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818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稀世国宝们

妇好“亚启”青铜钺

妇好墓器物铭文中,有带“亚”字的铭文,引人注目。它们分别是“亚其”“亚弜”“亚启(啓)”。“亚”是一种武职官名,地位颇高,相当于外地“军区”将领。因为有很多“军区”,所以卜辞中有“多亚”。

“亚启(啓)”也是“氏族徽号”:“启”是其名,“亚”是武职官名。这位“亚启”不是别人,而是武丁之子。武丁有三个“法定配偶”,“司母辛”(妇好)只是其中之一。“亚启”是哪一位配偶的儿子?不好说,但是武丁之子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武丁卜辞中有“子启”。古代的氏族中,有声望的男子可以单独成立新的氏族。亚启的地位很高:他送给妇好的礼物有铜钺。铜钺是军中仪仗之器,是地位颇高的证据。此钺原本为亚启所有,后来赠送给妇好。妇好是亚启的母辈,地位自然在亚启之上,亚启将这样的重器赠送给妇好,自然在情理之中。随同一起赠送的还有一件方彝,足见亚启也是一位“非凡之辈”。这个“启(啓)”字的构成也很有意思:左边是扇“门”,右边是“手”,用“手”去开门,这就是“启”字,这种辞意一直保留到今天。这是汉字的传承,也是汉字文化的魅力。

对于这个“亚启”两个字，我将铜钺的图片旋转一下，并将文字做了截图。

图上方那个像粗壮、空心“十”字就是商王朝时“亚”字的铭文写法，而下方的“启”则是铭文写法左边一个“间”+右边一个“手”。



我将“亚启”两个字在图中改为繁体写法，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的认出现代汉字“亚启”两字是如何从5000年前传承至今了。

繁体“亚”基本上保持了商王朝时期铭文样式，中间的结构都完全一样。而繁体“启”则是在引意的形态下进行改变，将“门”引伸为“户”+“口”，将“手”引伸为“夂”。将繁体字简化为简体字，但这种传承和认知明显被割裂了。就像在考古中经常会说：高等级“亚字形”大墓，但如果你不知道繁体字你会很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是“亚字形”，从形状上来看不是“十”字形吗？

所以大家还要多看看、多学学、多认认，这样我们会有一种自豪感，我们是活着的历史。

今天把妇好这个系列帖完，明天休息一天，要陪老婆、孩子了

商王朝好酒，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从妇好墓出土的210件青铜容器中,酒器就有155件。我们前提到的妇好青铜器中的盉、觥、尊以及现场陈列的其它青铜器中，酒具就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商王朝对酒的热爱。

其后的周朝人总结说，殷商走向衰亡，根本原因商人集体好酒如命，不但老大纣王嗜酒成性，就是普通的贵族和平头百姓，也是动辄喝得酩酊大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全民酒鬼的社会。后来周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所以各制度上和礼仪上以最大的限度来限制人为的贪杯行为。在西周早期还存在有大量的青铜酒器，但从西周早期以后，在各种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便开始慢慢占到次要地位，无论从形制还是到数量都在大量的降低。以至于在商朝制作非常精美的各类动物形态的青铜觥、青铜觚之类的酒具，到西周之后反而失传了。

从当时的行为来看，酒能使人亢奋，同时喝多了也会让行为失去举指。而且在远古时代那个粮食还非常匮乏的年代，用大量的粮食来酿造美酒，即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影响社会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除了这二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用青铜器经常饮酒会造成很严重的：铅中毒

而在商代，因为矿藏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有限，青铜中天然含有并且随着青铜铸造被人为加入了大量的铅元素，有多大量呢？根据中国科技大学所做的实验分析，商代青铜酒器中的铅曾一度达到了25%之多，如果用这样的器具加热米酒，酒中的铅含量就会暴涨1200多倍！

这些铅元素会跟酒精等化学元素进行反应，以磷酸铅的形式存在于人体的骨骼和血液之中，导致骨质疏松、血管堵塞，由此引发的对心脑神经的破坏是不可逆的，久而久之，随着铅在人体中沉积的越来越多，人就会出现神经麻痹反应迟钝等诸多症状。

考古学者同时发现，商代的墓葬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的贵族墓葬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怪事：他们的尸体腐烂得非常彻底，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而陪葬的仆人和牲畜骨骼则完好无损，骨质的质量要高出很多。

现在安阳妇好墓陈列的是虽然是复原之后的场景，但在发掘之时的确只在中心位置仅仅发现了一些人体骨骼的碎片，根本无法复原出原有的人员轮廓。而在这个位置所埋葬的只能是墓主人，也即只能是妇好才能葬在这个位置。而我们却无法从遗留下的骨骼上去获取她曾经生前的各类信息，比如：她去世时的年龄、她的身高、她的营养状况、她身体是否存在一些疾病遗存等等，留下的只有一片黄土。而随她殉葬的各类人类、动物尸骨却保存非常完好，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几具在二层台上放置的殉葬人尸骸基本上都完整无缺。这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吧。

而这种事情令人惊奇的是，不但是古代中国，铅中毒这种作死的方式同样出现在古罗马，经过史学家多方考证得出结论，导致罗马王朝衰落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很有可能也是铅中毒。因为他们作为高级贵族使用饮用工具也由铅来打造，而负责供应整个罗马重要城市的饮用水则也用铅管来疏导。

妇好的样貌无论是在安阳通过推想雕塑出来人像，还是其它利用思维想象出来的画像，都是一幅英武的样式。好像提起她就得说她曾经带着几千兵马远定他方、是女将，是女武神。




但作为一个女性，从她的墓中还同时出土了各类精美的小型玉器，尤其是一件玉凤，既然是陪葬品，那么应该是妇好生前喜欢的物品或是代表她身份、等级的物品，那么我们也可以猜想到由此玉凤，引申妇好也应是一位对美拥有着极高品味与追求，并同时拥有女性爱美的天性。

妇好玉凤

据《史记》 记载，殷商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是在吃了玄鸟（即凤）的蛋后，才生了契。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殷人也就自命为凤的后裔。在妇好墓的大量玉器中，玉凤仅此一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凤体轻薄，侧身回首，弯曲如C形。圆眼，尖喙，顶饰三连花冠，短翅下垂，长尾末端分叉，并有镂空装饰。腰部有突起圆钮，上穿孔，可系结。，凤鸟头戴花冠，作侧身回首之势，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在技术手法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 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

它即是一个玩物，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制作它的人也许根本想不到我们会从这个小小的玩物中了解到商王朝时期的多种信息，比如：

当时人们的穿着是何种样式的？历经5000年，不可能有任何画作遗留下来；

当时人们面对高级贵族会是何种姿态？见官下跪真在5000年前，或是跽坐这种依然保存在日本的中华传统是从何时拥有的？

这些答案都在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小小玩意儿上


妇好玉人

这件仅高7厘米的跪坐玉人是妇好墓中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玉料为和田玉，呈表色，通体有黄褐色的浸痕。玉人双手抚膝跪坐，头梳长辫盘于顶，头上戴箍形束发器，接连前额上方卷筒状装饰，像一个平顶冠。



人的面庞狭长,细眉大眼,宽鼻小口,方形小耳,表情肃穆。身穿交领长袍,下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两肩饰臣字形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背后插一卷云状宽柄器,气度雍容,显然是一个上层奴隶主贵族的形象,抑或就是妇好本人。



跪坐玉人是殷商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它以丰富的想像和细腻的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状貌,玉人身体、衣饰、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近乎写实,是了解当时衣饰的最珍贵的资料,当为玉器中的绝品。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周一再贴

@ty_ERD 2020-05-10 17:31:55
三星堆的东西说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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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要外星人长得跟地球人一样也是一个脑袋两条腿才行啊

昨天没事的时候我再回来看看帖子，对商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归于青铜中的所含的铅，说是因为铅的原因导致铅中毒，进而使得商王朝灭亡这一因素再次想了想，感觉有点不对头。

如果说是铅导致骨质疏松、血管堵塞，由此引发的对心脑神经的破坏，随着铅在人体中沉积的越来越多，出现神经麻痹反应迟钝等诸多症状，这些原因是商王朝灭亡的因素，那么其后的周王朝也没杜青铜器啊？商朝贵族们用青铜器来做为饮具和餐具，周朝贵族也是这样的用，他们也没抛弃青铜而回归到陶器，那么商朝贵族间出来的铅中毒，同样也会在周朝贵族中出现。虽然，周朝将商王朝的失败归结到“饮酒”之中，但青铜器除了作为酒具之外，也还会用作蒸饭、煮肉、饮用的工具，在周朝贵族间的使用机会一样也不少。

从考古的现象现看，虽然到现在也没有挖掘出一位西周王室墓葬，但全国已经出土了很多西周时期大贵族墓地、诸侯国国王墓。从挖掘的结果来看，这些大贵族同样也是“尸骨无存”，部分墓中除了较为坚硬的小块头盖骨、牙齿等，其它骨骼基本也只能靠筛子来寻找。那么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是因为铅呢？我想应该有一定的因素在内，但不是必然。

因此，青铜器中含铅是事实，商周时期贵族们大量使用青铜器作为炊饮具也是事实，所以商周高级贵族们同样都受到铅的毒害更是事实，而不是这种毒害只摧毁了商王朝，而周王朝就完全解决了。这不客观。

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铸造从萌芽到成熟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商早期所铸造的青铜器显得很简单，因为加工工艺和铸造水平的原因，对于青铜源材料的配比还处于摸索阶段；到商中期逐渐形成了青铜礼器的固定的形态，并在铸造的规模和规格上都有很大的提升。而商王朝后期，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商王朝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已经发展成熟，并为后续青铜时期的各类礼器标准及形制标准作出了榜样。

商－子龙鼎

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20个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当中就有子龙鼎。中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子龙鼎。

2005年底，子龙鼎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到达香港。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方唇、宽沿、立耳，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已接近蹄足，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

该鼎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大贵族的家族长子。

子龙鼎属商还是属周？

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冠英说，“时代特征，是考古学考证中的利器。一般来说，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在时代特征上相和谐。唐装有唐装的特色，历来一定时期的服装都会有特定的风貌特征，一定时期的文物也会有一定的科学标准。”1956年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尽管通高不及子龙鼎的一半，但轮廓极为相仿，其口沿下的饕餮纹构造几乎相同，只是前者的饕餮纹间没有设置龙首装饰。

而1990年殷墟郭家庄M160墓出土的圆鼎，形制、纹饰也同子龙鼎接近。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佩芬则著文指出，子龙鼎是西周早期杰作。“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内铸造的青铜器，还会保留原来的模式。”对此，王冠英指出，其实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同点，既有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差异。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

所以子龙鼎的铸造年代现在还无法精准到具体时间，只能给出一个区间时段，也就是上至商末，下至周初。




“子龙”到底是谁？

在古代，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那么，有着庞大身躯的子龙鼎是否也会与商王有关？

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称呼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但更多的是商王国内担任卿士僚尹的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这些宗法贵族与王室有血缘关系。“子龙鼎的主人应该是商末的王子或一个强族。”“‘子龙’的写法或许还与‘子龚’有关。”王冠英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一些商周青铜器上，铸有“子龚”或“龚子”的铭文。其中，“龚”字所从的“龙”字造型多与子龙鼎的“龙”相似。“‘龚’、‘龙’古音相同，这是我们推断子龙鼎族氏地望的一个依据。”王冠英表示如果“龙”字与“龚”真有相连关系，那恰恰可以证明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河南辉县古称“共”，“共”又与“龚”通假。由此可以推断“子龙”可能是商末周初“共”地部族的首领。

这一推论恰好也可证明日本收藏家所说的“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子龙鼎最早见于日本举行的《中国王朝之粹》展览，图录说明指出子龙鼎可能出土于河南辉县，但并未说明根据。朱凤瀚指出，从“龚”与“龙”的通假关系中，也许可以给出子龙鼎出土地之谜。在很多早期材料中记载有“龚后”、“妇庞”、“后龚”等名称。

认为，这些名称都是指代商王的配偶。姓氏显示，她们是出生于龚氏的女子。

因此可知，居住在龚地的“龚氏”，与历代商王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关系。

近年来，河南辉县曾给考古学界带来不少兴奋点。其中的孟庄遗址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子龙鼎真的出土于辉县，是否会是孟庄遗址群的手笔呢？

王冠英表示，这个问题在学界也讨论过。专家郝本性认为如果真出自孟庄遗址群，就会有更多的相关联的历史记载，但现在至今还没有更多发现。

“不过，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要真正认识子龙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找出与子龙鼎相关的‘子龙器’之间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们是否为一个共同的族所共有。再者，也可以对‘子’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真正阐释出‘子龙’的蕴涵。“王冠英指出，这些都是子龙鼎研究中未竟的命题。

商王朝对于小型动物造型青铜器的铸造尤其喜爱。铸造的精致、栩栩如生，对于动物的细节刻画也非常到位，很多青铜器以其说是礼器、纪念器，不如说它们是宠器、把玩器更合适。

而有这么一件铸造于3000多年前的“王八”就让人喜爱的不得了。





商－作册般青铜鼋(读音:[yuán] )

作册般青铜鼋是一件珍奇的晚商青铜器。长21.4厘米，宽16厘米，通高10厘米，重1.6千克。

器作鼋（爬形动物，外形像龟）形，爬行状，伸头，尾左偏，四足外露，爪下各有一方钮作为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箭：左肩部1支，背甲左部2支、右后部1支。皆为箭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分。商代前期，少数青铜器上开始铸造铭文，字数较少，到了商代晚期，铸铭青铜器明显增多，直至商代末年，才出现几十字的长篇铭文。

“作册般”青铜鼋形制特殊，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器作者作册般，还见于其他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曾因随商王征伐人方有功而得到赏赐。



鼋背甲中部有铭文4行32字：“丙申，王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废矢。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女（汝）宝。”



距今将近3100年前，商王朝已经到了末期。这一天河南安阳的洹河岸边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这里离当时的实际都城朝歌70公里，商纣王帝辛一行人在这里进行射礼。商代行猎要远行，以示隆重。射礼是商周时期的一种狩猎活动，之所以称为礼，说明射礼有着严格的规定：规定的猎物种类，严格的动作规范，所有上场比试的人都要经过训练。此次射礼选在河边，狩猎内容自然是射鱼，也就是只能射鱼，龟，鳖，可能还会包括会在水上活动的鸟类比如天鹅等。

第一个射箭的是商纣王，纣王站在岸边的一个小土坡上四下张望着。忽然看到远处有一只大鳖。大型的鳖古时称为鼋（音元），在水草中探着头张望，如果不是它偶尔变换一下脖子的方向，你可能根本发现不了它的存在。



鳖尤其是大型的鳖在当时并不是常见的东西，所以人群中顿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议论纷纷。商纣王示意大家安静，对着身边一个叫般的人做了一个手势。般的职位是史官，当时叫作册官，作册官除了负责记录商王的活动，还要负责传达商王的命令，是王身边的近臣。他应该陪伴了纣王很多年，两人有着非比寻常的默契。般从箭筒中抽出四只箭，递一只给商王。

商王满弓搭箭。谨慎地瞄准了远处正面对着自己吐气的大鳖。他把弓放下，换了一口气，再次瞄准，屏住呼吸，松开了右手。“嗖”的一声。箭飞驰而出，从大鳖的左边脖子和鳖盖连接处射入。巨大的力量贯穿了大鳖的身体。直接把大鳖钉在了松软的河床上，四肢本能得做着最后的划动。般在一旁喝彩，手中保持着输送箭杆的姿势，正是商王不用回头也能伸手拿到的位置。纣王没回话，熟练地连续从般的手中抽过三只箭并射出。虽然大鳖在水中有折射，但商王都无一例外的命中了大鳖。




身边的人发出了欢呼。尽管从二人配合的默契程度来说这对商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在众臣面前四箭全中终归是件有面子的事。纣王心情显然不错，对另一侧的近侍寝馗说：“去，捡回来。”

寝馗一路小跑过去把大鳖捧了回来。四只箭全都贯穿了大鳖的身体，只留下箭尾的箭羽暴露在外侧。一只在脖颈，三只在背甲。商王看后满意的回过头对般说：“般，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这只大鳖你就带回去，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吧。”

般当然知道纣王并不是感激自己的陪伴，而是因为纣王得意于自己的武功。在当时射箭有一番必射四只箭的礼制，象征着大王“能御四方之乱”。但是商王又不能自己夸自己四箭全中之功，所以只能借赏赐般，通过让般制做宝器来标榜自己的功绩。回到家，般马上命人按照大鳖的样子铸造了一件金光闪闪的吉金摆件。鳖背甲上4行32字铭文完整的记录了当天的事情。

作册般铜鼋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仪式－射礼。




整篇铭文主要记述王射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与作器缘由, 着眼处在射而不在鼋, 重点强调的是“ 率亡废矢” , 整个铜鼋模型, 重点突出的是贯穿鼋体、仅露尾羽的四支箭, 所显示的无疑是惊人的臂力。正因为发力威猛, 连发连中, 超乎人们的想象, 常人无法做到, 而商王却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才值得模型铭功以志纪念。它再现的是精湛的射艺与箭法, 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和宣扬商王的射技武功。

作册般铜鼋与射礼相联系, 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

西周金文中有水陆两种射礼。在多个西周出土青铜器中所记的射礼是在陆上举行的。具体地点是宗周、成周新宫的射庐, 或周王征、巡途中的临时驻地; 麦方尊、静殷、通殷、井鼎所记的射礼则是在周都奔京辟雍大池中举行的, 因在水上举行, 参加射礼的人员需要乘舟饥游。“西周的射礼, 分水陆两种。作为射礼, 它们有相同之处, 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礼记•射义》曰:“ 天子将祭, 必先习射于泽。” 文献记载表明周王在举行大的祭奠之前还必须先在泽中习射, 可知水上射礼在西周时期的确是很盛行的。以后以例前, 商代晚期, 在环绕都城的洹水举行射礼活动也是可能的, 并且商代在都城的洹水举行射礼, 与西周在都城的辟雍大池举行射礼的水文地理环境也十分相似。可以说西周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也很有可能渊源于商代晚期的洹水水上射礼。

西周是射礼的成熟盛行时期, 射礼作为一种礼仪已比较繁琐复杂, 要求“ 进退周还必中礼。”参加射礼的一般人员都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登场较射, 一举一动合乎礼仪规范。在这种成熟的礼仪之前, 理应有一个逐渐形成完善的过程。可以肯定商代应该就是中国射礼的形成时期。从作册般铜鼋铭的文体看, 它与西周早期记录大射礼的文体相同。二铭都有“ 亡( 无) 废矢” 等字句, 似已形成固定的专门术语和句式。更有甚者, 铜尾身插四箭, 此与《仪礼》所记周代射礼“ 三番射” 中每番都是发射四支箭的定数也完全相同。

商－四羊方尊

“尊”是一种盛酒器皿，最早见于商代。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



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有专家认为，四羊方尊的一大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端庄典雅、雄浑厚重之感，所以，它被称之为“国之重宝”“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当之无愧的。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所以羊作为人们喜爱的动物，逐渐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既展示了这一国之重器的至尊形象，又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首先是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极高，仅次于牛。从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来看，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主要表现在：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文物界对四羊方尊器形、纹饰分析，以及与商代青铜器比对，认定为商朝晚期青铜礼器。但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于商文化圈。谭其骧先生用毕生学问，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所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城邑遗址进行印证，绘制在《商代地图》上。而宁乡没有任何商代城垣和方国大邑。那么，这等显赫的贵族青铜礼器， 岂能掩埋在远离商王朝贵族的地区呢？ 于是，有学者认为，四羊方尊可能是后人带入宁乡的。更有学者指出，四羊方尊出土于这样浅的山坡土层，可能是有人仓促埋下的。

商王朝的精品在国博里有很多，作为一个中国现在已知且已有证明的第一个王朝，商王朝的建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始祖。

前边我将部分在国博拍摄的文物照片和讲解已经叙述完毕，接下来咱们开始对西周的青铜器进行讲解。

在讲解西周之后，我先将西周的王位顺序进行一下列明，这样也助于咱们在看文物时对时间观念的理解。

我这个楼主写在西周文物讲解之前的话：（带有强烈个人主观色彩，不喜者略过……）

西周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改朝换代的事情，它更是中华文明与中国传承3000年文化的重要源头。我最为欣赏或是觉得从周以来为们中华传统文明，乃至我们今天所信仰、所崇拜、所认同的几乎的所有都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起源的：

它改变了自新石器时代以至商王朝以来：重神明、仕鬼神的完全社会宗教性文化

周公像：



从之前我所帖出来的贴子和图片中可以看到，众多新石器时代至商王朝以来的墓葬中拥有大量的仕鬼神属性。以敬神、敬鬼为仪式，将大量的社会财富与人口埋之于墓中、祭祀于神坛之上。商王朝最以强盛的时候，甚至将几千人，一次性的杀害、祭祀。对于小型贵族而言，每当先人去世陪葬几个奴隶、侍者都是很稀松平常，更别说商王或王室大贵族去世之后的墓中更是有几十、甚至上百人陪葬的事实。

商王朝通过各类祭祀活动将大量的精力与财富、人口以献神的名义进行消灭，将这种文化与传统传播到与之商之文明有影响的地域。当这种影响力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之内形成一种惯性和习惯，随之而来的就是“神权主义”：一切以所谓的神之信仰为主！这种信仰的结果或同比其它最为相似的文明就是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这两者都将神鬼信仰推崇至无上领域，以至于在此过程中血腥祭祀已经成为一种正常化的手段。进而再通过高等级贵族们生活中所推崇的：享乐主义、精神至高主义与唯我独尊的个人利已主义，它们二者的结合，将神权文明推到了极限。

而周王朝的建立，或者是说在周武王灭商之后，随着周公以及周王朝前期建立者们其同的思想，以及为这种思想所寻找的根源、理由等等，建立与商最大区别的文化表现方式，让他们思索：

为什么从经济实力到人口实力、从地域面积到文化领域都如此不平衡的“小邦周”会将强大的“大邑商”覆灭了呢？

* 为何如此虔诚敬侍神明的商王朝即得不到上天的眷顾？

* 为何拥有如同神之地位的“王”却在最后遭到宛如蝼蚁般奴隶的反击就失败了呢？

* 为什么如此强大的一个商王朝却在最后，只由商王一个人面对着集合不同地域的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的“小邦周”呢？

* 是什么让纣王失去约束而大肆将忠臣杀害、放逐贤能，新近小人而无人言、宠腻妄臣而无所阻？

……

我想，也许当年没想到能够覆灭商王朝的周武王，也是如此不知所措吧。一个地处西垂、偏远而又以事耕种为主的氏族，却突然要管理近乎大自己十几倍的国家、掌管十几倍的人口、面对四周更多夷戎的虎视眈眈，我想，他更加寝食难安，以至于他仅仅在B.C.1046年灭商后的4年就去世了。精神的折磨、压抑、劳累比身体的失衡更加折寿。

然而，他在精神与思想上的痛苦也让更多的人去思索这个问题，那么无视是不可能的，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解决问题，那么只能等着问题来解决你。这种群体性的思索让西周开国的精英们一一去寻找答案。无论是在武王征商之时立下赫赫功绩的太公姜尚、还是在武王去世之后辅佐成王的周公旦、或是在文、武、成、康、昭经历五王的召公奭，这个问题成为了整个周初政治生活与贵族生活的核心。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尝试，据传由周公所制《周礼》，汇集了周初众多精英们思想之大成，从根本上将神鬼文化转承至人本主义文化，从根本上将这种在周王朝之前几千年来所推崇的神鬼文化戛然而止，虽然并没有完全的取代或消灭，但这种更迭却使我们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生”观念，进而演化成“神、人各自为体”的二元制精神与生活环境，造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现象。

这种暂且叫为《周礼》文明的内涵就是以族群、氏族、家族、个人为一个个大而化小之后的核心为载体，形成一个个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在这些个不同圈子里形成的“规矩”为藩篱，让我们在脑中、在骨子里有着3000年的铭刻。

若非如此，我们今天各位领导人们的职位宣誓也许也需要拿着一本XX经来表达“神权天授”，我们不会在面临压迫的时候呐喊“我命由我，不由天”！更不会在面临全社会危机之时需要个体服从与行为限制的时候，依然在高喊着“不自由勿宁死”与“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西周青铜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青铜器可能不咋地，但青铜器上的铭文却是一等一的重要。

既然开始说西周了，那么咱们就从一个不起眼的“簋”来看看它是怎么将中国在80年代末期搞的轰轰烈烈的、著名无比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搞得尴尬无比的。


覐（实字为“上口下爻+見”，音同“遥”）公簋




这个簋的名称比较特别，因为是从簋体上直书过来，因此在现代电脑中打不出这个字来，暂时以“覐”来代替它真实的名字




覐公簋原是香港私人收藏器，关于器主某公“覐”，在铭中字型为“上口下爻+見”，有學者也釋讀為“覐”（“觉”的古文），尧公簋口径18厘米、底径13.6厘米、高12厘米、两耳间宽21.6厘米，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双兽首半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

李学勤先生认为器主覐公或是古唐国的余民，是个部族领袖，归于晋燮父治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认为或者是商遗民，随唐叔封于唐，属于唐伯僚属。

朱凤瀚先生认为“覐”可读为尧。他认为，尧公是属地在尧或以尧为氏的贵族，但铭文末的族徽又说明该氏可能属于商遗民。铭中“昜”当读为唐，昜伯即唐伯，是始称晋侯的唐叔虞之子燮父。在此基础上，朱先生讨论了如下问题：

一、覐公为其妻作器，以唐伯侯于晋记时，说明他是唐伯臣僚，也可能与其妻父族在晋侯辖域内或临近晋地有关。

二、铭文可证燮父所居晋国都邑晋并不在唐叔初封之唐旧地，而是其新迁之都。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不可信。

三、覐公簋的器形与铭文说明此器应在西周早期中段。如将此器定康王时，则康王28年已为西周早期偏晚段，与器物年代不尽合，且康王年代由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的 25年至少要延长为28年，会造成昭王与穆王年代下移，挤压西周中期其他王在位年数，导致原本就很拥挤的西周中期诸王年谱调整的困难。若将此器定在成王时，则与《周语》《晋语》所载唐叔受封时间一致（即唐叔卒于成王在位年），并可将成王在位年数调整为37年（含周公摄政7年），因为文献所载与成王有关的 几个历日在成王37年系统中是大致合历的。

铭文拓印及铭文解读：


覐公作妻姚
簋，遘于王命
昜（唐）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

由于此铭记载有周初“王命唐伯侯于晋”的史实，又有“王廿又八祀”的年代记录，对厘清晋国早期历史真实有显著的意义，故学者关注甚多。对“王廿又八祀”所属王世问题，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瀚、尹松鹏等先生都发表过不同的观点。

此簋的发现，不光对早期晋国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来说，可以说是直接否定了断代工程的阶段成果结论。从此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成康之间）。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无论定位于成王还是康王，夏商周工程断代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必须予以修正。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成器时间应该在成康之间是没有问题的，是多数学者一致的看法。有所争论的只是成王廿又八祀还是康王廿又八祀。按理说，本不应该存在异议，因为目前所见所有史书对周成王（含周公摄政共37年）、周康王（26年）在位年数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尤其是康王在位年数，古今学者基本是无异说的。而断代工程为了迎合所谓“历谱”，硬是随意篡改二王年数，定成王22年、康王25年。这就为此簋纪年的王世判读带来了一些困惑，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理清此簋的王年所在对纠正断代工程年表的错误也是有不小的意义。

关于晋国的始封问题，学术界探讨不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一定分歧。相应地，关于此簋的叔虞封唐的探讨也是如此。多数学者认为“王命唐伯侯于晋”的“唐伯”应是燮父，而把簋铭纪年“王廿又八祀”归置于康王年间，持此意见的不乏有学术大家，如李学勤、王占奎等学者。就算持“成王年”说的李伯谦、朱凤瀚等学者，由于对成王纪年从何处起推标准不一（断代工程是将周公摄政年和成王在位年合并计算为22年，而汉代之后的学者一直有成王在位37年说，含周公摄政七年。）故而论证的底气皆不是很足。

从这件覐公簋中我们还引出另一个支线，就是“王命唐伯侯于晋”这句话。它将周初一个小故事带到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之中：

在《吕氏春秋·览部》卷十八《审应览·重言》与《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都记载了一个成王和弟弟唐叔虞的小故事：一天，周成王和叔虞作游戏，成王把一片桐树叶削成圭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分封你。”史佚于是请求选择一个吉日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我和他开玩笑呢！”史佚说：“天子无戏言。只要说了，史官就应如实记载下来，按礼节完成它，并奏乐章歌咏它。”于是周成王把唐封给叔虞。这就是著名“桐叶封弟”的故事，老人与老师们总是将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再让我们记住要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的道具。而叔虞也自此开始称为“唐叔虞”，他的儿子又将“唐”国改名为“晋”国，后来晋国又成为威震天下的春秋五霸之首。

那么，成王与叔虞真的是哥哥的一句玩笑话就造就为弟弟创造了一个新的诸侯吗？是“桐叶封弟”还是“桐叶封兄”，亦或只是个传说？



关于成王与叔虞的关系，文献的记载很多。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后人据此而论，晋唐叔虞为成王弟，认为成王至少有四个弟弟都封了国。然按司马迁的记载是武王崩时，成王还在襁褓之中。襁褓，古代泛指1岁以下的幼童，那么武王要在成王出生前的10个月及出生后的这20个月时间里赶紧为成王再准备4个弟弟。成王为作为现有的嫡长子要等到武王去世的最后一年才出生，而其它的儿子也是在这最后一年里陆续孕育的，这种好笑的结果不仅仅是赶不赶时间的问题，关键是也不可思意了。

因此，部分后世学者多数认为的成王十二岁时，武王崩。但即使是这样，则成王拥有四个同母弟弟（也就是武王的正妻所生的嫡子）可能也极低。因此，《左传》所记“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应是指成王的庶兄弟，不仅仅是弟弟而已（成王有庶兄也无所谓，因为成王是王后所出的嫡长子，就是有再多的庶兄也不影响成王继承王位）。而且在《逸周书•王会解》所言“成周之会”之时，唐叔已列于朝班。而此时为周成王七年，如果唐叔为弟：要么唐叔只有6岁，要么最大也不超过18岁；但按“列于朝班”所需要的资格来讲，在那个周初群精汇聚的时代，18岁就位于朝班显然有些功过其实了，即便是武王的儿子但没有功业也是惘然。因此，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晋唐叔虞当为成王庶兄，且在武王庶子中排行为叔，故称叔虞，其上自有“邗伯”。一个挺有意思的记载是成王召集顾命大臣托付国事时既无唐叔虞，也未见其子燮父。这从一个侧面可以推知唐叔虞必为武王庶子。

另外，还有一个唐叔虞为武王庶子的推断：周之分封，嫡子大宗皆不外封，有“守器承祧”之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封嫡弟康叔于卫，都是因为周初那种特定的政治与军事环境下作出的特殊之举：伯禽于鲁与姜尚于齐都是为保证东夷地区的安定，伯禽在位时期就有平定徐戎叛乱之功；而康叔于卫，都朝歌，则更是为了商故地的安宁而特意安排的。而“嫡子大宗皆不外封”典型的却有文王幼子冉季载（即毛叔郑），其子嗣皆不外封。周公之子除伯禽外，皆封于畿内。何也，文王太姒之嫡惟五子尔，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康叔封、幼子冉季载（毛叔郑），余者非太姒所生。所以后来到周公辅政之时，武王在商地所封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纷纷叛乱，周公随后诛兄放弟，但后人却不以周公非仁，只因被诛杀者乃庶兄弟尔。

因此，《吕氏春秋》、《史记》并言“桐叶封弟”事，也是传说多过史实而已。

记录周王朝第二次统一战争、真正形成中华大一统的实证：
－－－－“禽”青铜簋

禽簋，西周，盛食器，高13.7厘米。禽簋口径19.2厘米，小侈口，折沿，略鼓腹，高圈足，兽首双耳，下有较短的长方垂珥。颈和圈足均饰有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颈部还增饰浮雕兽面纹，整体有明显的西周早期作风 。



禽簋内有铭文23字：“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铭文记载成王征讨奄侯之前，周公旦训导其在周王朝任职“大祝”的长子：伯禽，伯禽以脤器致祭，成王赏赐伯禽金百寽，禽用作宝彝以资纪念，兼告慰祖先。禽簋铭文中的“奄”，指的是奄国，是参加对周王朝叛乱的邦国之一；铭文中的王指周成王；周公是指代成王摄理国事的周公旦。




《史记•周本纪》：“武王克商……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

《汉书•地理志》“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

《鲁周公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年少，周公代摄国政，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武王克商之时，淮夷、东土诸夷大多曾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周人的军事压力而暂时归附周室，内心却不想臣服。齐、鲁之君就国时已经引起夷人的不满，三监、武庚和东方诸夷虽露叛象却尚未举事。武王死，成王年少以及管蔡内乱终于给东方诸夷提供了难得的可乘之机，因藉三监之乱而叛，以图恢复昔日的“自己”。

《逸周书•作雒》：“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皆明指三监挟武庚、联东夷、徐夷、奄及熊盈以叛周。

《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夷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鲁人三郊三遂。”



周灭商后三年后（约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逝，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代成王摄理国事。管叔因企图继承王位，对周公旦摄政极为不满，于是散布流言，并煽动蔡叔、霍叔，怂恿武庚及东方诸方国，说周公欲谋害武王，窃取王位。周成王元年（约前1042年）秋季，被封在朝歌的纣王子武庚，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蒲姑（又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叛乱势力遍及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

周公旦面对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敌对势力，多方权衡，决定兴师东征。周公东征持续了三年，在西周开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继武王伐纣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镇压了商朝贵族残余势力的反叛，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周公东征后，周公吸取了上次分封的经验教训，对叛国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姓九宗，《书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 ，从根本上改变了夏商时期那种以单一血缘族群为核心盟主、异族万邦林立的盟邦式松散国体，使西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用政治行政手段融合异族诸夷的中央政权。其建立的以姬周宗族为主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天下，也因此而具备了华夏国家性质，为成康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臣宅”青铜簋

这是一件记录有长篇铭文的青铜簋，其断代的时间有说“成王”时期的（国博展牌上的说明）也有断代为成王之子康王时期的。

高13.9厘米，1955年发现于辽宁省，是从废铜中挽救而出的一件国宝。



小臣宅簋铭文：唯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事伯懋父，伯赐小臣宅画毋、戈九、锡金车、马两，扬公伯休，用作乙公尊彝，子子孙孙永宝，其万年用飨王出入。
铭文大意说：王某年五月壬辰日，同公在丰京，命令小臣宅伺奉于伯懋父。伯懋父赏赐小臣宅绘有装饰的盾牌、戈、锡金车、马，小臣宅为称扬同公、伯懋父的美德，制作了乙公尊彝，子子孙孙要永宝用享，一万年用来宴飨王的出入使臣。

同公、伯懋父都是贵族。懋父，卫康叔之子，又称王孙懋，他在康王末年是康王重臣，号称伯懋父。小臣是职官，宅是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