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全面解读史上最传奇皇帝（正史可以像小说）
3、老刘老刘气量大如牛
被朱皇帝称誉为“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又被渴望建竖的明武宗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刘基，该是我们这节讲述的重点了，半仙儿刘伯温先生的神秘面纱也是该正式揭开的时候了。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于浙江青田。刘福通曾冒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可事实上刘基才真正是刘光世的七世孙，这回算是李鬼遇上了李逵。不过，刘光世虽与岳飞等人并称为“中兴四大将”，可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庸才。
刘家本是军人世家，及至后来也渐渐完成了由修武到修文的变化，不过从文韬武略的刘基身上仍可以看出，尚武的家风还没有完全净尽。刘基的曾祖就曾在南宋灭亡时组织过抗元武装，所以他家在当地也享有一定的威望。
刘基自幼聪颖异常，他的老师郑复初曾经对刘父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刘基这孩子一定会光耀门楣的！”
至顺三年（1332），刘基参加了江浙行省乡试，得中举人，名列第十四。至元二年（1336）时，他开始踏入仕途，被任命为了（江西）瑞州高安的县丞，也就算是个副县长级别。
在高安县丞任上，刘基因为颇有廉直的名声，所以行省想要征辟他出任更高的官职，可是这时目睹官场污浊的刘基却忽然动了弃官的念头，于是刘基便在家乡开始了三家青灯伴读的生活。此时的他，带着现实的困惑，正祈求从书本中进一步寻求解决社会及人生问题的答案。
这期间，刘基还有过一次壮游的经历，除了游览过海宁、苏州、金陵之外，他还一度到达了正泛滥中的黄河岸边，并清醒地觉察到了国家的统治危机。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基显然不是一个空谈道理的腐儒。
这次北上，令刘基感慨甚多，也是他重新步入仕途的重要思想动因，他以诗言志道：“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
至正八年（1348）时，刘基来到杭州，出任了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才上任不久，他就发现行省监察御史渎职，虽然此事不在刘基的职属范围，且监察御史的品佚也比刘基高，但是以他刚直的性格，他还是愤而举报了那位不法官员。
结果因为官场沆瀣一气，宪臣不但不予追究，反而斥责了刘基的耿介之举，刘基因此愤然辞职。
这次辞职后，刘基在杭州闲居了四年多，不仅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也有了“清泉素石堪乘兴，欲买扁舟过此生”的遁世之念。当时方国珍已经为患海上，刘基对此切齿痛恨；见于刘基的才干，很快行省就又征辟他为元帅府都事，帮着参与谋划剿方大计。
当时，按照刘基的建议，朝廷可以在庆元各要地修筑多个城池以形成对方国珍的压迫之势，方国珍听闻到这一消息后心里也很是畏惧。不久朝廷就招降了方国珍，刘基又建议除掉方氏兄弟，不然“无以惩后”。方国珍闻讯后想要贿赂老刘，老刘自然不吃他那一套，于是方国珍便又进京贿赂了那些掌权的高官们。结果不仅方国珍被授以了官职，而且刘基还被上面指责擅作威福，最后弄了个被羁管绍兴的下场。
没过多久，浙江地区山寇蜂起，行省的那些大员们又想起刘基来了，于是再次征辟他出来剿捕贼寇。此时的刘基又得以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两位有识之士最后成了莫逆之交。刘基因为镇压有功，经略使李国凤代他向朝廷请功，可是朝廷因为方国珍一事的缘故，竟只授予了刘基总管府判的职务，而不许他掌握兵权。
结果刘基一气之下，就干脆弃官回到了青田老家，这一回他是彻底地心灰意冷了。在青田时，很多人为了逃避方氏兄弟的袭扰都争相投奔刘基，高明的老刘不过稍为部署，便再无人敢于进犯了。
刘基学究天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的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刘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而且刘基诗文俱佳，“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伯温”之所以在中国民间的名声那么大，全是仰仗着民间对他的神化。其实，不论是什么象纬之学，还是什么术数之学，在刘基本人却是不以为然的，他就曾经著文批判过人们的这种迷信思想（见《郁离子•楚巫》篇）。
神道的学问其实不过是为他所利用的一把工具而已，刘基真正看重的还是真才实学。为此《明史•刘基传》中就评论说：“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谶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
自从这次退居家乡以后，刘基的思想出现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他对于大元王朝的统治已经近乎绝望了。他写作了《郁离子》一书以明志，其中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刘基申明了自己的理想：“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很显然，敏锐的刘基已经预感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而且他也愿意为这个新时代的开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只是他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要他改投新主总是没那么容易的。
当朱元璋拿下金华后，又听闻到属下们谈论刘基及宋濂之名，再加胡大海等人的举荐，所以他便派人前往征聘。刘基自然没那么轻易就会出山，虽然他已经了解到朱老大是一位真正的人物，可是他既不愿辜负石抹宜孙，也总要试探朱老大一番吧——诸葛亮要刘备三顾茅庐不是想考验他的脚力，而是要看看他的胸怀和诚意。
第一次邀请不成，胡大海手下的总制孙炎又写信固邀老刘出山，但老刘依然故我。孙炎又派人前往刘基处，老刘于是拿出了一把宝剑让来人带了回去，那意思还是想表明心迹：别逼我，否则我就死给你们看。
可是孙炎在接到宝剑后，便表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于是便又让人将剑送还了刘基。孙炎还写了一封数千言的书信给刘基，他的意思很明显：你老刘即使死了，也是因不顺从而死，而绝不会得到一个忠臣的美名，那样岂不死得可惜吗？
最后，威压之下的刘基总算是想通了，终于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
当然，来自朱元璋方面的压力并不是真正决定刘基出山的最大思想动因，除了对元王朝的绝望及对于应天政权的巨大希望之外，儒家历来所倡导的“圣人革命”理论尤其是“华夷之辨”—— 像朱元璋后来喊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其实也是刘基长久已来的心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元璋的革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他所领导的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像名士朱升，他也推崇的是中华正统，而强烈反对蒙元入主中国。
被朱皇帝称誉为“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又被渴望建竖的明武宗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的刘基，该是我们这节讲述的重点了，半仙儿刘伯温先生的神秘面纱也是该正式揭开的时候了。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于浙江青田。刘福通曾冒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可事实上刘基才真正是刘光世的七世孙，这回算是李鬼遇上了李逵。不过，刘光世虽与岳飞等人并称为“中兴四大将”，可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庸才。
刘家本是军人世家，及至后来也渐渐完成了由修武到修文的变化，不过从文韬武略的刘基身上仍可以看出，尚武的家风还没有完全净尽。刘基的曾祖就曾在南宋灭亡时组织过抗元武装，所以他家在当地也享有一定的威望。
刘基自幼聪颖异常，他的老师郑复初曾经对刘父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刘基这孩子一定会光耀门楣的！”
至顺三年（1332），刘基参加了江浙行省乡试，得中举人，名列第十四。至元二年（1336）时，他开始踏入仕途，被任命为了（江西）瑞州高安的县丞，也就算是个副县长级别。
在高安县丞任上，刘基因为颇有廉直的名声，所以行省想要征辟他出任更高的官职，可是这时目睹官场污浊的刘基却忽然动了弃官的念头，于是刘基便在家乡开始了三家青灯伴读的生活。此时的他，带着现实的困惑，正祈求从书本中进一步寻求解决社会及人生问题的答案。
这期间，刘基还有过一次壮游的经历，除了游览过海宁、苏州、金陵之外，他还一度到达了正泛滥中的黄河岸边，并清醒地觉察到了国家的统治危机。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基显然不是一个空谈道理的腐儒。
这次北上，令刘基感慨甚多，也是他重新步入仕途的重要思想动因，他以诗言志道：“人生惜死非男儿，但有马革可裹尸。”
至正八年（1348）时，刘基来到杭州，出任了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才上任不久，他就发现行省监察御史渎职，虽然此事不在刘基的职属范围，且监察御史的品佚也比刘基高，但是以他刚直的性格，他还是愤而举报了那位不法官员。
结果因为官场沆瀣一气，宪臣不但不予追究，反而斥责了刘基的耿介之举，刘基因此愤然辞职。
这次辞职后，刘基在杭州闲居了四年多，不仅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也有了“清泉素石堪乘兴，欲买扁舟过此生”的遁世之念。当时方国珍已经为患海上，刘基对此切齿痛恨；见于刘基的才干，很快行省就又征辟他为元帅府都事，帮着参与谋划剿方大计。
当时，按照刘基的建议，朝廷可以在庆元各要地修筑多个城池以形成对方国珍的压迫之势，方国珍听闻到这一消息后心里也很是畏惧。不久朝廷就招降了方国珍，刘基又建议除掉方氏兄弟，不然“无以惩后”。方国珍闻讯后想要贿赂老刘，老刘自然不吃他那一套，于是方国珍便又进京贿赂了那些掌权的高官们。结果不仅方国珍被授以了官职，而且刘基还被上面指责擅作威福，最后弄了个被羁管绍兴的下场。
没过多久，浙江地区山寇蜂起，行省的那些大员们又想起刘基来了，于是再次征辟他出来剿捕贼寇。此时的刘基又得以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同守处州，两位有识之士最后成了莫逆之交。刘基因为镇压有功，经略使李国凤代他向朝廷请功，可是朝廷因为方国珍一事的缘故，竟只授予了刘基总管府判的职务，而不许他掌握兵权。
结果刘基一气之下，就干脆弃官回到了青田老家，这一回他是彻底地心灰意冷了。在青田时，很多人为了逃避方氏兄弟的袭扰都争相投奔刘基，高明的老刘不过稍为部署，便再无人敢于进犯了。
刘基学究天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的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刘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而且刘基诗文俱佳，“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伯温”之所以在中国民间的名声那么大，全是仰仗着民间对他的神化。其实，不论是什么象纬之学，还是什么术数之学，在刘基本人却是不以为然的，他就曾经著文批判过人们的这种迷信思想（见《郁离子•楚巫》篇）。
神道的学问其实不过是为他所利用的一把工具而已，刘基真正看重的还是真才实学。为此《明史•刘基传》中就评论说：“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谶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
自从这次退居家乡以后，刘基的思想出现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他对于大元王朝的统治已经近乎绝望了。他写作了《郁离子》一书以明志，其中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刘基申明了自己的理想：“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很显然，敏锐的刘基已经预感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而且他也愿意为这个新时代的开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只是他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要他改投新主总是没那么容易的。
当朱元璋拿下金华后，又听闻到属下们谈论刘基及宋濂之名，再加胡大海等人的举荐，所以他便派人前往征聘。刘基自然没那么轻易就会出山，虽然他已经了解到朱老大是一位真正的人物，可是他既不愿辜负石抹宜孙，也总要试探朱老大一番吧——诸葛亮要刘备三顾茅庐不是想考验他的脚力，而是要看看他的胸怀和诚意。
第一次邀请不成，胡大海手下的总制孙炎又写信固邀老刘出山，但老刘依然故我。孙炎又派人前往刘基处，老刘于是拿出了一把宝剑让来人带了回去，那意思还是想表明心迹：别逼我，否则我就死给你们看。
可是孙炎在接到宝剑后，便表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于是便又让人将剑送还了刘基。孙炎还写了一封数千言的书信给刘基，他的意思很明显：你老刘即使死了，也是因不顺从而死，而绝不会得到一个忠臣的美名，那样岂不死得可惜吗？
最后，威压之下的刘基总算是想通了，终于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
当然，来自朱元璋方面的压力并不是真正决定刘基出山的最大思想动因，除了对元王朝的绝望及对于应天政权的巨大希望之外，儒家历来所倡导的“圣人革命”理论尤其是“华夷之辨”—— 像朱元璋后来喊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其实也是刘基长久已来的心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元璋的革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连的，他所领导的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像名士朱升，他也推崇的是中华正统，而强烈反对蒙元入主中国。
当刘基等人前往应天面见朱老大时，朱老大欣喜之余，一面命赐坐，一面道：“咱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争，何时定乎？”
章溢说完，早已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刘基当即献上了自己的“时务十八策”，并且他着重指出：“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故汉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
正是刘基率先提出了先打强敌（陈友谅）的战略大计，对此朱老大深表赞同，于是又大悦道：“先生如果还有什么想法，请尽管直言，千万不要吝惜言语。”事后他不仅将刘基留在自己身边做参谋，而且还设立了一座礼贤馆来专门安置刘基等人，以示宠礼。
对于朱老大遥奉小明王之举，刘基是不以为然的，他道：“小明王不过一个放牛娃而已，我们何必尊奉他的年号？”他急于促成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当朱老大再次向他征询天下大计时，他高屋建瓴道：“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至此，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整个战略规划算是正式形成了，它的总体指导思想即是“先南后北，先西后东”。
刘基自从来到朱老大麾下效力的情形，我们前面已经详细交代过了。
当刘基在家进行长达为期一年的“丁忧”时，方国珍因为一向忌惮刘基的威名，所以特意致书吊唁；老刘给他写了回信，并极力宣示朱老大的威德，由此方国珍才决定向应天入贡。
朱老大仍不时写信向他访求军国大计，言辞十分剀切，并盼望刘参谋能早日再回应天。
在家丁忧完毕回归应天时，老刘还曾协助李文忠一起击退了张士诚部的进攻。当时他途经浙江建德，正遇上张家军一部孤军深入攻打建德，文忠打算奋起迎战。可老刘认为正面应战代价太高，而对方孤军独进，后援将难以为继，数天之后自然会撤退的，到时再反击不迟。三天后，敌方旌旗如故，但老刘已然看出这是敌人掩护撤退的假象，于是建议文忠出兵出击，终于将这股敌人全歼。
刘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朱老大“察其至诚，任以心膂”，他每次召刘参谋来议事，总是把身边的所有人都打发走，这样一来大家也就无从得知二人的密语了。
在刘基本人看来，朱老大对于他的知遇之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所以他也是铭感在心，因而知无不言。刘基“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闲暇时就向朱老大进讲王道，又总拿孔子之言开导之，朱老大每每洗耳恭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还说：“这是咱的张子房啊！”
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七月置太史监，此时已消灭陈友谅。不久，他便以刘基为太史令。虽然太史令一职主要负责天文占侯之事，但老刘实质上仍参与戎机，以备朱老大顾问。
最后，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人们常把刘基看成是张良、诸葛亮一类的人物，可是比之道家倾向的张良，刘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家；比之儒法兼顾的诸葛亮，刘基更儒家，也更理想化。
刘基既勇于担当天下，也汲汲于澄清天下，所以百折不挠的他更容易在社会中碰壁。刘基虽有器识，但他为人过于刚直，嫉恶如仇，并无宰辅之度量，所以在大明开国后他基本退居了幕后。
大明开国后刘基不过得了一个小小的伯爵，甚至食禄不及汪广洋，为此很多人都想不通。对此，有人专门分析了三种原因：
第一，朱皇帝的乡土观念很重，公爵、侯爵之类他只会授予那些淮右系功臣。
第二，朱皇帝“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就像张良当年专门挑选土地贫瘠的留地作为自己的封地一样，刘基也深恐遗祸子孙。当时朱皇帝已经追封了他的先人，所以老刘道：“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功。圣恩深厚，荣显先人足矣。”
第三，大明开国后朱、刘二人的关系已不再亲密。刘基多次触犯帝尊，以至令朱元璋对他渐生了嫌恶之心，所以有一次老刘祈雨不验皇帝即生恼怒。
但是无论如何，刘基的功勋都是不能磨灭的，对此，睿智的朱皇帝自然心中有数，所以当老刘说到“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时，朱皇帝方道：“刘基有功于我国家，本县田亩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刘基之心。”从而减免了青田的赋税，也算是给了老刘天大的颜面。
后世对于刘基的推崇也可谓无以复加，认为他超迈于张良、房玄龄等人，因为“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无点墨留下，而老刘“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
章溢说完，早已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刘基当即献上了自己的“时务十八策”，并且他着重指出：“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故汉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
正是刘基率先提出了先打强敌（陈友谅）的战略大计，对此朱老大深表赞同，于是又大悦道：“先生如果还有什么想法，请尽管直言，千万不要吝惜言语。”事后他不仅将刘基留在自己身边做参谋，而且还设立了一座礼贤馆来专门安置刘基等人，以示宠礼。
对于朱老大遥奉小明王之举，刘基是不以为然的，他道：“小明王不过一个放牛娃而已，我们何必尊奉他的年号？”他急于促成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当朱老大再次向他征询天下大计时，他高屋建瓴道：“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至此，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整个战略规划算是正式形成了，它的总体指导思想即是“先南后北，先西后东”。
刘基自从来到朱老大麾下效力的情形，我们前面已经详细交代过了。
当刘基在家进行长达为期一年的“丁忧”时，方国珍因为一向忌惮刘基的威名，所以特意致书吊唁；老刘给他写了回信，并极力宣示朱老大的威德，由此方国珍才决定向应天入贡。
朱老大仍不时写信向他访求军国大计，言辞十分剀切，并盼望刘参谋能早日再回应天。
在家丁忧完毕回归应天时，老刘还曾协助李文忠一起击退了张士诚部的进攻。当时他途经浙江建德，正遇上张家军一部孤军深入攻打建德，文忠打算奋起迎战。可老刘认为正面应战代价太高，而对方孤军独进，后援将难以为继，数天之后自然会撤退的，到时再反击不迟。三天后，敌方旌旗如故，但老刘已然看出这是敌人掩护撤退的假象，于是建议文忠出兵出击，终于将这股敌人全歼。
刘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朱老大“察其至诚，任以心膂”，他每次召刘参谋来议事，总是把身边的所有人都打发走，这样一来大家也就无从得知二人的密语了。
在刘基本人看来，朱老大对于他的知遇之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所以他也是铭感在心，因而知无不言。刘基“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闲暇时就向朱老大进讲王道，又总拿孔子之言开导之，朱老大每每洗耳恭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还说：“这是咱的张子房啊！”
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七月置太史监，此时已消灭陈友谅。不久，他便以刘基为太史令。虽然太史令一职主要负责天文占侯之事，但老刘实质上仍参与戎机，以备朱老大顾问。
最后，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人们常把刘基看成是张良、诸葛亮一类的人物，可是比之道家倾向的张良，刘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家；比之儒法兼顾的诸葛亮，刘基更儒家，也更理想化。
刘基既勇于担当天下，也汲汲于澄清天下，所以百折不挠的他更容易在社会中碰壁。刘基虽有器识，但他为人过于刚直，嫉恶如仇，并无宰辅之度量，所以在大明开国后他基本退居了幕后。
大明开国后刘基不过得了一个小小的伯爵，甚至食禄不及汪广洋，为此很多人都想不通。对此，有人专门分析了三种原因：
第一，朱皇帝的乡土观念很重，公爵、侯爵之类他只会授予那些淮右系功臣。
第二，朱皇帝“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就像张良当年专门挑选土地贫瘠的留地作为自己的封地一样，刘基也深恐遗祸子孙。当时朱皇帝已经追封了他的先人，所以老刘道：“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功。圣恩深厚，荣显先人足矣。”
第三，大明开国后朱、刘二人的关系已不再亲密。刘基多次触犯帝尊，以至令朱元璋对他渐生了嫌恶之心，所以有一次老刘祈雨不验皇帝即生恼怒。
但是无论如何，刘基的功勋都是不能磨灭的，对此，睿智的朱皇帝自然心中有数，所以当老刘说到“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时，朱皇帝方道：“刘基有功于我国家，本县田亩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刘基之心。”从而减免了青田的赋税，也算是给了老刘天大的颜面。
后世对于刘基的推崇也可谓无以复加，认为他超迈于张良、房玄龄等人，因为“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无点墨留下，而老刘“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
4、祸不单行的日子
终于又要说回朱老大的事了，不过比之从前的顺风顺水，这一次他老兄就该倒点霉了。
前面也说过了，朱老大的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一个量变就要形成质变的时期。同时，很多问题一直积攒下来尚有待解决，到此时也就不免来了一次集中性爆发。不过，如此震荡一番，也可谓是一番调整，算是提前适应将来吧。
老刘在之前就提醒过朱老大，让他对于江西和浙江的事上点心，可是仍旧没有引起朱老大的足够重视，终于浙江方面先出了大事。
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驻扎于金华地区的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等突然发动了叛乱，杀守臣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等。
当初，胡大海拿下严州时，刘震等人来降，胡大海喜其骁勇，便将他们留置麾下，待之不疑。等到这帮人开始谋乱时，刘震还算有点良心，他觉得胡大海对自己恩厚，不忍心痛下杀手。
可是那李福却对大家说道：“胡参政的确待我辈信厚，可是掌兵的大权在主将手里，如果不杀掉主将，那么事情就很难成功。咱们如今要举大事，怎么能够顾及到私恩呢？”大伙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便下定了决心，又通知了衢州、处州的苗帅李佑之等，并约定到二月七日这天一同举兵。
到了约定好的这一天，蒋英等先是假装着请胡大海到八咏楼下观弩。待到观看完出来时，老胡将要上马，不想灾祸却临头了——这时，蒋英暗令其党徒钟矮子突然跪倒在老胡的马前，然后假装可怜地诉说道：“蒋英等欲杀我！”老胡于是转身想问问蒋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蒋英从袖中拿出一柄铁锤，好象要砸钟矮子的样子，可是没想到他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趁老胡不防，一锤就猛砸到了老胡头上；老胡受伤倒地，而蒋英立即上前，没费多少力气就取下了老胡的首级。
可怜如此大将之才，没死在战场上，却可悲地死在了小人的手上里，真是无尽叹惋。
接着，蒋英提着老胡的人头出示各处，想要胁迫同佥宁安庆、院判张斌等人就范。随后，叛军又袭杀了老胡的儿子胡关住，又擒住了郎中王恺。
王恺之名前面我们已有多次提到，他是个深明大义之人，自然誓死不从叛贼，他乃正色道：“吾职居郎署，同守此土，义当死！宁从贼耶？”刘震再次心生恻隐，想要放了王恺，可是贼党中有人和王恺有仇怨，结果王恺等人皆被害。
当胡大海的死讯在金华地区传开后，“婺人莫不哀恸流涕，如丧父母”，可见这老胡人缘是多么得好！
想那当初，老胡每次夜出，他的两只眼睛“煜煜有光若灯”。待他死后，敌兵每有犯境，士兵们有的可能会梦见老胡活着时的情景，或者夜里看见火光，此时只感觉“满野汹汹，若人马声”；而后大军一出，必然要打胜仗。对于这样的怪事，人们都非常惊异。
虽然这个故事不见得是真的，但由此也可见人们对于老胡的怀念之情，尤其也说明了老胡的武勇、仁义是近人皆知。
不久，苗军反叛的消息就传到了坐镇浙东的文忠那里。他立即派出元帅何世明、掾史郭彦仁等率兵前往征讨。当征讨部队到达兰溪时，蒋英等畏惧起来，乃驱掠城中子女西走，最后投降了张士诚。
当老胡死难的噩耗传到朱老大那里时，悲痛之余，朱老大自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后来又加赠老胡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谥“武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蒋英等成功袭杀胡大海的消息传到处州时，处州苗军元帅李佑之、贺仁得等也闻风而动，结果作乱杀害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及朱老大的养子朱文刚等人，并一举占据了处州城。随后，文忠得信，又派出元帅王佑等率兵屯缙云以伺机收复处州。而当朱老大又听闻到处州的噩耗时，他即命平章邵荣率大军前往征讨。
话说就在当李佑之等作乱时，耿再成与一帮客人正在吃饭，闻讯后他立即上马，还没来得及整顿兵马应敌。当叛兵杀来事，耿同志便迎着他们骂道：“你们这帮贼奴！国家怎么辜负你们了，你们要造反？”这时一贼将上前，耿同志招架不及，竟被那人刺中了脖子，立毙。
孙炎自然就是之前给刘基写赠诗的那位，此人能请动老刘出山，自然也不是位平庸之辈。
孙同志也是“于书无所不读，善辩论，长于歌诗”。不过孙同志个子虽长得高大，但可惜他却是个跛子。当他初见朱老大时，即坦陈“元运将终”，并极力劝说朱老大“廷揽英才，以图大业”。孙同志颇有治才，当他被生擒后，也是誓死不屈。他被害时不过三十多岁，死后被追封为“丹阳县男（爵）”，塑像于耿再成祠。
胡大海一死，浙江的大局就暂时无人来主持了；且浙东重地，非心腹重臣不能镇守。
于是，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升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开省于金华，总制衢、处、广信、严、诸全军马。
也就是说，文忠已经基本接替了老胡的担子，成为了浙东地区的总负责人。
就在浙东动荡不安之时，幸灾乐祸的张士诚则乘着乱局派其弟张士信率兵万余围攻诸全。诸全守将谢再兴昼夜拒敌，鏖战二十九日未决。
后来，谢再兴设伏兵擒杀了张家军将士千余人，张士信愤怒之余，又增兵加紧攻城，谢再兴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所以向身为浙东行省左丞的文忠告急。文忠于是派出同佥胡德济率军前往增援，但胡德济的援军也有限，于是谢再兴再请增援。
此时金华叛寇初定，而严州逼近敌境，处州又为叛苗所据，文忠自度兵少不能应援。正在犯难之际，他计量着邵荣等讨伐处州的大军将到，于是便与都事史炳等谋划道：“兵法嘛，讲究的是先声而后实。如今诸全已被围多日，敌人的兵威很盛，而我军人少，看来非出奇谋不足以制敌。如今邵平章来取处州，我们正宜借他的声势来震慑敌人，也算是一招奇谋了！”
史炳非常赞同文忠的想法，于是文忠便让人到处扬言徐达、邵荣等率领大军已到了严州，不日就将进击，而且文忠还派人各处出示了榜文。
张士信的士兵见到榜文后，多半竟信以为真，人心于是开始骚动起来，很多人都想乘夜逃遁。胡德济侦知这一情况后，于是便与谢再兴夜半突袭了张家军，结果张家军大败，自相蹂践及溺死者甚众，诸全之围也就因此化解了。
不过话说回来，张家军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张士信一向为人骄侈，不能抚循将士，他的军中常常携带着一帮女人，除了常演奏乐舞之外，每天也不少了赌博、踢球、酣宴一类的勾当；诸将往往效法张士信的所为，所以战心不固，乃至于败。
而当邵荣真的率领大军到达处州时，进展也非常顺利。他先是令院判张斌、王祐、胡深等分攻处州城四门，并焚烧了其东、北两门，军士登城而入。最终，李祐之自杀，贺德仁在逃亡路上被人擒获。于是处州复平，改任王祐守城，邵荣则即刻率大军返回了应天。
至此，浙江的局面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应天政权的一臂得以保全，朱老大的后顾之忧也就暂时缓解了。
当初刘基所强调的可不只是一个浙江苗军的问题，所以当浙江方面闹事时，江西方面自然也没消停。
也多亏朱老大有点先见之明，再加上之前太平血的教训，所以当朱家军入据洪都城后，于是再度筹划起守城问题。他们考虑到旧城西面临水而不利守御，故而特意将城墙向里移了约三十步；因为东南方向空旷，又向那边延展了二十余里。如此一来，洪都城就坚固得多了，它最终为后来的“洪都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邓愈被任命为了江西行省参政，受命留守洪都，都事万思诚、知府叶琛等人从旁辅助。而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等人，则跟随着朱老大回到了应天。胡廷瑞不仅因避朱老大“国瑞”的讳而改名为胡美（也称胡廷美），他还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朱老大。
出于巩固双方关系的目的，朱老大也只好笑纳了。
可是还没久，洪都就传来噩耗说：祝宗、康泰叛，已攻陷洪都府。
当初洪都投降的时候，祝宗、康泰二人本非其心，既降之后，便数有叛意。他们时常挑胡廷瑞的不是，胡廷瑞反复开谕他们，这样他们才暂时安生下来。等到胡廷瑞到达应天后，胡廷瑞惟恐祝、康二人生变，对于自己不利，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朱元璋。朱老大于是下了旨意，令祝、康二人带所部兵马前往湖广听从徐达调遣。祝、康二人心不自安，于是仓促之间发动了叛乱。
因为事发突然，连邓愈也是应变不及。他只得带着数十骑出走，几次都与叛军遭遇，邓愈且战且走，跟从他的人大多战死。邓愈也几次有性命之忧，多赖他身经百战，再加上他的养子将自己的马让与他骑，这样邓愈才侥幸得脱，没有重演胡大海的悲剧。
然而邓愈是捡回了性命，可惜万思诚、叶琛皆死于难。
洪都叛乱的消息传到朱老大那里时，他当即命徐达等从湖广回军前往征讨。很快徐达就攻破了洪都城，祝宗在逃亡过程中被杀，康泰被生擒。因为康泰是胡廷瑞的外甥，结果就被从轻发落。
注意，有人可能会说朱老大徇私了，但他这其实叫“顾全大局”。待到后来胡廷瑞也犯到他手里时，他一样照杀不误。
江西的大局自然也很重要，为此朱老大便说道：“咱得江西，就如同斩下了那陈某人的一条膀臂。再说这里又是楚地的重镇，咱西南面的屏障，这里的人喜欢诉讼而难以管制，山寨来投降的贼寇很多，不派去一个骨肉心腹又干练老成的人，恐怕很难治理得好。”
如此一来，至正二十二年五月，同浙江一样，朱元璋便命亲侄文正为大都督府左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往镇江西。还特命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等为辅佐参谋，另外邓愈同猛将赵德胜等人也一同前往洪都镇守。
“文正既至，增浚城池，严为守备”，城防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另外，他还招谕山寨贼寇们来降，绝大多数的头目都表示了归顺；而那些好打官司的人就干脆处死了，如此一来，号令严肃，远近震慑。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年轻的文正一旦脱离老叔的管束，竟如同脱了缰的野马，居然干出了一些荒淫的勾当。他任用了掾史卫达可等小人为心腹，帮着自己到处去搜求漂亮的女子，弄来后要么宠幸个几十天，要么就将人家投到井里淹死，被他害死的女子甚多。而凡老叔的公差到洪都，他都会重加贿赂，所以大家也就不举报他了。
仅从其害民的举动来看，这个朱文正就比文忠差远了，他的觉悟忒低了。不过新官上任，他小子也不敢太过分，况且大敌已近在眼前。
其实远处的动乱并不可怕，而身边之人的反叛才是最让人畏惧的，这也是令朱老大最忌讳的。据说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他对待开国功臣的态度。
就在这年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人又因谋反伏诛。
邵荣、赵继祖都可谓是朱元璋麾下的高级将领了，邵荣的地位既在徐达等人之上，赵继祖也是同常遇春、邓愈等人平级的。
邵荣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而按照《明实录》中的记载说：邵荣与朱老大同起兵于濠梁，他“粗勇善战”，功绩显赫，朱老大待之甚厚。自平定处州之乱后，邵荣愈加的居功自傲，且觊觑之心日重，每每口出怨言。邵荣部将准备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朱老大，邵荣为此惧不自安，才赶紧与赵继祖等伺机阴谋作乱。
有一次，朱老大在三山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伏兵门内准备对付朱老大。这时朱老大感到了异常，于是换了服装改从其他道路回去了。邵荣既没有得逞，又被手下的宋国兴告到了朱老大那里，朱老大于是将邵荣叫来当面对质。没想到这邵荣倒也干脆，他对反状供认不讳，只道：“死而已。”
不想朱元璋念及战友之情，却下不了这个狠心，他只将邵荣等暂时拘禁了起来，又召集诸将道：“咱没有辜负过邵荣，而如今他竟如此，大家看该如何处理呢？”这分明是要大家表态，要大家与邵荣划清界线。
没想到常遇春却深明大义，他道：“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力主杀掉邵荣。
朱老大见常同志如此坚决，心里也就塌实了，于是“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邵荣等）诀，皆就诛。”这可能朱元璋在作秀，也有可能确是兔死狐悲、惺惺相惜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明实录》中的记载是不能尽信的。
对于邵荣谋反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是朱元璋清洗郭子兴旧部的一种继续，而且他分明使的是“打草惊蛇”、“请君入瓮”之计——他故意惊动邵荣，然后迫其作乱；而自己则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专门等着邵荣往自己设计好的圈套里钻，最后再将邵荣抓个现形。
另外，按照其他史料上的记载说，邵荣分明已有求饶之意。当朱元璋质问邵荣等人时，说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邵荣回答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邵荣避重就轻，将责任归咎于朱元璋。
朱元璋请他饮酒，他却不喝，只是追悔而泣。朱元璋也很难过，但是赵继祖却很认命，他呼喊着对邵荣说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他认为应该早下手除掉朱元璋，这样也不至于今日落一个兔死狗烹的可怜下场。
朱元璋想要给他们留条活路，“禁锢终身，听其自死”。但是常遇春却说道：“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
常同志认为应该杀一儆百，而且言之凿凿。最后，朱元璋便命人勒死了邵荣等人，并抄了他们的家。
不管如何，此中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邵荣的确有反心，不然朱元璋也不会对他痛下杀手。
邵荣既非朱元璋的嫡系，而且在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出任左丞相之前，他与邵荣也一度曾是平级的，只不过朱元璋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罢了。在郭氏兄弟被除掉后，邵荣应该大致掌握着原郭子兴旧部，这样他与朱元璋的派系纷争也就显而易见了。
对于身居朱元璋之下，能力出众的邵荣自然也是不甘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爆发的。《国榷》的作者谈迁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曾说：“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当时，朱元璋与邵荣等人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但是当朱元璋一路由平章、左丞相而至于吴国公后，邵荣的心理自然愈加不平衡。
而朱元璋对此肯定也早有觉察，早有防范。他既杀郭氏兄弟，势必会有人不服；而且邵荣的存在，本身也是对于朱元璋权威的一个巨大挑战。
那么，邵荣等人为什么会选择“至正二十二年七月”这个时间谋反呢？显然，这跟之前浙江、江西的那几次叛乱有关系。此时朱元璋根基动摇，邵荣则新近得到了平乱处州的威望，正是其向朱元璋发难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我看来可能还有一个因素：邵荣之前一直没有敢于轻举妄动，可能是觉得还不好下手，他一直在等待着有利时机。终于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他不能再等了，因为眼看朱元璋就要脱胎换骨了——之前，邵荣自己与朱元璋名义上都是小明王的臣属，可是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小明王的势力眼看就要被消灭殆尽，此时的朱元璋却大有自立之势。一旦朱元璋称王，那么不仅邵荣与朱元璋有了主臣之分，而且朱元璋的势力还会愈加巩固，到时就更难图谋了。
我们不妨再看个相似的例子：在新莽末年的大起义时，刘秀的长兄刘縯因为勇敢善战且足智多谋，逐渐成为了绿林军的主心骨；但是他为了顾全大局，最后竟将“更始帝”的皇冠让与了族弟刘玄。
在这个时候，如果刘縯拒不相让，那么他完全是有能力夺得皇冠的，只是起义军的整体实力会削弱。但是到更始帝刘玄推翻了新莽政权之后，他却回过头来轻而易举地就处死了刘縯。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刘玄的势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已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朱元璋消灭邵荣等人，不过是他清洗郭氏兄弟的一个延续罢了。这也是朱元璋的狠辣与高明之处：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从容不迫地清洗内部，以损伤元气换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与朱元璋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牺牲运作效率换取稳定秩序的策略，可谓一脉相承。所以，在明朝建国的过程中，邵荣的遭遇，堪称轻描淡写的关键一幕。”（《邵荣事迹钩沉》）
终于又要说回朱老大的事了，不过比之从前的顺风顺水，这一次他老兄就该倒点霉了。
前面也说过了，朱老大的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一个量变就要形成质变的时期。同时，很多问题一直积攒下来尚有待解决，到此时也就不免来了一次集中性爆发。不过，如此震荡一番，也可谓是一番调整，算是提前适应将来吧。
老刘在之前就提醒过朱老大，让他对于江西和浙江的事上点心，可是仍旧没有引起朱老大的足够重视，终于浙江方面先出了大事。
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驻扎于金华地区的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等突然发动了叛乱，杀守臣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等。
当初，胡大海拿下严州时，刘震等人来降，胡大海喜其骁勇，便将他们留置麾下，待之不疑。等到这帮人开始谋乱时，刘震还算有点良心，他觉得胡大海对自己恩厚，不忍心痛下杀手。
可是那李福却对大家说道：“胡参政的确待我辈信厚，可是掌兵的大权在主将手里，如果不杀掉主将，那么事情就很难成功。咱们如今要举大事，怎么能够顾及到私恩呢？”大伙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便下定了决心，又通知了衢州、处州的苗帅李佑之等，并约定到二月七日这天一同举兵。
到了约定好的这一天，蒋英等先是假装着请胡大海到八咏楼下观弩。待到观看完出来时，老胡将要上马，不想灾祸却临头了——这时，蒋英暗令其党徒钟矮子突然跪倒在老胡的马前，然后假装可怜地诉说道：“蒋英等欲杀我！”老胡于是转身想问问蒋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蒋英从袖中拿出一柄铁锤，好象要砸钟矮子的样子，可是没想到他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趁老胡不防，一锤就猛砸到了老胡头上；老胡受伤倒地，而蒋英立即上前，没费多少力气就取下了老胡的首级。
可怜如此大将之才，没死在战场上，却可悲地死在了小人的手上里，真是无尽叹惋。
接着，蒋英提着老胡的人头出示各处，想要胁迫同佥宁安庆、院判张斌等人就范。随后，叛军又袭杀了老胡的儿子胡关住，又擒住了郎中王恺。
王恺之名前面我们已有多次提到，他是个深明大义之人，自然誓死不从叛贼，他乃正色道：“吾职居郎署，同守此土，义当死！宁从贼耶？”刘震再次心生恻隐，想要放了王恺，可是贼党中有人和王恺有仇怨，结果王恺等人皆被害。
当胡大海的死讯在金华地区传开后，“婺人莫不哀恸流涕，如丧父母”，可见这老胡人缘是多么得好！
想那当初，老胡每次夜出，他的两只眼睛“煜煜有光若灯”。待他死后，敌兵每有犯境，士兵们有的可能会梦见老胡活着时的情景，或者夜里看见火光，此时只感觉“满野汹汹，若人马声”；而后大军一出，必然要打胜仗。对于这样的怪事，人们都非常惊异。
虽然这个故事不见得是真的，但由此也可见人们对于老胡的怀念之情，尤其也说明了老胡的武勇、仁义是近人皆知。
不久，苗军反叛的消息就传到了坐镇浙东的文忠那里。他立即派出元帅何世明、掾史郭彦仁等率兵前往征讨。当征讨部队到达兰溪时，蒋英等畏惧起来，乃驱掠城中子女西走，最后投降了张士诚。
当老胡死难的噩耗传到朱老大那里时，悲痛之余，朱老大自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后来又加赠老胡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谥“武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蒋英等成功袭杀胡大海的消息传到处州时，处州苗军元帅李佑之、贺仁得等也闻风而动，结果作乱杀害了院判耿再成、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及朱老大的养子朱文刚等人，并一举占据了处州城。随后，文忠得信，又派出元帅王佑等率兵屯缙云以伺机收复处州。而当朱老大又听闻到处州的噩耗时，他即命平章邵荣率大军前往征讨。
话说就在当李佑之等作乱时，耿再成与一帮客人正在吃饭，闻讯后他立即上马，还没来得及整顿兵马应敌。当叛兵杀来事，耿同志便迎着他们骂道：“你们这帮贼奴！国家怎么辜负你们了，你们要造反？”这时一贼将上前，耿同志招架不及，竟被那人刺中了脖子，立毙。
孙炎自然就是之前给刘基写赠诗的那位，此人能请动老刘出山，自然也不是位平庸之辈。
孙同志也是“于书无所不读，善辩论，长于歌诗”。不过孙同志个子虽长得高大，但可惜他却是个跛子。当他初见朱老大时，即坦陈“元运将终”，并极力劝说朱老大“廷揽英才，以图大业”。孙同志颇有治才，当他被生擒后，也是誓死不屈。他被害时不过三十多岁，死后被追封为“丹阳县男（爵）”，塑像于耿再成祠。
胡大海一死，浙江的大局就暂时无人来主持了；且浙东重地，非心腹重臣不能镇守。
于是，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升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开省于金华，总制衢、处、广信、严、诸全军马。
也就是说，文忠已经基本接替了老胡的担子，成为了浙东地区的总负责人。
就在浙东动荡不安之时，幸灾乐祸的张士诚则乘着乱局派其弟张士信率兵万余围攻诸全。诸全守将谢再兴昼夜拒敌，鏖战二十九日未决。
后来，谢再兴设伏兵擒杀了张家军将士千余人，张士信愤怒之余，又增兵加紧攻城，谢再兴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所以向身为浙东行省左丞的文忠告急。文忠于是派出同佥胡德济率军前往增援，但胡德济的援军也有限，于是谢再兴再请增援。
此时金华叛寇初定，而严州逼近敌境，处州又为叛苗所据，文忠自度兵少不能应援。正在犯难之际，他计量着邵荣等讨伐处州的大军将到，于是便与都事史炳等谋划道：“兵法嘛，讲究的是先声而后实。如今诸全已被围多日，敌人的兵威很盛，而我军人少，看来非出奇谋不足以制敌。如今邵平章来取处州，我们正宜借他的声势来震慑敌人，也算是一招奇谋了！”
史炳非常赞同文忠的想法，于是文忠便让人到处扬言徐达、邵荣等率领大军已到了严州，不日就将进击，而且文忠还派人各处出示了榜文。
张士信的士兵见到榜文后，多半竟信以为真，人心于是开始骚动起来，很多人都想乘夜逃遁。胡德济侦知这一情况后，于是便与谢再兴夜半突袭了张家军，结果张家军大败，自相蹂践及溺死者甚众，诸全之围也就因此化解了。
不过话说回来，张家军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张士信一向为人骄侈，不能抚循将士，他的军中常常携带着一帮女人，除了常演奏乐舞之外，每天也不少了赌博、踢球、酣宴一类的勾当；诸将往往效法张士信的所为，所以战心不固，乃至于败。
而当邵荣真的率领大军到达处州时，进展也非常顺利。他先是令院判张斌、王祐、胡深等分攻处州城四门，并焚烧了其东、北两门，军士登城而入。最终，李祐之自杀，贺德仁在逃亡路上被人擒获。于是处州复平，改任王祐守城，邵荣则即刻率大军返回了应天。
至此，浙江的局面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应天政权的一臂得以保全，朱老大的后顾之忧也就暂时缓解了。
当初刘基所强调的可不只是一个浙江苗军的问题，所以当浙江方面闹事时，江西方面自然也没消停。
也多亏朱老大有点先见之明，再加上之前太平血的教训，所以当朱家军入据洪都城后，于是再度筹划起守城问题。他们考虑到旧城西面临水而不利守御，故而特意将城墙向里移了约三十步；因为东南方向空旷，又向那边延展了二十余里。如此一来，洪都城就坚固得多了，它最终为后来的“洪都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邓愈被任命为了江西行省参政，受命留守洪都，都事万思诚、知府叶琛等人从旁辅助。而胡廷瑞、张民瞻、廖永坚等人，则跟随着朱老大回到了应天。胡廷瑞不仅因避朱老大“国瑞”的讳而改名为胡美（也称胡廷美），他还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朱老大。
出于巩固双方关系的目的，朱老大也只好笑纳了。
可是还没久，洪都就传来噩耗说：祝宗、康泰叛，已攻陷洪都府。
当初洪都投降的时候，祝宗、康泰二人本非其心，既降之后，便数有叛意。他们时常挑胡廷瑞的不是，胡廷瑞反复开谕他们，这样他们才暂时安生下来。等到胡廷瑞到达应天后，胡廷瑞惟恐祝、康二人生变，对于自己不利，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朱元璋。朱老大于是下了旨意，令祝、康二人带所部兵马前往湖广听从徐达调遣。祝、康二人心不自安，于是仓促之间发动了叛乱。
因为事发突然，连邓愈也是应变不及。他只得带着数十骑出走，几次都与叛军遭遇，邓愈且战且走，跟从他的人大多战死。邓愈也几次有性命之忧，多赖他身经百战，再加上他的养子将自己的马让与他骑，这样邓愈才侥幸得脱，没有重演胡大海的悲剧。
然而邓愈是捡回了性命，可惜万思诚、叶琛皆死于难。
洪都叛乱的消息传到朱老大那里时，他当即命徐达等从湖广回军前往征讨。很快徐达就攻破了洪都城，祝宗在逃亡过程中被杀，康泰被生擒。因为康泰是胡廷瑞的外甥，结果就被从轻发落。
注意，有人可能会说朱老大徇私了，但他这其实叫“顾全大局”。待到后来胡廷瑞也犯到他手里时，他一样照杀不误。
江西的大局自然也很重要，为此朱老大便说道：“咱得江西，就如同斩下了那陈某人的一条膀臂。再说这里又是楚地的重镇，咱西南面的屏障，这里的人喜欢诉讼而难以管制，山寨来投降的贼寇很多，不派去一个骨肉心腹又干练老成的人，恐怕很难治理得好。”
如此一来，至正二十二年五月，同浙江一样，朱元璋便命亲侄文正为大都督府左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往镇江西。还特命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等为辅佐参谋，另外邓愈同猛将赵德胜等人也一同前往洪都镇守。
“文正既至，增浚城池，严为守备”，城防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另外，他还招谕山寨贼寇们来降，绝大多数的头目都表示了归顺；而那些好打官司的人就干脆处死了，如此一来，号令严肃，远近震慑。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年轻的文正一旦脱离老叔的管束，竟如同脱了缰的野马，居然干出了一些荒淫的勾当。他任用了掾史卫达可等小人为心腹，帮着自己到处去搜求漂亮的女子，弄来后要么宠幸个几十天，要么就将人家投到井里淹死，被他害死的女子甚多。而凡老叔的公差到洪都，他都会重加贿赂，所以大家也就不举报他了。
仅从其害民的举动来看，这个朱文正就比文忠差远了，他的觉悟忒低了。不过新官上任，他小子也不敢太过分，况且大敌已近在眼前。
其实远处的动乱并不可怕，而身边之人的反叛才是最让人畏惧的，这也是令朱老大最忌讳的。据说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他对待开国功臣的态度。
就在这年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等人又因谋反伏诛。
邵荣、赵继祖都可谓是朱元璋麾下的高级将领了，邵荣的地位既在徐达等人之上，赵继祖也是同常遇春、邓愈等人平级的。
邵荣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而按照《明实录》中的记载说：邵荣与朱老大同起兵于濠梁，他“粗勇善战”，功绩显赫，朱老大待之甚厚。自平定处州之乱后，邵荣愈加的居功自傲，且觊觑之心日重，每每口出怨言。邵荣部将准备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朱老大，邵荣为此惧不自安，才赶紧与赵继祖等伺机阴谋作乱。
有一次，朱老大在三山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伏兵门内准备对付朱老大。这时朱老大感到了异常，于是换了服装改从其他道路回去了。邵荣既没有得逞，又被手下的宋国兴告到了朱老大那里，朱老大于是将邵荣叫来当面对质。没想到这邵荣倒也干脆，他对反状供认不讳，只道：“死而已。”
不想朱元璋念及战友之情，却下不了这个狠心，他只将邵荣等暂时拘禁了起来，又召集诸将道：“咱没有辜负过邵荣，而如今他竟如此，大家看该如何处理呢？”这分明是要大家表态，要大家与邵荣划清界线。
没想到常遇春却深明大义，他道：“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力主杀掉邵荣。
朱老大见常同志如此坚决，心里也就塌实了，于是“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邵荣等）诀，皆就诛。”这可能朱元璋在作秀，也有可能确是兔死狐悲、惺惺相惜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明实录》中的记载是不能尽信的。
对于邵荣谋反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是朱元璋清洗郭子兴旧部的一种继续，而且他分明使的是“打草惊蛇”、“请君入瓮”之计——他故意惊动邵荣，然后迫其作乱；而自己则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专门等着邵荣往自己设计好的圈套里钻，最后再将邵荣抓个现形。
另外，按照其他史料上的记载说，邵荣分明已有求饶之意。当朱元璋质问邵荣等人时，说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邵荣回答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邵荣避重就轻，将责任归咎于朱元璋。
朱元璋请他饮酒，他却不喝，只是追悔而泣。朱元璋也很难过，但是赵继祖却很认命，他呼喊着对邵荣说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他认为应该早下手除掉朱元璋，这样也不至于今日落一个兔死狗烹的可怜下场。
朱元璋想要给他们留条活路，“禁锢终身，听其自死”。但是常遇春却说道：“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
常同志认为应该杀一儆百，而且言之凿凿。最后，朱元璋便命人勒死了邵荣等人，并抄了他们的家。
不管如何，此中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邵荣的确有反心，不然朱元璋也不会对他痛下杀手。
邵荣既非朱元璋的嫡系，而且在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出任左丞相之前，他与邵荣也一度曾是平级的，只不过朱元璋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罢了。在郭氏兄弟被除掉后，邵荣应该大致掌握着原郭子兴旧部，这样他与朱元璋的派系纷争也就显而易见了。
对于身居朱元璋之下，能力出众的邵荣自然也是不甘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爆发的。《国榷》的作者谈迁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曾说：“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当时，朱元璋与邵荣等人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但是当朱元璋一路由平章、左丞相而至于吴国公后，邵荣的心理自然愈加不平衡。
而朱元璋对此肯定也早有觉察，早有防范。他既杀郭氏兄弟，势必会有人不服；而且邵荣的存在，本身也是对于朱元璋权威的一个巨大挑战。
那么，邵荣等人为什么会选择“至正二十二年七月”这个时间谋反呢？显然，这跟之前浙江、江西的那几次叛乱有关系。此时朱元璋根基动摇，邵荣则新近得到了平乱处州的威望，正是其向朱元璋发难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我看来可能还有一个因素：邵荣之前一直没有敢于轻举妄动，可能是觉得还不好下手，他一直在等待着有利时机。终于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他不能再等了，因为眼看朱元璋就要脱胎换骨了——之前，邵荣自己与朱元璋名义上都是小明王的臣属，可是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小明王的势力眼看就要被消灭殆尽，此时的朱元璋却大有自立之势。一旦朱元璋称王，那么不仅邵荣与朱元璋有了主臣之分，而且朱元璋的势力还会愈加巩固，到时就更难图谋了。
我们不妨再看个相似的例子：在新莽末年的大起义时，刘秀的长兄刘縯因为勇敢善战且足智多谋，逐渐成为了绿林军的主心骨；但是他为了顾全大局，最后竟将“更始帝”的皇冠让与了族弟刘玄。
在这个时候，如果刘縯拒不相让，那么他完全是有能力夺得皇冠的，只是起义军的整体实力会削弱。但是到更始帝刘玄推翻了新莽政权之后，他却回过头来轻而易举地就处死了刘縯。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刘玄的势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已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朱元璋消灭邵荣等人，不过是他清洗郭氏兄弟的一个延续罢了。这也是朱元璋的狠辣与高明之处：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从容不迫地清洗内部，以损伤元气换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与朱元璋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牺牲运作效率换取稳定秩序的策略，可谓一脉相承。所以，在明朝建国的过程中，邵荣的遭遇，堪称轻描淡写的关键一幕。”（《邵荣事迹钩沉》）
5、血染的风采
至正二十三年是对于朱元璋事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年，他本人在清醒地坐观时局之后，也预感到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至正二十二年上半年可谓是多灾多难，到了下半年，除江西的吉安失而复得以外，境内大体还算平静。朱元璋打算抓紧时机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为更大的战略行动做好准备。
至正二十二年十月，设关市批验所，管理征收商税，促进货物流通。
至正二十三年一开春，朱老大便重申将士屯田之令，他传谕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只有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来比较其他地方，同样的土地却所得有多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说明有人勤劳有人懒惰。自今以后诸将宜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这群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士们俨然已变为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
“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盼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
不过，平静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被很快打破了。
在南线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线的主意，这年二月，张士诚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占据的安丰①。
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残兵败将，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朱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里回来，他力阻朱老大去救援安丰，他说：“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你要是救回他来，又将往哪里摆呢？
但是朱老大主意已定，他或许认为：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士诚就会愈加猖狂起来；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让他们的势力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士诚的地盘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形成对于应天政权新月形包围的态势。
第二，通过前几次，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怕了、打疼了，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大动作。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也可以将小明王彻底控制起来。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朱老大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地教训一下张士诚，朱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于是亲率20万主力大军北上以援救安丰。
由此，洪都保卫战、鄱阳湖决战的两场大幕也将因之拉开。
① 今安徽寿县，约在南京的西北面四百里处。
三月，朱元璋便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了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得以突围到了朱元璋军中。不过有的书上也写刘福通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元璋设计害死的。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朱元璋大军到了，连忙部署防御，准备力抗朱家军。
朱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了攻击，不利，反遭吕珍部的围攻；于是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结果吕珍这个手下败将还是不长进，竟三战三败，被打得抱头鼠窜，乃至退出了安丰。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虽然是陈友谅方面的人，但在对付朱元璋方面，他们却与张士诚是一致的。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来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朱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他却留下了徐达并命其围攻庐州，因为左君弼部对于应天的威胁也很大，而安丰却被一伙元军乘间所占领。
小明王最后被安置在了滁州，本来他就是徒有虚名，按照《国榷》中的记载说：韩林儿“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只懂得享受的公子哥儿。
然而，这边征尘仆仆的朱老大还没有在应天坐稳，西线就传来消息说陈友谅大军已经紧紧包围了洪都。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呢！近两年以来，他被朱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力，丧土失地，“忿其国土日蹙”；若长此以往，他姓陈的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他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首要的还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
上次龙湾之战的失利有些偶然，而且那时自己的水师仍然称不上强大。这一次，为了扭转战局，为了占有水军的绝对的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民力，特意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主力数百舰只比之此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级上的人说话其他级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还都用铁皮包裹了起来。
对此，陈皇帝是非常自信的，“自为必胜之计”，他明白自己报仇血耻的时刻就要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激励将士们的斗志，陈友谅特一同装载着自己的“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这一年是闰三月，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已是四月份。
有人也许会疑问了：为什么陈家军会首战洪都？而不趁着应天空虚直捣应天？
就我看来，陈友谅选择的是一条自以为稳妥的进军路线。上次他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还在自己手里，无后顾之忧；如今他只有先行拿下洪都，并以鄱阳湖地区为基地，才更利于自己东下。
另外，洪都毗邻鄱阳湖，且是江西的腹心，也正好发挥陈家军的水师威力，反正在他陈皇帝看来取洪都是易如反掌。洪都一得，也涨了士气。
不过，这一次他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他极其过分地高估了自己，以至于自蹈死地，付出了无可挽回的惨重代价。
洪都就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虽然它不紧邻鄱阳湖，可是它与鄱阳湖之间却有水路（赣江）可以贯通。前面已经交代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移动了三十步，如此一来陈家军的巨舰就无法迫近登城了。
历来都记载说陈友谅此次共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其总兵力为60万人。可是，今天的很多学者都怀疑这一数字，而我们从先前陈家军的出兵规模上看，“60万”的确是值得怀疑的，而史书上说“60万”便有夸大朱元璋武功的嫌疑。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家属、有关随员不计算入内的话，陈家军此来也就40万上下而已。
尤其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朱元璋部在当时的总兵力也已不下40万人，其与陈部已是旗鼓相当，或者只是略占下风而已——当然，陈皇帝留守后方的估计仍有不下十万之众，而朱元璋则更不可能全部投入自己的兵力与陈友谅决战。
朱元璋一贯讲究的是“兵在精而不在多”，当然人数太少也不行。而陈友谅使的既是人海战术，而其阵容又是极其豪华，所以当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其气势是相当强盛的。
朱文正作为洪都主将，作为糟蹋良家妇女的邪恶分子，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当时洪都城内据说有守军2万之众，与敌人相比，显然是势单力弱。但朱文正等人仍旧选择了坚守，他是这样与诸将安排守城任务的：参政邓愈守敌人正面的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士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除了文正居中节制诸军外，他还亲自率领着精锐二千往来做救火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这些守城的将领，看看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创造奇迹。邓愈不用说了，这是一位百战名将，有他在，朱元璋也就放心多了。那么朱文正呢？他真的可以堪称为一代名将吗？洪都奇迹的创造，到底又与他有多少关系呢？我就不再赘言了，还是读者自己慢慢体会吧。
再说元帅赵德胜，他也是朱元璋的老部下了，其人“状貌魁伟，膂力绝人，善用槊，人称为‘黑赵’”，其个性刚直沉鸷，驭下严肃，“一号令之加，旗帜为之改色”，极是个号令严明的主儿。他每次跟从大将们出征，往往恪守军令，不违尺寸。虽然他也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草莽，却能“随机应变，料敌如神，动与古名将合”。他一向立功颇多，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张士德可能就是他擒住的；老赵最终被升擢为了怀远大将军、中翼左副元帅，后又升为后翼统军元帅，也算是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高级将领了。
难能可贵的是，他临阵不惧，奋不顾身，最终不幸在洪都战死。而在协助文正守洪都的过程中，他的功绩在诸将中也是最多的。他死后，朱元璋可谓痛念不已。
再看指挥薛显，他的名气虽然不是很大，但朱元璋后来却如此评价道：“薛显、傅友德勇略冠军，可当一面。”竟将他与傅友德这样的名将相提并论，自然可以想见其威猛。他在一次战役时甚至功劳超过了常遇春，以至受到了朱元璋的特别嘉奖。
至于牛海龙等人，因为史料阙如，看来是稍逊一筹了。
至正二十三年是对于朱元璋事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年，他本人在清醒地坐观时局之后，也预感到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至正二十二年上半年可谓是多灾多难，到了下半年，除江西的吉安失而复得以外，境内大体还算平静。朱元璋打算抓紧时机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为更大的战略行动做好准备。
至正二十二年十月，设关市批验所，管理征收商税，促进货物流通。
至正二十三年一开春，朱老大便重申将士屯田之令，他传谕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只有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来比较其他地方，同样的土地却所得有多寡，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说明有人勤劳有人懒惰。自今以后诸将宜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这群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士们俨然已变为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
“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盼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
不过，平静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被很快打破了。
在南线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线的主意，这年二月，张士诚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占据的安丰①。
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残兵败将，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朱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里回来，他力阻朱老大去救援安丰，他说：“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你要是救回他来，又将往哪里摆呢？
但是朱老大主意已定，他或许认为：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士诚就会愈加猖狂起来；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让他们的势力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士诚的地盘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形成对于应天政权新月形包围的态势。
第二，通过前几次，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怕了、打疼了，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大动作。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也可以将小明王彻底控制起来。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朱老大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地教训一下张士诚，朱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于是亲率20万主力大军北上以援救安丰。
由此，洪都保卫战、鄱阳湖决战的两场大幕也将因之拉开。
① 今安徽寿县，约在南京的西北面四百里处。
三月，朱元璋便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了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得以突围到了朱元璋军中。不过有的书上也写刘福通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元璋设计害死的。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朱元璋大军到了，连忙部署防御，准备力抗朱家军。
朱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了攻击，不利，反遭吕珍部的围攻；于是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结果吕珍这个手下败将还是不长进，竟三战三败，被打得抱头鼠窜，乃至退出了安丰。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虽然是陈友谅方面的人，但在对付朱元璋方面，他们却与张士诚是一致的。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来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朱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他却留下了徐达并命其围攻庐州，因为左君弼部对于应天的威胁也很大，而安丰却被一伙元军乘间所占领。
小明王最后被安置在了滁州，本来他就是徒有虚名，按照《国榷》中的记载说：韩林儿“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只懂得享受的公子哥儿。
然而，这边征尘仆仆的朱老大还没有在应天坐稳，西线就传来消息说陈友谅大军已经紧紧包围了洪都。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呢！近两年以来，他被朱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力，丧土失地，“忿其国土日蹙”；若长此以往，他姓陈的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他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首要的还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
上次龙湾之战的失利有些偶然，而且那时自己的水师仍然称不上强大。这一次，为了扭转战局，为了占有水军的绝对的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民力，特意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主力数百舰只比之此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级上的人说话其他级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还都用铁皮包裹了起来。
对此，陈皇帝是非常自信的，“自为必胜之计”，他明白自己报仇血耻的时刻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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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看来，陈友谅选择的是一条自以为稳妥的进军路线。上次他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还在自己手里，无后顾之忧；如今他只有先行拿下洪都，并以鄱阳湖地区为基地，才更利于自己东下。
另外，洪都毗邻鄱阳湖，且是江西的腹心，也正好发挥陈家军的水师威力，反正在他陈皇帝看来取洪都是易如反掌。洪都一得，也涨了士气。
不过，这一次他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他极其过分地高估了自己，以至于自蹈死地，付出了无可挽回的惨重代价。
洪都就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虽然它不紧邻鄱阳湖，可是它与鄱阳湖之间却有水路（赣江）可以贯通。前面已经交代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移动了三十步，如此一来陈家军的巨舰就无法迫近登城了。
历来都记载说陈友谅此次共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其总兵力为60万人。可是，今天的很多学者都怀疑这一数字，而我们从先前陈家军的出兵规模上看，“60万”的确是值得怀疑的，而史书上说“60万”便有夸大朱元璋武功的嫌疑。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家属、有关随员不计算入内的话，陈家军此来也就40万上下而已。
尤其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朱元璋部在当时的总兵力也已不下40万人，其与陈部已是旗鼓相当，或者只是略占下风而已——当然，陈皇帝留守后方的估计仍有不下十万之众，而朱元璋则更不可能全部投入自己的兵力与陈友谅决战。
朱元璋一贯讲究的是“兵在精而不在多”，当然人数太少也不行。而陈友谅使的既是人海战术，而其阵容又是极其豪华，所以当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其气势是相当强盛的。
朱文正作为洪都主将，作为糟蹋良家妇女的邪恶分子，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当时洪都城内据说有守军2万之众，与敌人相比，显然是势单力弱。但朱文正等人仍旧选择了坚守，他是这样与诸将安排守城任务的：参政邓愈守敌人正面的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士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除了文正居中节制诸军外，他还亲自率领着精锐二千往来做救火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这些守城的将领，看看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创造奇迹。邓愈不用说了，这是一位百战名将，有他在，朱元璋也就放心多了。那么朱文正呢？他真的可以堪称为一代名将吗？洪都奇迹的创造，到底又与他有多少关系呢？我就不再赘言了，还是读者自己慢慢体会吧。
再说元帅赵德胜，他也是朱元璋的老部下了，其人“状貌魁伟，膂力绝人，善用槊，人称为‘黑赵’”，其个性刚直沉鸷，驭下严肃，“一号令之加，旗帜为之改色”，极是个号令严明的主儿。他每次跟从大将们出征，往往恪守军令，不违尺寸。虽然他也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草莽，却能“随机应变，料敌如神，动与古名将合”。他一向立功颇多，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张士德可能就是他擒住的；老赵最终被升擢为了怀远大将军、中翼左副元帅，后又升为后翼统军元帅，也算是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高级将领了。
难能可贵的是，他临阵不惧，奋不顾身，最终不幸在洪都战死。而在协助文正守洪都的过程中，他的功绩在诸将中也是最多的。他死后，朱元璋可谓痛念不已。
再看指挥薛显，他的名气虽然不是很大，但朱元璋后来却如此评价道：“薛显、傅友德勇略冠军，可当一面。”竟将他与傅友德这样的名将相提并论，自然可以想见其威猛。他在一次战役时甚至功劳超过了常遇春，以至受到了朱元璋的特别嘉奖。
至于牛海龙等人，因为史料阙如，看来是稍逊一筹了。
闲言少叙，试看鹿死谁手，还是在手底下见真章吧。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昔日写就《腾王阁序》这等传世名篇的人间胜地，就要上演一场空前壮烈的大血战了。
陈友谅首先集中兵力向邓愈防守的抚州门发起了猛攻，陈家军的士兵们各戴着如簸箕状的竹盾，如蚁群般压来。当时陈家军应该拥有撞墙机一类的重装备，或者攻城时还可以得到舰载的抛石机的掩护，所以他们第一波的攻击就令抚州门一带的城墙被打坏了三十余丈，眼看敌人就要破墙而入。
不过，邓愈并不是吃素的，他指挥将士以火铳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疯狂进攻。接着，守军就在被打坏的城墙上树起了木栅栏，敌人随即又来争夺木栅，形势非常危急。这时朱文正、牛海龙等率援军赶到，文正督帅诸将死战，一面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又一面派人加紧修补被打坏的城墙，到次日天明，破损的城墙才总算修筑完成。
就是在这样紧张而残酷的攻守战中，朱家军的总管李继先、元帅牛海龙、赵国旺、许珪、万户程国胜等先后战死。
虽然首战洪都失利，但与此同时，陈家军一部却攻陷了吉安，另一路则攻陷了长江沿岸的无为州。
当然，洪都之战还在激烈的进行之中，如今眼看抚州门是块硬骨头，所以陈家军只好再改攻新城门。作为新城门守将的薛显并不只是作消极防御，他趁敌人不备，竟突然带领着一支精锐杀出了城去，乃至斩敌平章刘进昭、擒其副枢密赵祥，敌兵就这样暂时退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朱家军中有一位百户名叫徐明，其人有胆略，但是嘴上没几句实话，军中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胎里谎”。他经常出城偷袭陈家军的营寨，有时还会缴获一些良马，最后他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以至被敌人擒杀。
明初有一个人叫刘辰，他曾经是李文忠幕府中的一员，他后来写了本书叫《国初事迹》。
刘辰记载道：当洪都坚守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守城的战具就快消耗光了，而朱元璋的援军还不知在哪里；当时形势紧急，于是朱文正便派出了一名使者到陈友谅的大营中商谈投降事宜，于是陈友谅就放缓了对洪都的攻势。
当约定投降的日期到来时，洪都城上的旗帜也更换掉了，可是自早晨直到晚上，城里的守军却岿然不动。陈友谅这才明白原来朱文正这小子使的是（诈降的）缓兵之计，于是他当即杀掉了使者，又一面加紧攻城。但朱家军此时已经获得了喘息之机，仍然抱定了坚守待援的决心。
就这样，洪都一直坚守到了六月。当时洪都城还有一道水关，陈友谅见陆路不克，于是又打起了水关的主意。
陈家军增修攻具，准备破栅以入。朱文正就命一些力气大些的士兵专门操着长槊从栅内刺杀敌人，敌人一时不能近前，就试着抢夺伸出栅栏的长槊。朱文正见状，就命人将长些铁戟、铁钩一类烧得通红，然后用它们去刺杀敌人；敌人还想来夺，结果“手皆灼烂，不得进。”攻守双方不断斗法，最后陈家军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能攻破水关。
很快，陈友谅就黔驴技穷了，但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拿下洪都，于是他又不得不改攻宫步、士步二门，等待他的又是守将赵德胜奋力抵抗。
陈家军仍然没有占到便宜，城下已是血流成河。可是不巧的是，当一天夜幕时分老赵坐在宫步门楼上指挥作战时，流矢却射中了他的腰部，且深入六寸，因为脑部和腰部是人体的两大要害，所以老赵终因重伤而死。
眼看洪都被围已经两月有余，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敌人所切断。
为了向老叔及时通报战况，文正特派遣了手下千户张子明突围至应天向朱元璋告急。张子明从水路昼伏夜出，终于在半个月后见到了朱老大，并将洪都的情况详细汇报了朱老大。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就是张子明到应天究竟是何意图？难道他是去搬救兵吗？不尽然。
对于陈家军围困洪都一事，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朱元璋当然已经获悉。但是，从四月到六月，徐达所率领的主力军仍然在围攻庐州，这就表明朱元璋对于洪都的局势所持的是观望态度——守得住，当然好；守不住，文正、邓愈等人大可以突围出来，这就要看天命了。
虽然洪都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也并不是非救不可，别说是一个洪都丢了，即便是安庆、池州、太平这些应天上游的重要城池，不一样可以再夺回来吗？显然，朱元璋有意救援洪都的说法，其实只是以往大家所一贯的误解而已，因为朱元璋要救早就救了，而他一向用兵持重，在不熟悉敌情、不了解洪都城内状况的情势下，也是不可能贸然出兵的，他老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还有些学者认为，朱文正等人坚守洪都“为朱元璋赢得了南还组织救援的宝贵时间”，这自然也是不够确切的说法，一来朱元璋起初并无救援意图，二来朱元璋对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也是始料不及的。
因此，朱元璋向张子明问道：“陈友谅兵势何如？”
张子明回答道：“陈家军兵力虽盛，但因战斗减员的也不少。如今江水日涸，敌人的巨舰将难以施展，而且他们出师日久，粮食供应已经困难，如果主公您派出援兵，就一定可以打败敌人！”
当然，张子明有搬救兵的意图，但会不会救就取决于朱元璋了；尤其趁机消灭陈友谅才是目的，救援洪都只是客观效果之一。
正是张子明的这一句话，这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从根本上决定了朱元璋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他原本并没有过早同陈家军决战的企图，但这一次，他发现了难得的战机，可谓千载难逢！
最后，朱老大一脸决绝地对张子明说道：“你回去，告诉文正，让他想办法再坚守一个月，咱将亲自领大军前往，让他尽可放心！”
张子明兴冲冲地返回了洪都，不过当他来至鄱阳湖湖口时，他却不幸被陈家军俘获。陈皇帝亲自向他诱降道：“若能诱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贵。”
张子明点了头，可是当他来到洪都城下时，他却向上面的朱文正等人大喊道：“大军且至，但固守以待！”陈皇帝大怒，遂杀张子明。
张子明的功劳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他，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大决战。所以他后来被追封为“忠节侯”，并得以配享洪都功臣庙。
就是在洪都保卫战刚刚打响时，朱家军的东线也出了大漏洞——朱文正、徐达二位的岳丈即诸全守将枢密院判谢再兴发动了叛乱，后来他也投降了张士诚。
谢再兴的谋反纯粹是由他对于朱老大的不满引起的。先前，老谢麾下有左总管、縻万户两名心腹，这二位两人常暗中派人去杭州贩卖违禁品，当此事被朱老大侦知后，他也惟恐此举中会有人泄露一些国家机密，因为杭州是敌占区，张士诚又善使间谍。所以他“拘拿左、糜二人杀之，以首悬于再兴厅上”，分明是要警告老谢。
还有一件事，就是朱老大擅自主婚，将老谢的次女嫁给了徐达，然后才统治老谢到应天来“听宣谕”。后来，朱老大又命参军李梦庚到诸全去节制军马，而老谢听从其调遣。老谢愧出人下，于是口出怨言道：“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
终于，老谢怒了。他与诸全知府栾凤串通一气，擒住了李梦庚等人，并以诸全全城军马赴绍兴投降了张士诚。
当时，老谢的弟弟谢三、谢五正在余杭驻守，李文忠恐其有变，便率先以兵马将余杭围困。文忠招降谢氏兄弟，谢五在城头跟文忠约定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兄弟的性命，我们就一定投降。”文忠指天发誓说：“我是总兵官，不得杀你。”谢三、谢五于是以城投降。
可是当谢家兄弟被押赴应天后，朱老大执意要严惩他们，文忠于是上奏说自己已有言在先，不然将失信于人，以后就没人肯投降了。但是朱元璋却回信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仍将谢五凌迟了。”看来文忠的面子还是小。
在老谢谋反这件事情上，本来是朱老大理屈，可是他却仍以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毫不知情的谢家兄弟，这就说明：他对于背叛行为是极端仇视的，一定要变本加厉地予以惩戒，以警来者。
这也再次暴露出了他个性中狠辣、歹毒的一面，凡有犯其权威者，绝不姑息、手软。
西线既然吃紧，老谢及东线的事朱老大自然是暂时过问不了了，只有留待将来解决了。
当洪都激战正酣的时候，徐达、常遇春等人正在受命围攻庐州城。庐州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硬骨头，其城三面阻水，易守难攻。
有一天，左君弼突然在城上设了钓桥，徐达见状道：“左君弼这个老小子像老鼠一样藏在城内那么多天都不出来，今日他突然如此，难道是夜里要劫我军大营吗？”于是他便令军中严为戒备。
果然，到了这天夜半时分，朱家军听到钓桥有声，当反应过来时，左君弼的军队已经来到了大营边。于是“营中万弩俱发”，左君弼部没占到便宜，于是急忙退走。徐达因此命令大军追击敌人，左军大败，入城敛兵拒守，以至徐达围攻三月不下。
需要注意的是，左君弼是个大军阀，他只是名义上归顺陈友谅而已，其麾下守军少说也有数万之众；而且左君弼经营老巢庐州已经十年之久，显然不可能轻易就被拿下，必须采取长久围困的法子。
这就形成了一道非常奇特的战争景观：当陈家军全力围攻洪都时，而与此同时，朱家军却在全力围攻庐州，结果双方都被顿兵于坚城之下。
如今，鉴于洪都前线的情形，朱老大于是毅然决定调回徐达主力，在鄱阳湖与陈家军决一死战。当时朱老大是这样对徐达等同志说的：“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他似乎有些后悔先前的举动了。
七月，朱老大亲率徐达、常遇春诸将救援洪都，就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拉开了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陈家军打洪都还是朱家军打庐州，客观上都是一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
当朱家军援救安丰时，如果陈家军主力全力东下围攻空虚的应天，那么形势也许就将对朱元璋部大为不利了；即使陈家军拿不下应天，也足可以水师的优势封锁住长江，并将朱家军主力阻隔在江北，日久朱家军补给出现困难，必生变故。若左君弼等人再蹑从后，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陈家军却绕道去围攻洪都，选择了这样一条相对稳妥也相对鸡肋的进攻路线，实在是让人不能不对陈皇帝的战略战术水平产生置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有时候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风险越大往往收益也大，有时候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
而与之相应的是，朱元璋的决策失误也是非常明显的，此时的他也许太过轻敌了，他也许更没料到陈皇帝已经拥有了如此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但他却最终侥幸地逃过了一劫，实在是拜陈友谅的失算所赐。
事后，朱元璋还有些后怕地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
当然，假如陈友谅真的兵发应天，那么朱元璋未必会败得很惨，只是他的事业大概要遭遇到巨大的坎坷而已，因为陈友谅实在算不上一个难缠的对手。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昔日写就《腾王阁序》这等传世名篇的人间胜地，就要上演一场空前壮烈的大血战了。
陈友谅首先集中兵力向邓愈防守的抚州门发起了猛攻，陈家军的士兵们各戴着如簸箕状的竹盾，如蚁群般压来。当时陈家军应该拥有撞墙机一类的重装备，或者攻城时还可以得到舰载的抛石机的掩护，所以他们第一波的攻击就令抚州门一带的城墙被打坏了三十余丈，眼看敌人就要破墙而入。
不过，邓愈并不是吃素的，他指挥将士以火铳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疯狂进攻。接着，守军就在被打坏的城墙上树起了木栅栏，敌人随即又来争夺木栅，形势非常危急。这时朱文正、牛海龙等率援军赶到，文正督帅诸将死战，一面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又一面派人加紧修补被打坏的城墙，到次日天明，破损的城墙才总算修筑完成。
就是在这样紧张而残酷的攻守战中，朱家军的总管李继先、元帅牛海龙、赵国旺、许珪、万户程国胜等先后战死。
虽然首战洪都失利，但与此同时，陈家军一部却攻陷了吉安，另一路则攻陷了长江沿岸的无为州。
当然，洪都之战还在激烈的进行之中，如今眼看抚州门是块硬骨头，所以陈家军只好再改攻新城门。作为新城门守将的薛显并不只是作消极防御，他趁敌人不备，竟突然带领着一支精锐杀出了城去，乃至斩敌平章刘进昭、擒其副枢密赵祥，敌兵就这样暂时退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朱家军中有一位百户名叫徐明，其人有胆略，但是嘴上没几句实话，军中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胎里谎”。他经常出城偷袭陈家军的营寨，有时还会缴获一些良马，最后他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以至被敌人擒杀。
明初有一个人叫刘辰，他曾经是李文忠幕府中的一员，他后来写了本书叫《国初事迹》。
刘辰记载道：当洪都坚守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守城的战具就快消耗光了，而朱元璋的援军还不知在哪里；当时形势紧急，于是朱文正便派出了一名使者到陈友谅的大营中商谈投降事宜，于是陈友谅就放缓了对洪都的攻势。
当约定投降的日期到来时，洪都城上的旗帜也更换掉了，可是自早晨直到晚上，城里的守军却岿然不动。陈友谅这才明白原来朱文正这小子使的是（诈降的）缓兵之计，于是他当即杀掉了使者，又一面加紧攻城。但朱家军此时已经获得了喘息之机，仍然抱定了坚守待援的决心。
就这样，洪都一直坚守到了六月。当时洪都城还有一道水关，陈友谅见陆路不克，于是又打起了水关的主意。
陈家军增修攻具，准备破栅以入。朱文正就命一些力气大些的士兵专门操着长槊从栅内刺杀敌人，敌人一时不能近前，就试着抢夺伸出栅栏的长槊。朱文正见状，就命人将长些铁戟、铁钩一类烧得通红，然后用它们去刺杀敌人；敌人还想来夺，结果“手皆灼烂，不得进。”攻守双方不断斗法，最后陈家军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能攻破水关。
很快，陈友谅就黔驴技穷了，但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拿下洪都，于是他又不得不改攻宫步、士步二门，等待他的又是守将赵德胜奋力抵抗。
陈家军仍然没有占到便宜，城下已是血流成河。可是不巧的是，当一天夜幕时分老赵坐在宫步门楼上指挥作战时，流矢却射中了他的腰部，且深入六寸，因为脑部和腰部是人体的两大要害，所以老赵终因重伤而死。
眼看洪都被围已经两月有余，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敌人所切断。
为了向老叔及时通报战况，文正特派遣了手下千户张子明突围至应天向朱元璋告急。张子明从水路昼伏夜出，终于在半个月后见到了朱老大，并将洪都的情况详细汇报了朱老大。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就是张子明到应天究竟是何意图？难道他是去搬救兵吗？不尽然。
对于陈家军围困洪都一事，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朱元璋当然已经获悉。但是，从四月到六月，徐达所率领的主力军仍然在围攻庐州，这就表明朱元璋对于洪都的局势所持的是观望态度——守得住，当然好；守不住，文正、邓愈等人大可以突围出来，这就要看天命了。
虽然洪都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也并不是非救不可，别说是一个洪都丢了，即便是安庆、池州、太平这些应天上游的重要城池，不一样可以再夺回来吗？显然，朱元璋有意救援洪都的说法，其实只是以往大家所一贯的误解而已，因为朱元璋要救早就救了，而他一向用兵持重，在不熟悉敌情、不了解洪都城内状况的情势下，也是不可能贸然出兵的，他老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还有些学者认为，朱文正等人坚守洪都“为朱元璋赢得了南还组织救援的宝贵时间”，这自然也是不够确切的说法，一来朱元璋起初并无救援意图，二来朱元璋对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也是始料不及的。
因此，朱元璋向张子明问道：“陈友谅兵势何如？”
张子明回答道：“陈家军兵力虽盛，但因战斗减员的也不少。如今江水日涸，敌人的巨舰将难以施展，而且他们出师日久，粮食供应已经困难，如果主公您派出援兵，就一定可以打败敌人！”
当然，张子明有搬救兵的意图，但会不会救就取决于朱元璋了；尤其趁机消灭陈友谅才是目的，救援洪都只是客观效果之一。
正是张子明的这一句话，这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从根本上决定了朱元璋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他原本并没有过早同陈家军决战的企图，但这一次，他发现了难得的战机，可谓千载难逢！
最后，朱老大一脸决绝地对张子明说道：“你回去，告诉文正，让他想办法再坚守一个月，咱将亲自领大军前往，让他尽可放心！”
张子明兴冲冲地返回了洪都，不过当他来至鄱阳湖湖口时，他却不幸被陈家军俘获。陈皇帝亲自向他诱降道：“若能诱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贵。”
张子明点了头，可是当他来到洪都城下时，他却向上面的朱文正等人大喊道：“大军且至，但固守以待！”陈皇帝大怒，遂杀张子明。
张子明的功劳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他，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大决战。所以他后来被追封为“忠节侯”，并得以配享洪都功臣庙。
就是在洪都保卫战刚刚打响时，朱家军的东线也出了大漏洞——朱文正、徐达二位的岳丈即诸全守将枢密院判谢再兴发动了叛乱，后来他也投降了张士诚。
谢再兴的谋反纯粹是由他对于朱老大的不满引起的。先前，老谢麾下有左总管、縻万户两名心腹，这二位两人常暗中派人去杭州贩卖违禁品，当此事被朱老大侦知后，他也惟恐此举中会有人泄露一些国家机密，因为杭州是敌占区，张士诚又善使间谍。所以他“拘拿左、糜二人杀之，以首悬于再兴厅上”，分明是要警告老谢。
还有一件事，就是朱老大擅自主婚，将老谢的次女嫁给了徐达，然后才统治老谢到应天来“听宣谕”。后来，朱老大又命参军李梦庚到诸全去节制军马，而老谢听从其调遣。老谢愧出人下，于是口出怨言道：“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
终于，老谢怒了。他与诸全知府栾凤串通一气，擒住了李梦庚等人，并以诸全全城军马赴绍兴投降了张士诚。
当时，老谢的弟弟谢三、谢五正在余杭驻守，李文忠恐其有变，便率先以兵马将余杭围困。文忠招降谢氏兄弟，谢五在城头跟文忠约定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兄弟的性命，我们就一定投降。”文忠指天发誓说：“我是总兵官，不得杀你。”谢三、谢五于是以城投降。
可是当谢家兄弟被押赴应天后，朱老大执意要严惩他们，文忠于是上奏说自己已有言在先，不然将失信于人，以后就没人肯投降了。但是朱元璋却回信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仍将谢五凌迟了。”看来文忠的面子还是小。
在老谢谋反这件事情上，本来是朱老大理屈，可是他却仍以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毫不知情的谢家兄弟，这就说明：他对于背叛行为是极端仇视的，一定要变本加厉地予以惩戒，以警来者。
这也再次暴露出了他个性中狠辣、歹毒的一面，凡有犯其权威者，绝不姑息、手软。
西线既然吃紧，老谢及东线的事朱老大自然是暂时过问不了了，只有留待将来解决了。
当洪都激战正酣的时候，徐达、常遇春等人正在受命围攻庐州城。庐州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硬骨头，其城三面阻水，易守难攻。
有一天，左君弼突然在城上设了钓桥，徐达见状道：“左君弼这个老小子像老鼠一样藏在城内那么多天都不出来，今日他突然如此，难道是夜里要劫我军大营吗？”于是他便令军中严为戒备。
果然，到了这天夜半时分，朱家军听到钓桥有声，当反应过来时，左君弼的军队已经来到了大营边。于是“营中万弩俱发”，左君弼部没占到便宜，于是急忙退走。徐达因此命令大军追击敌人，左军大败，入城敛兵拒守，以至徐达围攻三月不下。
需要注意的是，左君弼是个大军阀，他只是名义上归顺陈友谅而已，其麾下守军少说也有数万之众；而且左君弼经营老巢庐州已经十年之久，显然不可能轻易就被拿下，必须采取长久围困的法子。
这就形成了一道非常奇特的战争景观：当陈家军全力围攻洪都时，而与此同时，朱家军却在全力围攻庐州，结果双方都被顿兵于坚城之下。
如今，鉴于洪都前线的情形，朱老大于是毅然决定调回徐达主力，在鄱阳湖与陈家军决一死战。当时朱老大是这样对徐达等同志说的：“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他似乎有些后悔先前的举动了。
七月，朱老大亲率徐达、常遇春诸将救援洪都，就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拉开了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陈家军打洪都还是朱家军打庐州，客观上都是一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
当朱家军援救安丰时，如果陈家军主力全力东下围攻空虚的应天，那么形势也许就将对朱元璋部大为不利了；即使陈家军拿不下应天，也足可以水师的优势封锁住长江，并将朱家军主力阻隔在江北，日久朱家军补给出现困难，必生变故。若左君弼等人再蹑从后，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陈家军却绕道去围攻洪都，选择了这样一条相对稳妥也相对鸡肋的进攻路线，实在是让人不能不对陈皇帝的战略战术水平产生置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有时候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风险越大往往收益也大，有时候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
而与之相应的是，朱元璋的决策失误也是非常明显的，此时的他也许太过轻敌了，他也许更没料到陈皇帝已经拥有了如此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但他却最终侥幸地逃过了一劫，实在是拜陈友谅的失算所赐。
事后，朱元璋还有些后怕地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
当然，假如陈友谅真的兵发应天，那么朱元璋未必会败得很惨，只是他的事业大概要遭遇到巨大的坎坷而已，因为陈友谅实在算不上一个难缠的对手。
6、大决战
就在大军出发前，朱老大特意鼓舞诸将道：“陈友谅构兵不已，复围洪都，彼累败不悟，是天夺其魄而促之亡也！吾当亲往，尔诸将其各整舟楫，率士马以从。”
陈友谅穷兵黩武、屡败不悟，天欲其亡、先令其狂，消灭他的时刻到了！大伙跟我来！
这一天，朱家军在龙江中祭起大旗，清点舟师凡二十万众，其中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帐前亲军指挥使冯国胜、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随从出征，当然还有参谋刘基等人。
就在船队经过新河口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大鱼，不少人都把它说成是“龙”，真是好兆头啊！不过也有倒霉的，因为大风把冯国胜的座船给吹翻了，朱老大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于是就不得不命令冯国胜返回了应天——要说运气，这冯老二一辈子确实够衰的，到头来不得好死；若论战斗力，他也算是当世一流了；鄱阳湖决战朱老大不用他，这真是有点可惜了。
而陈友谅的另一大失算，还在于他没有留下重兵守住鄱阳湖湖口，这样一来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也许他根本没有料到朱元璋敢来。所以当朱元璋大军到达湖口时，朱元璋便“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复以一军屯南湖觜以遏友谅归师，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防其奔逸。”朱家军封锁住了湖口，将陈友谅的归路彻底堵住了。
此时，距离陈友谅首战洪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八十五天，当陈皇帝听闻到朱元璋大军到来的消息时，他先是表示震惊，继而不得不解了洪都之围，并整军东出鄱阳湖以迎战朱家军水师。
朱元璋率领诸军由松门入鄱阳湖，此时的他已是踌躇满志，他再次晓谕诸将道：“两军相斗勇者胜，陈友谅久围洪都，今闻我师至，而退兵迎战，其势必死斗。诸公当尽力，有进无退，剪灭此虏，正在今日！”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许前进不得后退，这既是动员也是告诫。
的确，朱元璋看清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能在此战中重创陈家军，那么未来西线的大局也就基本奠定了。鄱阳湖一战，只要把握得好，就一定可以创造奇迹！诸将也都明白这一道理，而且这又是一场空前的大战，所以大家也是摩拳擦掌，精神无不振奋。
目前来看，鄱阳湖是我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面积在三千平方公里以上；在元末时，估计其总面积应该不下四千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今天的好几县的面积。的确是个好战场，但大船行驶时也容易搁浅。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朱元璋大军与陈友谅大军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①附近水域遭遇。首先说兵力对比，陈家军既已在洪都之战中死伤数万之众，而朱家军也有不少留守湖口的部队，所以陈、朱双方兵力应该大致为2比1。另外，舰只数量的问题后面还会提到，但可以肯定，陈家军的舰只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二百多艘，它至少在千艘以上，而且也可能不止于巨舰。
开战在即，陈友谅将他的巨舰群紧密地排列在了一起，以先从整体气势上压倒朱家军。这时，只听朱老大给诸将打气道：“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它们虽然样子很吓人，但都挤在一起，行动不便。
于是朱元璋便把大军分为了十一队，火器、弓弩以次而列，他还告诫诸将道：“在接近敌船时，要先发火器，再用弓弩。等到靠上去时，再以短兵相接。”
第一天也就是安排部署，并没有正式进行交战。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家军的杀手锏大概在于威力巨大的抛石机一类，而且他们又迫使朱家军处于仰攻及下流的不利地位。而朱家军的技术优势主要也在于配备了先进的火器，这与朱元璋等人的一向重视分不开，当时这些火器就包括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据说刘基对火器就很有研究，也积极提倡。
在之前的渡江战役时，朱元璋就已经看到了火器的巨大威力，而且为了弥补自己技术、战术上的劣势，大力发展、装备火器，不仅可以对付陈友谅这样的强敌，也可以在将来用以对付冲击力强大的蒙古骑兵。
所以明朝军队重视火器后来就很成了传统，到永乐时还专门设立了使用热兵器的神机营；像名将戚继光在对付蒙古军队时，也是以火器取胜。
① 即今日鄱阳湖内康山。
第二天，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进兵薄战，一时间“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雷訇，波涛起立，飞火照耀”，很快“百里之内，水色尽赤”。
徐达身先诸将，奋勇向前，最后击败敌人前军，杀千五百人，并获一巨舟而还，由此军威大振。
接着，俞通海又乘风发火砲焚烧了敌船二十余艘，敌军因此被杀及被淹死的人甚多，但是朱家军面对强敌，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其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先后战死。
徐达等搏战不已，大火已经烧到了徐达的船上，敌人乘机来攻，徐达一边救火一边继续作战。朱老大见状，急忙派人前往援助徐达，由于徐达的力战，最终敌人退却了。
就在这时张定边发现了朱元璋的座船，“擒贼先擒王”，于是张定边便挥军要来袭击朱老大的座船。就在双方纠缠的过程中，朱老大的座船竟不幸搁浅了，于是船上的将士只得奋勇格斗，使得张定边等人一时无法靠近。
形势非常危急，多亏了常遇春及时赶来支援，常遇春眼疾手快又长臂善射，他竟一箭射中了张定边本人，这一下张定边才不得不知难而却。接着，又有俞通海的座船来援，他的船身所激起的水浪一下子涌到了朱老大的座船那里，这一来才让朱老大的座船重新启动了起来，以至终于摆脱了危险。有的史书上也指出，程国胜、韩成、陈兆先等将领就是在救援朱元璋的过程中牺牲的。
大船作战虽然攻击力强，但缺陷是不够灵活。精通水战的廖永忠就以飞快的小船追上了准备逃走的张定边，结果当张定边突围而去时，不仅其士卒多有死伤，连张定边本人也已身中了上百只箭，浑身像个刺猬，不死已是万幸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战的激烈程度。
过了一会儿，常遇春的船也搁浅了，朱老大麾兵来救。这时正好又有一只被敌人击败的船靠近了常遇春的船，此船也才得以重新启动。
到了日幕时分，诸军见伤亡巨大，就纷纷想要撤离战场。关键时刻，朱老大于是召集诸将，“申明约束，喻以死生利害，诸将咸举手加额，以‘死’自誓。”他分析了当前的两军态势，并要大家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抱定必死之心，是严令，更是鼓舞。
虽然兵力悬殊、装备相对劣势，可是这一天的交战下来，陈家军也并没占到多少便宜，所以朱老大的心里也就塌实了好多。但是诸军明显有畏难情绪，也不能不令他担忧。其实，他之所以力主整军再战，就是想在未来的交战中找出敌人的破绽及破敌之计，然后一击制之。
此时，他又突然考虑到后方的布防还是有些过于草率了，张士诚那边仍然不能不防，而且应天必须要有一位大将镇守，才足以威慑四方，所以他连夜派徐达返回了应天。
第二天早晨，朱老大亲自布阵，再次与陈家军交战。
诸军奋击敌舟，敌不能当，杀死、溺死者不计其数。但之前在龙湾之战中投降朱家军的猛将张志雄，却因为座船的桅杆折断造成行动困难，敌人发觉后拼命围攻，最后走投无路的张志雄只得自刎而死。
虽然陈家军在洪都之战中没有占到便宜，可是舰队得以全面展开，水战就成为了他们的长项，陈家军“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朱家军的将领丁普郎、余昶、陈弼、徐公辅等也相继战死，其中猛将丁普郎身被十余创，头都被敌人砍掉了，可是手上仍然拿着兵器好象还在作战一般，身子长立于船上而不倒，真可谓是“头没了，神留着”。他死后被追封公爵，与胡大海、耿再成等同列，已经算是很高的荣誉了。
双方势均力敌，再这样下去的话，即使朱家军得胜，也会是大伤元气的惨胜。终于又有人却步了，“我舟小，仰攻多却”。朱元璋亲自在后面督战，将士们还是有点腿软；这时他就发现右军有退却的迹象，于是下令斩杀了十余位队长，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形势相当危急，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这时候朱元璋的小舅子、手下将领郭兴就进言道：“主公，不是咱们将士不用命，而是我们实在敌不过敌人的巨舰，依我看，非用火攻不可！”有的史书上也说是刘基率先提出的“火攻”的建议。
不过在我看来，像赤壁之战这种经典战役恐怕早已人尽皆知，而火攻敌船的法子朱元璋这等聪明人也不会不知道；况且陈家军舟舰相连，规模优势非常明显，可是也最容易被纵火攻击了——只是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这天午后，双方的鏖战还在继续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终于让朱元璋逮到了一个万分难得的机遇。是时，东北风起，正朝着陈家军的方向刮去，于是朱老大急命以七艘船满载荻苇，其中装置火药，上面再扎起草人，草人身上披好甲胄，各持兵戟，使得它们远看就如同真人一样。这样就可以让敌人放松防备，敢死之士驾驶着这些船只去放火，然后再用准备好的小船逃生。
当将要迫近敌船时，敢死队员们便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须臾之间就撞到了敌船上面。“当火足够大时，你才知道，没有什么是不能燃烧的。”一天某人对我如是说，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由于火势猛烈，陈家军的数百艘舰只被点着了，“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其中五王陈友仁、陈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等都被活活烧死，朱家军又乘其后，斩首二千余级。
之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这五王陈友仁就是张士德式的人物，是陈友谅的谋主，他这一死，就跟张士诚死了老弟张士德一样，陈友谅当即气量就短了大半截，由此丧气不已。
二十三日，朱老大见敌人遭到了重创，即又召集诸将道：“友谅战败气沮，亡在旦夕，今当并力蹙之！”就是号召大家来痛打落水狗，于是诸将益自奋。
就在这时，陈家军发觉朱元璋的座船的桅杆是白色的，于是又使出了擒贼擒王的一招，想要实现绝地反击。朱元璋发觉后，就连夜将所有战船上的桅杆都涂成了白色，第二天陈家军再看到对方的船只时，一下子就晕掉了，“视莫能辨，敌益惊骇。”
《明史•刘基传》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当时朱老大正坐在胡床上督战，老刘侍立在一边，忽然他“跃起大呼”，催促朱老大赶紧换船；朱老大于是仓促之间换到了一条小船上面，还没有坐定，只见无数飞石袭来，将朱老大先前的座船给砸了个稀巴烂。真是危情一刻！
这与《明实录》中的记载是有矛盾的，但我倾向于怀疑《明史》，因为我一向反感神化古人。
之后，双方休战了几天。七月二十八日，“复联舟大战”。
鉴于先前被烧的教训，陈家军只得将巨舰拉开了打。可是由于这巨舰体型过大，运转非常不灵活，结果就遭到了朱家军的小型战船的围攻，形成了只虎博群狼之势。
老虎究竟难敌群狼，因此那些被围攻的巨舰上的人马最后多被朱家军杀戮殆尽。尤其可怜了那些划船的，他们对上面的战况懵然不知，仍旧呼号摇橹如故，待到朱家军放火烧船时，他们就都被不幸烧死了。
就在激战之时，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带领着六只船深入敌阵进行搏击，敌联大舰极力拒战，以至使得那六只船完全消失在了朱家军大队的视野中，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陷没其中。
过了一会儿，那六只船旋绕敌船而出，朱家军大队见此情景，无不激动得欢呼雀跃，勇气愈倍，合战益力，呼声动天地，乃至于“波涛起立，日为之晦”，战斗场面空前壮观、热烈。
正是在这样的勇气鼓舞下，战斗至晌午时分，陈家军大败，丢弃的军旗、器仗、辎重等遮蔽了整个湖面，这一次陈友谅是彻底的心灰意冷了。张定边眼看情势不利，想要保护着陈皇帝退保鞋山，因为中途为朱家军所阻挡，以至未能得逞，只好“敛舟自守，不敢更战”。
当俞通海、廖永忠等人平安返回时，朱老大慰劳他们道：“今天咱们所取得的这场大捷，全是你们诸位的功劳啊！”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俞通海在征讨张士诚的战争中不牺牲，如果廖永忠不与汤和一样触犯朱老大的忌讳，他们都将是首批被封为公爵的大明开国元勋。
到了这天下午，朱家军移舟于泊柴棚，距离敌船大约有五里地。朱老大多次派人前往敌人那边挑战，可是敌人却一直未敢应战。
诸将于是提议大军暂时退却以进行适当休整，可是朱元璋却说：“两军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为怯而来追，非计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无失。”为了谨慎起见，他便命大军暂时退到了一处河湾里。
当时水路狭隘，船只不能并行，朱老大深恐敌人乘机来攻，只有尽快脱离险境。到了这天夜里，朱老大命令每条船上都放置上一灯，以备船只在渡过浅滩时可以看清水道，到了天明时分，整个船队终于安全渡过了河湾，从而停泊到了鄱阳湖北岸的左蠡。而陈家军则伺机停泊在了与左蠡隔湖相对的潴矶。
双方又相持了三日，这时陈友谅所部的左、右二金吾将军皆率所部来降。
在此之前，陈皇帝见数战不利，于是与属下们商量对策，右金吾将军道：“如今水战不胜，想要出湖是不容易的，不如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
左金吾将军则道：“今虽不利，而我师犹多，尚堪一战。如果大家拼死一战，胜负仍然不可预知，怎么可以自焚船只向敌人示弱呢？万一舍舟登陆，敌人以步骑蹑我后，进不及前，退失所据，一败涂地，还怎么卷土重来？”
陈友谅犹豫不决，等到又几次交手下来，战多丧败，陈皇帝方道：“还是右金吾将军说的有道理啊！”
左金吾将军听到这句话后，很担心陈皇帝会算自己的后帐，于是便率先带领着自己的部众投降了朱家军。右金吾将军见如今大势已去，也干脆率所部来降。陈友谅失此二将，自然是兵力更加衰弱了。
朱元璋见陈友谅久不出战，便写了一封书信想要激怒他，其文辞大意道：“而今取天下的大计，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才是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为无策。先前老兄你犯我池州，我却并没有因此仇恨你，还将你部的俘虏奉还，本是将要与你和平相处，各安一方，以俟天命，这也是我待你的初衷。而老兄你不考虑消灭夷狄的大计，却先要和我为敌，所以我才在龙湾击败了你，又战了你的江州，兵锋直指你的统治腹心地区，如此江西大部才归我所有。
如今你仍不加反省，复启兵端，既困于洪都，两败于康山，你的兄弟、侄子被杀，你的数万兵将们殒命，你所以无尺寸之功，这都是因为你的举动逆天理、悖人心啊！老兄你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我长久相持；可是以老兄你平素狂暴的个性，你当是应该亲自出马和我决一死战啊，为什么偏偏又龟缩起来呢？如果你听我的话，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为吗？何去何从，你老兄早点决断吧！”
看过书信，陈皇帝果真怒了，他不仅扣留了使者，也没有回信。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陈皇帝仍然在大营中数起金字大旗，他来回往复地巡视水寨，还命令大军将俘虏的朱家军将士一律处死。
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没有进行报复，竟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为俘虏的陈家军将士治疗伤病，而且还将他们一概遣还，并下令道：“今后再俘虏敌军，一律不要杀！”
为了进一步收取人心，朱元璋还下令祭拜陈皇帝战死的亲人及将士。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一日，俞通海突然建议大军应该控扼住长江上流，因为湖水太浅，不利于阻止陈家军突围。此时刘基也密言当移军湖口，到那里等着陈皇帝送上门来，于是朱老大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当朱家军出湖口后，朱老大即命常遇春、廖永忠诸将统舟师横截湖面，迎候于陈家军的归路上；又令一军立栅于岸，以便于呼应。
朱家军布防于湖口已经有五天了，但是陈友谅仍旧不敢出战。于是朱元璋又写了封信给陈皇帝，其中道：“前些日子我曾经让人带信给老兄你，可是如今仍然不见使者回来，老兄的度量何以如此之浅呢？咱们大丈夫争雄天下，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自至正十一年以来，天下豪杰纷然并起，近来那些中原英雄又向我等大兴问罪之师，他们挟天子令诸侯，于是，淫虐之徒一扫而亡。老兄你部的‘湘阴刘’也因畏惧而投降了他们，他可是你老兄的心腹之人啊……如今江淮英雄就只剩下咱们两个还没有归顺元廷了，老兄你又何苦来挑衅于我呢？如今你既已战死了兄弟侄子以及大将，你可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老兄（江西）的土地，我已经得到了，你如今又这般死力来争夺，那也是枉然啊！今日如果你侥幸得以逃归巢穴，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除去自己的帝号来等待着真命天子出现吧。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
陈皇帝是又愤怒又不免确实有了些悔意，他仍旧没有理会朱元璋。
越是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越是能表现出一个统帅的镇定来，这朱老大竟来了作诗的雅兴。他与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赋诗，据说其中就有这样一首还算浅白的《题观音阁》：
“一色山河两国争，是谁有福是谁倾。
我来觅迹观音阁，唯有苍穹造化宏。”
抒情过后，朱老大意气弥壮，乃遣禆将率兵长驱攻打湖北靳州及江西南部的兴国，不仅将两地攻克，还缴获了十余艘大型的海船。
眼看陈家军出兵已过百日，所携带的军粮已经所剩无几，加之补给线也已被朱家军切断，是该想辙儿另外找点吃的了。于是陈皇帝就出动了五百艘战船，前往位于鄱阳湖中部北岸的都昌一带抢掠粮食。
朱文正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又派人到都昌一带放火，焚烧了不少陈家军的运粮船只，如此一来陈家军的粮食仍然没能解决，形势愈加交困了。
这里从陈家军的抢粮船只的数量我们就不难判断，即使陈家军不是一只特混舰队，那么他们的主力舰只也应该在千艘以上，也因为之前就已战损了数百艘。
坐吃山空的日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到了八月二十六日这天，穷蹙已极、进退失据的陈皇帝终于决定要突围了。
陈皇帝的老巢在武昌，所以他首先选择的突围地点就选在了湖口西面的南湖觜。当时陈家军的主力战舰（楼船）有百余艘，结果他们在南湖觜受到了朱家军将士强有力的阻挡。无奈之下，陈皇帝又想要去到湖口突围。
朱老大亲自指挥诸将进行阻击，“我舟与敌舟联比，随流而下”，双方舰队紧紧地粘连在了一起，撕打着汇入了长江。
自辰至酉，也就是从早晨战至黄昏，双方仍然难解难分。一直被冲到了泾江口，驻扎在那里的朱家军即又予以敌人迎头痛击。
困兽犹斗，就是在这样万分激烈的撕杀中，一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的大事发生了——这天夜幕时分，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原来陈皇帝为了减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竟换乘到了一只小船上，结果被流矢射中了眼睛，并且因箭矢贯穿了头颅而猝死。
“天哪！陈皇帝归天了！陈皇帝竟被射死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诸将闻之大呼、喜跃，杀敌益奋，敌众大溃，于是生擒大汉政权的太子陈善儿、平章姚天祥等。
第二天，陈皇帝麾下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枢、贾佥院及指挥以下，悉以其楼船、军马来降，得士卒五万余人。只有其太尉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乘夜以小舟窃载了陈友谅尸首及其子陈理，径自逃到了武昌，朱家军遣师追之不及。
后来，张定边在武昌拥立了陈理为新帝，并改元“德寿”。但朱家军的征讨大军又很快找上门了，苟延残喘的时日也已无多。
就这样，鄱阳湖大战最终以朱家军的完胜而宣告结束，虽然陈友谅死得有些偶然，但是其败局已经注定。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谓是世界历史上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水战，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同时，它也是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重大战役，就如同秦末楚汉战争中的潍水之战②一样，使得朱元璋与当时群雄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鄱阳湖之战也可以相当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北线彻底打跨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待到渡江南下时，便如同风卷残云一般。而朱元璋在南线基本解决了问题以后，统一中国时也是势如破竹。
因此说，鄱阳湖大决战既是朱元璋事业的转折点，也可谓是元末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转折点。刘基之前就说过：“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而朱元璋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曾道：“此贼（指陈友谅）平，天下不足定也。”
至正二十四年当陈氏政权已被彻底消灭时，朱元璋本人是这样总结陈友谅的失败教训的：“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至土崩，诚可为鉴戒者也。”而陈友谅不恤民力、滥夺民生也是他致败的一大因素。
另外，发生于鄱阳湖地区的这场颠峰对决虽然打出了朱家军的赫赫威名，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是这场胜利仍然是来之不易的，朱家军既有些险胜的嫌疑，也充分感受到了敌人的强大。
当年激烈如火、千钧一发的交战场面，给每一位亲历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针对当时的战斗场面，朱元璋自己后来就回忆道：“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幕，如是者几四。”（《御宝诏书》）
刘基在自己的诗里也写道：“忆昔天兵伐荆楚，舳舻蔽江齐万橹……明年大战康郎下，日月坱圠相吞吐。冯夷蹋浪群水飞，巨鳌掉首三山舞。云随太乙拥锋旗，鼍为丰隆拊灵鼓。将军金甲箭攒猬，战士铁衣汗流雨。火龙熺焰绛天衢，燧象豗烟煎地府。鲸鲵既翦欃枪落，革木熙阳鱼出釜……”（《赠杜安道》）
老刘以雄恣奔放的笔势，为我们描绘出了当年那幅日黑天昏的酣战图景。六百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有幸游览鄱阳湖时，一定不会忘记了去找寻一下当年跌落在湖底的的折戟断刃。
② 前203年11月，汉将韩信所统领的东征大军与楚将龙且所统领的20万援齐大军，在今山东境内的潍水边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是役，韩信以“壅囊断水”之法大破楚、齐联军，从而使得中原的主力楚军仅余10万人，以此奠定了楚霸王项羽在垓下的失败。
就在大军出发前，朱老大特意鼓舞诸将道：“陈友谅构兵不已，复围洪都，彼累败不悟，是天夺其魄而促之亡也！吾当亲往，尔诸将其各整舟楫，率士马以从。”
陈友谅穷兵黩武、屡败不悟，天欲其亡、先令其狂，消灭他的时刻到了！大伙跟我来！
这一天，朱家军在龙江中祭起大旗，清点舟师凡二十万众，其中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帐前亲军指挥使冯国胜、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随从出征，当然还有参谋刘基等人。
就在船队经过新河口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大鱼，不少人都把它说成是“龙”，真是好兆头啊！不过也有倒霉的，因为大风把冯国胜的座船给吹翻了，朱老大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于是就不得不命令冯国胜返回了应天——要说运气，这冯老二一辈子确实够衰的，到头来不得好死；若论战斗力，他也算是当世一流了；鄱阳湖决战朱老大不用他，这真是有点可惜了。
而陈友谅的另一大失算，还在于他没有留下重兵守住鄱阳湖湖口，这样一来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也许他根本没有料到朱元璋敢来。所以当朱元璋大军到达湖口时，朱元璋便“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复以一军屯南湖觜以遏友谅归师，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防其奔逸。”朱家军封锁住了湖口，将陈友谅的归路彻底堵住了。
此时，距离陈友谅首战洪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八十五天，当陈皇帝听闻到朱元璋大军到来的消息时，他先是表示震惊，继而不得不解了洪都之围，并整军东出鄱阳湖以迎战朱家军水师。
朱元璋率领诸军由松门入鄱阳湖，此时的他已是踌躇满志，他再次晓谕诸将道：“两军相斗勇者胜，陈友谅久围洪都，今闻我师至，而退兵迎战，其势必死斗。诸公当尽力，有进无退，剪灭此虏，正在今日！”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许前进不得后退，这既是动员也是告诫。
的确，朱元璋看清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能在此战中重创陈家军，那么未来西线的大局也就基本奠定了。鄱阳湖一战，只要把握得好，就一定可以创造奇迹！诸将也都明白这一道理，而且这又是一场空前的大战，所以大家也是摩拳擦掌，精神无不振奋。
目前来看，鄱阳湖是我国的第一大淡水湖，面积在三千平方公里以上；在元末时，估计其总面积应该不下四千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今天的好几县的面积。的确是个好战场，但大船行驶时也容易搁浅。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朱元璋大军与陈友谅大军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①附近水域遭遇。首先说兵力对比，陈家军既已在洪都之战中死伤数万之众，而朱家军也有不少留守湖口的部队，所以陈、朱双方兵力应该大致为2比1。另外，舰只数量的问题后面还会提到，但可以肯定，陈家军的舰只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二百多艘，它至少在千艘以上，而且也可能不止于巨舰。
开战在即，陈友谅将他的巨舰群紧密地排列在了一起，以先从整体气势上压倒朱家军。这时，只听朱老大给诸将打气道：“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它们虽然样子很吓人，但都挤在一起，行动不便。
于是朱元璋便把大军分为了十一队，火器、弓弩以次而列，他还告诫诸将道：“在接近敌船时，要先发火器，再用弓弩。等到靠上去时，再以短兵相接。”
第一天也就是安排部署，并没有正式进行交战。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家军的杀手锏大概在于威力巨大的抛石机一类，而且他们又迫使朱家军处于仰攻及下流的不利地位。而朱家军的技术优势主要也在于配备了先进的火器，这与朱元璋等人的一向重视分不开，当时这些火器就包括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据说刘基对火器就很有研究，也积极提倡。
在之前的渡江战役时，朱元璋就已经看到了火器的巨大威力，而且为了弥补自己技术、战术上的劣势，大力发展、装备火器，不仅可以对付陈友谅这样的强敌，也可以在将来用以对付冲击力强大的蒙古骑兵。
所以明朝军队重视火器后来就很成了传统，到永乐时还专门设立了使用热兵器的神机营；像名将戚继光在对付蒙古军队时，也是以火器取胜。
① 即今日鄱阳湖内康山。
第二天，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等进兵薄战，一时间“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雷訇，波涛起立，飞火照耀”，很快“百里之内，水色尽赤”。
徐达身先诸将，奋勇向前，最后击败敌人前军，杀千五百人，并获一巨舟而还，由此军威大振。
接着，俞通海又乘风发火砲焚烧了敌船二十余艘，敌军因此被杀及被淹死的人甚多，但是朱家军面对强敌，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其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先后战死。
徐达等搏战不已，大火已经烧到了徐达的船上，敌人乘机来攻，徐达一边救火一边继续作战。朱老大见状，急忙派人前往援助徐达，由于徐达的力战，最终敌人退却了。
就在这时张定边发现了朱元璋的座船，“擒贼先擒王”，于是张定边便挥军要来袭击朱老大的座船。就在双方纠缠的过程中，朱老大的座船竟不幸搁浅了，于是船上的将士只得奋勇格斗，使得张定边等人一时无法靠近。
形势非常危急，多亏了常遇春及时赶来支援，常遇春眼疾手快又长臂善射，他竟一箭射中了张定边本人，这一下张定边才不得不知难而却。接着，又有俞通海的座船来援，他的船身所激起的水浪一下子涌到了朱老大的座船那里，这一来才让朱老大的座船重新启动了起来，以至终于摆脱了危险。有的史书上也指出，程国胜、韩成、陈兆先等将领就是在救援朱元璋的过程中牺牲的。
大船作战虽然攻击力强，但缺陷是不够灵活。精通水战的廖永忠就以飞快的小船追上了准备逃走的张定边，结果当张定边突围而去时，不仅其士卒多有死伤，连张定边本人也已身中了上百只箭，浑身像个刺猬，不死已是万幸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战的激烈程度。
过了一会儿，常遇春的船也搁浅了，朱老大麾兵来救。这时正好又有一只被敌人击败的船靠近了常遇春的船，此船也才得以重新启动。
到了日幕时分，诸军见伤亡巨大，就纷纷想要撤离战场。关键时刻，朱老大于是召集诸将，“申明约束，喻以死生利害，诸将咸举手加额，以‘死’自誓。”他分析了当前的两军态势，并要大家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抱定必死之心，是严令，更是鼓舞。
虽然兵力悬殊、装备相对劣势，可是这一天的交战下来，陈家军也并没占到多少便宜，所以朱老大的心里也就塌实了好多。但是诸军明显有畏难情绪，也不能不令他担忧。其实，他之所以力主整军再战，就是想在未来的交战中找出敌人的破绽及破敌之计，然后一击制之。
此时，他又突然考虑到后方的布防还是有些过于草率了，张士诚那边仍然不能不防，而且应天必须要有一位大将镇守，才足以威慑四方，所以他连夜派徐达返回了应天。
第二天早晨，朱老大亲自布阵，再次与陈家军交战。
诸军奋击敌舟，敌不能当，杀死、溺死者不计其数。但之前在龙湾之战中投降朱家军的猛将张志雄，却因为座船的桅杆折断造成行动困难，敌人发觉后拼命围攻，最后走投无路的张志雄只得自刎而死。
虽然陈家军在洪都之战中没有占到便宜，可是舰队得以全面展开，水战就成为了他们的长项，陈家军“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朱家军的将领丁普郎、余昶、陈弼、徐公辅等也相继战死，其中猛将丁普郎身被十余创，头都被敌人砍掉了，可是手上仍然拿着兵器好象还在作战一般，身子长立于船上而不倒，真可谓是“头没了，神留着”。他死后被追封公爵，与胡大海、耿再成等同列，已经算是很高的荣誉了。
双方势均力敌，再这样下去的话，即使朱家军得胜，也会是大伤元气的惨胜。终于又有人却步了，“我舟小，仰攻多却”。朱元璋亲自在后面督战，将士们还是有点腿软；这时他就发现右军有退却的迹象，于是下令斩杀了十余位队长，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形势相当危急，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这时候朱元璋的小舅子、手下将领郭兴就进言道：“主公，不是咱们将士不用命，而是我们实在敌不过敌人的巨舰，依我看，非用火攻不可！”有的史书上也说是刘基率先提出的“火攻”的建议。
不过在我看来，像赤壁之战这种经典战役恐怕早已人尽皆知，而火攻敌船的法子朱元璋这等聪明人也不会不知道；况且陈家军舟舰相连，规模优势非常明显，可是也最容易被纵火攻击了——只是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
这天午后，双方的鏖战还在继续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终于让朱元璋逮到了一个万分难得的机遇。是时，东北风起，正朝着陈家军的方向刮去，于是朱老大急命以七艘船满载荻苇，其中装置火药，上面再扎起草人，草人身上披好甲胄，各持兵戟，使得它们远看就如同真人一样。这样就可以让敌人放松防备，敢死之士驾驶着这些船只去放火，然后再用准备好的小船逃生。
当将要迫近敌船时，敢死队员们便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须臾之间就撞到了敌船上面。“当火足够大时，你才知道，没有什么是不能燃烧的。”一天某人对我如是说，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由于火势猛烈，陈家军的数百艘舰只被点着了，“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其中五王陈友仁、陈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等都被活活烧死，朱家军又乘其后，斩首二千余级。
之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这五王陈友仁就是张士德式的人物，是陈友谅的谋主，他这一死，就跟张士诚死了老弟张士德一样，陈友谅当即气量就短了大半截，由此丧气不已。
二十三日，朱老大见敌人遭到了重创，即又召集诸将道：“友谅战败气沮，亡在旦夕，今当并力蹙之！”就是号召大家来痛打落水狗，于是诸将益自奋。
就在这时，陈家军发觉朱元璋的座船的桅杆是白色的，于是又使出了擒贼擒王的一招，想要实现绝地反击。朱元璋发觉后，就连夜将所有战船上的桅杆都涂成了白色，第二天陈家军再看到对方的船只时，一下子就晕掉了，“视莫能辨，敌益惊骇。”
《明史•刘基传》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当时朱老大正坐在胡床上督战，老刘侍立在一边，忽然他“跃起大呼”，催促朱老大赶紧换船；朱老大于是仓促之间换到了一条小船上面，还没有坐定，只见无数飞石袭来，将朱老大先前的座船给砸了个稀巴烂。真是危情一刻！
这与《明实录》中的记载是有矛盾的，但我倾向于怀疑《明史》，因为我一向反感神化古人。
之后，双方休战了几天。七月二十八日，“复联舟大战”。
鉴于先前被烧的教训，陈家军只得将巨舰拉开了打。可是由于这巨舰体型过大，运转非常不灵活，结果就遭到了朱家军的小型战船的围攻，形成了只虎博群狼之势。
老虎究竟难敌群狼，因此那些被围攻的巨舰上的人马最后多被朱家军杀戮殆尽。尤其可怜了那些划船的，他们对上面的战况懵然不知，仍旧呼号摇橹如故，待到朱家军放火烧船时，他们就都被不幸烧死了。
就在激战之时，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带领着六只船深入敌阵进行搏击，敌联大舰极力拒战，以至使得那六只船完全消失在了朱家军大队的视野中，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陷没其中。
过了一会儿，那六只船旋绕敌船而出，朱家军大队见此情景，无不激动得欢呼雀跃，勇气愈倍，合战益力，呼声动天地，乃至于“波涛起立，日为之晦”，战斗场面空前壮观、热烈。
正是在这样的勇气鼓舞下，战斗至晌午时分，陈家军大败，丢弃的军旗、器仗、辎重等遮蔽了整个湖面，这一次陈友谅是彻底的心灰意冷了。张定边眼看情势不利，想要保护着陈皇帝退保鞋山，因为中途为朱家军所阻挡，以至未能得逞，只好“敛舟自守，不敢更战”。
当俞通海、廖永忠等人平安返回时，朱老大慰劳他们道：“今天咱们所取得的这场大捷，全是你们诸位的功劳啊！”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俞通海在征讨张士诚的战争中不牺牲，如果廖永忠不与汤和一样触犯朱老大的忌讳，他们都将是首批被封为公爵的大明开国元勋。
到了这天下午，朱家军移舟于泊柴棚，距离敌船大约有五里地。朱老大多次派人前往敌人那边挑战，可是敌人却一直未敢应战。
诸将于是提议大军暂时退却以进行适当休整，可是朱元璋却说：“两军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为怯而来追，非计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无失。”为了谨慎起见，他便命大军暂时退到了一处河湾里。
当时水路狭隘，船只不能并行，朱老大深恐敌人乘机来攻，只有尽快脱离险境。到了这天夜里，朱老大命令每条船上都放置上一灯，以备船只在渡过浅滩时可以看清水道，到了天明时分，整个船队终于安全渡过了河湾，从而停泊到了鄱阳湖北岸的左蠡。而陈家军则伺机停泊在了与左蠡隔湖相对的潴矶。
双方又相持了三日，这时陈友谅所部的左、右二金吾将军皆率所部来降。
在此之前，陈皇帝见数战不利，于是与属下们商量对策，右金吾将军道：“如今水战不胜，想要出湖是不容易的，不如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
左金吾将军则道：“今虽不利，而我师犹多，尚堪一战。如果大家拼死一战，胜负仍然不可预知，怎么可以自焚船只向敌人示弱呢？万一舍舟登陆，敌人以步骑蹑我后，进不及前，退失所据，一败涂地，还怎么卷土重来？”
陈友谅犹豫不决，等到又几次交手下来，战多丧败，陈皇帝方道：“还是右金吾将军说的有道理啊！”
左金吾将军听到这句话后，很担心陈皇帝会算自己的后帐，于是便率先带领着自己的部众投降了朱家军。右金吾将军见如今大势已去，也干脆率所部来降。陈友谅失此二将，自然是兵力更加衰弱了。
朱元璋见陈友谅久不出战，便写了一封书信想要激怒他，其文辞大意道：“而今取天下的大计，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才是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为无策。先前老兄你犯我池州，我却并没有因此仇恨你，还将你部的俘虏奉还，本是将要与你和平相处，各安一方，以俟天命，这也是我待你的初衷。而老兄你不考虑消灭夷狄的大计，却先要和我为敌，所以我才在龙湾击败了你，又战了你的江州，兵锋直指你的统治腹心地区，如此江西大部才归我所有。
如今你仍不加反省，复启兵端，既困于洪都，两败于康山，你的兄弟、侄子被杀，你的数万兵将们殒命，你所以无尺寸之功，这都是因为你的举动逆天理、悖人心啊！老兄你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我长久相持；可是以老兄你平素狂暴的个性，你当是应该亲自出马和我决一死战啊，为什么偏偏又龟缩起来呢？如果你听我的话，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为吗？何去何从，你老兄早点决断吧！”
看过书信，陈皇帝果真怒了，他不仅扣留了使者，也没有回信。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陈皇帝仍然在大营中数起金字大旗，他来回往复地巡视水寨，还命令大军将俘虏的朱家军将士一律处死。
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没有进行报复，竟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为俘虏的陈家军将士治疗伤病，而且还将他们一概遣还，并下令道：“今后再俘虏敌军，一律不要杀！”
为了进一步收取人心，朱元璋还下令祭拜陈皇帝战死的亲人及将士。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一日，俞通海突然建议大军应该控扼住长江上流，因为湖水太浅，不利于阻止陈家军突围。此时刘基也密言当移军湖口，到那里等着陈皇帝送上门来，于是朱老大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当朱家军出湖口后，朱老大即命常遇春、廖永忠诸将统舟师横截湖面，迎候于陈家军的归路上；又令一军立栅于岸，以便于呼应。
朱家军布防于湖口已经有五天了，但是陈友谅仍旧不敢出战。于是朱元璋又写了封信给陈皇帝，其中道：“前些日子我曾经让人带信给老兄你，可是如今仍然不见使者回来，老兄的度量何以如此之浅呢？咱们大丈夫争雄天下，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自至正十一年以来，天下豪杰纷然并起，近来那些中原英雄又向我等大兴问罪之师，他们挟天子令诸侯，于是，淫虐之徒一扫而亡。老兄你部的‘湘阴刘’也因畏惧而投降了他们，他可是你老兄的心腹之人啊……如今江淮英雄就只剩下咱们两个还没有归顺元廷了，老兄你又何苦来挑衅于我呢？如今你既已战死了兄弟侄子以及大将，你可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老兄（江西）的土地，我已经得到了，你如今又这般死力来争夺，那也是枉然啊！今日如果你侥幸得以逃归巢穴，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除去自己的帝号来等待着真命天子出现吧。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
陈皇帝是又愤怒又不免确实有了些悔意，他仍旧没有理会朱元璋。
越是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越是能表现出一个统帅的镇定来，这朱老大竟来了作诗的雅兴。他与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赋诗，据说其中就有这样一首还算浅白的《题观音阁》：
“一色山河两国争，是谁有福是谁倾。
我来觅迹观音阁，唯有苍穹造化宏。”
抒情过后，朱老大意气弥壮，乃遣禆将率兵长驱攻打湖北靳州及江西南部的兴国，不仅将两地攻克，还缴获了十余艘大型的海船。
眼看陈家军出兵已过百日，所携带的军粮已经所剩无几，加之补给线也已被朱家军切断，是该想辙儿另外找点吃的了。于是陈皇帝就出动了五百艘战船，前往位于鄱阳湖中部北岸的都昌一带抢掠粮食。
朱文正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又派人到都昌一带放火，焚烧了不少陈家军的运粮船只，如此一来陈家军的粮食仍然没能解决，形势愈加交困了。
这里从陈家军的抢粮船只的数量我们就不难判断，即使陈家军不是一只特混舰队，那么他们的主力舰只也应该在千艘以上，也因为之前就已战损了数百艘。
坐吃山空的日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到了八月二十六日这天，穷蹙已极、进退失据的陈皇帝终于决定要突围了。
陈皇帝的老巢在武昌，所以他首先选择的突围地点就选在了湖口西面的南湖觜。当时陈家军的主力战舰（楼船）有百余艘，结果他们在南湖觜受到了朱家军将士强有力的阻挡。无奈之下，陈皇帝又想要去到湖口突围。
朱老大亲自指挥诸将进行阻击，“我舟与敌舟联比，随流而下”，双方舰队紧紧地粘连在了一起，撕打着汇入了长江。
自辰至酉，也就是从早晨战至黄昏，双方仍然难解难分。一直被冲到了泾江口，驻扎在那里的朱家军即又予以敌人迎头痛击。
困兽犹斗，就是在这样万分激烈的撕杀中，一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的大事发生了——这天夜幕时分，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原来陈皇帝为了减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竟换乘到了一只小船上，结果被流矢射中了眼睛，并且因箭矢贯穿了头颅而猝死。
“天哪！陈皇帝归天了！陈皇帝竟被射死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诸将闻之大呼、喜跃，杀敌益奋，敌众大溃，于是生擒大汉政权的太子陈善儿、平章姚天祥等。
第二天，陈皇帝麾下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枢、贾佥院及指挥以下，悉以其楼船、军马来降，得士卒五万余人。只有其太尉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乘夜以小舟窃载了陈友谅尸首及其子陈理，径自逃到了武昌，朱家军遣师追之不及。
后来，张定边在武昌拥立了陈理为新帝，并改元“德寿”。但朱家军的征讨大军又很快找上门了，苟延残喘的时日也已无多。
就这样，鄱阳湖大战最终以朱家军的完胜而宣告结束，虽然陈友谅死得有些偶然，但是其败局已经注定。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也可谓是世界历史上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水战，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同时，它也是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重大战役，就如同秦末楚汉战争中的潍水之战②一样，使得朱元璋与当时群雄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鄱阳湖之战也可以相当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北线彻底打跨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待到渡江南下时，便如同风卷残云一般。而朱元璋在南线基本解决了问题以后，统一中国时也是势如破竹。
因此说，鄱阳湖大决战既是朱元璋事业的转折点，也可谓是元末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转折点。刘基之前就说过：“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而朱元璋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曾道：“此贼（指陈友谅）平，天下不足定也。”
至正二十四年当陈氏政权已被彻底消灭时，朱元璋本人是这样总结陈友谅的失败教训的：“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至土崩，诚可为鉴戒者也。”而陈友谅不恤民力、滥夺民生也是他致败的一大因素。
另外，发生于鄱阳湖地区的这场颠峰对决虽然打出了朱家军的赫赫威名，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是这场胜利仍然是来之不易的，朱家军既有些险胜的嫌疑，也充分感受到了敌人的强大。
当年激烈如火、千钧一发的交战场面，给每一位亲历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针对当时的战斗场面，朱元璋自己后来就回忆道：“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幕，如是者几四。”（《御宝诏书》）
刘基在自己的诗里也写道：“忆昔天兵伐荆楚，舳舻蔽江齐万橹……明年大战康郎下，日月坱圠相吞吐。冯夷蹋浪群水飞，巨鳌掉首三山舞。云随太乙拥锋旗，鼍为丰隆拊灵鼓。将军金甲箭攒猬，战士铁衣汗流雨。火龙熺焰绛天衢，燧象豗烟煎地府。鲸鲵既翦欃枪落，革木熙阳鱼出釜……”（《赠杜安道》）
老刘以雄恣奔放的笔势，为我们描绘出了当年那幅日黑天昏的酣战图景。六百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有幸游览鄱阳湖时，一定不会忘记了去找寻一下当年跌落在湖底的的折戟断刃。
② 前203年11月，汉将韩信所统领的东征大军与楚将龙且所统领的20万援齐大军，在今山东境内的潍水边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是役，韩信以“壅囊断水”之法大破楚、齐联军，从而使得中原的主力楚军仅余10万人，以此奠定了楚霸王项羽在垓下的失败。
作者：福韵茶庄 回复日期：2010-12-26 08: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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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鸡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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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后的亲征
在至正二十四年的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句容的儒士问及朱老大道：“主公先前在湖口、九江一带大败陈友谅时，其众既溃，您何不乘胜直抵武昌，为何反而引兵退还呢？如今您虽然攻克了武昌，但是也费了不少力气啊！”
朱元璋回答道：“你们儒者有一句话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应该听说过吧？况且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的时候，咱岂能不知道乘胜席卷的道理？可是兵法上说‘穷寇勿迫’，若是我大军乘胜急追，彼必死斗，如此我军伤亡必多。咱所以任由他回去，又派出一支偏师跟在后面，就是防止他们逃窜到武昌以外的地方。咱已料定他们在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难道还敢再战吗？咱以大军临其城下，所以他们才全城降服……如此一来，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难道好处还不算多吗？”
这位儒士听后，大感悦服，果然不愧是一代“天授智勇”的英明统帅。
时间再次拉回到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朱元璋等一行得胜之师由湖口湖到了应天。
几天后，在祭告了神庙之后，朱老大在款待诸军之余，就要开始论功行赏了。其中以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功劳最大，特别赏赐了他们田地，其余的有功将士则各赏金帛有差。
过后，大家便开始在一起谈论起了鄱阳湖大战的心得体会，有些将领便向朱老大请教道：“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乃为可胜。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风水之便，乃能胜之。陈友谅兵据鄱阳，先处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劳而彼逸？如今胜之，实在让人有些不解。”
朱老大没有进行战术上的具体解释，而是从宏观上分析道：“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陈友谅兵虽众，但他手下的将领多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何况他用兵连年，数败而无功，不能养威俟时。今日适劳于东，明日又驰骛于西，大失军心民心啊……夫兵贵时动，动则威，威则胜。我以时动之，师威不震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巢卵俱覆。此所以为吾破也！”
诸将听了朱老大这一番高明的说辞，自然无不叹服。
为了尽快解决武昌的问题，朱老大一面命李善长、徐达、邓愈等留守应天，一面则又亲自率领着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亲征陈理于武昌。
就在同时，已经投降了张士诚的谢再兴带领着张家军进犯东阳，左丞朱文忠率兵抵御。文忠麾下的部将夏子实、郎中胡深为前锋，他们与张家军遭遇于义乌。两军刚一接战，文忠就亲自带着精锐的骑兵部队横出敌人后方，一阵冲击之后，老谢就领着队伍大败而去。
别看胡深也是个满腹经纶的儒者，可是他久经战阵，早已成长为了一名经验老到的战将。胡深向文忠建议：诸全乃是浙东的藩屏，诸全不守，则衢州就不能支持；最好可以在距离诸全五十里的五指山下修筑一座新城进行防御。
这样，当朱元璋听闻到诸全反叛时，于是派出使者到了文忠那里，商量着要再修一座城池进行防守。这边使者刚到，那边诸全新城已经破土动工了，因为文忠在之前已采纳了胡深的主意。
很快，张士诚手下大将李伯升就率军大举入寇，其兵号“六十万”，看来人数确实不少。不过，当时新城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张家军顿于城下，因城坚不可拔，才不得不罢兵而去。
当这一好消息传到朱老大那里时，他为了嘉奖胡深的筑城之功，特命以名马赐之。
也就是在这一月，张士诚称“吴王”。前面已经说过了，他这是要应那句“试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而朱元璋后来也称了吴王，据说还是要为了能应谶。
这里还是解释一下上述问题吧，我以前在一本书中写道——早在至正五年（1345）的时候，江淮、荆楚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道：“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元史•五行志》）据说这“吴家国”最早的版本可能是“无家国”，“羊儿年”正是指至正十五年，就是在那一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从而建立了宋政权；而“无家国”应该是指“羊儿年”要天下大乱了。但不知被谁这样一改“吴家国”，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这是预言吴国将要兴起啊——很明显，到了宋政权灭亡后，这个“羊儿年”就应该指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了。
十月，朱老大一行人率领大军到达武昌附近，他们马、步、舟师水陆并进，却没有强攻武昌，而是先行采取了“长围战法”。
“长围战法”是朱元璋后来在对付敌人重兵设防或筑造坚固的城池时所惯用的一招，也即是在剪其羽翼、断其增援后只围而不攻，以通过长时期的围困达到消弱敌人的目的，从而使得敌人因拖耗不起，最终不战而降。当然，此战法也可以灵活运用，并拘泥于只围不攻。
既抵武昌城下，朱老大便命常遇春等分兵于四门立栅以围之，又于江中联舟为长寨，以绝敌人出入之路。另外，又分兵巡行至汉阳、德安等州郡，于是湖北诸郡皆来降。
一直围到了十二月，朱老大要回应天了，临行前，他除了命常遇春总督诸将守营栅外，还晓谕他们道：“武昌的敌人就如同被困在牢笼中的狐狸，想出来已不可能，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降服。如果他们要突围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只要坚守好自己的营栅就好了，不担心拿不下武昌！”
到达应天之后没几天，朱老大又于鸡笼山阅兵，休息的时候，他把指挥华云龙等招呼了来，问他们道：“今天参与阅兵的骑士，你们可能知道他们的数目？”
华云龙等回答道：“不知道。”
于是朱老大便跟他们讲了一番用兵、布阵的玄理，实在是让人听了一头雾水：“阵势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倏往忽来，使人莫测。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伐谋而制胜，运乎阴阳，行乎鬼神，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斯为妙矣！大抵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之用合宜，应变之方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汝等其识之！”
此言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我就不做简单的翻译了。当然，其大致的意思无非是告诫诸将用兵时应该注意随机应变，制敌而不制于敌。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一再固请下，朱元璋终于同意了即吴王位，这看起来是如此水到渠成。
先是，群臣眼见朱老大功德日隆，所以屡次上表劝进，可是朱老大却推辞说：“如今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是猝然称尊号，实在尚无余力。先前周武王灭商的时候，收干戈、藏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又何曾仓促之间自称尊号呢？今日之议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
但朱元璋以上的说辞不过只是一场政治秀，“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是到了自己称王的时刻了。
于是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其中规定：“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
并正式任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
既然称了王了，就该有个王的体统出来，过去的那帮兄弟现在是君臣了，得照规矩来了。
一天退朝之后，朱老大便对徐达等同志说道：“卿等为生民计而推戴咱，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如今你们这帮将相大臣辅佐于咱，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千万不要苟且因循、尸位素餐啊！”也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只顾着擅作威福，不给老百姓干实事。
接着，他又说道：“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咱昔日起兵于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而今咱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咱，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你等作为咱的辅佐，当铭记这一道理，千万不要有始无终！”也就说我向来是不跟你们讲私情的，如今更要你们小心从事，要照着礼法来。
又一天，朱老大端坐于白虎殿中，他兴致大发，乃与参谋孔克仁谈论起了天下形势，于是他说道：“自元运既隳，连年战争，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中。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
显然，自鄱阳湖大胜后，他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成熟想法。孔克仁因此回答说：“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这年二月，武昌已经被围了四个月了，可是仍然没有屈服。朱元璋终于有些着急了，他怕夜长梦多，于是再次亲往武昌前线视师。
到达武昌以后，朱老大便开始督兵攻城。这时，陈理、张定边见情势紧急，便让人突围出去到岳州张必先处求援。不久，张必先率领人马到来，准备在距离武昌城二十里的洪山一带驻扎下来。
见于此，朱老大便命常遇春率精锐五千乘敌人立足未稳发起进攻，结果敌人大败，主帅张必先被生擒。张必先骁勇善战，人号为“泼张”，城中倚以为重。至此，当张必先被捆绑着押赴武昌城下时，朱家军的人便向城里宣示道：“你们所依赖的不过就是这位泼张，如今他既已被我军擒获，你们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还不赶快投降？”
张必先于是就招呼张定边说话 ，他喊道：“我既然已经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指望呢！老兄你也看清形势吧，还是赶快归降为上！”张定边在城上听了，竟气得昏厥了过去，一句话也不能说了。
武昌城东南有一座高冠山，那里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有一部汉兵驻守在那里。于是朱老大问诸将：“谁能夺下这个高冠山？”
“主公，让末将前往吧！”请行者乃是傅友德。
朱老大欣然同意，只见傅同志不过领着数百人而已，竟一鼓作气就拿下了那个山头，至此“城中益丧气”。
不过在登山作战的过程中，傅友德脸上中了一箭，箭镞直出其脑后；又有一箭射中了他的肋骨，但是这傅同志毫不为意，以至“人服其勇”。在时人的眼中，一向沉默寡言的傅友德之骁勇仅在常十万之下，而“多谋恤众”又过之，可谓兼有徐、常二人之优长；更幸运的是，傅友德虽身被百创、九死一生，然终能苟全性命，其“英风壮采，猛夺雄貔，出奇制胜，料敌如神，铁骑长驱，横金千里”，终于成长为一代战功赫赫的名将。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将中有一位骁捷善槊的家伙，他一路长驱杀入了朱老大的中军帐下。当时朱老大正坐在胡床上看书，他疾呼自己的小舅子、郭兴的弟弟郭英道：“郭四，为我杀贼！”
郭英于是手持长枪奋臂一呼，只见那敌将“应手殒坠”，见此情景，朱老大笑着嘉勉道：“好！尉迟恭也不及你小子啊！”又解下了自己身上的红锦袍给小舅子穿上了，算是一种特别的赏赐。
几天后，朱老大又派出陈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晓谕陈理及张定边等，他保证说：“陈理若来归降，当不失富贵！”
但是罗复仁却害怕朱老大食言，于是请求道：“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陈氏之孤得保首领，而臣不食言，臣虽死不憾矣！”
朱老大便解释说：“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驻此者，欲待其自归，免伤生灵矣。你且去，咱绝不误你！”
当罗复仁至武昌城下时，乃号哭不已，陈理见之大惊，旋即将老罗召进了城来，“复相持痛哭”。最后，老罗词旨恳切地传达了一番朱老大的意思，绝望之际的陈理与张定边等终于决定开城投降。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这一天，陈理“衔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当年幼的陈理到达朱家军的营门时，他“俯伏战慄，不敢仰视”。朱老大怜其幼弱，于是拉着他的手宽慰他道：“咱不归罪于你，你不要害怕！”
这时陈友谅的父母都还活着，这陈老爹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以前没少劝儿子塌实点，可是陈友谅都推说：“怕啥，咱家祖坟选的可是龙脉！”
朱老大因此“命宦者入其宫，传命慰谕友谅父母”，又约定：凡武昌府库中的储蓄，一概由陈理自己支配；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子资装，一干家下人都可以跟随。
张定边、张必先等人虽然智谋出众、威猛无比，但他们毕竟不是朱老大的心腹干将，所以投降之后也并没有受重用。而到了洪武初年时，当蜀帝明昇也被收降，朱皇帝就将他和陈理等人一起远远打发到了高丽，让他们都去尝尝朝鲜泡菜的滋味。
如果再算上朱元璋亲征武昌前的两个月，朱家军共围困了武昌达半年之久，从上年八月末一直到这年的二月。
武昌城虽下，可是士卒却无敢入城，以至市井晏然，一片安乐祥和的气氛。这既体现出了朱家军军纪的严明，也表现了朱老大“倡仁义、收人心”的意图。城中民饥困，朱老大又命配发粮食进行赈济；还“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以至民心大悦。很快，汉沔、荆岳郡县相继归降，这其中也包括陈友谅的二哥陈友才。
陈理等既降，朱老大即又晓谕诸将道：“诸位跟从着咱，真是劳苦之至啊！然而我们今天的劳苦，正是图的将来的安逸啊！就像农民种庄稼，他们在春夏时节是多么勤劳辛苦，所以才能换来秋天的收获，这是因为他们出力于前，才收获于后啊……咱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因为咱们先前的付出，所以必要在事先警惕自己，不要有贪图安逸的思想苗头……”
反正那意思无非是：革命的道路还很长远，请诸位不要懈怠！
不久，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枢密院判杨璟为参政。几天后，在离开武昌之前，朱老大又命常遇春发遣陈理官属赴应天。
三月，朱老大回到了应天。
封陈理为归德侯，接着又下令谕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托于亿兆臣民之上，戡定绥宁，疆域日辟。乃者，陈友谅杀主僣逆，罪恶贯盈，自起兵端，犯我边境，爰举问罪之师，以慰来苏之望。赖天地之灵，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诸郡，一鼓而下。友谅稔恶不悛，仍合余烬于癸卯七月顿兵洪都城下，予乃总率舟师，亲与决战。友谅败死，将士悉降，进攻武昌，其子理归命，于是湖广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汉，遂底安流，总总黎元，克全生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以上就是朱老大向臣民们汇报一下自己近来灭陈的战果，而尤其强调了自己克敌制胜的法宝——顺天应民。
而最后值得一说的是，陈氏既灭，应天政权也就以此牢牢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一来，不仅朱元璋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应天的安全系数也就得以大大提高。四方的强敌非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水军才有觊觎应天的资本，否则，就休想在南方地区有所作为。
需要再加注意的是，此次武昌督师迫降陈理，却是朱元璋最后一次浸霜露、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自此以后，他不过在后方筹划灭敌方略，至多是跟进一点方便熟悉敌情、协同指挥。这一来是因为天下大局已定，二来他已体贵驾尊，身份地位大不同于从前，被人喊着“朱重八”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在至正二十四年的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句容的儒士问及朱老大道：“主公先前在湖口、九江一带大败陈友谅时，其众既溃，您何不乘胜直抵武昌，为何反而引兵退还呢？如今您虽然攻克了武昌，但是也费了不少力气啊！”
朱元璋回答道：“你们儒者有一句话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应该听说过吧？况且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的时候，咱岂能不知道乘胜席卷的道理？可是兵法上说‘穷寇勿迫’，若是我大军乘胜急追，彼必死斗，如此我军伤亡必多。咱所以任由他回去，又派出一支偏师跟在后面，就是防止他们逃窜到武昌以外的地方。咱已料定他们在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难道还敢再战吗？咱以大军临其城下，所以他们才全城降服……如此一来，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难道好处还不算多吗？”
这位儒士听后，大感悦服，果然不愧是一代“天授智勇”的英明统帅。
时间再次拉回到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朱元璋等一行得胜之师由湖口湖到了应天。
几天后，在祭告了神庙之后，朱老大在款待诸军之余，就要开始论功行赏了。其中以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功劳最大，特别赏赐了他们田地，其余的有功将士则各赏金帛有差。
过后，大家便开始在一起谈论起了鄱阳湖大战的心得体会，有些将领便向朱老大请教道：“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乃为可胜。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风水之便，乃能胜之。陈友谅兵据鄱阳，先处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劳而彼逸？如今胜之，实在让人有些不解。”
朱老大没有进行战术上的具体解释，而是从宏观上分析道：“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陈友谅兵虽众，但他手下的将领多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何况他用兵连年，数败而无功，不能养威俟时。今日适劳于东，明日又驰骛于西，大失军心民心啊……夫兵贵时动，动则威，威则胜。我以时动之，师威不震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巢卵俱覆。此所以为吾破也！”
诸将听了朱老大这一番高明的说辞，自然无不叹服。
为了尽快解决武昌的问题，朱老大一面命李善长、徐达、邓愈等留守应天，一面则又亲自率领着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亲征陈理于武昌。
就在同时，已经投降了张士诚的谢再兴带领着张家军进犯东阳，左丞朱文忠率兵抵御。文忠麾下的部将夏子实、郎中胡深为前锋，他们与张家军遭遇于义乌。两军刚一接战，文忠就亲自带着精锐的骑兵部队横出敌人后方，一阵冲击之后，老谢就领着队伍大败而去。
别看胡深也是个满腹经纶的儒者，可是他久经战阵，早已成长为了一名经验老到的战将。胡深向文忠建议：诸全乃是浙东的藩屏，诸全不守，则衢州就不能支持；最好可以在距离诸全五十里的五指山下修筑一座新城进行防御。
这样，当朱元璋听闻到诸全反叛时，于是派出使者到了文忠那里，商量着要再修一座城池进行防守。这边使者刚到，那边诸全新城已经破土动工了，因为文忠在之前已采纳了胡深的主意。
很快，张士诚手下大将李伯升就率军大举入寇，其兵号“六十万”，看来人数确实不少。不过，当时新城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张家军顿于城下，因城坚不可拔，才不得不罢兵而去。
当这一好消息传到朱老大那里时，他为了嘉奖胡深的筑城之功，特命以名马赐之。
也就是在这一月，张士诚称“吴王”。前面已经说过了，他这是要应那句“试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童谣，而朱元璋后来也称了吴王，据说还是要为了能应谶。
这里还是解释一下上述问题吧，我以前在一本书中写道——早在至正五年（1345）的时候，江淮、荆楚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道：“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元史•五行志》）据说这“吴家国”最早的版本可能是“无家国”，“羊儿年”正是指至正十五年，就是在那一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从而建立了宋政权；而“无家国”应该是指“羊儿年”要天下大乱了。但不知被谁这样一改“吴家国”，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这是预言吴国将要兴起啊——很明显，到了宋政权灭亡后，这个“羊儿年”就应该指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了。
十月，朱老大一行人率领大军到达武昌附近，他们马、步、舟师水陆并进，却没有强攻武昌，而是先行采取了“长围战法”。
“长围战法”是朱元璋后来在对付敌人重兵设防或筑造坚固的城池时所惯用的一招，也即是在剪其羽翼、断其增援后只围而不攻，以通过长时期的围困达到消弱敌人的目的，从而使得敌人因拖耗不起，最终不战而降。当然，此战法也可以灵活运用，并拘泥于只围不攻。
既抵武昌城下，朱老大便命常遇春等分兵于四门立栅以围之，又于江中联舟为长寨，以绝敌人出入之路。另外，又分兵巡行至汉阳、德安等州郡，于是湖北诸郡皆来降。
一直围到了十二月，朱老大要回应天了，临行前，他除了命常遇春总督诸将守营栅外，还晓谕他们道：“武昌的敌人就如同被困在牢笼中的狐狸，想出来已不可能，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降服。如果他们要突围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只要坚守好自己的营栅就好了，不担心拿不下武昌！”
到达应天之后没几天，朱老大又于鸡笼山阅兵，休息的时候，他把指挥华云龙等招呼了来，问他们道：“今天参与阅兵的骑士，你们可能知道他们的数目？”
华云龙等回答道：“不知道。”
于是朱老大便跟他们讲了一番用兵、布阵的玄理，实在是让人听了一头雾水：“阵势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倏往忽来，使人莫测。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伐谋而制胜，运乎阴阳，行乎鬼神，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斯为妙矣！大抵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之用合宜，应变之方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汝等其识之！”
此言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我就不做简单的翻译了。当然，其大致的意思无非是告诫诸将用兵时应该注意随机应变，制敌而不制于敌。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一再固请下，朱元璋终于同意了即吴王位，这看起来是如此水到渠成。
先是，群臣眼见朱老大功德日隆，所以屡次上表劝进，可是朱老大却推辞说：“如今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是猝然称尊号，实在尚无余力。先前周武王灭商的时候，收干戈、藏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又何曾仓促之间自称尊号呢？今日之议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
但朱元璋以上的说辞不过只是一场政治秀，“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是到了自己称王的时刻了。
于是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其中规定：“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
并正式任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
既然称了王了，就该有个王的体统出来，过去的那帮兄弟现在是君臣了，得照规矩来了。
一天退朝之后，朱老大便对徐达等同志说道：“卿等为生民计而推戴咱，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如今你们这帮将相大臣辅佐于咱，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千万不要苟且因循、尸位素餐啊！”也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只顾着擅作威福，不给老百姓干实事。
接着，他又说道：“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咱昔日起兵于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而今咱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咱，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你等作为咱的辅佐，当铭记这一道理，千万不要有始无终！”也就说我向来是不跟你们讲私情的，如今更要你们小心从事，要照着礼法来。
又一天，朱老大端坐于白虎殿中，他兴致大发，乃与参谋孔克仁谈论起了天下形势，于是他说道：“自元运既隳，连年战争，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中。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
显然，自鄱阳湖大胜后，他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成熟想法。孔克仁因此回答说：“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这年二月，武昌已经被围了四个月了，可是仍然没有屈服。朱元璋终于有些着急了，他怕夜长梦多，于是再次亲往武昌前线视师。
到达武昌以后，朱老大便开始督兵攻城。这时，陈理、张定边见情势紧急，便让人突围出去到岳州张必先处求援。不久，张必先率领人马到来，准备在距离武昌城二十里的洪山一带驻扎下来。
见于此，朱老大便命常遇春率精锐五千乘敌人立足未稳发起进攻，结果敌人大败，主帅张必先被生擒。张必先骁勇善战，人号为“泼张”，城中倚以为重。至此，当张必先被捆绑着押赴武昌城下时，朱家军的人便向城里宣示道：“你们所依赖的不过就是这位泼张，如今他既已被我军擒获，你们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还不赶快投降？”
张必先于是就招呼张定边说话 ，他喊道：“我既然已经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指望呢！老兄你也看清形势吧，还是赶快归降为上！”张定边在城上听了，竟气得昏厥了过去，一句话也不能说了。
武昌城东南有一座高冠山，那里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有一部汉兵驻守在那里。于是朱老大问诸将：“谁能夺下这个高冠山？”
“主公，让末将前往吧！”请行者乃是傅友德。
朱老大欣然同意，只见傅同志不过领着数百人而已，竟一鼓作气就拿下了那个山头，至此“城中益丧气”。
不过在登山作战的过程中，傅友德脸上中了一箭，箭镞直出其脑后；又有一箭射中了他的肋骨，但是这傅同志毫不为意，以至“人服其勇”。在时人的眼中，一向沉默寡言的傅友德之骁勇仅在常十万之下，而“多谋恤众”又过之，可谓兼有徐、常二人之优长；更幸运的是，傅友德虽身被百创、九死一生，然终能苟全性命，其“英风壮采，猛夺雄貔，出奇制胜，料敌如神，铁骑长驱，横金千里”，终于成长为一代战功赫赫的名将。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将中有一位骁捷善槊的家伙，他一路长驱杀入了朱老大的中军帐下。当时朱老大正坐在胡床上看书，他疾呼自己的小舅子、郭兴的弟弟郭英道：“郭四，为我杀贼！”
郭英于是手持长枪奋臂一呼，只见那敌将“应手殒坠”，见此情景，朱老大笑着嘉勉道：“好！尉迟恭也不及你小子啊！”又解下了自己身上的红锦袍给小舅子穿上了，算是一种特别的赏赐。
几天后，朱老大又派出陈友谅旧臣罗复仁入城晓谕陈理及张定边等，他保证说：“陈理若来归降，当不失富贵！”
但是罗复仁却害怕朱老大食言，于是请求道：“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陈氏之孤得保首领，而臣不食言，臣虽死不憾矣！”
朱老大便解释说：“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驻此者，欲待其自归，免伤生灵矣。你且去，咱绝不误你！”
当罗复仁至武昌城下时，乃号哭不已，陈理见之大惊，旋即将老罗召进了城来，“复相持痛哭”。最后，老罗词旨恳切地传达了一番朱老大的意思，绝望之际的陈理与张定边等终于决定开城投降。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这一天，陈理“衔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当年幼的陈理到达朱家军的营门时，他“俯伏战慄，不敢仰视”。朱老大怜其幼弱，于是拉着他的手宽慰他道：“咱不归罪于你，你不要害怕！”
这时陈友谅的父母都还活着，这陈老爹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以前没少劝儿子塌实点，可是陈友谅都推说：“怕啥，咱家祖坟选的可是龙脉！”
朱老大因此“命宦者入其宫，传命慰谕友谅父母”，又约定：凡武昌府库中的储蓄，一概由陈理自己支配；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子资装，一干家下人都可以跟随。
张定边、张必先等人虽然智谋出众、威猛无比，但他们毕竟不是朱老大的心腹干将，所以投降之后也并没有受重用。而到了洪武初年时，当蜀帝明昇也被收降，朱皇帝就将他和陈理等人一起远远打发到了高丽，让他们都去尝尝朝鲜泡菜的滋味。
如果再算上朱元璋亲征武昌前的两个月，朱家军共围困了武昌达半年之久，从上年八月末一直到这年的二月。
武昌城虽下，可是士卒却无敢入城，以至市井晏然，一片安乐祥和的气氛。这既体现出了朱家军军纪的严明，也表现了朱老大“倡仁义、收人心”的意图。城中民饥困，朱老大又命配发粮食进行赈济；还“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以至民心大悦。很快，汉沔、荆岳郡县相继归降，这其中也包括陈友谅的二哥陈友才。
陈理等既降，朱老大即又晓谕诸将道：“诸位跟从着咱，真是劳苦之至啊！然而我们今天的劳苦，正是图的将来的安逸啊！就像农民种庄稼，他们在春夏时节是多么勤劳辛苦，所以才能换来秋天的收获，这是因为他们出力于前，才收获于后啊……咱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因为咱们先前的付出，所以必要在事先警惕自己，不要有贪图安逸的思想苗头……”
反正那意思无非是：革命的道路还很长远，请诸位不要懈怠！
不久，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枢密院判杨璟为参政。几天后，在离开武昌之前，朱老大又命常遇春发遣陈理官属赴应天。
三月，朱老大回到了应天。
封陈理为归德侯，接着又下令谕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托于亿兆臣民之上，戡定绥宁，疆域日辟。乃者，陈友谅杀主僣逆，罪恶贯盈，自起兵端，犯我边境，爰举问罪之师，以慰来苏之望。赖天地之灵，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诸郡，一鼓而下。友谅稔恶不悛，仍合余烬于癸卯七月顿兵洪都城下，予乃总率舟师，亲与决战。友谅败死，将士悉降，进攻武昌，其子理归命，于是湖广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汉，遂底安流，总总黎元，克全生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以上就是朱老大向臣民们汇报一下自己近来灭陈的战果，而尤其强调了自己克敌制胜的法宝——顺天应民。
而最后值得一说的是，陈氏既灭，应天政权也就以此牢牢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一来，不仅朱元璋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应天的安全系数也就得以大大提高。四方的强敌非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水军才有觊觎应天的资本，否则，就休想在南方地区有所作为。
需要再加注意的是，此次武昌督师迫降陈理，却是朱元璋最后一次浸霜露、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自此以后，他不过在后方筹划灭敌方略，至多是跟进一点方便熟悉敌情、协同指挥。这一来是因为天下大局已定，二来他已体贵驾尊，身份地位大不同于从前，被人喊着“朱重八”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题南京阅江楼
今岁十一月游南京，特登狮子山之阅江楼，其下为元末龙湾大战旧地，故题此诗以志念之。
金陵览胜知何处，狮子山上俯大江。
斯人虽去留胜迹，六朝人物且待访。
长桥对望成空影，喋血龙江忆友谅。
古来多少英雄梦，千载独服朱元璋。
题明孝陵
淮右天生一布衣，落魄江湖几人奇。
郭帅帐中僧为谁，转眼英雄世无匹。
豪杰景从渡江去，四方逐鹿征尘起。
辛苦备尝十五载，驱除胡虏混为一。
开国规模胡蓝狱，腥血换得洪武治。
庸言捕风讥骂多，孝陵依旧与山齐。
今岁十一月游南京，特登狮子山之阅江楼，其下为元末龙湾大战旧地，故题此诗以志念之。
金陵览胜知何处，狮子山上俯大江。
斯人虽去留胜迹，六朝人物且待访。
长桥对望成空影，喋血龙江忆友谅。
古来多少英雄梦，千载独服朱元璋。
题明孝陵
淮右天生一布衣，落魄江湖几人奇。
郭帅帐中僧为谁，转眼英雄世无匹。
豪杰景从渡江去，四方逐鹿征尘起。
辛苦备尝十五载，驱除胡虏混为一。
开国规模胡蓝狱，腥血换得洪武治。
庸言捕风讥骂多，孝陵依旧与山齐。
作者：叁拾叁郎 回复日期：2011-01-11 10:20:41
楼主，你下面没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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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不但有，而且还会更精彩，要写出一定的深广度！而且，我也在同时酝酿一部写明初的历史小说！
楼主，你下面没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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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不但有，而且还会更精彩，要写出一定的深广度！而且，我也在同时酝酿一部写明初的历史小说！
按照我的意愿，就史论史有点俗套了，我觉得应该借题发挥！
明初的历史很有典型性，而且对当下也影响至深！也可以联系今天的很多现状，我觉得我有必要，也有责任深挖一下~~~~
只恐自己的能力不及罢了，有心乏力。
明初的历史很有典型性，而且对当下也影响至深！也可以联系今天的很多现状，我觉得我有必要，也有责任深挖一下~~~~
只恐自己的能力不及罢了，有心乏力。
@江城丐尊 2011-06-21 22:27:01
相信楼主没你这种庸俗的想法，这哥们是有大志之人，仔细看看他开头的文字。并且他可能是有过社会历练的人，当年明月，是一才子，一路顺风顺水。才气有余，阅历欠缺。支持楼主写下去，能对大家有启迪，这是最大的目的，至于关注度高不高，无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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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哈！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关注下修改版吧，这个楼已经是弃楼了！
相信楼主没你这种庸俗的想法，这哥们是有大志之人，仔细看看他开头的文字。并且他可能是有过社会历练的人，当年明月，是一才子，一路顺风顺水。才气有余，阅历欠缺。支持楼主写下去，能对大家有启迪，这是最大的目的，至于关注度高不高，无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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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哈！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关注下修改版吧，这个楼已经是弃楼了！
关于朱元璋的节俭问题，我们在上卷中早已经说过。由于深知创业艰难，所以他做了皇帝以后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这应该也与他的农民本色有一定关系。
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要求是这样，他对于其他人的要求也是这样，他的理念总来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方针。
话说有一天退朝后，朱皇帝就发现有两个太监穿着布靴子在雨中行走，于是他当即就怒了，便把二人叫过来责备了一番：“一双靴子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也是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他们要做一双靴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的，你们为什么如此不知爱惜呢，乃至暴殄（天物）如此？”随后他便又命左右将二人暴打了一番，给他们长点记性。
这还没完，过了一段时间后，朱皇帝又就此事对侍臣们说道：“朕曾听说元世祖早年见有侍臣穿着花靴子的，于是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拿如此完好的皮革做成这种奢侈的东西，难道不觉得浪费东西和人力吗？’元世祖的这番心意多值得推崇啊①，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
过后，朱皇帝又“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这样除了可以让百官少些感冒风寒，也就可以把他们的衣服、靴子等都保护好了。
① 其实前面也已经说过，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也是以节俭贤德出名的。
其实，节俭并非朱皇帝所独有的德行，也并非中国的创业之君们所独有的，中国的皇帝大多还是非常节俭的。
比如宋朝的皇帝就很节俭，包括那位名声不是太好的宋高宗赵构，尽管其还纵容臣下奢侈；宋徽宗起初作风也比较朴实，只是后来在蔡京等奸臣的怂恿下才大手大脚起来。
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中国的皇帝必须要节俭，起码要做出节俭的表率，因为皇帝一旦奢靡，就很容易带坏社会风气，以至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剧政治的腐败。汉武帝、唐玄宗都是如此，汉、唐国势的由盛转衰，就与他们这种过度的奢侈有密切关系。
连孟德斯鸠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曾说道：“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植，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并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
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参照的清朝的社会情形，不过中国自北宋以后人口都曾突破过一亿大关，人地矛盾已经比较突出，但只是以清代为最！
到乾隆末期，中国人口已然突破有史以来的3亿大关，于是那位被今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清代学者汪士铎，便于1855年在其《乙丙日记》中如此悲哀地记载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人口过多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剧，因此也才更显出节俭的好处。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我觉得它也是值得大力发扬下去的。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经济学上有个“节俭悖论”，以为节俭就减少了消费，使得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尽然。
在朱元璋那个时代，节俭可以使得皇帝（国家）减少对于民众的剥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而以我们今人言之，我们平时可以把钱积攒下来进行更加长远、合理的消费，比如多买些书籍之类，其实这也等于是一种变向投资；或者你若有钱，就尽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有足够多的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变向的消费——而且减小贫富两极分化，于社会长远有利，是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总之，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一些消费的好处，要作长远计：无论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而言，适度的节俭都是有好处的，尤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而言。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巴斯夏在其名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就说：“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本就是我们民族的古训，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就很突出。
据曾的幕僚赵烈文于同治六年（1867）的日记中说，曾有一天穿着“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以至于赵竟“为之太息不已”。
而今，凯恩斯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过时的理论了，但钱究竟怎么花，确实仍值得好好探究。经济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它的实际意义，远比我们生活中对它所产生的的直观印象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
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要求是这样，他对于其他人的要求也是这样，他的理念总来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方针。
话说有一天退朝后，朱皇帝就发现有两个太监穿着布靴子在雨中行走，于是他当即就怒了，便把二人叫过来责备了一番：“一双靴子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也是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他们要做一双靴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的，你们为什么如此不知爱惜呢，乃至暴殄（天物）如此？”随后他便又命左右将二人暴打了一番，给他们长点记性。
这还没完，过了一段时间后，朱皇帝又就此事对侍臣们说道：“朕曾听说元世祖早年见有侍臣穿着花靴子的，于是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拿如此完好的皮革做成这种奢侈的东西，难道不觉得浪费东西和人力吗？’元世祖的这番心意多值得推崇啊①，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
过后，朱皇帝又“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这样除了可以让百官少些感冒风寒，也就可以把他们的衣服、靴子等都保护好了。
① 其实前面也已经说过，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也是以节俭贤德出名的。
其实，节俭并非朱皇帝所独有的德行，也并非中国的创业之君们所独有的，中国的皇帝大多还是非常节俭的。
比如宋朝的皇帝就很节俭，包括那位名声不是太好的宋高宗赵构，尽管其还纵容臣下奢侈；宋徽宗起初作风也比较朴实，只是后来在蔡京等奸臣的怂恿下才大手大脚起来。
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中国的皇帝必须要节俭，起码要做出节俭的表率，因为皇帝一旦奢靡，就很容易带坏社会风气，以至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剧政治的腐败。汉武帝、唐玄宗都是如此，汉、唐国势的由盛转衰，就与他们这种过度的奢侈有密切关系。
连孟德斯鸠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曾说道：“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迅速，所以土地无论怎样垦植，只可勉强维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并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约的精神。”
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参照的清朝的社会情形，不过中国自北宋以后人口都曾突破过一亿大关，人地矛盾已经比较突出，但只是以清代为最！
到乾隆末期，中国人口已然突破有史以来的3亿大关，于是那位被今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清代学者汪士铎，便于1855年在其《乙丙日记》中如此悲哀地记载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人口过多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剧，因此也才更显出节俭的好处。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我觉得它也是值得大力发扬下去的。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经济学上有个“节俭悖论”，以为节俭就减少了消费，使得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尽然。
在朱元璋那个时代，节俭可以使得皇帝（国家）减少对于民众的剥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而以我们今人言之，我们平时可以把钱积攒下来进行更加长远、合理的消费，比如多买些书籍之类，其实这也等于是一种变向投资；或者你若有钱，就尽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有足够多的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变向的消费——而且减小贫富两极分化，于社会长远有利，是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总之，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一些消费的好处，要作长远计：无论于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而言，适度的节俭都是有好处的，尤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而言。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巴斯夏在其名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就说：“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本就是我们民族的古训，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就很突出。
据曾的幕僚赵烈文于同治六年（1867）的日记中说，曾有一天穿着“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以至于赵竟“为之太息不已”。
而今，凯恩斯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过时的理论了，但钱究竟怎么花，确实仍值得好好探究。经济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它的实际意义，远比我们生活中对它所产生的的直观印象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