要害：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天下、百官、人心都只有和皇帝一致才有效，搞定皇帝就等于搞定一切，否则就一切努力都等于零。如果在两宋之前、在汉唐，此人登上九五之尊的可能应该不大。
胤禛继位成为雍正皇帝后，受制于老爹不能杀戮兄弟的限制，又必须捍卫自己的皇位，只好把杀头之外的手段全部用上，骨肉相残格外冷酷无情，成年的兄弟几乎都未能善终。一场内乱下来，中原的继承制度和满族的继承传统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雍正自己琢磨的秘密立储——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置喙、不能与闻，成为彻底告别了君臣共治的、高度集权君主专制的继承制度。
且将玄烨废立与刘邦废立大略比较如下：
——西汉的皇帝更多的是董事长，满清的皇帝才是皇帝。刘邦废立太子，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认为是朝廷公务，大家都有发言权。玄烨废立太子，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认为是皇帝家事，朝臣在本质上没有发言权。
——西汉的朝臣更多的是股东，满清的朝臣本质是奴才、汉臣地位甚至低于奴才。对股东而言，谁当太子就是谁当下一任“董事长”，自然有发言权，说错了也没事。对奴才而言，谁当太子只是谁当下一任主子、是主子的家事，推举只是皇帝让大家猜心思，猜不准就不该多嘴，猜不准又多嘴就难免被割舌头了。
皇位继承办法是君主政治权力运转体系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全然不同甚至绝然相反，君主政治的早期和后期在政治体制上就很难视为一回事，进而言之，两千年君主社会就也很难一概而论。早期君主政治是君臣共治的、比较温和。

继续。第二十九节。

霍光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政治、改善民生，带领西汉走出危机、走进中兴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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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代理皇帝、执掌皇权19年，主要成就并非废立皇帝而在于以民为本、改善民生。早期君主政治的温和，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也都在于以民为本、改善民生。霍光这一段，对于早期君主政治这一特殊性的形成、延续都比较重要。
霍光在汉武帝刘彻之后代理西汉皇帝19年，对西汉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他动员李陵回归中原的过程中体会到当时社会、西汉朝廷、他自己的看法。
李陵，西汉著名将领。最著名又最遗憾的一战是，公元前99年秋天，为分散匈奴主力、奉命率领5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最后和匈奴单于亲率的8万骑兵鏖战8日，一直保持主动，杀伤匈奴士卒万余人，在返回至边境百余里时，弓箭告罄而援兵不到，战败被俘、投降匈奴。李陵是刘彻的卫队军官出身，事情影响很大。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打抱不平而被处以腐刑，刘彻后来才认识到主要是自己处置失当。
霍光辅政初期，专门派人出使匈奴、动员李陵回归。用以动员的主要内容、亦即霍光捎给李陵的话是，“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
因“大赦”而“安乐”，即他们认为“大赦”之前的西汉不“安乐”。所谓“大赦”，也就不仅是狭义的大赦，也包括或主要是指霍光执政后的全面改弦更张。班固曾经为刘彻惋惜，认为“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说刘彻如果能不改变乃祖乃翁自奉节俭、改善民生的基本政策，完全可能成为远古圣王一般的伟大君主。这表明，班固并不认为刘彻是史上一流君主。更意味着，霍光大赦、改弦更张，就是将刘彻改变了的汉初基本政策再改回来。
改弦更张是刘彻提出的。但他征和四年（前89）六月提出，后元二年（前87）二月就去世了。就这个时间看，他只是提出了改弦更张，推动并实现改弦更张的是霍光。改变一个庞大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绝非易事，从无为而治走向征伐四夷不是一日之功，返回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改弦更张一股脑儿记在刘彻名下，不客观，对霍光不公允；也是后世政治理念发生重要变化的表现——好事情都是皇上英明，坏事情都是臣下愚钝。
西汉改弦更张实质是一次政治改革，且在全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过程基本没有反复，预期目标基本全部达成。突出特点是，当时并没有称之为变法、改制，而是就事论事；后世也少有认为是变法、改制的，也大多是就事论事。笔者所见，明确将改弦更张认定为政治改革的，唯有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汉武帝传记。
霍光改革的主要举措有：
——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昭帝刘弗陵“耕于钩盾弄田”。满朝高官陪着一个远未举行冠礼、只有8岁的孩子亲耕劝农，岂不就像是玩儿？且西汉的皇帝亲耕，并未严格制度化，有的始终没有举行亲耕礼，有的是继位之后的第二年或更迟一些，8岁小皇帝举行亲耕里的前所未有。刚刚接手天下重任的霍光，如何能有这份闲情逸致呢？此举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景动作，而是重新确认改弦更张、思富养民的政策取向并昭告天下。之前决定改弦更张、思富养民的是已经去世的老皇帝刘彻。现在重新确认并昭告天下的是名义上的新皇帝刘弗陵、事实上的新皇帝霍光。
——之后，最重要的举措是，派大臣“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五人持节”，就不是一人持节带领四人，而是五位大臣分别持节；“持节”，是正式代天子出巡；“行郡国”，就不是共同前往一个区域，而是分作五路出巡全国各郡和各封国。朝廷同时派出五位大臣、分别前往全国各地、正式代天子出巡，这是少有的大动作。他们的任务，一是“举贤良”，是将影响一方的在野贤良直接察举为官、纳入体制之中；二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是直接处理平民百姓、甚至是流民的诉求。粗看，虽然声势浩大，但也还是正常巡视。但和刘彻晚年普遍的农民起义联系起来，再和霍光执政后没有派兵镇压而起义很快偃旗息鼓联系起来就能明白，是针对民众普遍脱离朝廷、参加起义的现象而调整社会关系，既是安抚民心又有点后世招安的意思。
——从后元二年到地节二年（前68），霍光执政19年间“赦天下”11次。大赦原本也是每逢皇家大事的应景动作。但如同他告诉李陵“汉已大赦”并非通报应景动作一样，如此频繁的大赦天下也不可能全部是应景动作。究其实质，等于每隔一段时间将地方政府关起来的犯人全部释放一次，也是和平息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不改变基本法律制度的前提下调整社会关系，努力推动社会关系由紧张转向宽松。
——从执政第二年开始，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八月，又诏令“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执政19年间，类似举措最少23次。这原本也是每逢重大灾害的朝廷规定动作。但霍光执政期间并无全国性重大自然灾害记载。这里的“蚕、麦伤”可能是指局部春寒冻伤，秋后决定免收振贷的种子、口粮，又免除今年田租。西汉史上，对如此轻微灾害给予国家救济的，此前没有，此后似只有元帝年间“陨霜伤麦稼，秋罢”一次。霍光这是有意识更深一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深入关注民生。
始元六年（前81）夏天，皇帝诏曰：“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黍粟当今年赋。”这类诏令不止一次。自战国李悝以来，这可能是谷贱伤农第一次进入古代政府议事日程。
“谷贱伤农”，是说粮食增产、粮价下跌、农民利益受损。反过来意味着，改弦更张以来，农业生产已经有效恢复。
这里的赋，应该是指相当于人头税的口赋。汉时粮食税一般称为税、租、田赋；口赋一般称为赋。再则，田赋本就是实物税，这一诏令就没有意义；而口赋一般收钱，粮价太低时农民就得付出更多的粮食。如此，这道诏书才有意义。
在粮价下跌的时候，“以黍粟当今年赋”、改收钱为收粮，是由朝廷承担了相应损失，以避免谷贱伤农，是善政。“谷贱伤农”，属于深层农业问题。史上“谷贱伤农”不少，明诏天下由朝廷承担损失的不多。这可能是我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变相农业补贴。
为何肯定是霍光所为呢？如果这里的赋是指相当于人头税的口赋，那就是皇室主要收入项目；皇帝诏令是公告天下的正式文书，未经代理皇帝同意不可能发出；诏令有明确时效，是“当今年赋”，第二年可能还是照常收钱，符合霍光一贯谨慎的风格。
——推动农业技术重大进步。
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发明、推广了三项新技术：代田法；三脚耧；以曲面铧犁为主的铁犁。这三项技术结合起来，推动了农业技术由缦田耕种到开沟分垄的又一次进步，是我国农业生产从粗放向精细的重要转折点。考古发现居延汉简中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可能当时就已经推广到了内蒙、甘肃一带。效果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两汉石、斛相等，之前单产是1-1.5石，那就是增产了三分之二到一倍。这很吓人。但东汉时一般亩产已经三斛，总的趋势似又可信。或许是咱们对缦田耕种到开沟分垄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朝廷行为。代田法需要和三脚耧、新型铁犁配套使用。三脚耧、新型铁犁的主要部件都是铁制品。铁在当时是高科技产品，是主要兵器原料。西汉明令“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又禁止胡人从事相关贸易，违者处死，可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这种管制，是先进一方避免自身权益受损的必要措施。《汉书》中有“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的记载，是农业部长组织技术工人、在朝廷工场中使用生产兵器的原料制造农具，是严格意义上的铸剑为犁。霍光改制的深入程度、落实程度可能都超出了后世想象。
霍光改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执政19间的稳定发展，甚至也不仅在于西汉走出危机、走进中兴，而是在刘彻之后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回归了汉初无为而治的基本政策。这一期间因而成为重要的政策中继站，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因而成为早期君主政治的长期政策取向，改善民生因而成为早期君主政治的长期执政目标。将以民为本落到实处的政治，必然是温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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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张虔诚 2017-02-18 16: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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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张好！
好久未见。多谢老朋友

@如若不见弥 2017-02-19 21:10:07
只是加了没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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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了。

@浅谈竹君 2017-04-25 21:19:59
楼主大才！佩服！请继续更新！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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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关注。

谢谢武川镇的贺六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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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在飞翔中 时间：2017-05-13 09:26:54
@振古如兹 2017-05-12 15: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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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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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出版时的修改稿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振古如兹讲历史——上发出来了。帖子最初12万字，出版修改稿30万字。从今天开始，每日一小节。欢迎各位新老网友、大神新秀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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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未来，好多老朋友不知都还在不在？

现在返回头来看：
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无疑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
相对于这个题目，最初12万字的帖子显然肤浅。
便是修改出版的30万字的稿子，也委实算不上深刻。
有点糟蹋了好题目的感觉。

@给盛世开良方 2019-07-04 12:23:29
昨日得楼主大作，才知楼主乃体制中人。在延安……精神指导下，写出此等文字，勇气可嘉，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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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委实抱歉，谨致迟到的感谢。
好长时间没有过来，您的帖子已经一年多了，不知您是否还能看到，但愿心到神知。
您看到的是纸板的吧？书店中早就没有了。您从哪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