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新中国的剿匪，。。。。。。
封闭妓院后，收容妓女的工作暂停。1952年夏，暗娼活动又有所反复，嵩山、老闸等区（今都属黄浦区）的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暗娼的狎客中以工人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同年9月14日，市民政局会同市公安局以嵩山、老闸等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653人。
1953年夏，暗娼又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同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批复市民政局《为变更收容处理暗娼办法的请示报告》，由公安、民政两家和市救济分会联合行动，以嵩山、老闸等5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554人。这次收容，在处理方针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数，教育警告多数，应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收容在公共场所公开拉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及屡教不改的暗娼。对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节轻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二天并留下违警记录后，交里弄群众监督，外省来沪者一律遣送回乡，交当地群众监督。1953～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多名。此后的20年间，社会上的暗娼活动基本消失。
至此，在上海彻底消灭了存在几百年的野蛮、残酷的娼妓制度。由全世界娼妓数量最多的大都市，转变为消灭了娼妓的新上海，人们公认这是改造“十里洋场”的一项伟大成就，史无前例的创举。
1953年夏，暗娼又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同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批复市民政局《为变更收容处理暗娼办法的请示报告》，由公安、民政两家和市救济分会联合行动，以嵩山、老闸等5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554人。这次收容，在处理方针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数，教育警告多数，应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收容在公共场所公开拉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及屡教不改的暗娼。对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节轻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二天并留下违警记录后，交里弄群众监督，外省来沪者一律遣送回乡，交当地群众监督。1953～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多名。此后的20年间，社会上的暗娼活动基本消失。
至此，在上海彻底消灭了存在几百年的野蛮、残酷的娼妓制度。由全世界娼妓数量最多的大都市，转变为消灭了娼妓的新上海，人们公认这是改造“十里洋场”的一项伟大成就，史无前例的创举。
在新中国禁娼史中，令人震撼的却不仅仅是这些高效果决的封闭妓院，取缔娼妓行动，可以说，最让人感动的，是人民政府对旧中国娼妓的教育改造。新中国对娼妓的教育改造史，完全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值得后人大书特书。
旧社会沦落为娼的大多数都是贫困家庭出生，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被迫频繁接客，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稍有不从，即受妓院老板和嫖客的百般虐待。她们普遍患有各种性病以及贫血和败血症，得不到治疗。她们大多系受人贩子、歹徒拐骗贩卖沦入烟花；有的因天灾人祸、生活无着，坠入娼门；但也有少数爱慕虚荣，自甘堕落的。在经济上，娼妓受严重盘剥，在人身上，丧尽自由，常遭打骂惩罚，甚至任意买卖，受尽人间凌辱和压迫。但同时，由于娼妓长期浸淫于人间最无耻肮脏的场所，身上也带有很多恶习。1951年11月，上海集中取缔妓院收容的501名妓女和暗娼，送到教养所后，由于是突击收容，许多妓女思想没有准备，对政府的改造政策不了解，又都是被扭曲了灵魂的文盲、半文盲，对谁也不敢相信，思想十分混乱，她们采取各种办法，抵制教育改造。有的恶言秽语，大哭大闹；有的对教养所工作人员手抓嘴咬，拳打脚踢；有的不吃不睡，用沉默对抗；少数人不知羞耻地赤身裸体耍无赖；个别的甚至以死威胁。面对这些被旧制度折磨得磨灭良知理性的人，教养所工作人员牢记党的教导，以阶级仇、姐妹情，满腔热情地对待她们，耐心的大会讲，个别谈，反复讲解党的政策，摸清她们种种疑虑，做稳定思想情绪工作。当了解到有的牵肠挂肚，担心家中年幼儿女无人照顾时，教养所很快将134名幼儿接来与她们见面；有的提出要取回放在亲友处的财物和亲属来所探望，对这些合理要求，都一一帮助解决，使她们思想情绪逐渐稳定。接着，教养所遵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的方针，有计划地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进行以吐苦水，挖苦根为中心的阶级教育。
为了启发引导和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她们观看反映妓女悲惨生活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市公安局派人到教养所向她们宣布已被政府逮捕的妓院主、老鸨、龟奴的名单和罪行，并把6名罪恶严重的妓院主押到教养所召开控诉大会，引导她们吐苦水，挖苦根。阶级教育擦亮了她们的眼镜，她们开始认清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到自己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个浙江姑娘十几岁被人贩子骗到上海卖进妓院为娼，每天要接十几个嫖客，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患上性病。过去她把这悲惨人生归结为“命苦”。经过阶级教育她苏醒了，明白这一切是旧社会人吃人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双膝下跪在公安人员面前，要求惩办妓院主，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妓院主对她的压迫和摧残。以后她完全变了样，治好了性病，努力学习文化，掌握了织袜技术，安置出所以后，被评为“六好”职工，结了婚，生了儿子，逢人便说是毛 ，是共产党救了她，给了她一切。
为了启发引导和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她们观看反映妓女悲惨生活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市公安局派人到教养所向她们宣布已被政府逮捕的妓院主、老鸨、龟奴的名单和罪行，并把6名罪恶严重的妓院主押到教养所召开控诉大会，引导她们吐苦水，挖苦根。阶级教育擦亮了她们的眼镜，她们开始认清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到自己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个浙江姑娘十几岁被人贩子骗到上海卖进妓院为娼，每天要接十几个嫖客，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患上性病。过去她把这悲惨人生归结为“命苦”。经过阶级教育她苏醒了，明白这一切是旧社会人吃人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双膝下跪在公安人员面前，要求惩办妓院主，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妓院主对她的压迫和摧残。以后她完全变了样，治好了性病，努力学习文化，掌握了织袜技术，安置出所以后，被评为“六好”职工，结了婚，生了儿子，逢人便说是毛 ，是共产党救了她，给了她一切。
－－－－医治性病
教养所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经检查，其中88.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性病，当时医治性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国内还不能生产，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家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全靠第三国进口，非常珍贵，而且需求量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有7500名妓女。上海药库里仅有的盘尼西林原定送往朝鲜战场供志愿军伤员使用，陈毅市长了解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在医务人员悉心治疗下，治愈了所有学员的性病。医治性病，是促使她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始不少人不相信政府会拿出钱来给她们治病，传播谣言说怪话的大有人在，还不配合医生治疗。如有个叫华爱英的学员，开始医生给她抽血化验，她在学员中散步谣言，说”共产党抽我们的血是送到朝鲜战场给当兵的用的”。后来查出她已是晚期梅毒，在过去只有等死一路，结果教养所为她治愈了疾病，她声泪俱下的说：“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教育我，我听不进去，反而听信谣言，我对不起人民政府，对不起工作人员”。
教养所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经检查，其中88.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性病，当时医治性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国内还不能生产，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家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全靠第三国进口，非常珍贵，而且需求量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有7500名妓女。上海药库里仅有的盘尼西林原定送往朝鲜战场供志愿军伤员使用，陈毅市长了解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在医务人员悉心治疗下，治愈了所有学员的性病。医治性病，是促使她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始不少人不相信政府会拿出钱来给她们治病，传播谣言说怪话的大有人在，还不配合医生治疗。如有个叫华爱英的学员，开始医生给她抽血化验，她在学员中散步谣言，说”共产党抽我们的血是送到朝鲜战场给当兵的用的”。后来查出她已是晚期梅毒，在过去只有等死一路，结果教养所为她治愈了疾病，她声泪俱下的说：“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教育我，我听不进去，反而听信谣言，我对不起人民政府，对不起工作人员”。
－－－－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给她们治疗肉体上的病，也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她们弃娼为良，而是还要在转变她们的恶习基础上，教给她们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服务于新中国。旧社会，这些妓女本来多是穷苦家庭出生，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教养所里的学员80％都是文盲、半文盲，教养所要求文盲3个月读完一本识字课本，经考试摘除文盲帽子才算改造合格。还组织新生妇女何尝队，演出队等，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参加劳动，学习生产技艺。
由于许多妓女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初被集中到教养院时，她们都害怕劳动，有的还流露出劳动累死人，受不了的思想。针对这些情况，工作人员教育学员树立劳动观点，给学员们讲《劳动英雄赵梅英》等革命故事，逐步组织学员自己管理日常生活，如打扫院子和厕所，烧茶炉等，教养所设有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等工场，根据各人爱好和体质，组织每个人参加劳动，掌握生产技艺。通过劳动，学员们也慢慢树立起劳动观点，增强了重新作人的信心，为以后安置就业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给她们治疗肉体上的病，也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她们弃娼为良，而是还要在转变她们的恶习基础上，教给她们自谋生路的劳动技能，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服务于新中国。旧社会，这些妓女本来多是穷苦家庭出生，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教养所里的学员80％都是文盲、半文盲，教养所要求文盲3个月读完一本识字课本，经考试摘除文盲帽子才算改造合格。还组织新生妇女何尝队，演出队等，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参加劳动，学习生产技艺。
由于许多妓女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初被集中到教养院时，她们都害怕劳动，有的还流露出劳动累死人，受不了的思想。针对这些情况，工作人员教育学员树立劳动观点，给学员们讲《劳动英雄赵梅英》等革命故事，逐步组织学员自己管理日常生活，如打扫院子和厕所，烧茶炉等，教养所设有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等工场，根据各人爱好和体质，组织每个人参加劳动，掌握生产技艺。通过劳动，学员们也慢慢树立起劳动观点，增强了重新作人的信心，为以后安置就业创造了条件。
－－－－安置就业。
一般经过两年左右的教育改造，达到1，治愈性病，控制传染；2，提高思想认识，出院后不再重操旧业；3，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等3个条件，方能安置出院。从第一批进教养所的501人开始至1958年教养所撤销，先后教育改造安置了7513人。
一般经过两年左右的教育改造，达到1，治愈性病，控制传染；2，提高思想认识，出院后不再重操旧业；3，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等3个条件，方能安置出院。从第一批进教养所的501人开始至1958年教养所撤销，先后教育改造安置了7513人。
上海解放以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铲除了娼妓制度，并将7000多名娼妓改造成为劳动者，不仅全市人民自豪，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瞩目。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上海社会改造的一个窗口，其中，1956年，他们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位来访者。其中有官员、警察、工人、农民、作家、教师、工会工作者、社会学家、记者等等，有的是藏起在上海居住过的“上海通”，有的是慕名来学习改造娼妓经验，有的是半信半疑来了解真实情况。还有少数人开始是队社会主义制度持挑衅态度来的，但在事实面前只好败兴而归。他们参观工场、医务室、病房、宿舍、开学员座谈会，找学员个别谈话。参观完后，普遍认为新中国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有的说取缔娼妓，改造妓女在很多国家叫了多少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想不到中国这么短时间却做到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法中友协代表团团长塞里需埃说：法国妓女问题很严重，几十年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城市就关闭了妓院，但由于没有替她们找到出路，这些妓女仍在马路旁做暗娼。他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临别时，他热情题词：“我们衷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们，希望法国也能建立这种教养所”。日本教职员工代表团成员香川正一参观后说：“我在中国参观了好多地方，要称这次感受最深切，在这里使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优越和共产党的伟大”。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团长说：你们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在日本还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去宣传，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已经这样做了。日本一位国会议员说：回国后正赶上第二十二届国会，今天的参观，是我带回国的最好的礼物，我可以在会上用活生生的材料告诉议员们，娼妓是可以消灭的，妓女是可以改造的。有个美国记者在教养所足足停留了4个小时，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铲除旧社会侮辱女性的制度，树立新时代重新做人的精神”等标语一一抄下，还问一个正在摇纱头的年轻漂亮学员诸玉英：“你真聪明，可那摇鞋底线换来的钱并不归你所有，你这样积极，是想早点出去吧？”诸玉英回答他：“我是想早点出去，因为我已经有了对象，出去可以他结婚。但摇鞋底线倒不是为了早点出去，我原来有肺病，政府为我治病花了很多钱，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报答政府，这是我的一番心意！”这位美国记者心悦诚服，他说：我原来以为，宣传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从诸身上，我感到你们做到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有个美国代表团成员，解放前曾在上海居住生活过，参观完后，感叹地说：娼妓在美国一直是个社会问题，今天美国的娼妓情况相当于解放前的上海，希望将来的美国相当于你们今天的上海。
禁毒禁娼，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写下了新中国建立后辉煌的历史诗篇，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禁毒禁娼，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写下了新中国建立后辉煌的历史诗篇，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把房子打扫干净了。
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的回顾
（1）
1838年9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不无忧患地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至此，能无股栗。”〔1〕(P104)历史的吊诡在于，九年后的1847年2月，林则徐却一改慷慨激昂之辞，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2〕(P433)当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当历史的车轮风雨不惊走过，留下的只是林则徐在1838年所言的那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淡忘的却是英雄迟暮时的徘徊、犹豫、踌躇。这种踌躇和徘徊正是清末禁毒战略从激越归于困顿的苍凉写实。
自虎门销烟迄于今，或禁或弛、或激进或宽缓，或悲愤或淡定，我国的禁毒战略总是以林则徐“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的言论为理论原点和情绪基础的。但是，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禁毒战略并未能实现中国大地上毒品的根绝，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年运动式禁毒人民战争，实现了毒品禁绝的神话，并基本持续到“文革”结束。
晚清的烟客
（1）
1838年9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不无忧患地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至此，能无股栗。”〔1〕(P104)历史的吊诡在于，九年后的1847年2月，林则徐却一改慷慨激昂之辞，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2〕(P433)当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当历史的车轮风雨不惊走过，留下的只是林则徐在1838年所言的那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淡忘的却是英雄迟暮时的徘徊、犹豫、踌躇。这种踌躇和徘徊正是清末禁毒战略从激越归于困顿的苍凉写实。
自虎门销烟迄于今，或禁或弛、或激进或宽缓，或悲愤或淡定，我国的禁毒战略总是以林则徐“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的言论为理论原点和情绪基础的。但是，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禁毒战略并未能实现中国大地上毒品的根绝，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年运动式禁毒人民战争，实现了毒品禁绝的神话，并基本持续到“文革”结束。
晚清的烟客
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的回顾
（2）
一、三年禁绝毒品运动的过程与举措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毒品形势非常严峻。据有学者初步统计，其时全国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大致有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4%。〔3〕(P103)以鸦片的主产区西南地区为例，仅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即占可耕地的20-30%，云南省的吸毒人员超过20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5%。其中，省会昆明市烟馆林立，约有1670家，烟贩6968人，吸毒者5万余人。贵州省吸食鸦片者达3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1%。省会贵阳有烟馆1000余家，遵义也有400多家。人口仅万余人的贵州省镇远县有毒贩700余人，其中贩运大烟一百两左右者571人，百两至千两者200余人，万两以上者也有20余人。〔4〕(P295)概而言之，建国之初的毒品形势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罂粟种植遍布全国，从业人员众多；二是对于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比较淡漠，缺乏强有力的道德共识；三是毒品吸食人数居高不下，毒品贩运规模空前。
1.号角吹响
正是基于巩固政权、禁绝毒品的迫切需要，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以下简称《通令》），旗帜鲜明地制定全面禁毒的政策和措施。《通令》从毒品严重的危害性和严峻的毒品形势入手，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5〕(P354)以此为基础，《通令》规定了几个方面的具体禁毒措施。
第一，设立禁毒专门机构、调动全民参与禁毒。《通令》第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做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第二条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民政、公安部门、相关人民团体派员组成，民政部门负责具体组织。
第二，从严打击毒品种植、贩运、制造、售卖行为。《通令》第三条至第五条规定，自1950年起在已解放的地区全面禁绝罂粟种植，未解放的地区一旦战争结束立即禁绝种植罂粟。另外，自《通令》颁布之日起，对于烟土毒品的贩运、制造、售卖行为一律从严定罪，并没收烟土毒品。对于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规定必须限期收缴。按期缴出毒品者，可酌情进行补偿，逾期仍未缴出毒品者，则按其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定罪处罚。
第三，惩办与矫治结合解决吸毒问题。《通令》第六条至第七条规定，吸毒人员必须限期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对于拒绝登记和逾期不戒除者进行处罚。同时，由各级政府卫生部门配置戒毒药品、宣传戒毒戒烟药方，并对贫苦吸毒者免费或减价治疗。在毒品比较猖獗的城市，由政府设立戒烟所进行戒毒治疗。
第四，禁毒宣传与禁毒立法双管齐下。《通令》第八条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情况，结合《通令》精神和方针，制定更为详细具体的查禁办法和明确的禁绝种、吸日期。同时，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和《通令》宣传。
在《通令》发布后，全国各地禁毒运动全面、高效展开，深入贯彻全面禁毒的战略。其一，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情况相继颁布了具体的禁毒条例或办法。如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具体规定了西南区禁绝毒品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政府不采取低价收购或抵缴税赋的办法，不为种烟户寻找出路；政府明令封闭烟馆，没收其房屋及烟具、毒品，如查有秘密烟馆，则予以严惩，最高可处以死刑；与剿匪结合，严禁运输毒品；因人数甚巨，对于吸毒者暂不实行强制戒毒、拘捕、监禁，而主要采用劝其自动禁绝的方法；对于种植罂粟面积过大而形成灾荒的地区，可酌情采取生产救灾方法，适当贷与粮食，保证新收归还。〔5〕(P299)其二，通过《通令》的深入持续宣传和从严从快的惩罚机制，查办了一大批重大毒品案件，有效压制了毒品犯罪猖獗的势头。至1952年上半年止，查禁毒品运动效果明显。据对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四大行政区的不完全统计，缴获的各种毒品折合鸦片计2447万余两，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部分内地的偏僻地区有零星罂粟种植外，全国范围内的罂粟种植基本消失。〔6〕(P225)通过两年的禁毒运动，毒品贩运、制造、吸食、售卖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毒品种植几乎销声匿迹。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通令》原件。
（2）
一、三年禁绝毒品运动的过程与举措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毒品形势非常严峻。据有学者初步统计，其时全国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大致有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4%。〔3〕(P103)以鸦片的主产区西南地区为例，仅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即占可耕地的20-30%，云南省的吸毒人员超过20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5%。其中，省会昆明市烟馆林立，约有1670家，烟贩6968人，吸毒者5万余人。贵州省吸食鸦片者达3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1%。省会贵阳有烟馆1000余家，遵义也有400多家。人口仅万余人的贵州省镇远县有毒贩700余人，其中贩运大烟一百两左右者571人，百两至千两者200余人，万两以上者也有20余人。〔4〕(P295)概而言之，建国之初的毒品形势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罂粟种植遍布全国，从业人员众多；二是对于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比较淡漠，缺乏强有力的道德共识；三是毒品吸食人数居高不下，毒品贩运规模空前。
1.号角吹响
正是基于巩固政权、禁绝毒品的迫切需要，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以下简称《通令》），旗帜鲜明地制定全面禁毒的政策和措施。《通令》从毒品严重的危害性和严峻的毒品形势入手，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5〕(P354)以此为基础，《通令》规定了几个方面的具体禁毒措施。
第一，设立禁毒专门机构、调动全民参与禁毒。《通令》第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做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第二条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民政、公安部门、相关人民团体派员组成，民政部门负责具体组织。
第二，从严打击毒品种植、贩运、制造、售卖行为。《通令》第三条至第五条规定，自1950年起在已解放的地区全面禁绝罂粟种植，未解放的地区一旦战争结束立即禁绝种植罂粟。另外，自《通令》颁布之日起，对于烟土毒品的贩运、制造、售卖行为一律从严定罪，并没收烟土毒品。对于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规定必须限期收缴。按期缴出毒品者，可酌情进行补偿，逾期仍未缴出毒品者，则按其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定罪处罚。
第三，惩办与矫治结合解决吸毒问题。《通令》第六条至第七条规定，吸毒人员必须限期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对于拒绝登记和逾期不戒除者进行处罚。同时，由各级政府卫生部门配置戒毒药品、宣传戒毒戒烟药方，并对贫苦吸毒者免费或减价治疗。在毒品比较猖獗的城市，由政府设立戒烟所进行戒毒治疗。
第四，禁毒宣传与禁毒立法双管齐下。《通令》第八条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情况，结合《通令》精神和方针，制定更为详细具体的查禁办法和明确的禁绝种、吸日期。同时，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和《通令》宣传。
在《通令》发布后，全国各地禁毒运动全面、高效展开，深入贯彻全面禁毒的战略。其一，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情况相继颁布了具体的禁毒条例或办法。如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具体规定了西南区禁绝毒品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政府不采取低价收购或抵缴税赋的办法，不为种烟户寻找出路；政府明令封闭烟馆，没收其房屋及烟具、毒品，如查有秘密烟馆，则予以严惩，最高可处以死刑；与剿匪结合，严禁运输毒品；因人数甚巨，对于吸毒者暂不实行强制戒毒、拘捕、监禁，而主要采用劝其自动禁绝的方法；对于种植罂粟面积过大而形成灾荒的地区，可酌情采取生产救灾方法，适当贷与粮食，保证新收归还。〔5〕(P299)其二，通过《通令》的深入持续宣传和从严从快的惩罚机制，查办了一大批重大毒品案件，有效压制了毒品犯罪猖獗的势头。至1952年上半年止，查禁毒品运动效果明显。据对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四大行政区的不完全统计，缴获的各种毒品折合鸦片计2447万余两，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部分内地的偏僻地区有零星罂粟种植外，全国范围内的罂粟种植基本消失。〔6〕(P225)通过两年的禁毒运动，毒品贩运、制造、吸食、售卖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毒品种植几乎销声匿迹。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通令》原件。
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的回顾
（3）
2.决战来临
经过两年的全面禁毒斗争，已使毒品泛滥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但1950年至1952年初的禁毒并没有实现根绝毒品的目标。因为，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有限财力、人力和物力主要用于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夯实执政基础，不可能举全国之力根绝毒品。在某些地方政权控制比较薄弱或比较偏远的地区，毒品吸食、贩运行为仍时有发生。正因为毒品的全面禁绝尚未实现，兼之一些贩毒集团试图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作掩护，编织地下贩毒网络继续毒品贩运，为从根本上禁绝毒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切实保护人民健康，防止毒患死灰复燃，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毒患的运动，务必将一切毒贩肃清。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基本指导方针为：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具体政策是对制造者、集体大量贩毒者从严，个别少量贩毒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对于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只要彻底坦白、诚心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强调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进行这场禁毒运动。〔7〕(P39)195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提交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决定分三个阶段开展此次禁毒运动：第一期为“大破案”阶段，集中力量先逮捕、审讯一批证据充分、意义重大的毒品罪犯；第二期为“继续深入和铺开其他重点”阶段，主要是乘胜追击，深挖线索，扩大战果；第三期为“追捕漏网毒犯和处理结束工作”阶段，主要是歼灭残余的毒贩。1952年8月10日，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部门和区域同时进入大破案阶段，在近50天的时间里，查获毒犯近37万人。其中，判处刑罚33786人，释放3534人，缴获毒品近400万两。
三个阶段的禁毒运动持续半年左右，至1952年年底全面结束。经此次半年的全面、深入整肃，我国大陆几无毒品贩运、制造等问题，为三十年的无毒国奇迹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52年1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指示》，把禁毒重点从打击城市贩运转向吸毒者的改造和矫治，以期从根源上巩固禁毒成果。中央政府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用于救济特别贫困的吸毒者，另拨290亿元作为研制戒毒药品的专门经费。对吸毒的人，规定限期自动戒绝与强制戒毒相结合。能够在家里自行戒除的，限期自行戒除；少数烟瘾大、年老有病的，可以送往医院进行戒治；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戒毒治疗。在毒源基本切断后，通过三年的戒毒专项工作，全国2000多万名吸毒者成功戒除了吸毒的恶习。
缴获的烟枪
公审毒犯
（3）
2.决战来临
经过两年的全面禁毒斗争，已使毒品泛滥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但1950年至1952年初的禁毒并没有实现根绝毒品的目标。因为，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有限财力、人力和物力主要用于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夯实执政基础，不可能举全国之力根绝毒品。在某些地方政权控制比较薄弱或比较偏远的地区，毒品吸食、贩运行为仍时有发生。正因为毒品的全面禁绝尚未实现，兼之一些贩毒集团试图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作掩护，编织地下贩毒网络继续毒品贩运，为从根本上禁绝毒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切实保护人民健康，防止毒患死灰复燃，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毒患的运动，务必将一切毒贩肃清。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基本指导方针为：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具体政策是对制造者、集体大量贩毒者从严，个别少量贩毒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对于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只要彻底坦白、诚心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强调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进行这场禁毒运动。〔7〕(P39)195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提交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决定分三个阶段开展此次禁毒运动：第一期为“大破案”阶段，集中力量先逮捕、审讯一批证据充分、意义重大的毒品罪犯；第二期为“继续深入和铺开其他重点”阶段，主要是乘胜追击，深挖线索，扩大战果；第三期为“追捕漏网毒犯和处理结束工作”阶段，主要是歼灭残余的毒贩。1952年8月10日，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部门和区域同时进入大破案阶段，在近50天的时间里，查获毒犯近37万人。其中，判处刑罚33786人，释放3534人，缴获毒品近400万两。
三个阶段的禁毒运动持续半年左右，至1952年年底全面结束。经此次半年的全面、深入整肃，我国大陆几无毒品贩运、制造等问题，为三十年的无毒国奇迹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52年1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布了《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指示》，把禁毒重点从打击城市贩运转向吸毒者的改造和矫治，以期从根源上巩固禁毒成果。中央政府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用于救济特别贫困的吸毒者，另拨290亿元作为研制戒毒药品的专门经费。对吸毒的人，规定限期自动戒绝与强制戒毒相结合。能够在家里自行戒除的，限期自行戒除；少数烟瘾大、年老有病的，可以送往医院进行戒治；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戒毒治疗。在毒源基本切断后，通过三年的戒毒专项工作，全国2000多万名吸毒者成功戒除了吸毒的恶习。
缴获的烟枪
公审毒犯
三年禁绝毒品运动的经验
借鉴与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而日趋严峻，我国政府正视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准确把握毒品犯罪的规律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坚持不懈的禁毒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是，毒品问题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制度层面牵涉诸多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毒品的全面禁绝。此外，我国现行的禁毒政策和方针是否完全科学有效，也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反思。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只有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实现了毒品在我国境内的禁绝，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的样本意义，也为当代禁毒斗争和实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
1.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策杜绝了毒品的境外输入
自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中国故步自封的国门，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政府控制力衰微或割据分裂的状态，无法有效的实现进出口贸易的有效管制，尤其对边疆地区缺乏强大的控制力，这就在事实上导致了边境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或地方政府割据状态。因此，对于国外的毒品输入并不能通过严格的边境管理和走私行为的打击予以控制。新中国成立于复杂险峻的国际形势之中，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敌对势力蠢蠢欲动，相邻诸国或摇旗不定，或有虎狼之心。在此种险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新中国选择了事实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奉行亲苏的单边主义，抵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和发展之路。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国际交流，还是个体、社会组织层面的国际交往，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严格的限制。
就个体和社会组织的国际交流来看，新中国建国之初几乎陷于停顿。其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工商业的国有化，同时也取消了多种经济组织形式，使个体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基础性条件不再具备，自然不存在个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交往的必要性；其二，社会组织或企业通过公有制改造后事实上受国家的控制和支配，在单边主义的政策导向下，并无独立自主追求利益最大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可能性；其三，新中国成立之初，毗邻中国最大的境外毒源地—— 角地区也因为有国民党残部进入而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前沿，西南边境地区也因此处于军事封锁状态。正如有学者所言：“1950年4月国民党残部进入缅甸，控制了缅甸掸帮北部和泰缅边境地区，组建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指挥部’，不断对我国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袭扰、破坏，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成了对敌斗争的前线。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所有通往境外的通道都有重兵把守，而且村民也被组织起来，日夜巡逻、站岗、放哨，边境处于军事封锁状态，这在客观上也切断了毒品流入我国的通道。”〔8〕(P85-86)因此，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交往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缺失事实上为堵截毒品输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也使边境管制的有效运行具有可行性，兼之对最大境外毒源地毗邻地区的军事封锁，从根本上阻击和遏制了境外输入毒品行为的发生。
2.严刑峻法与确定不移的禁毒政策
（1）严厉的惩罚措施
建国之初，出于稳定政局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我国事实上采取了军管政策，对待毒品犯罪行为实施“零容忍”的从重、从快惩罚模式。如1950年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即强调，在禁令颁布之日起，对于全国范围内贩运、制造、售卖烟土等毒品的行为，除没收烟土毒品外，还必须从严治罪。在中央关于禁毒的通令发布后，各地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严峻的毒品犯罪惩罚标准。如东北人民政府在1950年10月13日颁发的《东北区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地现有存藏、运输、贩卖或制造烟毒品者各级人民政府应一律严厉查案，并没收烟毒用具及烟毒，将人犯送法院惩办。”1952年2月9日又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命令》，进一步强调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指出：“各地关卡及军政公安人员，应严密检查烟贩毒贩，各界人民应积极检举揭发，如查获、检举有据者，不论贩运者为何人，一律送交人民法院，严惩不贷。”〔4〕(P307)这种严厉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毒品犯罪的高发态势。
（2）注重毒品犯罪惩罚的确定性与及时性
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与刑罚的严厉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刑罚的及时性与确定性有关。但是在法制健全的时期，严厉性与及时性和确定性往往是一种紧张甚至是对立的状态。在建国初期，执政基础尚不稳定，兼之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无法在短时间内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严刑峻法与从快从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手段。尽管无法在严格意义上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依法打击毒品犯罪，但是却为打击毒品犯罪、禁绝毒品提供了更大的刑罚发动和选择空间，提高了刑罚适用的效率，通过从快、从重的运动式执法路径，有助于迅速遏制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另外，为了避免部分地区存在的“以罚代刑”现象，195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下达指示，要求处理毒贩时必须废止专科或并科罚金的方法，对于毒品犯罪行为人不得以罚代刑。这就在刑罚适用上保证了适用的平等性与高效性，避免了刑罚适用随意性带来的司法不公和禁毒的不彻底性，确保严厉禁毒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此外，建国初期为确保禁毒斗争的深入和有效，注重刑罚适用的确定性，坚决抵制毒品对于执法人员和党政干部的侵蚀，在制度上保障了禁毒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如1951年2月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重申禁毒命令》规定：“（一）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国家法律处分。（二）所有机关、部队、团体旧存毒品，一律无价交由当地财委转送中央财政部保管（或由大行政区财政部暂代保管，听候处理），不得隐瞒不交，违者受国家纪律处分。部队旧存毒品可交军委总后勤部转送中央财政部处理。”〔4〕(P324)同时，结合“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从严惩处为毒品犯罪人员提供便利、帮助的党政干部。如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曾针对执法人员参与、庇护毒贩的现象批示：“不管是禁烟局的还是公安局的均应送法院分别判罪。”1952年一年间，全国机关内共发现参与、帮助毒贩的工作人员12958人，均受到严厉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新中国政权对于自身的严格约束，使贩毒人员无法通过腐蚀和拉拢党政干部获取贩运毒品的便利，并最终减少和遏制了毒品犯罪行为的发生。
3.全民参与、全国动员禁毒
在建国之初，因为建国前历届政府控制力有限以及毒品亚文化的深入人心，社会大众对于禁绝毒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未形成明确的共识，表现在对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对中央政府禁毒的决心持怀疑态度、对毒品犯罪分子持同情态度等。针对上述分歧性的认识，新中国采取了全民参与、全国动员的宣传、揭发、参与式禁毒模式，通过宣传统一禁毒的认识，揭发贩毒行为纵深推进禁毒运动，积极组织人民的多种方式参与建立禁绝毒品的长效机制。
借鉴与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而日趋严峻，我国政府正视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准确把握毒品犯罪的规律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坚持不懈的禁毒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是，毒品问题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制度层面牵涉诸多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毒品的全面禁绝。此外，我国现行的禁毒政策和方针是否完全科学有效，也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反思。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只有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实现了毒品在我国境内的禁绝，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的样本意义，也为当代禁毒斗争和实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
1.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策杜绝了毒品的境外输入
自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中国故步自封的国门，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政府控制力衰微或割据分裂的状态，无法有效的实现进出口贸易的有效管制，尤其对边疆地区缺乏强大的控制力，这就在事实上导致了边境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或地方政府割据状态。因此，对于国外的毒品输入并不能通过严格的边境管理和走私行为的打击予以控制。新中国成立于复杂险峻的国际形势之中，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敌对势力蠢蠢欲动，相邻诸国或摇旗不定，或有虎狼之心。在此种险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新中国选择了事实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奉行亲苏的单边主义，抵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和发展之路。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国际交流，还是个体、社会组织层面的国际交往，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严格的限制。
就个体和社会组织的国际交流来看，新中国建国之初几乎陷于停顿。其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工商业的国有化，同时也取消了多种经济组织形式，使个体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基础性条件不再具备，自然不存在个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交往的必要性；其二，社会组织或企业通过公有制改造后事实上受国家的控制和支配，在单边主义的政策导向下，并无独立自主追求利益最大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可能性；其三，新中国成立之初，毗邻中国最大的境外毒源地—— 角地区也因为有国民党残部进入而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前沿，西南边境地区也因此处于军事封锁状态。正如有学者所言：“1950年4月国民党残部进入缅甸，控制了缅甸掸帮北部和泰缅边境地区，组建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指挥部’，不断对我国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袭扰、破坏，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成了对敌斗争的前线。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所有通往境外的通道都有重兵把守，而且村民也被组织起来，日夜巡逻、站岗、放哨，边境处于军事封锁状态，这在客观上也切断了毒品流入我国的通道。”〔8〕(P85-86)因此，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交往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缺失事实上为堵截毒品输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也使边境管制的有效运行具有可行性，兼之对最大境外毒源地毗邻地区的军事封锁，从根本上阻击和遏制了境外输入毒品行为的发生。
2.严刑峻法与确定不移的禁毒政策
（1）严厉的惩罚措施
建国之初，出于稳定政局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我国事实上采取了军管政策，对待毒品犯罪行为实施“零容忍”的从重、从快惩罚模式。如1950年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即强调，在禁令颁布之日起，对于全国范围内贩运、制造、售卖烟土等毒品的行为，除没收烟土毒品外，还必须从严治罪。在中央关于禁毒的通令发布后，各地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严峻的毒品犯罪惩罚标准。如东北人民政府在1950年10月13日颁发的《东北区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地现有存藏、运输、贩卖或制造烟毒品者各级人民政府应一律严厉查案，并没收烟毒用具及烟毒，将人犯送法院惩办。”1952年2月9日又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命令》，进一步强调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指出：“各地关卡及军政公安人员，应严密检查烟贩毒贩，各界人民应积极检举揭发，如查获、检举有据者，不论贩运者为何人，一律送交人民法院，严惩不贷。”〔4〕(P307)这种严厉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毒品犯罪的高发态势。
（2）注重毒品犯罪惩罚的确定性与及时性
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与刑罚的严厉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刑罚的及时性与确定性有关。但是在法制健全的时期，严厉性与及时性和确定性往往是一种紧张甚至是对立的状态。在建国初期，执政基础尚不稳定，兼之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无法在短时间内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严刑峻法与从快从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手段。尽管无法在严格意义上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依法打击毒品犯罪，但是却为打击毒品犯罪、禁绝毒品提供了更大的刑罚发动和选择空间，提高了刑罚适用的效率，通过从快、从重的运动式执法路径，有助于迅速遏制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另外，为了避免部分地区存在的“以罚代刑”现象，195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下达指示，要求处理毒贩时必须废止专科或并科罚金的方法，对于毒品犯罪行为人不得以罚代刑。这就在刑罚适用上保证了适用的平等性与高效性，避免了刑罚适用随意性带来的司法不公和禁毒的不彻底性，确保严厉禁毒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此外，建国初期为确保禁毒斗争的深入和有效，注重刑罚适用的确定性，坚决抵制毒品对于执法人员和党政干部的侵蚀，在制度上保障了禁毒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如1951年2月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重申禁毒命令》规定：“（一）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国家法律处分。（二）所有机关、部队、团体旧存毒品，一律无价交由当地财委转送中央财政部保管（或由大行政区财政部暂代保管，听候处理），不得隐瞒不交，违者受国家纪律处分。部队旧存毒品可交军委总后勤部转送中央财政部处理。”〔4〕(P324)同时，结合“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从严惩处为毒品犯罪人员提供便利、帮助的党政干部。如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曾针对执法人员参与、庇护毒贩的现象批示：“不管是禁烟局的还是公安局的均应送法院分别判罪。”1952年一年间，全国机关内共发现参与、帮助毒贩的工作人员12958人，均受到严厉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新中国政权对于自身的严格约束，使贩毒人员无法通过腐蚀和拉拢党政干部获取贩运毒品的便利，并最终减少和遏制了毒品犯罪行为的发生。
3.全民参与、全国动员禁毒
在建国之初，因为建国前历届政府控制力有限以及毒品亚文化的深入人心，社会大众对于禁绝毒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未形成明确的共识，表现在对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对中央政府禁毒的决心持怀疑态度、对毒品犯罪分子持同情态度等。针对上述分歧性的认识，新中国采取了全民参与、全国动员的宣传、揭发、参与式禁毒模式，通过宣传统一禁毒的认识，揭发贩毒行为纵深推进禁毒运动，积极组织人民的多种方式参与建立禁绝毒品的长效机制。
建国初期，曾发生了震惊全国全党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巨款案。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参加过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敌人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下，丝毫没有屈服。而进城后，却吸食毒品，借口有病长期休养，实则被海洛因所困。他与张子善合谋侵吞救灾粮、治河款等，挥霍浪费，腐化无度，与吸毒不无关系（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刘青山参加过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敌人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下，丝毫没有屈服。而进城后，却吸食毒品，借口有病长期休养，实则被海洛因所困。他与张子善合谋侵吞救灾粮、治河款等，挥霍浪费，腐化无度，与吸毒不无关系（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
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
那个时代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
大西南禁毒
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即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烟毒犯1万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区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各级禁毒组织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如四川广安县，组织烟民自编自演节目，如《烟民回头》《烟民自叹》等，同时还利用花鼓、金钱板等方式，劝谕烟民。还有就是由各禁毒机构组织宣传队，收集创作一些戒烟歌谣，广为传唱：“毛 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四川省涪陵县（现属重庆）于1950年12月召开两万余人的群众禁烟大会，广泛宣传烟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烟毒措施，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并判处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宣传，仅城区在三天之内就有1863人登记请求戒瘾。许多烟毒犯纷纷交出烟毒具，要求自新。城区各学校、治安组、民众夜校经常进行宣传，发动亲属友邻劝戒。该县禁烟委员会扩大戒烟所，沿江各大市镇均成立禁烟戒毒支会，将禁毒工作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在四川南川县（现属重庆），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县一方面采取检举、揭发、规劝、说服的办法，另一方面，以辖区为范围，把全县划为10个禁烟点，分期分批分别集训瘾民，每期2至3个月，共集训瘾民21116人，缴烟具23万余件。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
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
那个时代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
大西南禁毒
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即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烟毒犯1万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区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各级禁毒组织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如四川广安县，组织烟民自编自演节目，如《烟民回头》《烟民自叹》等，同时还利用花鼓、金钱板等方式，劝谕烟民。还有就是由各禁毒机构组织宣传队，收集创作一些戒烟歌谣，广为传唱：“毛 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四川省涪陵县（现属重庆）于1950年12月召开两万余人的群众禁烟大会，广泛宣传烟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烟毒措施，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并判处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宣传，仅城区在三天之内就有1863人登记请求戒瘾。许多烟毒犯纷纷交出烟毒具，要求自新。城区各学校、治安组、民众夜校经常进行宣传，发动亲属友邻劝戒。该县禁烟委员会扩大戒烟所，沿江各大市镇均成立禁烟戒毒支会，将禁毒工作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在四川南川县（现属重庆），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县一方面采取检举、揭发、规劝、说服的办法，另一方面，以辖区为范围，把全县划为10个禁烟点，分期分批分别集训瘾民，每期2至3个月，共集训瘾民21116人，缴烟具23万余件。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五十年代禁毒运动
发布日期：2009年12月30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五个月，就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禁烟禁毒运动。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市各省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郑重宣布，从通令颁布之日起，凡继续贩运、制造和销售毒品者，要从严治罪，凡散存在民间的烟土毒品，必须限期交出，为照顾其生活，可分别酌情给予补偿，但如果逾期不交，将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所有吸毒瘾民，限期向有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若隐不登记，或逾期犹未戒除者，则予以处罚。
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大行政区的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起来，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各地根据政务院通令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下达了一系列关于禁毒的《实施办法》、《暂行条例》、《告人民书》、《治罪条例》以及各种布告，进一步宣传禁毒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再次表明人民政府的禁毒决心。
政务院禁毒通令与各地禁毒法规公布以后，在各级人民政府与禁毒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禁毒工作。
在禁种方面，各地尤其是种烟一向盛行的西南、西北等地，对禁种工作十分重视。在禁种初期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与宣传，向当地烟农阐明国家的禁种政策与法令，并通过召开诉苦会、控诉会，揭露官僚军阀为征收烟税而强迫农民种烟的罪恶行径，深入宣传鸦片给烟农、给他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提高广大烟农的思想觉悟，使他们主动承担起禁种的责任。在接受宣传动员之后，西康、云南、四川等地的许多烟农自动停止种烟，改种粮食作物。全国许多地区加强对禁种工作的监督，对已经出土的烟苗，一经发现就坚决铲除，对屡教不改而偷种的烟农予以处罚。经过多方面努力，禁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在禁运与禁售方面，各地广泛动员，要求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限期交出毒品；查封各种烟馆，收缴烟毒烟具。同时严惩那些继续贩毒、开设烟馆的犯罪分子，查办一些贩卖毒品的大案和惯犯要犯，在群众审判大会上公开审理，当中烧毁收缴的烟毒烟具。据统计，仅西南地区，1950年就破获贩卖烟毒案万余起，抓获罪犯万余人，其中有37人被判处死刑， 1000多人被判有期徒刑；查封烟馆5400余家，收缴烟具20多万件，焚毁烟土55万余两。
在禁吸方面，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动员工作，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居民小组等基层组织与团体，深入烟民家中向烟民宣传吸食烟毒的危害与人民政府的禁吸政策。在此基础上进行烟民登记，举办烟民学习班，实行施戒。仅重庆 一地既有戒烟小组与戒毒所729个。这些学习班和戒毒所将教育与戒毒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大批烟民摆脱了毒瘾。
经过两年的努力，至1952年春，从全国范围看，鸦片种植基本禁绝，贩卖烟毒与吸食烟毒的现象大大减少，烟毒泛滥不止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一些地区毒品贩卖与吸食的活动还十分严重。195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下半年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消除毒品。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1952年8月，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正式展开，把建国初期的禁毒工作引向高潮。全国各地共召开各类禁毒宣传会议76万多次，直接受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共查出毒犯仅37万人，缴获毒品约400万两，还收缴大批制造、贩卖烟毒工具和一些枪支弹药。在打击贩毒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加强禁吸工作，一方面，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许多瘾人认识到了国家禁毒法令的严肃性与吸毒的严重危害，从而增强了戒毒的决心，在家人或群众监督下开始自行戒吸。另一方面，对那些毒瘾甚深难以自行戒除的瘾民，在戒毒所强制戒毒。为帮助这些瘾民戒毒，内政部还专门拨出290亿元（旧币）作为制造戒毒药品的专用款，并对家境贫苦的瘾民实行免费施戒。戒毒所内的瘾民一边学习一边改造，到1952年底大多戒掉了毒瘾，1952年以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基本消除了吸毒现象。
新中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禁绝了鸦片的种植、贩卖、吸食活动，肃清了两百多年来泛滥成灾、屡禁不止的鸦片烟毒，把中国人民从鸦片的深重灾难中解救出来，结束了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屈辱的时代，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此后30年，毒品在中国大地基本绝迹，中国以公认的“无毒国”而享誉世界。
发布日期：2009年12月30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五个月，就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禁烟禁毒运动。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及中央直辖市各省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郑重宣布，从通令颁布之日起，凡继续贩运、制造和销售毒品者，要从严治罪，凡散存在民间的烟土毒品，必须限期交出，为照顾其生活，可分别酌情给予补偿，但如果逾期不交，将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所有吸毒瘾民，限期向有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若隐不登记，或逾期犹未戒除者，则予以处罚。
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大行政区的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起来，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各地根据政务院通令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下达了一系列关于禁毒的《实施办法》、《暂行条例》、《告人民书》、《治罪条例》以及各种布告，进一步宣传禁毒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再次表明人民政府的禁毒决心。
政务院禁毒通令与各地禁毒法规公布以后，在各级人民政府与禁毒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禁毒工作。
在禁种方面，各地尤其是种烟一向盛行的西南、西北等地，对禁种工作十分重视。在禁种初期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与宣传，向当地烟农阐明国家的禁种政策与法令，并通过召开诉苦会、控诉会，揭露官僚军阀为征收烟税而强迫农民种烟的罪恶行径，深入宣传鸦片给烟农、给他人、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提高广大烟农的思想觉悟，使他们主动承担起禁种的责任。在接受宣传动员之后，西康、云南、四川等地的许多烟农自动停止种烟，改种粮食作物。全国许多地区加强对禁种工作的监督，对已经出土的烟苗，一经发现就坚决铲除，对屡教不改而偷种的烟农予以处罚。经过多方面努力，禁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在禁运与禁售方面，各地广泛动员，要求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限期交出毒品；查封各种烟馆，收缴烟毒烟具。同时严惩那些继续贩毒、开设烟馆的犯罪分子，查办一些贩卖毒品的大案和惯犯要犯，在群众审判大会上公开审理，当中烧毁收缴的烟毒烟具。据统计，仅西南地区，1950年就破获贩卖烟毒案万余起，抓获罪犯万余人，其中有37人被判处死刑， 1000多人被判有期徒刑；查封烟馆5400余家，收缴烟具20多万件，焚毁烟土55万余两。
在禁吸方面，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动员工作，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居民小组等基层组织与团体，深入烟民家中向烟民宣传吸食烟毒的危害与人民政府的禁吸政策。在此基础上进行烟民登记，举办烟民学习班，实行施戒。仅重庆 一地既有戒烟小组与戒毒所729个。这些学习班和戒毒所将教育与戒毒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大批烟民摆脱了毒瘾。
经过两年的努力，至1952年春，从全国范围看，鸦片种植基本禁绝，贩卖烟毒与吸食烟毒的现象大大减少，烟毒泛滥不止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一些地区毒品贩卖与吸食的活动还十分严重。195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下半年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消除毒品。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1952年8月，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正式展开，把建国初期的禁毒工作引向高潮。全国各地共召开各类禁毒宣传会议76万多次，直接受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共查出毒犯仅37万人，缴获毒品约400万两，还收缴大批制造、贩卖烟毒工具和一些枪支弹药。在打击贩毒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加强禁吸工作，一方面，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许多瘾人认识到了国家禁毒法令的严肃性与吸毒的严重危害，从而增强了戒毒的决心，在家人或群众监督下开始自行戒吸。另一方面，对那些毒瘾甚深难以自行戒除的瘾民，在戒毒所强制戒毒。为帮助这些瘾民戒毒，内政部还专门拨出290亿元（旧币）作为制造戒毒药品的专用款，并对家境贫苦的瘾民实行免费施戒。戒毒所内的瘾民一边学习一边改造，到1952年底大多戒掉了毒瘾，1952年以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基本消除了吸毒现象。
新中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禁绝了鸦片的种植、贩卖、吸食活动，肃清了两百多年来泛滥成灾、屡禁不止的鸦片烟毒，把中国人民从鸦片的深重灾难中解救出来，结束了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屈辱的时代，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此后30年，毒品在中国大地基本绝迹，中国以公认的“无毒国”而享誉世界。
一个资料：
解放前，甘肃毒害有多大？
民国时期，在甘肃做官、游历的人，留下了不少笔记，他们目睹了甘肃各地的鸦片种植的情况。尤其是，罂粟花的景象，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良佐、陈万里等人都曾亲眼目睹大面积罂粟开花。在前人的笔记中这样记述：永登农产品中十之五六为小麦，十之三四为罂粟；临泽沿着兰新公路一路上罂粟花怒放；武威罂粟花盛开宛如芙蓉。范长江在宕昌看到，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烟果林立，叶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
...
靖远的鸦片种植面积非常大。每年到了鸦片的收获季节，各地商人前来靖远投资做生意，非常热闹。“跟过陆大帅的厨师，也在此地开过馆子,南北大菜应有尽有，天津、湖南、四川、福建的特色齐备。有一任县大老爷是广东人，县城就有广东菜。一个短工工钱，原先是每天二百铜钱管饭。此刻，上涨到六百，连童工妇女都找不到了。”就连省城的秦腔名角们也要去靖远赶场子，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年这时，秦腔名角们蜂拥而至，鼓乐喧天，异常热闹。
.....
毒品为祸，人人都知道，但烟依旧难禁。究其原因，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缺乏全面动员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坚决禁烟，走群众路线，短短几年，甘肃境内大烟就一扫而空了。
解放前，甘肃毒害有多大？
民国时期，在甘肃做官、游历的人，留下了不少笔记，他们目睹了甘肃各地的鸦片种植的情况。尤其是，罂粟花的景象，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良佐、陈万里等人都曾亲眼目睹大面积罂粟开花。在前人的笔记中这样记述：永登农产品中十之五六为小麦，十之三四为罂粟；临泽沿着兰新公路一路上罂粟花怒放；武威罂粟花盛开宛如芙蓉。范长江在宕昌看到，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烟果林立，叶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
...
靖远的鸦片种植面积非常大。每年到了鸦片的收获季节，各地商人前来靖远投资做生意，非常热闹。“跟过陆大帅的厨师，也在此地开过馆子,南北大菜应有尽有，天津、湖南、四川、福建的特色齐备。有一任县大老爷是广东人，县城就有广东菜。一个短工工钱，原先是每天二百铜钱管饭。此刻，上涨到六百，连童工妇女都找不到了。”就连省城的秦腔名角们也要去靖远赶场子，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年这时，秦腔名角们蜂拥而至，鼓乐喧天，异常热闹。
.....
毒品为祸，人人都知道，但烟依旧难禁。究其原因，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缺乏全面动员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坚决禁烟，走群众路线，短短几年，甘肃境内大烟就一扫而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