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顺便说说剧中的一些瑕疵（一）
闲话军统（2）
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进黄埔之前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GMD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进黄埔之前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GMD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对相关知识也有点一知半解，导致帖子有些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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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我已收藏.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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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3）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黄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GMD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一般是不对外的。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GMD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GMD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黄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GMD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一般是不对外的。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GMD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GMD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附：蒋介石在庐山的这篇演讲，可谓义正辞严——“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何等悲壮！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闲话军统（4）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均。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戴笠终其一生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7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下一节开始，说说军统的训练班。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均。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戴笠终其一生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7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下一节开始，说说军统的训练班。
大约在1947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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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笔误,应为"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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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笔误,应为"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
我觉得Cutie_Pie同学挺好，大家各有自己的立场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网上讨论应该以理服人，那些反对Cutie_Pie的上来就开骂，很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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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就是,讨论问题嘛,允许不同声音.但应保持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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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就是,讨论问题嘛,允许不同声音.但应保持心平气和.
闲话军统（5）
军统的特训班
1、“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军统，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将军，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戚南谱，军校五期
翁光辉，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邱尧勋，军校六期
杨 英，军校六期
王一士
唐焕文
郑兴周
另外的12人，我没有查到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徐远举、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徐远举、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闲话军统（6）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听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听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有没有潜伏中“李海丰”这样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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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叛徒是多了去了,"76号"基本集中了军统和中统所有叛徒中的"精英".但要说到电讯专家,我还真得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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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叛徒是多了去了,"76号"基本集中了军统和中统所有叛徒中的"精英".但要说到电讯专家,我还真得想想
军统局，电讯专家，最不济也的是县团级了，他消息最灵通了。怎么会在1945年叛逃到汪精卫那边呢？
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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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基本上到43年、44年,就没什么人会再干这等事了,相反,很多早年叛变的,都纷纷向重庆方面输诚,像陈恭澍就是在抗战后期重新与军统接上关系,最终是以"地工"身份迎来抗战胜利的.
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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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基本上到43年、44年,就没什么人会再干这等事了,相反,很多早年叛变的,都纷纷向重庆方面输诚,像陈恭澍就是在抗战后期重新与军统接上关系,最终是以"地工"身份迎来抗战胜利的.
楼主，
想了解下谢若林、盛乡类，还有“李海丰”的原型。
另外，台湾地下党们除“吴石案”还有没有别的介绍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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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是中统的,中统情况我不是太熟悉,另外一会儿插进一段中统,也嫌思路太凌乱,前面已经有朋友说我拖沓了.以后遇到与中统有关的我结合军统一起讲吧.
台湾地下党的情况,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只能请大家补充吧.
想了解下谢若林、盛乡类，还有“李海丰”的原型。
另外，台湾地下党们除“吴石案”还有没有别的介绍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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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是中统的,中统情况我不是太熟悉,另外一会儿插进一段中统,也嫌思路太凌乱,前面已经有朋友说我拖沓了.以后遇到与中统有关的我结合军统一起讲吧.
台湾地下党的情况,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只能请大家补充吧.
闲话军统（7）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在背后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就是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没拍好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在背后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就是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没拍好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闲话军统（8）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对了，前面的专业课中，还有一项是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对了，前面的专业课中，还有一项是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我党初建，非常狂热对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报复和反报复，刺杀是特科的习惯性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以限制了暗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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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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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我是来向“虽万千人俱往矣”同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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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你也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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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你也很专业.
闲话军统（9）
2、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警”政治指导员（是不是听着熟？很正常，我们前面说过嘛，GMD 、GCD原本就是一家的哥俩）。
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指导员办公室，派“十人团”之一的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GMD的支部书记，不是的。GMD的党务系统的主官，不叫书记，而叫做“**党部主任”，一般设在地方。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GMD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GMD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不象现在，任何一个什么机构，副职恨不得能有十几个，还要分出哪一个是常务，哪一个排第几。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总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易，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担任GMD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又挤走了校长，派胡宗南的亲信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按：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老家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而且是一个村的）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按：毛万里与陈恭澍是莫逆之交，后曾任北平站书记，与陈搭档。
2、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警”政治指导员（是不是听着熟？很正常，我们前面说过嘛，GMD 、GCD原本就是一家的哥俩）。
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指导员办公室，派“十人团”之一的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GMD的支部书记，不是的。GMD的党务系统的主官，不叫书记，而叫做“**党部主任”，一般设在地方。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GMD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GMD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不象现在，任何一个什么机构，副职恨不得能有十几个，还要分出哪一个是常务，哪一个排第几。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总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易，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担任GMD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又挤走了校长，派胡宗南的亲信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按：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老家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而且是一个村的）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按：毛万里与陈恭澍是莫逆之交，后曾任北平站书记，与陈搭档。
闲话军统（10）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的影响太大了，从此中国多了个“希姆莱”。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了。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遇，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佩枪”。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的影响太大了，从此中国多了个“希姆莱”。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了。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遇，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佩枪”。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搞特工人的心机，根本不是现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能揣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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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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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