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原创小说：山道
在山脚肖家寨里正混乱时，叶秀枝已来到马知元的坟头。这个坟头的位置看不到肖家寨，而是朝东，面向远处的另一个山头。
马知元的坟在一个山包的侧面，前侧是一处山湾，山湾里是层层的梯田，他的坟正在一片田地之上。坟堆的前后有几棵松树，松树并无龙身虬枝、蜿蜒曲折的美感，而显普通，好在枝繁叶茂，树荫华盖很大。
坟堆上杂草茂盛，长的有半人高，还有些带刺的灌木。墓碑的后面，一株茁壮的商陆鲜艳地生着，朱红色的枝干，绿叶宽厚肥大，在微风中颤动摇曳。商陆的枝头已密密地结着一串串或绿或紫的小桨果，压弯了枝头，桨果还没有熟。即便是紫色的熟了，也是万万不能吃的。叶秀枝小时候见妈妈用它做染料，染出紫红色的布，她说这植物和果子有毒，全身都不能入口的。商陆只剩了粗壮的半边，样子很明显，它的根部有两个细些的枝干留下被折断、撕扯过的痕迹。想必是马家子孙清明上坟时想清理又没有工具，就徒手掰扯了细枝，而主枝太粗大，只好任由它长着。
坟堆的前面稍远处有一个烟花盒的残壳，包装纸被雨水淋得脱了色，花色图案模糊。坟的正前面，有一个装了砂子的陶罐，陶罐里有许多燃尽香的木棍细茬。
她站在坟前，从随身的坤包里掏出打火机和香烟。她是前几年才有了吸烟习惯的。这些年她多半在上海帮着带孙女，而孙女读初中后住读在校，她就闲下来，无聊时就跟街坊邻居阿姨们学会了打麻将。麻友们有的吸烟，一来二去她就从吸二手烟变成一手的了。只是，当着外人的面，包括陈继良的面，她是不吸的。而在这荒无人烟的坟头，仅她一人，也就无所顾忌。
她清出陶罐里的一些细木棍，点燃三支香烟，烟头向上依次插进瓦罐。一时青烟袅袅，就是三支香。她双手合什，向坟鞠了三躬，眼角不觉浸出了泪。
这个曾经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早已病逝，或许坟莹里他的尸骨已腐烂，甚至化归泥土了。叶秀枝想，我刚才在宴席上莫名其妙地受辱，与你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许多事也是因你而起。现在我偏偏就来看你，这一切是命中注定吗？
她点燃一支香烟，自己吸上，把烟花盒捡过来，挪到坟前的松树荫里，坐了上去。
她茫然地看着那瓦罐里三支烟头上的袅袅青烟，自己幽幽吐出烟气，如叹似息，默默陷入心思，往事历历，浮在眼前。
马知元的坟在一个山包的侧面，前侧是一处山湾，山湾里是层层的梯田，他的坟正在一片田地之上。坟堆的前后有几棵松树，松树并无龙身虬枝、蜿蜒曲折的美感，而显普通，好在枝繁叶茂，树荫华盖很大。
坟堆上杂草茂盛，长的有半人高，还有些带刺的灌木。墓碑的后面，一株茁壮的商陆鲜艳地生着，朱红色的枝干，绿叶宽厚肥大，在微风中颤动摇曳。商陆的枝头已密密地结着一串串或绿或紫的小桨果，压弯了枝头，桨果还没有熟。即便是紫色的熟了，也是万万不能吃的。叶秀枝小时候见妈妈用它做染料，染出紫红色的布，她说这植物和果子有毒，全身都不能入口的。商陆只剩了粗壮的半边，样子很明显，它的根部有两个细些的枝干留下被折断、撕扯过的痕迹。想必是马家子孙清明上坟时想清理又没有工具，就徒手掰扯了细枝，而主枝太粗大，只好任由它长着。
坟堆的前面稍远处有一个烟花盒的残壳，包装纸被雨水淋得脱了色，花色图案模糊。坟的正前面，有一个装了砂子的陶罐，陶罐里有许多燃尽香的木棍细茬。
她站在坟前，从随身的坤包里掏出打火机和香烟。她是前几年才有了吸烟习惯的。这些年她多半在上海帮着带孙女，而孙女读初中后住读在校，她就闲下来，无聊时就跟街坊邻居阿姨们学会了打麻将。麻友们有的吸烟，一来二去她就从吸二手烟变成一手的了。只是，当着外人的面，包括陈继良的面，她是不吸的。而在这荒无人烟的坟头，仅她一人，也就无所顾忌。
她清出陶罐里的一些细木棍，点燃三支香烟，烟头向上依次插进瓦罐。一时青烟袅袅，就是三支香。她双手合什，向坟鞠了三躬，眼角不觉浸出了泪。
这个曾经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早已病逝，或许坟莹里他的尸骨已腐烂，甚至化归泥土了。叶秀枝想，我刚才在宴席上莫名其妙地受辱，与你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许多事也是因你而起。现在我偏偏就来看你，这一切是命中注定吗？
她点燃一支香烟，自己吸上，把烟花盒捡过来，挪到坟前的松树荫里，坐了上去。
她茫然地看着那瓦罐里三支烟头上的袅袅青烟，自己幽幽吐出烟气，如叹似息，默默陷入心思，往事历历，浮在眼前。
今天始，进入第二章的情节。
第二章 酸苦初恋
乳白的炊烟从叶秀枝家厨房屋顶的烟囱口飘起。
她的家是村里仅有的两栋瓦屋顶的房子，而且房顶比别的屋子高出一截，好认。村里另一栋瓦屋顶的房子是大队长的家，在另一个方向。
叶秀枝在教室里透过洞开的窗口看到了自家屋顶的炊烟，心下高兴，这说明她妈周家英已收工回家，在张罗做晚饭了。
再等一会儿其他社员们也都陆续回家，而她所在的班就要下课，小学也放学了。
叶秀枝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风华正茂，眼神清澈而纯净，如同深山高原的湖泊。l
她梳了油黑的两条粗长辫子，辫尾扎着裹了红丝线的橡皮筋。黑亮的长辫垂在双肩，与白嫩的皮肤交相辉映，映衬得脸上仿佛一捏能出水。她的两颊在冬季透出孩子似的苹果红。加之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自有一派青春的俏美。
她与村里的其她农村女孩一样，衣着朴素，身上穿的是自家织染的粗布衣裳，脚下的鞋子是能干的妈妈纳的千层底的棉鞋。她上身的夹袄是过年前妈妈亲手新缝的，布料上的图案是镇上买回的洋布，花团紧簇，很是喜庆，为她鲜花一般洋溢出的青春气息增添了娇艳。
第二章 酸苦初恋
乳白的炊烟从叶秀枝家厨房屋顶的烟囱口飘起。
她的家是村里仅有的两栋瓦屋顶的房子，而且房顶比别的屋子高出一截，好认。村里另一栋瓦屋顶的房子是大队长的家，在另一个方向。
叶秀枝在教室里透过洞开的窗口看到了自家屋顶的炊烟，心下高兴，这说明她妈周家英已收工回家，在张罗做晚饭了。
再等一会儿其他社员们也都陆续回家，而她所在的班就要下课，小学也放学了。
叶秀枝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风华正茂，眼神清澈而纯净，如同深山高原的湖泊。l
她梳了油黑的两条粗长辫子，辫尾扎着裹了红丝线的橡皮筋。黑亮的长辫垂在双肩，与白嫩的皮肤交相辉映，映衬得脸上仿佛一捏能出水。她的两颊在冬季透出孩子似的苹果红。加之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自有一派青春的俏美。
她与村里的其她农村女孩一样，衣着朴素，身上穿的是自家织染的粗布衣裳，脚下的鞋子是能干的妈妈纳的千层底的棉鞋。她上身的夹袄是过年前妈妈亲手新缝的，布料上的图案是镇上买回的洋布，花团紧簇，很是喜庆，为她鲜花一般洋溢出的青春气息增添了娇艳。
叶秀枝没有手表，那时的人们要知道时间一般是望天色，或估摸与定时响起的广播喇叭或校里日常敲钟时候的时间距离。农村生活不在乎半分十秒，不需要精确的时间。当然，需不需手表要是一回事，买不买得起是另一回事。那年代戴手表的都是国家干部，至少也是吃国家饭的工人，或是村长领导啥的。而她才上班半年多，自己那点儿微薄的收入都折算成工分，转变成口粮由队上分配给家里了，她妈一两个月才给她一两元的零花钱，她攒不下钱来买手表。
再则，听说那时的手表是许多城市人的为嫁妆之一，因此未出嫁的姑娘如她，似乎暂时是不必拥有手表的。在农村，小女孩戴手表近乎奢望。
村里小学上课、放学，以她爸爸敲那口大铁钟为准，她爸是看手表的。这钟声早晚上课、放学各响一阵，每阵连敲五下，每一下间隔三秒。声音洪亮而悠远，声振远方，在山谷里传播很远，附近好几里地的人们都能听到，也决定人们的时间规律。
叶秀枝知道，全大队几百口人只有爸爸和大队的张书记两人戴手表。他爸说，这是他刚参加工作时，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才买的，老师戴手表能把握每堂课的时间。她爸戴的表是上海牌的，走时极准，隔几天与收音机对时，一般一个月快慢不到三分钟。叶秀枝常听说上海，知道它是国内除了伟大首都之外最大、最好的城市，人们都说上海出产的东西是国内顶好的，精致呢。而它也是学校男同事陈继良的家的所在地，让叶秀枝莫名有了亲切感。
再则，听说那时的手表是许多城市人的为嫁妆之一，因此未出嫁的姑娘如她，似乎暂时是不必拥有手表的。在农村，小女孩戴手表近乎奢望。
村里小学上课、放学，以她爸爸敲那口大铁钟为准，她爸是看手表的。这钟声早晚上课、放学各响一阵，每阵连敲五下，每一下间隔三秒。声音洪亮而悠远，声振远方，在山谷里传播很远，附近好几里地的人们都能听到，也决定人们的时间规律。
叶秀枝知道，全大队几百口人只有爸爸和大队的张书记两人戴手表。他爸说，这是他刚参加工作时，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才买的，老师戴手表能把握每堂课的时间。她爸戴的表是上海牌的，走时极准，隔几天与收音机对时，一般一个月快慢不到三分钟。叶秀枝常听说上海，知道它是国内除了伟大首都之外最大、最好的城市，人们都说上海出产的东西是国内顶好的，精致呢。而它也是学校男同事陈继良的家的所在地，让叶秀枝莫名有了亲切感。
叶秀枝家里的收音机也是上海产的，收音机的电池是那种大一号的，一换就是一对，但一对往往用不了一个月。听收音机废钱不说，上趟街买电池也不容易，因而叶家并不舍得经常听收音机。他爸得闲工夫或心情极高兴，再或者家中来客了，会开一下，听听新闻，是有面子的事。周家英是从不碰它的，叶秀枝也开的少，一般是她爸叫她开的。收音机播放的歌曲和样板戏是人们“喜闻乐听”的，但那些歌和经典唱段翻来覆去地听，多了也就没多大意思，有许多叶秀枝已滚瓜烂熟，听了前言就知后语，她早会唱了。
那年月，广大农村流行的嫁妆还是“小三圆”，跟城市的“三转一响”比，差了一个一两个时代。所谓“小三圆”，指圆口的家用品，是指一对开水瓶，及一组木制的盆和桶。盆包括洗头脸、洗脚和女人私用的几种，桶则包括挑水的水桶和女人在室厕用的马桶。而这，就是女人出嫁的行头，表明家里为女儿出嫁出了力，特意请了木匠，或上街花钱买的新式样呢。
城市人则是带转轮的缝纫机、自行车和计时的手表或钟，以及收音机，所谓“三转一响”了，而出响的收音机机后来升级为录音机。此外，不论城里乡下，结婚时新人做两身新衣——后来改买现成的——是少不了的，否则哪能叫新人呢？至于床上被絮的七铺八盖，却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通讯要吼，交通靠走，治安养狗，别说这是1975年，即便再过一二十代，在中国农村里，大多仍是如此。
在穷苦的鄂北革命老区的大山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
那年月，广大农村流行的嫁妆还是“小三圆”，跟城市的“三转一响”比，差了一个一两个时代。所谓“小三圆”，指圆口的家用品，是指一对开水瓶，及一组木制的盆和桶。盆包括洗头脸、洗脚和女人私用的几种，桶则包括挑水的水桶和女人在室厕用的马桶。而这，就是女人出嫁的行头，表明家里为女儿出嫁出了力，特意请了木匠，或上街花钱买的新式样呢。
城市人则是带转轮的缝纫机、自行车和计时的手表或钟，以及收音机，所谓“三转一响”了，而出响的收音机机后来升级为录音机。此外，不论城里乡下，结婚时新人做两身新衣——后来改买现成的——是少不了的，否则哪能叫新人呢？至于床上被絮的七铺八盖，却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通讯要吼，交通靠走，治安养狗，别说这是1975年，即便再过一二十代，在中国农村里，大多仍是如此。
在穷苦的鄂北革命老区的大山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
这是在正月间，学校是两天前才刚开的学，下午的天仍黑的早。
到学校教书半个学期来，每到家里屋顶的烟囱飘起炊烟的时候，叶秀枝就会把下午第二节的课尽快讲完，接下来她就集合几个班也是几个年级的孩子们到小操场，一起高唱革命歌曲……这就是音乐课了。
她爸，也是叶校长是喜欢她上这课的。孩子们高兴，有的扯着嗓子喊，很有激情，但是他原来教不来，自己五音不全，像鸭公嗓，女儿就正好。
“我的好爹妈，下工回到家，劳累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女儿用改编歌曲欢迎父母们收工回家，很好！唱完这首歌后，学生伢们就放学了。
这个时候放学，乘太阳没落山，孩子们能写完布置的作业，温习一下功课。
对老师来说，布置家庭作业是两难的事。不布置吧，家长们会提意见，“怎么不布置作业呢？细伢们一放学就玩疯了，都知道农民要种地、伢们要学习嘛！”
但布置了，又怕伢们放学后玩儿忘了，到晚上又要点灯，费钱耗油不说，还伤眼。
那年代，大城市电力确保，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让人羡慕，但小地方，尤其是农村就常停电。
乡下人的夜晚，室内都黑黢黢的。条件好的点煤油灯，灯绳不敢长，怕费油，灯罩要经常擦洗才亮堂些。农村土坯房屋密闭性差，油灯的装玻璃罩能防风，否则有时一阵风就把家里的灯吹熄灭了。李家畈的许多家庭都点的菜油灯，这油灯没煤油灯亮，但油是自家产的，不需要买呀。家家户户吃油不够吃，哪舍得烧呢?灯芯就尽量短，光亮如豆。
有时学生的书本就摆在桌上的灯盏旁边，书上的字也不容易看的清。又怕灯盏离桌边太近，容易摔下来，就有意把灯推到桌子里间的位置。孩子们读书就得坐上高板凳，乌龟似的伸着头凑到灯下，上半身趴到桌上去做作业。
或许有人说，怎么不用蜡烛？蜡烛在那时的城市较常见，农村人是不太用的，太费钱不说，还总得惦记镇上买。农村只在死了人时才会在灵牌前点蜡烛，所谓香、蜡，日常是不常用的。而且人们忌讳“死”字，只说“老了人”或“走了人”。
养娃的家庭，孩子要读书、做作业，夜间点油灯就有了理由，就不是浪费。然而给孩子布置了作业，也让家长多花了油钱，当老师的也觉不忍。
但既然点了灯，借着亮光，各家和妈妈们往往会纳鞋底或缝衣服，爸爸们就会在旁边吧哒哒地抽旱烟，一家安静而和睦。没了灯，一家人早早就睡去了。
那时的农村，天天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人们增收乏术，也不允许。既然增收无门，农民百姓就一门心思节支，“极俭主义”盛行。
一针一线，针头线脑都得节约，来之不易呀。许多农村人不舍油腊，就早睡早起，完全谈不上夜生活。听着鸡叫两三遍，就起了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拎筲箕出门捡拾鸡屎、猪粪。虽然一早捡拾不到多少，遇到一大坨牛屎就像拾到宝贝，但勤俭精神是要提倡的。
有时是两三人同时发现，就会上演争抢一坨牛屎的好戏。既是争吵，鲁莽者就会抡起手脚甚或使用拾粪的耙子啥的，将其演变成血案。而这血案的起因说来令人不齿，一坨屎而已。然而自留地的菜就靠这些肥料聚少成多，集腋成裘，一家人的生活与它休戚相关，一坨屎的事也就不是小事。为积攒农家肥，有些人给泡尿也就尽量赶回自家茅房里撤，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有的人跑肚拉稀不得不拉在了外面，就心生懊悔，觉得真无用，怎么就憋不住那一泡屎呢？感叹可惜了。
叶秀枝从小到大，见惯了人们的艰辛。她妈妈缝缝补补，会做鞋、纺线、织布、晒酱，甚至亲自裁缝家人的衣服，自己酿酒、晒醋。她心灵手巧，样样都会。在农村，有的家庭除了盐，啥都不用买，一个月花不了一毛钱，而一元就是大票子了，能割一斤肉、买一斤盐呢。叶秀枝想，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书上说的真对。
叶秀枝的妈妈还时常教导她，说做女人要勤快节俭，能织会绣，更要会照顾人，能心疼人，顾家、会划算，才是好女人、好媳妇呢。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来一世穷，这是她口边的话。
周家英的娘家在山势更高峻，也更穷困的红安县腹地的深山老林。
红安、麻城、罗田一带也正因为穷，在过去才出现那么多不怕死的闹革命的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成为建国后著名的“将军县”。那里被叶国栋这样的山外的人家叫做“山巴佬”，说来这是一个带鄙视意味的词，如同城市人说农村人叫“乡巴佬”一样。
然而，“山巴佬”家的女儿正因为穷苦，也就更擅吃苦，更会勤俭持家一些。
到学校教书半个学期来，每到家里屋顶的烟囱飘起炊烟的时候，叶秀枝就会把下午第二节的课尽快讲完，接下来她就集合几个班也是几个年级的孩子们到小操场，一起高唱革命歌曲……这就是音乐课了。
她爸，也是叶校长是喜欢她上这课的。孩子们高兴，有的扯着嗓子喊，很有激情，但是他原来教不来，自己五音不全，像鸭公嗓，女儿就正好。
“我的好爹妈，下工回到家，劳累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女儿用改编歌曲欢迎父母们收工回家，很好！唱完这首歌后，学生伢们就放学了。
这个时候放学，乘太阳没落山，孩子们能写完布置的作业，温习一下功课。
对老师来说，布置家庭作业是两难的事。不布置吧，家长们会提意见，“怎么不布置作业呢？细伢们一放学就玩疯了，都知道农民要种地、伢们要学习嘛！”
但布置了，又怕伢们放学后玩儿忘了，到晚上又要点灯，费钱耗油不说，还伤眼。
那年代，大城市电力确保，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让人羡慕，但小地方，尤其是农村就常停电。
乡下人的夜晚，室内都黑黢黢的。条件好的点煤油灯，灯绳不敢长，怕费油，灯罩要经常擦洗才亮堂些。农村土坯房屋密闭性差，油灯的装玻璃罩能防风，否则有时一阵风就把家里的灯吹熄灭了。李家畈的许多家庭都点的菜油灯，这油灯没煤油灯亮，但油是自家产的，不需要买呀。家家户户吃油不够吃，哪舍得烧呢?灯芯就尽量短，光亮如豆。
有时学生的书本就摆在桌上的灯盏旁边，书上的字也不容易看的清。又怕灯盏离桌边太近，容易摔下来，就有意把灯推到桌子里间的位置。孩子们读书就得坐上高板凳，乌龟似的伸着头凑到灯下，上半身趴到桌上去做作业。
或许有人说，怎么不用蜡烛？蜡烛在那时的城市较常见，农村人是不太用的，太费钱不说，还总得惦记镇上买。农村只在死了人时才会在灵牌前点蜡烛，所谓香、蜡，日常是不常用的。而且人们忌讳“死”字，只说“老了人”或“走了人”。
养娃的家庭，孩子要读书、做作业，夜间点油灯就有了理由，就不是浪费。然而给孩子布置了作业，也让家长多花了油钱，当老师的也觉不忍。
但既然点了灯，借着亮光，各家和妈妈们往往会纳鞋底或缝衣服，爸爸们就会在旁边吧哒哒地抽旱烟，一家安静而和睦。没了灯，一家人早早就睡去了。
那时的农村，天天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人们增收乏术，也不允许。既然增收无门，农民百姓就一门心思节支，“极俭主义”盛行。
一针一线，针头线脑都得节约，来之不易呀。许多农村人不舍油腊，就早睡早起，完全谈不上夜生活。听着鸡叫两三遍，就起了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拎筲箕出门捡拾鸡屎、猪粪。虽然一早捡拾不到多少，遇到一大坨牛屎就像拾到宝贝，但勤俭精神是要提倡的。
有时是两三人同时发现，就会上演争抢一坨牛屎的好戏。既是争吵，鲁莽者就会抡起手脚甚或使用拾粪的耙子啥的，将其演变成血案。而这血案的起因说来令人不齿，一坨屎而已。然而自留地的菜就靠这些肥料聚少成多，集腋成裘，一家人的生活与它休戚相关，一坨屎的事也就不是小事。为积攒农家肥，有些人给泡尿也就尽量赶回自家茅房里撤，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有的人跑肚拉稀不得不拉在了外面，就心生懊悔，觉得真无用，怎么就憋不住那一泡屎呢？感叹可惜了。
叶秀枝从小到大，见惯了人们的艰辛。她妈妈缝缝补补，会做鞋、纺线、织布、晒酱，甚至亲自裁缝家人的衣服，自己酿酒、晒醋。她心灵手巧，样样都会。在农村，有的家庭除了盐，啥都不用买，一个月花不了一毛钱，而一元就是大票子了，能割一斤肉、买一斤盐呢。叶秀枝想，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书上说的真对。
叶秀枝的妈妈还时常教导她，说做女人要勤快节俭，能织会绣，更要会照顾人，能心疼人，顾家、会划算，才是好女人、好媳妇呢。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来一世穷，这是她口边的话。
周家英的娘家在山势更高峻，也更穷困的红安县腹地的深山老林。
红安、麻城、罗田一带也正因为穷，在过去才出现那么多不怕死的闹革命的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成为建国后著名的“将军县”。那里被叶国栋这样的山外的人家叫做“山巴佬”，说来这是一个带鄙视意味的词，如同城市人说农村人叫“乡巴佬”一样。
然而，“山巴佬”家的女儿正因为穷苦，也就更擅吃苦，更会勤俭持家一些。
继续
周家英曾跟叶秀枝提起过一事。
她一个远房亲戚住在麻城深山里。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许多当地人要到生产队里借粮才能渡饥荒。更有的村，每年会组团出门讨几个月的饭，家家都有几张出外讨饭的证明。
她亲戚家竟然穷得五六个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一家人只能轮换着穿裤子出门。下田里劳作只能夜间摸黑去，还得乘月亮不亮的时候。好几次，他们夜间去农田做事，别家走夜路的人听到动静，用手电一照，吓得惊叫转头跑走，以为看到了一群赤身露体的鬼。后来大队给他家送来几套旧裤，才不闹鬼了。
不是村里的大会小会总说全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么，相距百里外的山区竟有人穷成这样，大好在哪里呢？
听到妈妈说起这事时，叶秀枝好一阵惊讶。
犹如一枝鲜美的花朵，叶秀枝倚在教室的门口。她微笑着，看着孩子们背着多半是自家缝制的布袋书包，离开学校。远处的陈老师，她喊李姐的，骑在自行车上奋力地蹬着脚踏板，扭动着腰身和屁股，而车子行进轨迹也步调一致的两边扭着。她回家的方向上这一段路是上坡，但用些力还是可以骑行上去的，别的更陡的路段就只能推行了，但总比走路要快得多。她每天都要尽快赶回家，丈夫和孩子们等她回去做饭呢。
看到最后两个村子里的姐弟牵着手，穿着棉袄和棉裤，一蹦一跳地出了校门，她有些怅然若失。
这就是我的生日么，正月二十三，明天就十七岁了，在开学的第三天。
好在，妈是记得的。她想起，妈早上特意为下了面条，还煮了一个鸡蛋和几片腊肉和波菜。
妈这是给我下的长寿面呢，只是她不说，我也心照不宣罢了。爸也沾了光，也吃了一碗同样的面条。他端着碗，有些诧异地问：“咦，今天把我们当客了，腊肉鸡蛋面？哦……，我知道了。”他会心地看看漂亮女儿，对她笑笑，也不说生日快乐啥的。
当地人，一年中除了夏季收获麦子后一个月左右会吃些面食外，大多数日子一日三餐都是米饭，早上也是炒菜、煮饭吃，庄稼人吃饱了饭才有劲下田。当地人会制作干面条的人少，往往买面条是过年、办喜庆事的时候待客用的。
农村虽然穷，但很讲礼数。如果家里来了客，是在两餐中间的时候来的，执意不肯留下吃下一餐饭，对于比较贵重的客人，家境稍好的主妇往往煮几个荷包蛋的面条，这是咸的。或者多煮几个鸡蛋，放一勺红糖，这是甜口的。如果是过年期间，蛋煮好了再加两把炒米泡，就更隆重。
只是，盐炒的米泡、花生啥的，只有过年才会有，平日是吃不到的。
当地人将这两餐之间的餐食，称之为“过早”或“过中”、“过夜”。
所谓“过早”，是在早饭前先吃一点儿垫垫肚子，“过”而已，并不顶真。
而叶秀枝几年后到武汉，才知武汉的风俗，“过早”就是吃早餐，同样的词语内涵不同。
从煮鸡蛋这事上，叶秀枝想起另一件事儿，是一个学生跟她讲的。
某学生家一次来了客，他妈就煮了几个蛋给客人吃。同学的弟弟在厨房说也想吃，他妈就说等一下，照道客人不会吃完的，会留两三个蛋，他知道主人家里有小孩，会自觉留给小孩吃的。
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真饿了还是怎的，将碗里的蛋都吃了，煮蛋的红糖水也喝得干干净净。妈将客人的空碗收回厨房，弟弟一瞧就急了，哭闹起来：“你说客人会留给我两个蛋的，一个都没有呀，你说的蛋，你说的红糖水呢？”
叶秀枝叹一口气，想如果我是那客人，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尴尬死了，那客人听到厨房的动静后，是怎样匆忙又慌张，镇静而难过地辞别的呢？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面露微笑。
周家英曾跟叶秀枝提起过一事。
她一个远房亲戚住在麻城深山里。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许多当地人要到生产队里借粮才能渡饥荒。更有的村，每年会组团出门讨几个月的饭，家家都有几张出外讨饭的证明。
她亲戚家竟然穷得五六个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一家人只能轮换着穿裤子出门。下田里劳作只能夜间摸黑去，还得乘月亮不亮的时候。好几次，他们夜间去农田做事，别家走夜路的人听到动静，用手电一照，吓得惊叫转头跑走，以为看到了一群赤身露体的鬼。后来大队给他家送来几套旧裤，才不闹鬼了。
不是村里的大会小会总说全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么，相距百里外的山区竟有人穷成这样，大好在哪里呢？
听到妈妈说起这事时，叶秀枝好一阵惊讶。
犹如一枝鲜美的花朵，叶秀枝倚在教室的门口。她微笑着，看着孩子们背着多半是自家缝制的布袋书包，离开学校。远处的陈老师，她喊李姐的，骑在自行车上奋力地蹬着脚踏板，扭动着腰身和屁股，而车子行进轨迹也步调一致的两边扭着。她回家的方向上这一段路是上坡，但用些力还是可以骑行上去的，别的更陡的路段就只能推行了，但总比走路要快得多。她每天都要尽快赶回家，丈夫和孩子们等她回去做饭呢。
看到最后两个村子里的姐弟牵着手，穿着棉袄和棉裤，一蹦一跳地出了校门，她有些怅然若失。
这就是我的生日么，正月二十三，明天就十七岁了，在开学的第三天。
好在，妈是记得的。她想起，妈早上特意为下了面条，还煮了一个鸡蛋和几片腊肉和波菜。
妈这是给我下的长寿面呢，只是她不说，我也心照不宣罢了。爸也沾了光，也吃了一碗同样的面条。他端着碗，有些诧异地问：“咦，今天把我们当客了，腊肉鸡蛋面？哦……，我知道了。”他会心地看看漂亮女儿，对她笑笑，也不说生日快乐啥的。
当地人，一年中除了夏季收获麦子后一个月左右会吃些面食外，大多数日子一日三餐都是米饭，早上也是炒菜、煮饭吃，庄稼人吃饱了饭才有劲下田。当地人会制作干面条的人少，往往买面条是过年、办喜庆事的时候待客用的。
农村虽然穷，但很讲礼数。如果家里来了客，是在两餐中间的时候来的，执意不肯留下吃下一餐饭，对于比较贵重的客人，家境稍好的主妇往往煮几个荷包蛋的面条，这是咸的。或者多煮几个鸡蛋，放一勺红糖，这是甜口的。如果是过年期间，蛋煮好了再加两把炒米泡，就更隆重。
只是，盐炒的米泡、花生啥的，只有过年才会有，平日是吃不到的。
当地人将这两餐之间的餐食，称之为“过早”或“过中”、“过夜”。
所谓“过早”，是在早饭前先吃一点儿垫垫肚子，“过”而已，并不顶真。
而叶秀枝几年后到武汉，才知武汉的风俗，“过早”就是吃早餐，同样的词语内涵不同。
从煮鸡蛋这事上，叶秀枝想起另一件事儿，是一个学生跟她讲的。
某学生家一次来了客，他妈就煮了几个蛋给客人吃。同学的弟弟在厨房说也想吃，他妈就说等一下，照道客人不会吃完的，会留两三个蛋，他知道主人家里有小孩，会自觉留给小孩吃的。
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真饿了还是怎的，将碗里的蛋都吃了，煮蛋的红糖水也喝得干干净净。妈将客人的空碗收回厨房，弟弟一瞧就急了，哭闹起来：“你说客人会留给我两个蛋的，一个都没有呀，你说的蛋，你说的红糖水呢？”
叶秀枝叹一口气，想如果我是那客人，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尴尬死了，那客人听到厨房的动静后，是怎样匆忙又慌张，镇静而难过地辞别的呢？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面露微笑。
农村人认为孩子要贱养，大人、小孩过生日都悄没声的好。除了小孩过十岁生日或老人八十大寿办酒宴，其它的都叫“散生”，不必兴师动众，免得惊动阎王爷去翻孩子的生死薄，反倒不是好事。给过生日的人煮鸡蛋吃，圆圆的吃了滚过去，阎王爷前蒙混一年，过生日吃煮鸡蛋也算当地的 俗。
可怜的是，那年月许多人一年到头也未必能够吃上一个煮鸡蛋。
她记得，她小舅一次来她家，跟他爸喝酒聊天。他说人一辈子有几样东西吃不够，一是饭吃不够，二是肉不够，三是鸡蛋吃不够。他说，这几样天天吃，吃饱了第二餐还想，今天吃了明天还要。要是哪天说吃够了，怕是人生就到头了。
叶秀枝在一旁想的是，未必真的吃不够，只是吃不饱才吃不够吧，真天天吃饱了，也就腻了吧？
然而，小舅这一番话，她爸听了连连点头，哪轮到她作后辈的发表观点？
她从小到大并非没尝过挨饿的滋味，这话再一次让她深刻地认识到，吃是人生第一等大事。
叶秀枝正思绪飘渺，忽然想起一件正事来，就对着学校里角边的办公室大声喊道：
“爸，等下你锁门哈，钥匙我放在桌上，我先回去啦，帮妈做饭。”
办公室里叶家栋正在批阅作业，抬头大声应道：“好，你先回吧，我等一下。不知道继良今天能不能回来，要是回了我就带他回家吃饭。”
陈继良是这所小学的四名老师之一，他是去年到本地插队的男知识青年，很得周家英的爱惜，叶家栋也赏识他的文化底子不错，召来当了临时老师。年前放寒假，他回了上海的家。
先锋小学的规模小，一个年级一个班，上级给了五位教员的编制，后来当地“计生”工作很是先锋模范，低年段的学生招不满班，老师就缩减到四名。除了叶校长父女和陈继良，还是一位是副乡长的侄女，姓李。叶校长和李老师是有正规编制的，而叶秀枝和陈继良只是代课老师而已，福利上有些差别，比如说没有工资，也不发许多粮票、布票，而仍是计算工分，由所在生产队按工分发口粮。老师全是一线上课的，学校没太多行政事务，因此他虽说是校长，主要是亲自教学。
叶国栋曾和女儿念叨过陈继良往返上海家的行程不易，因此他跟大队长协商，让陈继良放了一放寒假就回家，过了春节则在开学后晚一两天再来。学生娃正月二十报到，二十一正式上课，他则二十二、二十三来都行，而今天已经二十三了，明天排了他的课呢。
叶秀枝没出过远门，她最远只到过县城，当天来去的，对陈继良的行程没概念，也不能感受。她从小到大，没坐过火车和轮船，也没住过宾馆，这些东西她只在画报上看过。
叶国栋说，陈继良要先搭上海往返武汉之间的轮船，回家的话顺流而下，得一个星期；从上海返程回武汉则是逆流而上，一般十天左右，有时出点状况就要十二、三天。人在船上成天被摇得晕头转向的，既难受又无聊，好在一般都有床位，可以睡着。也可以坐火车，隔夜到，但车票难买，得头天晚上就去排队，甚至年节时托关系也未必买得到。坐火车的话，往往买的是站票，在人挤人的火车上站一两天，也受罪。车上有卧铺，但只有够级别的官员凭介绍信才卖，普通人是不够格的。火车上的坐票基本上卖给关系户，即便幸运买到坐票，但坐上二、三十个小时也是腰酸背痛，难受得狠。因此陈继良说，他更愿意坐船，坐船有床位，不挤，空间能走动下，舒坦得多。好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慢，时间不值钱，人们也习惯了。
叶国栋说，如果陈继良想在正月二十开学时就回来的话，他得正月初七、初八就要出门。到武汉后，转乘到我们县城的班车，到城关了再转坐城关至镇上的班车。武汉到城关的班车一天两趟，到我们县城的时间一般是下午一点和五点左右。如果他下午一点能到县城，赶上到镇上的班车，约一个半小时就能回到镇里，再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就能回到学校。如果他到城关时已是下午五点，就只能在县城多呆一夜，第二天再回来。许多人是在汽车站里坐一夜的，免得花钱住旅馆。
叶秀枝不知道陈继良是春节的哪一天出的门，现在到哪儿了，甚至也不知道他今天是否会回来。对这个小山村，陈继良早就适应了，但当她问他这里与上海的区别时，陈继良说，那是小学算术与高中解析几何的区别，又补充了一个成语词说，那是“天渊之别”。
叶秀枝没去过北京、上海，连武汉这样的城市也没见过。她有时就刨根问底，问起过许多细节，比如大商场是怎样的？上海哪里好玩等等。她对城市有了一种陌生的熟悉感，对城市的生活心生羡慕和向往。她想，在城里生活多好，陈继良自然是难得习惯住乡下的。
叶秀枝边走边琢磨，他是年后动身晚了呢，还是不想来了呢？或者，他根本就不想来呢？但他走之前还说争取开学的时候就到的，不会不告而别吧。她也教语文，想想觉得“不告而别”的用词好像哪里不太对，人家大城市的，为什么要跟你农村的非亲非友的小姑娘告别呢。那用什么词语更准确呢？她琢磨不出来。
可怜的是，那年月许多人一年到头也未必能够吃上一个煮鸡蛋。
她记得，她小舅一次来她家，跟他爸喝酒聊天。他说人一辈子有几样东西吃不够，一是饭吃不够，二是肉不够，三是鸡蛋吃不够。他说，这几样天天吃，吃饱了第二餐还想，今天吃了明天还要。要是哪天说吃够了，怕是人生就到头了。
叶秀枝在一旁想的是，未必真的吃不够，只是吃不饱才吃不够吧，真天天吃饱了，也就腻了吧？
然而，小舅这一番话，她爸听了连连点头，哪轮到她作后辈的发表观点？
她从小到大并非没尝过挨饿的滋味，这话再一次让她深刻地认识到，吃是人生第一等大事。
叶秀枝正思绪飘渺，忽然想起一件正事来，就对着学校里角边的办公室大声喊道：
“爸，等下你锁门哈，钥匙我放在桌上，我先回去啦，帮妈做饭。”
办公室里叶家栋正在批阅作业，抬头大声应道：“好，你先回吧，我等一下。不知道继良今天能不能回来，要是回了我就带他回家吃饭。”
陈继良是这所小学的四名老师之一，他是去年到本地插队的男知识青年，很得周家英的爱惜，叶家栋也赏识他的文化底子不错，召来当了临时老师。年前放寒假，他回了上海的家。
先锋小学的规模小，一个年级一个班，上级给了五位教员的编制，后来当地“计生”工作很是先锋模范，低年段的学生招不满班，老师就缩减到四名。除了叶校长父女和陈继良，还是一位是副乡长的侄女，姓李。叶校长和李老师是有正规编制的，而叶秀枝和陈继良只是代课老师而已，福利上有些差别，比如说没有工资，也不发许多粮票、布票，而仍是计算工分，由所在生产队按工分发口粮。老师全是一线上课的，学校没太多行政事务，因此他虽说是校长，主要是亲自教学。
叶国栋曾和女儿念叨过陈继良往返上海家的行程不易，因此他跟大队长协商，让陈继良放了一放寒假就回家，过了春节则在开学后晚一两天再来。学生娃正月二十报到，二十一正式上课，他则二十二、二十三来都行，而今天已经二十三了，明天排了他的课呢。
叶秀枝没出过远门，她最远只到过县城，当天来去的，对陈继良的行程没概念，也不能感受。她从小到大，没坐过火车和轮船，也没住过宾馆，这些东西她只在画报上看过。
叶国栋说，陈继良要先搭上海往返武汉之间的轮船，回家的话顺流而下，得一个星期；从上海返程回武汉则是逆流而上，一般十天左右，有时出点状况就要十二、三天。人在船上成天被摇得晕头转向的，既难受又无聊，好在一般都有床位，可以睡着。也可以坐火车，隔夜到，但车票难买，得头天晚上就去排队，甚至年节时托关系也未必买得到。坐火车的话，往往买的是站票，在人挤人的火车上站一两天，也受罪。车上有卧铺，但只有够级别的官员凭介绍信才卖，普通人是不够格的。火车上的坐票基本上卖给关系户，即便幸运买到坐票，但坐上二、三十个小时也是腰酸背痛，难受得狠。因此陈继良说，他更愿意坐船，坐船有床位，不挤，空间能走动下，舒坦得多。好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慢，时间不值钱，人们也习惯了。
叶国栋说，如果陈继良想在正月二十开学时就回来的话，他得正月初七、初八就要出门。到武汉后，转乘到我们县城的班车，到城关了再转坐城关至镇上的班车。武汉到城关的班车一天两趟，到我们县城的时间一般是下午一点和五点左右。如果他下午一点能到县城，赶上到镇上的班车，约一个半小时就能回到镇里，再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就能回到学校。如果他到城关时已是下午五点，就只能在县城多呆一夜，第二天再回来。许多人是在汽车站里坐一夜的，免得花钱住旅馆。
叶秀枝不知道陈继良是春节的哪一天出的门，现在到哪儿了，甚至也不知道他今天是否会回来。对这个小山村，陈继良早就适应了，但当她问他这里与上海的区别时，陈继良说，那是小学算术与高中解析几何的区别，又补充了一个成语词说，那是“天渊之别”。
叶秀枝没去过北京、上海，连武汉这样的城市也没见过。她有时就刨根问底，问起过许多细节，比如大商场是怎样的？上海哪里好玩等等。她对城市有了一种陌生的熟悉感，对城市的生活心生羡慕和向往。她想，在城里生活多好，陈继良自然是难得习惯住乡下的。
叶秀枝边走边琢磨，他是年后动身晚了呢，还是不想来了呢？或者，他根本就不想来呢？但他走之前还说争取开学的时候就到的，不会不告而别吧。她也教语文，想想觉得“不告而别”的用词好像哪里不太对，人家大城市的，为什么要跟你农村的非亲非友的小姑娘告别呢。那用什么词语更准确呢？她琢磨不出来。
菜摆上桌，叶校长拿出一个小酒盅放在陈继良面前，又从神龛柜里拿出一瓶贴了商标、没启封的酒，说：“正月没过，还是年呢。你新年第一次来，也喝点酒。”就作势要拧开瓶子上的铁盖，要给陈继良倒酒，继良连忙制止，说：“我不会喝，叶校长，我真不会喝。我喝白开水就好。刚才伯母在做咸菜烧鱼，好久没听伯母做的饭了，那个味儿比我妈做的雪菜小黄鱼闻着还香，就觉得真饿了，我要吃三碗饭呢！”
一句话，大家都笑了。
叶校长也不客气，换了一个半瓶的女儿打回的散酒。那是一种像医院用的生理盐水似的瓶子，他拔出上部的橡胶塞，为自己倒了一杯。他对周家英说，“继良回了，高兴。”他并非每天喝，偶尔高兴或不高兴，就会喝一点，这是向家英表明他真的高兴。
他用的杯子是一个小搪瓷杯，他专用的，能装二两酒。杯子用久了，有的地方掉了瓷，杯子正面印着一个头扎毛巾的农民冲着大家笑，旁边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陈继良是这个生产大队唯一的从上海来的知青，而且据说不只是上海，甚至是华南地区的唯一。乡里和大队就都很郑重，一番商量，安排他在一户成分好的贫农家里居住和生活。
他到此处乡村后，看到很多农民的家用都指望鸡屁股，攒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鸡蛋，就上一趟街，换回盐、煤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及孩子读书用的作业本、铅笔什么的。而在冬季，越是家庭用度大时，鸡却越不生蛋，家里就鸡飞狗跳，氛围紧张。他知道，家长们一般对孩子们学习要用的东西不敢省，除非孩子们不上学，上不起学。因为贫穷，许多家里的男孩子读书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务农，而有些女孩上两、三年的小学，能识写几个字、会算数以后就被拉回了家，这在当年农村很常见。
陈继良不明白的是，偏偏那时还鼓励生育，认为人多力量大，而农民们的“生产力”也的确高，大约是晚上没电也没啥娱乐吧。
他到小学工作后，搬到小学办公室后面建的三间空屋子中，是教员中唯一住宿舍的人。这三间空屋子原就是为单身教员准备的。叶校长当年建学校时考虑到单身教师的生活问题，在办公室和教室侧面搭了三间偏屋，还有共用的厨房、厕所。此外，校外一角还垦有一片空地，供单身教师种菜，以让他们安居乐业。原以为陈继良入住后会用的，但那片自留地却依旧闲置着。
陈继良在湖北老家农村生活的有一年多了，他自有一套在农村过日子的方法。
在他晚年，事业有成，生活也相当优裕，但对公司的年轻后辈常成碗地倒掉不喜欢吃的饭菜仍觉得可惜。为此，他力排公司股东众议，力主建立公司食堂，让厨师提前一日列出菜谱，让员工们民主点餐评议，点的多的入围采购制作。他固执地认为，哪怕多些费用，让行政后勤人员多花些精力，让员工吃得好些，也不能浪费。因为他种过地也挨过饿，知道吃食来之不易。农民说一粒米十滴汗，饭吃到口要有72道工序呢，浪费是有罪的呀！
一句话，大家都笑了。
叶校长也不客气，换了一个半瓶的女儿打回的散酒。那是一种像医院用的生理盐水似的瓶子，他拔出上部的橡胶塞，为自己倒了一杯。他对周家英说，“继良回了，高兴。”他并非每天喝，偶尔高兴或不高兴，就会喝一点，这是向家英表明他真的高兴。
他用的杯子是一个小搪瓷杯，他专用的，能装二两酒。杯子用久了，有的地方掉了瓷，杯子正面印着一个头扎毛巾的农民冲着大家笑，旁边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陈继良是这个生产大队唯一的从上海来的知青，而且据说不只是上海，甚至是华南地区的唯一。乡里和大队就都很郑重，一番商量，安排他在一户成分好的贫农家里居住和生活。
他到此处乡村后，看到很多农民的家用都指望鸡屁股，攒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鸡蛋，就上一趟街，换回盐、煤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及孩子读书用的作业本、铅笔什么的。而在冬季，越是家庭用度大时，鸡却越不生蛋，家里就鸡飞狗跳，氛围紧张。他知道，家长们一般对孩子们学习要用的东西不敢省，除非孩子们不上学，上不起学。因为贫穷，许多家里的男孩子读书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务农，而有些女孩上两、三年的小学，能识写几个字、会算数以后就被拉回了家，这在当年农村很常见。
陈继良不明白的是，偏偏那时还鼓励生育，认为人多力量大，而农民们的“生产力”也的确高，大约是晚上没电也没啥娱乐吧。
他到小学工作后，搬到小学办公室后面建的三间空屋子中，是教员中唯一住宿舍的人。这三间空屋子原就是为单身教员准备的。叶校长当年建学校时考虑到单身教师的生活问题，在办公室和教室侧面搭了三间偏屋，还有共用的厨房、厕所。此外，校外一角还垦有一片空地，供单身教师种菜，以让他们安居乐业。原以为陈继良入住后会用的，但那片自留地却依旧闲置着。
陈继良在湖北老家农村生活的有一年多了，他自有一套在农村过日子的方法。
在他晚年，事业有成，生活也相当优裕，但对公司的年轻后辈常成碗地倒掉不喜欢吃的饭菜仍觉得可惜。为此，他力排公司股东众议，力主建立公司食堂，让厨师提前一日列出菜谱，让员工们民主点餐评议，点的多的入围采购制作。他固执地认为，哪怕多些费用，让行政后勤人员多花些精力，让员工吃得好些，也不能浪费。因为他种过地也挨过饿，知道吃食来之不易。农民说一粒米十滴汗，饭吃到口要有72道工序呢，浪费是有罪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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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能否帮我顶一下帖子，第二页出不来，自己看不到。
@尖咀成 2022-04-07 16: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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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枝进了自家院门，向厨房那边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她就进了堂屋。
堂屋里的桌子上还放着毛笔、砚台，砚台里还有些残墨，毛笔也还润着墨汁，屋里的神龛柜上放着两包“腊梅”烟和橡皮筋捆着的几卷各色的纸。一望而知，下午又有人来找叶校长求过对联。而他爸想必是抽空回来写了字后，却没时间把毛笔清洗干净。
叶国栋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文化和教学水平都过硬，人们都说那年头的高中生文化水平比后来的大学生还高呢。他尤其一手毛笔字写的漂亮，过年或哪家娶亲、老了人什么的，要写对子，全大队的，甚至有二十里外的都来求请他。
叶校长为人谦和，有求必应，而且他还自备了红黄白绿四色纸，省得别人先去镇上买纸再来寻他写字。这些纸并不贵，只是去跑一趟路太费功夫。纸的颜色极有讲究，红底的写喜事、春联，表示喜迎。黄、白、绿三色用于某家前三年“走”了人的丧事孝联，而办入殓丧事仪式门上的对联要用绿、白两色纸各半的，绿上白下，白纸还要剪出花纹。当地规矩是老人死后守孝三年，现代人虽不真正守孝，三年内春节时贴不同颜色的对联却不能错，否则会遭人耻笑。因此，叶校长每每动笔写之前，他会简短问几句、问清缘尾才动笔，怕坏了规矩讨人骂。
为提升业务能力，他记住了几百条各种不同情况的对联，往往会思忖片刻，挑选最适宜的内容写给求字的人。关系好的，他不按俗套，会临场发挥创作，例如结婚的，他有时会将男女双方的姓名巧妙地嵌进文字，还故意写大一点，甚至有时会把这个姓名字都写成圆形的，表示圆圆满满，这样的作品就成为远近的佳话。
求字的人往往会给他两包纸烟，几分钱一包的“农乐”、“腊梅”或武汉产的“大公鸡”或伟大领袖畅游长江的“游泳“牌，他都不女嫌弃，都说着客气的话才示意客人自己放在神龛柜上。他知道农民自己都是抽水烟袋或旱烟杆的，烟叶自家种，能买整包的卷烟给你，已是很尊重了。
在农村，能日常抽纸烟的，都是有派头的人，而他正是这样的身份，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功劳不少。
叶秀枝记得，也有极少出手更大方的，会提一包红糖或一瓶酒来。那时乡下走亲戚，往往就只是红纸包成三角形的一斤红糖，再加一瓶牌子酒就表明很敬重了。如果酒是用红塑料绳捆成一对的酒，那就十分重大。
所谓牌子酒是指贴了商标的正规酒厂的酒，多是国营厂的。而乡下人喝的，多是村里小卖部出售的附近小厂的散装酒，自带瓶子或酒壶去，几两、几斤的打回来。散酒也分档次，人们过年、办喜庆事，大多用的都是散酒。
拎一包红糖或一瓶酒来的，多是亲友或干部。亲友和干部在红白喜事时本要请叶家去赴宴的，又要烦请他写对子，就得拿份像样的礼物来。而不论是否亲友，对提了糖、酒来的人，叶校长就会更客气，连说“这怎么好意思，你家里有事应该帮忙”之类的话，对联就写得更花心思，形式和内容也多动一番脑筋。叶校长收到稍好些的烟、酒，他也舍不得用，就拿到镇上熟识的副食品店换次一些的或换别的家用物品，也相当于是省下了钱。
先锋小学地处偏远，真正在编、有教学能力的不愿意来，文化太差、不堪培养的叶校长也不满意，带着太累，太拖上级业绩考核的后腿也不行。于是有两名教师就不能稳定，总是新旧轮替，来来往往。直到由知青陈继良和叶秀枝两人上了岗，才总算能正常上课。
那时的乡村小学在农忙“双抢”时节会放假，老师要带四、五年级的孩子们一起下田，做些辅助劳动。代班教师的口粮由所在大队优先分配，粮食之外的蔬菜及其他生活用品，都要靠自己解决。因此代班老师虽不算是全职，有工资拿，但劳动量与社员不能相提并论，总体上终归脱离了“农门”，算是知识分子了。
叶秀枝读书到初中毕业，其实她的成绩一直相当不错，却不愿再读下去了。
读到初三时，同学们都不想升高中。离她家最近的高中在另一个更大的集镇上，有几十里路，成绩更好的则考进城关一中，两所高中都要住读。住读让家里要多花钱不说，生活还极不方便，生活水平也差。
学生们自己带米到学校，由学校免费煮成饭，但吃的菜要花钱买。大多数贫苦农家的孩子日常买不起学校食堂的菜，主要吃自己从家里带的臭豆腐和咸腌菜。一般一周回一次家的话，就用玻璃罐头瓶子装着带来。这种菜已谈不上营养，有咸辣味，能下饭。咸菜一周带一次，满满地塞在瓶子里，搭车时得小心翼翼，万一急刹车磕撞，摔破了就一周没菜吃。而他们那里尽是山路，骑自行车不现实。
天热时，有的学生瓶子里的菜不知是炒时没热透、盐给的不足，或是盖子没盖好被苍蝇叮爬了，有的已生了蛆，却不得不吃。
别人把这事说给叶秀枝听时，她很是恶心了一阵。
读高中意味着考大学，但一个县当年考入大学的就二、三十人。又听说高中和大学里都停课闹阶级斗争了，学校里已学不到什么东西。初三时，她上课就几乎没学到什么新知识，同学们坐在教室后排玩扑克，“扣百分”、“争上游”，老师也不管，也不敢管，他们都怕戴红塑料牌的小兵。
在那个城市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时代，叶校长对女儿秀枝不想升学也是无可奈何。何况在农村，一个女孩子读书读到初中算不错了。
叶秀枝初中毕业后，跟她妈一起下田劳动了几个月。她的手上还没磨出茧子，仍不能肩挑背扛，磨练得像个农村妇女样时，她爸就心疼地把她招进了自己的小学。那年代，有小学毕业生进小学当老师的，她当然够格。再加上叶校长家里校外的悉心教导，她的教学就很像模像样，成骨干老师了。她工作一定年限后，如果有机会参加上级组织的正规培训深造一下，考试合格，她是可能转正的。叶秀枝对父亲安排的工作，也很满意，真正干农活，她也受不了。
她与陈继良聊说起这事，都说在农村当一名老师，不管有没有编制，那都是眨巴眼比瞎子，不知强那里去了。
叶秀枝洗好毛笔，将笔甩干、毛头捋尖，与仍留有墨臭味的砚台一起，放进神龛柜，那各色的纸则收进里屋爸爸房间的木柜顶上。
她回到堂屋，拿起开水瓶倒了一杯水，边小口喝着，边看神龛柜上大幅的木框中间嵌贴的伟大人的画像。他的画像她时常看到，教室和家家户户都挂贴的有，大多是正面像，穿中山装，中老年的多。叶秀枝觉得自家堂屋挂的，他年轻时戴八角帽的模样是最帅的，五官清秀，下巴正中一颗圆圆的痣，真英俊！她觉得，他的头发际线高，戴帽子更好看些。
画像的四角边缘是红彤彤的彩霞，正中是一轮太阳，他的头正在太阳的当中，发散出太阳一样的光芒。这幅画的精妙就在于让他的头部与虚化的红太阳融为一体，形象地表现出他就是照亮全国甚至地球的人。因“太阳最红”的一句歌词，红太阳被视作他的代名词，所谓“爹亲娘亲不如伟大老人家亲”，这是西方人不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比爹娘更亲的”人也有不好亲近的时候。
叶秀枝曾听说，某人内急，大便后撕了画报擦屁股，却意外坐牢，被批斗打倒成现行反革命。原因是画报的另一面印有伟大人物的画像，他自己并没发觉，却被他后面蹲大号的人举报了。那时的公共厕所是蹲坑，开敞式的，后面的人能看到前面的屁股。早间蹲坑紧张时一溜白屁股，都蹲骑在两块砖宽的便池上。人们憋住呼吸，不敢吸里面的空气，却都控制不住自己屁混尿流的动静。而有的人一时慌张，把大便喷拉到便池外的砖沿上，也是常有的。一般位于学校和居民集中区的厕所卫生条件最差，下脚最困难，有时是一块砖上再摞一块砖。
她家伟大人物画像两侧贴的是红纸金色字的对联，是她爸特意找熟人弄来的据说挺贵的金色油漆，叶校长亲笔手书的“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一笔行草写得铁钩银划，龙飞凤舞，气势雄浑。每每有人夸这字，他常说起，为这十四个字，可惜了我一个朋友送的那支真正的湖州毛笔啊，那笔是真好用，写的字好，可写了这油漆字就废了，用香蕉水都洗不还原。
这两行字叶秀枝耳熟能详，算不得对联，文字也不对仗，是两句歌词。
叶秀枝端着搪瓷水杯来到厨房，她妈周家英正在刷锅，已在炒菜。秀枝说，我来烧火，就坐到老式柴火灶的炉膛口，说：“爸又说陈继良今天有可能会回来，还是像昨天一样，让多弄点菜呢。”
周家英正拿锅铲带着抹布刷着锅，说：“昨天你爸就说他要回，害我多弄了菜，蒸了腊鱼腊肉，今天还有现成的，要不我等下再蒸半边鸡？不晓得他今天是不是有口福，我还买了一条鱼呢！”
“真的？”叶秀枝高兴地起身，看了一眼。果真，灶台里沿一个大碗躺着剁成两截的鲩鱼，约两三斤的样子，已剖腮去肚，鳞片已经发干了。厨房不甚明亮，她进来时没看到。
她妈想了下，说：“有新鲜的鱼，鸡就不蒸算了。”又接着说，“算了，还是蒸了吧，万一他真回来了，怕菜不够。”
叶秀枝接话说：“是啊，他不回，不端出来就好嘛，或许过几天会来客呢？还是新鲜草鱼呢，您那儿弄的？”
“下午我回家抄近路，路过上湾的渠道河沟时，看到一个人偷偷打鱼，就看他撒了两网，打了大小几条鱼，我就把最大的买了，想着你和爹都属猫，喜欢吃鱼，难得碰到鲜活的。”
“我妈就是好！陈继良好像也爱吃鱼吧？听他说，他回上海能吃到海鲜呢，山珍海味哟。”
“嗯，上海靠海边，应该有的。”她妈笑着回应，“他家算条件不错，大过年的怕真有山珍海味呢。”
叶秀枝又说：“妈，腊鸡煨汤吧，我去田里拔萝卜？”
周家英惊讶道：“煨汤？一个多月不见，你就把继良当贵客了？有几多羊子赶不上山喽。”
“那里当他是客，是人家今天想吃嘛。”叶秀枝嘟起嘴，撒起了娇。
“好，好！”周家英温柔地笑笑。
叶秀枝又像是自言自语，却声音较大地说：“要说做鱼，我妈做的最好吃！放点您酿的酱油、醋，给点水腌菜，吃鱼冻，再多放点辣椒！算了，辣椒还是少放点儿吧。”
水腌菜是农村过冬的主力，一种咸菜。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冬天会腌大白菜和小白菜，冬天缺少蔬菜吃。有的家腌多了，第二年清明节时缸里还有。甚至，有的腌菜没腌死的，第二年开春后竟然复活，在缸里抽苔开花的也不鲜见。
周家英拖长了声调：“是——，继良不像你爷俩爱吃辣。谁知道他今天是不是真回来呢？这条鱼我都煎了，烧好，他要是不回来呢，我们吃半条，留半条尾巴给他，他明天回的话，吃鱼和鱼冻也不错。”
娘儿俩正在厨房搭嘴说话，张罗做饭，外面有了动静。陈继良操着典型的上海普通话喊着伯母，又喊秀枝，他站在院门里。他一手拎一个行李包，又肩背一个布包和斜背一个军用绿挎包进了门，看架式他应该是直接先到这里，没回学校宿舍。
叶秀枝和周家英都出来看他，接他的行李包，迎进堂屋。叶秀枝喜了，忙拿搪瓷杯子倒了热水，涮一下出门倒掉，又重新倒了开水，双手端给他。
然后，她打个招呼，就快步出门去学校，把好消息报给父亲，叫他回家吃饭。
菜摆上桌，叶校长拿出一个小酒盅放在陈继良面前，又从神龛柜里拿出一瓶贴了商标、没启封的酒，说：“正月没过，还是年呢。你新年第一次来，也喝点酒。”就作势要拧开瓶子上的铁盖，要给陈继良倒酒，继良连忙制止，说：“我不会喝，叶校长，我真不会喝。我喝白开水就好。刚才伯母在做咸菜烧鱼，好久没听伯母做的饭了，那个味儿比我妈做的雪菜小黄鱼闻着还香，就觉得真饿了，我要吃三碗饭呢！”
一句话，大家都笑了。
叶校长也不客气，换了一个半瓶的女儿打回的散酒。那是一种像医院用的生理盐水似的瓶子，他拔出上部的橡胶塞，为自己倒了一杯。他对周家英说，“继良回了，高兴。”他并非每天喝，偶尔高兴或不高兴，就会喝一点，这是向家英表明他真的高兴。
他用的杯子是一个小搪瓷杯，他专用的，能装二两酒。杯子用久了，有的地方掉了瓷，杯子正面印着一个头扎毛巾的农民冲着大家笑，旁边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陈继良是这个生产大队唯一的从上海来的知青，而且据说不只是上海，甚至是华南地区的唯一。乡里和大队就都很郑重，一番商量，安排他在一户成分好的贫农家里居住和生活。
他到此处乡村后，看到很多农民的家用都指望鸡屁股，攒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鸡蛋，就上一趟街，换回盐、煤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及孩子读书用的作业本、铅笔什么的。而在冬季，越是家庭用度大时，鸡却越不生蛋，家里就鸡飞狗跳，氛围紧张。他知道，家长们一般对孩子们学习要用的东西不敢省，除非孩子们不上学，上不起学。因为贫穷，许多家里的男孩子读书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务农，而有些女孩上两、三年的小学，能识写几个字、会算数以后就被拉回了家，这在当年农村很常见。
陈继良不明白的是，偏偏那时还鼓励生育，认为人多力量大，而农民们的“生产力”也的确高，大约是晚上没电也没啥娱乐吧。
他到小学工作后，搬到小学办公室后面建的三间空屋子中，是教员中唯一住宿舍的人。这三间空屋子原就是为单身教员准备的。叶校长当年建学校时考虑到单身教师的生活问题，在办公室和教室侧面搭了三间偏屋，还有共用的厨房、厕所。此外，校外一角还垦有一片空地，供单身教师种菜，以让他们安居乐业。原以为陈继良入住后会用的，但那片自留地却依旧闲置着。
陈继良在湖北老家农村生活的有一年多了，他自有一套在农村过日子的方法。
在他晚年，事业有成，生活也相当优裕，但对公司的年轻后辈常成碗地倒掉不喜欢吃的饭菜仍觉得可惜。为此，他力排公司股东众议，力主建立公司食堂，让厨师提前一日列出菜谱，让员工们民主点餐评议，点的多的入围采购制作。他固执地认为，哪怕多些费用，让行政后勤人员多花些精力，让员工吃得好些，也不能浪费。因为他种过地也挨过饿，知道吃食来之不易。农民说一粒米十滴汗，饭吃到口要有72道工序呢，浪费是有罪的呀！
这新的一年，陈继良第一次到家，四人边吃边聊天。
叶校长首先问起陈继良父母的情况，陈继良说：“爸妈身体也还好，我妈可能下半年就退休了。”
周家英感慨：“城里人就是好，到年纪就退休拿退休费。你妈多大年纪，就要退休了？”
“四十八，快五十了。我爸当年打仗时受过伤，又是多年劳累，经常腰腿痛，下雨变天发作得更厉害。我妈想早点退下来照顾我爸。她在我爸的厂里当医疗站的站长好些年了，站里三四个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她也有腾位子的意思。“
叶校长说：“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几百万人，听说大家都不事生产，我觉得也不太好，不是个事呢。
是啊，周家英也说：“小陈原来说工厂成天开会、学习、喊口号，批这个斗那个，现在又都不想干事，吃什么？”
陈继良就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创造价值，都不劳动，生产率低下，坐吃山空，饿着肚子能干什么？”
叶校长紧皱的眉头有些松动，说：“对，继良过个年，看问题成熟多了。“
陈继良就谦虚，说：“这观点是我同学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叶校长接过话：“那上海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怎样？”
“城市里年轻人不多，大多上山下乡了。近的到就在我们上海郊区，也有去江苏、浙江的，像我这样到外地苏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少。也有极小数留在城市里的，他们不上学，也不上班，闲着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厂宿舍就是这样，闲着玩的有十几个呢。有的是父母身体不好要人照顾没当知青的，也有的是在农村吃不来苦偷偷跑回来的，还有病了回城治病然后赖着不走的。我爸就怕他们闲出事儿。厂领导们商量，让一批年纪差一两年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先退下来，腾出一些岗位给年轻子弟顶职。他们上了班，工厂管起来，就不会闹出乱子。”
周家英插话道：“哦？顶职？头一次听说。”
“这也是没办法，不能增加厂里职工的总数，又要解决就业问题。先退下来的只发生活费，生活费是比上班和真正退休的工资都少，毕竟在家玩，有生活费拿也能接受，而且往往顶他职的是他自己的孩子。”
“你也顶职吗？你妈准备退休，她的名额是不是你来顶？”叶秀枝好一阵子没说话，忽然发问。
“我妈是这么想，我爸不让，他说名额不够，要先把厂宿舍里玩着的年轻人安置了。再说内退、顶职的多了怕上级不批准，就业压力太大，万一不批都白谈。但他另外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叶秀枝扑闪着大眼睛，看着陈继良，听他继续说：“他说，在他们厂里没什么前途，也没技术含量，不想让我进去耗废。他还说我在这里也不错，活路不重，也吃得饱，比好多其他知青强呢。他们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儿，不一定吃得饱饭。他让我在这里好好工作，过一年半载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机会。”
叶校长安慰道:“是，安心教学，学生娃们也都喜欢你，这里也好，很好。”
吃完饭，陈继良从行李包叠的衣服里拿出一对捆在一起的“洋河大曲”酒，又有一个报纸包，打开了报纸，里面装的是一塑料袋的大白兔奶糖，还有一包上海五香蚕豆，都放在桌上。他说，“都是我们那边的特产，我妈特意叫我带给伯父伯母，算是给两老拜个晚年。”
叶校长照例讲客气，说你留着，晚上想家可以吃嘛，伸手拿起奶糖作势还给他，陈继良按住校长的手，诚恳地说：
“叶校长莫见外，您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和长辈，教会了我怎样上课怎样做人，这点孝敬应当的。”
叶校长就收了手，叫秀枝拿了校门钥匙帮着拎包，送陈继良到学校。
说来，叶秀枝母女是对陈继良是有恩的。
先说陈继良如何到这里当知青，又如何到叶国栋的小学当了代班老师的事。
陈继良的爹是解放上海的军人，当年他爹随大部队进入上海后，他所带的连队接管了郊区一家外国资本家的大型棉纺厂。那时部队极速扩招，招募大量新兵去支援西南、东南，还要去解放海南和台湾，需要加工被服的工厂，就将它改成了军工厂。他原地复员，留在厂里当了指导员，之后经人介绍与一名上海女子结了婚，就在上海安了家，住在厂宿舍。
陈继良的妈是学医的，有文化，原来在城区的医院上班，但他们住在郊区，交通实在不方便，就把她调到军工被服厂医务室做了医生。
他们夫妇共生了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娃，老大大学毕业进了机关，是干部；老二性格活泼，长大后进了部队当了文艺兵，毕竟部队这条线陈继良老爹再熟熟悉不过；老三不喜欢学习，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另外一个工厂，成了当时最风光的“造反一派”，风云一时，曾进入上海市某区的区级“委会员”，几年后来降为某局普通干部。
陈继良是家里的宝贝老幺，但父母都上班忙，他是三个姐姐带大的。三个姐对他并没有惯着、让着。大概是随女孩子长大的缘故，他性格偏文静，喜欢看书，读书成绩不错，高中上的是市重点。本可以顺利考大学，甚至他连心仪的上海交通大学都选好了，那里理工专业正是他喜欢的，并且那学校离他家交通方便，转一趟公交车就到了。
高二那年，史无前例的不只是文化界的革命进入高潮。当年高考出现了著名的“白卷英雄先生”张铁生，一时舆论哗然，全国舆论不止，高谈不休。这“白卷英雄”原是初中毕业的插队知青，在被推荐参加高考时，物理化学试卷大部分不会做，却在试卷上写了封给领导的信，质疑在以阶级的斗争为纲的时代，在滚滚洪流中学习数理化的意义所在。占舆论主流的造反之派为之欢呼，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的口号。两年后，陈继良插队时，“白卷英雄”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常委，成了顶高级顶高层的领导人之一。让人唏嘘的是，后来张铁生又被判刑，他在狱中潜心学习，出狱后牵头创办企业，十分成功，成为某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知识的有和无，既害了他，也成就了他的人生波澜起伏。而这都是后话，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种风气，让校园中的陈继良和同学们普遍怀疑文化知识的作用和价值，也对人生十分迷茫，对高考索然无味，无心学习了。而且，那时即便考上大学也无心学习，而是成天劳动和闹闹斗争。大学校园作为思想激进和青春昂扬的之地，管理他们的老师们都打成了反动权威和“走资一派”，大多关牛棚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们热衷于斗争，成天贴大家报、批斗、抄家，校园埋在哪里寻得到一张安静的书桌？
那时，学生们混在教室外，四处流窜，打打砸砸。往后更是逾演逾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眼看陈继良这样善良的孩子要糟！继良他爹原是一贯相信方针政策的宣传，对“以阶级之斗争为纲”是坚定不疑、一万个支持的，但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不得不考虑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
陈继良爸在厂里当常务副厂长和副主任长，他也是心情矛盾。现在既不是他自己好好抓生产的时候，也不是要求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时机。在这个“畸情”燃烧的岁月，他宁可扯开嗓子在批斗会上喊口号，也不敢要求工人们在车间工作的质量和产量，当然本也没多少产量。当时，越是刺头的工人会越左、越红，对待他们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他们一个个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大帽子和上纲上线的话随时都可以扣在你的头上，让你阴沟翻船。他小心翼翼，唯恐刺头们写他的大字报、造了他的反。
他看多了，一张不值批驳的大字报往往就是灾难。“文化的革”不但让单位失去管理秩序，家庭人伦和社会关系也岌岌可危。他们厂里有一个子弟，为了得到造反派许诺给他的红袖章和一顶军帽，污告技术科做工程师的父亲是敌特分子，还有凭有据说父亲有一次特意守到深更半夜收听敌台。其实，那是他父亲偶尔一次听广播，意外搜到了所谓的敌台，当作好玩儿跟儿子讲了，没想到他自己儿子说了出来，就成为害死亲爹的铁证。儿子对爹的告发，让他不但主动与父亲反目成仇，宣布决裂，还在此后的批斗中为图表现，打自己的爹比其他人下手更狠、更重，以表明自己与“敌人”划清界线的强烈态度，好赢得了红又专某命小将的表扬。
那时胡乱编写的大字报向墙上一贴，或写成举报信随便一寄，就会让人被隔离审查。而如果字里行间加上一星半点、似是而非的黑材料、假线索，则那人和他的家人就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陈继良爸知道，自己已被不满他的人，及厂里造反派的小头头私下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潜在人选，早已岌岌可危。好在他们是军工厂，执行的是军队式严格的层级管理，没地方企业那么乱。但陈厂长依旧害怕，稍不小心谨慎，不能克制和容忍，就会有人嚷嚷开他的批斗会，那可就麻烦了。关牛棚子，被隔离审查，甚至剃光头成劳改犯，不是没有可能。
那时厂宿舍不时传说某某家的小家伙儿打群架了，谁家的孩子抢军帽被打骨折了，谁家的女儿跟小流氓好上了，甚至谁谁失踪了，谁谁被打死了。人人自危，又有许多人在伤害别人。这些消息总是吓得陈继良的妈一惊一乍。
夫妻俩就商量，局势不好，与其让陈继良在上海耗着不学好，不如让他响应号召，主动送他上山下乡，挑一个自家熟悉和能掌控的地方，送他远离是非漩涡。
他们选的地方就是老陈的家乡，著名的老苏区之一，曾经的黄麻之起义地。这让他既能吃点农村的苦，知道生活不易，也有老家的亲人在背后关照他，不会让他走邪门歪道。
在那个年轻人普遍向往老苏区的年代，鄂豫皖根据地是红色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之一，陈继良是大约知道的。这一带包括了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冈、麻城、红安（原黄安）、罗田、英山、大悟（原礼山县）、广水(原应山县)等市县，也包括河南省的建始、商城、新县一带，及安徽省的金寨、六安等相邻山区县市，是大别山区的腹地。这些地名、过往战争和老家的事，陈继良常听他爸提及，耳熟能详。
他听从了爹妈的建议，写了申请书。陈厂长所在的军工厂是辖区里最受重视的企业之一，经常举办军民一家亲的联谊活动，街道和派出所干部与陈厂长都熟稔。街道工作人员曾动员过陈继良上山下乡的，他不太愿意，当时看在陈厂长面子上就没太强制，现在陈继良主动申请，而且是去苏区，立即就批准了。
陈继良爸联系好一位舅家表弟。这人姓杨，在云台乡做乡党委书记兼某委会主任。他掌握的地方与陈继良的老家隔了近百里地，而且跨了县。陈继良被他杨叔安排到云台乡辖下的先锋大队一个叫李家畈的湾子。这个村子既有一条小溪流过，也邻近水库渠道，地势稍平，水田产量较高，能实现稻谷与小麦轮种，粮是纲啊，百姓的生活条件比其他村庄要好一截。
陈继良的身份被瞒得严实，除了杨书记一家，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与杨书记的叔侄关系。陈继良也被一再嘱咐，一般不要去找叔叔，怕别人知道了反而不利于杨书记背后对他的关照，也怕节外生枝。因此，本地人都不知道这层关系。
堂屋里的桌子上还放着毛笔、砚台，砚台里还有些残墨，毛笔也还润着墨汁，屋里的神龛柜上放着两包“腊梅”烟和橡皮筋捆着的几卷各色的纸。一望而知，下午又有人来找叶校长求过对联。而他爸想必是抽空回来写了字后，却没时间把毛笔清洗干净。
叶国栋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文化和教学水平都过硬，人们都说那年头的高中生文化水平比后来的大学生还高呢。他尤其一手毛笔字写的漂亮，过年或哪家娶亲、老了人什么的，要写对子，全大队的，甚至有二十里外的都来求请他。
叶校长为人谦和，有求必应，而且他还自备了红黄白绿四色纸，省得别人先去镇上买纸再来寻他写字。这些纸并不贵，只是去跑一趟路太费功夫。纸的颜色极有讲究，红底的写喜事、春联，表示喜迎。黄、白、绿三色用于某家前三年“走”了人的丧事孝联，而办入殓丧事仪式门上的对联要用绿、白两色纸各半的，绿上白下，白纸还要剪出花纹。当地规矩是老人死后守孝三年，现代人虽不真正守孝，三年内春节时贴不同颜色的对联却不能错，否则会遭人耻笑。因此，叶校长每每动笔写之前，他会简短问几句、问清缘尾才动笔，怕坏了规矩讨人骂。
为提升业务能力，他记住了几百条各种不同情况的对联，往往会思忖片刻，挑选最适宜的内容写给求字的人。关系好的，他不按俗套，会临场发挥创作，例如结婚的，他有时会将男女双方的姓名巧妙地嵌进文字，还故意写大一点，甚至有时会把这个姓名字都写成圆形的，表示圆圆满满，这样的作品就成为远近的佳话。
求字的人往往会给他两包纸烟，几分钱一包的“农乐”、“腊梅”或武汉产的“大公鸡”或伟大领袖畅游长江的“游泳“牌，他都不女嫌弃，都说着客气的话才示意客人自己放在神龛柜上。他知道农民自己都是抽水烟袋或旱烟杆的，烟叶自家种，能买整包的卷烟给你，已是很尊重了。
在农村，能日常抽纸烟的，都是有派头的人，而他正是这样的身份，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功劳不少。
叶秀枝记得，也有极少出手更大方的，会提一包红糖或一瓶酒来。那时乡下走亲戚，往往就只是红纸包成三角形的一斤红糖，再加一瓶牌子酒就表明很敬重了。如果酒是用红塑料绳捆成一对的酒，那就十分重大。
所谓牌子酒是指贴了商标的正规酒厂的酒，多是国营厂的。而乡下人喝的，多是村里小卖部出售的附近小厂的散装酒，自带瓶子或酒壶去，几两、几斤的打回来。散酒也分档次，人们过年、办喜庆事，大多用的都是散酒。
拎一包红糖或一瓶酒来的，多是亲友或干部。亲友和干部在红白喜事时本要请叶家去赴宴的，又要烦请他写对子，就得拿份像样的礼物来。而不论是否亲友，对提了糖、酒来的人，叶校长就会更客气，连说“这怎么好意思，你家里有事应该帮忙”之类的话，对联就写得更花心思，形式和内容也多动一番脑筋。叶校长收到稍好些的烟、酒，他也舍不得用，就拿到镇上熟识的副食品店换次一些的或换别的家用物品，也相当于是省下了钱。
先锋小学地处偏远，真正在编、有教学能力的不愿意来，文化太差、不堪培养的叶校长也不满意，带着太累，太拖上级业绩考核的后腿也不行。于是有两名教师就不能稳定，总是新旧轮替，来来往往。直到由知青陈继良和叶秀枝两人上了岗，才总算能正常上课。
那时的乡村小学在农忙“双抢”时节会放假，老师要带四、五年级的孩子们一起下田，做些辅助劳动。代班教师的口粮由所在大队优先分配，粮食之外的蔬菜及其他生活用品，都要靠自己解决。因此代班老师虽不算是全职，有工资拿，但劳动量与社员不能相提并论，总体上终归脱离了“农门”，算是知识分子了。
叶秀枝读书到初中毕业，其实她的成绩一直相当不错，却不愿再读下去了。
读到初三时，同学们都不想升高中。离她家最近的高中在另一个更大的集镇上，有几十里路，成绩更好的则考进城关一中，两所高中都要住读。住读让家里要多花钱不说，生活还极不方便，生活水平也差。
学生们自己带米到学校，由学校免费煮成饭，但吃的菜要花钱买。大多数贫苦农家的孩子日常买不起学校食堂的菜，主要吃自己从家里带的臭豆腐和咸腌菜。一般一周回一次家的话，就用玻璃罐头瓶子装着带来。这种菜已谈不上营养，有咸辣味，能下饭。咸菜一周带一次，满满地塞在瓶子里，搭车时得小心翼翼，万一急刹车磕撞，摔破了就一周没菜吃。而他们那里尽是山路，骑自行车不现实。
天热时，有的学生瓶子里的菜不知是炒时没热透、盐给的不足，或是盖子没盖好被苍蝇叮爬了，有的已生了蛆，却不得不吃。
别人把这事说给叶秀枝听时，她很是恶心了一阵。
读高中意味着考大学，但一个县当年考入大学的就二、三十人。又听说高中和大学里都停课闹阶级斗争了，学校里已学不到什么东西。初三时，她上课就几乎没学到什么新知识，同学们坐在教室后排玩扑克，“扣百分”、“争上游”，老师也不管，也不敢管，他们都怕戴红塑料牌的小兵。
在那个城市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时代，叶校长对女儿秀枝不想升学也是无可奈何。何况在农村，一个女孩子读书读到初中算不错了。
叶秀枝初中毕业后，跟她妈一起下田劳动了几个月。她的手上还没磨出茧子，仍不能肩挑背扛，磨练得像个农村妇女样时，她爸就心疼地把她招进了自己的小学。那年代，有小学毕业生进小学当老师的，她当然够格。再加上叶校长家里校外的悉心教导，她的教学就很像模像样，成骨干老师了。她工作一定年限后，如果有机会参加上级组织的正规培训深造一下，考试合格，她是可能转正的。叶秀枝对父亲安排的工作，也很满意，真正干农活，她也受不了。
她与陈继良聊说起这事，都说在农村当一名老师，不管有没有编制，那都是眨巴眼比瞎子，不知强那里去了。
叶秀枝洗好毛笔，将笔甩干、毛头捋尖，与仍留有墨臭味的砚台一起，放进神龛柜，那各色的纸则收进里屋爸爸房间的木柜顶上。
她回到堂屋，拿起开水瓶倒了一杯水，边小口喝着，边看神龛柜上大幅的木框中间嵌贴的伟大人的画像。他的画像她时常看到，教室和家家户户都挂贴的有，大多是正面像，穿中山装，中老年的多。叶秀枝觉得自家堂屋挂的，他年轻时戴八角帽的模样是最帅的，五官清秀，下巴正中一颗圆圆的痣，真英俊！她觉得，他的头发际线高，戴帽子更好看些。
画像的四角边缘是红彤彤的彩霞，正中是一轮太阳，他的头正在太阳的当中，发散出太阳一样的光芒。这幅画的精妙就在于让他的头部与虚化的红太阳融为一体，形象地表现出他就是照亮全国甚至地球的人。因“太阳最红”的一句歌词，红太阳被视作他的代名词，所谓“爹亲娘亲不如伟大老人家亲”，这是西方人不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比爹娘更亲的”人也有不好亲近的时候。
叶秀枝曾听说，某人内急，大便后撕了画报擦屁股，却意外坐牢，被批斗打倒成现行反革命。原因是画报的另一面印有伟大人物的画像，他自己并没发觉，却被他后面蹲大号的人举报了。那时的公共厕所是蹲坑，开敞式的，后面的人能看到前面的屁股。早间蹲坑紧张时一溜白屁股，都蹲骑在两块砖宽的便池上。人们憋住呼吸，不敢吸里面的空气，却都控制不住自己屁混尿流的动静。而有的人一时慌张，把大便喷拉到便池外的砖沿上，也是常有的。一般位于学校和居民集中区的厕所卫生条件最差，下脚最困难，有时是一块砖上再摞一块砖。
她家伟大人物画像两侧贴的是红纸金色字的对联，是她爸特意找熟人弄来的据说挺贵的金色油漆，叶校长亲笔手书的“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一笔行草写得铁钩银划，龙飞凤舞，气势雄浑。每每有人夸这字，他常说起，为这十四个字，可惜了我一个朋友送的那支真正的湖州毛笔啊，那笔是真好用，写的字好，可写了这油漆字就废了，用香蕉水都洗不还原。
这两行字叶秀枝耳熟能详，算不得对联，文字也不对仗，是两句歌词。
叶秀枝端着搪瓷水杯来到厨房，她妈周家英正在刷锅，已在炒菜。秀枝说，我来烧火，就坐到老式柴火灶的炉膛口，说：“爸又说陈继良今天有可能会回来，还是像昨天一样，让多弄点菜呢。”
周家英正拿锅铲带着抹布刷着锅，说：“昨天你爸就说他要回，害我多弄了菜，蒸了腊鱼腊肉，今天还有现成的，要不我等下再蒸半边鸡？不晓得他今天是不是有口福，我还买了一条鱼呢！”
“真的？”叶秀枝高兴地起身，看了一眼。果真，灶台里沿一个大碗躺着剁成两截的鲩鱼，约两三斤的样子，已剖腮去肚，鳞片已经发干了。厨房不甚明亮，她进来时没看到。
她妈想了下，说：“有新鲜的鱼，鸡就不蒸算了。”又接着说，“算了，还是蒸了吧，万一他真回来了，怕菜不够。”
叶秀枝接话说：“是啊，他不回，不端出来就好嘛，或许过几天会来客呢？还是新鲜草鱼呢，您那儿弄的？”
“下午我回家抄近路，路过上湾的渠道河沟时，看到一个人偷偷打鱼，就看他撒了两网，打了大小几条鱼，我就把最大的买了，想着你和爹都属猫，喜欢吃鱼，难得碰到鲜活的。”
“我妈就是好！陈继良好像也爱吃鱼吧？听他说，他回上海能吃到海鲜呢，山珍海味哟。”
“嗯，上海靠海边，应该有的。”她妈笑着回应，“他家算条件不错，大过年的怕真有山珍海味呢。”
叶秀枝又说：“妈，腊鸡煨汤吧，我去田里拔萝卜？”
周家英惊讶道：“煨汤？一个多月不见，你就把继良当贵客了？有几多羊子赶不上山喽。”
“那里当他是客，是人家今天想吃嘛。”叶秀枝嘟起嘴，撒起了娇。
“好，好！”周家英温柔地笑笑。
叶秀枝又像是自言自语，却声音较大地说：“要说做鱼，我妈做的最好吃！放点您酿的酱油、醋，给点水腌菜，吃鱼冻，再多放点辣椒！算了，辣椒还是少放点儿吧。”
水腌菜是农村过冬的主力，一种咸菜。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冬天会腌大白菜和小白菜，冬天缺少蔬菜吃。有的家腌多了，第二年清明节时缸里还有。甚至，有的腌菜没腌死的，第二年开春后竟然复活，在缸里抽苔开花的也不鲜见。
周家英拖长了声调：“是——，继良不像你爷俩爱吃辣。谁知道他今天是不是真回来呢？这条鱼我都煎了，烧好，他要是不回来呢，我们吃半条，留半条尾巴给他，他明天回的话，吃鱼和鱼冻也不错。”
娘儿俩正在厨房搭嘴说话，张罗做饭，外面有了动静。陈继良操着典型的上海普通话喊着伯母，又喊秀枝，他站在院门里。他一手拎一个行李包，又肩背一个布包和斜背一个军用绿挎包进了门，看架式他应该是直接先到这里，没回学校宿舍。
叶秀枝和周家英都出来看他，接他的行李包，迎进堂屋。叶秀枝喜了，忙拿搪瓷杯子倒了热水，涮一下出门倒掉，又重新倒了开水，双手端给他。
然后，她打个招呼，就快步出门去学校，把好消息报给父亲，叫他回家吃饭。
菜摆上桌，叶校长拿出一个小酒盅放在陈继良面前，又从神龛柜里拿出一瓶贴了商标、没启封的酒，说：“正月没过，还是年呢。你新年第一次来，也喝点酒。”就作势要拧开瓶子上的铁盖，要给陈继良倒酒，继良连忙制止，说：“我不会喝，叶校长，我真不会喝。我喝白开水就好。刚才伯母在做咸菜烧鱼，好久没听伯母做的饭了，那个味儿比我妈做的雪菜小黄鱼闻着还香，就觉得真饿了，我要吃三碗饭呢！”
一句话，大家都笑了。
叶校长也不客气，换了一个半瓶的女儿打回的散酒。那是一种像医院用的生理盐水似的瓶子，他拔出上部的橡胶塞，为自己倒了一杯。他对周家英说，“继良回了，高兴。”他并非每天喝，偶尔高兴或不高兴，就会喝一点，这是向家英表明他真的高兴。
他用的杯子是一个小搪瓷杯，他专用的，能装二两酒。杯子用久了，有的地方掉了瓷，杯子正面印着一个头扎毛巾的农民冲着大家笑，旁边是“农业学大寨”的标语。
陈继良是这个生产大队唯一的从上海来的知青，而且据说不只是上海，甚至是华南地区的唯一。乡里和大队就都很郑重，一番商量，安排他在一户成分好的贫农家里居住和生活。
他到此处乡村后，看到很多农民的家用都指望鸡屁股，攒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鸡蛋，就上一趟街，换回盐、煤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及孩子读书用的作业本、铅笔什么的。而在冬季，越是家庭用度大时，鸡却越不生蛋，家里就鸡飞狗跳，氛围紧张。他知道，家长们一般对孩子们学习要用的东西不敢省，除非孩子们不上学，上不起学。因为贫穷，许多家里的男孩子读书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务农，而有些女孩上两、三年的小学，能识写几个字、会算数以后就被拉回了家，这在当年农村很常见。
陈继良不明白的是，偏偏那时还鼓励生育，认为人多力量大，而农民们的“生产力”也的确高，大约是晚上没电也没啥娱乐吧。
他到小学工作后，搬到小学办公室后面建的三间空屋子中，是教员中唯一住宿舍的人。这三间空屋子原就是为单身教员准备的。叶校长当年建学校时考虑到单身教师的生活问题，在办公室和教室侧面搭了三间偏屋，还有共用的厨房、厕所。此外，校外一角还垦有一片空地，供单身教师种菜，以让他们安居乐业。原以为陈继良入住后会用的，但那片自留地却依旧闲置着。
陈继良在湖北老家农村生活的有一年多了，他自有一套在农村过日子的方法。
在他晚年，事业有成，生活也相当优裕，但对公司的年轻后辈常成碗地倒掉不喜欢吃的饭菜仍觉得可惜。为此，他力排公司股东众议，力主建立公司食堂，让厨师提前一日列出菜谱，让员工们民主点餐评议，点的多的入围采购制作。他固执地认为，哪怕多些费用，让行政后勤人员多花些精力，让员工吃得好些，也不能浪费。因为他种过地也挨过饿，知道吃食来之不易。农民说一粒米十滴汗，饭吃到口要有72道工序呢，浪费是有罪的呀！
这新的一年，陈继良第一次到家，四人边吃边聊天。
叶校长首先问起陈继良父母的情况，陈继良说：“爸妈身体也还好，我妈可能下半年就退休了。”
周家英感慨：“城里人就是好，到年纪就退休拿退休费。你妈多大年纪，就要退休了？”
“四十八，快五十了。我爸当年打仗时受过伤，又是多年劳累，经常腰腿痛，下雨变天发作得更厉害。我妈想早点退下来照顾我爸。她在我爸的厂里当医疗站的站长好些年了，站里三四个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她也有腾位子的意思。“
叶校长说：“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几百万人，听说大家都不事生产，我觉得也不太好，不是个事呢。
是啊，周家英也说：“小陈原来说工厂成天开会、学习、喊口号，批这个斗那个，现在又都不想干事，吃什么？”
陈继良就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创造价值，都不劳动，生产率低下，坐吃山空，饿着肚子能干什么？”
叶校长紧皱的眉头有些松动，说：“对，继良过个年，看问题成熟多了。“
陈继良就谦虚，说：“这观点是我同学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叶校长接过话：“那上海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怎样？”
“城市里年轻人不多，大多上山下乡了。近的到就在我们上海郊区，也有去江苏、浙江的，像我这样到外地苏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少。也有极小数留在城市里的，他们不上学，也不上班，闲着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厂宿舍就是这样，闲着玩的有十几个呢。有的是父母身体不好要人照顾没当知青的，也有的是在农村吃不来苦偷偷跑回来的，还有病了回城治病然后赖着不走的。我爸就怕他们闲出事儿。厂领导们商量，让一批年纪差一两年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先退下来，腾出一些岗位给年轻子弟顶职。他们上了班，工厂管起来，就不会闹出乱子。”
周家英插话道：“哦？顶职？头一次听说。”
“这也是没办法，不能增加厂里职工的总数，又要解决就业问题。先退下来的只发生活费，生活费是比上班和真正退休的工资都少，毕竟在家玩，有生活费拿也能接受，而且往往顶他职的是他自己的孩子。”
“你也顶职吗？你妈准备退休，她的名额是不是你来顶？”叶秀枝好一阵子没说话，忽然发问。
“我妈是这么想，我爸不让，他说名额不够，要先把厂宿舍里玩着的年轻人安置了。再说内退、顶职的多了怕上级不批准，就业压力太大，万一不批都白谈。但他另外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叶秀枝扑闪着大眼睛，看着陈继良，听他继续说：“他说，在他们厂里没什么前途，也没技术含量，不想让我进去耗废。他还说我在这里也不错，活路不重，也吃得饱，比好多其他知青强呢。他们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儿，不一定吃得饱饭。他让我在这里好好工作，过一年半载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机会。”
叶校长安慰道:“是，安心教学，学生娃们也都喜欢你，这里也好，很好。”
吃完饭，陈继良从行李包叠的衣服里拿出一对捆在一起的“洋河大曲”酒，又有一个报纸包，打开了报纸，里面装的是一塑料袋的大白兔奶糖，还有一包上海五香蚕豆，都放在桌上。他说，“都是我们那边的特产，我妈特意叫我带给伯父伯母，算是给两老拜个晚年。”
叶校长照例讲客气，说你留着，晚上想家可以吃嘛，伸手拿起奶糖作势还给他，陈继良按住校长的手，诚恳地说：
“叶校长莫见外，您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和长辈，教会了我怎样上课怎样做人，这点孝敬应当的。”
叶校长就收了手，叫秀枝拿了校门钥匙帮着拎包，送陈继良到学校。
说来，叶秀枝母女是对陈继良是有恩的。
先说陈继良如何到这里当知青，又如何到叶国栋的小学当了代班老师的事。
陈继良的爹是解放上海的军人，当年他爹随大部队进入上海后，他所带的连队接管了郊区一家外国资本家的大型棉纺厂。那时部队极速扩招，招募大量新兵去支援西南、东南，还要去解放海南和台湾，需要加工被服的工厂，就将它改成了军工厂。他原地复员，留在厂里当了指导员，之后经人介绍与一名上海女子结了婚，就在上海安了家，住在厂宿舍。
陈继良的妈是学医的，有文化，原来在城区的医院上班，但他们住在郊区，交通实在不方便，就把她调到军工被服厂医务室做了医生。
他们夫妇共生了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娃，老大大学毕业进了机关，是干部；老二性格活泼，长大后进了部队当了文艺兵，毕竟部队这条线陈继良老爹再熟熟悉不过；老三不喜欢学习，初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另外一个工厂，成了当时最风光的“造反一派”，风云一时，曾进入上海市某区的区级“委会员”，几年后来降为某局普通干部。
陈继良是家里的宝贝老幺，但父母都上班忙，他是三个姐姐带大的。三个姐对他并没有惯着、让着。大概是随女孩子长大的缘故，他性格偏文静，喜欢看书，读书成绩不错，高中上的是市重点。本可以顺利考大学，甚至他连心仪的上海交通大学都选好了，那里理工专业正是他喜欢的，并且那学校离他家交通方便，转一趟公交车就到了。
高二那年，史无前例的不只是文化界的革命进入高潮。当年高考出现了著名的“白卷英雄先生”张铁生，一时舆论哗然，全国舆论不止，高谈不休。这“白卷英雄”原是初中毕业的插队知青，在被推荐参加高考时，物理化学试卷大部分不会做，却在试卷上写了封给领导的信，质疑在以阶级的斗争为纲的时代，在滚滚洪流中学习数理化的意义所在。占舆论主流的造反之派为之欢呼，喊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的口号。两年后，陈继良插队时，“白卷英雄”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常委，成了顶高级顶高层的领导人之一。让人唏嘘的是，后来张铁生又被判刑，他在狱中潜心学习，出狱后牵头创办企业，十分成功，成为某上市公司的企业家。知识的有和无，既害了他，也成就了他的人生波澜起伏。而这都是后话，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种风气，让校园中的陈继良和同学们普遍怀疑文化知识的作用和价值，也对人生十分迷茫，对高考索然无味，无心学习了。而且，那时即便考上大学也无心学习，而是成天劳动和闹闹斗争。大学校园作为思想激进和青春昂扬的之地，管理他们的老师们都打成了反动权威和“走资一派”，大多关牛棚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们热衷于斗争，成天贴大家报、批斗、抄家，校园埋在哪里寻得到一张安静的书桌？
那时，学生们混在教室外，四处流窜，打打砸砸。往后更是逾演逾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眼看陈继良这样善良的孩子要糟！继良他爹原是一贯相信方针政策的宣传，对“以阶级之斗争为纲”是坚定不疑、一万个支持的，但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不得不考虑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
陈继良爸在厂里当常务副厂长和副主任长，他也是心情矛盾。现在既不是他自己好好抓生产的时候，也不是要求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时机。在这个“畸情”燃烧的岁月，他宁可扯开嗓子在批斗会上喊口号，也不敢要求工人们在车间工作的质量和产量，当然本也没多少产量。当时，越是刺头的工人会越左、越红，对待他们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他们一个个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大帽子和上纲上线的话随时都可以扣在你的头上，让你阴沟翻船。他小心翼翼，唯恐刺头们写他的大字报、造了他的反。
他看多了，一张不值批驳的大字报往往就是灾难。“文化的革”不但让单位失去管理秩序，家庭人伦和社会关系也岌岌可危。他们厂里有一个子弟，为了得到造反派许诺给他的红袖章和一顶军帽，污告技术科做工程师的父亲是敌特分子，还有凭有据说父亲有一次特意守到深更半夜收听敌台。其实，那是他父亲偶尔一次听广播，意外搜到了所谓的敌台，当作好玩儿跟儿子讲了，没想到他自己儿子说了出来，就成为害死亲爹的铁证。儿子对爹的告发，让他不但主动与父亲反目成仇，宣布决裂，还在此后的批斗中为图表现，打自己的爹比其他人下手更狠、更重，以表明自己与“敌人”划清界线的强烈态度，好赢得了红又专某命小将的表扬。
那时胡乱编写的大字报向墙上一贴，或写成举报信随便一寄，就会让人被隔离审查。而如果字里行间加上一星半点、似是而非的黑材料、假线索，则那人和他的家人就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陈继良爸知道，自己已被不满他的人，及厂里造反派的小头头私下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潜在人选，早已岌岌可危。好在他们是军工厂，执行的是军队式严格的层级管理，没地方企业那么乱。但陈厂长依旧害怕，稍不小心谨慎，不能克制和容忍，就会有人嚷嚷开他的批斗会，那可就麻烦了。关牛棚子，被隔离审查，甚至剃光头成劳改犯，不是没有可能。
那时厂宿舍不时传说某某家的小家伙儿打群架了，谁家的孩子抢军帽被打骨折了，谁家的女儿跟小流氓好上了，甚至谁谁失踪了，谁谁被打死了。人人自危，又有许多人在伤害别人。这些消息总是吓得陈继良的妈一惊一乍。
夫妻俩就商量，局势不好，与其让陈继良在上海耗着不学好，不如让他响应号召，主动送他上山下乡，挑一个自家熟悉和能掌控的地方，送他远离是非漩涡。
他们选的地方就是老陈的家乡，著名的老苏区之一，曾经的黄麻之起义地。这让他既能吃点农村的苦，知道生活不易，也有老家的亲人在背后关照他，不会让他走邪门歪道。
在那个年轻人普遍向往老苏区的年代，鄂豫皖根据地是红色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之一，陈继良是大约知道的。这一带包括了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冈、麻城、红安（原黄安）、罗田、英山、大悟（原礼山县）、广水(原应山县)等市县，也包括河南省的建始、商城、新县一带，及安徽省的金寨、六安等相邻山区县市，是大别山区的腹地。这些地名、过往战争和老家的事，陈继良常听他爸提及，耳熟能详。
他听从了爹妈的建议，写了申请书。陈厂长所在的军工厂是辖区里最受重视的企业之一，经常举办军民一家亲的联谊活动，街道和派出所干部与陈厂长都熟稔。街道工作人员曾动员过陈继良上山下乡的，他不太愿意，当时看在陈厂长面子上就没太强制，现在陈继良主动申请，而且是去苏区，立即就批准了。
陈继良爸联系好一位舅家表弟。这人姓杨，在云台乡做乡党委书记兼某委会主任。他掌握的地方与陈继良的老家隔了近百里地，而且跨了县。陈继良被他杨叔安排到云台乡辖下的先锋大队一个叫李家畈的湾子。这个村子既有一条小溪流过，也邻近水库渠道，地势稍平，水田产量较高，能实现稻谷与小麦轮种，粮是纲啊，百姓的生活条件比其他村庄要好一截。
陈继良的身份被瞒得严实，除了杨书记一家，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与杨书记的叔侄关系。陈继良也被一再嘱咐，一般不要去找叔叔，怕别人知道了反而不利于杨书记背后对他的关照，也怕节外生枝。因此，本地人都不知道这层关系。
这新更新的，包括了我自己看不到的一些段落，是没显示的一些内容。如有重复，影响阅读，十分抱歉！
我更新前，也在反省内容的合规与否，看来不是翻页的原因，而是别的。好在，终于能正常更新了。谢谢！
想必储君也看到，我更新的文字有些故意不太顺，为了满足合规的要求，抱歉了各位！
大家知道，有个部门叫“有关方面”，我的更新又忽然消失了，估计与它相关，好在我保留了原稿，再认真修改母版吧，以符合要求，能正常更新出来，总不能卡在这里。能删除就删了吧，能改就改了吧，反正这事大家明白就好，不能因小失大不是？
@mcdlmj 2022-04-08 07: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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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畈生产队不知内情，对陈继良坚决执行“让知青接受贫下农民再教育”的政策，把他当作接受教育的普通知青，模范对待。而陈继良形单影只，一人在他乡异地，吃喝生存都靠别人，只好老实巴交。
他从小到大家务事不太做，搓衣做饭的事多是姐姐们的，对农业活儿更是闻所未闻。初来乍到时，他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在农民看来，他简直是笨手笨脚，拿镰刀割草竟然能把脚割流血了。
“没得用哟”，有的就农民笑话他。也有的说，“他还知识青年呢，有啥知识呀，能种田呢，还是会做饭？没看出来”。更有瞧不起他的，说“他哪能弄到饭吃哟，白长了这么高个子，白白净净、文文静静，书生子有什么用？”
他孤独无伴，这个湾子就他一个知青，也没人谈得来可以诉诉苦，那段日子灰暗无比。
他态度积极肯干，老实而好学，但犁田、耙土等庄稼活儿不是他几天学得来的。队里就让他跟着妇女们做些轻松一些的事，先适应环境，因此与周家英母女俩慢慢混熟络了，那段时间叶秀枝也正在生产队做农活。
陈继良一般跟大家说的是上海非标普通话，但他发现可能是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普通吧，与村民们很难沟通。村民们与他见过几次面，熟些了，就跟他开玩笑，也让他说几句上海话听听，陈继良就说了一句：“侬在噶散户咧？”
村民们面面相觑，一脸蒙圈，他就用普通话翻译，对照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聊天吗’，侬在噶散户咧？”
他们有人相互学模着，“侬在噶散户咧？”
“侬在噶散户咧？完全听不懂么！“
一个村妇用手拍着大腿发感叹：“都说上海话像鸟语，怪不得，原来是真的哟！”村民们就笑成一团。
当地人所说的土词土语，陈继良也懵懂，这不是他三两个月就能搞明白的。而当地人对有些农具、农活和生活用语，完全超出陈继良的经验，让他匪夷所思，大出意料。甚至同一个物件的称呼，或同一个意思的表达，上海话、普通话与当地土语会有巨大差别。例如前面说过的“妇联的”、“张大寡儿、李大寡儿”，就是平常跟路过的人随便打个招呼，普通话说的是“您干什么去呀？”而当地人的发音则是“N俩儿搞么家儿气也？”儿话音超级多，陈继良绕不明白。
随随便便简单的一句打招呼的话，他却楞是听不明白，也不知如何作答。
周家英母女俩，尤其是叶秀枝是有文化的，能说普通话和一些书面语词汇，陈继良就与她娘儿俩聊得比较多，她们也教他许多，对他也就多一些了解。
她们了解到陈继良高中文化不错，家教良好，性格和善，就回家跟叶校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学校不正好差人么？这个孩子文化好，教拼音、语文、数学甚至体育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普通话都没有他说的好，可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对了，他还会英文呢，他说他是高中的英语科代表，全年级他英语第一呢。要不你跟上级领导和大队长说下，看看能不能把他调到学校当教师？这孩子跟咱们家秀材同年的，还大月份，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让他挑粪、犁田委屈了，他也做不来呀。
叶校长于是找陈继良谈了话，也很欣赏，就向乡里主管领导反映。
对先锋大队唯一的外地知青，主管领导也很重视，就汇报到杨书记那里。杨书记正好顺手推舟，因而陈继良到农村不到两个月就当了先锋小学的临时教师。他比叶秀枝当老师还早一个月呢。
他从小到大家务事不太做，搓衣做饭的事多是姐姐们的，对农业活儿更是闻所未闻。初来乍到时，他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在农民看来，他简直是笨手笨脚，拿镰刀割草竟然能把脚割流血了。
“没得用哟”，有的就农民笑话他。也有的说，“他还知识青年呢，有啥知识呀，能种田呢，还是会做饭？没看出来”。更有瞧不起他的，说“他哪能弄到饭吃哟，白长了这么高个子，白白净净、文文静静，书生子有什么用？”
他孤独无伴，这个湾子就他一个知青，也没人谈得来可以诉诉苦，那段日子灰暗无比。
他态度积极肯干，老实而好学，但犁田、耙土等庄稼活儿不是他几天学得来的。队里就让他跟着妇女们做些轻松一些的事，先适应环境，因此与周家英母女俩慢慢混熟络了，那段时间叶秀枝也正在生产队做农活。
陈继良一般跟大家说的是上海非标普通话，但他发现可能是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普通吧，与村民们很难沟通。村民们与他见过几次面，熟些了，就跟他开玩笑，也让他说几句上海话听听，陈继良就说了一句：“侬在噶散户咧？”
村民们面面相觑，一脸蒙圈，他就用普通话翻译，对照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聊天吗’，侬在噶散户咧？”
他们有人相互学模着，“侬在噶散户咧？”
“侬在噶散户咧？完全听不懂么！“
一个村妇用手拍着大腿发感叹：“都说上海话像鸟语，怪不得，原来是真的哟！”村民们就笑成一团。
当地人所说的土词土语，陈继良也懵懂，这不是他三两个月就能搞明白的。而当地人对有些农具、农活和生活用语，完全超出陈继良的经验，让他匪夷所思，大出意料。甚至同一个物件的称呼，或同一个意思的表达，上海话、普通话与当地土语会有巨大差别。例如前面说过的“妇联的”、“张大寡儿、李大寡儿”，就是平常跟路过的人随便打个招呼，普通话说的是“您干什么去呀？”而当地人的发音则是“N俩儿搞么家儿气也？”儿话音超级多，陈继良绕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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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英母女俩，尤其是叶秀枝是有文化的，能说普通话和一些书面语词汇，陈继良就与她娘儿俩聊得比较多，她们也教他许多，对他也就多一些了解。
她们了解到陈继良高中文化不错，家教良好，性格和善，就回家跟叶校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学校不正好差人么？这个孩子文化好，教拼音、语文、数学甚至体育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普通话都没有他说的好，可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对了，他还会英文呢，他说他是高中的英语科代表，全年级他英语第一呢。要不你跟上级领导和大队长说下，看看能不能把他调到学校当教师？这孩子跟咱们家秀材同年的，还大月份，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让他挑粪、犁田委屈了，他也做不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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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锋大队唯一的外地知青，主管领导也很重视，就汇报到杨书记那里。杨书记正好顺手推舟，因而陈继良到农村不到两个月就当了先锋小学的临时教师。他比叶秀枝当老师还早一个月呢。
李家畈生产队不知内情，对陈继良坚决执行“让知青接受贫下农民再教育”的政策，把他当作接受教育的普通知青，模范对待。而陈继良形单影只，一人在他乡异地，吃喝生存都靠别人，只好老实巴交。
他从小到大家务事不太做，搓衣做饭的事多是姐姐们的，对农业活儿更是闻所未闻。初来乍到时，他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在农民看来，他简直是笨手笨脚，拿镰刀割草竟然能把脚割流血了。
“没得用哟”，有的就农民笑话他。也有的说，“他还知识青年呢，有啥知识呀，能种田呢，还是会做饭？没看出来”。更有瞧不起他的，说“他哪能弄到饭吃哟，白长了这么高个子，白白净净、文文静静，书生子有什么用？”
他孤独无伴，这个湾子就他一个知青，也没人谈得来可以诉诉苦，那段日子灰暗无比。
他态度积极肯干，老实而好学，但犁田、耙土等庄稼活儿不是他几天学得来的。队里就让他跟着妇女们做些轻松一些的事，先适应环境，因此与周家英母女俩慢慢混熟络了，那段时间叶秀枝也正在生产队做农活。
陈继良一般跟大家说的是上海非标普通话，但他发现可能是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普通吧，与村民们很难沟通。村民们与他见过几次面，熟些了，就跟他开玩笑，也让他说几句上海话听听，陈继良就说了一句：“侬在噶散户咧？”
村民们面面相觑，一脸蒙圈，他就用普通话翻译，对照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聊天吗’，侬在噶散户咧？”
他们有人相互学模着，“侬在噶散户咧？”
“侬在噶散户咧？完全听不懂么！“
一个村妇用手拍着大腿发感叹：“都说上海话像鸟语，怪不得，原来是真的哟！”村民们就笑成一团。
当地人所说的土词土语，陈继良也懵懂，这不是他三两个月就能搞明白的。而当地人对有些农具、农活和生活用语，完全超出陈继良的经验，让他匪夷所思，大出意料。甚至同一个物件的称呼，或同一个意思的表达，上海话、普通话与当地土语会有巨大差别。例如前面说过的“妇联的”、“张大寡儿、李大寡儿”，就是平常跟路过的人随便打个招呼，普通话说的是“您干什么去呀？”而当地人的发音则是“N俩儿搞么家儿气也？”儿话音超级多，陈继良绕不明白。
随随便便简单的一句打招呼的话，他却楞是听不明白，也不知如何作答。
周家英母女俩，尤其是叶秀枝是有文化的，能说普通话和一些书面语词汇，陈继良就与她娘儿俩聊得比较多，她们也教他许多，对他也就多一些了解。
她们了解到陈继良高中文化不错，家教良好，性格和善，就回家跟叶校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学校不正好差人么？这个孩子文化好，教拼音、语文、数学甚至体育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普通话都没有他说的好，可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对了，他还会英文呢，他说他是高中的英语科代表，全年级他英语第一呢。要不你跟上级领导和大队长说下，看看能不能把他调到学校当教师？这孩子跟咱们家秀材同年的，还大月份，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让他挑粪、犁田委屈了，他也做不来呀。
叶校长于是找陈继良谈了话，也很欣赏，就向乡里主管领导反映。
对先锋大队唯一的外地知青，主管领导也很重视，就汇报到杨书记那里。杨书记正好顺手推舟，因而陈继良到农村不到两个月就当了先锋小学的临时教师。他比叶秀枝当老师还早一个月呢。
他从小到大家务事不太做，搓衣做饭的事多是姐姐们的，对农业活儿更是闻所未闻。初来乍到时，他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在农民看来，他简直是笨手笨脚，拿镰刀割草竟然能把脚割流血了。
“没得用哟”，有的就农民笑话他。也有的说，“他还知识青年呢，有啥知识呀，能种田呢，还是会做饭？没看出来”。更有瞧不起他的，说“他哪能弄到饭吃哟，白长了这么高个子，白白净净、文文静静，书生子有什么用？”
他孤独无伴，这个湾子就他一个知青，也没人谈得来可以诉诉苦，那段日子灰暗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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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良一般跟大家说的是上海非标普通话，但他发现可能是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普通吧，与村民们很难沟通。村民们与他见过几次面，熟些了，就跟他开玩笑，也让他说几句上海话听听，陈继良就说了一句：“侬在噶散户咧？”
村民们面面相觑，一脸蒙圈，他就用普通话翻译，对照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聊天吗’，侬在噶散户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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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在噶散户咧？完全听不懂么！“
一个村妇用手拍着大腿发感叹：“都说上海话像鸟语，怪不得，原来是真的哟！”村民们就笑成一团。
当地人所说的土词土语，陈继良也懵懂，这不是他三两个月就能搞明白的。而当地人对有些农具、农活和生活用语，完全超出陈继良的经验，让他匪夷所思，大出意料。甚至同一个物件的称呼，或同一个意思的表达，上海话、普通话与当地土语会有巨大差别。例如前面说过的“妇联的”、“张大寡儿、李大寡儿”，就是平常跟路过的人随便打个招呼，普通话说的是“您干什么去呀？”而当地人的发音则是“N俩儿搞么家儿气也？”儿话音超级多，陈继良绕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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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英母女俩，尤其是叶秀枝是有文化的，能说普通话和一些书面语词汇，陈继良就与她娘儿俩聊得比较多，她们也教他许多，对他也就多一些了解。
她们了解到陈继良高中文化不错，家教良好，性格和善，就回家跟叶校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学校不正好差人么？这个孩子文化好，教拼音、语文、数学甚至体育应该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普通话都没有他说的好，可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对了，他还会英文呢，他说他是高中的英语科代表，全年级他英语第一呢。要不你跟上级领导和大队长说下，看看能不能把他调到学校当教师？这孩子跟咱们家秀材同年的，还大月份，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让他挑粪、犁田委屈了，他也做不来呀。
叶校长于是找陈继良谈了话，也很欣赏，就向乡里主管领导反映。
对先锋大队唯一的外地知青，主管领导也很重视，就汇报到杨书记那里。杨书记正好顺手推舟，因而陈继良到农村不到两个月就当了先锋小学的临时教师。他比叶秀枝当老师还早一个月呢。
本以为要当几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刨饭吃的农民，却作了乡村教师，这对他而言已是幸福的事，他从内心里感谢叶秀枝和周伯母。
在陈继良看来，周伯母十分节约，甚至有些抠门儿，但陈继良知道这是农村太贫苦的缘故。他觉得周伯母总体对他很照顾，至少要比与他刚来时安排住的前一户人家要好上十倍。别的不说，只说吃的饭、菜的质量就是云泥之别。
他刚来时不会用农村的土灶，更不会自己炒菜做饭，就将生产队分的粮食全给到借住搭伙的那户人家，并每月向那家人交了搭伙的生活费，跟那户人家吃一锅饭。在吃饭时，他们看他添了第二碗饭，就会做出脸色来。而菜不但炒的味道咸淡不匀，还几乎见不到油。他们家主妇炒菜，精细舀出的一小勺油连锅底都没润湿，却要炒一大锅菜，不叫炒菜，而是水煮盐拌。至于味道，说它水煮盐拌吧，盐还不均匀，要么淡而无味，要么一坨坨的咸得发齁。他家用的是粗盐，有时盐没化开，没炒匀就把菜起了锅，大约是为了节约火。这种粗盐相比细盐便宜，咸味要苦重，多年后一般只用来腌菜、腌制腊肉了。
陈继良住的那户人家日常有七口人吃饭，桌上一般只有两三碗菜，荤腥是从来没有的，除了一两种是菜园里新摘的蔬菜瓜果，永远都会有一碗霉烂发齁的水腌菜，或是人人筷子掘来搌去的辣椒臭豆腐。即便这样，他拈菜的筷子勤了，或多夹了些，对方的女主人往往就停下碗筷长剜他一眼，陈继良一般会凌没看到，低头作深刻反省，空扒着饭，不好再拈菜了。
在那户人家他几乎天天吃不饱，陈继良过了一个多月饥寒交迫的日子。
他当老师后搬到学校住，仍是知青身份，但工分要高一点，又是生产队分口粮时的优待序列。但他不会做农活，自己种不了菜，想央求叶校长在他家搭伙又怕太麻烦他家，就每月出两元菜钱给叶校长家，吃他家菜园里的菜，他想吃什么由到周家英种的自留地去摘。
偶尔他也学着帮周家英一起伺弄菜园，帮忙挑挑粪或浇浇水啥的。周家英和叶秀枝母女俩常叹息他一人单身在外可怜，又不会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因而叶家经常做好了饭或家中来了客，有点好吃的就来喊他一起吃，当他半个儿子一样。叶家的儿子叶秀材没去当兵前，与他也很合得来，像兄弟一般。
叶秀材是总算读了个完整的高中，现在家务农。俩人常一起聊天，说些男儿当自强，要建功立业，或报国无门，干一番事业的话，相互鼓励，也对时局偶有报怨。他们的谈话，叶校长和周家英偶尔听到，私下里赞赏的多，批评的少。
陈继良自然是愿意来蹭饭的，免得自己一个人实在难做。他想多加点钱给叶校长，怕他不好收，就在休息上街时买些东西，荤腥肉鱼或豆制品的菜，拿到叶家去，谦说自己不会做，央周伯母做好他来吃。大家心照不宣，后来陈继良偶尔看到陈家肥皂或盐没了，也帮着买回来，也不要钱。
关键的是，陈继良在叶家不但吃的饱，更吃得好。周家英做的饭菜好吃多了，不但菜地的品种多，她用油也大方些，而且她自家有晒的酱油和醋，厨艺明显与一般农家不在一个层次。久而久之，他名义上是自己开伙，其实多在叶家吃，后来就干脆把生产队发的米都拿到叶家来，伙食费也涨到一月三元了，大家都高兴。当然，陈继良仍然保留了上街时帮叶家带货的习惯，他不想让自己不受欢迎。
学校的单身寝室都有单音，但外面有共用的厨房，目前只陈继良一个单身教员，想住哪儿就哪儿，他就住了最里间。
在陈继良看来，周伯母十分节约，甚至有些抠门儿，但陈继良知道这是农村太贫苦的缘故。他觉得周伯母总体对他很照顾，至少要比与他刚来时安排住的前一户人家要好上十倍。别的不说，只说吃的饭、菜的质量就是云泥之别。
他刚来时不会用农村的土灶，更不会自己炒菜做饭，就将生产队分的粮食全给到借住搭伙的那户人家，并每月向那家人交了搭伙的生活费，跟那户人家吃一锅饭。在吃饭时，他们看他添了第二碗饭，就会做出脸色来。而菜不但炒的味道咸淡不匀，还几乎见不到油。他们家主妇炒菜，精细舀出的一小勺油连锅底都没润湿，却要炒一大锅菜，不叫炒菜，而是水煮盐拌。至于味道，说它水煮盐拌吧，盐还不均匀，要么淡而无味，要么一坨坨的咸得发齁。他家用的是粗盐，有时盐没化开，没炒匀就把菜起了锅，大约是为了节约火。这种粗盐相比细盐便宜，咸味要苦重，多年后一般只用来腌菜、腌制腊肉了。
陈继良住的那户人家日常有七口人吃饭，桌上一般只有两三碗菜，荤腥是从来没有的，除了一两种是菜园里新摘的蔬菜瓜果，永远都会有一碗霉烂发齁的水腌菜，或是人人筷子掘来搌去的辣椒臭豆腐。即便这样，他拈菜的筷子勤了，或多夹了些，对方的女主人往往就停下碗筷长剜他一眼，陈继良一般会凌没看到，低头作深刻反省，空扒着饭，不好再拈菜了。
在那户人家他几乎天天吃不饱，陈继良过了一个多月饥寒交迫的日子。
他当老师后搬到学校住，仍是知青身份，但工分要高一点，又是生产队分口粮时的优待序列。但他不会做农活，自己种不了菜，想央求叶校长在他家搭伙又怕太麻烦他家，就每月出两元菜钱给叶校长家，吃他家菜园里的菜，他想吃什么由到周家英种的自留地去摘。
偶尔他也学着帮周家英一起伺弄菜园，帮忙挑挑粪或浇浇水啥的。周家英和叶秀枝母女俩常叹息他一人单身在外可怜，又不会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因而叶家经常做好了饭或家中来了客，有点好吃的就来喊他一起吃，当他半个儿子一样。叶家的儿子叶秀材没去当兵前，与他也很合得来，像兄弟一般。
叶秀材是总算读了个完整的高中，现在家务农。俩人常一起聊天，说些男儿当自强，要建功立业，或报国无门，干一番事业的话，相互鼓励，也对时局偶有报怨。他们的谈话，叶校长和周家英偶尔听到，私下里赞赏的多，批评的少。
陈继良自然是愿意来蹭饭的，免得自己一个人实在难做。他想多加点钱给叶校长，怕他不好收，就在休息上街时买些东西，荤腥肉鱼或豆制品的菜，拿到叶家去，谦说自己不会做，央周伯母做好他来吃。大家心照不宣，后来陈继良偶尔看到陈家肥皂或盐没了，也帮着买回来，也不要钱。
关键的是，陈继良在叶家不但吃的饱，更吃得好。周家英做的饭菜好吃多了，不但菜地的品种多，她用油也大方些，而且她自家有晒的酱油和醋，厨艺明显与一般农家不在一个层次。久而久之，他名义上是自己开伙，其实多在叶家吃，后来就干脆把生产队发的米都拿到叶家来，伙食费也涨到一月三元了，大家都高兴。当然，陈继良仍然保留了上街时帮叶家带货的习惯，他不想让自己不受欢迎。
学校的单身寝室都有单音，但外面有共用的厨房，目前只陈继良一个单身教员，想住哪儿就哪儿，他就住了最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