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新中国的剿匪，。。。。。。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不存在了，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至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历史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

赤脚医生的背影正在远去。。。

接着说说新中国禁娼禁毒的一些情况

北京和平解放后,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指示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掷地有声地回答说：“ ,我马上考虑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


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传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进北平后，毛泽东先住在双清别墅，并不是没有进过北平城。有天晚上，他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揍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幕，愤怒地将拳头砸在车子的靠背上，让秘书赶快去阻止。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不吃她的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毛泽东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此后不久，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妓院的事。当时，彭真出任北平市委书记，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来后，更是义愤填膺，急电罗瑞卿，罗瑞卿急急赶到后，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毛泽东的愿望能够达到吗？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野蛮的一种制度，是旧社会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的作恶工具。然而它依附于剥削制度存在，本身就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制度下，禁娼始终是一句空话，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提出妇女解放问题，就提出了废娼问题，然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均允许开设妓院，只禁私娼，不禁公娼，反动政权把向妓院征收“花捐”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且旧中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风气堕落，更多的妇女为了生存，被迫沦为妓女。即使从国际上看，1929年2月，日内瓦“国际联盟妇孺青年保障参议会”发表的各国娼妓制度的报告中称：即使在那些完全以法律废止娼妓制度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及用法律“节制娼妓制度”的法国、意大利等19个国家里。卖淫既然是“用性活动换取金钱或值钱物品的行为”，那么在不择手段获取金钱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禁娼”只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罢了，娼妓业世纪上处于一种得到资产阶级政府默认的状态。在西方世界里，各种淫秽色情“活动”和“服务”比比皆是，卖淫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西方一社会学家在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娼妓现状后，不得不哀叹：“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卖淫似乎是不可能根除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旧中国绵延了二千年的娼妓制度一起，被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推翻了。

进北平后，毛泽东先住在双清别墅

禁娼运动在全国并非是统一或者一刀切的。和其他的许多社会改革如土地、婚姻制度等一样，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策和效果。执行和处理手段等也十分复杂。

一般来说有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北京模式：一天之内一锅端

当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后，一系列的社会治理措施也随之开始，不过各地由于情况不同，出现了很鲜明的地方特征。在首都北京，处理十分迅猛。

1949年11月21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这个时间也是有所考虑的，据参与北京妓女改造的内务部社会司的工作人员檀英回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在冬天封闭妓院考虑的是大部分妓女有性病，冬天穿衣服厚，可以免于传染。当时还规定，工作人员不准在前门外一带的澡堂洗澡，如果洗的话要带上灰锰氧消毒。“在妓女的屋里工作人员从来不坐，同她们谈话都是站着，除非是工作需要，她们的东西我们碰到不碰。”

行动由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饭刚过，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

到晚上8点，解放军士兵和公安持枪坐卡车到八大胡同口，下车后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所有244个妓院就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如北京这样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的形式，可以称为妓女改造的“北京模式”。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都是按照“北京模式”来进行禁娼。但“北京模式”并没有被硬性向全国推广，而是允许各地按照情况灵活处理。1950年1月7日，公安部在通报北京市禁娼工作情况时，充分肯定了北京在封闭妓院行动前调查细致准确、行动配合较好、善后工作得当等经验。并明确指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北京的办法与经验，只作各地各城市参考，不可机械搬用(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大城市应更慎重处理)。

上海模式：层层推进，帮助转业

相比北京，层层按阶段推进的“上海模式”是另一种典型。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娼妓业的发达和从业者的数量也远超全国其他地方。时任上海市领导陈毅等人认为，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力量迅速废除娼妓制度。决定采取措施限制妓业发展，促使妓院主帮助妓女转行改业，或通过其他各种手段促使妓女自行转业等政策。

1949年6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同时即着手进行妓院、妓女的重新登记、换证工作，并继续征收花捐，同时劝告妓院主、妓女自动转行改业。7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这些措施使上海妓院、妓女数量迅速下降，许多妓院、妓女纷纷退牌歇业或转为私娼。6月有69家妓院停业，234名妓女转业，8月又有128家妓院退牌，300多名妓女转业。到1950年底妓院换证时，解放初领证的800多家上海妓院只剩下156家继续领证，妓女从4000多减至559人。

在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期间，部分上海妓院的老板、班主被镇压，使得这个行业进一步萎缩。到1951年11月，上海公开领证妓院只剩72家，妓女181人(包括4名俄国妓女)。

剩下的妓院有些也在采取措施转业或准备歇业，如著名的夜都会、群玉坊等都购买织袜机，开始学习织袜技术，为歇业转行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公开的妓院、妓女是难以维系的(私娼除外)。早在1949年底，就有记者指出：妓院、妓女在现行环境下，必将自趋没落，自行淘汰。

然而共产党没有等其自行消失。1951年10月，市政府党组认为根据目前工作情况和政府主观力量，可以进行废除公娼、并打击一部分私娼的行动，决定在上海正式废娼。11月13日，公安局召集72家妓院老板开会，要求他们停止营业，并负责治好妓女疾病和帮助解决妓女生活出路问题。11月16日，市政府党组制定废娼方案，11月19日宣布妓院为非法，11月25日前收容在马路上卖淫的私娼(限300人)，逮捕私娼主约14人。26日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约200人，逮捕一批妓院主。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以及部分里弄干部共计200多人，分组包围了剩余妓院，将324名妓院老板及领家等押上卡车送至漕河泾第一劳动生产教养所，实行劳动改造。收容的公娼181名以及部分街头拉客的暗娼320名，则送至通州路418号妇女劳动教养所分别处理。至此，上海娼妓制度正式废除，公开挂牌的妓院成为历史，此后卖淫、嫖娼活动在上海成为非法。

但私娼、暗娼并没有绝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业改造述评》，到1952年夏，暗娼活动死灰复燃，并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嵩山、老闸等区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嫖客以劳工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

1952年9月25日，上海发动第二次妓女大收容，当天共计收容妓女940人。1953年9月，民政局、公安局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救济分会发动了第三次妓女大收容，以嵩山、老闸等五个区为重点，共计收容554人。


第三次妓女大收容以后，上海妓女的收容工作与游民的收容改造工作一并处理，没有再单独进行大规模的妓女收容。此后，民政局、公安局在国庆节、劳动节以及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前夕联合收容游民、娼妓等，并将暗娼送妇女劳教所收容改造。到1958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游民、妓女改造结束，上海市共计收容各类娼妓7513人。

194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封闭全市妓院，被收容的妓女集中在妇女生产教养院(昔日是妓院)，接受治病和生产技能教育。


旧上海妓女

解放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

让妓女从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京沪的妓女改造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抵抗，据《北京改造妓女纪实》记载，在妇女生产教养院，有学员们哭喊、吵闹、装疯卖傻、满地撒泼打滚，还有脱光衣服对士兵示威。

各地政府对此采取软硬相加的各种改造方式。在北京，等情绪逐步稳定下来。把妓女编成中队和班组，每天按照作息时间活动，培养她们劳动生活习惯。在妓女们生活步入正轨后，开始每天上半天课介绍政府的政策，解释封闭妓院、改造妓女的目的，学习文化知识、灌输阶级意识及对老板和领家们进行批判。

思想改造的重要落脚点是告诉妓女，她们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一分子。在北京，开展诉苦运动，教管员会带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去参观三、四等妓女住的“白房子”、“老妈堂”、“烂土坑”。批斗会也少不了，教养院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老板的批斗会。“最大的一次，是斗争外号叫‘母老虎’的领家黄宛氏和妓院老板‘活阎王’黄树清的大会。”政府工作人员张洁珣回忆，“批斗会上，有妓女要冲上去打他们。”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死刑之前，教养院特地安排囚车从教养院门口路过。执行枪决时，也派了妓女代表去刑场观看。

除了硬性的思想改造和参加劳动，也有一些怀柔的做法，参与北京改造的政府工作人员陈心濂回忆，有些小商贩来卖东西，也允许拿自己的钱去买。除了不能走出院子，妓女们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她们穿自己妖冶的旗袍、画浓妆、留飞机头、给老相好写信，都没人干涉。

最重要的是归还妓女财物，查封北京妓院时，所有人都不能将财物带出。有领家、老板企图通过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们值钱的首饰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拦下。后来组织妓女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北京政府工作人员裴棣回忆，“看得出她们很高兴。”另外，妓女家里有老母亲、孩子没人管的，都接过来一起住。

除了思想和劳动改造外，治病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旧中国的妓女普遍患有性病，在北京被收容的妓女当中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的占全体人数的96.6%。在上海，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患性病者高达89.9%，从1951年到1957年被收容的5000多名妓女中，经检查有2267人患有梅毒，占41.98%。在北京、上海和南京，都拨出重金购买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的青霉素来为妓女治疗性病，北京为此专门拨款1亿元(旧币)。

完成这些改造后，就是安置问题，美国学者如贺萧与安克强评论，中国政府认为重新恢复妇女在家庭秩序中的自然地位，就能使得整个社会恢复秩序。妓女被收容以后，并不能将其一辈子关押在教养所，而必须给她们适当安排，而最好的安排就是回家。1953年上海市政府规定处理妓女的办法：有家(丈夫与父兄)可归的遣送回家，有结婚对象的可依《婚姻法》办理，其他尽量介绍参加工作。这与20世纪上半期传教士创办拯救妓女的济良所和上海绅商创办的拯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的做法有相似之处，被认为带有实用主义色彩。

在北京，妓女的改造大约历时半年。之后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甚至有妓女因为表演反映妓女改造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而被国家剧团吸纳为演员。
根据记录，到1950年6月底，被改造的1200余名北京妓女中，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欢迎夜读会姐妹们站起来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民国时期，娼妓业没有因为政体的改变而改变，反而突飞猛进。其时的娼妓，沿袭晚清的管理方法，有公娼、私娼之分。

所谓公娼，指妓院只需按月交纳“花捐”(营业税)，定期接受检查，即可公开营业。而那些不纳税、秘密卖淫的妓女，被称为私娼或暗娼。妓院不仅是卖淫嫖娼的场所，而且也是嫖客与嫖客进行政治、商业等种种交易的理想地点，成为上自军政要员、下至黑帮流氓云集的场所。至解放前，我国的娼妓业再一次空前发展。

当时的资料表明，1948年的北平，每250人中，就有一名妇女沦为娼妓。而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妓女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不仅居全国之首，而且一度号称世界娼妓之最。

据当时的调查，1945年，上海的公娼私娼合计在6-10万人之间，而当时上海的女性人口约为150万人左右。照此推算，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个是娼妓。如果削除未成年的幼女和50岁以上的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妓女执照

另一个资料

据有关学者推算，新中国建立之前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上海有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S.D.Gambie)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结果是
伦敦1：906、
柏林1：528、
巴黎1：481、
芝加哥1：473、
名古屋1：314、
东京1：277、
北平1：259、
上海1：137。

这就是说，在伦敦平均906人中有一名妓女，而上海则是平均137人中就有一名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八大都市之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以达到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卖淫业急剧膨胀，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年报》记述，这一年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

北京禁娼的一些故事

北京封闭妓院纪实中记载：在解放军入城后，为维护社会治安，先是对妓院实行管制，并做出了一些规定。

例如，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并于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达当地派出所备核；凡有身着便衣持枪游娼者，须迅速秘密报告，等等。还规定，妓院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虐待妓女；不得诱迫良家妇女为娼；不许阻拦妓女从良等等。此外，公安局对妓院进行登记。登记项目包括妓院名号、老板的姓名及住址、妓院人数和妓女来源等。为了阻止嫖客逛妓院，公安局还曾经采用过盖章的办法。凡是到妓院的嫖客，一经查出，先进行教育，而后在嫖客所携带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如遇未带证件者，甚至把这章盖在他的衣服上。结果，逛妓院人数急剧减少，导致很多妓院或关张，或转行，或全班人马搬迁它地。

如何改造、清理妓院，解放军1949年5月进驻北平后，市政府就曾经开会研究。市长叶剑英曾指示，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的情况。他们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太陌生于开会了。所以，调查时以个别谈话为主。此时，妓女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恐惧，又有好奇、间伴疑惑和不屑。于是工作组向她们再三申明，向她们作调查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是要关心她们，要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对于工作组来讲，召集妓女开会并不太困难，最难的是深入到妓院，找妓女个别谈话。因为，这些青楼女子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于是，工作组或把老板支开，或把妓女叫到别的地方加以开导。要她们不要怕，要相信政府会给她们作主的。听了工作组的肺腑之言后，妓女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意在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而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妓院从妓。出于维持因姐姐遭遇而生病的母亲和自己的生计，她也被迫当了妓女。不久，母亲与姐姐的相继辞世后，她因欠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妓女的行列，忍受病体和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妓女们的情况。然后，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共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



有关妓女的情况既已掌握，改造妓女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 1949年8月9日 ，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后，通过了这两个提案。 9月19日 ，《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草案)》说：“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所谓“跟妈”，即妓院里雇来侍候并监视妓女的妇女。所谓“伙计”，即负责接待嫖客和充当老板的打手于一身者。《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 ，这些单位又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诚然，人们越来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在行动上，对封闭妓院一事，不少人还处于观望阶段，还在怀疑之中。尤其是在妓院老板看来，妓院毕竟已存在上千年，封建王朝禁而不止，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颁布法令，大张旗鼓地“禁娼”，结果不了了之。共产党么？也未必能成功。然而，1949年11月21日 的一道电令，使震惊历史的行动成为现实。



11月21日 下午。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5时许，大会执行 、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说：“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宣读声尚在空中回荡，如雷的掌声就已经响起。代表们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案。5时30分，聂荣臻市长在麦克风前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说：“为统一行动，决定今天下午6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8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悄无声息地分赴预定岗位。



“出发！”一声令下，干部战士随同早已待令在天安门前的37辆卡车，风风火火地奔向妓院集中的地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一声令下，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早已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和妓院门口封锁得严严实实。行动组人员出现在妓院里的时候，妓女、跟妈、茶房和管制们顿时乱作一团。狂呼乱叫者，有之；赤身裸体地跑出来胡闹者，有之；赖在床上不起来者，也有之。直到行动组下了威严的命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她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后来，这些妓女被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经过审查，跟妈、茶房等大多取得获释。行动组监督账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每个房间的门窗上。这场特殊的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5时才基本结束。就这样，全市封闭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一夜之间就被割除了。

北京医务人员给从良的妓女们作身体检查。

上海禁娼的故事

相对北京来说，上海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上海是全世界娼妓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朝“驰海禁”以来，上海就是河运和海运的重要港口和商埠。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随着上海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人口骤增，“十里洋场”为冒险家淘金者提供的淫业随之急剧膨胀。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上海租界后，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更是变本加厉。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从外国和内地涌入上海，寻欢作乐，又进一步刺激了淫乐业发展，妓院、妓女比过去有增无减，成了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时期，1946年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调查，全市估计有妓女4万人。1947年国民党市政府向市参议会提交的一份议案中称“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而数倍之。1948年1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一书对上海的淫乐业作了一翻描述：“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计其数”。上海解放前夕，随着解放军进军的炮声，那些经常涉足妓院寻花问柳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流氓恶霸和有复杂政治背景的妓院主吓得纷纷逃往香港、台湾，一批妓院自行关闭，妓院有了显著减少，上海解放的当月，1949年5月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由同年1月800多家减少到525家，登记妓女由4000多人减少为2227人。

中共华东局在研究制定上海解放后的接管改造工作时，陈毅就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上海依附于娼业糊口为生的人数众多，包括许多人力车夫和许多沿门挨户到妓院中提篮叫卖的小贩，国家一时无法安置这些人就业，如果不经过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准备而封闭妓院，势必影响到这些人的穿衣吃饭，并危及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同时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很多，残余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1500元，最丑的也要卖300元”，有的恶毒造谣“解放军打台湾，要把妓女绑起来放在前线去踩地雷，为解放军开路”等等，弄得娼妓人心惶惶，情绪对立。

针对这些情况，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并规定；（一）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备查；（2）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3）患有性病的妓女不得接客；（4）不准妓女到马路上沿街拉客。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妓女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由于上述管理措施，一些妓院不敢接待规定不得容留的狎客，一些狎客也因怕留下姓名、地址被公安机关通知其工作单位，不敢涉足妓院。随着狎客减少，营业清淡，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妓院妓女逐渐减少。


上海解放初期，不登记的私娼比妓院妓女要多得多，陈毅市长碰到的就是流窜于大街小巷卖淫为生的私娼。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先从重点打击幕后操纵、胁迫私娼卖淫的私娼主和台基主（提供卖淫场所的人）着手，对私娼主要采取驱赶和警告的办法。同时，民政局还在泰兴路601号设立了妇女生产教养所，收容一批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私娼。至1950年底，全市共查处私娼主、台基主627人次，处理私娼和狎客7667人次，收容私娼400多名。全市的私娼人数有了明显减少。

经过两年半的积极准备，全市的妓院已所剩无几，私娼也减少了，宣布禁娼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195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11月13日，市公安局召集72家残存妓院院主训话，宣布妓院为非法，收回执照，命令立即停止营业。停业后必须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娟。但妓院主回去后，对有关为妓女治病、转业等三条责令不向妓女传达，引起妓女对政府的不满。11月22日，市公安局又召集180余名妓院妓女开会，重申政府取缔妓院和娼妓的决心和办法，说明政府已责令妓院主在取缔妓院后负责为她们治疗，帮助解决生活出路，从而消除了妓女的顾虑。


11月23日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议。并建议人民政府对上海现存的娼妓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取缔。 11月25日 晚上9时，市中心区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首先在各游乐场、马路上收容320名私娼。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别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对妓院内的财物一一清点造册，贴上封条，并将妓院主、老鸨、龟奴集中送往第一劳动教养所。在这次统一行动中，封闭了全市72家残存妓院，收容181名公娼，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奴，经过审讯结案，分别移送法院和送劳动改造。收容的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往新建的通州路418号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经过这次封闭妓院、取缔娼妓的行动，张灯挂牌的妓院从此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也显著减少。封闭妓院，收容妓女的行动，在全市立即引起了各界人士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许多群众自发书写了“拥护人民政府取缔娼妓”、“庆祝姐妹们翻身，欢迎姐妹们站起来”等口号标语，贴满妓院周围。当一批批妓女取了个人财物去教养所时，里弄群众聚集弄口，振臂高呼口号，满腔热情地欢送她们，有的妓女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