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严肃论文，每日更新）
辅政大臣不是什么好工作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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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元二年（前87）二月，霍光刚刚成为代理皇帝的某天夜里，长安城中、未央宫里、承明殿内出了点事：
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这件事情的看点并不在霍光的处置，而在尚符玺郎的误解。
霍光的本意是深更半夜、惊慌失措、担心皇帝符玺有失，打算以代理皇帝之尊暂时亲自保管——潜意识中把这当做了自己的第一责任。尚符玺郎显然是担心他借机据为己有、图谋不轨，不惜按剑相对、准备以生命为代价誓死捍卫——潜意识中将他视为头号警惕对象。如果面对的是皇帝，无论是刚刚死去的老皇帝、汉武帝刘彻，还是刚刚继位的小皇帝、汉昭帝刘弗陵，尚符玺郎一定是、且只能是恭恭敬敬奉上符玺，因为那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面对辅政大臣就不同了，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东西。
这就是辅政大臣这个岗位的基本尴尬。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又可谓责权利不一致——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并非皇帝又名正言顺掌握皇权，客观上具备夺权篡国的方便。如果他久占为业如何是好？所以，大家名正言顺怀疑辅政大臣的动机，尚符玺郎只是其中代表。中华文化中任用官员的前提是：假设官员都是饱读诗书、忠君爱民、经过层层筛选的正人君子、都是好人；唯独对辅政大臣不同，心照不宣都假设为可能夺权篡国的奸臣、都可能是坏蛋。且不论这个前提成立与否，这对于辅政大臣显然不公道，辅政大臣也就实在不是什么好工作。两汉至两宋的都还算勉强，真正日子难过的是随后的辅政大臣。
这是君主政治本能的自我保护。皇帝太小，不用辅政大臣影响朝政运转；用了，又担心借机夺权篡国。但皇权本身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借助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尚符玺郎的举动就是比较典型的舆论监督、群众监督。
霍光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层，后来才恍然大悟：当下是“甚谊之”，高调肯定尚符玺郎按剑相对自己的行为，说非常适宜、完全正确；第二天又奖励两级工资。这是自明心迹、欢迎监督；表面看是自觉，其实是监督的结果。这便是辅政大臣的特殊政治环境。
历代皇朝重要的辅政大臣执政有13次，大略比较一番可以看得更明白。
历代皇朝主要辅政大臣基本情况
朝代及姓名 辅政根据及时长 主要业绩 结局
西汉；霍光等5人。 汉武帝刘彻遗诏；辅政19年。 霍光击败主要辅政伙伴而稳定执政，对外停止征伐四夷，对内回归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成为昭宣中兴的主要缔造者。 在任病故，生前死后都评价较高，成为辅政大臣楷模。
西汉；史高等3人。 汉宣帝刘病己遗诏；6年。 史高和宦官联手处死辅政伙伴萧望之等人，自己稳定执政，但无甚成就、“充位而已”。 以天下大旱引咎辞职，正常死亡。
西汉；王莽。 太皇太后王政君诏命；8年。 由辅政而创建新朝，自立为帝；发动全面改制，遭到全社会各阶层民众反对。 被起义民众肢解。
曹魏；曹爽、司马懿。 魏明帝曹睿遗诏；10年。 前期曹爽专权，后期司马懿专权并为西晋代魏奠定基础。 曹爽被处死并灭三族，司马懿正常死亡。
西晋；杨骏等2人。 篡改晋武帝司马炎遗诏；1年。 介于篡权与辅政之间，排斥辅政伙伴而独揽大权，被司马氏亲王起义推翻。 处死并灭三族。
东晋；庾亮、王导等7人。 晋明帝司马绍遗诏；5年。 庾亮集权引发叛乱，丧失主政地位；后王导主政，联合政权已被破坏，转向世家轮流执政。 二人均正常死亡。
刘宋；徐羡之等4人。 宋武帝刘裕遗诏；3年 废黜并杀死少帝刘义符、亲王刘义真，迎立刘裕三子刘义隆继位。 被刘义隆逐一处死。
西魏；宇文护。 西魏实际控制人宇文泰遗命；6年。 杀死三帝又择立三帝，正式创建北周，失败于他择立的最后一帝、堂弟宇文邕。 被宇文邕亲手击杀。
北周；杨坚。 近臣矫诏；1年。 以隋代周，自立为帝。 被次子杨广刺杀。
唐朝；长孙无忌、诸遂良。 唐太宗李世民遗诏；6年。 前期成功辅政延续贞观之治，后期因废立皇后和高宗李治发生激烈冲突，丧失辅政地位。 均被贬黜至死。
明朝；张居正等3人。 隆庆皇帝朱载垕遗诏；10年。 张居正轻松战胜辅政伙伴独掌朝政，成为事实上的代理皇帝，成功推行万历新政、挽救大明皇朝。 死后10个月被万历皇帝朱翊钧追夺一切官职、抄家。
清朝；鳌拜等4人。 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特命；8年。 鳌拜战胜辅政伙伴独掌朝政，恢复经济、整顿吏治，为稳定清初统治贡献较大；对满清忠心耿耿，只是对小皇帝不够恭敬。 被小皇帝玄烨捉拿问罪，革职拘禁至死。
清朝；肃顺等8人。 咸丰皇帝奕詝遗命；2月有余。 这个辅政集团即咸丰朝执政集团，已经开始重用汉臣努力挽救满清危亡，但对内部斗争警觉不够，败于叔嫂政变。 肃顺等主要成员被处死。
必要说明：
——列入此表的只是主要辅政大臣而不是全部。全部，就太多。
——接近责任内阁的宰相不包括。例如：萧何、曹参等西汉诸相，桓温、谢安等东晋中后期各执政，韩琦等两宋诸相。他们的法定权力本就相当于辅政，属于君臣共治中的正常相权，不是辅政、也无辅政名义。
——合法授权而不能是非法攫取皇权。例如东汉梁翼、董卓及中唐、明朝的宦官辅政，均不包括。
——辅政而非摄政。例如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般也不认为是辅政。
——身份不甚明确的没有包括。例如明朝的杨士奇，虽为首辅，但对朝政影响已经不及太监王振。再如明朝的杨廷和，只有三十余天，且没有辅政名义，实际是没有名义的临时代理皇帝。
大略分析：
——自古至今都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说皇帝这个岗位的技术要求特殊，只能配置一人；两人就会打架。其实，只有皇帝自己在位才讲这个道理，作为集中权力的理论根据；选择辅政大臣时就不讲了，反而故意配置多人，努力分散权力。这是老皇帝无师自通，防止辅政大臣夺权篡国的基本措施。但凡选择为辅政，一定是老皇帝的亲信，但又绝不轻信。除王政君糊涂、宇文泰轻信、北周近臣本就是推荐新朝皇帝之外，其余10次全部是配置若干名，其中，2人的只有曹魏等3次，其余均在3人以上，最多的是咸丰皇帝奕詝，配置8人。这是分析君主政治的专权与分权应该注意的现象。
——从辅政大臣的结局看，两千年君主社会以南北朝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无论辅政成效如何，之前8人中，5人寿终正寝，占62.5%；之后8人中，7人不得善终，占87.5%，唯一能算善终的张居正又死后身败名裂。这不是个人素质问题，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一皇帝个人的善恶。
——辅政大臣的政治选择余地也以南北朝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之前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如霍光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也可以如史高不管不顾、混日子，更可以如王莽改朝换代，又可以如王导将君主皇朝建设成为世家联合政权。更为突出的是，借助辅政而改朝换代、自立为帝的，都在此之前；此后都只能忠心耿耿打理朝政，然后或慷慨赴死或身败名裂。这应该也不是个人素质问题，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一皇帝个人的善恶。
如此明显的不同，再与前文论及的历代皇朝君主结局变化联系起来看，应该可以视为早期君主政治特殊性的重要佐证。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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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元二年（前87）二月，霍光刚刚成为代理皇帝的某天夜里，长安城中、未央宫里、承明殿内出了点事：
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这件事情的看点并不在霍光的处置，而在尚符玺郎的误解。
霍光的本意是深更半夜、惊慌失措、担心皇帝符玺有失，打算以代理皇帝之尊暂时亲自保管——潜意识中把这当做了自己的第一责任。尚符玺郎显然是担心他借机据为己有、图谋不轨，不惜按剑相对、准备以生命为代价誓死捍卫——潜意识中将他视为头号警惕对象。如果面对的是皇帝，无论是刚刚死去的老皇帝、汉武帝刘彻，还是刚刚继位的小皇帝、汉昭帝刘弗陵，尚符玺郎一定是、且只能是恭恭敬敬奉上符玺，因为那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面对辅政大臣就不同了，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东西。
这就是辅政大臣这个岗位的基本尴尬。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又可谓责权利不一致——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并非皇帝又名正言顺掌握皇权，客观上具备夺权篡国的方便。如果他久占为业如何是好？所以，大家名正言顺怀疑辅政大臣的动机，尚符玺郎只是其中代表。中华文化中任用官员的前提是：假设官员都是饱读诗书、忠君爱民、经过层层筛选的正人君子、都是好人；唯独对辅政大臣不同，心照不宣都假设为可能夺权篡国的奸臣、都可能是坏蛋。且不论这个前提成立与否，这对于辅政大臣显然不公道，辅政大臣也就实在不是什么好工作。两汉至两宋的都还算勉强，真正日子难过的是随后的辅政大臣。
这是君主政治本能的自我保护。皇帝太小，不用辅政大臣影响朝政运转；用了，又担心借机夺权篡国。但皇权本身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借助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尚符玺郎的举动就是比较典型的舆论监督、群众监督。
霍光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层，后来才恍然大悟：当下是“甚谊之”，高调肯定尚符玺郎按剑相对自己的行为，说非常适宜、完全正确；第二天又奖励两级工资。这是自明心迹、欢迎监督；表面看是自觉，其实是监督的结果。这便是辅政大臣的特殊政治环境。
历代皇朝重要的辅政大臣执政有13次，大略比较一番可以看得更明白。
历代皇朝主要辅政大臣基本情况
朝代及姓名 辅政根据及时长 主要业绩 结局
西汉；霍光等5人。 汉武帝刘彻遗诏；辅政19年。 霍光击败主要辅政伙伴而稳定执政，对外停止征伐四夷，对内回归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成为昭宣中兴的主要缔造者。 在任病故，生前死后都评价较高，成为辅政大臣楷模。
西汉；史高等3人。 汉宣帝刘病己遗诏；6年。 史高和宦官联手处死辅政伙伴萧望之等人，自己稳定执政，但无甚成就、“充位而已”。 以天下大旱引咎辞职，正常死亡。
西汉；王莽。 太皇太后王政君诏命；8年。 由辅政而创建新朝，自立为帝；发动全面改制，遭到全社会各阶层民众反对。 被起义民众肢解。
曹魏；曹爽、司马懿。 魏明帝曹睿遗诏；10年。 前期曹爽专权，后期司马懿专权并为西晋代魏奠定基础。 曹爽被处死并灭三族，司马懿正常死亡。
西晋；杨骏等2人。 篡改晋武帝司马炎遗诏；1年。 介于篡权与辅政之间，排斥辅政伙伴而独揽大权，被司马氏亲王起义推翻。 处死并灭三族。
东晋；庾亮、王导等7人。 晋明帝司马绍遗诏；5年。 庾亮集权引发叛乱，丧失主政地位；后王导主政，联合政权已被破坏，转向世家轮流执政。 二人均正常死亡。
刘宋；徐羡之等4人。 宋武帝刘裕遗诏；3年 废黜并杀死少帝刘义符、亲王刘义真，迎立刘裕三子刘义隆继位。 被刘义隆逐一处死。
西魏；宇文护。 西魏实际控制人宇文泰遗命；6年。 杀死三帝又择立三帝，正式创建北周，失败于他择立的最后一帝、堂弟宇文邕。 被宇文邕亲手击杀。
北周；杨坚。 近臣矫诏；1年。 以隋代周，自立为帝。 被次子杨广刺杀。
唐朝；长孙无忌、诸遂良。 唐太宗李世民遗诏；6年。 前期成功辅政延续贞观之治，后期因废立皇后和高宗李治发生激烈冲突，丧失辅政地位。 均被贬黜至死。
明朝；张居正等3人。 隆庆皇帝朱载垕遗诏；10年。 张居正轻松战胜辅政伙伴独掌朝政，成为事实上的代理皇帝，成功推行万历新政、挽救大明皇朝。 死后10个月被万历皇帝朱翊钧追夺一切官职、抄家。
清朝；鳌拜等4人。 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特命；8年。 鳌拜战胜辅政伙伴独掌朝政，恢复经济、整顿吏治，为稳定清初统治贡献较大；对满清忠心耿耿，只是对小皇帝不够恭敬。 被小皇帝玄烨捉拿问罪，革职拘禁至死。
清朝；肃顺等8人。 咸丰皇帝奕詝遗命；2月有余。 这个辅政集团即咸丰朝执政集团，已经开始重用汉臣努力挽救满清危亡，但对内部斗争警觉不够，败于叔嫂政变。 肃顺等主要成员被处死。
必要说明：
——列入此表的只是主要辅政大臣而不是全部。全部，就太多。
——接近责任内阁的宰相不包括。例如：萧何、曹参等西汉诸相，桓温、谢安等东晋中后期各执政，韩琦等两宋诸相。他们的法定权力本就相当于辅政，属于君臣共治中的正常相权，不是辅政、也无辅政名义。
——合法授权而不能是非法攫取皇权。例如东汉梁翼、董卓及中唐、明朝的宦官辅政，均不包括。
——辅政而非摄政。例如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般也不认为是辅政。
——身份不甚明确的没有包括。例如明朝的杨士奇，虽为首辅，但对朝政影响已经不及太监王振。再如明朝的杨廷和，只有三十余天，且没有辅政名义，实际是没有名义的临时代理皇帝。
大略分析：
——自古至今都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说皇帝这个岗位的技术要求特殊，只能配置一人；两人就会打架。其实，只有皇帝自己在位才讲这个道理，作为集中权力的理论根据；选择辅政大臣时就不讲了，反而故意配置多人，努力分散权力。这是老皇帝无师自通，防止辅政大臣夺权篡国的基本措施。但凡选择为辅政，一定是老皇帝的亲信，但又绝不轻信。除王政君糊涂、宇文泰轻信、北周近臣本就是推荐新朝皇帝之外，其余10次全部是配置若干名，其中，2人的只有曹魏等3次，其余均在3人以上，最多的是咸丰皇帝奕詝，配置8人。这是分析君主政治的专权与分权应该注意的现象。
——从辅政大臣的结局看，两千年君主社会以南北朝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无论辅政成效如何，之前8人中，5人寿终正寝，占62.5%；之后8人中，7人不得善终，占87.5%，唯一能算善终的张居正又死后身败名裂。这不是个人素质问题，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一皇帝个人的善恶。
——辅政大臣的政治选择余地也以南北朝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之前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如霍光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也可以如史高不管不顾、混日子，更可以如王莽改朝换代，又可以如王导将君主皇朝建设成为世家联合政权。更为突出的是，借助辅政而改朝换代、自立为帝的，都在此之前；此后都只能忠心耿耿打理朝政，然后或慷慨赴死或身败名裂。这应该也不是个人素质问题，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一皇帝个人的善恶。
如此明显的不同，再与前文论及的历代皇朝君主结局变化联系起来看，应该可以视为早期君主政治特殊性的重要佐证。
第一任辅政大臣与宰相制度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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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君主社会历史上第一任辅政大臣。后元二年（前87）二月十三日受汉武帝刘彻遗诏，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秉政，领尚书事”，以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焉”，辅助8岁继位的西汉第七任皇帝、汉昭帝刘弗陵。这是《汉书·昭帝纪》的权威记载。《霍光传》中增加了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田千秋传》中又有“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其中不同，缘于传统的宰相制度。
宰相制度，是早期君主政治体制中比较重要的中国特色。主要是宰相相对独立于皇帝、相府相对独立于皇宫，是两套机构、两套人马。在国家治理机制中，相府才是朝廷、政府，皇宫只是皇帝个人居住、办公的地方，其中机构都只是为皇帝个人服务的。朝廷的日常决策、行政权力都在宰相，皇帝的主要权力是选择公卿一级高管，有点像后世的董事长。皇帝的日常工作只是五日一临朝，且一般情况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一般不能否决宰相决定，这也有点像董事长。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基本如此，宰相的名声都比较大，中国历史天空中第一批璀璨的星辰也就宰相居多。秦皇朝尝试君主集权失败，西汉又回归宰相体制，又出现了一批照耀历史天空的巨星宰相。直到两宋时，司马光引经据典定义皇帝职责，仍然认为，“人君之职，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赏，二也；审罪而刑罚，三也”（《续资治通鉴》）。这种体制，是早期君主政治中君臣共治的主要体现，类似外国概念中的内阁制。
刘彻（生卒前156-前87，在位前141-前87），西汉第六任皇帝。继位之初，很想有所作为。但所有的皇权、包括兵符都掌握在他奶奶窦太后手中。老太太对孙子很好，又绝不放纵。他也不敢挑战，便只能向下动脑筋，把宰相的日常决策权逐渐收入皇宫，成为秦始皇嬴政之后又一位专制集权君主。但相府还是完整独立的行政机构。这可能是史上较早的决策与行政两权分立。形成中外朝、内外朝的体制，无疑是集权，但还承认相权的独立性，和后来的集权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不是一回事。
这样一来，称霍光为辅政大臣就不准确了。霍光辅助的不是政府而是皇帝，所以是代理皇帝。真正受遗诏、辅助少主、代理皇帝的只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是他的副手。御史大夫原本也是皇帝使臣，后来作为监察机构首脑独立开府建牙，也算副手。丞相仍然是相对独立于皇帝系统的，只是享有辅政大臣的名义。《汉书·田千秋传》中有这样一段：
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
这是说二人都自觉按照皇帝决策、宰相行政的老规矩办事，互相尊重、互不干预。霍光有时客气两句，田千秋说代理皇帝的是你，你自己小心就是。这又意味着，刘彻的集权不仅不同于后世、又只是西汉历史上的一段插曲。
从公元前87年刘彻去世至前68年霍光去世，汉朝的皇帝其实是霍光在当。后世取消丞相、皇帝高度集权，遇到未成年皇帝继位时，就将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分开，一般由皇太后代理国家元首，另外任命大臣代理行政首脑。这样仅仅代理行政首脑的大臣才是辅政大臣。此中区别，说明就算。约定俗成，还是称之为辅政大臣。
霍光辅政，包括长期辅助刘弗陵、择立刘贺、废黜刘贺，又择立汉宣帝刘病己四个阶段。其中任何一段都足以震动天下、或贻羞万年或遗臭万年或名垂千古，而霍光这个普通人居然全部平稳成功。
刘彻留下的西汉陷入了严重危机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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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看刘彻，屈指可数又不容置疑的伟大君主。当时看，更多的是刚刚富起来的人家遇了个败家子。试想，他爷爷汉文帝想在皇宫里新建一处露台、又为避免增加百姓负担而作罢，他自己却在长安城外搞了一处占地方圆数百里的皇家园林。汉文帝如果从霸陵醒来，能不举着拐杖打他的屁股？！且如果知道后世对他孙子的评价，一定会仰天长叹，这群龟孙子，真他妈不识好歹！
刘彻长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凭借的是祖上三代60余年无为而治的辛苦积攒。很快消耗殆尽，就想各种办法大肆搜刮民财，其中对老百姓最要命、又几乎断送了西汉皇朝的就是算缗、告缗。
算缗是征收财产税。分五类：一是现金税，每千钱算二十钱，税率2%；二是商业财产税，每两千钱算一百二十钱，税率6%；三是手工业财产税，每四千钱算一百二十钱，税率3%；四是专门对民间乘用车的财产税，商贾每辆税二百四十钱，农户每辆税一百二十钱，乡村干部和戌卫北边的骑士比照农户对待；五是对登记为市籍又占有农田的商贾，一律没收土地、奴婢及所有财产。
告缗是为了征收财产税而专门制订的鼓励举报的办法。朝廷要求自觉申报财产数量，同时鼓励检举揭发申报不实。对隐匿财产或申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处没收财产。没收财产的一半用于奖励举报者。
对于刘彻征收财产税，近现代多解读为仅仅针对工商业者。但马端临明确认为“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告矣”（《文献统考·征榷考》）。且算缗始于汉初，最初的规定是家庭财产每万钱缴一算（一百二十钱），“凡民一算，商贾独倍”，是针对所有有产民户，但对工商业者加倍。刘彻是鉴于财政紧张而提高税率、严格征收财产税，如果改为仅仅针对工商业者，等于对大量非工商户减免财产税，这似不可能。近现代解读错误大都是为了证明刘彻重农抑商。其实他并不歧视商贾，只是对有钱人不支持朝廷打仗极为不满。随后会说到。
如此征收财产税，等于朝廷公开鼓动穷人告富人，且很难避免借机诬告。实行的结果是，很快就“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派酷吏“杜周治之，狱少反者”，还很少发现状告不实的。于是，朝廷加强力量，“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最终的结果是：“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当时全国总户数应该不超一千万、总人口应该不超五千万，朝廷从民间罚没的财物户均百钱以上、罚没奴婢达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除朝代更迭之外，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朝廷和民众之间的财产关系大转移。
如此折腾，在社会底层、高端、皇帝身边都引发剧烈动荡。
社会底层出现了不亚于秦末的大起义。“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导致“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在社会高端，太子刘据提出不同意见，又引发父子大战。刘彻又赐死卫皇后、逼死刘据。随即明白把老婆、儿子冤枉了，又回过头来处死了一批认真执行他的命令和太子一党积极作战的官员。
在皇帝身边，有些官员担心小命难保，便孤注一掷刺杀刘彻。最严重的是侍中仆射马何罗兄弟矫诏“发兵”行刺。幸亏金日磾警觉，只身擒获已经潜入刘彻寝殿的马何罗，霍光和上官桀又擒获在殿外接应的马通等人，刘彻才算躲过一劫。
这最后一件事情对英雄一世又垂垂老矣的刘彻好似最后一根稻草。马何罗为皇帝近侍，马通是曾经率汉军出征匈奴的高级将领，还有位列九卿、职在禁卫的卫尉溃等人参与其中，是一帮真正的近侍、重臣。老皇帝应该是有意低调处置了，具体情况，例如马何罗如何矫诏、马通“发兵”多少，均未见史料记载；参与平定者也没有论功行赏，甚至没有登记归档，对外可能一直严格保密，直到临终才留下密封遗诏，确认金日磾等三人功劳并赐封侯爵，又要求必须等他死后才能打开诏书、遵照办理。老皇帝应该是感觉到了西汉朝廷已经岌岌可危，竭力避免任何人意识到这一点。
但刘彻政治头脑极为清醒，又敢作敢当，立即改弦更张。征和四年（前89），公开表示：“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明确要求“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随即任命田千秋为丞相、赐爵富民侯，等于公开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政绩。就此而言，刘彻虽然集权，但不算专制。
刘彻虽然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最后又为继承者卸下了紧箍咒，霍光因此“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王船山：《读通鉴论》）。不像有些老皇帝，留下个烂摊子，还留下个紧箍咒，继承者非有所更张不能收拾烂摊子，有所更张就得面对紧箍咒，左右为难，最后往往不得不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前任及其紧箍咒，搞的大家都不好做人。
皇帝都是肉眼凡胎的普通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不能自神自圣、自以为不会犯错误，更不能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而把天下的道理重讲一通、颠倒天下是非、混淆天下视听、搞乱全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文化水平较低、又缺乏独立思维习惯的社会条件下，那就是对国家、民族极端不负责任。在真真假假的千古一帝行列中，刘彻是唯一一个认识到错误、又能公开承认错误、并且开始改正错误的，这是他真正伟大之处。
但西汉毕竟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非改弦更张不能挽救危局，改弦更张就可能危及政权稳定，霍光辅政就是在这之间走钢丝。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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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看刘彻，屈指可数又不容置疑的伟大君主。当时看，更多的是刚刚富起来的人家遇了个败家子。试想，他爷爷汉文帝想在皇宫里新建一处露台、又为避免增加百姓负担而作罢，他自己却在长安城外搞了一处占地方圆数百里的皇家园林。汉文帝如果从霸陵醒来，能不举着拐杖打他的屁股？！且如果知道后世对他孙子的评价，一定会仰天长叹，这群龟孙子，真他妈不识好歹！
刘彻长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凭借的是祖上三代60余年无为而治的辛苦积攒。很快消耗殆尽，就想各种办法大肆搜刮民财，其中对老百姓最要命、又几乎断送了西汉皇朝的就是算缗、告缗。
算缗是征收财产税。分五类：一是现金税，每千钱算二十钱，税率2%；二是商业财产税，每两千钱算一百二十钱，税率6%；三是手工业财产税，每四千钱算一百二十钱，税率3%；四是专门对民间乘用车的财产税，商贾每辆税二百四十钱，农户每辆税一百二十钱，乡村干部和戌卫北边的骑士比照农户对待；五是对登记为市籍又占有农田的商贾，一律没收土地、奴婢及所有财产。
告缗是为了征收财产税而专门制订的鼓励举报的办法。朝廷要求自觉申报财产数量，同时鼓励检举揭发申报不实。对隐匿财产或申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处没收财产。没收财产的一半用于奖励举报者。
对于刘彻征收财产税，近现代多解读为仅仅针对工商业者。但马端临明确认为“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告矣”（《文献统考·征榷考》）。且算缗始于汉初，最初的规定是家庭财产每万钱缴一算（一百二十钱），“凡民一算，商贾独倍”，是针对所有有产民户，但对工商业者加倍。刘彻是鉴于财政紧张而提高税率、严格征收财产税，如果改为仅仅针对工商业者，等于对大量非工商户减免财产税，这似不可能。近现代解读错误大都是为了证明刘彻重农抑商。其实他并不歧视商贾，只是对有钱人不支持朝廷打仗极为不满。随后会说到。
如此征收财产税，等于朝廷公开鼓动穷人告富人，且很难避免借机诬告。实行的结果是，很快就“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派酷吏“杜周治之，狱少反者”，还很少发现状告不实的。于是，朝廷加强力量，“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最终的结果是：“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当时全国总户数应该不超一千万、总人口应该不超五千万，朝廷从民间罚没的财物户均百钱以上、罚没奴婢达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除朝代更迭之外，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朝廷和民众之间的财产关系大转移。
如此折腾，在社会底层、高端、皇帝身边都引发剧烈动荡。
社会底层出现了不亚于秦末的大起义。“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导致“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在社会高端，太子刘据提出不同意见，又引发父子大战。刘彻又赐死卫皇后、逼死刘据。随即明白把老婆、儿子冤枉了，又回过头来处死了一批认真执行他的命令和太子一党积极作战的官员。
在皇帝身边，有些官员担心小命难保，便孤注一掷刺杀刘彻。最严重的是侍中仆射马何罗兄弟矫诏“发兵”行刺。幸亏金日磾警觉，只身擒获已经潜入刘彻寝殿的马何罗，霍光和上官桀又擒获在殿外接应的马通等人，刘彻才算躲过一劫。
这最后一件事情对英雄一世又垂垂老矣的刘彻好似最后一根稻草。马何罗为皇帝近侍，马通是曾经率汉军出征匈奴的高级将领，还有位列九卿、职在禁卫的卫尉溃等人参与其中，是一帮真正的近侍、重臣。老皇帝应该是有意低调处置了，具体情况，例如马何罗如何矫诏、马通“发兵”多少，均未见史料记载；参与平定者也没有论功行赏，甚至没有登记归档，对外可能一直严格保密，直到临终才留下密封遗诏，确认金日磾等三人功劳并赐封侯爵，又要求必须等他死后才能打开诏书、遵照办理。老皇帝应该是感觉到了西汉朝廷已经岌岌可危，竭力避免任何人意识到这一点。
但刘彻政治头脑极为清醒，又敢作敢当，立即改弦更张。征和四年（前89），公开表示：“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明确要求“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随即任命田千秋为丞相、赐爵富民侯，等于公开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政绩。就此而言，刘彻虽然集权，但不算专制。
刘彻虽然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最后又为继承者卸下了紧箍咒，霍光因此“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王船山：《读通鉴论》）。不像有些老皇帝，留下个烂摊子，还留下个紧箍咒，继承者非有所更张不能收拾烂摊子，有所更张就得面对紧箍咒，左右为难，最后往往不得不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前任及其紧箍咒，搞的大家都不好做人。
皇帝都是肉眼凡胎的普通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不能自神自圣、自以为不会犯错误，更不能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而把天下的道理重讲一通、颠倒天下是非、混淆天下视听、搞乱全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文化水平较低、又缺乏独立思维习惯的社会条件下，那就是对国家、民族极端不负责任。在真真假假的千古一帝行列中，刘彻是唯一一个认识到错误、又能公开承认错误、并且开始改正错误的，这是他真正伟大之处。
但西汉毕竟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非改弦更张不能挽救危局，改弦更张就可能危及政权稳定，霍光辅政就是在这之间走钢丝。
作者：观泉 时间：2016-09-20 13:12:54
其实，不断地黄袍加身，对平民百姓只有好处，而无坏处。他们忙于内斗，急于讨好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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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但在技术层面需要一个前提，平民百姓最少必须能够有可靠手段影响黄袍加身的结果。否则，他们就不会讨好平民百姓。
其实，不断地黄袍加身，对平民百姓只有好处，而无坏处。他们忙于内斗，急于讨好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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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但在技术层面需要一个前提，平民百姓最少必须能够有可靠手段影响黄袍加身的结果。否则，他们就不会讨好平民百姓。
作者：lvly1002 时间：2016-09-20 14:13:09
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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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狂人11 时间：2016-09-20 14:18:49
哪个呦，发这么好的帖子，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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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两位。
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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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狂人11 时间：2016-09-20 14:18:49
哪个呦，发这么好的帖子，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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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两位。
作者：谁家小娘子 时间：2016-09-21 14:20:42
确实不错，眼前一亮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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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确实不错，眼前一亮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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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霍光辅政之初普遍不被看好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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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之前，皇宫中鲜有正式朝臣，女人之外都是宦官和准宦官，称呼都是中字头、尚字头、内字头。刘彻逐步配备了诸曹尚书，皇宫因此被称为内朝、中朝，尚书们成为在皇宫中办公的朝臣。外朝群臣看不顺眼，称之为群小、近臣。霍光就是群小、近臣的头儿，资格、功劳、级别都低于三公九卿——不算国家领导人；一道遗诏就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汉军总司令兼代理皇帝，要领导原来的三公九卿，从上至下普遍不看好。
所幸名列辅政集团第二位的金日磾支持他。刘彻的侍卫长当中，此人可能最受信任。刘彻临终授命时，霍光曾经谦让于他，他也并不认为自己干不了或资格有问题，只是说“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他作为辅政大臣的正式职务是车骑将军——汉军精锐部队司令兼长安卫戌司令。他支持霍光，就是辅政集团一、二把手的团结，霍光辅政初期也就大局稳定。
可金日磾身体不好，刘彻去世的第二年病逝，辅政集团开始分裂。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燕王刘旦等人抱团，试图推倒霍光。
起因都是私事。上官桀想提拔自家人，霍光没给面子。桑弘羊也想提拔自家人，霍光也没给面子。盖长公主乃寡居的刘彻长女，以长公主身份在宫中照顾刘弗陵起居，有点像是代理皇太后，多次试图提拔自己的情人，霍光多次没给面子。刘旦是刘彻第三子，曾经毛遂自荐想当太子，遭刘彻严厉打击。但刘彻死后，在世诸子中他最为年长——遂自诩为“次太子”，半公开地争当皇帝，派人“多赍金宝、走马赂遗盖主、桀、弘羊等”。有必要说明，在君主政治早期，这些言行都问题不大，更不会成为影响政治地位的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各方力量结成了倒霍统一战线。
成为高官贵胄的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找代理皇帝要求提拔自家人正常；代理皇帝不同意也正常。但排着队要求提拔自家人，代理皇帝不同意就要组团造反，这就显然是不看好代理皇帝。
还有一个人——小皇帝刘弗陵。金日磾有两个孩子都是他的玩伴，金日磾死后其中一个继承了侯爵，另一个不高兴。他想办好事，便问霍光：为什么不将二人都封为侯爵呢？霍光解释说：封侯者继承的是金日磾的爵位。他笑问：“侯不在我与将军乎？”霍光答道：“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这是提醒小皇帝，“我与将军”也得按朝廷规矩办事，但也是没给皇帝面子。
这便是辅政大臣的难处：不同意，是不给面子；同意了，是慷他人之慨。霍光言行举动都有所遵循，也就选择了谁的面子也不给。上官桀应该是注意到了这一系列现象。
某日，霍光出城校阅朗官和羽林军。上官桀假借刘旦名义上书小皇帝，说霍光沿途像皇帝一样威风；又说霍光用人不公；还说霍光“擅调益莫府校尉……疑有非常”；最后说“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然后，上官桀准备“从中上下其事”，桑弘羊“与诸大臣共执退光”。
汉昭帝刘弗陵（生卒前94-前74，在位前87-前74），这一年14岁。接到上书后，没有下发处理或讨论，扣下了。
第二天，霍光进宫没有贸然进入大殿，停在了画室。（承明殿前西阁，大臣觐见皇帝之前等待处所，室内悬挂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画像。）
刘弗陵临朝后问：“大将军安在？”上官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刘弗陵命：“召大将军。”霍光进殿后，先做出认罪姿态，“免冠、顿首谢”。刘弗陵请霍光把帽子带上，说：“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霍光问：“陛下何以知之？”刘弗陵说：“将军之广明都郎，近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说霍光校阅郎官和羽林军是最近的事，增调校尉也不超过十天，燕王居千里之外怎么能够得知？况且霍光真要谋反，也不需要什么校尉。
一个聪慧的小皇帝。此后又公开宣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再有状告霍光就要反坐了。
失败后，这一帮人又“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情败露，上官桀父子、桑弘羊处死，刘旦和盖长公主自杀。
霍光能够取得小皇帝信任，也在于言行举动都有所遵循。辅政之初，他便追封小皇帝的生母赵婕妤为皇太后、并大起陵寝，追赐小皇帝的外祖父为侯爵，遍赏小皇帝外家在世亲属。但这并非讨好不足8岁的小皇帝，而是朝廷礼制中新皇登基之后的规定动作。亦即，他一开始就是将刘弗陵当作新皇帝而不是小孩子。新皇帝最怕的是别人不将他当皇帝，小孩子最不满意的是别人不把他当大人。这些动作在刘弗陵心目中的反响可想而知。当霍光在金日磾之子封侯一事上不给皇帝面子的时候，就等于只是和小皇帝相约——咱们都照朝廷规矩办事。
霍光的逆顺、得失、成败一如芸芸众生，大都缘于本性。他因此获得刘彻信任，因此得罪了上官桀等人，也因此获得小皇帝信任，并在代理皇帝的位子上稳定下来。小皇帝亲政之后，依旧委政于他。
以上为霍光辅政的大概。他就是在如此背景下上演了废立皇帝的历史大戏。
霍光犯了一连串普通人的普通错误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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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元年（前74）四月，小皇帝刘弗陵去世，无子。霍光需要择立皇帝。但他并没有轻率行使这个最重要的皇权，而是先交群臣讨论——走统治集团内部“民主”程序。这在西汉是有先例的，甚至可谓惯例。
出乎意料的是，群臣一致推举广陵王刘胥。此人此时已经是唯一在世的刘彻之子，似乎顺理成章。但又曾被刘彻明确否定；且霍光如果认可，又何必交群臣讨论？这就是说，他决定走“民主”程序的前提是否定了刘胥，“民主”的结果却是推举刘胥。这便是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缺乏预见性，起步就将了自己一军。需知，他执掌皇权已经13年，群臣基本都是他选拔任用，最少也是经过他调整、需要他不反对。这意味着，他似乎没有给群臣打招呼，群臣似乎也不知道看领导眼色。
君主政治的统治集团内部“民主”，当然不是民主。霍光的对策是，直接以皇太后诏命否决了群臣意见，派人迎请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这无疑是霍光一个人否决了群臣推举；他有这个权力。但问题在于，如果刘贺是他事先看好的人选，何必多余“民主”？如果是为了“民主”而“民主”，岂非自找难堪？那他就是真心“民主”，“民主”的结果出来了又不满意，只好独裁一把。可与其后来独裁，何必当初“民主”呢？
霍光可能是真的拿不定主意啊！
这也不稀罕。择立皇帝，于公是托付江山，于私是托付一世声名。好些伟大的君主都一错再错。霍光更是如此，又连着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将避嫌放在了第一位。
否决了唯一在世的刘彻之子刘胥，就只能在刘彻的孙辈中选择了。刘彻六子中，后继有人的是长子刘据、三子刘旦、四子刘胥、五子刘髆。从刘彻角度考量，刘据是被刘彻废黜的太子，刘旦、刘胥是因为“皆多过失”被刘彻否定的人选；三人之子自然不合适，就只有刘髆之子刘贺可选。从霍光角度考量，刘旦曾经试图推翻他这个代理皇帝，刘胥和刘旦为一母所生，二人之子也就不合适，也只有刘髆之子刘贺可选。当然还有刘据之孙刘病己，但系刘彻曾孙、又隔了一代；且刘据的生母是卫子夫，霍光和刘病己就有点亲戚关系，当事各方从一开始可能就都盯着霍光，看他如何选择。后来，当整个事件水落石出、刘病己已经正式继位时，远在广陵的刘胥仍然理直气壮责问：“太子孙何以反得立？”这是责问霍光，刘据和我都犯过错误，我和我儿子都不能继位，他孙子为什么就能？所以，这一责问就千里迢迢传到了长安、记在朝廷档案上、留在了史籍中。霍光一开始没有选择刘病己而择立刘贺，有维护刘彻正确的因素，更有自己避嫌的考虑。
二是对刘贺没有起码的调查了解。
霍光还是比较重视调查研究的。但对于皇位继承人选，却没有派人了解一下，立即就决定以最高等级的七乘传车迎来长安。
汉初刘恒被推选为皇帝从代地前来长安时，使用的是六乘传车。史籍中明确记载使用七乘传车的，似惟有刘贺这一次。这应该是霍光有意为之，高调表示欢迎。他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位第二代昌邑王居然不成体统。
霍光后来非常重视刘贺的安全。道理可能就在这里，你以七乘传车风急火燎请人家来当皇帝，觉得不合适、让人家回去就是了，哪里还有把人杀了的道理呢？！当然，这是普通人的道理而不是皇帝的道理、是民间的道理而不是皇家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西汉的皇家、代理皇帝秉持的是民间的、普通人的道理。这其实就是早期君主政治在理念层面的重要特征。进而言之，这一期间的皇帝尚未成为神，还是个普通人。随后再说。
由于霍光的错误，才有了后来的废黜刘贺、重新择立刘病己。后世评价霍光为汉之伊尹，突出了废立的成功，淡化了导致废立的原因。这样自己制造问题然后又解决问题的英明伟大，史上并不少见。这是评价霍光应该注意的。
史上第一份弹劾皇帝的正式文件以及笼子里的皇帝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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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作为皇帝而被废黜的过程，充分展示了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
刘贺（生卒前92-前59，在位前74年农历六月初一至二十七日），这一年19岁。群臣联名请求废黜他的奏章，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份弹劾皇帝的正式文件。且将原文分段解说如下：
——第一段：
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这是当时西汉朝廷全部组成人员36人的大名单（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自报职务、姓名，是奏章的规定格式。霍光虽然是代理皇帝，但正式职务只是大司马大将军，所以名列丞相之后。
——第二段：
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
开头一句是说我们把事情办砸了、首先主动请罪，然后是交待当初选择刘贺的背景，核心一点是以孝治天下，继承皇位的前提是成为昭帝刘佛陵之子；“典丧”是主持丧事、是为人之子的职责。这是刘贺继承皇位的根据，又是出问题的主要地方。
——第三段：
服斩縗，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官、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盐。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从“服斩縗”到“称嗣子皇帝”，逐一列举了24件事，大概三类：一类是“服斩縗，亡悲哀之心”等12件事，违反了为皇帝治丧期间的礼仪规定，是不孝问题；二类是“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等11件事，违反了对皇帝权力的规定，是不法问题；最后一件事另为一类，未曾祭祀祖庙就派人以嗣皇帝名义祭祀生父老昌邑王，类似明朝的大礼仪事件。此外，是27天内、以皇帝名义向有关部门要东西、办事情1127次，都是小事情，不一定不合法，只是说明其多。再后是说有关官员和大臣等多次进谏，刘贺拒不接受。最后是定性，“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
——第四段：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六位博士接近于后世的学者咨询委员会，与博士“议”是朝廷重大决策的传统程序。这是说已经和博士们讨论，一致建议废黜刘贺。最后是废黜之后的主要善后事宜，派人祭祀祖庙、告诉刘邦等诸位先帝。
这是一份规范而又朴实的弹劾皇帝文件，从中可以窥得早期君主政治的运行状态。现代政治理论中有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一说，这里的刘贺、早期的皇帝显然也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且这个笼子还比较细密，从奔丧途中“不素食”到随便见人，都成为废黜皇帝的理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文件表明，在早期君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中，皇帝是可能犯错误的；皇帝犯了错误也是应该处罚的、直至罢免。如果将这样的皇帝和后世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当成一回事，那就是个错误；如果从此出发认识中国古代社会，那就更是个错误。
刘贺的低级错误与误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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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弹劾奏章列举的24件具体事情概括起来，刘贺犯了一个皇帝不宜犯的、比较低级的、又是基本的错误——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当了真，以为皇帝真的可以无法无天、予取予求、为所欲为。
这首诗，形成于周王朝已经天子式微、自顾不暇的时期，内容是某一贵族家的小吏发牢骚，说现在“礼崩乐坏”，他们家的大夫分配劳役不均，自己每天辛辛苦苦还不能赡养父母。这两句，是他自己杜撰的依据，意思是说都在周天子领导下，大夫办事应当公平。因其对周天子的权力给出了一个形象诠释，适应了周王朝维护自身权威的需要，很快就为周王朝接受并上升为对天子权力的标准诠释。到战国中期，已经广泛流传，孟子曾经指出这是一个误读。之前的天子，从来不曾如此解释自己的权力。实际权力最大的周公，更是以礼贤下士著称于世、于史，并不认为天下之“土”、“之滨”都是自己的；反倒是因为将天下之“土”、“之滨”分封给了周族的全体族人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孟子根据什么认为这是对天子权力的误读？
因为，这两句后边紧跟着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说大夫办事不公，唯有自己非常辛苦。孟子据此认为通行的解释是望文生义：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而是说）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所以才说）：“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笔者又根据什么认为孟子正确，认为如此悠久而普遍的解释确为误读？
这是一点就透的事情。
周王朝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封建诸侯制，又是贵族领主制。“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命，赋税不上贡，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王夫之：《读通鉴论》）从周天子到各级诸侯、大夫、士都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经济上属于周天子、作为财产所有的只是王畿；王畿之外的土和臣，经过周天子分封、委质书名等一整套程序，分别属于诸侯王以下各级贵族，产权关系非常明晰。当时的土地既非绝对的公有或私有，也非绝对的国有或民有，而是双重或多重所有状态，是远古的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与欧洲的制度并不相同，如果用欧洲的理论来解读就不免偏离中国的实践。 大略了解古代历史者都应该知道——《尚书·周书》以下相关典籍所记载的事件、所阐述的周王朝的制度和理念，主要的、基本的就是为了维护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本质上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把各诸侯国的产权关系追溯清楚诉诸文字了，以前只有极少数宗子才清楚的事情成为天下读书人都清楚的事情了，并走出各诸侯国的宗庙公之于天下了，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个误读虽经孟子指出，并未得到纠正，反而沿用下来了。因为，臣民信以为真、成为规规矩矩的顺民，对皇帝而言求之不得。甚至可以说，这个误读就是他们有意识地长期努力宣扬、保持下来的。但在政治实践中有一个前提——皇帝自己不能当真。皇帝如果当了真，真的以为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自己的财产、普天之下的民众都是自己的奴隶、普天之下的女人都是自己的妻妾，那还成何体统、又成何世道？这也就是当皇帝的前提——可以努力让所有人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自己不能信以为真。亦即，皇帝可以努力让所有人相信皇权至高无上，但自己一定要时刻牢记皇权是有边界的，且永远也不要试图越过这个边界。忽悠别人，不能把自己也忽悠了；越是要别人虔诚相信的，自己越是要保持清醒。对于所有忽悠人的人而言，这一点很重要。
刘贺有幸从臣子而成为皇帝，需要一个从虔诚相信到保持清醒的转变。他五岁就死了父亲，这些书上不写、老师不讲的东西，似乎没有人告诉他，他也就显然没有能够完成这一转变，也就带着这个误读走上了皇位。可谓带病上岗，问题也就出得很快。
后世历代皇朝类似的荒唐皇帝有的是，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为何大都能够稳坐皇位呢？那主要是要求皇帝的标准不同了，随后有两个小节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君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手段、公开、正式弹劾皇帝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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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几乎是立即就决定要废黜刘贺。因为，刘贺在位的27天中，包括了霍光意识到问题、自己下决心、和重臣商量、经群臣讨论、确定程序、安排部署、组织实施等全部时间。这意味着，霍光极可能是一开始就意识到刘贺的基本素质有问题、立即就决定废黜。后世有认为是两人之间权力斗争的，就这个时间和刘贺的年龄而言，还是刘贺基本素质有问题的可能更大。有关霍光的全部记载中，这是颇现大政治家风范的一次——没有考虑旋立旋废的巨大负面影响，因为无论如何、无论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霍光个人，都小于一个糟糕的皇帝；也没有考虑假以时日改造教育，因为那是拿国家、社会、霍光自己的命运为代价让刘贺个人试错，且所谓改造在未完成之前实际是对改造对象的强力控制，亦即霍光作为臣子必须以强力控制皇帝，个人的风险更大。所以，立即废黜是副作用最小的对策。无论什么错误，副作用最小的对策都是立即改正，其余都可能是错上加错、都可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当然，必须是可以改正的错误。
霍光下定决心之后的过程分为这样几步：
——寻求政治根据。
大将军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
田延年选择了光明正大的样板——伊尹，树立了名正言顺的旗帜——选贤，从而和远古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直接衔接起来，占据了政治道德制高点。这也意味着，传统政治理念中的天子从一开始就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天子之上，一般而言有天意、民意，具体而言有祖宗、大家。春秋战国时的国君更不是至高无上的，诸子百家一个个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足天下、指教国君。秦皇朝虽然否定了以民为本，但西汉又推翻了秦皇朝，政治理念上直接和三代社会相衔接，又回归了以民为本，也就能够比较顺畅的接受这种思想。所以，在西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皇帝是选贤任能的对象。汉初，就曾经灭诸吕而选举代王刘恒为皇帝。这种理念和实践，无疑是霍光弹劾皇帝的重要思想基础。
——征得丞相同意。
丞相是群臣之首，自然需要征得丞相同意，否则就得准备一起废黜。但霍光没有亲自出面，也没有通知丞相杨敞前来面谈，而是派田延年前往通报。远古国君一般不会如此对待宰相。霍光如此，和杨敞曾经是自己的老下级有关，也和刘彻集权的影响有关。
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
这位杨夫人是司马迁的女儿，或是宫斗故事看多了。杨敞不会不同意，他只是胆小，但政治头脑一直就很清醒。
——召开群臣大会。
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
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
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
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这个范围就是全体大臣，所谓朝廷就是指这一帮人。霍光已经表明态度，多数同意应该没问题。田延年的举动也有点故弄玄虚。
——报皇太后批准。
这是早期君主政治的弹性之一：当皇帝出问题的时候，等于自然丧失元首地位，皇太后自然成为代理元首。这时的皇太后是汉昭帝刘佛陵的遗孀、15岁，又是霍光的嫡亲外甥女，喊霍光姥爷。这属于认认真真走过场，但又是必须的。
——皇太后下令开始行动。
这是重要程序，如果霍光直接下令，程序上就是辅政大臣废黜皇帝。程序这个东西，不仅外国人讲究，中国人也讲究，甚至非常讲究。所谓名正言顺，主要就是指程序。
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
王（刘贺）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
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
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
霍光要废皇帝，绝不准备杀皇帝，所以极为谨慎。刘贺大祸临头而不觉，政治敏感比较差，也就更扯不上权力斗争。
——皇太后亲自主持大朝会。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废黜皇帝乃大不祥之事，所以避开正殿，在临时搭建、重兵拱卫的大帐中办理。让皇帝当着群臣趴下听皇太后训话，刘贺这才有些慌了。
——丞相杨敞领衔群臣联名弹劾皇帝。
弹劾奏章由尚书令当堂、当众、也当着刘贺的面宣读。
念到中间，年少的皇太后怒不可遏，当众斥责刘贺：“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
刘贺终于知道大事不好，自动“离席伏”。当时还没有椅子一类家具，“离席伏”，就是离开当座位的席子趴到地下去了。
——皇太后做出最终决定。
弹劾奏章宣读完毕，皇太后诏曰：“可。”这就是废黜皇帝的最终决定。
——霍光收回汉传国玺。
霍光令刘贺起立拜受诏书。
刘贺引经据典反驳道：“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这本是后人转述的孔子的一段话，后来成为《孝经》的内容之一，前提其实是远古君长权力的相对性，所以才能“虽亡道不失天下”。刘贺如此引用，恰恰说明他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如同误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样，还是认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
霍光不容分辩地说：“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皇太后已经宣布废黜，你怎么还能自称天子？说刘贺已经没有资格以天子身份讨论问题，这是全过程中唯一有点气氛紧张之处。弹劾奏章已经充分讲明道理，这样驳斥应该是为了避免纠缠。
霍光随即“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拉着刘贺的手、解下标志皇帝身份的汉传国玺，奉交太后。这是全过程中对刘贺的唯一一次肢体接触。（考古发现中，刘贺随身系有诸侯印章一枚，上书“刘贺”二字，那就是曾经系过汉传国玺的位置。）
至此，皇帝被废。
——皇帝被废之后。
霍光“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
刘贺出了金马门，望着“西面”、汉家陵寝所在方向，自言自语道：“愚戆，不任汉事！”很是伤感。
霍光将刘贺送至长安城中的昌邑王官邸，拜谢道：“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左右。”然后涕泣而去。
霍光应该流泪。受刘彻重托、大权在握，自己立了个皇帝，一个月没下来就不得不废黜，焉能不流泪？！但他又应该庆幸，这时的政治环境还允许他废黜皇帝；更重要的是皇权的过渡应该尚未完成，朝臣尚未调整，皇权还掌握在他的手中。如果到两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朝，他恐怕就只能懊悔终生了，甚至还会死在这个皇帝手中；如果皇权的过渡已经完成，废黜也有可能会复杂许多。
通过内部民主程序、以公开的形式、以和平手段、以双方都能性命无忧的结局废黜皇帝，这在中国君主政治历史上是第一次，无疑是早期君主政治较为突出的特殊表现。
——海昏侯刘贺被废与早期君主政治的特殊性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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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几乎是立即就决定要废黜刘贺。因为，刘贺在位的27天中，包括了霍光意识到问题、自己下决心、和重臣商量、经群臣讨论、确定程序、安排部署、组织实施等全部时间。这意味着，霍光极可能是一开始就意识到刘贺的基本素质有问题、立即就决定废黜。后世有认为是两人之间权力斗争的，就这个时间和刘贺的年龄而言，还是刘贺基本素质有问题的可能更大。有关霍光的全部记载中，这是颇现大政治家风范的一次——没有考虑旋立旋废的巨大负面影响，因为无论如何、无论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霍光个人，都小于一个糟糕的皇帝；也没有考虑假以时日改造教育，因为那是拿国家、社会、霍光自己的命运为代价让刘贺个人试错，且所谓改造在未完成之前实际是对改造对象的强力控制，亦即霍光作为臣子必须以强力控制皇帝，个人的风险更大。所以，立即废黜是副作用最小的对策。无论什么错误，副作用最小的对策都是立即改正，其余都可能是错上加错、都可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当然，必须是可以改正的错误。
霍光下定决心之后的过程分为这样几步：
——寻求政治根据。
大将军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
田延年选择了光明正大的样板——伊尹，树立了名正言顺的旗帜——选贤，从而和远古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直接衔接起来，占据了政治道德制高点。这也意味着，传统政治理念中的天子从一开始就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天子之上，一般而言有天意、民意，具体而言有祖宗、大家。春秋战国时的国君更不是至高无上的，诸子百家一个个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足天下、指教国君。秦皇朝虽然否定了以民为本，但西汉又推翻了秦皇朝，政治理念上直接和三代社会相衔接，又回归了以民为本，也就能够比较顺畅的接受这种思想。所以，在西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皇帝是选贤任能的对象。汉初，就曾经灭诸吕而选举代王刘恒为皇帝。这种理念和实践，无疑是霍光弹劾皇帝的重要思想基础。
——征得丞相同意。
丞相是群臣之首，自然需要征得丞相同意，否则就得准备一起废黜。但霍光没有亲自出面，也没有通知丞相杨敞前来面谈，而是派田延年前往通报。远古国君一般不会如此对待宰相。霍光如此，和杨敞曾经是自己的老下级有关，也和刘彻集权的影响有关。
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
这位杨夫人是司马迁的女儿，或是宫斗故事看多了。杨敞不会不同意，他只是胆小，但政治头脑一直就很清醒。
——召开群臣大会。
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
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
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
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这个范围就是全体大臣，所谓朝廷就是指这一帮人。霍光已经表明态度，多数同意应该没问题。田延年的举动也有点故弄玄虚。
——报皇太后批准。
这是早期君主政治的弹性之一：当皇帝出问题的时候，等于自然丧失元首地位，皇太后自然成为代理元首。这时的皇太后是汉昭帝刘佛陵的遗孀、15岁，又是霍光的嫡亲外甥女，喊霍光姥爷。这属于认认真真走过场，但又是必须的。
——皇太后下令开始行动。
这是重要程序，如果霍光直接下令，程序上就是辅政大臣废黜皇帝。程序这个东西，不仅外国人讲究，中国人也讲究，甚至非常讲究。所谓名正言顺，主要就是指程序。
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
王（刘贺）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
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
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
霍光要废皇帝，绝不准备杀皇帝，所以极为谨慎。刘贺大祸临头而不觉，政治敏感比较差，也就更扯不上权力斗争。
——皇太后亲自主持大朝会。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废黜皇帝乃大不祥之事，所以避开正殿，在临时搭建、重兵拱卫的大帐中办理。让皇帝当着群臣趴下听皇太后训话，刘贺这才有些慌了。
——丞相杨敞领衔群臣联名弹劾皇帝。
弹劾奏章由尚书令当堂、当众、也当着刘贺的面宣读。
念到中间，年少的皇太后怒不可遏，当众斥责刘贺：“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
刘贺终于知道大事不好，自动“离席伏”。当时还没有椅子一类家具，“离席伏”，就是离开当座位的席子趴到地下去了。
——皇太后做出最终决定。
弹劾奏章宣读完毕，皇太后诏曰：“可。”这就是废黜皇帝的最终决定。
——霍光收回汉传国玺。
霍光令刘贺起立拜受诏书。
刘贺引经据典反驳道：“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这本是后人转述的孔子的一段话，后来成为《孝经》的内容之一，前提其实是远古君长权力的相对性，所以才能“虽亡道不失天下”。刘贺如此引用，恰恰说明他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如同误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样，还是认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
霍光不容分辩地说：“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皇太后已经宣布废黜，你怎么还能自称天子？说刘贺已经没有资格以天子身份讨论问题，这是全过程中唯一有点气氛紧张之处。弹劾奏章已经充分讲明道理，这样驳斥应该是为了避免纠缠。
霍光随即“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拉着刘贺的手、解下标志皇帝身份的汉传国玺，奉交太后。这是全过程中对刘贺的唯一一次肢体接触。（考古发现中，刘贺随身系有诸侯印章一枚，上书“刘贺”二字，那就是曾经系过汉传国玺的位置。）
至此，皇帝被废。
——皇帝被废之后。
霍光“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
刘贺出了金马门，望着“西面”、汉家陵寝所在方向，自言自语道：“愚戆，不任汉事！”很是伤感。
霍光将刘贺送至长安城中的昌邑王官邸，拜谢道：“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左右。”然后涕泣而去。
霍光应该流泪。受刘彻重托、大权在握，自己立了个皇帝，一个月没下来就不得不废黜，焉能不流泪？！但他又应该庆幸，这时的政治环境还允许他废黜皇帝；更重要的是皇权的过渡应该尚未完成，朝臣尚未调整，皇权还掌握在他的手中。如果到两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朝，他恐怕就只能懊悔终生了，甚至还会死在这个皇帝手中；如果皇权的过渡已经完成，废黜也有可能会复杂许多。
通过内部民主程序、以公开的形式、以和平手段、以双方都能性命无忧的结局废黜皇帝，这在中国君主政治历史上是第一次，无疑是早期君主政治较为突出的特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