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818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稀世国宝们
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1963年，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村北断崖取土时发现，出土时原放在一个灰色大陶瓮里，陶瓮又置于一个直径约为1米的圆坑内中，临近茂陵。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的腹腔内还放置有铜镜、铜带钩、铜锉、铜砝码等物。之后将其送至茂陵文管所，并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当时，这件器物被孤零零地掩埋在一个土坑里，因为器身没有铭文，身边又没有别的文物相伴，所以铜犀尊的身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专家考证，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应当属于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一般民间所能享有。但对这件器物的年代，专家却多有争论。更有专家指出：此犀尊发现地为茂陵园区，而历史记载中茂陵曾多次被盗，而犀尊极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在盗掘过程中被遗弃的。
它以犀牛为造型，构思精巧，工艺精湛，堪称中国古代动物造型酒器中的经典之作。这件造型逼真的古代犀牛尊，它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是一件以错金银工艺装饰的大型实用青铜器物。
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在牛嘴的一侧有管流，设计精巧，结构合理适用。中国古代动物造型的酒尊数量很多，如商代时期铜器中常见的象尊、豕(shi) 尊、鹗(xiao) 尊，周代铜器中常见的驹尊、兔尊、鸭尊，到了西汉，又有龙虎尊、鸟尊等，而铜犀尊就是那时的酒尊代表。
看，这头体态雄健、肌肉发达的犀牛，正昂首前视，尖尖的双角竖直向上，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四只粗壮结实的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额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驰，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犀牛的表现技艺也很完美。它的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神采奕奕。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加上极细的金丝象征犀牛的毫毛，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
犀牛原本是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十分珍稀的野生动物。在古代，犀牛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上古时期，犀牛曾广泛生活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如河南安阳殷墟等地都曾发现过犀牛骨骼。据有关史书记载，那时的犀牛因为皮质坚韧，多被用于制作盔甲。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大量的犀牛被捕杀，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中国已经很少，进人唐宋后，犀牛在中国已基本绝迹。
专家考证认为，铜犀尊的原型很可能是苏门犀。从铜犀尊身上，人们可以很真实地看到这种3000多年前生活在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珍稀动物。自古以来，犀牛和中国人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不仅有着十分珍惜的野生动物犀牛，还有着丰富多彩的古犀牛文化......
铜犀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涂刻，精美华丽之余，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从古至今,中国流传了不少青铜酒器,但像铜犀尊这样生动形象，集实用与观赏于一体的酒器佳作还真是不多见，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1963年，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村北断崖取土时发现，出土时原放在一个灰色大陶瓮里，陶瓮又置于一个直径约为1米的圆坑内中，临近茂陵。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的腹腔内还放置有铜镜、铜带钩、铜锉、铜砝码等物。之后将其送至茂陵文管所，并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当时，这件器物被孤零零地掩埋在一个土坑里，因为器身没有铭文，身边又没有别的文物相伴，所以铜犀尊的身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专家考证，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应当属于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一般民间所能享有。但对这件器物的年代，专家却多有争论。更有专家指出：此犀尊发现地为茂陵园区，而历史记载中茂陵曾多次被盗，而犀尊极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在盗掘过程中被遗弃的。
它以犀牛为造型，构思精巧，工艺精湛，堪称中国古代动物造型酒器中的经典之作。这件造型逼真的古代犀牛尊，它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是一件以错金银工艺装饰的大型实用青铜器物。
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在牛嘴的一侧有管流，设计精巧，结构合理适用。中国古代动物造型的酒尊数量很多，如商代时期铜器中常见的象尊、豕(shi) 尊、鹗(xiao) 尊，周代铜器中常见的驹尊、兔尊、鸭尊，到了西汉，又有龙虎尊、鸟尊等，而铜犀尊就是那时的酒尊代表。
看，这头体态雄健、肌肉发达的犀牛，正昂首前视，尖尖的双角竖直向上，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四只粗壮结实的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额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驰，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犀牛的表现技艺也很完美。它的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神采奕奕。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加上极细的金丝象征犀牛的毫毛，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
犀牛原本是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十分珍稀的野生动物。在古代，犀牛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上古时期，犀牛曾广泛生活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如河南安阳殷墟等地都曾发现过犀牛骨骼。据有关史书记载，那时的犀牛因为皮质坚韧，多被用于制作盔甲。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大量的犀牛被捕杀，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中国已经很少，进人唐宋后，犀牛在中国已基本绝迹。
专家考证认为，铜犀尊的原型很可能是苏门犀。从铜犀尊身上，人们可以很真实地看到这种3000多年前生活在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珍稀动物。自古以来，犀牛和中国人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不仅有着十分珍惜的野生动物犀牛，还有着丰富多彩的古犀牛文化......
铜犀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涂刻，精美华丽之余，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从古至今,中国流传了不少青铜酒器,但像铜犀尊这样生动形象，集实用与观赏于一体的酒器佳作还真是不多见，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
滇王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国存在的证据。
金印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蛇钮，背有鳞纹。钮身分铸，然后焊接。印文錾刻，篆书白文四字“滇王之印”。
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来陪葬。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昆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
滇王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国存在的证据。
金印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蛇钮，背有鳞纹。钮身分铸，然后焊接。印文錾刻，篆书白文四字“滇王之印”。
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来陪葬。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昆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
西汉－－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与上一帖的“滇王金印”同于1956年出土，发现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M12墓。这件青铜器由于是用来贮存贝币的，所以称为贮贝器。
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祭祀仪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和各类人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表明祭祀既是神圣的祈祷，也是各阶层生活的交汇。此件储贝器的器盖上真实地再现了古代滇王杀祭的场面。给人一种原始的，强烈的凝重，神秘与肃穆感。
它对人物角色和神态的表现很细腻，有主祭者、被捆绑于祭祀台上待刑的男子、击打乐器的人、姿态各异的妇女、骑在马上的士兵等，每个人物体型很小但人物的鼻唇耳能被清晰分辨。很难想象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将青铜炼铸打磨成如此模样，甚至连祭祀品和建筑都细致刻画
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系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记录了以下场景：房屋平台之上置一高凳，一人垂足而坐，似为主祭人；主祭人两侧列坐多人，左侧五人，右侧三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
主祭人就是在这个形似茅草屋的建筑之内。因为光线的问题，里边的人物拍出来总是黑呼呼的。
但也正是这种黑呼呼中透出的人物剪影，更让人感到对生命主宰的恐怖。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有一形体较大的女人，头梳银锭髻，戴蚌蛤式耳环，双腕套有壁形镯，腹前悬有圆形扣饰。跣足高坐于后柱前，似为会盟祭祀大典的女主人或首脑。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反映了古滇人仍有母系氏族的传统，而用较大的形体来突出主要人物则是古代世界各地造型艺术通用之手法。因为此时人们还不善于用塑造个性的方法或用服饰、环境来烘托主要人物，所以只有用较大的形体予以突出
被捆绑于祭祀台上待刑的男子
位于铜鼓旁，正在杀祭及清洗动物牺牲的人物。右侧为五个捆在一起的人牲。
两巨锅鼓周围及跪于楼梯阶下有妇女人15人，双手扶膝。她们是正在准备为部族首领们服务的侍人。
贮贝器两侧各铸有一只向上爬行的虎式动物，即是装饰，同时也是贮贝器两侧可供搬动的扶手。
2013年8月19日，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与上一帖的“滇王金印”同于1956年出土，发现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M12墓。这件青铜器由于是用来贮存贝币的，所以称为贮贝器。
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祭祀仪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和各类人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表明祭祀既是神圣的祈祷，也是各阶层生活的交汇。此件储贝器的器盖上真实地再现了古代滇王杀祭的场面。给人一种原始的，强烈的凝重，神秘与肃穆感。
它对人物角色和神态的表现很细腻，有主祭者、被捆绑于祭祀台上待刑的男子、击打乐器的人、姿态各异的妇女、骑在马上的士兵等，每个人物体型很小但人物的鼻唇耳能被清晰分辨。很难想象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将青铜炼铸打磨成如此模样，甚至连祭祀品和建筑都细致刻画
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系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记录了以下场景：房屋平台之上置一高凳，一人垂足而坐，似为主祭人；主祭人两侧列坐多人，左侧五人，右侧三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
主祭人就是在这个形似茅草屋的建筑之内。因为光线的问题，里边的人物拍出来总是黑呼呼的。
但也正是这种黑呼呼中透出的人物剪影，更让人感到对生命主宰的恐怖。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有一形体较大的女人，头梳银锭髻，戴蚌蛤式耳环，双腕套有壁形镯，腹前悬有圆形扣饰。跣足高坐于后柱前，似为会盟祭祀大典的女主人或首脑。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反映了古滇人仍有母系氏族的传统，而用较大的形体来突出主要人物则是古代世界各地造型艺术通用之手法。因为此时人们还不善于用塑造个性的方法或用服饰、环境来烘托主要人物，所以只有用较大的形体予以突出
被捆绑于祭祀台上待刑的男子
位于铜鼓旁，正在杀祭及清洗动物牺牲的人物。右侧为五个捆在一起的人牲。
两巨锅鼓周围及跪于楼梯阶下有妇女人15人，双手扶膝。她们是正在准备为部族首领们服务的侍人。
贮贝器两侧各铸有一只向上爬行的虎式动物，即是装饰，同时也是贮贝器两侧可供搬动的扶手。
2013年8月19日，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东汉－石天禄
河南洛阳西郊出土。
天禄，神话传说中的瑞兽。汉代多用为雕刻的装饰品。天禄和麒麟、辟邪[bì xié]并称为古代祭祀的三大神兽。
天禄和麒麟有时也统称为麒麟。天禄与麒麟多见于帝陵，辟邪[bì xié]多专用于诸侯王墓。但在后期，往往也会有天禄与辟邪成对出现、安置的情况。
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
如果从现代角度来看：双角为麒麟，独角的为天禄，无角为辟邪[bì xié]。但在浙江曾出土过的一面汉代铜镜上，该独角兽边上却刻着“辟邪”二字。所以，从目前学术界来看，对于隋唐之前的辟邪、天禄、麒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至今仍没有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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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西郊出土。
天禄，神话传说中的瑞兽。汉代多用为雕刻的装饰品。天禄和麒麟、辟邪[bì xié]并称为古代祭祀的三大神兽。
天禄和麒麟有时也统称为麒麟。天禄与麒麟多见于帝陵，辟邪[bì xié]多专用于诸侯王墓。但在后期，往往也会有天禄与辟邪成对出现、安置的情况。
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
如果从现代角度来看：双角为麒麟，独角的为天禄，无角为辟邪[bì xié]。但在浙江曾出土过的一面汉代铜镜上，该独角兽边上却刻着“辟邪”二字。所以，从目前学术界来看，对于隋唐之前的辟邪、天禄、麒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至今仍没有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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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击鼓说唱俑
这又是一件中学历史课本上经典插图的实物。
1957年2月下旬，重庆铁路管理局工程处因工程关系，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镇东北面约1公里的巫家坡凿出崖墓数座，四川省博物馆闻讯后即派专人前往调查。
1958年6月，四川省博物馆在成都北郊天回山北麓清理了三座土坑墓。发掘过程中在墓三南三室前的过道中发现有一个模制击鼓俑，考古工作者主认定墓三属于东汉时期的墓葬。在其过道所发现的击鼓俑当为东汉时期的随葬明器。
所谓“明器”，指的是专供随葬使用的器物、非生活用品，原为“冥器”之意，后专写为“明器”。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陶俑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陶俑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这又是一件中学历史课本上经典插图的实物。
1957年2月下旬，重庆铁路管理局工程处因工程关系，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镇东北面约1公里的巫家坡凿出崖墓数座，四川省博物馆闻讯后即派专人前往调查。
1958年6月，四川省博物馆在成都北郊天回山北麓清理了三座土坑墓。发掘过程中在墓三南三室前的过道中发现有一个模制击鼓俑，考古工作者主认定墓三属于东汉时期的墓葬。在其过道所发现的击鼓俑当为东汉时期的随葬明器。
所谓“明器”，指的是专供随葬使用的器物、非生活用品，原为“冥器”之意，后专写为“明器”。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陶俑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陶俑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最具表明汉承楚风的证据：西汉－－彩绘陶舞俑
《孟子 梁惠王上》上记载孟子见梁惠王，在劝解之语中曾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在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之后，在祭祀和葬礼之上废除人殉制度成为社会进步与“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一大成功。然而，社会成员有对身后事的思想追求、“视世如视生”的丧葬礼仪，贵族阶级们便开始以塑造的惟妙惟肖的人形陶俑来代替真人殉葬。因此，出土的陶俑基本上都是随葬的“明器”。
大家也要记住了，千万不要买一尊陶俑摆在家里。它根本不是给活人准备的，它的居所也只在墓葬里。
这件西汉彩绘陶舞俑雕塑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明器彩塑，1954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白家口，高50厘米。
西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贵族、官吏的好尚使乐舞艺术得到蓬勃发展。这件彩绘陶舞俑抓住舞女舞动长袖的一刹那，把轻盈、舒展而柔美的长袖舞刻画得生动传神，是汉代雕塑艺术品中的杰作。
舞俑面容清秀，流露清淡的笑意。右手扬起，长袖飘扬在肩上方；左手后摆，长袖舒展，姿态优美轻盈。整件作品，既取大的动势，又注意细部刻画，成功地塑造了形体舒展洒脱、精神恬静内含的长袖舞伎形象。
长袖舞是汉代著名的舞蹈。当时的文人对长袖舞的艺术效果作了许多精彩而妥帖的描写，如“长袖交横”、“袖如素蜺”、“袖如迴雪”。除重视舞动长袖产生的流动起伏的艺术效果外，长袖舞还很重视腰肢动作。舞伎腰肢纤细，着束腰长袖舞衣，不仅表现出舞伎体态的袅娜，还使舞姿更加轻盈飘逸。
你穿汉服的方式对吗？别穿出“蛮夷”味来。
这件舞俑身穿交领右衽深衣，深衣褶袖内露长舞袖。内穿交领长袖舞衣，外罩交领宽袖衣，袖缘有褶条纹饰；这是华夏人传统的着装方式。
上身衣领的交叠方式也被称为“衽（rèn）”，不同方向的交叠成为是否为汉人的重要标志。右衽（rèn）是汉服装始终保留的特点，同时也成为汉族的象征符号之一。与之相反，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一带的右衽，称为左衽。
论语中记载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就得沦为蛮夷那样，穿着左衽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可见“右衽”这一特征对于汉系服装的重要性。
汉之最为流行的美发样式－－坠马髻
此女俑长发中分，向后梳理垂背，颈后挽髻，发梢左垂。这就是汉时最为流行的美发样式：坠马髻。因其如同骑马时发髻自然坠落之态，故名之坠马髻。这是当时最具特色，且历史上最富生命力的一种发式。自汉始，直至清代亦有之，只是历代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这种“坠马髻”的样式沿袭楚国风俗，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上就能见到坠马髻的形象。
电视剧《汉武大帝》（陈保国那一版）中贵族妇女梳的发式基本上还原了汉时“坠马髻”的风彩
《孟子 梁惠王上》上记载孟子见梁惠王，在劝解之语中曾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在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之后，在祭祀和葬礼之上废除人殉制度成为社会进步与“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一大成功。然而，社会成员有对身后事的思想追求、“视世如视生”的丧葬礼仪，贵族阶级们便开始以塑造的惟妙惟肖的人形陶俑来代替真人殉葬。因此，出土的陶俑基本上都是随葬的“明器”。
大家也要记住了，千万不要买一尊陶俑摆在家里。它根本不是给活人准备的，它的居所也只在墓葬里。
这件西汉彩绘陶舞俑雕塑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明器彩塑，1954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白家口，高50厘米。
西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贵族、官吏的好尚使乐舞艺术得到蓬勃发展。这件彩绘陶舞俑抓住舞女舞动长袖的一刹那，把轻盈、舒展而柔美的长袖舞刻画得生动传神，是汉代雕塑艺术品中的杰作。
舞俑面容清秀，流露清淡的笑意。右手扬起，长袖飘扬在肩上方；左手后摆，长袖舒展，姿态优美轻盈。整件作品，既取大的动势，又注意细部刻画，成功地塑造了形体舒展洒脱、精神恬静内含的长袖舞伎形象。
长袖舞是汉代著名的舞蹈。当时的文人对长袖舞的艺术效果作了许多精彩而妥帖的描写，如“长袖交横”、“袖如素蜺”、“袖如迴雪”。除重视舞动长袖产生的流动起伏的艺术效果外，长袖舞还很重视腰肢动作。舞伎腰肢纤细，着束腰长袖舞衣，不仅表现出舞伎体态的袅娜，还使舞姿更加轻盈飘逸。
你穿汉服的方式对吗？别穿出“蛮夷”味来。
这件舞俑身穿交领右衽深衣，深衣褶袖内露长舞袖。内穿交领长袖舞衣，外罩交领宽袖衣，袖缘有褶条纹饰；这是华夏人传统的着装方式。
上身衣领的交叠方式也被称为“衽（rèn）”，不同方向的交叠成为是否为汉人的重要标志。右衽（rèn）是汉服装始终保留的特点，同时也成为汉族的象征符号之一。与之相反，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一带的右衽，称为左衽。
论语中记载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就得沦为蛮夷那样，穿着左衽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可见“右衽”这一特征对于汉系服装的重要性。
汉之最为流行的美发样式－－坠马髻
此女俑长发中分，向后梳理垂背，颈后挽髻，发梢左垂。这就是汉时最为流行的美发样式：坠马髻。因其如同骑马时发髻自然坠落之态，故名之坠马髻。这是当时最具特色，且历史上最富生命力的一种发式。自汉始，直至清代亦有之，只是历代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这种“坠马髻”的样式沿袭楚国风俗，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木俑上就能见到坠马髻的形象。
电视剧《汉武大帝》（陈保国那一版）中贵族妇女梳的发式基本上还原了汉时“坠马髻”的风彩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
《熹平石经》因为于汉熹平四年（175年）开刻而得名，又称“汉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隶书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史载为蔡邕（音同：拥）所书。《熹平石经》以隶书一体写成，所以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一体石经。
“熹平石经”残石，是指熹平石经石刻留存下来残石。
东汉设立太学，但因博士众多，门派繁杂，所以常有学术之间的互相抵牾情况发生。加上当时的儒学经典都是靠人工传抄完成，因为撰抄者的笔误、理解错误等原因，造成太学生手里的书都有出入。太学生们又因为师承不同，对儒学经典的见解也有出入，如此种种，太学里天天都有学术争论。
太学生们在太学里争论也就罢了，有些人还甚至闹上朝廷，要当着满朝公卿的面，要大家站队分个高下；更有甚者，有些人还花钱贿赂兰台（东汉帝国的藏书机构，类似于国家图书馆）的官员，要他们偷偷修改藏书里的内容，来迎合自己的观点。
这件丑闻是汉灵帝时中常侍李巡举报的。——李巡虽然身为宦官，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并很有学问，注解了《尔雅》一书，流传千古。
同时，学问渊博的议郎蔡邕也看到了太学里的儒学乱象，并深以为忧，所以在李巡、蔡邕等人的倡议下，汉灵帝下诏，同意蔡邕等人组织人力，一同来校勘儒学经典。经过李巡等人齐心合作，由蔡邕亲自书写的官定儒家经本石经碑伫立在太学门外，成为一时盛事。
从此儒生们再也不用进行无聊而无谓的争论了，纷纷拿着自己手里的书前来与石经核对，据说每天接送儒生前来查看碑文的马车就有上千辆，附近的街道人满为患。从此，关于儒家经典的争论也渐渐平息。
《熹平石经》刻成的第二年便爆发了黄巾起义，后又爆发董卓之乱。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焚烧洛阳宫庙迁都长安，石经遭到损坏。魏初有所修补，以后一再迁徙，屡屡废毁。至唐贞观初魏征收聚石经，已十不存一了。
自唐宋以来，民间不断有《熹平石经》的残石出土。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洛阳农民在太学遗址一带挖出大量石经残石，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这些残石上有大量敲砸，凿毁的痕迹，这与史书上记载“冯熙等人毁石经做寺院”的故事吻合，见证了那场文化浩劫。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考古工作又陆续发现一些石经残石，如：
1.1980年在太学遗址发掘出156块残石，约340字。
2.由民间上交的残石10块，约649字。
3.未见著录的馆藏残石1块，约239字。
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洛阳龙门博物馆、偃师商城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如今，剩下的“熹平石经”残石得到妥善保管，这些见证了历史的残石仿佛在告诉后人：中华文化，渊源不息，万世流传！
石刻拓本（非国博碑文）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不仅仅是隶书由秦入汉已达到了它巅峰状态，而且其它各种书体（章草、草书、行书、楷书）的发展也日趋完善。汉隶可以说是汉代书法突出的成就。它既继承了秦隶的一些运笔、结构方法，又下启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书法艺术。隋唐以后直至近代，虽然楷书、行书、草书颇为盛行，而隶书依然经久不衰，这就说明汉隶是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学价值的。
由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使用也日趋频繁，而隶书的书写要比篆书迅速、简便。于是，原先在民间使用的隶书官方也开始确认了它的使用价值而加以采用。这就为隶书艺术的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书写隶书在当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隶书也是当时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所谓“史书令吏”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所以汉人称隶书又叫“史书”。当时曾流传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为义，史书而仕宦。”意思是说，何必去讲究“礼义”，能写好隶书就可为官作宦。
蔡邕（音同：拥）像：
蔡邕（音同：拥）除了是大儒之外，他还是东汉末期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在“熹平石经”上，他的隶书方平正直，透着庄重严肃。这一点，在现存的残碑上依然可以见到这位大书法家的造诣风韵。
蔡邕隶书，其运笔的典型特征是波磔（指汉字书法的撇捺），这是一种富有力感与动感的曲线美。隶书运笔波磔所产生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正是曲线与直线的相互映照，风神逸宕。它既体现了一种工稳端庄之美，但又有别于小篆的匀齐对称，而是利用笔画线条、偏旁部首的组合来形成的平衡。
蔡邕才华横溢，除通经史、善辞赋之外，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蔡邕精通音律，相传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焦尾琴”和“柯亭笛”都是由他所制作。
董卓掌权时，强召蔡邕为祭酒。三日之内，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年六十。
蔡邕本人不仅在历史上知名，同时，他的女儿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连同李清照、上官婉儿、卓文君同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她就是：蔡文姬
蔡文姬像：
蔡文姬本名蔡琰，字昭姬，晋朝避司马昭讳称文姬。东汉时期女性文学家，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
在文学领域，其作有《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便是受到了蔡文姬的影响。
而在音乐领域，蔡文姬所创作的《胡笳十八拍》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是一首由十八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是中国古乐府中最为著名的琴曲歌辞之一。
蔡文姬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
建安中，随着曹操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中国北方遂趋于统一。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曹操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国中，重嫁给陈留人董祀，便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四百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文姬归汉”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又被编入小说、戏剧，被之管弦，得以广泛流传。诸如：元金志南的《蔡琰还汉》杂剧，明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杂剧，清尤侗的《吊琵琶》杂剧，小说《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京剧，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五幕历史剧等，均曾取材于此。
《熹平石经》因为于汉熹平四年（175年）开刻而得名，又称“汉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隶书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史载为蔡邕（音同：拥）所书。《熹平石经》以隶书一体写成，所以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一体石经。
“熹平石经”残石，是指熹平石经石刻留存下来残石。
东汉设立太学，但因博士众多，门派繁杂，所以常有学术之间的互相抵牾情况发生。加上当时的儒学经典都是靠人工传抄完成，因为撰抄者的笔误、理解错误等原因，造成太学生手里的书都有出入。太学生们又因为师承不同，对儒学经典的见解也有出入，如此种种，太学里天天都有学术争论。
太学生们在太学里争论也就罢了，有些人还甚至闹上朝廷，要当着满朝公卿的面，要大家站队分个高下；更有甚者，有些人还花钱贿赂兰台（东汉帝国的藏书机构，类似于国家图书馆）的官员，要他们偷偷修改藏书里的内容，来迎合自己的观点。
这件丑闻是汉灵帝时中常侍李巡举报的。——李巡虽然身为宦官，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并很有学问，注解了《尔雅》一书，流传千古。
同时，学问渊博的议郎蔡邕也看到了太学里的儒学乱象，并深以为忧，所以在李巡、蔡邕等人的倡议下，汉灵帝下诏，同意蔡邕等人组织人力，一同来校勘儒学经典。经过李巡等人齐心合作，由蔡邕亲自书写的官定儒家经本石经碑伫立在太学门外，成为一时盛事。
从此儒生们再也不用进行无聊而无谓的争论了，纷纷拿着自己手里的书前来与石经核对，据说每天接送儒生前来查看碑文的马车就有上千辆，附近的街道人满为患。从此，关于儒家经典的争论也渐渐平息。
《熹平石经》刻成的第二年便爆发了黄巾起义，后又爆发董卓之乱。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焚烧洛阳宫庙迁都长安，石经遭到损坏。魏初有所修补，以后一再迁徙，屡屡废毁。至唐贞观初魏征收聚石经，已十不存一了。
自唐宋以来，民间不断有《熹平石经》的残石出土。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洛阳农民在太学遗址一带挖出大量石经残石，经过考古专家鉴定，这些残石上有大量敲砸，凿毁的痕迹，这与史书上记载“冯熙等人毁石经做寺院”的故事吻合，见证了那场文化浩劫。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考古工作又陆续发现一些石经残石，如：
1.1980年在太学遗址发掘出156块残石，约340字。
2.由民间上交的残石10块，约649字。
3.未见著录的馆藏残石1块，约239字。
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洛阳龙门博物馆、偃师商城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如今，剩下的“熹平石经”残石得到妥善保管，这些见证了历史的残石仿佛在告诉后人：中华文化，渊源不息，万世流传！
石刻拓本（非国博碑文）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不仅仅是隶书由秦入汉已达到了它巅峰状态，而且其它各种书体（章草、草书、行书、楷书）的发展也日趋完善。汉隶可以说是汉代书法突出的成就。它既继承了秦隶的一些运笔、结构方法，又下启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书法艺术。隋唐以后直至近代，虽然楷书、行书、草书颇为盛行，而隶书依然经久不衰，这就说明汉隶是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学价值的。
由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使用也日趋频繁，而隶书的书写要比篆书迅速、简便。于是，原先在民间使用的隶书官方也开始确认了它的使用价值而加以采用。这就为隶书艺术的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书写隶书在当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隶书也是当时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所谓“史书令吏”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所以汉人称隶书又叫“史书”。当时曾流传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为义，史书而仕宦。”意思是说，何必去讲究“礼义”，能写好隶书就可为官作宦。
蔡邕（音同：拥）像：
蔡邕（音同：拥）除了是大儒之外，他还是东汉末期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在“熹平石经”上，他的隶书方平正直，透着庄重严肃。这一点，在现存的残碑上依然可以见到这位大书法家的造诣风韵。
蔡邕隶书，其运笔的典型特征是波磔（指汉字书法的撇捺），这是一种富有力感与动感的曲线美。隶书运笔波磔所产生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正是曲线与直线的相互映照，风神逸宕。它既体现了一种工稳端庄之美，但又有别于小篆的匀齐对称，而是利用笔画线条、偏旁部首的组合来形成的平衡。
蔡邕才华横溢，除通经史、善辞赋之外，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蔡邕精通音律，相传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焦尾琴”和“柯亭笛”都是由他所制作。
董卓掌权时，强召蔡邕为祭酒。三日之内，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年六十。
蔡邕本人不仅在历史上知名，同时，他的女儿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连同李清照、上官婉儿、卓文君同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她就是：蔡文姬
蔡文姬像：
蔡文姬本名蔡琰，字昭姬，晋朝避司马昭讳称文姬。东汉时期女性文学家，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
在文学领域，其作有《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感伤乱离”，是一首以情纬事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便是受到了蔡文姬的影响。
而在音乐领域，蔡文姬所创作的《胡笳十八拍》长达一千二百九十七字，是一首由十八首歌曲组合的声乐套曲。是中国古乐府中最为著名的琴曲歌辞之一。
蔡文姬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
建安中，随着曹操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中国北方遂趋于统一。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曹操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国中，重嫁给陈留人董祀，便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四百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文姬归汉”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又被编入小说、戏剧，被之管弦，得以广泛流传。诸如：元金志南的《蔡琰还汉》杂剧，明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杂剧，清尤侗的《吊琵琶》杂剧，小说《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京剧，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五幕历史剧等，均曾取材于此。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因民族、战争与政治的原因造成长期分裂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原本强盛的汉文化与华夏文明被迫压缩到黄河以及淮河以南。衣冠南渡，不仅仅是一次人口的大迁徙，同时也是一次对南中国地区的文明传播与地理大开发。而中国北方在经过多个不同民族的争战与合并之后，最终将各个进驻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华文明之内，进而形成了同文、同语、同信仰的同一民族。
至此时代之后，原本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些争战民族、威胁中原地区的游牧族群便消失在历史书籍之中，像曾经让秦汉寝食不安的匈奴、像导致西北不平河西不定的氐羌、像自东北而来也曾统一北方的鲜卑……在这个时代之后，他们都消失了……
在这个时期里，原本强盛的汉文化与华夏文明被迫压缩到黄河以及淮河以南。衣冠南渡，不仅仅是一次人口的大迁徙，同时也是一次对南中国地区的文明传播与地理大开发。而中国北方在经过多个不同民族的争战与合并之后，最终将各个进驻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华文明之内，进而形成了同文、同语、同信仰的同一民族。
至此时代之后，原本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些争战民族、威胁中原地区的游牧族群便消失在历史书籍之中，像曾经让秦汉寝食不安的匈奴、像导致西北不平河西不定的氐羌、像自东北而来也曾统一北方的鲜卑……在这个时代之后，他们都消失了……
在开始本时期文物介绍之前，先小小的作一下知识科普
瓷器的鼻祖——青瓷
青瓷是中国陶瓷中最庞大的家族，历史悠久。宽泛一点说，商代已有原始青瓷现身，成为瓷器的鼻祖。在中国瓷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便是青瓷了，因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青釉而得名。
青瓷之所以呈现这种颜色，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但统一称为青瓷。六朝时期，青瓷还成为中国早期出口品，日本及朝鲜半岛，均曾出土过不少六朝青瓷。
中国劳动人民制作瓷器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早期青瓷显然是无耐之举，古人尚不能控制瓷之颜色，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铁元素将原始瓷器不经意的染青。可以想见古人在瓷器烧造中偶得的兴奋，大自然乃造世之主，让青色为瓷器诞生，让古人为青色欢呼。到东汉时期，青器有了重大突破，是我国工艺中从陶到瓷的孕育成熟阶段，同时标志着我国青瓷工艺已经比较成熟。
因为瓷器的在制作初期的可塑性更强、使用和消费过程中更具有便捷性与经济性，而且其光泽诱人也更具观赏性。因此，从出土文物中就可以发现，从汉开始，以瓷仿青铜造型比比皆是，无论是礼器，还是乐器；无论是酒器，还是食器。这也导致了从汉以后，金属类礼器及生活用具的大量减少，这也为中国实行铜本位货币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
青瓷的魅力在唐至两宋统领江山。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钧都属青瓷，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深沉、优雅、含蓄是青瓷美学的境界。这样高的陶瓷美学境界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可企及的高度，单用一个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瓷器的鼻祖——青瓷
青瓷是中国陶瓷中最庞大的家族，历史悠久。宽泛一点说，商代已有原始青瓷现身，成为瓷器的鼻祖。在中国瓷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便是青瓷了，因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青釉而得名。
青瓷之所以呈现这种颜色，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但有些青瓷因含铁不纯，还原气氛不充足，色调便呈现黄色或黄褐色，但统一称为青瓷。六朝时期，青瓷还成为中国早期出口品，日本及朝鲜半岛，均曾出土过不少六朝青瓷。
中国劳动人民制作瓷器的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早期青瓷显然是无耐之举，古人尚不能控制瓷之颜色，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铁元素将原始瓷器不经意的染青。可以想见古人在瓷器烧造中偶得的兴奋，大自然乃造世之主，让青色为瓷器诞生，让古人为青色欢呼。到东汉时期，青器有了重大突破，是我国工艺中从陶到瓷的孕育成熟阶段，同时标志着我国青瓷工艺已经比较成熟。
因为瓷器的在制作初期的可塑性更强、使用和消费过程中更具有便捷性与经济性，而且其光泽诱人也更具观赏性。因此，从出土文物中就可以发现，从汉开始，以瓷仿青铜造型比比皆是，无论是礼器，还是乐器；无论是酒器，还是食器。这也导致了从汉以后，金属类礼器及生活用具的大量减少，这也为中国实行铜本位货币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
青瓷的魅力在唐至两宋统领江山。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钧都属青瓷，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深沉、优雅、含蓄是青瓷美学的境界。这样高的陶瓷美学境界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可企及的高度，单用一个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与作为瓷器鼻祖地位的青瓷而言，这一件也许是带有“味道”的国宝
三国吴－青瓷虎子
1955年，在南京赵土岗的考古发掘现场，又发现了一件“虎子”，这件青瓷“虎子”壶高约15厘米，前后长约20厘米。“虎头”向上仰起45度，嘴巴张得圆圆的；虎背部有弓背奔虎状提梁，犹如神兽匍匐在虎背之上；虎头后面的把手上还刻着细纹，美观又防滑。因为许多古墓中都出土过“虎子”，所以一开始考古队只把它当作普通文物处理，没有加以特别的保护。然而，很快便有人看出了其中端倪：这件青瓷“虎子”壶身上有一行字！
壶身上的字清晰地显露出来，一共有13字铭文：“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赤乌是孙权的年号，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袁宜肯定是制作“虎子”的工匠的名字。铭文作为记录性文字，是礼器、祭祀器等高规格青铜器上才可能有的，而一件脏污狼藉的“虎子”竟能享受如此级别的待遇，这在整个考古历史上都十分罕见，因此专家判定它一定不是俗物。
经考证，这件青瓷“虎子”出自中国早期最主要的窑场——越窑，那个时期越窑的瓷器正出现大的造型转变，动物造型的瓷器大量涌现和迅速演变，改变了以前越窑瓷器风格单一的局面，崭新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从这件青瓷“虎子”明确地标明了吴帝的年号和瓷工的姓名、加上它特殊的形制来看，它不应该作为便器来使用，倒有可能是一件特殊的礼器，但没有相关文献配合，那13字铭文的含义已不可考证。在2013年，因这件青瓷“虎子”是带字的孤品和易损品，国家文物部门已将其列为一级国宝，禁止出境展览。
虎子以其形似伏虎而得名，是当时的实用便器（夜壶）。
“虎子”的出现据说还与西汉名将李广有关，《西京杂记》曾记载，某一天，李广和他弟弟一起打猎，射死一只卧虎，便“铸铜像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也”。虽然这可能只是个传说，但它说明，把夜壶制成虎形，反映了古人对老虎既畏惧又厌恶的心情，同时又希望将门出虎子的复杂心理。
也有人认为虎子是酒器或水器，不是夜壶。可是从解放后出土的文物情况看，虎子都出于男性墓或夫妻合葬墓的男性一边，而且都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亦可说明多为便器。又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涤器图，图上有一仆人在庭院里手持笤帚扫地，身后有一口大水缸，地上放着一只虎子。从这幅涤器图可以看出，这种随便放在地上的虎子，绝不会是酒器；而虎子的造型与结构，也不适宜用来做取水工具。
然而，到了李姓唐朝时，“虎子”就不得不改名了。
因为，坐江山的李家的先人中、唐高祖李渊祖父、唐太宗李世民曾祖叫“李虎”，他曾是南北朝时期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去世后被追封唐国公。“大唐王朝”的国号都是这位先人争来的，因此再让大众把便器称作“虎子”，那是大大地犯了皇家忌讳，说不定要人头落地。于是，人们便将“虎子”这个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
随着“马子”的形状和功能不断完善，再往后就如同现在一样俗称为“马桶”了。
三国吴－青瓷虎子
1955年，在南京赵土岗的考古发掘现场，又发现了一件“虎子”，这件青瓷“虎子”壶高约15厘米，前后长约20厘米。“虎头”向上仰起45度，嘴巴张得圆圆的；虎背部有弓背奔虎状提梁，犹如神兽匍匐在虎背之上；虎头后面的把手上还刻着细纹，美观又防滑。因为许多古墓中都出土过“虎子”，所以一开始考古队只把它当作普通文物处理，没有加以特别的保护。然而，很快便有人看出了其中端倪：这件青瓷“虎子”壶身上有一行字！
壶身上的字清晰地显露出来，一共有13字铭文：“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赤乌是孙权的年号，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袁宜肯定是制作“虎子”的工匠的名字。铭文作为记录性文字，是礼器、祭祀器等高规格青铜器上才可能有的，而一件脏污狼藉的“虎子”竟能享受如此级别的待遇，这在整个考古历史上都十分罕见，因此专家判定它一定不是俗物。
经考证，这件青瓷“虎子”出自中国早期最主要的窑场——越窑，那个时期越窑的瓷器正出现大的造型转变，动物造型的瓷器大量涌现和迅速演变，改变了以前越窑瓷器风格单一的局面，崭新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从这件青瓷“虎子”明确地标明了吴帝的年号和瓷工的姓名、加上它特殊的形制来看，它不应该作为便器来使用，倒有可能是一件特殊的礼器，但没有相关文献配合，那13字铭文的含义已不可考证。在2013年，因这件青瓷“虎子”是带字的孤品和易损品，国家文物部门已将其列为一级国宝，禁止出境展览。
虎子以其形似伏虎而得名，是当时的实用便器（夜壶）。
“虎子”的出现据说还与西汉名将李广有关，《西京杂记》曾记载，某一天，李广和他弟弟一起打猎，射死一只卧虎，便“铸铜像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也”。虽然这可能只是个传说，但它说明，把夜壶制成虎形，反映了古人对老虎既畏惧又厌恶的心情，同时又希望将门出虎子的复杂心理。
也有人认为虎子是酒器或水器，不是夜壶。可是从解放后出土的文物情况看，虎子都出于男性墓或夫妻合葬墓的男性一边，而且都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亦可说明多为便器。又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涤器图，图上有一仆人在庭院里手持笤帚扫地，身后有一口大水缸，地上放着一只虎子。从这幅涤器图可以看出，这种随便放在地上的虎子，绝不会是酒器；而虎子的造型与结构，也不适宜用来做取水工具。
然而，到了李姓唐朝时，“虎子”就不得不改名了。
因为，坐江山的李家的先人中、唐高祖李渊祖父、唐太宗李世民曾祖叫“李虎”，他曾是南北朝时期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去世后被追封唐国公。“大唐王朝”的国号都是这位先人争来的，因此再让大众把便器称作“虎子”，那是大大地犯了皇家忌讳，说不定要人头落地。于是，人们便将“虎子”这个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
随着“马子”的形状和功能不断完善，再往后就如同现在一样俗称为“马桶”了。
青花瓷的老祖宗、历史上最早的釉下彩成品
东晋－青瓷羊形烛台
长17厘米，宽14.7厘米。1976年江苏省镇江市象山园艺场出土。
瓷羊头顶部有一个圆孔，用于插放蜡烛。羊身上有几处深褐色斑点，这是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瓷器点彩装饰技法。一般先将褐彩涂绘在瓷器的胎体上，然后罩上青釉，再入窑高温一次烧成。青釉与褐彩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使瓷器的色彩更湿活泼。
褐色点彩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初期形式，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青瓷羊形烛台出现于三国，东晋盛行，照明点都在羊头上。此烛台的羊形作昂首跽伏状，羊角弯曲且缠着双耳，较丰满的身躯，施以润厚的青绿色釉，别具匠心的褐斑彩巧施于圆睁的双目，神情中透出几分惊奇，而微张的口作吐舌状，放佛咩咩有声，静中寓动，使瓷羊平添了生气。
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羊，面容似乎还带着安详而高深莫测的微笑。古时羊和祥同音，用羊型烛台作为陪葬品有“吉祥”的寓意。。东晋是衣冠南渡的时代，崇尚清谈，崇尚慢生活。这件烛台显然受到这种时代风格的影响，观之似能感受那种魏晋风度。
东晋－青瓷羊形烛台
长17厘米，宽14.7厘米。1976年江苏省镇江市象山园艺场出土。
瓷羊头顶部有一个圆孔，用于插放蜡烛。羊身上有几处深褐色斑点，这是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瓷器点彩装饰技法。一般先将褐彩涂绘在瓷器的胎体上，然后罩上青釉，再入窑高温一次烧成。青釉与褐彩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使瓷器的色彩更湿活泼。
褐色点彩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初期形式，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青瓷羊形烛台出现于三国，东晋盛行，照明点都在羊头上。此烛台的羊形作昂首跽伏状，羊角弯曲且缠着双耳，较丰满的身躯，施以润厚的青绿色釉，别具匠心的褐斑彩巧施于圆睁的双目，神情中透出几分惊奇，而微张的口作吐舌状，放佛咩咩有声，静中寓动，使瓷羊平添了生气。
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羊，面容似乎还带着安详而高深莫测的微笑。古时羊和祥同音，用羊型烛台作为陪葬品有“吉祥”的寓意。。东晋是衣冠南渡的时代，崇尚清谈，崇尚慢生活。这件烛台显然受到这种时代风格的影响，观之似能感受那种魏晋风度。
属于史上第一“老丈人”的文物出现了！
北周－独孤信墓志
独孤信墓志，制作于北周闽帝元年(557)4月4日，陕西省咸阳市出土。
墓志盖已佚，志文共16行，220字。记述了独孤信的姓名、籍贯、家世谱系、卒年、葬日、葬地及夫人和3个儿子的名字。
独孤信是北朝将领，出身于鲜卑化的匈奴贵族之家。北魏末年，他参与“六镇起义”，追随宇文泰建立西魏王朝，并成为西魏“六柱国”（西魏实际统治者宇文泰改革军事体制，推行“府兵制”，设8位柱国大将军，其中6人分领全国军队）之一。
独孤信死于西魏、北周改朝换代之际的政治斗争，墓志内容简略，与他高贵的身份很不相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宝，就是出土的独孤信的煤精多面体印信。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印信这几年被“炒”的很热，在很多节目中都出现过。
【铭文】
周故柱国大将军雍州刺史河内戾公墓志
曾祖有居斤
曾祖母贺兰氏
祖初豆伐
祖母达奚氏
父者，使持节司空公冀州刺史
母费连氏，长乐郡君
公姓独孤，讳信，字期弥头，河南洛阳人。以周
之元年岁维星纪三月己酉薨於长安。时年
五十四。谥曰戾。四月壬申葬於石安之北原
惧陵谷之贸迁，故刊石而志焉
妻如罗氏，广阳郡君。
长息善，字弩引，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河州刺史长城郡开国公
第二息藏，字拔臣，武平县开国公
第三息震，字毗贺周。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年少时因为善骑射、美姿容、风度翩翩而在军中得了一个外号“独孤郎”。郎，就是指美丽的少年，请参照三国的“孙郎”、“周郎”。
独孤信同时又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独孤信镇守秦州时，曾因为打猎到了傍晚，骑马疾奔进城，他的帽子稍稍倾斜。到了第二天早晨，戴帽子的官吏百姓，都仰慕独孤信而将帽子斜戴着。又因他在当地推行善政，重农桑、教化民众，处事素有信义之风，所以北周建立者宇文泰赐给他一个名字叫“信”。
后来，独孤信成为西魏的柱国大将军之一，与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同列。
独孤信晚年因牵扯到政治事件之中被获罪免官，之后政治对手又想杀死他，因为他的名望向来很高，不想张扬出来，便逼着独孤信让他在家中自尽。独孤信去世时五十五岁。
说独孤信是“史上第一岳父”很形象，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做了皇后，而且分布在三个朝代。比较遗憾的是，独孤信没有看到这个盛况，甚至一个都没看到。
北周皇后：长女嫁给北周第二位皇帝周明帝宇文毓，史称明敬皇后；
大唐皇后：四女儿嫁给唐国公李昞，生了一个儿子叫李渊，李渊登基后追封李昞为元皇帝，母亲为元贞皇后；
大隋皇后：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隋文帝杨坚，史称文献皇后。
独孤信所担任的八柱国就是隋唐关陇集团的基础，独孤家族的婚姻，就是围绕关陇集团架构的。关陇集团组成了政治联盟，谁做皇帝由他们来决定。从北周代替西魏，到隋代替北周，到唐代替隋，其背后都是这双看不见的大手在作用。
北周－独孤信墓志
独孤信墓志，制作于北周闽帝元年(557)4月4日，陕西省咸阳市出土。
墓志盖已佚，志文共16行，220字。记述了独孤信的姓名、籍贯、家世谱系、卒年、葬日、葬地及夫人和3个儿子的名字。
独孤信是北朝将领，出身于鲜卑化的匈奴贵族之家。北魏末年，他参与“六镇起义”，追随宇文泰建立西魏王朝，并成为西魏“六柱国”（西魏实际统治者宇文泰改革军事体制，推行“府兵制”，设8位柱国大将军，其中6人分领全国军队）之一。
独孤信死于西魏、北周改朝换代之际的政治斗争，墓志内容简略，与他高贵的身份很不相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宝，就是出土的独孤信的煤精多面体印信。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印信这几年被“炒”的很热，在很多节目中都出现过。
【铭文】
周故柱国大将军雍州刺史河内戾公墓志
曾祖有居斤
曾祖母贺兰氏
祖初豆伐
祖母达奚氏
父者，使持节司空公冀州刺史
母费连氏，长乐郡君
公姓独孤，讳信，字期弥头，河南洛阳人。以周
之元年岁维星纪三月己酉薨於长安。时年
五十四。谥曰戾。四月壬申葬於石安之北原
惧陵谷之贸迁，故刊石而志焉
妻如罗氏，广阳郡君。
长息善，字弩引，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河州刺史长城郡开国公
第二息藏，字拔臣，武平县开国公
第三息震，字毗贺周。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年少时因为善骑射、美姿容、风度翩翩而在军中得了一个外号“独孤郎”。郎，就是指美丽的少年，请参照三国的“孙郎”、“周郎”。
独孤信同时又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独孤信镇守秦州时，曾因为打猎到了傍晚，骑马疾奔进城，他的帽子稍稍倾斜。到了第二天早晨，戴帽子的官吏百姓，都仰慕独孤信而将帽子斜戴着。又因他在当地推行善政，重农桑、教化民众，处事素有信义之风，所以北周建立者宇文泰赐给他一个名字叫“信”。
后来，独孤信成为西魏的柱国大将军之一，与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同列。
独孤信晚年因牵扯到政治事件之中被获罪免官，之后政治对手又想杀死他，因为他的名望向来很高，不想张扬出来，便逼着独孤信让他在家中自尽。独孤信去世时五十五岁。
说独孤信是“史上第一岳父”很形象，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做了皇后，而且分布在三个朝代。比较遗憾的是，独孤信没有看到这个盛况，甚至一个都没看到。
北周皇后：长女嫁给北周第二位皇帝周明帝宇文毓，史称明敬皇后；
大唐皇后：四女儿嫁给唐国公李昞，生了一个儿子叫李渊，李渊登基后追封李昞为元皇帝，母亲为元贞皇后；
大隋皇后：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隋文帝杨坚，史称文献皇后。
独孤信所担任的八柱国就是隋唐关陇集团的基础，独孤家族的婚姻，就是围绕关陇集团架构的。关陇集团组成了政治联盟，谁做皇帝由他们来决定。从北周代替西魏，到隋代替北周，到唐代替隋，其背后都是这双看不见的大手在作用。
这是一件被誉为“青瓷之王”的珍贵文物，也是见证那个南北征战不休的时期，人们对于宗教的寄托以及期望灵魂的再生。
北朝－青瓷莲花尊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陆续出土了四件青瓷莲花尊，墓葬应为北齐，故莲花尊断代为北齐。高度分别为70厘米、63.6厘米、55.8厘米、54.4厘米，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河北博物馆。
这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朝青瓷莲花尊，高度63.6厘米。长颈直口，外沿饰一对桥形耳，流肩，颈、肩部有六个双系环耳。贴塑六团花，六兽面纹，器身以多层仰、俯莲瓣堆雕，釉色莹润，积釉处呈浅绿色。器盖雕饰莲瓣纹，由于受佛教影响，青瓷上盛行莲花纹装饰。
青瓷莲花尊在我国南北朝时非常流行，从留存至今的十余件器物来看，均是器形高大，釉色青绿，整器将刻划、浮雕、堆塑、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它们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的最高工艺水平。浮雕莲瓣是莲花尊的重要造型特征，俯视时向外伸展的层层莲瓣宛如盛开的莲花，其形状如曼荼罗坛，且与印度珊奇佛塔的造型十分相似。
现存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
青瓷莲花尊是替代死者灵魂的寄托物，而且加入了浓郁的佛教色彩。人们相信莲花尊能超度死者的亡魂，使灵魂免受轮回之苦。从陆续出土的实物来分析，青瓷莲花尊应该是安奉墓主灵魂的器皿，类似于魂瓶。所以莲花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在佛教文化和灵魂寄托物的双重内涵渲染下，莲花尊在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许多达官贵人死后，在墓葬中都会放置一个莲花尊，以此来超度墓葬主人的灵魂，使他避免死后受到轮回之苦。
北朝是公元386年至公元581年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包括了北齐、北魏、北周等数个王朝。鲜卑族拓拔珪建立了北朝，史称道武帝。
道武帝在位时，因为他本人非常信奉佛教，所以就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北魏时期大兴佛教建筑。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是那个时期开凿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以后，施行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措施，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并且在洛阳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寺塔，如著名的永宁司、法云寺等，非常宏伟、壮观。
佛教最早源于印度，而在中国则盛传于洛阳。早在东汉时期，汉明帝就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让天竺的高僧在白马寺翻译佛经。白马寺就成了佛教祖庭，堪称中国的第一古刹。正是因为这样，笃信佛教的孝文帝才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而在佛教文化中，都是以莲花作为主要宗教象征的，所以在北朝盛行佛教文化的时期，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以莲花作为主题的器物。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降生的一刻，百鸟歌唱，百花齐放，连沼泽地里都开出了神奇的莲花。佛祖一出生就站在莲花之上，不用扶持就能行走，他举足走了七步，每走一步，脚下就盛开一朵莲花，清香四溢。从此以后，莲花便成为佛家的重要标志
北朝－青瓷莲花尊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陆续出土了四件青瓷莲花尊，墓葬应为北齐，故莲花尊断代为北齐。高度分别为70厘米、63.6厘米、55.8厘米、54.4厘米，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河北博物馆。
这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朝青瓷莲花尊，高度63.6厘米。长颈直口，外沿饰一对桥形耳，流肩，颈、肩部有六个双系环耳。贴塑六团花，六兽面纹，器身以多层仰、俯莲瓣堆雕，釉色莹润，积釉处呈浅绿色。器盖雕饰莲瓣纹，由于受佛教影响，青瓷上盛行莲花纹装饰。
青瓷莲花尊在我国南北朝时非常流行，从留存至今的十余件器物来看，均是器形高大，釉色青绿，整器将刻划、浮雕、堆塑、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它们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的最高工艺水平。浮雕莲瓣是莲花尊的重要造型特征，俯视时向外伸展的层层莲瓣宛如盛开的莲花，其形状如曼荼罗坛，且与印度珊奇佛塔的造型十分相似。
现存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
青瓷莲花尊是替代死者灵魂的寄托物，而且加入了浓郁的佛教色彩。人们相信莲花尊能超度死者的亡魂，使灵魂免受轮回之苦。从陆续出土的实物来分析，青瓷莲花尊应该是安奉墓主灵魂的器皿，类似于魂瓶。所以莲花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在佛教文化和灵魂寄托物的双重内涵渲染下，莲花尊在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许多达官贵人死后，在墓葬中都会放置一个莲花尊，以此来超度墓葬主人的灵魂，使他避免死后受到轮回之苦。
北朝是公元386年至公元581年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包括了北齐、北魏、北周等数个王朝。鲜卑族拓拔珪建立了北朝，史称道武帝。
道武帝在位时，因为他本人非常信奉佛教，所以就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北魏时期大兴佛教建筑。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是那个时期开凿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以后，施行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措施，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并且在洛阳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寺塔，如著名的永宁司、法云寺等，非常宏伟、壮观。
佛教最早源于印度，而在中国则盛传于洛阳。早在东汉时期，汉明帝就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让天竺的高僧在白马寺翻译佛经。白马寺就成了佛教祖庭，堪称中国的第一古刹。正是因为这样，笃信佛教的孝文帝才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而在佛教文化中，都是以莲花作为主要宗教象征的，所以在北朝盛行佛教文化的时期，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以莲花作为主题的器物。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降生的一刻，百鸟歌唱，百花齐放，连沼泽地里都开出了神奇的莲花。佛祖一出生就站在莲花之上，不用扶持就能行走，他举足走了七步，每走一步，脚下就盛开一朵莲花，清香四溢。从此以后，莲花便成为佛家的重要标志
在国家博物馆的三四两晋南北朝馆里还陈列有一些很具有生活化，甚至按我们现代来讲，都有一点点搞笑的陶制人俑。
这个时代的陶俑已经不再如秦汉时期那些同类一样，显得总是那么古板、僵硬。在众多出土的陶俑之中更加生活化，以及希望带给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娱乐性的陶俑也越来越多。
“你看看我，像不像米妮？”
西魏－－彩绘双丫髻陶女俑（1977年陕西汉中出土）
“主人，垃圾让风吹跑了……嘻嘻……”（请自行脑补一个“傻丫环”的形象）
三国 蜀－－陶女俑（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
“音乐起……哎位巴滴，嗨起来……”
三国 蜀－－乐舞陶俑（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
这个时代的陶俑已经不再如秦汉时期那些同类一样，显得总是那么古板、僵硬。在众多出土的陶俑之中更加生活化，以及希望带给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娱乐性的陶俑也越来越多。
“你看看我，像不像米妮？”
西魏－－彩绘双丫髻陶女俑（1977年陕西汉中出土）
“主人，垃圾让风吹跑了……嘻嘻……”（请自行脑补一个“傻丫环”的形象）
三国 蜀－－陶女俑（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
“音乐起……哎位巴滴，嗨起来……”
三国 蜀－－乐舞陶俑（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
北朝－－陶马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马在游牧民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北朝墓葬的陶马随葬较为普遍。此陶马比例准确，雕塑细腻，生动表现出马匹矫健有力的雄姿。
此马套笼套，颈部系双带，胸前有花状饰物，可能象征铃铛。鞍鞯处饰障泥，障泥镂刻精美图案。
作为一个陪葬品，此陶马与真实马匹还略有不同。在它的头顶上方有一个独立的单角，这也是代表这匹马是匹“神马”的标志。
北朝由于战争频繁，对马的需求量大，重视程度很高。
还记得咱们上学时重点要背诵的那首北魏时期著名的《木兰辞》吗？上个月我也刚好又跟闺女一起背来着，在文辞的上半阙中就写着“……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备战的所有内容就只与“马”有关。可见在那个时代，一匹好马是多么重要。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马在游牧民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北朝墓葬的陶马随葬较为普遍。此陶马比例准确，雕塑细腻，生动表现出马匹矫健有力的雄姿。
此马套笼套，颈部系双带，胸前有花状饰物，可能象征铃铛。鞍鞯处饰障泥，障泥镂刻精美图案。
作为一个陪葬品，此陶马与真实马匹还略有不同。在它的头顶上方有一个独立的单角，这也是代表这匹马是匹“神马”的标志。
北朝由于战争频繁，对马的需求量大，重视程度很高。
还记得咱们上学时重点要背诵的那首北魏时期著名的《木兰辞》吗？上个月我也刚好又跟闺女一起背来着，在文辞的上半阙中就写着“……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备战的所有内容就只与“马”有关。可见在那个时代，一匹好马是多么重要。
历史书上的定论是以公元220年，曹丕篡汉，计为东汉覆灭、三国割据时期的开始，但其实从东汉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为开始 ，中国就已经在事实上开始了分裂。
即使期间有西晋的短暂的统一，但从吴灭（280年）至八王之乱开始（291年），太平年间也仅仅只有11年而已。
直到时间渡过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亡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终于统一中国为截止。那么，在这近长达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分裂的、争战不断的黑暗时期，政权不断更替、各民族在交融前夜的争斗不止，都使得中华文明遭受到了极为摧残的打击。
隋，虽然仅有40年朝昔，但其所改革的政治形态、设定的军事制度以及击破的豪门大姓对上层的辖制，等等这些使得随后的大唐成为了中华文明最为璀璨的明星。当我华夏人在前往异国他乡之后，在所聚居之地也无不以“唐人街”为标榜自己的身份。
即使期间有西晋的短暂的统一，但从吴灭（280年）至八王之乱开始（291年），太平年间也仅仅只有11年而已。
直到时间渡过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亡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终于统一中国为截止。那么，在这近长达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分裂的、争战不断的黑暗时期，政权不断更替、各民族在交融前夜的争斗不止，都使得中华文明遭受到了极为摧残的打击。
隋，虽然仅有40年朝昔，但其所改革的政治形态、设定的军事制度以及击破的豪门大姓对上层的辖制，等等这些使得随后的大唐成为了中华文明最为璀璨的明星。当我华夏人在前往异国他乡之后，在所聚居之地也无不以“唐人街”为标榜自己的身份。
隋－安济桥石栏板
1953年河北赵县出土，纵84.5厘米，横212厘米
安济桥又名赵州桥、大石桥。
这块雕龙石栏板是修复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时从桥下的淤泥中发掘上来的。它原是桥面一侧的一块栏板，不知何年何月因年久失修掉落水中，从此湮没在洨河水里。栏板的一面浮雕有双龙对穿岩穴，龙的头角峥嵘，似在蜿蜒移动。
安济桥，又称赵州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东南的赵县城南2.5公里处，横跨洨河之上，建于隋开皇年间，为工匠李春领导设计修建的。全桥用青石（石灰石）砌成，全长64.4米，高8.65米，宽9米，跨度37.02米。
其石拱跨度大，坡度小，便于车马通行。大拱两端肩上各有2个小拱叫做“敞肩拱”，水大时可以分洪，减弱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又可节省石料，减轻桥身的重量。在13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安济桥经受着洪水、地震、车辆重压和风雨剥蚀，依然稳固地横跨在洨 河上。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第二早（还有一座小商桥）、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
隋代建成时的赵州桥，雕饰主要集中在中间部分的栏板和望柱上，刀法苍劲有力，风格古朴典雅，龙雕是其精华。有资料显示桥中部每侧有5块蛟龙栏板，6根蟠龙竹节望柱，形成一个气势恢宏的群龙阵图。代表了隋代石雕艺术的精华。
现在各位去赵州桥，看到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仿照隋代栏板一比一的复刻。历史上栏板、望柱多次重修，上世纪50年代经过发掘，人们从河道中出土了栏板、望柱、仰天石以及大小桥石1500余件。
而且从宋、明、清朝代等不同年代的栏板可以看出，历次修缮中不同朝代的工匠为赵州桥增加了新的故事形象图案。隋代以龙为主，宋代则有了凤凰、麒麟和人物故事等，这些雕刻栏板为研究不同时代的雕刻艺术、方法、人文风情提供了实物资料，都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安济桥历经1400余年的世代沧桑，至今享有盛名，受到保护，应该说最得益于三个人—张嘉贞、梁思成和茅以升。
张嘉贞是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初期的宰相，因过后来被贬到幽州做刺史。他应该是在做地方官时看到了这座已落成百年的安济桥，心有所动，因此写了一篇《石桥铭序》。张嘉贞赞叹这座拱桥在工程技术上非常奇特，匠心独具；桥柱、栏板上雕刻的龙兽栩栩如生。尤其珍贵的是，他在开篇说：“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和文学鸿儒的雅事，能工巧匠向来名不见经传。如果没有张嘉贞，后人就无法知道隋代一位了不起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安济桥，人间也只会有“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干是圣人留”的传说了。
张嘉贞像：
梁思成是现代著名的建筑学家。1933年，他在河北省进行野外考察时，当地流行的一首童谣引起了他的注意：“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循着这首民谣的说法，梁思成果然在河北赵县重新发现了安济桥。他对安济桥进行了详细的科学考察，并撰文绘图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石拱桥，久被遗忘的安济桥由此在中外桥梁史上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地位。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评价安济桥等弧形拱桥是中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之一。
梁思成及同为建筑学家的妻子林徽因：
如果说让安济桥重见天日，享誉学界的是梁思成，那么使这座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则是茅以升。茅以升是现代桥梁工程专家，他设计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杭州钱塘江大桥和第一座跨越长江的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优秀的爱国专家，他非常重视对国民进行科普教育，写过许多深入浅出的文章。
《中国石拱桥》一文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作，后被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一代一代的孩子们，正是在对这篇优美散文一遍一遍的诵读中，知道了安济桥，知道了它骄人的技术成就和艺术之美，并牢牢地记在心中。
茅以升先生照片：
1953年河北赵县出土，纵84.5厘米，横212厘米
安济桥又名赵州桥、大石桥。
这块雕龙石栏板是修复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时从桥下的淤泥中发掘上来的。它原是桥面一侧的一块栏板，不知何年何月因年久失修掉落水中，从此湮没在洨河水里。栏板的一面浮雕有双龙对穿岩穴，龙的头角峥嵘，似在蜿蜒移动。
安济桥，又称赵州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东南的赵县城南2.5公里处，横跨洨河之上，建于隋开皇年间，为工匠李春领导设计修建的。全桥用青石（石灰石）砌成，全长64.4米，高8.65米，宽9米，跨度37.02米。
其石拱跨度大，坡度小，便于车马通行。大拱两端肩上各有2个小拱叫做“敞肩拱”，水大时可以分洪，减弱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又可节省石料，减轻桥身的重量。在13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安济桥经受着洪水、地震、车辆重压和风雨剥蚀，依然稳固地横跨在洨 河上。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第二早（还有一座小商桥）、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
隋代建成时的赵州桥，雕饰主要集中在中间部分的栏板和望柱上，刀法苍劲有力，风格古朴典雅，龙雕是其精华。有资料显示桥中部每侧有5块蛟龙栏板，6根蟠龙竹节望柱，形成一个气势恢宏的群龙阵图。代表了隋代石雕艺术的精华。
现在各位去赵州桥，看到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仿照隋代栏板一比一的复刻。历史上栏板、望柱多次重修，上世纪50年代经过发掘，人们从河道中出土了栏板、望柱、仰天石以及大小桥石1500余件。
而且从宋、明、清朝代等不同年代的栏板可以看出，历次修缮中不同朝代的工匠为赵州桥增加了新的故事形象图案。隋代以龙为主，宋代则有了凤凰、麒麟和人物故事等，这些雕刻栏板为研究不同时代的雕刻艺术、方法、人文风情提供了实物资料，都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安济桥历经1400余年的世代沧桑，至今享有盛名，受到保护，应该说最得益于三个人—张嘉贞、梁思成和茅以升。
张嘉贞是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初期的宰相，因过后来被贬到幽州做刺史。他应该是在做地方官时看到了这座已落成百年的安济桥，心有所动，因此写了一篇《石桥铭序》。张嘉贞赞叹这座拱桥在工程技术上非常奇特，匠心独具；桥柱、栏板上雕刻的龙兽栩栩如生。尤其珍贵的是，他在开篇说：“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和文学鸿儒的雅事，能工巧匠向来名不见经传。如果没有张嘉贞，后人就无法知道隋代一位了不起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安济桥，人间也只会有“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干是圣人留”的传说了。
张嘉贞像：
梁思成是现代著名的建筑学家。1933年，他在河北省进行野外考察时，当地流行的一首童谣引起了他的注意：“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循着这首民谣的说法，梁思成果然在河北赵县重新发现了安济桥。他对安济桥进行了详细的科学考察，并撰文绘图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石拱桥，久被遗忘的安济桥由此在中外桥梁史上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地位。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评价安济桥等弧形拱桥是中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之一。
梁思成及同为建筑学家的妻子林徽因：
如果说让安济桥重见天日，享誉学界的是梁思成，那么使这座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则是茅以升。茅以升是现代桥梁工程专家，他设计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杭州钱塘江大桥和第一座跨越长江的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优秀的爱国专家，他非常重视对国民进行科普教育，写过许多深入浅出的文章。
《中国石拱桥》一文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作，后被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一代一代的孩子们，正是在对这篇优美散文一遍一遍的诵读中，知道了安济桥，知道了它骄人的技术成就和艺术之美，并牢牢地记在心中。
茅以升先生照片：
我是一个当了父亲的人，而且我也有一个女儿，虽然她有时也不听话……但，我很爱她……
看接下来的文物之后，我知道，全世界亲情的爱都是一样的……即使离开了，也能感受到……
隋－李静训墓出土文物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墓室正中放置着一个造型逼真的殿堂式的石棺。累计出土230余件随葬物品，大批珍宝、日常服御器等，几乎是把死者生前所需的日常物品一件不漏地都殉葬了。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墓中最著名的随葬品是一件通体华光闪烁，异彩纷呈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这件精美之物出土时，就戴在李静训尸骨的颈项上，可见是她生前常佩戴的一件心爱饰物。
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外又有小焊珠一圈和大焊珠5颗，其上再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28个金质球形链珠由金线穿起。
项链的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面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这块鸡血石纯净晶莹，虽在地下埋了千余年仍然鲜艳如新，光洁明亮。最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面镶嵌一块长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交相辉映、雍容华贵。
依据其样式，认为此项链原产地可能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
项链上端有个扣纽，中央镶嵌着一颗青金石。奇怪的是，青金石竟然还凹雕了一只大角鹿（因为现场光线不好，我的卡片机拍不到细节，所以从网上下载的文物局部图片）：
项链的下端则是一组垂饰，也是整件首饰最珠光宝气的部分。居中是一件圆盘形的金饰，上面镶嵌了一块罕见的、晶莹的鸡血石，周围嵌着24颗珍珠：（源自网络图片）
金手镯
长径7、短径5.5厘米
这对精巧的纯金椭圆形手镯，每个分4节，节两端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开口为钮饰，一端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
据样式推测，其可能是北印度制品。
下图左边是李静训墓出土的手镯绘图样式；右边是阿旃陀1号窟壁画里的手镯绘图样式，是不是很像？图片来自《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镯的产地问题》（源自网络图片）
镶金边玉杯
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足径2.9厘米
镶金边玉杯呈白色。直口，深腹，腹下部微收，平底实足。镶金边，卷唇。通体光素无纹，造型简练，抛光细润，制作精美。是隋代发现不多的玉器珍品。
此杯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其柔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得这件玉器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雅，也包含了“金玉满堂”之意，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
从现有考古发现角度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玉器发展似是走入了低谷，出土的玉器也为数甚少，但就在这少数的几件玉器中，可以发现中国玉器生产已经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向日用器的过渡。这件白玉杯便明显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的束缚，向着更实用的方向发展，已经是非常生活化的器物了。
这个玉杯及具有罗马风格的高足杯，两个杯子都很小（仅4、5厘米高），应该是李静训用来过家家的玩具。
罗马风格高足杯、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及金手镯
李静训（600年－608年），字小孩，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
先看她的亲属成员，再想想为何能有如此之华贵陪葬：
1、曾祖父：李贤，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
2、外曾外祖父：杨坚，隋文帝。
3、祖父：李崇，隋朝上柱国、豫州刺史、广宗郡公。
4、外祖父：宇文赟，北周宣帝。
5、外祖母：杨丽华，隋朝乐平公主。
6、父亲：李敏，光禄大夫、岐周刺史、澧国公。
7、母亲：宇文娥英，北周公主。
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6月1日这天，她殁于宫中，时年九岁。
对她极其宠爱的外祖母杨丽华非常伤心，在决定厚礼葬之的同时，不忍心看见外孙女尸骨流落在外，就力排众议申请到了一块埋葬在皇宫旁边的墓地，这也算是一大历史性的创举了，因为即使是皇帝都没有资格将自己的陵墓修建在皇宫旁边。但是，杨丽华和小小女孩李静训做到了。这也是李静训墓一千多年来未被盗掘的主要原因。
杨丽华一生浸淫佛法，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为了能让李静训有个安稳的栖息之所，杨丽华将李静训的墓置在当时的万善尼寺中，并仿照舍利的埋葬方式，将舍利放置在石棺之中。
李静训墓出土的殿堂式的石棺－－九脊殿堂式石棺（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源自网络图片）
杨丽华对这个外孙女极其溺爱，不仅忍着悲伤亲自安排了葬礼，还害怕打扰孩子的长眠，在石棺背后“屋顶”的一根瓦片上刻下了“开者即死”的字样。这4个字，与其说是对盗墓者的诅咒，不如说是一个肝肠寸断的外婆对早夭外孙女最后的保护。
或许正是这份亲情感动了上天，让李静训的墓葬完好无损的保存了1400年，也将那些繁复精美的珠宝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源自网络图片）
根据墓志和有关文献得知，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随从北周武帝平齐，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开皇三年（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终年才48岁。
李崇之子李敏，就是李静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念李崇为国捐躯的赫赫战功，对李敏也倍加恩宠，自幼养于宫中，李敏多才多艺，《隋书》中说他“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北周宣帝宇文赟和皇后杨丽华（即隋文帝杨坚的长女）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婿，数百人中就选中了李敏
据墓志记载，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然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天”。大业四年（608年）六月一日，李静训殁于宫中，年方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厚礼葬之。
墓志的内部刻有楷书铭文，虽然仅有370个字，却字字泣血，讲述了墓葬主人李静训的生平，以及她去世之后，至亲的悲切与思念：
（源自网络图片）
早夭的幼童，仿佛是无人记忆的朝露，而夭折之痛，会在余生中反复折磨着每一位深爱孩子的至亲，葬礼于是成了爱意的最后表达。虽然生前并无封号，但小姑娘的葬礼规格超乎寻常
1400年来，娇小的李静训安卧棺中。当考古学家打开石棺的时候，这个小姑娘仍像千年前一样，乖巧的躺在里面，头戴金银珠花头饰，嵌宝石的金项链围绕于颈，小手抱在胸前而手腕各带一只金手镯，指头上戴着银指套，周身被奇珍异宝环绕…………但她，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芳华年纪。
（源自网络图片）
李静训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不知忧愁的总角之年。或许这是件好事，因为在她死后的第2年开始：
先是疼爱她的外婆也因伤心过度而离世。
没过多久，父亲获罪被杀、母亲被赐死
之后兄弟姐妹们也不得善终
最后整个家族全部覆灭了……
真是令人感叹富贵如烟，人生如梦。
看接下来的文物之后，我知道，全世界亲情的爱都是一样的……即使离开了，也能感受到……
隋－李静训墓出土文物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墓室正中放置着一个造型逼真的殿堂式的石棺。累计出土230余件随葬物品，大批珍宝、日常服御器等，几乎是把死者生前所需的日常物品一件不漏地都殉葬了。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墓中最著名的随葬品是一件通体华光闪烁，异彩纷呈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这件精美之物出土时，就戴在李静训尸骨的颈项上，可见是她生前常佩戴的一件心爱饰物。
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外又有小焊珠一圈和大焊珠5颗，其上再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28个金质球形链珠由金线穿起。
项链的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面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这块鸡血石纯净晶莹，虽在地下埋了千余年仍然鲜艳如新，光洁明亮。最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面镶嵌一块长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交相辉映、雍容华贵。
依据其样式，认为此项链原产地可能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
项链上端有个扣纽，中央镶嵌着一颗青金石。奇怪的是，青金石竟然还凹雕了一只大角鹿（因为现场光线不好，我的卡片机拍不到细节，所以从网上下载的文物局部图片）：
项链的下端则是一组垂饰，也是整件首饰最珠光宝气的部分。居中是一件圆盘形的金饰，上面镶嵌了一块罕见的、晶莹的鸡血石，周围嵌着24颗珍珠：（源自网络图片）
金手镯
长径7、短径5.5厘米
这对精巧的纯金椭圆形手镯，每个分4节，节两端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开口为钮饰，一端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
据样式推测，其可能是北印度制品。
下图左边是李静训墓出土的手镯绘图样式；右边是阿旃陀1号窟壁画里的手镯绘图样式，是不是很像？图片来自《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镯的产地问题》（源自网络图片）
镶金边玉杯
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足径2.9厘米
镶金边玉杯呈白色。直口，深腹，腹下部微收，平底实足。镶金边，卷唇。通体光素无纹，造型简练，抛光细润，制作精美。是隋代发现不多的玉器珍品。
此杯由上等的和田玉雕琢而成。其柔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得这件玉器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雅，也包含了“金玉满堂”之意，成为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品。
从现有考古发现角度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玉器发展似是走入了低谷，出土的玉器也为数甚少，但就在这少数的几件玉器中，可以发现中国玉器生产已经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向日用器的过渡。这件白玉杯便明显摆脱了汉代玉器制作程式的束缚，向着更实用的方向发展，已经是非常生活化的器物了。
这个玉杯及具有罗马风格的高足杯，两个杯子都很小（仅4、5厘米高），应该是李静训用来过家家的玩具。
罗马风格高足杯、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及金手镯
李静训（600年－608年），字小孩，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
先看她的亲属成员，再想想为何能有如此之华贵陪葬：
1、曾祖父：李贤，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
2、外曾外祖父：杨坚，隋文帝。
3、祖父：李崇，隋朝上柱国、豫州刺史、广宗郡公。
4、外祖父：宇文赟，北周宣帝。
5、外祖母：杨丽华，隋朝乐平公主。
6、父亲：李敏，光禄大夫、岐周刺史、澧国公。
7、母亲：宇文娥英，北周公主。
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6月1日这天，她殁于宫中，时年九岁。
对她极其宠爱的外祖母杨丽华非常伤心，在决定厚礼葬之的同时，不忍心看见外孙女尸骨流落在外，就力排众议申请到了一块埋葬在皇宫旁边的墓地，这也算是一大历史性的创举了，因为即使是皇帝都没有资格将自己的陵墓修建在皇宫旁边。但是，杨丽华和小小女孩李静训做到了。这也是李静训墓一千多年来未被盗掘的主要原因。
杨丽华一生浸淫佛法，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为了能让李静训有个安稳的栖息之所，杨丽华将李静训的墓置在当时的万善尼寺中，并仿照舍利的埋葬方式，将舍利放置在石棺之中。
李静训墓出土的殿堂式的石棺－－九脊殿堂式石棺（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源自网络图片）
杨丽华对这个外孙女极其溺爱，不仅忍着悲伤亲自安排了葬礼，还害怕打扰孩子的长眠，在石棺背后“屋顶”的一根瓦片上刻下了“开者即死”的字样。这4个字，与其说是对盗墓者的诅咒，不如说是一个肝肠寸断的外婆对早夭外孙女最后的保护。
或许正是这份亲情感动了上天，让李静训的墓葬完好无损的保存了1400年，也将那些繁复精美的珠宝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源自网络图片）
根据墓志和有关文献得知，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随从北周武帝平齐，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开皇三年（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终年才48岁。
李崇之子李敏，就是李静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念李崇为国捐躯的赫赫战功，对李敏也倍加恩宠，自幼养于宫中，李敏多才多艺，《隋书》中说他“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北周宣帝宇文赟和皇后杨丽华（即隋文帝杨坚的长女）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婿，数百人中就选中了李敏
据墓志记载，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然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天”。大业四年（608年）六月一日，李静训殁于宫中，年方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厚礼葬之。
墓志的内部刻有楷书铭文，虽然仅有370个字，却字字泣血，讲述了墓葬主人李静训的生平，以及她去世之后，至亲的悲切与思念：
（源自网络图片）
早夭的幼童，仿佛是无人记忆的朝露，而夭折之痛，会在余生中反复折磨着每一位深爱孩子的至亲，葬礼于是成了爱意的最后表达。虽然生前并无封号，但小姑娘的葬礼规格超乎寻常
1400年来，娇小的李静训安卧棺中。当考古学家打开石棺的时候，这个小姑娘仍像千年前一样，乖巧的躺在里面，头戴金银珠花头饰，嵌宝石的金项链围绕于颈，小手抱在胸前而手腕各带一只金手镯，指头上戴着银指套，周身被奇珍异宝环绕…………但她，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芳华年纪。
（源自网络图片）
李静训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不知忧愁的总角之年。或许这是件好事，因为在她死后的第2年开始：
先是疼爱她的外婆也因伤心过度而离世。
没过多久，父亲获罪被杀、母亲被赐死
之后兄弟姐妹们也不得善终
最后整个家族全部覆灭了……
真是令人感叹富贵如烟，人生如梦。
犹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是中国瓷器史上最为神秘与最有传说性质的瓷器品种。其色彩散发的“千峰翠”以及釉色的“无中生水”都让人遐想连篇。但是从五宋初失传之后直到近代，秘色瓷为何物却一直不得而知。
唐－秘色葵口瓷盘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盘内通体施青绿色釉，釉质莹润，在光照下可以显现出秘色瓷最为神奇的“无中生水”的现象。
秘色瓷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又名秘釉瓷，中国古代越州名窑(今浙江一带）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
“秘色”的意思是“保密的釉料配方”。“秘色瓷”就是用保密的釉料配方涂抹器物表面而烧成的瓷器。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所以，这种配方是保密的，专用于皇家瓷器的烧造。
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其后五代钱氏的吴越国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臣庶不得使用"。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它的美仑美奂所倾倒。唐代文学家陆龟蒙一首《秘色越器》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让人对秘色瓷遐想千年。对于这种在五代吴越国之后就已经失传的瓷器品种，宋、明、清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以及何为“秘色瓷”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
那么，到底“秘色瓷”是怎样的？在法门寺地宫未打开之前，其实它一直是一个迷？
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明确表明出土的14件越窑青瓷就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千古之谜终于有了答案。由此,秘色瓷有了可资参考的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中未出土的香炉
保存在香炉中的秘色瓷
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撩开了。专家们恍然大悟：秘色瓷我们并不陌生，它原来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只是从前相见而不相识罢了。秘色瓷标准器确立之后,与之相同的青瓷得以认定为秘色瓷。从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秘色瓷的遗址均等级较高,如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宗贵妃墓等,都是皇室或王室成员墓葬。
这显示出秘色瓷是跨越民族和族群使用的瓷器,也证明了秘色瓷进贡宫廷的“贡瓷”性质。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唐－秘色葵口瓷盘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盘内通体施青绿色釉，釉质莹润，在光照下可以显现出秘色瓷最为神奇的“无中生水”的现象。
秘色瓷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又名秘釉瓷，中国古代越州名窑(今浙江一带）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
“秘色”的意思是“保密的釉料配方”。“秘色瓷”就是用保密的釉料配方涂抹器物表面而烧成的瓷器。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所以，这种配方是保密的，专用于皇家瓷器的烧造。
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其后五代钱氏的吴越国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臣庶不得使用"。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它的美仑美奂所倾倒。唐代文学家陆龟蒙一首《秘色越器》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让人对秘色瓷遐想千年。对于这种在五代吴越国之后就已经失传的瓷器品种，宋、明、清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以及何为“秘色瓷”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
那么，到底“秘色瓷”是怎样的？在法门寺地宫未打开之前，其实它一直是一个迷？
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明确表明出土的14件越窑青瓷就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千古之谜终于有了答案。由此,秘色瓷有了可资参考的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中未出土的香炉
保存在香炉中的秘色瓷
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撩开了。专家们恍然大悟：秘色瓷我们并不陌生，它原来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只是从前相见而不相识罢了。秘色瓷标准器确立之后,与之相同的青瓷得以认定为秘色瓷。从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秘色瓷的遗址均等级较高,如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宗贵妃墓等,都是皇室或王室成员墓葬。
这显示出秘色瓷是跨越民族和族群使用的瓷器,也证明了秘色瓷进贡宫廷的“贡瓷”性质。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