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但不能忘记》连载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五章 不是故事的故事
一
又过一个星期，母亲从老家回来了，背回好多大包小裹。
我吃着她带来的地瓜干、花生米，吃点心一样香甜。黑龙江不产地瓜，孩子们从没见过地瓜什么样，母亲为让我见识见识背回来几个生地瓜。它很像红皮大土豆，不过煮熟后既软又甜，比土豆好吃多了。至于花生，我只知道它可以榨油，炒熟后包上一层糖衣，商店里的售货员称它为“花生蘸”。有花生米，母亲特意为我们做了一次“花生蘸”，工序很简单，把糖熬成糖稀后将炒熟的花生放进去一滚就成了。
说得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母亲上班后，我耐不住嘴馋，偷着和妹妹加工两回“花生蘸”，结果糖和花生浪费不少，都砸了锅━━没掌握好火候熬煳了糖稀，成果又苦又焦。没关系，羊肉烂了化在锅里，我做的“花生蘸”一点没剩，妹妹苦得直咧嘴巴还在大吃特吃，连连称赞我手艺高超。母亲明知道谁捣的鬼却没教训我们，只是叮嘱：
“小孩子不能玩火，想吃妈给你做。”
母亲带回来的另一种稀罕东西是咸鱼干，有带鱼，黄花鱼，她贴大饼子时拿出几条放在锅里蒸上，满锅都是香味儿。春节、彬子和铁南来串门，母亲一定要拿出地瓜干、花生、咸鱼招待小客人。物以稀为贵，我也有了骄傲的资本，我家有“山东特产”，让你们也馋得口水横流。我可不那么小气，非得拿“啪唧”和玻璃球换，你们带我玩就行。要知道，那时职工的工资低不说，副食供应也非常匮乏，每月每人供应八斤全面粉，四两油，四两肉，四两白糖。过年过节孩子们吃到一把带壳的花生就相当幸福，何况母亲给他们的是不带壳的大花生米。母亲回来后感叹外祖母生活很艰难，说什么每月都要省出五元钱寄给老人家。她顺便去过一趟父亲老家，准备将我祖父留下的房子卖给生产队，若生产队什么时候决定买，她就再领我回去一趟办理手续。我奇怪母亲为什么一定要领我回去，她自己不一样能办么？
“你是老于家的正根儿，”母亲解释说，“只有你才有继承权。”
“你不也是老于家的人么？”
“傻儿子，他们怕我得了钱改嫁。”
“什么叫改嫁？”
“打个比方说吧，有一天，尽管那是不可能的。”母亲考虑着解释的分寸，脸色泛红道。“你妈再嫁个别的男人……”
“那就是我要有后爸爸了，妈，你改嫁么？”
“别胡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爸爸一去，我的心早死了。我生是老于家人，死是老于家鬼！”
我有一种感觉，母亲不会再嫁人的，连我都遭人鄙夷，谁会娶一个走资派做老婆。我希望有一个普通工人的爸爸，起码是个有父亲的孩子，以后不再受人欺辱。这样的想法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停留片刻，我没向母亲透露想法，用手兜住自己的脖子，反复问起她山东老家什么样子？母亲又高兴起来，说：“怎么说呢，我们的老家地处海边，气候温暖，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盛产地瓜、花生、水果和海鱼，民风质朴。”
“地瓜一定很多了，”一提起地瓜，我馋得要流口水，打断她急促地问。“吃都吃不完吧？”
“当然，”母亲笑了，“遍地都是，这是老家的特产。”
“那你不多带点，让我吃个够。”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得体谅妈。想多背，千里迢迢背不动怎么办？你呀，除了淘气就认得吃！”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怎么行，人怎么活，妈你一顿不吃试试？”
“那也不能光吃地瓜。好吃是好吃，可吃多了胃酸，我从小就是吃它长大的，再也不愿吃了，就和你吃够了大饼子一样！”
“妈，咱别光讨论吃的了，”我的兴趣已转向别处，继续问。“山东冬天下大雪么？”
“偶尔下，不像东北天天都是大雪封门。”母亲耐心回答着我的提问，想了一想又补充道。“那儿的雪很少，有时候还下雨。”
“不用戴狗皮帽子，穿大衣、大头鞋？”
“不用，最冷不过零下十几度。我小时候连棉衣都不穿，只穿秋衣秋裤就过冬了。”
“那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领我们回老家？”我突然气哼哼大声说，转过身子背对着她，觉得我们留在东北非常委屈。“还留在这里活受罪干什么，妈你这不是缺心眼吗？”
“我和你爸爸早就想回去，”母亲被这出其不意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把手放在额头上，仿佛想把那使她痛苦的思想赶开，思忖好一阵子，才神情黯然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是谁都能随便回家乡工作的。”
我搞不明白母亲的感叹，她能从那么温暖的地方调来，为什么不能调回去，这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到哪儿不都干革命工作么？母亲岔开话题，不愿意再讨论沉重的问题，给我讲了个赶集的故事。在我的老家也刮起语录风，不背语录寸步难行。一次母亲去赶集，公社造反派守在集市口，发出通告，谁要背不出一条语录就不许进集市。一个赶集的人非常机灵，用毛 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即兴创作一首顺口溜：
下定决心去赶集，
不怕牺牲挤进去。
排除万难买东西，
争取胜利回家去。
我哈哈大笑，觉得有意思极了，马上把这个幽默的段子背下来，准备讲给同学们听。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日后竟变成我反革命的罪状之一━━篡改毛 语录。
一
又过一个星期，母亲从老家回来了，背回好多大包小裹。
我吃着她带来的地瓜干、花生米，吃点心一样香甜。黑龙江不产地瓜，孩子们从没见过地瓜什么样，母亲为让我见识见识背回来几个生地瓜。它很像红皮大土豆，不过煮熟后既软又甜，比土豆好吃多了。至于花生，我只知道它可以榨油，炒熟后包上一层糖衣，商店里的售货员称它为“花生蘸”。有花生米，母亲特意为我们做了一次“花生蘸”，工序很简单，把糖熬成糖稀后将炒熟的花生放进去一滚就成了。
说得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母亲上班后，我耐不住嘴馋，偷着和妹妹加工两回“花生蘸”，结果糖和花生浪费不少，都砸了锅━━没掌握好火候熬煳了糖稀，成果又苦又焦。没关系，羊肉烂了化在锅里，我做的“花生蘸”一点没剩，妹妹苦得直咧嘴巴还在大吃特吃，连连称赞我手艺高超。母亲明知道谁捣的鬼却没教训我们，只是叮嘱：
“小孩子不能玩火，想吃妈给你做。”
母亲带回来的另一种稀罕东西是咸鱼干，有带鱼，黄花鱼，她贴大饼子时拿出几条放在锅里蒸上，满锅都是香味儿。春节、彬子和铁南来串门，母亲一定要拿出地瓜干、花生、咸鱼招待小客人。物以稀为贵，我也有了骄傲的资本，我家有“山东特产”，让你们也馋得口水横流。我可不那么小气，非得拿“啪唧”和玻璃球换，你们带我玩就行。要知道，那时职工的工资低不说，副食供应也非常匮乏，每月每人供应八斤全面粉，四两油，四两肉，四两白糖。过年过节孩子们吃到一把带壳的花生就相当幸福，何况母亲给他们的是不带壳的大花生米。母亲回来后感叹外祖母生活很艰难，说什么每月都要省出五元钱寄给老人家。她顺便去过一趟父亲老家，准备将我祖父留下的房子卖给生产队，若生产队什么时候决定买，她就再领我回去一趟办理手续。我奇怪母亲为什么一定要领我回去，她自己不一样能办么？
“你是老于家的正根儿，”母亲解释说，“只有你才有继承权。”
“你不也是老于家的人么？”
“傻儿子，他们怕我得了钱改嫁。”
“什么叫改嫁？”
“打个比方说吧，有一天，尽管那是不可能的。”母亲考虑着解释的分寸，脸色泛红道。“你妈再嫁个别的男人……”
“那就是我要有后爸爸了，妈，你改嫁么？”
“别胡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爸爸一去，我的心早死了。我生是老于家人，死是老于家鬼！”
我有一种感觉，母亲不会再嫁人的，连我都遭人鄙夷，谁会娶一个走资派做老婆。我希望有一个普通工人的爸爸，起码是个有父亲的孩子，以后不再受人欺辱。这样的想法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停留片刻，我没向母亲透露想法，用手兜住自己的脖子，反复问起她山东老家什么样子？母亲又高兴起来，说：“怎么说呢，我们的老家地处海边，气候温暖，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盛产地瓜、花生、水果和海鱼，民风质朴。”
“地瓜一定很多了，”一提起地瓜，我馋得要流口水，打断她急促地问。“吃都吃不完吧？”
“当然，”母亲笑了，“遍地都是，这是老家的特产。”
“那你不多带点，让我吃个够。”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懂得体谅妈。想多背，千里迢迢背不动怎么办？你呀，除了淘气就认得吃！”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怎么行，人怎么活，妈你一顿不吃试试？”
“那也不能光吃地瓜。好吃是好吃，可吃多了胃酸，我从小就是吃它长大的，再也不愿吃了，就和你吃够了大饼子一样！”
“妈，咱别光讨论吃的了，”我的兴趣已转向别处，继续问。“山东冬天下大雪么？”
“偶尔下，不像东北天天都是大雪封门。”母亲耐心回答着我的提问，想了一想又补充道。“那儿的雪很少，有时候还下雨。”
“不用戴狗皮帽子，穿大衣、大头鞋？”
“不用，最冷不过零下十几度。我小时候连棉衣都不穿，只穿秋衣秋裤就过冬了。”
“那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领我们回老家？”我突然气哼哼大声说，转过身子背对着她，觉得我们留在东北非常委屈。“还留在这里活受罪干什么，妈你这不是缺心眼吗？”
“我和你爸爸早就想回去，”母亲被这出其不意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把手放在额头上，仿佛想把那使她痛苦的思想赶开，思忖好一阵子，才神情黯然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是谁都能随便回家乡工作的。”
我搞不明白母亲的感叹，她能从那么温暖的地方调来，为什么不能调回去，这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到哪儿不都干革命工作么？母亲岔开话题，不愿意再讨论沉重的问题，给我讲了个赶集的故事。在我的老家也刮起语录风，不背语录寸步难行。一次母亲去赶集，公社造反派守在集市口，发出通告，谁要背不出一条语录就不许进集市。一个赶集的人非常机灵，用毛 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即兴创作一首顺口溜：
下定决心去赶集，
不怕牺牲挤进去。
排除万难买东西，
争取胜利回家去。
我哈哈大笑，觉得有意思极了，马上把这个幽默的段子背下来，准备讲给同学们听。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日后竟变成我反革命的罪状之一━━篡改毛 语录。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五章 不是故事的故事
二
12月的齐齐哈尔，严寒笼罩四野，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厨房里的水缸结起一圈薄薄的冰。窗台上、门框上挂满积雪，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后流下房檐，冻结成晶莹剔透的冰棱，太阳一照折射出七彩的光环。
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形象点说冷到什么程度，大人叮嘱小男孩不要在外面撒尿，你要不听话，非在外面撒，那就有好戏瞧了，没等一泡尿撒完，小鸡鸡会和尿柱冻在一起，一拨拉准掉下来。我倒没试验过，就是不愿意上厕所拉屎。憋泡尿还好办，在院子里找个角落随便撒，憋泡屎就不好办了。公共厕所里四面露风撒气，大白天往那儿一蹲，北风咬得屁股蛋生疼。粪坑里的大便多了，冻成一个堆起的冰坨，最上边是个冻得邦邦硬的粪尖，必须让开它才能大便。这样一来风就更硬了，我蹲两分钟就透心凉，没冻成冰棍也差不离了。常常没等肚子里的大便排泄完，人就提上裤子往家跑，冻得满脸通红，满屁股通红，靠着火墙暖和半天缓不过来，肚子里憋得慌又想上厕所，糟糕透了！
母亲因常年打扫厕所摸出一套躲避严寒的经验，她让我去厂里的三楼单身宿舍上厕所，那里的厕所有充足的暖气，你想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主意妙不可言，去那大便舒服倒是舒服，可要跑二百多米远的路程。有一次我拉肚子，顾不得戴棉帽子就往三楼跑，回来后耳朵都冻白了，好几天痒痒的。母亲说这是冻伤了，从此不许我光着脑袋出去，上趟厕所得佩带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大衣、帽子、手套，你说麻烦不麻烦！我真不明白人家怎么方便的，他们怎么没有我的这种难言之苦！
凡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都一定领教过暴风雪的厉害。严寒把原野的积雪冻结成粉末状，呼啸的北风一来便把雪粒搅到空中，天空中的雪片又苫布一样罩向大地，漫天风雪狂舞着迎面扑来，天地浑然一色。沟沟坎坎填平了，大路小道堵塞了，连路沟边干枯的野草丛都被大雪淹没了。
风雪太大，我无法出门，索性叫彬子、春节、铁南等小伙伴到家里来玩。母亲愿意让他们到我家玩，免得我出去惹事。还有一个我不愿出门的原因是脚上有冻伤，一到冬天，穿多么厚的棉鞋也会冻得奇痒难耐。那年母亲抱着两岁的我从山东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母亲听说北大荒奇寒，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下火车后怕冻着我，用大衣严严实实裹着我的身子，两只穿着薄棉鞋的小脚却露在外面。母亲没想到从齐齐哈尔坐汽车到北满钢厂驻地富拉尔基需要跑一个小时，车里车外一样寒冷，大人都冻得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小孩。一路上我伸腿蹬脚地哭个不停，母亲怎么哄都无济于事。她以为我生病了，汽车一到站马不停蹄去医院检查，医生查来查去才发现我的脚丫儿冻伤了。从此落下个冻伤的毛病。
窗外，团团逆转着的茫茫飞雪，很快变成模糊的一片，连天空都看不见了。风儿把雪花从门缝里吹进来，在外屋门口化成一汪积水，结成薄冰。我们憋在家里轮流讲故事玩，往往要讲很长时间。大片大片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好像鸟儿在扇动着翅膀。孩子们相互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叫你发愁的，有叫你害怕的，有叫你伤心的，还有叫你十分好笑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一个个冬天，静静坐着，听得入迷，要是没有故事，那漫长的时间该多么乏味！我最喜欢听铁南讲故事，为之绝倒，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学问的孩子，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他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趣味横生。讲逗乐的故事时，自己却一本正经，大家都感到有趣，我也感到很有趣，似乎我内心的一部分伤感都被暴风雪飘去了。每每铁南绘声绘色讲着，我们津津有味听着，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常常惭愧地想，类似这样的故事自己怎么一个也编不出来，还喜欢读书梦想当作家呢！比如他有一次讲一个傻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老想让他娇生惯养的傻儿子学点本事。有朋友给老财出个主意，要他给儿子一笔钱去外面闯荡闯荡，自己学点“真经”回来，将来也好有大出息。
老财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拿出一大笔钱给儿子带在身上，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别着急回来，起码学点真本事再见他，不负老子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老财的儿子打起背包出发了，他的鼻子朝上翻，两腿朝里弯，眼珠瞪得滴溜溜圆，走过一村又一店，一个人到处瞎逛，没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有一天，他刚刚走到一座房屋前，发现房子似乎在摇摇欲坠，万分危急关头，突然听见有个孩子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房子里应声跑出两个老人。人命关天，儿子觉得这是个值得学习的“真经”，赶快掏出钱给那个孩子，感谢他教会自己怎样救人。老财的儿子谢过人家继续往前走去，又碰见两头猪跳出猪圈，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霍地窜上去揪出猪鬃，大喝：“公猪母猪，哪里逃跑！”接着将两头猪拖回猪圈。老财的儿子觉得汉子如此孔武有力，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即请汉子喝酒拜他为师。两人在一家小酒馆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邻居家的男人抱着脑袋跑出门来，正在诧异之际，一个男孩怒气冲冲举着棒子追打出来。他们的疑惑很快就被打消了，原来是邻居家宠孩子宠得厉害，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老子玩。父亲可能觉得孩子追打自己没面子，赶紧息事宁人道：“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这一招儿还真灵，孩子怒气顿消，笑逐颜开，再也不追打他爹了。老财的儿子大喜，心想天下的便宜事怎么都让自己碰上了，这回倒好，不用花钱，就能取到第三个“真经”。
事不过三，老财的儿子认为自己取经成功，周围再也没有比他聪明的人了，一点也没耽搁，马上打道回府，想尽快返回家园向父母汇报学业。又过几天，老财的儿子返回村子，没等走进家门，就兴致勃勃大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老财夫妇一听喊声吓坏了，慌忙连滚带爬窜出屋外。儿子见状接着喊道：“公猪母猪，哪里逃跑！”老财缓过神来，见房子没倒，儿子又如此无礼胆敢骂他是公猪，勃然大怒，拿起一把铁锨打向逆子。儿子大惊，心想我哪点学错了，惹他老人家生气，他鼓起勇气用胳膊挡住铁锹把，赶快把第三个真经道出来：“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
结果老财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了。
二
12月的齐齐哈尔，严寒笼罩四野，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厨房里的水缸结起一圈薄薄的冰。窗台上、门框上挂满积雪，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后流下房檐，冻结成晶莹剔透的冰棱，太阳一照折射出七彩的光环。
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形象点说冷到什么程度，大人叮嘱小男孩不要在外面撒尿，你要不听话，非在外面撒，那就有好戏瞧了，没等一泡尿撒完，小鸡鸡会和尿柱冻在一起，一拨拉准掉下来。我倒没试验过，就是不愿意上厕所拉屎。憋泡尿还好办，在院子里找个角落随便撒，憋泡屎就不好办了。公共厕所里四面露风撒气，大白天往那儿一蹲，北风咬得屁股蛋生疼。粪坑里的大便多了，冻成一个堆起的冰坨，最上边是个冻得邦邦硬的粪尖，必须让开它才能大便。这样一来风就更硬了，我蹲两分钟就透心凉，没冻成冰棍也差不离了。常常没等肚子里的大便排泄完，人就提上裤子往家跑，冻得满脸通红，满屁股通红，靠着火墙暖和半天缓不过来，肚子里憋得慌又想上厕所，糟糕透了！
母亲因常年打扫厕所摸出一套躲避严寒的经验，她让我去厂里的三楼单身宿舍上厕所，那里的厕所有充足的暖气，你想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主意妙不可言，去那大便舒服倒是舒服，可要跑二百多米远的路程。有一次我拉肚子，顾不得戴棉帽子就往三楼跑，回来后耳朵都冻白了，好几天痒痒的。母亲说这是冻伤了，从此不许我光着脑袋出去，上趟厕所得佩带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大衣、帽子、手套，你说麻烦不麻烦！我真不明白人家怎么方便的，他们怎么没有我的这种难言之苦！
凡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都一定领教过暴风雪的厉害。严寒把原野的积雪冻结成粉末状，呼啸的北风一来便把雪粒搅到空中，天空中的雪片又苫布一样罩向大地，漫天风雪狂舞着迎面扑来，天地浑然一色。沟沟坎坎填平了，大路小道堵塞了，连路沟边干枯的野草丛都被大雪淹没了。
风雪太大，我无法出门，索性叫彬子、春节、铁南等小伙伴到家里来玩。母亲愿意让他们到我家玩，免得我出去惹事。还有一个我不愿出门的原因是脚上有冻伤，一到冬天，穿多么厚的棉鞋也会冻得奇痒难耐。那年母亲抱着两岁的我从山东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母亲听说北大荒奇寒，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下火车后怕冻着我，用大衣严严实实裹着我的身子，两只穿着薄棉鞋的小脚却露在外面。母亲没想到从齐齐哈尔坐汽车到北满钢厂驻地富拉尔基需要跑一个小时，车里车外一样寒冷，大人都冻得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小孩。一路上我伸腿蹬脚地哭个不停，母亲怎么哄都无济于事。她以为我生病了，汽车一到站马不停蹄去医院检查，医生查来查去才发现我的脚丫儿冻伤了。从此落下个冻伤的毛病。
窗外，团团逆转着的茫茫飞雪，很快变成模糊的一片，连天空都看不见了。风儿把雪花从门缝里吹进来，在外屋门口化成一汪积水，结成薄冰。我们憋在家里轮流讲故事玩，往往要讲很长时间。大片大片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好像鸟儿在扇动着翅膀。孩子们相互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叫你发愁的，有叫你害怕的，有叫你伤心的，还有叫你十分好笑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一个个冬天，静静坐着，听得入迷，要是没有故事，那漫长的时间该多么乏味！我最喜欢听铁南讲故事，为之绝倒，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学问的孩子，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他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趣味横生。讲逗乐的故事时，自己却一本正经，大家都感到有趣，我也感到很有趣，似乎我内心的一部分伤感都被暴风雪飘去了。每每铁南绘声绘色讲着，我们津津有味听着，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常常惭愧地想，类似这样的故事自己怎么一个也编不出来，还喜欢读书梦想当作家呢！比如他有一次讲一个傻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老想让他娇生惯养的傻儿子学点本事。有朋友给老财出个主意，要他给儿子一笔钱去外面闯荡闯荡，自己学点“真经”回来，将来也好有大出息。
老财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拿出一大笔钱给儿子带在身上，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别着急回来，起码学点真本事再见他，不负老子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老财的儿子打起背包出发了，他的鼻子朝上翻，两腿朝里弯，眼珠瞪得滴溜溜圆，走过一村又一店，一个人到处瞎逛，没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有一天，他刚刚走到一座房屋前，发现房子似乎在摇摇欲坠，万分危急关头，突然听见有个孩子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房子里应声跑出两个老人。人命关天，儿子觉得这是个值得学习的“真经”，赶快掏出钱给那个孩子，感谢他教会自己怎样救人。老财的儿子谢过人家继续往前走去，又碰见两头猪跳出猪圈，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霍地窜上去揪出猪鬃，大喝：“公猪母猪，哪里逃跑！”接着将两头猪拖回猪圈。老财的儿子觉得汉子如此孔武有力，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即请汉子喝酒拜他为师。两人在一家小酒馆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邻居家的男人抱着脑袋跑出门来，正在诧异之际，一个男孩怒气冲冲举着棒子追打出来。他们的疑惑很快就被打消了，原来是邻居家宠孩子宠得厉害，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老子玩。父亲可能觉得孩子追打自己没面子，赶紧息事宁人道：“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这一招儿还真灵，孩子怒气顿消，笑逐颜开，再也不追打他爹了。老财的儿子大喜，心想天下的便宜事怎么都让自己碰上了，这回倒好，不用花钱，就能取到第三个“真经”。
事不过三，老财的儿子认为自己取经成功，周围再也没有比他聪明的人了，一点也没耽搁，马上打道回府，想尽快返回家园向父母汇报学业。又过几天，老财的儿子返回村子，没等走进家门，就兴致勃勃大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老财夫妇一听喊声吓坏了，慌忙连滚带爬窜出屋外。儿子见状接着喊道：“公猪母猪，哪里逃跑！”老财缓过神来，见房子没倒，儿子又如此无礼胆敢骂他是公猪，勃然大怒，拿起一把铁锨打向逆子。儿子大惊，心想我哪点学错了，惹他老人家生气，他鼓起勇气用胳膊挡住铁锹把，赶快把第三个真经道出来：“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
结果老财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了。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五章 不是故事的故事
三
母亲不让我挑水了，怕我小小年纪闪了腰，自己去挑。
水房子前的积水结成厚厚的冰面，像缓缓的山坡，成了一个小溜冰场。挑水人心惊胆战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说实话，我挑起水来一步一滑摔过好几跤了，又想替母亲分担点家务，找出几块木板钉成个方形框子，在两条方子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做个爬犁。我把桶卡在木框里放好，拖着爬犁去拉水时一路有意晃出些水，一层覆一层，沿途冻成一溜从水房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的冰道，省力又好玩。我不敢大白天拉水，只是晚上出动，因为我浇的冰道滑倒不少人，想起来就不好意思。其间有的行人看到绕过去了，有的行人不小心踩在上面，结结实实摔个大屁股蹲儿，经常听到爬起来的人埋怨：
“操他奶奶，谁那么缺德，干的好事！”
我偷着乐，表面上装得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母亲走在上面也滑倒一跤，她拍掉身上的灰尘，摇着头自己傻笑，没有骂人。
过去一到冬天，学校就在操场上浇起一座滑冰场，体育老师刘小伙教我们上冰上课，滑划子、花样、速滑、打冰球，对好多项目都感兴趣。冰上运动速度快、冲力大，刘小伙怕撞伤孩子，不许学龄前的小朋友上去抽冰猴、滑爬犁，在大冰场旁边另浇出一个小冰场专供小孩子们玩这些游戏。为了不影响上冰上课，每到下雪天刘小伙就发动学生们铲雪打扫冰场，现在他被揪出来没有人再浇学校的滑冰场了。天气终于好转，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越来越明净，气候都有点暖和起来，孩子们待在家里憋得上天入地，总算能出门换换空气了。暴风雪已经过去，狂风吹净冰面上的积雪，一些地方被吹得非常干净，有雪也不碍孩子的事，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雪粉从脚下纷纷飞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家就到西下洼的泡子里玩耍，滑冰、滑爬犁、抽冰猴。那是一座天然的大冰场，绵延数里，镜面一样光滑平整。当初上冻大人怕冰面没冻结实，不让孩子上去玩耍，谁见到孩子在西下洼抽冰猴谁喊：
“不能在那儿玩，小心掉进冰窟窿里！”
嫩江封江后，没有人再阻拦孩子们玩耍了，那上面能开过几辆大卡车，一点儿事没有。
白土地的孩子买不起带鞋的正规冰刀，那太昂贵，几乎花掉家长一个月工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只能买副不带鞋的冰刀，由家里大人按脚的尺寸做一副鞋板，用螺丝拧在冰刀上，让孩子踩住光板冰刀用绳子绑在自己的棉鞋上，土法儿上马学习滑冰。这已经让其他孩子非常羡慕了，没有冰刀的孩子只能看着伙伴们滑来滑去，在透明的天空中飞翔一般。哪个孩子心理不平衡，就跟在有冰刀的人狂追一阵，打一个长长的“滑刺溜”，脸颊和鼻子在寒风中吹得通红。然后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拿出冰猴，把自制的皮绳鞭子甩得啪啪响，抽着冰猴出气。
我也属于羡慕人家的一族，母亲没有钱，别说买光板冰刀，就连个冰猴都买不起。我找块榆木疙瘩闷在家里用菜刀削了半天，削出个大桃子形状，又摁在水泥地上打磨，蹭得油光锃亮。最后在桃子尖上钉上枚按钉，精心用红药水画上两圈道道，自制出一个冰猴，很是惬意。我拿它和别的孩子比试，看谁的冰猴转得稳重，没想到一出手就败下阵来。公家制作的冰猴木料特别沉重，抽上一鞭子原地转起来又快又稳。我的杰作虽花里胡哨，外貌上还过得去，可木料太轻没主心骨，一鞭子抽上去没转两圈就跑开了。我越是气急败坏抽冰猴，它就跑得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大汗淋漓。这哪是和冰猴嬉戏，简直在和它进行马拉松赛跑！
我一脚将它踢进干枯的苇丛里，不再要这玩意儿。
我不甘寂寞，抱着爬犁回到西下洼，跪在爬犁上双手撑起冰镩子，身子向探出，试图用这个姿势加快爬犁滑行的速度，与滑冰的彬子一比高低。可想而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手怎么抵得住人家的双腿。彬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大张开双臂，俯下身子，随心所欲加速减速，调整滑行路线，没两分钟，就把我远远甩在泡子中心，败得惨不忍睹。风呜呜低吼，四野白茫茫一片，里面的草丛越来越密集，枯黄的芦苇被大雪压弯了腰。我趴在慢慢滑行的爬犁上望着冰面大口喘息，严寒刺着脸颊，一团团哈气凝成霜花，挂在嘴角上、眉毛上、帽檐上，像包一层冰壳。周身的热汗经寒风一吹，我感到冷，突然，身下的冰面咔咔嚓嚓一阵响动，人晃悠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跑，怕冰层裂开沉进水里。响声很快就停止了，又死一般沉寂。
我跑了几步，踅回来，傻狍子一样非要弄个究竟。
脚下闪开一道两指宽的蛇形裂纹，从冰面一直切到冰底，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横断面，白森森的斜碴儿蛛网般细密，弯曲处闪烁着光亮，缝隙里泛着绿影。我竟在缝隙里发现一条冻住的黑鱼，闭上眼睛又睁开，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听说这个泡子是堵死的江汊子，水特别深，里面只有老头鱼，眼前分明是一条两尺长的大黑鱼呀？大坝那边的养鱼池里有各式各样的鱼，那么这条黑鱼怎么跑过来的？顺着稻田沟游进来的吧。我不害怕了，用手套擦去周围的积雪，再仔细看看，估摸它离我很近，决定用冰镩子凿破冰面取出大黑鱼。冰块在手下四处迸溅，我不幸判断错了，那条鱼看起来挺近，实际上冰层非常厚，至少冻结在半米远的深处，仅凭这把用电焊条做的冰镩子，休想凿破如此厚的冰层！
我放弃得到黑鱼的希望，反倒望着冰层遐想起来。透过玻璃般晶莹的冰层，望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老头鱼，露着脊背和头部拥挤在水底晒太阳。我敲打冰面想吓跑它们，偶尔有一两条老头鱼动弹一下，碰得长长的水草晃动起来，其它鱼儿都置之不理。我猜测冰层下的世界一定很神秘，不像冰上的世界这样寒冷，鱼与鱼的关系也不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冷酷，否则它们不会拥挤着取暖了。我不知道这条黑鱼是怎么溜进泡子里来的，可知道它是淡水里最凶猛的鱼类，性情孤独，靠吞噬鱼儿为生。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则，使生态得以平衡。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黑鱼应该比老头鱼更有生命力，为什么在这么深的水域里，土生土长的老头鱼优哉游哉，外来的黑鱼却冻死在冰层里了呢？
真是个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人都有个好奇的心理，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勾引起探求奥秘的欲望。这个问题在脑海里萦回好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想得脑瓜门儿疼。从那以后我每次滑到黑鱼旁边，总趴在冰面上研究一阵冰底下的世界，有些鱼几乎一冬天都不睡觉，它们都在做什么呢？再跺着冻麻的双脚向两岸的草丛跑去，用铁锨铲倒干枯的芦苇和菖蒲，捆成一大背放在爬犁上拉回家里。我除去春节家看看大肚子的娃哩，盼着它生小狗崽子好抱过来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好玩了。彬子、铁南他们有光板冰刀，没事滑滑冰，或去俱乐部看看春节和朋久排练节目。我也想跟他们去俱乐部看排练节目，那是孩子们认为很风光的去处，一直很愉快，既暖和又热闹，比闷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母亲不让我去，怕到人多的地方惹是生非。我的不幸让母亲事先言中，当我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去了那个是非之地，差点送掉自己的性命。
三
母亲不让我挑水了，怕我小小年纪闪了腰，自己去挑。
水房子前的积水结成厚厚的冰面，像缓缓的山坡，成了一个小溜冰场。挑水人心惊胆战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说实话，我挑起水来一步一滑摔过好几跤了，又想替母亲分担点家务，找出几块木板钉成个方形框子，在两条方子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做个爬犁。我把桶卡在木框里放好，拖着爬犁去拉水时一路有意晃出些水，一层覆一层，沿途冻成一溜从水房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的冰道，省力又好玩。我不敢大白天拉水，只是晚上出动，因为我浇的冰道滑倒不少人，想起来就不好意思。其间有的行人看到绕过去了，有的行人不小心踩在上面，结结实实摔个大屁股蹲儿，经常听到爬起来的人埋怨：
“操他奶奶，谁那么缺德，干的好事！”
我偷着乐，表面上装得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母亲走在上面也滑倒一跤，她拍掉身上的灰尘，摇着头自己傻笑，没有骂人。
过去一到冬天，学校就在操场上浇起一座滑冰场，体育老师刘小伙教我们上冰上课，滑划子、花样、速滑、打冰球，对好多项目都感兴趣。冰上运动速度快、冲力大，刘小伙怕撞伤孩子，不许学龄前的小朋友上去抽冰猴、滑爬犁，在大冰场旁边另浇出一个小冰场专供小孩子们玩这些游戏。为了不影响上冰上课，每到下雪天刘小伙就发动学生们铲雪打扫冰场，现在他被揪出来没有人再浇学校的滑冰场了。天气终于好转，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越来越明净，气候都有点暖和起来，孩子们待在家里憋得上天入地，总算能出门换换空气了。暴风雪已经过去，狂风吹净冰面上的积雪，一些地方被吹得非常干净，有雪也不碍孩子的事，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雪粉从脚下纷纷飞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家就到西下洼的泡子里玩耍，滑冰、滑爬犁、抽冰猴。那是一座天然的大冰场，绵延数里，镜面一样光滑平整。当初上冻大人怕冰面没冻结实，不让孩子上去玩耍，谁见到孩子在西下洼抽冰猴谁喊：
“不能在那儿玩，小心掉进冰窟窿里！”
嫩江封江后，没有人再阻拦孩子们玩耍了，那上面能开过几辆大卡车，一点儿事没有。
白土地的孩子买不起带鞋的正规冰刀，那太昂贵，几乎花掉家长一个月工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只能买副不带鞋的冰刀，由家里大人按脚的尺寸做一副鞋板，用螺丝拧在冰刀上，让孩子踩住光板冰刀用绳子绑在自己的棉鞋上，土法儿上马学习滑冰。这已经让其他孩子非常羡慕了，没有冰刀的孩子只能看着伙伴们滑来滑去，在透明的天空中飞翔一般。哪个孩子心理不平衡，就跟在有冰刀的人狂追一阵，打一个长长的“滑刺溜”，脸颊和鼻子在寒风中吹得通红。然后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拿出冰猴，把自制的皮绳鞭子甩得啪啪响，抽着冰猴出气。
我也属于羡慕人家的一族，母亲没有钱，别说买光板冰刀，就连个冰猴都买不起。我找块榆木疙瘩闷在家里用菜刀削了半天，削出个大桃子形状，又摁在水泥地上打磨，蹭得油光锃亮。最后在桃子尖上钉上枚按钉，精心用红药水画上两圈道道，自制出一个冰猴，很是惬意。我拿它和别的孩子比试，看谁的冰猴转得稳重，没想到一出手就败下阵来。公家制作的冰猴木料特别沉重，抽上一鞭子原地转起来又快又稳。我的杰作虽花里胡哨，外貌上还过得去，可木料太轻没主心骨，一鞭子抽上去没转两圈就跑开了。我越是气急败坏抽冰猴，它就跑得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大汗淋漓。这哪是和冰猴嬉戏，简直在和它进行马拉松赛跑！
我一脚将它踢进干枯的苇丛里，不再要这玩意儿。
我不甘寂寞，抱着爬犁回到西下洼，跪在爬犁上双手撑起冰镩子，身子向探出，试图用这个姿势加快爬犁滑行的速度，与滑冰的彬子一比高低。可想而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手怎么抵得住人家的双腿。彬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大张开双臂，俯下身子，随心所欲加速减速，调整滑行路线，没两分钟，就把我远远甩在泡子中心，败得惨不忍睹。风呜呜低吼，四野白茫茫一片，里面的草丛越来越密集，枯黄的芦苇被大雪压弯了腰。我趴在慢慢滑行的爬犁上望着冰面大口喘息，严寒刺着脸颊，一团团哈气凝成霜花，挂在嘴角上、眉毛上、帽檐上，像包一层冰壳。周身的热汗经寒风一吹，我感到冷，突然，身下的冰面咔咔嚓嚓一阵响动，人晃悠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跑，怕冰层裂开沉进水里。响声很快就停止了，又死一般沉寂。
我跑了几步，踅回来，傻狍子一样非要弄个究竟。
脚下闪开一道两指宽的蛇形裂纹，从冰面一直切到冰底，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横断面，白森森的斜碴儿蛛网般细密，弯曲处闪烁着光亮，缝隙里泛着绿影。我竟在缝隙里发现一条冻住的黑鱼，闭上眼睛又睁开，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听说这个泡子是堵死的江汊子，水特别深，里面只有老头鱼，眼前分明是一条两尺长的大黑鱼呀？大坝那边的养鱼池里有各式各样的鱼，那么这条黑鱼怎么跑过来的？顺着稻田沟游进来的吧。我不害怕了，用手套擦去周围的积雪，再仔细看看，估摸它离我很近，决定用冰镩子凿破冰面取出大黑鱼。冰块在手下四处迸溅，我不幸判断错了，那条鱼看起来挺近，实际上冰层非常厚，至少冻结在半米远的深处，仅凭这把用电焊条做的冰镩子，休想凿破如此厚的冰层！
我放弃得到黑鱼的希望，反倒望着冰层遐想起来。透过玻璃般晶莹的冰层，望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老头鱼，露着脊背和头部拥挤在水底晒太阳。我敲打冰面想吓跑它们，偶尔有一两条老头鱼动弹一下，碰得长长的水草晃动起来，其它鱼儿都置之不理。我猜测冰层下的世界一定很神秘，不像冰上的世界这样寒冷，鱼与鱼的关系也不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冷酷，否则它们不会拥挤着取暖了。我不知道这条黑鱼是怎么溜进泡子里来的，可知道它是淡水里最凶猛的鱼类，性情孤独，靠吞噬鱼儿为生。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则，使生态得以平衡。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黑鱼应该比老头鱼更有生命力，为什么在这么深的水域里，土生土长的老头鱼优哉游哉，外来的黑鱼却冻死在冰层里了呢？
真是个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人都有个好奇的心理，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勾引起探求奥秘的欲望。这个问题在脑海里萦回好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想得脑瓜门儿疼。从那以后我每次滑到黑鱼旁边，总趴在冰面上研究一阵冰底下的世界，有些鱼几乎一冬天都不睡觉，它们都在做什么呢？再跺着冻麻的双脚向两岸的草丛跑去，用铁锨铲倒干枯的芦苇和菖蒲，捆成一大背放在爬犁上拉回家里。我除去春节家看看大肚子的娃哩，盼着它生小狗崽子好抱过来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好玩了。彬子、铁南他们有光板冰刀，没事滑滑冰，或去俱乐部看看春节和朋久排练节目。我也想跟他们去俱乐部看排练节目，那是孩子们认为很风光的去处，一直很愉快，既暖和又热闹，比闷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母亲不让我去，怕到人多的地方惹是生非。我的不幸让母亲事先言中，当我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去了那个是非之地，差点送掉自己的性命。
卷一 《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一
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一场大雪下得天昏地暗，暴风雪肆虐整整一天。
荒野里刮起“大烟泡”，扬起漫天大雪，白色的雪雾铺天盖地，排山倒海，无数条长龙一般奔腾咆哮，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人一出门，寒风裹挟着雪粒平地而起，抽打在身上、脸上刀割一样疼痛。鼻子冻白了，眼睛冻疼了，脸蛋上冻起白泡泡。孩子们全缩回家里，守着火炉、火墙、火炕不再出门了。这是冬眠的时候，也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期待着春节的到来，红红火火过个大年。二十年后，我写的诗歌《雪》，就是家门口西下洼给我的灵感。我虽是远走他乡的天涯游子，但仍旧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封雪裹的寒冬，经常背诵这首诗歌，寄托我对故乡的思念，童年的思念：
我把银色的帷幔
垂挂在苍茫的天穹
然后在瑟缩的枝头
留在匆匆的脚印
准备赶到太阳从东山上
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盘时
送给它一条天鹅绒的围巾
大地是我温柔的母亲
天空是我严厉的父亲
我骑着流云的马儿
庄严地进行爱的巡礼
但我不愿离开北方
北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从高山到平原，江河到海洋
我在冬的冷酷无情的国度里
撒满纷纷扬扬的鲜花
使万物都感到春风习习
我给荒野上疲惫的旅人
化一眼清冽的泉水
筑起四面厚厚的墙壁
赠他一个甜香的、温馨的梦
我给没见过海洋的乡村
搬来烟波浩淼的大海
让爬犁小船似地划过浪尖
我想那喜气洋洋的小伙子
定是摇着橹儿去迎接新娘
我便悄悄地、悄悄地将几朵雪莲
插在姑娘油黑油黑的发辫上
她踩着我铺的地毯向情人跑去
那咯吱咯吱的足音
是我的笑声
我给城市披上白玉斗篷
送路灯一串串珍珠项链
当大家举起酒杯欢庆春节
我用我的翅膀拍着窗扇
从门缝里塞进几张贺年片
又欢快地跑上不夜的大街
看那些放鞭炮的孩子们
嬉戏着，用我抖落的羽毛
堆塑着我的滑稽的形象
当北风挟着寒流袭来
我放出无数簇白炽的烟火
和风暴怒吼着拼命搏击
直至天空展开蔚蓝的旗帜
月亮的微笑洒满我的周身
我才躺倒在大地的怀抱里
舔舐着一处又一处的伤口
——那些被吹露泥土的地方
静静的，像天外归来的鹤群
从此我永远享受着母爱
爱情的太阳使我热泪滚滚
我消融，但非常幸福
因为啊
在我泪水浸透的地方
有绿油油的、绿油油的禾苗滋长
那是我的希望和憧憬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想去俱乐部玩的念头怎么也赶不走，老这样下去真叫人受不了。要是有什么活儿干，或者别的什么事做就好了，可什么事也没有。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穿好衣服，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
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白土地人向来有个传统，谁胳膊粗力气大，满嘴“你妈的，乌龟王八蛋”的脏话，谁就是大爷。大人孩子动辄以武力论英雄，见高低，温文尔雅，通情达理，势必被认为软弱可欺。哪一家有几个大小伙子，就更天不怕地不怕，绝对没人敢惹。如果你惹恼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打上门，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事后被打的人家害怕报复也不敢告状，一般都是由厂保卫科出头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邹少将当然懂得厉害，头脑很实际，当他撵不动别人，突然发现孩子中的我，转而向我发泄满腔怒气，推推搡搡轰我出去。我还没意识到快要降临的灾难，最大的原因是我根本不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呆呆地分辩：“我刚进来，没起哄。”
“出去，滚。”邹少将横眉竖眼，不由分说。
“凭什么光撵我一个人？”
“撵的就是你。”
“他们不走，我就不走。”
他拉长声音道：“走资派狗崽子，你敢。”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况且我的神经敏感脆弱，自尊心常常近乎病态地为这一点痛苦，引起难以遏制的反感。我觉得内心里变得快发狂了，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慨，非常沮丧，非常难受。走资派狗崽子怎么啦？你也不能看人下菜碟。尽管对方五大三粗，身强体壮，高出我一个脑袋，但我被激怒了，倔劲儿一上来就是不走。周围哄叫着推波助澜，将得邹少将无法下台，他又不肯轻易丢了造反派的威风，揪住我的衣领向外拖去。他敢这样做，在别人看来，理由很简单，谁让他比你胳膊粗力气大，你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了！我双脚离地，拼命用一只手把住一张连椅的扶手喊叫。邹少将怎么也拖不走我，气急败坏掰开我的手掌，沿着座椅中间的过道一步一推，迫使我爬起来摔倒，摔倒又爬起来。我急了，咬了他手指一口。我们两人动手打起架来，可想而知，我又瘦又小的身躯哪里是他的对手，虽勉强出拳抵挡，没几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脑袋满地乱滚。我大骂着不肯求饶，对方抬起大头鞋踹向我的脑袋、眼睛、嘴巴，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打死你个狗崽子！”
不一会儿工夫，我满脸是血，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
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一场大雪下得天昏地暗，暴风雪肆虐整整一天。
荒野里刮起“大烟泡”，扬起漫天大雪，白色的雪雾铺天盖地，排山倒海，无数条长龙一般奔腾咆哮，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人一出门，寒风裹挟着雪粒平地而起，抽打在身上、脸上刀割一样疼痛。鼻子冻白了，眼睛冻疼了，脸蛋上冻起白泡泡。孩子们全缩回家里，守着火炉、火墙、火炕不再出门了。这是冬眠的时候，也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期待着春节的到来，红红火火过个大年。二十年后，我写的诗歌《雪》，就是家门口西下洼给我的灵感。我虽是远走他乡的天涯游子，但仍旧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封雪裹的寒冬，经常背诵这首诗歌，寄托我对故乡的思念，童年的思念：
我把银色的帷幔
垂挂在苍茫的天穹
然后在瑟缩的枝头
留在匆匆的脚印
准备赶到太阳从东山上
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盘时
送给它一条天鹅绒的围巾
大地是我温柔的母亲
天空是我严厉的父亲
我骑着流云的马儿
庄严地进行爱的巡礼
但我不愿离开北方
北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从高山到平原，江河到海洋
我在冬的冷酷无情的国度里
撒满纷纷扬扬的鲜花
使万物都感到春风习习
我给荒野上疲惫的旅人
化一眼清冽的泉水
筑起四面厚厚的墙壁
赠他一个甜香的、温馨的梦
我给没见过海洋的乡村
搬来烟波浩淼的大海
让爬犁小船似地划过浪尖
我想那喜气洋洋的小伙子
定是摇着橹儿去迎接新娘
我便悄悄地、悄悄地将几朵雪莲
插在姑娘油黑油黑的发辫上
她踩着我铺的地毯向情人跑去
那咯吱咯吱的足音
是我的笑声
我给城市披上白玉斗篷
送路灯一串串珍珠项链
当大家举起酒杯欢庆春节
我用我的翅膀拍着窗扇
从门缝里塞进几张贺年片
又欢快地跑上不夜的大街
看那些放鞭炮的孩子们
嬉戏着，用我抖落的羽毛
堆塑着我的滑稽的形象
当北风挟着寒流袭来
我放出无数簇白炽的烟火
和风暴怒吼着拼命搏击
直至天空展开蔚蓝的旗帜
月亮的微笑洒满我的周身
我才躺倒在大地的怀抱里
舔舐着一处又一处的伤口
——那些被吹露泥土的地方
静静的，像天外归来的鹤群
从此我永远享受着母爱
爱情的太阳使我热泪滚滚
我消融，但非常幸福
因为啊
在我泪水浸透的地方
有绿油油的、绿油油的禾苗滋长
那是我的希望和憧憬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想去俱乐部玩的念头怎么也赶不走，老这样下去真叫人受不了。要是有什么活儿干，或者别的什么事做就好了，可什么事也没有。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穿好衣服，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
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白土地人向来有个传统，谁胳膊粗力气大，满嘴“你妈的，乌龟王八蛋”的脏话，谁就是大爷。大人孩子动辄以武力论英雄，见高低，温文尔雅，通情达理，势必被认为软弱可欺。哪一家有几个大小伙子，就更天不怕地不怕，绝对没人敢惹。如果你惹恼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打上门，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事后被打的人家害怕报复也不敢告状，一般都是由厂保卫科出头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邹少将当然懂得厉害，头脑很实际，当他撵不动别人，突然发现孩子中的我，转而向我发泄满腔怒气，推推搡搡轰我出去。我还没意识到快要降临的灾难，最大的原因是我根本不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呆呆地分辩：“我刚进来，没起哄。”
“出去，滚。”邹少将横眉竖眼，不由分说。
“凭什么光撵我一个人？”
“撵的就是你。”
“他们不走，我就不走。”
他拉长声音道：“走资派狗崽子，你敢。”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况且我的神经敏感脆弱，自尊心常常近乎病态地为这一点痛苦，引起难以遏制的反感。我觉得内心里变得快发狂了，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慨，非常沮丧，非常难受。走资派狗崽子怎么啦？你也不能看人下菜碟。尽管对方五大三粗，身强体壮，高出我一个脑袋，但我被激怒了，倔劲儿一上来就是不走。周围哄叫着推波助澜，将得邹少将无法下台，他又不肯轻易丢了造反派的威风，揪住我的衣领向外拖去。他敢这样做，在别人看来，理由很简单，谁让他比你胳膊粗力气大，你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了！我双脚离地，拼命用一只手把住一张连椅的扶手喊叫。邹少将怎么也拖不走我，气急败坏掰开我的手掌，沿着座椅中间的过道一步一推，迫使我爬起来摔倒，摔倒又爬起来。我急了，咬了他手指一口。我们两人动手打起架来，可想而知，我又瘦又小的身躯哪里是他的对手，虽勉强出拳抵挡，没几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脑袋满地乱滚。我大骂着不肯求饶，对方抬起大头鞋踹向我的脑袋、眼睛、嘴巴，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打死你个狗崽子！”
不一会儿工夫，我满脸是血，什么都不知道了。
卷一 《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二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抱着我哭泣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可此刻他已不在人世。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地睁不开，稍一动弹就头晕眼花，血液直往眼睛里涌，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翻翻着，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打一个比他小四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肯定就活不成了！”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济南知府。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十根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做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我的祖宗留下五个儿子，五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置生命安危于不顾，无愧于国家和民族，无愧于人民大众，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一点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十七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跨着盒子枪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枪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都十五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了。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但十五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利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把往日的温柔和谨慎全部冻结了，当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身处危难，代之而起的是坚决的抗争。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之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在那种万马齐喑的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情同此情，理同此理。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米，西家送来点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大婶、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的暴行。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陷入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他们也坚定不移站在我们一边，善恶分明，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竟敢冒着风险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的。
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再次严重起来，发高烧，昏迷不醒。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
二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抱着我哭泣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可此刻他已不在人世。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地睁不开，稍一动弹就头晕眼花，血液直往眼睛里涌，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翻翻着，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打一个比他小四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肯定就活不成了！”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济南知府。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十根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做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我的祖宗留下五个儿子，五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置生命安危于不顾，无愧于国家和民族，无愧于人民大众，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一点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十七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跨着盒子枪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枪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都十五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了。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但十五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利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把往日的温柔和谨慎全部冻结了，当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身处危难，代之而起的是坚决的抗争。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之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在那种万马齐喑的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情同此情，理同此理。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米，西家送来点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大婶、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的暴行。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陷入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他们也坚定不移站在我们一边，善恶分明，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竟敢冒着风险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的。
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再次严重起来，发高烧，昏迷不醒。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
卷一 《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一夜都没合眼睛。我迷迷糊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似睡非睡，待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大亮。竟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从地面扬上去，又从天空纷纷扬扬洒下来。站前广场的雪浪此起彼伏，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大喇叭里播放着毛 语录歌曲，以及各种造反组织的“郑重声明”、“最后通牒”、“严厉警告”……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牙齿是那么整齐，以至近在咫尺也分不出哪颗是真的哪是假的，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用很低的胸音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三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４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上一小圈冰花融化了的地方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发现距楼下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一瞬间恍如隔世，又看到了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式，世界依然是美好的，未来依然是广阔的，幸福还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并不像我经历的这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喝起彩来，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树木在跳舞，大地在漂浮，差一点摔倒。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用凉气镇一下，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用嘴唇接触一下我的额头，想知道是否有热度。每当儿子生病她都是这样的，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亲了亲我，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勉强吃点，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请求，况且我躺三四天了。母亲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低声答应了，她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内心涌起，热流如灌。我又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自己的生活原来可以多么不同的，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心情只有在“文革”前才体验过。周围人都和我一样，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生命与力量融为一体，尽情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得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都认，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一夜都没合眼睛。我迷迷糊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似睡非睡，待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大亮。竟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从地面扬上去，又从天空纷纷扬扬洒下来。站前广场的雪浪此起彼伏，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大喇叭里播放着毛 语录歌曲，以及各种造反组织的“郑重声明”、“最后通牒”、“严厉警告”……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牙齿是那么整齐，以至近在咫尺也分不出哪颗是真的哪是假的，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用很低的胸音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三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４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上一小圈冰花融化了的地方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发现距楼下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一瞬间恍如隔世，又看到了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式，世界依然是美好的，未来依然是广阔的，幸福还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并不像我经历的这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喝起彩来，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树木在跳舞，大地在漂浮，差一点摔倒。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用凉气镇一下，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用嘴唇接触一下我的额头，想知道是否有热度。每当儿子生病她都是这样的，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亲了亲我，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勉强吃点，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请求，况且我躺三四天了。母亲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低声答应了，她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内心涌起，热流如灌。我又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自己的生活原来可以多么不同的，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心情只有在“文革”前才体验过。周围人都和我一样，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生命与力量融为一体，尽情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得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都认，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一路颠簸，我又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热发冷的病态更加剧烈了。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一晚上都没合眼。我一直昏昏沉沉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新奇，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一路颠簸，我又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热发冷的病态更加剧烈了。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一晚上都没合眼。我一直昏昏沉沉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新奇，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一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天气并不太冷，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大街小巷一派肃杀萧条的气氛，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贴出最新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
丑恶的现实无所不在。
有一伙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空气中弥漫着焚书的冲天烟雾和焦煳气味。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我，城市的正常生活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的。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突然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行驶在陌生的街道上，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西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一切都以一种持续不变的魅力诱惑着我，足够使一个孩子的血液沸腾了，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 像，城楼上挂着八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症状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充满敌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
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无法控制自己，以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身上，头疼得厉害，精神和肉体一样痛苦。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问诊时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
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瞳孔扩大，浑身无力，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害怕睡眠，甚至害怕床。医生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一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天气并不太冷，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大街小巷一派肃杀萧条的气氛，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贴出最新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
丑恶的现实无所不在。
有一伙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空气中弥漫着焚书的冲天烟雾和焦煳气味。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我，城市的正常生活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的。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突然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行驶在陌生的街道上，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西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一切都以一种持续不变的魅力诱惑着我，足够使一个孩子的血液沸腾了，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 像，城楼上挂着八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症状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充满敌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
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无法控制自己，以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身上，头疼得厉害，精神和肉体一样痛苦。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问诊时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
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瞳孔扩大，浑身无力，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害怕睡眠，甚至害怕床。医生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都不隔音，虽然空气不够新鲜，房间还算挺干净。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 ，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都不冷。跟我以前的生活经理完全不同，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北京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度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三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盯着阿姨的动作。她用一把长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接着用铁夹子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在炉火前搓搓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刮着，我蹬开被子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缩进被窝，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喉咙，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一瞬间，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人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没透露我们的底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分儿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养活自己。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都不隔音，虽然空气不够新鲜，房间还算挺干净。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 ，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都不冷。跟我以前的生活经理完全不同，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北京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度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三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盯着阿姨的动作。她用一把长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接着用铁夹子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在炉火前搓搓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刮着，我蹬开被子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缩进被窝，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喉咙，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一瞬间，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人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没透露我们的底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分儿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养活自己。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三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摘去我的眼罩，左眼的肿胀明显消退，视力从零点一恢复到零点二，我能自如地睁开眼睛了。
医生告诉母亲，孩子再治疗一段时间，可望恢复正常的视力。我的头疼症状基本消失，只是眼眶仿佛戴着一只有色眼镜，成了地道的“乌眼青”。医生允许我下地活动了，我的食欲明显增加，一顿吃两盘肉丝炒饼还觉不饱。母亲松了口气，交药费时眼睛里又愁云密布。曲老师走后，糖厂始终没有音信，母亲囊中羞涩，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早晨，服务员阿姨阴沉着面孔催母亲交店钱，母亲数数兜中的钱，央求她宽限几天，付过店费就没钱治病了。服务员阿姨收去母亲的工作证，说过去经常发生旅客付不起店费偷偷逃跑的情况，他们把工作证留在服务台，如有不测，店方就可以直接找客人的单位追款。
从医院出来，母亲领我走进一家邮局，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做押金，拨通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的长途电话。曲老师说，他一回来就做过汇报，厂里说研究研究，至今未给予答复。母亲说我们已经分文没有，再不寄钱就饿肚子了。对方说他已尽力而为，要不你就直接给厂里打电话问问研究的结果。母亲再次要通糖厂办公室的电话，斜眼说造反派研究过了，要求你们立即返回齐齐哈尔。
“这怎么行，”母亲说，“孩子的病情正在治疗中，我请求厂里马上汇款来。”
“孙志刚，”斜眼提醒母亲注意身份，语气里露出怒意。“别忘了，你是个走资派！”
“我得保住艾平的眼睛，孩子没罪，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病再说。”
“你敢不服从造反派的决定？”
“救孩子要紧，我还是要求厂里派人送款来，”母亲鼓足勇气坚持，“我们想回去也走不了。”
“为什么？”
“欠旅店的店费，人家不放我们走，再说，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好哇，你给我们出难题，干扰运动大方向，罪加一等。我警告你，你等着，一切后果自负，回来咱们再算总账！”斜眼一下子扣死电话。
母亲站在那里，直到人家催促才放回话筒。付过话费手里只剩下三元钱，我们进退维谷，无比悲怆。
母亲买下两个烧饼，我吃一个半，她吃半个，娘俩对付过一顿午饭，为了省钱母亲决定走回旅馆。下午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前门大街极不安宁，越往前走人越多，大家都仿佛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推推挤挤从一个人群走向另一个人群。到处都是游斗走资派的队伍，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一张战报恰好落在母亲的脚边，我刚弯下腰要捡起来看看，母亲却拨开它催促我快走。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这条街与刚才那条街很相似，只是更窄些，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正在一个接一个讲话，喊声愈加响亮。有时两派的人一同说起来，同伙觉得有漏掉的东西没说就赶快补充，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把我们卷了进去，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双方都在声称自己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双方相互反击的依据都来自同一本“红宝书”。嘶喊着，肩膀碰着肩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戴眼镜的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和母亲躲在一家二层楼的商店门口，不知道怎样面对这种场面，想过都过不去。两支队伍仇人一样火并起来，高举一样的旗帜，高呼一样的口号，高唱一样的语录歌。有人退下来，有人向前进，围观的人也涌过来又涌过去。大伙忿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脸色蜡黄，两只眼睛没有一点色彩，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气喘吁吁，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短时间的停顿后，又没有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她没有像别人那样因此而感到好笑，心中反而充满了恐惧，拉起我向后退。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作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几乎脚不点地被裹挟进门里，推来搡去，站都站不稳。母亲用身子护住我，抵抗着人潮，怕我被人流挤倒踩在脚下，大声喊：
“哎呀别挤，这有孩子！”
没有谁理会她的喊叫，人墙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立即堵上，把我们挤得更加厉害，我的一只脚也被踩得生疼。
“你们别挤啦，这有孩子啊！”
母亲的声音很快被人们的声音淹没，幸亏我没被挤倒，她紧紧拉住我的一只手，把儿子往自己的身边拽着，踉踉跄跄退进屋里。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叮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刚进来的人推搡着已经进来的人，已经进来的人又推搡自己的邻里，不少人躲上二楼，反正能逃掉就行。我和母亲没有力气挤上楼梯，被逼的墙边，落入一个漩涡之中，又从墙边折回，随着人流往后退去。室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步子越来越小，好在前面的人推开后门，我们跌跌撞撞从人堆里挤出，缓缓向前移动，冲进一个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打起滚，抱着脑袋。母亲拉起我，头也不回地逃进胡同深处。
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总盘旋着那个老人的身影，心灵又一次受到重重的触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再不仅仅为母亲感到悲哀了，而是为全中国的走资派感到悲哀！
三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摘去我的眼罩，左眼的肿胀明显消退，视力从零点一恢复到零点二，我能自如地睁开眼睛了。
医生告诉母亲，孩子再治疗一段时间，可望恢复正常的视力。我的头疼症状基本消失，只是眼眶仿佛戴着一只有色眼镜，成了地道的“乌眼青”。医生允许我下地活动了，我的食欲明显增加，一顿吃两盘肉丝炒饼还觉不饱。母亲松了口气，交药费时眼睛里又愁云密布。曲老师走后，糖厂始终没有音信，母亲囊中羞涩，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了。今天早晨，服务员阿姨阴沉着面孔催母亲交店钱，母亲数数兜中的钱，央求她宽限几天，付过店费就没钱治病了。服务员阿姨收去母亲的工作证，说过去经常发生旅客付不起店费偷偷逃跑的情况，他们把工作证留在服务台，如有不测，店方就可以直接找客人的单位追款。
从医院出来，母亲领我走进一家邮局，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做押金，拨通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的长途电话。曲老师说，他一回来就做过汇报，厂里说研究研究，至今未给予答复。母亲说我们已经分文没有，再不寄钱就饿肚子了。对方说他已尽力而为，要不你就直接给厂里打电话问问研究的结果。母亲再次要通糖厂办公室的电话，斜眼说造反派研究过了，要求你们立即返回齐齐哈尔。
“这怎么行，”母亲说，“孩子的病情正在治疗中，我请求厂里马上汇款来。”
“孙志刚，”斜眼提醒母亲注意身份，语气里露出怒意。“别忘了，你是个走资派！”
“我得保住艾平的眼睛，孩子没罪，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病再说。”
“你敢不服从造反派的决定？”
“救孩子要紧，我还是要求厂里派人送款来，”母亲鼓足勇气坚持，“我们想回去也走不了。”
“为什么？”
“欠旅店的店费，人家不放我们走，再说，也没有钱买火车票。”
“好哇，你给我们出难题，干扰运动大方向，罪加一等。我警告你，你等着，一切后果自负，回来咱们再算总账！”斜眼一下子扣死电话。
母亲站在那里，直到人家催促才放回话筒。付过话费手里只剩下三元钱，我们进退维谷，无比悲怆。
母亲买下两个烧饼，我吃一个半，她吃半个，娘俩对付过一顿午饭，为了省钱母亲决定走回旅馆。下午的天气晴朗而寒冷，前门大街极不安宁，越往前走人越多，大家都仿佛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彼此推推挤挤从一个人群走向另一个人群。到处都是游斗走资派的队伍，才走过一批，又走来一批。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一张战报恰好落在母亲的脚边，我刚弯下腰要捡起来看看，母亲却拨开它催促我快走。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这条街与刚才那条街很相似，只是更窄些，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正在一个接一个讲话，喊声愈加响亮。有时两派的人一同说起来，同伙觉得有漏掉的东西没说就赶快补充，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把我们卷了进去，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双方都在声称自己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双方相互反击的依据都来自同一本“红宝书”。嘶喊着，肩膀碰着肩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戴眼镜的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和母亲躲在一家二层楼的商店门口，不知道怎样面对这种场面，想过都过不去。两支队伍仇人一样火并起来，高举一样的旗帜，高呼一样的口号，高唱一样的语录歌。有人退下来，有人向前进，围观的人也涌过来又涌过去。大伙忿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脸色蜡黄，两只眼睛没有一点色彩，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气喘吁吁，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短时间的停顿后，又没有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她没有像别人那样因此而感到好笑，心中反而充满了恐惧，拉起我向后退。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作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几乎脚不点地被裹挟进门里，推来搡去，站都站不稳。母亲用身子护住我，抵抗着人潮，怕我被人流挤倒踩在脚下，大声喊：
“哎呀别挤，这有孩子！”
没有谁理会她的喊叫，人墙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立即堵上，把我们挤得更加厉害，我的一只脚也被踩得生疼。
“你们别挤啦，这有孩子啊！”
母亲的声音很快被人们的声音淹没，幸亏我没被挤倒，她紧紧拉住我的一只手，把儿子往自己的身边拽着，踉踉跄跄退进屋里。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叮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刚进来的人推搡着已经进来的人，已经进来的人又推搡自己的邻里，不少人躲上二楼，反正能逃掉就行。我和母亲没有力气挤上楼梯，被逼的墙边，落入一个漩涡之中，又从墙边折回，随着人流往后退去。室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步子越来越小，好在前面的人推开后门，我们跌跌撞撞从人堆里挤出，缓缓向前移动，冲进一个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打起滚，抱着脑袋。母亲拉起我，头也不回地逃进胡同深处。
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总盘旋着那个老人的身影，心灵又一次受到重重的触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再不仅仅为母亲感到悲哀了，而是为全中国的走资派感到悲哀！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四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络绎不绝，关着门窗，锣鼓和口号仍旧隐约穿透墙壁。
母亲没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不得已才出去一趟买三个烧饼带回来。需要尽量节省费用，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下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也再省不到哪里去了。我们躺在床上相互无语，握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知道母亲的身份了，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催促我们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苦笑，安慰我：“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我想说点什么，没找出一句话，心难受得都疼痛了。到了明天，我们期待着，指望着，忧伤与日俱增。我和母亲一样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也不知道醒着，还是在梦中，听着走廊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人频频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里叫得更加厉害。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她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有人来了。每一次都激起我一阵希望：“这回我们可得救了，家里可有人来送钱了，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整天的等待使我的神经格外敏感，每分每秒都觉得自己达到了忍耐的极限，然而总是失望。一个小时过去了，有扇门拉开了，隔壁一个没戴帽子的客人在向外张望，显然是想看看天气到底冷不冷。随后又是一个小时，情况还是照旧，没有人来。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一脸失望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房间里乌烟瘴气。她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相信事态总能峰回路转，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压力极大，造反派不会放过她，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大会小会的批斗能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怎么能够还得起？
话说回来，她不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
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四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络绎不绝，关着门窗，锣鼓和口号仍旧隐约穿透墙壁。
母亲没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不得已才出去一趟买三个烧饼带回来。需要尽量节省费用，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下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也再省不到哪里去了。我们躺在床上相互无语，握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知道母亲的身份了，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催促我们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苦笑，安慰我：“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我想说点什么，没找出一句话，心难受得都疼痛了。到了明天，我们期待着，指望着，忧伤与日俱增。我和母亲一样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也不知道醒着，还是在梦中，听着走廊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人频频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里叫得更加厉害。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她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有人来了。每一次都激起我一阵希望：“这回我们可得救了，家里可有人来送钱了，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整天的等待使我的神经格外敏感，每分每秒都觉得自己达到了忍耐的极限，然而总是失望。一个小时过去了，有扇门拉开了，隔壁一个没戴帽子的客人在向外张望，显然是想看看天气到底冷不冷。随后又是一个小时，情况还是照旧，没有人来。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一脸失望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房间里乌烟瘴气。她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相信事态总能峰回路转，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压力极大，造反派不会放过她，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大会小会的批斗能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怎么能够还得起？
话说回来，她不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
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一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
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爬起身，去厕所方便一下，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落在地上铺得很厚，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低头躲避着雪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胳膊肘拄在柜台前聊天。我装作来暖和暖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敢往里头走，以免人家以为是要饭花子撵我出去。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该来，双脚却不肯挪动地方。我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东西，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也嚼起喷香的炒饼，忘记周围的存在。尽管人饿得快要发疯，还保持着一丝自尊不伸手要饭，我想等顾客吃剩下捡点盘底，哪怕吃上一口压压饥饿也好。
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两三口，推开盘子，掏出火柴抠着牙缝喊服务员结账。我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迟疑着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十分勤快，顺手收走了盘筷。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又盯住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有三分之一，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咚咚跳着拿起筷子。有一个大高个儿，肩披海军蓝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服务员收拾桌子，胆子大起来，端起盘子贪婪地扒拉着炒饼。这一刻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遗憾的是太少，没吃几口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厉害，又伸出舌头舔净盘底，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目光，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饥饿，学会在饭店捡盘子的技巧，并把“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即使我现在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于表演这个保留节目。我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子一走了之。每每遇到这种场合，一定堂而皇之捡过盘子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是穷酸文人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便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美其名曰：“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抬头，一阵紧张，不知道怎样说，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乌眼青”，认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提往事，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伸出舌头舔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你爸爸呢？”
世上确有这样敏感的热心肠人，一眼就能看出别人有什么难过的事需要帮助，因为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叹口气，两手按着椅子要站起来，目光变柔和了，露出一种怜爱之情。转身向服务员要来三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脑袋：“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怎么也无法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模糊了眼睛。像山泉一样无声地汹涌，流成两道细细的溪流。我想把眼泪收住擦干，新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忍也忍不住，顺着两颊往下流，打湿面颊又流进嘴里，把胸前的衣襟都湿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我依然忘不了那个风雪夜，那个小饭店，那两份炒饼。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自尊重新归复到自己的心里，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垂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路灯昏暗地亮着，街道上空无一人，我冒着鹅毛大雪跑过胡同，既没感觉到风，也没感觉到雪，一双手紧紧将盘子抱在胸前，怕寒风吹凉了炒饼。“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将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瞅着炒饼，问：“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低下脑袋，神情非常忸怩不安，知道这样做不对，感到丢人，怎么会这样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去捡盘子，这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转过脸去，几乎跌倒在床上。“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喉头发堵，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为此原谅自己，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全身一震，想说什么没有说，停了一会儿，回过头来，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再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笑颜，眼里噙满了泪水，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乎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好像咽进很硬的东西又咽不下似的，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往下掉……
一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
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爬起身，去厕所方便一下，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落在地上铺得很厚，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低头躲避着雪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胳膊肘拄在柜台前聊天。我装作来暖和暖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敢往里头走，以免人家以为是要饭花子撵我出去。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该来，双脚却不肯挪动地方。我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东西，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也嚼起喷香的炒饼，忘记周围的存在。尽管人饿得快要发疯，还保持着一丝自尊不伸手要饭，我想等顾客吃剩下捡点盘底，哪怕吃上一口压压饥饿也好。
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两三口，推开盘子，掏出火柴抠着牙缝喊服务员结账。我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迟疑着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十分勤快，顺手收走了盘筷。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心里立刻凉了半截，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又盯住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有三分之一，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咚咚跳着拿起筷子。有一个大高个儿，肩披海军蓝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服务员收拾桌子，胆子大起来，端起盘子贪婪地扒拉着炒饼。这一刻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遗憾的是太少，没吃几口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厉害，又伸出舌头舔净盘底，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目光，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饥饿，学会在饭店捡盘子的技巧，并把“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即使我现在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于表演这个保留节目。我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子一走了之。每每遇到这种场合，一定堂而皇之捡过盘子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是穷酸文人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便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美其名曰：“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抬头，一阵紧张，不知道怎样说，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乌眼青”，认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提往事，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伸出舌头舔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你爸爸呢？”
世上确有这样敏感的热心肠人，一眼就能看出别人有什么难过的事需要帮助，因为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叹口气，两手按着椅子要站起来，目光变柔和了，露出一种怜爱之情。转身向服务员要来三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脑袋：“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怎么也无法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模糊了眼睛。像山泉一样无声地汹涌，流成两道细细的溪流。我想把眼泪收住擦干，新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忍也忍不住，顺着两颊往下流，打湿面颊又流进嘴里，把胸前的衣襟都湿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我依然忘不了那个风雪夜，那个小饭店，那两份炒饼。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自尊重新归复到自己的心里，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垂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路灯昏暗地亮着，街道上空无一人，我冒着鹅毛大雪跑过胡同，既没感觉到风，也没感觉到雪，一双手紧紧将盘子抱在胸前，怕寒风吹凉了炒饼。“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将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瞅着炒饼，问：“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低下脑袋，神情非常忸怩不安，知道这样做不对，感到丢人，怎么会这样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去捡盘子，这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转过脸去，几乎跌倒在床上。“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喉头发堵，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为此原谅自己，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全身一震，想说什么没有说，停了一会儿，回过头来，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再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笑颜，眼里噙满了泪水，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乎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好像咽进很硬的东西又咽不下似的，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往下掉……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二
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空空荡荡，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眼下的困境，想借点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绝不会失言，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我们分文没有，也没有亲戚，没有谁可找，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耗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两元钱，说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不能因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它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这是个困难的情况，我们已成为包袱，店方巴不得甩掉。母亲握着两元钱，一下子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什么也不说。她剧烈地斗争着，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才抬起脸颊，似乎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在她最困难最沉重的时候，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母亲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她的目光显得很痛苦，也显得很坚决，在心里重复着支持自己决定的一切理由，她打定主意要这样做，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她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
我问：“妈，你拿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动了动嘴唇，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走进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她说这话时，紧握着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怪怪的，如此磨叨。我留神听着，尽量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怪就怪吧。吃过饭，母亲说要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人都快要憋死啦！
母亲没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答应下来，花两角钱买了两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自有一种庄严的气派，里面没有其他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名胜古迹多极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因为种种原因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博物馆，我站在那儿，张目凝视，满眼都是新颖惊奇，满眼都是光怪陆离（一到这里，我就好像被紧紧抓住了，也可以说是给迷住了，真可以待上几个小时，沉迷遐想）。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我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的周身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崇敬，眼里涌上了泪水。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
母亲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应付着，看来她在考虑什么事情，所有的回答都莫名其妙。比如我问：“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看着恐龙，不再继续往下说，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不再看下去，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好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二
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空空荡荡，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眼下的困境，想借点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绝不会失言，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我们分文没有，也没有亲戚，没有谁可找，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耗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两元钱，说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不能因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它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这是个困难的情况，我们已成为包袱，店方巴不得甩掉。母亲握着两元钱，一下子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什么也不说。她剧烈地斗争着，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才抬起脸颊，似乎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在她最困难最沉重的时候，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母亲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她的目光显得很痛苦，也显得很坚决，在心里重复着支持自己决定的一切理由，她打定主意要这样做，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她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
我问：“妈，你拿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动了动嘴唇，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走进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她说这话时，紧握着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怪怪的，如此磨叨。我留神听着，尽量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怪就怪吧。吃过饭，母亲说要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人都快要憋死啦！
母亲没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答应下来，花两角钱买了两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自有一种庄严的气派，里面没有其他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名胜古迹多极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因为种种原因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博物馆，我站在那儿，张目凝视，满眼都是新颖惊奇，满眼都是光怪陆离（一到这里，我就好像被紧紧抓住了，也可以说是给迷住了，真可以待上几个小时，沉迷遐想）。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我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的周身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崇敬，眼里涌上了泪水。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
母亲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应付着，看来她在考虑什么事情，所有的回答都莫名其妙。比如我问：“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看着恐龙，不再继续往下说，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不再看下去，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好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三
离开自然博物馆，母亲领我走进天坛公园。
那时的公园不收门票，时间已近正午，偌大的园子里清清冷冷没几个游人。公园里一片荒凉景象，地上冻得邦邦硬，盖着一层干净的新雪，天特别蓝，没有凛冽的北风，阳光照得我身心舒畅。
母亲低头走在前面，带着一双空盲的眼睛缓缓走着，恍如走在梦中，也许她经历过那难以忍受的等待，像经过一个永恒的黑暗世纪。我扯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饶有兴趣地东张西望，像母亲拽着儿子走似的。穿过一道门，走过一条向北的碎石小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纳闷她为什么不去天坛，难得有机会游览观光一下，而是避开游人走向僻静的苍松翠柏深处？她走了神儿，还是陷入痛苦的沉思？我无法清楚。但我看出她的心情沉重，不敢问她。母亲艰难地挪动着两腿来来回回在林中踱步，毫不在意树上偶尔飘落的雪花，仿佛忘记儿子的存在，或根本就没在身边，离她很远很远。树林深处，有一只孤零零的乌鸦凄凉地叫着。我的脚跟都走疼了，央求她歇一会儿。
母亲坐在一张供游人歇息的连椅上了。
这张连椅就藏在树林里边，对着一小片枯黄的草地，风儿吹来的那个方向，就是闻名遐迩的天坛回音壁了。据说两人分别站在东西两侧墙根低声说话，相互打电话一样清晰，神奇得很。我想不去天坛玩也好，那儿可能高处不胜寒，不如这儿没人打扰，让母亲好好歇息一阵子。我把脑袋枕在母亲的腿上，躺在连椅上，望着白云悠悠飘过蔚蓝的天空，心里产生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如果这也算幸福的话。我肚子里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周围鸟声啁啾，树影摇曳，恍如身处课本上描写的诗情画意之中。回想到自然博物馆的情景，感觉北京“特棒”，这是我跟北京人学会的第一句口头语。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两手捧着脸。“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放下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一愣，手中的药瓶抖动起来，脸颊痉挛地抽搐着，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睛。我试图掰开手指夺下药瓶，可是不可能，她攥住不松手。
“你不能，妈妈。”我扑向母亲怀里，抱住她哭叫。“爸爸走了，你再走……她们跟谁活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这是一声声裂人心肺地哭叫，久久在空中回荡不已；这是一声声充满绝望地哭叫，响彻整个冷漠、寂静的公园。
母亲的身子倚在椅背上，脸微微仰起，紧闭着眼睑，那神态若同死却了一般，只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接二连三泰山压顶般地打击，潮起潮落没完没了，她的整个世界似乎坍塌下来。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明天没有，后天也不会有，深渊底下还是深渊。尽管母亲总是抱着希望，力图用双翅护住小巢不受风暴地摧残，一息尚存就坚持下去。可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地搏斗，一切都徒劳无益，她既不能保护家也不能保住孩子，根本没法正常人那样生活，还要忍受新的折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犹如一棵正在倒下去的大树拼命用根须支住自己，然而不可能支撑多久。母亲被这苦海淹没了，每分钟都是痛苦的，像上刑一样。超负荷的生活、精神、经济压力压垮了身心，她已经饮尽了人世间的苦水，再大的苦头不可能有了，真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死攸关之际，她仍在竭尽全力挣扎着，抉择着，答案到底是什么？走哪一条路？
“妈妈，是我呀，你听到了没有，妈妈？”
我摇着她的胳膊不停说着，感到又孤单又害怕。“妈妈，我在这儿，你怎么啦……不能啊不能，我的好妈妈呀！”在我的哀求下，母亲抬起目光，望着远处的天际，好像那虚空之中有我父亲不屈的身影……在对她说：“一切痛苦的道路都有驿站，死亡并不可怕，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死反倒是一种最勇敢的反抗精神。一个人在对黑暗搏斗的过程中，有力量庄严地迫使死神屈服━━既是对那种所谓的胜利的鄙夷，又不会感到自己良心上有愧。而黑暗取得的胜利，又是多么的可怜和微不足道。因为历史不仅仅审判失败者，有的时候也同样审判胜利者，人类坚定不移地向往自由，就是对无耻的专制暴政的最后判决！”他要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一个富有人性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明世界去。在那里，他们夫妻最终将结合成一体，领会到生命的辉煌和终结的全部欢乐，这才是人的意义所在。但是倏忽之间，母亲的眼前又闪现出我姐姐妹妹凄切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哀求她不能走这条绝路。我的泪腺早已流干，依偎在她怀里不动了。
死寂笼罩着空旷的天坛公园。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她一口不罢一口吸着，定定地望着虚空。看得出她仍在黄泉路上徘徊。可是孩子们阻拦着，把她当作保护神，要求一个母亲选择此刻最不愿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为此而求生，为此而忍受痛苦地煎熬（迫使她深化内心的生活，在精神上变得崇高）。对她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太难了，担子太重了，她受不了，也支持不住。这是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绵延不断的痛苦，永无止境的痛苦。没有人能理解她，帮她指点一下迷津，宣泄一下苦闷，分担一点重负。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事，特别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没有人，没有人，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起风了，风打着呼哨卷起四周的尘土扑面而来。
母亲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卷，脸色苍白而严峻。我们娘俩就这样在公园的连椅上坐着，默默地坐着，眼睛向旁边望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暮霭沉沉，落日的余晖剪出我们的身影。空荡荡的公园里越来越冷，寒雾从四面八方袭来，天就要黑了。终于，母亲在抽尽整整一盒烟后，选择了苦难的旅程，只能一个人走到底。她站起身来，用手拢了把被寒风吹乱的头发，把那瓶安眠药丢进瑟缩的枯草中了。
三
离开自然博物馆，母亲领我走进天坛公园。
那时的公园不收门票，时间已近正午，偌大的园子里清清冷冷没几个游人。公园里一片荒凉景象，地上冻得邦邦硬，盖着一层干净的新雪，天特别蓝，没有凛冽的北风，阳光照得我身心舒畅。
母亲低头走在前面，带着一双空盲的眼睛缓缓走着，恍如走在梦中，也许她经历过那难以忍受的等待，像经过一个永恒的黑暗世纪。我扯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饶有兴趣地东张西望，像母亲拽着儿子走似的。穿过一道门，走过一条向北的碎石小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纳闷她为什么不去天坛，难得有机会游览观光一下，而是避开游人走向僻静的苍松翠柏深处？她走了神儿，还是陷入痛苦的沉思？我无法清楚。但我看出她的心情沉重，不敢问她。母亲艰难地挪动着两腿来来回回在林中踱步，毫不在意树上偶尔飘落的雪花，仿佛忘记儿子的存在，或根本就没在身边，离她很远很远。树林深处，有一只孤零零的乌鸦凄凉地叫着。我的脚跟都走疼了，央求她歇一会儿。
母亲坐在一张供游人歇息的连椅上了。
这张连椅就藏在树林里边，对着一小片枯黄的草地，风儿吹来的那个方向，就是闻名遐迩的天坛回音壁了。据说两人分别站在东西两侧墙根低声说话，相互打电话一样清晰，神奇得很。我想不去天坛玩也好，那儿可能高处不胜寒，不如这儿没人打扰，让母亲好好歇息一阵子。我把脑袋枕在母亲的腿上，躺在连椅上，望着白云悠悠飘过蔚蓝的天空，心里产生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如果这也算幸福的话。我肚子里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周围鸟声啁啾，树影摇曳，恍如身处课本上描写的诗情画意之中。回想到自然博物馆的情景，感觉北京“特棒”，这是我跟北京人学会的第一句口头语。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两手捧着脸。“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放下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一愣，手中的药瓶抖动起来，脸颊痉挛地抽搐着，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睛。我试图掰开手指夺下药瓶，可是不可能，她攥住不松手。
“你不能，妈妈。”我扑向母亲怀里，抱住她哭叫。“爸爸走了，你再走……她们跟谁活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这是一声声裂人心肺地哭叫，久久在空中回荡不已；这是一声声充满绝望地哭叫，响彻整个冷漠、寂静的公园。
母亲的身子倚在椅背上，脸微微仰起，紧闭着眼睑，那神态若同死却了一般，只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接二连三泰山压顶般地打击，潮起潮落没完没了，她的整个世界似乎坍塌下来。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明天没有，后天也不会有，深渊底下还是深渊。尽管母亲总是抱着希望，力图用双翅护住小巢不受风暴地摧残，一息尚存就坚持下去。可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地搏斗，一切都徒劳无益，她既不能保护家也不能保住孩子，根本没法正常人那样生活，还要忍受新的折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犹如一棵正在倒下去的大树拼命用根须支住自己，然而不可能支撑多久。母亲被这苦海淹没了，每分钟都是痛苦的，像上刑一样。超负荷的生活、精神、经济压力压垮了身心，她已经饮尽了人世间的苦水，再大的苦头不可能有了，真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死攸关之际，她仍在竭尽全力挣扎着，抉择着，答案到底是什么？走哪一条路？
“妈妈，是我呀，你听到了没有，妈妈？”
我摇着她的胳膊不停说着，感到又孤单又害怕。“妈妈，我在这儿，你怎么啦……不能啊不能，我的好妈妈呀！”在我的哀求下，母亲抬起目光，望着远处的天际，好像那虚空之中有我父亲不屈的身影……在对她说：“一切痛苦的道路都有驿站，死亡并不可怕，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死反倒是一种最勇敢的反抗精神。一个人在对黑暗搏斗的过程中，有力量庄严地迫使死神屈服━━既是对那种所谓的胜利的鄙夷，又不会感到自己良心上有愧。而黑暗取得的胜利，又是多么的可怜和微不足道。因为历史不仅仅审判失败者，有的时候也同样审判胜利者，人类坚定不移地向往自由，就是对无耻的专制暴政的最后判决！”他要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一个富有人性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明世界去。在那里，他们夫妻最终将结合成一体，领会到生命的辉煌和终结的全部欢乐，这才是人的意义所在。但是倏忽之间，母亲的眼前又闪现出我姐姐妹妹凄切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哀求她不能走这条绝路。我的泪腺早已流干，依偎在她怀里不动了。
死寂笼罩着空旷的天坛公园。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她一口不罢一口吸着，定定地望着虚空。看得出她仍在黄泉路上徘徊。可是孩子们阻拦着，把她当作保护神，要求一个母亲选择此刻最不愿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为此而求生，为此而忍受痛苦地煎熬（迫使她深化内心的生活，在精神上变得崇高）。对她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太难了，担子太重了，她受不了，也支持不住。这是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绵延不断的痛苦，永无止境的痛苦。没有人能理解她，帮她指点一下迷津，宣泄一下苦闷，分担一点重负。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事，特别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没有人，没有人，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起风了，风打着呼哨卷起四周的尘土扑面而来。
母亲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卷，脸色苍白而严峻。我们娘俩就这样在公园的连椅上坐着，默默地坐着，眼睛向旁边望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暮霭沉沉，落日的余晖剪出我们的身影。空荡荡的公园里越来越冷，寒雾从四面八方袭来，天就要黑了。终于，母亲在抽尽整整一盒烟后，选择了苦难的旅程，只能一个人走到底。她站起身来，用手拢了把被寒风吹乱的头发，把那瓶安眠药丢进瑟缩的枯草中了。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四
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五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二十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
现在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我心里矛盾极了，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尤其使我痛心。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一切后果自负，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大的压力也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说什么也得给孩子留一条生路呀……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在我们还有力气和希望的时候，让我们保存希望，活下去就有希望。对我来说，只有这样，紧张的心情才能得到一点儿安慰。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地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你记得么？你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是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尽自己的力量向好的方面发展，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绝望。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依然生活在无奈和恐惧之中，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已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可是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
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郁积心头的愁云顿时消散，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四
傍晚，母亲花一分钱买了一张电报纸，斟酌着发出的字数。拍一个字花五分钱，标点符号算半个字，母亲要花最少的钱催款，措词又要有分量，否则无法达到目的。她踌躇好长时间，毅然在电报纸上写下二十个字：
“糖厂领导，再不送款，我和孩子跳楼。孙志刚。”
拍电报用去一元钱，我们再次分文没有了。母亲平静地对旅店服务台说：“我发回电报了，请再耐心等两天。”
现在只有等待了。
后来，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艾平，怎么说呢，说实在的，我心里矛盾极了，要不为你们，我早该跟你爸爸去了，没有他，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我可怜你爸爸，可怜我自己，特别可怜孩子。你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跟着大人受牵连，尤其使我痛心。我为把你们带到糖厂有愧，也不想让你们受苦，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要能把你们送走就好了，又送到哪儿去呢？正是这种情况下，才使我加倍不安！我领你吃完那顿饱饭之后，活下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交完钱，好像对自己生活中的全部牵挂都结了账，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要办妥，那就是去死。我只有一个念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不再用梦幻欺骗自己，一心想一了百了。前有困在北京，旅店撵我们走，身上分文没有；后有糖厂造反派威胁，一切后果自负，若不回去就算总账。回去多挨几顿毒打倒无所谓，没法儿还欠款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越往下想越觉得没有活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想让你吃个饱一起走。你哭了，说姐姐妹妹怎么办？
我被你的警告吓呆啦，我疯啦，怎么忘了她们？一说起她们心乱如麻。是啊，我撒手去了落个清静，她们不得哭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再大的压力也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说什么也得给孩子留一条生路呀……再说我自寻绝路，也对不起你含冤死去的爸爸。我在送他去火葬场的车上就想死过一次，但我没死，发誓一定要把你们拉扯成人。我求你爸爸给我力量，在我们还有力气和希望的时候，让我们保存希望，活下去就有希望。对我来说，只有这样，紧张的心情才能得到一点儿安慰。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无论碰到什么情况，受到什么样地打击都再也不想死了！
我问母亲，那你怎么给糖厂打电报说要跳楼？
你记得么？你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是威胁他们，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想开了，要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尽自己的力量向好的方面发展，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完全绝望。我不死，看谁能笑到最后。坚信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让那些造反派都受到惩罚，不管经受多少苦难，除非打死了没有办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话说回来，你见过上吊的人到处买绳子么？那是他不想死，威胁别人。我也是，不给厂里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痛快出钱的。电报打出去，大家都看到了，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谁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再怎么说也是人命关天！
我们娘俩靠着开水又度过一天，依然生活在无奈和恐惧之中，像快要淹死的人等待着获救的最后一线希望，已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虽然我们知道，等待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可是眼下别无选择，只能咬紧牙关一直等待下去。
第三天早晨，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糖厂学校的老师赵景新。母亲判断对了，造反派头头色厉内荏，生怕母亲带我跳楼，让他担两条命的责任，马上派人到北京来把娘俩稳住，带我们回去再说。我欣喜若狂，郁积心头的愁云顿时消散，总算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母亲又领我去过一次同仁医院，带回诊断书和一些药品，娘俩逃跑一样跟着赵老师登上返回齐齐哈尔的列车，再也不可能忍受比这几天更揪心的日子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这样凄凄楚楚地结束了。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三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儿，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辩解道：“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被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陪笑，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儿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而且没有哪次欢笑是不含有泪水的，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三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儿，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辩解道：“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被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陪笑，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儿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而且没有哪次欢笑是不含有泪水的，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二
吕大姨和蒋姨从此成为常客，和我家的关系最“铁”。
三家之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呀肉呀饺子呀，都端着小盆送去尝个鲜。经常你送我一碗米，我送你一瓢面。吕大姨和蒋姨在外面碰到母亲，怕人家说划不清界限，总是装作陌生的样子遮人耳目，其实心里都有一盆火，对我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因此，应该如何跟母亲继续来往，又不至于引起人家过分注意，招来非议，这真使他们伤透了脑筋。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索性任人说三道四不在乎了。在我的印象中，蒋姨三十多岁时干瘦干瘦，佝偻着水蛇腰，小眼睛一眯缝就没了。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整天骂骂咧咧，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人一着急就流清鼻涕，鼻孔下面像挂着一条蚯蚓。丈夫蒋文双是制糖工，多年的省、市劳动模范，老实巴交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他为人诚实，勤勉而又节俭，家里家外就知道埋头干活。按东北的习惯，我该称蒋叔叔的妻子为蒋婶，可蒋婶娘家也姓孙，跟母亲同姓，所以让我们叫她蒋姨。
吕大姨夫在锅炉车间工作，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术大拿。他脾气暴躁，因为老婆不能生儿育女动辄发火，经常打得吕大姨鼻青脸肿。一年前吕大姨夫患了直肠癌，去北京做过割去整个肛门的大手术，腰间接个漏管挂上屎袋子，医生说他顶多只有一年的活头。吕大姨是个半老徐娘，个儿不高不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五十多岁的人，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别有一番风韵。他们老两口特别喜欢我，总拿出好东西给我吃，并多次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吕大姨整天烟不离嘴，说话间哧地吐出一口黏痰，又远又准射向墙角。我模仿她的样子吐过几次，唾沫又短又散，一点准头也没有。吕大姨有气管炎，吐的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黏痰，且是杆七八岁就吸烟的“老烟枪”，我岂能是对手。不过烟吸多了坏处不少，吕大姨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不断捶打着胸口，人没进屋咳嗽声就到了。“这都是气管不好闹的毛病，”她说，“小孩子家可千万别学抽烟，除了咳嗽没一点儿好处！”
这里我也要说说邻居老王电工一家人。
老王家是山东黄县人，与母亲同是胶东半岛的老乡，讲一口地道胶东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亲，乡音也亲。老王老婆同情母亲的遭遇，我挨打后经常来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常来常往。老王家大儿子与我同班，他总想当班干部却总当不上，大家都叫他王官迷。那时候王官迷和我关系密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事就泡在我家，两眼骨碌碌转个不停，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我万万没想到王官迷是一颗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日后他靠整我一手制造出“反标事件”，颠倒黑白，大打出手，竭尽卑鄙无耻之手段爬上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总部头头的宝座。
按理说不管什么朝代，有个把混水摸鱼的人不足为奇，世界大了什么人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你想积极要求进步没错，那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肚子屎半肚子屁，靠投机取巧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不是我说的，是老辈子的经验之谈。我这一生原谅过许多人，甚至是拔刀相见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好人，只不过是一时冲动，从没想靠整倒别人抬高自己。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王官迷批判我时竭尽能事，说我将抱着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永远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69年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写下血书坚决响应毛 的号召上山下乡了，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连农场都不肯接收。借用“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忠不忠，看行动”，王官迷关键时刻原形毕露，借口有“关节炎”留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大型机床厂。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克制对他的反感，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我产生如此大的仇恨？我们都是孩子，本来没有一点儿恩怨利害呀。可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流行病，一种使人心灵空虚最终导致残忍的嫉妒心理在作怪，皆因我是厂长的“公子”，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也许，这种罪恶的属性最初就潜伏在他的心中，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王官迷不过是把运动当作一个向上爬的机会，造反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私心而已。
春节期间，彬子、春节和朋久来我家玩时说，在我和母亲去北京看病期间，学校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学生召开过批判邹少将的大会，他们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愤怒批判邹少将打人的暴行，要他作出深刻检讨，糖厂职工也贴出大字报声援学生们的行动，不许造反派打人，不许红卫兵欺负无辜的孩子。这本来是“文革”中最正确的行动，是人性的觉醒和复苏，是糖厂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路线的萌芽。但造反派却跳出来干涉说，这是阶级敌人企图转移糖厂“文革”运动的大方向，勒令学生偃旗息鼓。造反派大权在握，终于运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将学生和职工的正义呼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此以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不管发生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了。
大年初五，造反派即通知母亲去厂办公室报到。
斜眼对母亲大发雷霆，指责我们竟敢以跳楼威胁造反派，并宣布厂里的决定，立即扣她一半工资偿还看病的费用。母亲据理力争，应该让打人凶手担负这笔费用，你们扣了工资，我们一家人怎么活？斜眼说我管不着你家的事，是死是活你自己想办法，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一切后果自负，再“无理取闹”准没好果子吃。末了，为报复我们，他又向母亲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勒令我们从现有的房子里搬进更小的房子去住，如不执行决定，革命造反派绝不心慈手软。母亲无奈，找邹少将的父亲要求赔偿医药费用，继续给我治病。老邹家已了解到厂里的态度，何况舆论又被压制下去，便硬起腰板耍开无赖，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母亲欲哭无泪，只得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年月让人到哪里去讲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谁让她是走资派呢，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二
吕大姨和蒋姨从此成为常客，和我家的关系最“铁”。
三家之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呀肉呀饺子呀，都端着小盆送去尝个鲜。经常你送我一碗米，我送你一瓢面。吕大姨和蒋姨在外面碰到母亲，怕人家说划不清界限，总是装作陌生的样子遮人耳目，其实心里都有一盆火，对我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因此，应该如何跟母亲继续来往，又不至于引起人家过分注意，招来非议，这真使他们伤透了脑筋。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索性任人说三道四不在乎了。在我的印象中，蒋姨三十多岁时干瘦干瘦，佝偻着水蛇腰，小眼睛一眯缝就没了。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整天骂骂咧咧，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人一着急就流清鼻涕，鼻孔下面像挂着一条蚯蚓。丈夫蒋文双是制糖工，多年的省、市劳动模范，老实巴交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他为人诚实，勤勉而又节俭，家里家外就知道埋头干活。按东北的习惯，我该称蒋叔叔的妻子为蒋婶，可蒋婶娘家也姓孙，跟母亲同姓，所以让我们叫她蒋姨。
吕大姨夫在锅炉车间工作，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术大拿。他脾气暴躁，因为老婆不能生儿育女动辄发火，经常打得吕大姨鼻青脸肿。一年前吕大姨夫患了直肠癌，去北京做过割去整个肛门的大手术，腰间接个漏管挂上屎袋子，医生说他顶多只有一年的活头。吕大姨是个半老徐娘，个儿不高不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五十多岁的人，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别有一番风韵。他们老两口特别喜欢我，总拿出好东西给我吃，并多次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吕大姨整天烟不离嘴，说话间哧地吐出一口黏痰，又远又准射向墙角。我模仿她的样子吐过几次，唾沫又短又散，一点准头也没有。吕大姨有气管炎，吐的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黏痰，且是杆七八岁就吸烟的“老烟枪”，我岂能是对手。不过烟吸多了坏处不少，吕大姨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不断捶打着胸口，人没进屋咳嗽声就到了。“这都是气管不好闹的毛病，”她说，“小孩子家可千万别学抽烟，除了咳嗽没一点儿好处！”
这里我也要说说邻居老王电工一家人。
老王家是山东黄县人，与母亲同是胶东半岛的老乡，讲一口地道胶东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亲，乡音也亲。老王老婆同情母亲的遭遇，我挨打后经常来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常来常往。老王家大儿子与我同班，他总想当班干部却总当不上，大家都叫他王官迷。那时候王官迷和我关系密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事就泡在我家，两眼骨碌碌转个不停，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我万万没想到王官迷是一颗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日后他靠整我一手制造出“反标事件”，颠倒黑白，大打出手，竭尽卑鄙无耻之手段爬上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总部头头的宝座。
按理说不管什么朝代，有个把混水摸鱼的人不足为奇，世界大了什么人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你想积极要求进步没错，那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肚子屎半肚子屁，靠投机取巧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不是我说的，是老辈子的经验之谈。我这一生原谅过许多人，甚至是拔刀相见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好人，只不过是一时冲动，从没想靠整倒别人抬高自己。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王官迷批判我时竭尽能事，说我将抱着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永远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69年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写下血书坚决响应毛 的号召上山下乡了，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连农场都不肯接收。借用“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忠不忠，看行动”，王官迷关键时刻原形毕露，借口有“关节炎”留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大型机床厂。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克制对他的反感，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我产生如此大的仇恨？我们都是孩子，本来没有一点儿恩怨利害呀。可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流行病，一种使人心灵空虚最终导致残忍的嫉妒心理在作怪，皆因我是厂长的“公子”，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也许，这种罪恶的属性最初就潜伏在他的心中，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王官迷不过是把运动当作一个向上爬的机会，造反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私心而已。
春节期间，彬子、春节和朋久来我家玩时说，在我和母亲去北京看病期间，学校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学生召开过批判邹少将的大会，他们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愤怒批判邹少将打人的暴行，要他作出深刻检讨，糖厂职工也贴出大字报声援学生们的行动，不许造反派打人，不许红卫兵欺负无辜的孩子。这本来是“文革”中最正确的行动，是人性的觉醒和复苏，是糖厂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路线的萌芽。但造反派却跳出来干涉说，这是阶级敌人企图转移糖厂“文革”运动的大方向，勒令学生偃旗息鼓。造反派大权在握，终于运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将学生和职工的正义呼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此以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不管发生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了。
大年初五，造反派即通知母亲去厂办公室报到。
斜眼对母亲大发雷霆，指责我们竟敢以跳楼威胁造反派，并宣布厂里的决定，立即扣她一半工资偿还看病的费用。母亲据理力争，应该让打人凶手担负这笔费用，你们扣了工资，我们一家人怎么活？斜眼说我管不着你家的事，是死是活你自己想办法，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一切后果自负，再“无理取闹”准没好果子吃。末了，为报复我们，他又向母亲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勒令我们从现有的房子里搬进更小的房子去住，如不执行决定，革命造反派绝不心慈手软。母亲无奈，找邹少将的父亲要求赔偿医药费用，继续给我治病。老邹家已了解到厂里的态度，何况舆论又被压制下去，便硬起腰板耍开无赖，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母亲欲哭无泪，只得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年月让人到哪里去讲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谁让她是走资派呢，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三
春节过后，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操纵下，北京十余万学生走上长安街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掀起革命大批判狂潮，齐齐哈尔的走资派又被扣上一顶新的帽子，“二月逆流分子”。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一些元老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 ，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 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党委书记冯燕川照例又是糖厂“二月逆流”的黑司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依次排队，都变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爪牙，轮番受到批斗。造反派正好找到借口报复我们，母亲又变作学校“二月逆流”首要分子，天天受到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我佩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整人的手段，简直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隔一段时间花样翻新。那些研究出整治走资派新招儿的人，大多都可以荣获“发明创造奖”，申请到“专利”。但他们既没思想又缺乏智慧，生性凶顽，愚昧无知，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登大雅之堂。我只能封他们为“阶级斗争专家”，唯一赐予个别人的最高荣誉是“刽子手”，什么拳打、脚踢、皮鞭、棍棒、针扎、水烫、火燎、捆吊，收拾人，折磨人的的手段无师自通，无奇不有。也不知造反派从哪儿取来的“真经”，又亮出大会批判、“小会帮助”的高招儿。大会批判我屡见不鲜，无非一片打倒的吼声再加上拳打脚踢，人烙饼似地翻来覆去被批斗个不停，结局都是一致的。至于“小会帮助”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反正走资派们一听到“小会帮助”犹如谈虎色变，脸都白了，眼都绿了，比进阎王殿还恐怖十倍。每每母亲被“小会帮助”归来，好几天晚上都不能平躺着休息，总是侧着身子睡觉，走起路来身子直打晃不说，还不断用手揉着腰和屁股。
母亲什么也不说，道出实情只会增加我们的担忧与烦恼。我问母亲什么是“二月逆流”？她想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尴尬地说：“管它二月三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就让他们有帽子往走资派脑袋上扣吧，你不让扣也不可能！”这种精神上的麻醉或许能使人感到平静些，因为任何争辩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给你讲理的机会。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严酷而孤寂的生活，母亲必须时时面对活下去的挑战，像一只任其屠宰的羔羊一样俯首就范。我着实替糖厂的走资派冤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做了靶子！
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节俭了，上顿大饼子就小白菜，下顿高粱米就大萝卜，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肉星星。我那时就吃够了粗粮，至今见到苞米面都头疼。如今的人追赶“时髦”，大谈特谈粗粮营养如何丰富，比较讲究的饭店都上“贴大饼子就小咸鱼”这道“绿色食品”。一旦朋友们热情洋溢请我品尝，我则诚惶诚恐连连作揖，因为本人从小就是吃这种“美味佳肴”长大的，早已吃伤了，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再动一口。
我眼眶的青紫消褪了，视力却恢复得很慢，母亲十分着急，不断领我去市第一医院看病，继续吃药。这样，经济就更加艰难了。尽管母亲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是省不出多少钱来。我纳闷母亲哪来的钱付药费，她每月才发一半工资呀，连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母亲不再买成盒的“经济”烟抽了，学邻居们抽起旱烟，经常和尚打坐一样整夜的不睡觉，几乎愁白了头发。她把自己的困难、痛苦和眼泪都深深埋在肚子里，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困苦的煎熬，思索着筹钱的办法。苍白的脸上又增添几分菜色，两腮因消瘦而塌陷，眼睛下印着乌黑的阴影，经常很疲惫，行动虚弱无力，一吃完饭就上炕躺着休息。
有一次，天空飘着零星的小清雪，空气清冽寒冷。母亲上午去市里了，要我下午在第一医院门口等她。我等到母亲，发现她大冬天直冒虚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有点儿感冒了。我说感冒还一大早上街，母亲支支吾吾说学校有点儿事要办，我心想你早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校还派你出来干什么事？医生检查过我的眼底，说这孩子的左眼已经明显好转，再过些日子就可望痊愈了。果然，在母亲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之下，一测视力，我的左眼视力从零点一上升到零点六。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谢过医生，喜盈盈领我走出门诊室。下楼梯去取药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晃好悬没晕倒，我赶紧挽住她的胳膊，感到有些不正常，扶她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一会儿。
“没事，早晨没吃东西。”母亲从头上取下围巾，抹着额头的虚汗安慰我道。“你把包里的水拿出来，我喝一口就好了。”
我拿出手提包里的军用水壶摇了摇，里面还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母亲喝过水，闭上眼睛，想把虚弱挺过去。她勉强支撑着，两臂抱在胸前靠向椅背说：“我休息一下，再去取药。”
“我去吧，妈。”
“那好，钱和药方都在包里。”
常去医院，我知道怎么排队划价交款拿药，留母亲一个人坐着，她太累了，心理负担也太重，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快排到我划价了，我打开手提包掏里面的药方，除了药方还捎带出一张市中心血站的化验单。我一惊，以为母亲拿错了药方，定睛一看化验单的落款：“献血人：孙志刚。”脑袋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无怪母亲脸色苍白，原来是用卖血的钱为我看病。我看到这些，感觉到，也明白了，泪水涌出眼角，深恨自己没想到这一点，转身离开划价的窗口，找个角落平息了一会儿。我把药方和厚厚的病历统统撕烂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擦去泪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走近母亲。“拿药啦？”母亲缓了过来，把垂到脸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围上围巾轻轻问。她很不自然，向儿子的身边靠拢一些，在勉强自己笑。我的心在流血，脸上笑着回答：“拿好了。”搀起母亲步履沉重地走向医院大门口。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雪已经下了几个小时，积得并不厚，却在路面冻硬了。阴沉沉的天空像灌满了铅块，而比天空更沉重的是我们的心。
母亲无泪。
我流泪了。
回到家里，母亲翻起手提包里的化验单，唯独没发现我的药方和病历本，什么都清楚了。母亲望着我一句话都没说，娘俩心照不宣，她再做错什么似地低声央求我上医院，我坚决地予以拒绝。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从此也再不想吃什么药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左眼的视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三
春节过后，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操纵下，北京十余万学生走上长安街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掀起革命大批判狂潮，齐齐哈尔的走资派又被扣上一顶新的帽子，“二月逆流分子”。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一些元老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 ，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 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党委书记冯燕川照例又是糖厂“二月逆流”的黑司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依次排队，都变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爪牙，轮番受到批斗。造反派正好找到借口报复我们，母亲又变作学校“二月逆流”首要分子，天天受到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我佩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整人的手段，简直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隔一段时间花样翻新。那些研究出整治走资派新招儿的人，大多都可以荣获“发明创造奖”，申请到“专利”。但他们既没思想又缺乏智慧，生性凶顽，愚昧无知，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登大雅之堂。我只能封他们为“阶级斗争专家”，唯一赐予个别人的最高荣誉是“刽子手”，什么拳打、脚踢、皮鞭、棍棒、针扎、水烫、火燎、捆吊，收拾人，折磨人的的手段无师自通，无奇不有。也不知造反派从哪儿取来的“真经”，又亮出大会批判、“小会帮助”的高招儿。大会批判我屡见不鲜，无非一片打倒的吼声再加上拳打脚踢，人烙饼似地翻来覆去被批斗个不停，结局都是一致的。至于“小会帮助”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反正走资派们一听到“小会帮助”犹如谈虎色变，脸都白了，眼都绿了，比进阎王殿还恐怖十倍。每每母亲被“小会帮助”归来，好几天晚上都不能平躺着休息，总是侧着身子睡觉，走起路来身子直打晃不说，还不断用手揉着腰和屁股。
母亲什么也不说，道出实情只会增加我们的担忧与烦恼。我问母亲什么是“二月逆流”？她想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尴尬地说：“管它二月三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就让他们有帽子往走资派脑袋上扣吧，你不让扣也不可能！”这种精神上的麻醉或许能使人感到平静些，因为任何争辩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给你讲理的机会。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严酷而孤寂的生活，母亲必须时时面对活下去的挑战，像一只任其屠宰的羔羊一样俯首就范。我着实替糖厂的走资派冤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做了靶子！
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节俭了，上顿大饼子就小白菜，下顿高粱米就大萝卜，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肉星星。我那时就吃够了粗粮，至今见到苞米面都头疼。如今的人追赶“时髦”，大谈特谈粗粮营养如何丰富，比较讲究的饭店都上“贴大饼子就小咸鱼”这道“绿色食品”。一旦朋友们热情洋溢请我品尝，我则诚惶诚恐连连作揖，因为本人从小就是吃这种“美味佳肴”长大的，早已吃伤了，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再动一口。
我眼眶的青紫消褪了，视力却恢复得很慢，母亲十分着急，不断领我去市第一医院看病，继续吃药。这样，经济就更加艰难了。尽管母亲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是省不出多少钱来。我纳闷母亲哪来的钱付药费，她每月才发一半工资呀，连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母亲不再买成盒的“经济”烟抽了，学邻居们抽起旱烟，经常和尚打坐一样整夜的不睡觉，几乎愁白了头发。她把自己的困难、痛苦和眼泪都深深埋在肚子里，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困苦的煎熬，思索着筹钱的办法。苍白的脸上又增添几分菜色，两腮因消瘦而塌陷，眼睛下印着乌黑的阴影，经常很疲惫，行动虚弱无力，一吃完饭就上炕躺着休息。
有一次，天空飘着零星的小清雪，空气清冽寒冷。母亲上午去市里了，要我下午在第一医院门口等她。我等到母亲，发现她大冬天直冒虚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有点儿感冒了。我说感冒还一大早上街，母亲支支吾吾说学校有点儿事要办，我心想你早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校还派你出来干什么事？医生检查过我的眼底，说这孩子的左眼已经明显好转，再过些日子就可望痊愈了。果然，在母亲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之下，一测视力，我的左眼视力从零点一上升到零点六。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谢过医生，喜盈盈领我走出门诊室。下楼梯去取药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晃好悬没晕倒，我赶紧挽住她的胳膊，感到有些不正常，扶她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一会儿。
“没事，早晨没吃东西。”母亲从头上取下围巾，抹着额头的虚汗安慰我道。“你把包里的水拿出来，我喝一口就好了。”
我拿出手提包里的军用水壶摇了摇，里面还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母亲喝过水，闭上眼睛，想把虚弱挺过去。她勉强支撑着，两臂抱在胸前靠向椅背说：“我休息一下，再去取药。”
“我去吧，妈。”
“那好，钱和药方都在包里。”
常去医院，我知道怎么排队划价交款拿药，留母亲一个人坐着，她太累了，心理负担也太重，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快排到我划价了，我打开手提包掏里面的药方，除了药方还捎带出一张市中心血站的化验单。我一惊，以为母亲拿错了药方，定睛一看化验单的落款：“献血人：孙志刚。”脑袋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无怪母亲脸色苍白，原来是用卖血的钱为我看病。我看到这些，感觉到，也明白了，泪水涌出眼角，深恨自己没想到这一点，转身离开划价的窗口，找个角落平息了一会儿。我把药方和厚厚的病历统统撕烂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擦去泪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走近母亲。“拿药啦？”母亲缓了过来，把垂到脸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围上围巾轻轻问。她很不自然，向儿子的身边靠拢一些，在勉强自己笑。我的心在流血，脸上笑着回答：“拿好了。”搀起母亲步履沉重地走向医院大门口。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雪已经下了几个小时，积得并不厚，却在路面冻硬了。阴沉沉的天空像灌满了铅块，而比天空更沉重的是我们的心。
母亲无泪。
我流泪了。
回到家里，母亲翻起手提包里的化验单，唯独没发现我的药方和病历本，什么都清楚了。母亲望着我一句话都没说，娘俩心照不宣，她再做错什么似地低声央求我上医院，我坚决地予以拒绝。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从此也再不想吃什么药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左眼的视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四
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蝼蚁般活着，苟且偷生，日子过得清贫，但苦中也有欢乐。
春节家的娃哩一朝分娩，生下两个小狗崽。春节抱着没满月的小狗送到我家，母亲遵守诺言收下狗崽子，这下子可乐坏了我。小狗崽长着一身稀疏的灰毛，肉球一样满地乱爬，两只大眼睛里闪着哀怨的光，冷得发抖。我在炕沿下用草絮个窝，不管有什么好东西都省给小狗崽吃，可它连看都不看一眼面前的食物，一天到晚叫个不停。母亲说小狗崽想妈妈，叫几天就好了。她熬碗苞米面粥，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喂起狗崽。慢慢地，它不再叫了，一睡醒就缠着我要东西吃。姐姐不喜欢小狗崽，嫌它随地大小便，有味。母亲说得先给小狗崽起个名字，训练它自觉到外面上厕所，我想出好多名字都觉不合适，母亲一锤定音道：“看这小玩意儿虎头虎脑的，就叫它虎子吧。”我有了这个小伙伴，待在家里也不寂寞了。虎子很快忘记自己的母亲，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了我多少欢乐。它一会儿从里屋跑到外屋，一会儿又从外屋跑进里屋，跟我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我非常疼爱它，一有空儿就教它翻跟头、打滚，抬起两只前爪合在一起作揖。虎子学不好，笨头笨脑乱滚乱翻，回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满地转圈，滑稽极啦。
我梦想虎子长大了，变得比谁家的狗都棒，能苏联猎狗那样到野外打猎叼野鸭子，寄予无限的希望。这种感觉一天天在增强，可是人不可能理解所有的事物，我错了，虎子既有母系高贵的血统，又有父系野性的血统，根本不会打猎。有一回我把虎子领出门外，让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雪覆盖着院子，四周一片洁白，阳光刺得虎子眯起眼睛，它试探着用爪子抓抓冰雪，扇着耳朵夹着尾巴尖叫一声缩进屋来，怎么哄都不出去了。母亲不许我领虎子到外面玩，说它还小会冻坏的。这可倒好，它白天晚上都窝在家里，很少出去走动，或者趴在炕头上睡大觉，或者侧起耳朵听吕大姨、蒋姨和母亲唠家长里短。
我懂得东北人“穷欢乐”的意义了，所谓的幸福也并非取决于自己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观。一般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只能偶尔去俱乐部看看毛泽东思想文艺队演出，文化沙漠一样单调乏味。尽管生活清贫得勉强填饱肚子，仍旧以自己的方式苦中求乐，打发一天又一天无聊的时光。处得来的邻居，晚上相互串门唠嗑是最大的享受和乐趣，要不怎么说是穷欢乐呢。大人们屁股沉，常常谈得兴致勃勃，以至于忘了时间，一坐一个晚上，净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七只眼的闲事。
我只知道吕大姨是从拉哈镇来齐齐哈尔的，老家有六七个弟弟妹妹，她从不谈自己的身世，也不谈父母。而吕大姨夫是个横草不捏，竖草不拿，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老爷”，家里家外全靠吕大姨一个人忙活。吕大姨干起活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有谁惹恼了她，厉害起来绝不饶人。有一次吕大姨和斜眼的老婆吵架，她可不惯着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家属，揪住斜眼老婆的头发压在身下，一顿连掐带打，好长时间都不让她起来……母亲知道吕大姨当过妓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触及她的伤疤。母亲是聪明人，为什么要伤人家呢，自己的伤心事就够多的了。吕大姨却是个乐天派，讲起故事妙趣横生，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民间的笑话。例如大家都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突然有人放个屁，搞得我们很尴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吕大姨马上会接上个笑话圆场，绘声绘色道：
“有一个屯子里的汉子办喜宴娶新媳妇，乡亲们抬着花轿吹吹打打走近新郎家。新媳妇的婆婆迎出门来抬头见喜，给看热闹的孩子们发喜糖，请亲朋好友们喝喜酒，让所有的来宾都欢天喜地。这时候新媳妇想放屁，当着众人又不好意思放，只得使劲儿憋着。等新郎官从花轿里扶出新娘子，婆婆赶过去送上见面礼，新媳妇一高兴，肚里的屁没憋住，噗的一声放出来，周围人都傻眼了。婆婆嫌放屁不吉利，随机应变打起哈哈：
“‘新媳妇放一个屁，又有房子又有地’。
“这一来新媳妇觉得没事了，马上放出第二个屁。婆婆皱起眉头，用手指抠了抠鼻孔，心里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头一个屁我给你圆过去不就得了，又来一个，真他娘晦气！婆婆心里生气，嘴上还是打着哈哈：
“‘新媳妇放两个屁，又生儿来又生女。’
“新媳妇一听乐开了花，根本就没觉出婆婆话里的分量，接着放出一串连珠屁。这下可气坏了婆婆，一阵笑声过后，她拍着大腿，冲着新媳妇没好气地骂：
“‘不好，这小妖精要拉，真臭不要脸，快把她给我撵出去！’”
四
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蝼蚁般活着，苟且偷生，日子过得清贫，但苦中也有欢乐。
春节家的娃哩一朝分娩，生下两个小狗崽。春节抱着没满月的小狗送到我家，母亲遵守诺言收下狗崽子，这下子可乐坏了我。小狗崽长着一身稀疏的灰毛，肉球一样满地乱爬，两只大眼睛里闪着哀怨的光，冷得发抖。我在炕沿下用草絮个窝，不管有什么好东西都省给小狗崽吃，可它连看都不看一眼面前的食物，一天到晚叫个不停。母亲说小狗崽想妈妈，叫几天就好了。她熬碗苞米面粥，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喂起狗崽。慢慢地，它不再叫了，一睡醒就缠着我要东西吃。姐姐不喜欢小狗崽，嫌它随地大小便，有味。母亲说得先给小狗崽起个名字，训练它自觉到外面上厕所，我想出好多名字都觉不合适，母亲一锤定音道：“看这小玩意儿虎头虎脑的，就叫它虎子吧。”我有了这个小伙伴，待在家里也不寂寞了。虎子很快忘记自己的母亲，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了我多少欢乐。它一会儿从里屋跑到外屋，一会儿又从外屋跑进里屋，跟我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我非常疼爱它，一有空儿就教它翻跟头、打滚，抬起两只前爪合在一起作揖。虎子学不好，笨头笨脑乱滚乱翻，回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满地转圈，滑稽极啦。
我梦想虎子长大了，变得比谁家的狗都棒，能苏联猎狗那样到野外打猎叼野鸭子，寄予无限的希望。这种感觉一天天在增强，可是人不可能理解所有的事物，我错了，虎子既有母系高贵的血统，又有父系野性的血统，根本不会打猎。有一回我把虎子领出门外，让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雪覆盖着院子，四周一片洁白，阳光刺得虎子眯起眼睛，它试探着用爪子抓抓冰雪，扇着耳朵夹着尾巴尖叫一声缩进屋来，怎么哄都不出去了。母亲不许我领虎子到外面玩，说它还小会冻坏的。这可倒好，它白天晚上都窝在家里，很少出去走动，或者趴在炕头上睡大觉，或者侧起耳朵听吕大姨、蒋姨和母亲唠家长里短。
我懂得东北人“穷欢乐”的意义了，所谓的幸福也并非取决于自己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观。一般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只能偶尔去俱乐部看看毛泽东思想文艺队演出，文化沙漠一样单调乏味。尽管生活清贫得勉强填饱肚子，仍旧以自己的方式苦中求乐，打发一天又一天无聊的时光。处得来的邻居，晚上相互串门唠嗑是最大的享受和乐趣，要不怎么说是穷欢乐呢。大人们屁股沉，常常谈得兴致勃勃，以至于忘了时间，一坐一个晚上，净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七只眼的闲事。
我只知道吕大姨是从拉哈镇来齐齐哈尔的，老家有六七个弟弟妹妹，她从不谈自己的身世，也不谈父母。而吕大姨夫是个横草不捏，竖草不拿，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老爷”，家里家外全靠吕大姨一个人忙活。吕大姨干起活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有谁惹恼了她，厉害起来绝不饶人。有一次吕大姨和斜眼的老婆吵架，她可不惯着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家属，揪住斜眼老婆的头发压在身下，一顿连掐带打，好长时间都不让她起来……母亲知道吕大姨当过妓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触及她的伤疤。母亲是聪明人，为什么要伤人家呢，自己的伤心事就够多的了。吕大姨却是个乐天派，讲起故事妙趣横生，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民间的笑话。例如大家都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突然有人放个屁，搞得我们很尴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吕大姨马上会接上个笑话圆场，绘声绘色道：
“有一个屯子里的汉子办喜宴娶新媳妇，乡亲们抬着花轿吹吹打打走近新郎家。新媳妇的婆婆迎出门来抬头见喜，给看热闹的孩子们发喜糖，请亲朋好友们喝喜酒，让所有的来宾都欢天喜地。这时候新媳妇想放屁，当着众人又不好意思放，只得使劲儿憋着。等新郎官从花轿里扶出新娘子，婆婆赶过去送上见面礼，新媳妇一高兴，肚里的屁没憋住，噗的一声放出来，周围人都傻眼了。婆婆嫌放屁不吉利，随机应变打起哈哈：
“‘新媳妇放一个屁，又有房子又有地’。
“这一来新媳妇觉得没事了，马上放出第二个屁。婆婆皱起眉头，用手指抠了抠鼻孔，心里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头一个屁我给你圆过去不就得了，又来一个，真他娘晦气！婆婆心里生气，嘴上还是打着哈哈：
“‘新媳妇放两个屁，又生儿来又生女。’
“新媳妇一听乐开了花，根本就没觉出婆婆话里的分量，接着放出一串连珠屁。这下可气坏了婆婆，一阵笑声过后，她拍着大腿，冲着新媳妇没好气地骂：
“‘不好，这小妖精要拉，真臭不要脸，快把她给我撵出去！’”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二章 换 房
一
我的蒋姨生在农村，生活经历简单，从小没娘，十七岁那年爹早早就把她许配给老蒋家。蒋姨说，过门前从没见过蒋叔叔长什么样儿，只知道男方家里穷，是贫雇农、烈属，有一个老婆婆守着小儿子过日子。蒋姨心里直犯嘀咕：“穷倒不算什么，人好，别缺鼻子少眼就行。”直到新婚之际，蒋叔叔赶着爬犁来接她，蒋姨才发现丈夫是个比她还俊的棒小伙。每每蒋姨说到这儿，蒋叔叔就开玩笑：
“你说没见过我，我还没见过你呢，我要是不穷就娶别人去。”
“你敢？”蒋姨眼睛一瞪，抽着鼻孔里的清鼻涕说。
蒋叔叔缩起肩膀，把身子朝前坐了坐，两手交叉抱在一个膝盖上，始终笑眯眯说：
“不敢不敢！”
“给你鼻子就上脸，我跟你就算瞎眼，除了我谁还肯嫁？”
“是啊，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好个屁，人家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你就别拿好话骗自己了。”她发现自己的烟快抽没了，立即命令蒋叔叔。“去，回家取盒烟来。”
蒋姨整天坐在家里发号施令，支使丈夫东跑西颠。蒋叔叔是出了名怕老婆的“气管炎”，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听从她的意见，平常总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把火发！”当真回去取来一盒“经济”烟，每个大人发了一支。蒋姨仍不完事，又埋怨他没带火柴来。母亲看不下去了，劝道：“他蒋姨，快别折腾人了，我家就连盒洋火都没有吗！”蒋姨不依不饶，非逼着蒋叔叔又回去一趟取来火柴，这才乐了。母亲常说：“别看你吕大姨、蒋姨没文化，就惦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儿事，可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真叫人又可敬又可佩！”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必定是母亲回忆一段战争时期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蜷缩在母亲的身旁，搂着虎子百听不厌，还希望她多讲一些，直到迷糊过去等串门的人散场了，母亲才叫我脱衣服睡觉。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讲反扫荡的故事，有时候还缠着她再讲两遍。
1942年初春，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对我抗日军民实施铁壁合围，反复大拉网。有一天夜晚，空中飘着雪花，母亲所在的文登师范学校和部队冲散了，学生们都被围在一座山头上。山下到处是鬼子点起的篝火，一圈又一圈包围山头，同学们有的窝在山洞里，有的趴在灌木丛中，时而有汉奸向山上喊话：“土八路，你们下来投降吧，再不投降，皇军天亮就要发起进攻啦！”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听了敌人的宣传，躲开大伙悄悄下山投降了。老师发给留下的学生每人一颗手榴弹，神情严峻地说：
“我们发誓，宁死不当亡国奴！”
母亲和同学们庄严地举起手榴弹宣誓：
“宁死不当亡国奴！”
老师告诉大家，等男生摸到篝火旁扔出手榴弹炸灭火堆，女生就往外冲，冲出去就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男同学们投出手榴弹，母亲不管不顾往山下冲去，鬼子的机枪爆豆般响起来，火药的味道直呛鼻子，打倒不少前面的同学。母亲虽冲出撕破口，敌人包抄过来一下子冲散了女生的队伍，几个汉奸逮住一个女同学大喊：“女八路，抓活的！”鬼子停止机枪扫射，端着刺刀上来抓花姑娘。混乱中母亲跌了一跤，她踩转了遍地的黄铜弹壳，竟忘记怎么用手榴弹，一个鬼子兵抓住母亲的胳膊，她回手用手榴弹砸向对方的脑袋，鬼子大声喘着粗气一下子仆倒在地。这工夫，另一个鬼子扑了上来，抓住她的大衣不放手。母亲急了，用力挣脱掉大衣金蝉脱壳跳下一条山沟沟。鬼子兵只抓住一件空大衣，恼羞成怒跟着跳下山沟，几个鬼子一边开枪一边穷追不舍。母亲地形熟，又挣脱笨重的军大衣，顺着黑黝黝的深沟跑得飞快。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实在跑不动，一头撞死也不能当俘虏。”事后她自嘲：“当时我晕了，手榴弹还没丢，怎么不用它炸鬼子呢！”母亲钻出山沟，子弹嗖嗖掠过身边擦破她的单军装，人却丝毫未损。她跑进一个小村庄，身后的鬼子也追进村口。母亲焦急地敲了几家院门，深更半夜兵荒马乱哪户人家都不敢开门。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家院门开了，一个老太太将她拽进院里，二话不说搬开房角的石块让她钻了进去。母亲躲在房屋的夹壁里，清楚听到外面的声音。鬼子脚跟脚闯进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喝问老人：
“女八路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我在家睡觉，没有生人来。”老人说。
他们明明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却一口咬定没人进来过。鬼子气急败坏抡起枪托打老人，母亲听到老人的喊叫声，又有人用什么东西敲击墙壁，突然急中生智想起老师教自己怎么用手榴弹了。于是镇定地打开保险盖，拉起导火索，横下一条心，搜查出墙口自己就同归于尽。鬼子折腾一通没发现什么，他们怕受民兵的袭击不敢耽搁时间，悻悻回部队了。母亲长长出了口气，一摸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沉寂好长时间，老人扒开墙口低低说：
“闺女，没事了，出来透口气吧。”
母亲出来后，看到老人被鬼子打得不轻，满嘴角都是血迹，腮帮肿起老高。鼻子一酸跪向老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老人扶起她说：
“别这么说，闺女，不用谢我，我也有个孩子在队伍上。”
母亲认老太太做了干妈，在她家里躲藏两天两夜，等鬼子大部队撤退了，老人才放母亲返回学校。临走前，老人给干闺女的脸颊抹上锅底灰，换上她儿子的破棉袄，装扮成假小子，一直送出山口，还依依难舍地挥着手。
“后来你见到她了？”我问。
“没有，”母亲微微摇头，眼睛里噙着泪花，“反扫荡胜利后，我专门请假带上礼物去看望干妈，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烧平了。”
我们一阵沉默，在心里祝愿好心的老人能躲过战火，安然无恙。
过了一段日子，我又问母亲：
“你究竟打没打死那个鬼子？”
“黑灯瞎火的，可能，反正他倒下了。”
“我没想到妈还敢杀人？”
“那时候不是你打死鬼子，就是鬼子打死你。”
“那造反派打你，为啥从不还手？”
“为你们，”母亲茫然地望着我，老半天才说。“谁都明白给自己留条后路，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人往死里逼，狗急还能跳墙呢！”
一
我的蒋姨生在农村，生活经历简单，从小没娘，十七岁那年爹早早就把她许配给老蒋家。蒋姨说，过门前从没见过蒋叔叔长什么样儿，只知道男方家里穷，是贫雇农、烈属，有一个老婆婆守着小儿子过日子。蒋姨心里直犯嘀咕：“穷倒不算什么，人好，别缺鼻子少眼就行。”直到新婚之际，蒋叔叔赶着爬犁来接她，蒋姨才发现丈夫是个比她还俊的棒小伙。每每蒋姨说到这儿，蒋叔叔就开玩笑：
“你说没见过我，我还没见过你呢，我要是不穷就娶别人去。”
“你敢？”蒋姨眼睛一瞪，抽着鼻孔里的清鼻涕说。
蒋叔叔缩起肩膀，把身子朝前坐了坐，两手交叉抱在一个膝盖上，始终笑眯眯说：
“不敢不敢！”
“给你鼻子就上脸，我跟你就算瞎眼，除了我谁还肯嫁？”
“是啊，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好个屁，人家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你就别拿好话骗自己了。”她发现自己的烟快抽没了，立即命令蒋叔叔。“去，回家取盒烟来。”
蒋姨整天坐在家里发号施令，支使丈夫东跑西颠。蒋叔叔是出了名怕老婆的“气管炎”，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听从她的意见，平常总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把火发！”当真回去取来一盒“经济”烟，每个大人发了一支。蒋姨仍不完事，又埋怨他没带火柴来。母亲看不下去了，劝道：“他蒋姨，快别折腾人了，我家就连盒洋火都没有吗！”蒋姨不依不饶，非逼着蒋叔叔又回去一趟取来火柴，这才乐了。母亲常说：“别看你吕大姨、蒋姨没文化，就惦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儿事，可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真叫人又可敬又可佩！”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必定是母亲回忆一段战争时期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蜷缩在母亲的身旁，搂着虎子百听不厌，还希望她多讲一些，直到迷糊过去等串门的人散场了，母亲才叫我脱衣服睡觉。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讲反扫荡的故事，有时候还缠着她再讲两遍。
1942年初春，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对我抗日军民实施铁壁合围，反复大拉网。有一天夜晚，空中飘着雪花，母亲所在的文登师范学校和部队冲散了，学生们都被围在一座山头上。山下到处是鬼子点起的篝火，一圈又一圈包围山头，同学们有的窝在山洞里，有的趴在灌木丛中，时而有汉奸向山上喊话：“土八路，你们下来投降吧，再不投降，皇军天亮就要发起进攻啦！”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听了敌人的宣传，躲开大伙悄悄下山投降了。老师发给留下的学生每人一颗手榴弹，神情严峻地说：
“我们发誓，宁死不当亡国奴！”
母亲和同学们庄严地举起手榴弹宣誓：
“宁死不当亡国奴！”
老师告诉大家，等男生摸到篝火旁扔出手榴弹炸灭火堆，女生就往外冲，冲出去就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男同学们投出手榴弹，母亲不管不顾往山下冲去，鬼子的机枪爆豆般响起来，火药的味道直呛鼻子，打倒不少前面的同学。母亲虽冲出撕破口，敌人包抄过来一下子冲散了女生的队伍，几个汉奸逮住一个女同学大喊：“女八路，抓活的！”鬼子停止机枪扫射，端着刺刀上来抓花姑娘。混乱中母亲跌了一跤，她踩转了遍地的黄铜弹壳，竟忘记怎么用手榴弹，一个鬼子兵抓住母亲的胳膊，她回手用手榴弹砸向对方的脑袋，鬼子大声喘着粗气一下子仆倒在地。这工夫，另一个鬼子扑了上来，抓住她的大衣不放手。母亲急了，用力挣脱掉大衣金蝉脱壳跳下一条山沟沟。鬼子兵只抓住一件空大衣，恼羞成怒跟着跳下山沟，几个鬼子一边开枪一边穷追不舍。母亲地形熟，又挣脱笨重的军大衣，顺着黑黝黝的深沟跑得飞快。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实在跑不动，一头撞死也不能当俘虏。”事后她自嘲：“当时我晕了，手榴弹还没丢，怎么不用它炸鬼子呢！”母亲钻出山沟，子弹嗖嗖掠过身边擦破她的单军装，人却丝毫未损。她跑进一个小村庄，身后的鬼子也追进村口。母亲焦急地敲了几家院门，深更半夜兵荒马乱哪户人家都不敢开门。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家院门开了，一个老太太将她拽进院里，二话不说搬开房角的石块让她钻了进去。母亲躲在房屋的夹壁里，清楚听到外面的声音。鬼子脚跟脚闯进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喝问老人：
“女八路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我在家睡觉，没有生人来。”老人说。
他们明明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却一口咬定没人进来过。鬼子气急败坏抡起枪托打老人，母亲听到老人的喊叫声，又有人用什么东西敲击墙壁，突然急中生智想起老师教自己怎么用手榴弹了。于是镇定地打开保险盖，拉起导火索，横下一条心，搜查出墙口自己就同归于尽。鬼子折腾一通没发现什么，他们怕受民兵的袭击不敢耽搁时间，悻悻回部队了。母亲长长出了口气，一摸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沉寂好长时间，老人扒开墙口低低说：
“闺女，没事了，出来透口气吧。”
母亲出来后，看到老人被鬼子打得不轻，满嘴角都是血迹，腮帮肿起老高。鼻子一酸跪向老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老人扶起她说：
“别这么说，闺女，不用谢我，我也有个孩子在队伍上。”
母亲认老太太做了干妈，在她家里躲藏两天两夜，等鬼子大部队撤退了，老人才放母亲返回学校。临走前，老人给干闺女的脸颊抹上锅底灰，换上她儿子的破棉袄，装扮成假小子，一直送出山口，还依依难舍地挥着手。
“后来你见到她了？”我问。
“没有，”母亲微微摇头，眼睛里噙着泪花，“反扫荡胜利后，我专门请假带上礼物去看望干妈，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烧平了。”
我们一阵沉默，在心里祝愿好心的老人能躲过战火，安然无恙。
过了一段日子，我又问母亲：
“你究竟打没打死那个鬼子？”
“黑灯瞎火的，可能，反正他倒下了。”
“我没想到妈还敢杀人？”
“那时候不是你打死鬼子，就是鬼子打死你。”
“那造反派打你，为啥从不还手？”
“为你们，”母亲茫然地望着我，老半天才说。“谁都明白给自己留条后路，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人往死里逼，狗急还能跳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