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和国同龄者的回忆录

今天在外地出差，无法更新帖子

推迟一天，我们出发了。出发前，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说：“娃，记住了，到那里吃饭最重要，年龄要说大点，能多给口粮。”我说记住了。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不完全是因为即将摆脱饥饿，最让我激动的是要出远门，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汽车、火车，什么是城市？什么是新疆？这一切在我脑子里全是奇妙的东西。听双福、全义他们说过的外面世界，那只是零碎的印象。即便如此，他们的表述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快，我能离开家乡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最感兴趣的是汽车和火车。汽车是看见过，可没有坐过，火车是什么模样，只是个想象。最早看见汽车是在北山的双堡子梁上，从山上远眺，一条通过镇子的公路，弯弯曲曲的缠绕在远处的一座山体上，公路上时常有行驶的汽车，它们像甲壳虫在爬行。虽然距离很远，可我总是兴趣盎然地看上好一会儿。后来跟爷爷去县城，近处看到了大汽车，它那转动的车轮、飞快的速度让我感到非常神奇。当汽车飞驰而过，扬起一阵灰尘，我不但不躲避，反而想多闻闻汽油味。火车是什么样子，一点也不知道。双福说，火车车厢里比富人家的房子还要漂亮：明亮的电灯、大大的玻璃窗、整齐的靠背椅。远处看火车像是一条吐着烟的蛇，全义说就像一条线。现在我真的要看见它们了，不只是看见，而且是真的要坐它们了，坐在汽车、火车上是什么感觉、什么滋味呢？我想入非非。
在县城住了一夜，而且还经历了一场被人抢夺食物的事情。县城有卖的烧饼，一张饼有手掌大小，薄得跟纸一样透着光亮，叔叔给我买了一张。我接过烧饼，捧在手里，有点舍不得吃。蓦然间，一只黑瘦的手像老鹰的嘴巴，将饼子从我手里叼走了。我惊慌地喊叫，叔叔追了上去。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破衣褴褛、蓬头垢面，他抢走了我的饼子往前跑去。看着有人追来，他一边跑，一边往饼子上吐口水，看见叔叔继续追赶，他急忙将饼子塞到路边的一堆粪便里。到了这一步，叔叔只好沮丧地回来了，抢饼者开始享用胜利果实。

叔叔出门前就叮咛过我这类的事情，我却把它忘了。惋惜、自责过后，我很快就又沉浸在新奇事物的想象中。让我激动的是明天就要坐汽车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自己不抬腿就能走出路来，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要认真地感受一下，汽车启动的那一刻是什么滋味？激动的心情久久没能入睡。
天蒙蒙亮，叔叔叫醒了我。我揉着惺忪的眼睛，爬上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旅客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裹紧棉衣，将身子躲在车帮里，减少寒风吹袭。我手扶车帮直挺挺地站立着，叔叔叫我坐下，我执拗着不动。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什么摔倒、寒风都顾不上了。我紧紧地盯住地面，专心等待着汽车启动的那一刻。不知不觉地面动了起来，房子也在移动，我知道汽车启动了，车体轻微晃动着，这感觉美妙极了。随着汽车的轰鸣声，路边的房屋和树木向身后滑去。车速加快，耳边响起“嗖嗖”的风声。汽车飞驰在山岭上，近处的山岭沟谷被抛到后面，远处的山巅在缓慢旋转，好似要跟着我们同行。我站在车上，迎着凌冽的寒风，脸被吹麻了，也感觉不到。我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痛苦，夜里尿床了。因为只穿一条棉裤，没有穿短裤，旅社里又冷，只好穿着棉裤睡觉。这一尿床，从裤腰到裤裆湿了个透。十岁的娃娃还尿床，无论如何这是丢人的事。我用一切办法掩饰它，并且使身体贴紧水淋淋的裤子，让体温尽快暖干它。还好，天不是很亮，叔叔没有看出我尿湿的裤子，车没有到地方，裤子被风吹干了。
汽车在山梁上绕了两个小时。开始下山时，有人惊叫起来：“快看，火车！”我朝着喊话人指的方向望去，啊！一个细长东西在山沟里爬行，确实像一条黑色的蛇。不过这条蛇的头上冒出一道浓浓的黑烟，就像圆门里大爷说的长龙。到了近处一看，这条长龙是一个个长方形的铁房子连接成的。这么黑的房子怎么坐人？到了车站才看见，坐人的车厢是绿色的，有一排大窗户，窗户上镶着明亮的玻璃，车厢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很漂亮。原来，没有窗户的黑色车厢是货车和拉煤的车。

这是一个渭河边上的小车站，快车不停，只有一趟去兰州的慢车。三十多平方米的候车室，放着两条木板凳。候车室一头的墙壁上有一个小窗，窗口两边安装着铁栏杆，这是售票的地方。在家动身前，叔叔特别叮嘱我，买火车票时，一定要把身子往下缩，这样才能买到半价车票。我牢牢记住了叔叔的话。买票时，叔叔在前面躲开身子，售票人员从小窗口看我的身高，我自然地将腿往下弯，让脖子往肩膀里缩。对方认真观察我的身高，没有看出破绽，我顺利买到了半价票。在那个年代，火车票不只是乘车的凭证，而且还是吃饭的凭证，凭着车票才能得到一份饭菜。
等到天黑时，我们才上了车。车厢里不像双福说的那么漂亮，昏暗的灯光下一片狼藉。座位上、过道里横七竖八躺满了人，霉味夹杂着汗臭味充斥了车厢。乘客的面容和服饰，比我们也好不了太多。不过新奇感还是占了上风，眼前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什么是火车，我终于看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过多观看新鲜事物，反而思念起亲人、留恋起家乡来：想起了卧病在床的父亲、披星戴月的母亲、去世的爷爷和亲奶奶，我觉着他们还活着。俗话说“儿不嫌母丑”，家乡是如此贫困潦倒，可它在我心里仍然是那么可亲可爱，让我难舍难离。我等待着火车启动，可又害怕它启动，只要它一启动，家乡就会在我眼前消失。“咣当”一声火车启动了，我站在车厢门口，将脸紧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迷蒙的山梁。我想记住山梁的模样，我想牢牢记住家乡的方位。不一会儿，火车穿过了两个山洞，外面漆黑一团，只觉着火车在山洞里左拐右拐，我心里的方向错乱了。出了山洞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家乡在哪里？我一片茫然，心里感到一阵酸楚。

我们在兰州转乘去新疆的火车。圆门里二爷在兰州五泉山公园工作，在村里他是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房。叔叔每次经过兰州，都要去看望二爷，叔叔将二爷叫二爸，这次我们也要去二爷那里。二爷住在单身宿舍，晚饭时，他从单位食堂端来一脸盆揪片子汤饭。这是纯白面饭，况且是用油炝了锅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为了招待我们，二爷用了自己四张定量饭票打了这盆饭，想的是让我们多吃点。二爷舍不得动筷子，说他不饿，叫我和叔叔吃。叔叔说他也不饿，让我先吃。实际上，叔叔也是舍不得吃，好让我多吃点。这样，他们抽着烟，说着我不感兴趣的话，我就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不要说饿肚子的时候，这么香的白面饭，正常年份过年才能吃上。一碗接着一碗，肚子快要撑嘣了，可嘴里总想吃，就这样，我一口气把一盆饭吃完了。肚子鼓得像西瓜，连呼吸都困难，一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就拉稀。在火车上，来不及上厕所，裤裆里也流上了稀屎。臭气味自己都能闻到，只是苦了同座的旅客。
六零年年初，火车还没有通到乌鲁木齐，我们从盐湖下车，乘汽车到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客运站是南站，叔叔家在西站，这里是铁路运营单位的驻地，西站距乌木木齐城内有二十多公里。
叔叔的工作单位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机械筑路队》。这是一个开路先遣队，铁路修通，房屋建好了，他们就得去新的工地，所以住房和生活设施都很简陋。几座新房跟前，有两栋低矮的茅草屋，住着几十户人家，叔叔的家就在这里。

清晨一顶

拉开屋门，婶婶在做饭，她一眼看见是我，脸上即刻掠过一丝惊讶不悦的神色，握着铲子的手停留了好一会儿才问道：“聚西来了？”我只“嗯”了一声，跟婶婶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家里不会有欢笑，这个年代就怕来亲戚，定量的口粮，自家吃不到月底，一旦来人那可谓是雪上加霜。小妹俊花才三岁，还不懂事，大妹俊已经知道，我的到来意味着她的吃喝会减少。婶婶只是一时压住了心里的不快和对叔叔的怒气，在选择爆发的时机。叔叔放下手里的东西说：“聚西住几天就去找他哥。唉！老家真是饿死人呀！”听到我是要走的，家里的紧张气氛才缓解下来。
这是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单间房，一家子吃住都在里面。一张木板床占去房子三分之一的地方，两个长方形的木箱子，并排放在床头与墙壁的空挡里，剩下的地方就是厨房和走动的空间了。这是名符其实的茅草房，墙壁和屋顶是用芦苇扎起来的，芦苇墙抹了一层黄泥。房子保温能力很差，也不隔音。门窗十分简陋，薄木板制成的门扇，为了挡风保暖，住户给门板上铺了一层油毡，屋里一股沥青味。房子只有一个窗户，而且很小，不过窗户上镶着玻璃，屋子里并不黑。不只是吃的困难，多了我一个人，住也成了问题，晚上我就睡在木箱上。别看房子不保温，可屋里挺暖和，原因是这两栋房子是人字形结构，以房脊为界，将房子隔开，一栋成了两排。这样，两边的住户有三面墙分别是跟邻居共用的，相互取暖，只有一面朝外的墙壁。再就是房子里有一个铁炉子，烧的是煤，做饭时炉子都烧红了。晚上用湿煤面封住火苗，炉子也可持续散热，到了第二天早上，屋里才变冷。

婶婶不是斤斤计较、唯利是图的小心眼人，只要不超过她的底线，忍让、吃亏她都是可以顾全面子的。我在婶婶家住了半个多月，可以说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婶婶她们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定量，白面不到三分之一，其它的是玉米面。我们每天吃的是玉米面掺麦面的发糕，时常能吃上白面面条，有时还能炒一个土豆丝或者大白菜，这也是优待我这个小客人的饭菜。吃饭时，叔叔和婶婶总是让我们三个孩子先吃，而且尽量让我吃饱，看着剩下了自己随便吃点。半个多月，我胖了不少。那个月，他们的口粮一定吃不到月底。
二哥在一个叫阜北农场的地方工作，阜北农场是工一师的下属单位，工一师师部在乌鲁木齐城里，叔叔知道那个地方。我临走前，叔叔一再给我交代，要装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千万不能说出乌鲁木齐有亲人，要不人家不会接收你。第二天早上我就要走了，婶婶烙了一张白面饼，给我装在棉袄衣袋里。叔叔说，不要让人家看到你有吃的，饿了就偷偷吃点。叔叔把我送到师部大院门口，他让我自己进去，他在外面等着：“要是人家接收了你，就给我摆摆手，要是人家不接受，你就回来。”
进大门就被看门的人拦住了，问我找谁？我说找哥哥。这是一个老者，他让我到房子里等着，然后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他指着院里的一栋四层楼房说：“去吧！到那座楼里找秘书科。”在二楼我找到了秘书科，一个面容白净的年轻叔叔接待了我。我说自己是从甘肃老家来找哥哥的，哥哥叫逯聚恒，在阜北农场。年轻秘书把我带到隔壁一间房子，房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坐在沙发上看报纸。“首长，这个小男孩说他来找哥哥，他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你看怎么处理？”老首长放下报纸，问我的一些情况，他也是听不懂。秘书叫来了宣传科的魏干事，把我的话翻译给首长。首长说：“小魏，这个孩子就交给你了，把孩子交给他哥哥你才算完成任务。记住了，先不能给吃硬的。”我一听不让吃硬饭，心里暗暗叫苦，可又不敢说出真情，就自认倒霉吧！不过，我心里还是特别高兴，因为我被人家接受了，我可以见到哥哥了。魏干事领我去招待所，我跟在魏干事后面。出了楼房大门，看见叔叔站在大门外一棵榆树下，趁魏干事不注意，我向叔叔摆了摆手。叔叔走了，我感到有点孤独。

清晨一顶

魏干事是我的同乡，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当时没有去阜北农场的班车，第三天有一辆阜北农场的卡车回单位，我们坐上了这辆车。阜北农场在阜康县境内，距乌鲁木齐七、八十公里。在那个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七、八十公里路，正常也得半天时间。一路上，我们的车抛了两次锚，再加上从乌鲁木齐到阜康又是搓板路，过了阜康还有十五公里土路，路况更糟，一点儿也走不出路程。虽然是初春季节，可这里仍然是冬天的景象，积雪覆盖着大地，寒气依然逼人。我穿着一件薄棉袄和一条露出棉絮的破棉裤。这里的风可比老家的冷多了，我老老实实躲在车帮后面，可风还是吹透了衣服，身上就像没有穿东西似的。魏干事脱下自己的大衣，把我们两个人的头和上身包裹起来，感觉好多了。天黑以后我们才到了地方。
哥哥住的是地窝子，一个地窝子里住着几十个人。场里有人把我们领到一连驻地，从一个地窝子里喊出了哥哥。魏干事给哥哥说：“我可是把人交给你了，孩子穿的很单薄，快进屋吧！”哥哥说了些客气的话，魏干事走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觉着外地人挺好的，遇到的人都给我帮忙，好像是一家人似的。魏干事走了，我心里真有点舍不得。地窝子里很暖和，房顶中间挂着一个小灯泡，发出昏暗的光亮。中间是过道，过道两边是两溜大通铺，一个挨着一个的铺位。多数人已经睡了，几个地方传出轻微的鼾声。哥哥的床位在最里面靠墙角的位置，我们说了几句话，怕影响别人也就睡了。

我算是到了自己的目的地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这里能不能收留下我。工一师属于兵团，是国营单位，能否在这里呆下去，就看能不能报上户口。第二天，哥哥请个假没有出工，我们到场部政法股去报户口。哥哥告诉我，他们单位不收外地人，他们连有两个口里来的亲戚，没有报上户口，最终还是回老家去了。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政法股。两张办公桌对在一起，两个工作人员面对面坐在桌前。看我们进来，右边年龄大一点的说：“逯聚恒，什么事到我们这里来了？坐吧！”“腾股长，这是我弟弟，昨晚从口里来，老家生活紧张，想留在咱们场里，你看能不能报个户口？”腾股长没有说行，还是不行，他用戏谑的口气问了我一些事情，最后他写了两个字让我认，一个是人民的“民”，另一个是漂亮的“亮”。停学两、三年了，我真担心认不出来，还好这两个字我还认识。腾股长微笑地点了点头，给自己对面的那位工作人员说：“小家伙挺聪明，小刘，我看给逯聚恒办上吧！小家伙一个人到新疆也不容易。”没有想到，我顺利报上了户口。当问到我多大时，我想起父亲的话，为了多吃粮，我有意把年龄报大了两岁。

17 思 念
阜北农场是一个团的建制，场部也是团部。哥哥是一连一营的职工，好在一连的驻地就在场部。其它的连队分布在场部周围，近的七、八公里，远的一、二十公里。生产建设兵团是农垦单位，这是一个特殊的生产机构，是以进疆部队为基础建立的。哥哥是以支边青年的身份成了农场的职工，除了早先部队里的老战士，哥哥也算是场里的老人了。同哥哥一块儿进场的人，只要有点文化，大多数混了个一官半职，而哥哥至今仍然是一名农垦战士，主要原因是没有文化。至今，一旦提起这段历史，哥哥就会耿耿于怀地说：“我要是能上一两年学，也能干个好工作。”
生产建设兵团所占的地方是绿洲边缘区域，这里土质差，水也不多。阜北农场建立五、六年时间，一切都很简陋，一个偌大的场部，只有可数的几排平房。场部机关、学校、食堂、卫生院，再有就是机耕连和生产一连。这里只有厂部和连部是平房，大多数人居住在地窝子里。平房是用土块垒的，房顶上蓬的是杨木杆和红柳枝。地窝子连土块都不用，地上挖个坑，上面架个顶就完事了。不可小觑地窝子，它有两个功能是平房不可比拟的，这就是“冬暖夏凉”。新疆的戈壁滩是很大的，阜北农场在北疆的东边，一眼望去天地一色、无边无际。建场前几年，全力以赴种庄稼，忽略了栽树的事。从远处看，场部几间矮小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茫茫戈壁上，孤独、凄凉。当天气晴朗时，看到南边巍峨的雪山，才让人感到戈壁还有雪山作伴。兵团农场的主人，是由身经百战的军人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闯荡边疆的年青人组成的：军人有着战争的磨砺和顽强的性格，新人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也带来了自己的聪颖和进取精神。他们将农场当成了自己的家，把这块土地看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男人多女人少，职工多家属少，理所当然孩子也多不了。别看是农场，生活方式跟城里一样，每月发工资，吃的是商品粮。带家的人自己开灶，单身职工吃食堂。饭菜不是用钱来买，是按个人的定量发饭票。场部几个单位共用一个食堂，开饭的时间，排队打饭的人有一长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到处都饿肚子，新疆的情况要比内地好，但是也不是不挨饿，家属和半大孩子每月每人二十八斤粮，职工根据干活强度口粮有所不同，普通工四十二斤，团场职工普遍按四十二斤供应。女职工有的吃不完，男职工大多数还不够，饿肚子仍然是一些人的苦恼。我和哥哥都是缺粮户，哥哥是大人，又要干活，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各吃各的定量。经历了老家的饥饿，我变成了一个吃不饱的人，肚子成了无底洞，一天到晚总是想着吃，二十八斤粮不够我半个月吃。饥饿和贫苦使我成熟了不少，我知道如何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没有发生寅吃卯粮的事情。麦子熟了以后，我在地里摘了些麦穗，像在老家那样煮熟了，和哥哥作为副食，补充了饭票紧张的问题。住在一起的人尝了，说真不错，我们宿舍不少人也用这个方法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
有了户口，意味着我就是这里的主人，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可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当吃饱了肚子，就思念起家乡来了：父亲的腿好了没有？母亲还那样辛苦吗？奶奶一个人屋里太寂寞了吧？除了亲人，老家的山山水水，村里的大道小巷都在心里翻腾，它们是那样亲切、那样可爱，我恨不能一下子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后来老家来信才知道了家乡和亲人的一些情况。

父亲在自己顽强的锻炼和母亲精心的照料下，能下床，还能蹒跚走路了。村里给他一个看场的工作，这明显是对他的照顾。村里有两种活是谁都想干的，这就是看场和守道口，不仅活轻松，而且有油水。油水指的是粮食，他们可以利用工作之便偷偷拿回一些粮食。冬天，看道口的人撤了，看场的人还在，虽说场里也没有什么粮食了，可储藏窑里还有一些上交不合格的公粮。社里领导知道，如果不照顾一下父亲，这一家人很难度过这个冬天。父亲干上了这份工作，回家时衣服口袋里装一把粮食，弟弟妹妹才有了吃的，总算熬过了冬天。
村里的状态也有了些变化：红旗村垮了，省委、县委包括公社一把手都被撤职了，我们村在大跃进的风浪里翻了船；村里饿死了人，自然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山上和村里的树木只要能砍的都砍掉了，即便是没有砍掉的也剥光了树皮。在我的记忆里，有一道凄惨的景象至今无法忘怀，这就是河湾里的路：路两边的树都被扒光了树皮，白光光的树干像脱光了衣服的躯体在寒风里瑟缩着。自家院子里的果树也没有逃掉这一劫。有些人自己没有力气砍树，就叫别人砍，砍倒树拿走一半作为砍树的报酬。后沟里的养德，就是送给我麻雀的养贵的弟弟，用这样的方法砍倒了院子里的一棵杏树。有了柴火，就能烧开水喝，也能煮野菜充饥，致使他渡过了难关。有的人，干脆拆房顶上的椽子当柴烧，爷爷奶奶就是拽着厨房屋顶上的木棍烧的。到了顾及生命的时候，人们什么东西都舍得。山梁裸露出黄土，活像一个长满疮疤的秃头，村庄也是赤裸裸的亮出屋顶和院墙，好像这里不曾有过树木一样。经过这场人为的浩劫，家乡的景象是满目疮痍、一派凄凉。秋天，各家分到了一些粮食，可数量不多，饥饿还是伴随着人们。狂热和谎言给人带来的教训刻骨铭心。

父亲出了事，四爸当了三队队长。受不了饥饿的煎熬，生库和几个村民偷了村公所的救济粮，县里来人抓了他们，劳动管教了三个月。出来以后，生库上了新疆。三背锅吃野菜中毒，差点丧了命。现在腰弯成了九十度，拄着拐棍才能走路，见了人像哑巴似的，摇摇头就离开了。外面有亲戚和有点能力的人，陆续离开村庄找生路去了。老人说，这场饥荒比民国十八年那次的还要重。
只要活着日子还得继续，奶奶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政府给她一天供应四两粮，吃硬的没有，一天能喝两顿稠糊，这样可以维持生命。没有烧的，就拆厨房顶上的椽木当柴火，最后连磨房的屋顶都烧光了。爷爷去世，县城里的小姑也没有来，至今杳无音信。后来，听人说他们一家子上新疆了。早先小姑夫是一个国营单位的会计，因为贪污了一百元钱被免职了，随后他们去了新疆。我的父母亲自顾不暇，奶奶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
我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更加困难了，母亲的担子更重了。她使出了自己全部力量，可一家子还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缺乏有效的治疗，父亲的腿不见起色，干不了重活，家里的状态无法持续下去。一次，母亲给父亲说：“他大，人家都到外面去找个活路，你现在也能动了，难道就这么等死吗？”父亲本来就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母亲的话提醒了他，经过几天的考虑，他决定去新疆，重新闯荡生活，寻找新的出路。
天一暖和，父亲带着姐姐踏上了去新疆的路。去新疆有几个好处：从全国来说，新疆的生活状态最好，不是说一定能吃饱，至少挨饿的程度要轻一点；其次，那里有自己的亲人。计划是先到叔叔家，也是必经之路，如果叔叔能给点钱，就在乌鲁木齐正规医院把腿看看，然后到我们这里，看能不能像我一样被收留下。到了叔叔家就遭到了婶婶的冷遇，婶婶并没有直接表现出对客人的排斥，而是找一个借口跟叔叔打闹起来。叔叔也是心烦意乱、无计可施，往往是跟婶婶打一架释放心里的烦躁。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个年代，无论是吃的还是钱，家家都不宽裕，加上叔叔回老家，我又在他家住了半个多月，叔叔他们的日子也是紧紧巴巴的，父亲和姐姐一去，如同雪上加霜。再着，父亲还希望叔叔能出点钱医治一下腿。这些都超出了婶婶的底线，婶婶想用家庭不和的方式撵走父亲和姐姐。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父亲也能理解他们的苦衷，第二天他们就来到了我们这里。
哥哥知道，父亲和姐姐的户口恐怕是报不上，可事到如今，只有厚着脸皮去碰碰运气了。一走进政法股的门，就被腾股长痛斥了一顿：“逯聚恒，你知道，场里的政策不让接收外人。看在你这个老职工的份上，我破格把你弟弟收下了。你可来劲了，又把你父亲和妹子带来。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权力给他们报户口。”到了这一步，父亲来新疆的目的全部落空了。难道还要回老家吗？那显然是一条死路。最后决定去找圆门里大爷的大儿子，他的名字叫逯德源，在新疆奎屯农七师一二五团工作，到那里再碰碰运气，如果不行，看看亲戚也是好的。

明天就要走了，父亲的心情非常沮丧，他坐在地窝子门前，脱下棉袄，抓起衣服里的虱子来。暖烘烘的阳光晒在身上很舒适，老家的人就是坐在这样的阳光下清理身上的卫生。这里可没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他们没有虱子。如果有，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抓虱子，这样做是很丢人的。我说：“大大，不要在这里抓虱子，别人会笑话咱们的！”“娃，就让人家笑去吧！你大顾不得旁人笑了。”晚上，父亲给哥哥说：“到了你大爸那里，要是那里也不收，我们还得回老家。咱们老家实在是困难，我再不能把你妹子带回去了，想想法子给她找个出路，逃一个算一个吧！”第二天，我们去了河南庄，想在那里给姐姐找个婆家。河南庄是阜北农场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那里大多数人是从河南逃荒来的。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一家姓邵的人家把我们叫了去。这家人的境况不是太好，但是能吃饱饭，儿子大了没有娶上媳妇。经过一番观察和商量，对方认为姐姐太小，身体又瘦小，害怕有什么病，就拒绝接收姐姐。
不得已，父亲带上姐姐踏上了去乌苏的路。在乌鲁木齐搭上一辆便车，到了乌苏县城。农七师师部在奎屯，一二五团在奎屯以西七、八十公里的戈壁荒原里，去那里要到奎屯才能找到车。到乌苏距离是近了，可这里没有通一二五团的公路，只有一条人行小道。就算有车，父亲他们已经没有了盘缠，只能步行走小路了。五十多公里的路，走了两天还没到，离目的地还有二十几公里时，饥饿加疲劳父亲晕倒了。姐姐无能为力，只是哭泣。一位好心的老乡救了他们，将他们用牛车拉回家，吃了饭休息了一天，才到达了目的地。大爸就在场部住，万幸的是这里接收了他们，千里迢迢的奔波，终于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找到了一条生路。
父亲和姐姐被分配到种畜队，每月有三十二元工资，饭也能吃饱，这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俩除了吃饭钱，什么都舍不得买，把钱寄给母亲。有了父亲寄来的钱，母亲他们的日子好过多了，然而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孩子，呆在老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不长，父亲写信叫圆门里的大爷，就是双赢的父亲，带领母亲和弟弟、妹妹到了父亲那里。一家人终于团圆了，至此才算摆脱了饥饿。

母亲带着孩子们走了，老家只剩下奶奶一个人，生活的困苦和寂寞只有她自己知道。我想，血缘关系是多么重要，奶奶假如是亲奶奶，无论怎么困难，母亲也要把奶奶带上一块儿到新疆。奶奶眼巴巴地看着母亲他们走了，现在只能等待自己女儿的消息。可到死，也没有等到姑姑的消息。奶奶对我有疼爱之情、养育之恩，可孙子是镜中花、水中月，可看不可用。起先我思念她，想自己赶快长大，有了工作就把奶奶接来。慢慢的对奶奶的思念淡化了，想的最多的仍然是自己的父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来新疆时，要求奶奶一块走，她拒绝了，说：“几个小娃，出门难啊！一个老婆子往哪里去，一把老骨头就埋在自家的黄土地里吧！”母亲只能托付亲房和邻居照料她。好在奶奶是五保户，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

18 异 客
从老家到新疆，我不仅仅是逃脱了饥饿，而且是彻底改变了生活环境，一切都是陌生的。如何看待和理解新事物、新环境，怎样接受、融入新的生活，是对我的考验和挑战。这个年龄，正是人生充满好奇、建立理想、形成个性的时期，命运给我出了一张丰富精彩的考卷。一个外地人，想要融入新环境会遇到两方面的阻力：首先是自己原来的观念和习惯，它会表现出封闭和挑剔，在我身上可能更突出；其次是当地人的排斥性和主人姿态，他们把你看成外来者。要打破这样的局面，需要外来者的谦恭和热情。做惯了娃娃头的我，不懂得以低下谦和的身份与本地娃娃接触，对方又将你看成一个孤立的外来户。一段时间，我感到孤独寂寞。
在儿童圈里，场部有一伙儿占山为王者，玩的设施和场所都是他们说了算，好像那些东西是他们家的，你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玩不上自己想玩的东西。我看不惯他们盛气凌人的样子，可想到自己人微言轻的样子，只能忍气吞声，悄悄地看着人家玩。这伙儿人里有三个头：一个是团长的儿子；一个是学校教务主任的儿子（教务主任是他母亲）；还有一个是食堂烧水工的儿子。三个人里，烧水工的儿子年龄最大，起码有十三、四岁了。他没有上学，不过常跟大家一起玩，大家叫他“大个子”。团长和教务主任的儿子是四年级的学生，团长的儿子好像比我大点，教务主任的儿子比我小点。教务主任的儿子脸白白的，又带着眼镜，跟他母亲一样，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大家把他叫“小白脸”。三个娃娃头里，小白脸最爱管闲事。以这三个人为核心，形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团伙。他们一起打篮球、骑毛驴、游泳、抓鸟什么的。这些我都喜欢，很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可就是不知道如何融入？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觉着自己很低微。他们高高在上，穿的是洋布衣服，说的是辫言子（普通话）的话，父母也是当官的，有权有势。让我纳闷的是这伙儿人里，一个主要头领的爹竟然是烧水工。骨干分子中也有破衣褴褛的穷孩子，这说明他们并不排斥穷人家的娃娃，看来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场部有一个篮球场，就在学校房子的背面。篮球架是两根木头支起一块木板，木板上钉着篮球框。场地是夯实的黄土地，不过用石灰粉撒上了场地线。看着简单，但玩起来一样有意思。连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时常在这里举行，每次比赛，观众都围满了场地。看得多了，知道了一些规则，很想亲手投投蓝。想象中将球扔进铁框里一定很美，可就是没有篮球，又没有伙伴。看大人的篮球比赛，觉着离自己太远。我时常看小白脸他们打球，你别看他们人不大，打球却十分认真：严格遵守规章，无论是谁，只要犯了规，自觉自愿接受处罚。小白脸个子不高，体力又弱，篮球好像比他大似的，可他很认真，也很顽强：拍球走了几步就拍不动了，只好抱球站住，唯一的办法是将球传给自己的伙伴，左转右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他跨开双腿半蹲着，保持着身体的稳定，两只脚紧紧扣住地面，生怕移动，左看右找，神情紧张焦灼。一耽误时间，球被别人抢走了，一场争吵开始了：小白脸说对方是从他手里抢走了球，是犯规行为；对方说球掉了以后他才抢的。最后，还是由大个子出头调解，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大个子和团长的儿子话不多，是非也少。爱管闲事，话多的是小白脸。为玩的事小白脸指责过我两次，使我感到很尴尬。一次是骑毛驴。场里有三头毛驴，好像没有主人，驴在场部周围的草地里吃草溜达，放假时小白脸他们时常骑驴玩。这样的活动深深吸引了我，我总是站在远一点地方看着他们。有一次，他们骑完走了，我爬在驴背上尝试一下骑驴的滋味。因为第一次接触牲畜，不敢直接骑到背上，害怕驴跑起来会被掉下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小白脸到了跟前，他抱住驴脖子让我下来，说：“想骑就骑在上面，干嘛爬在驴背上！”我无言以对，呆呆地站在一边，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小白脸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反对我骑驴，还是让我骑驴？总之，它是以主人的身份在指责我，我感到羞愧和尴尬。另一次是看小白脸他们打篮球。当时少一个人，小白脸叫我上场，我喜出望外进到场里。这是我头一次打篮球，我东奔西跑，跟定对方一个人，不让他得到控球和投篮的机会，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想得到大家的认可。过了一会儿，小白脸冲我说：“你还是下去吧！太不会打球了。”这次，我又受到了这位主人的指责。他说的并不错，但是他的行为里包含着居高临下、以强欺弱的味道。我并不恨他，毕竟人家处处比我强。同样的年龄，人家是四年级的学生，外表上就能看出是个好学生。再说了，人家不就是场子的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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