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

三月初十，朱元璋率大军水陆并进，直抵集庆城下。冯国用率五百人奇袭蒋山成功，打开了一个缺口，众将士受到鼓舞，奋力前进。元朝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全力拼搏，力尽而死，元朝中丞蛮子海牙逃脱，向东投奔张士诚去了。凌晨三四点钟，战斗终于结束了，集庆城破。天一亮，朱元璋就召集城中军士百姓，劝谕道：“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明太祖实录》卷4）惴惴不安的人们看到眼前这个元帅长相有点凶，但其言语还算中听，心下稍安。

取得集庆是朱元璋自起事以来里程碑式成就，去年大军刚到采石矶时，太平儒士陶安来拜见朱元璋时，曾说：“即今群雄并起，不过子女玉帛。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愿以身许之。”（【明】刘辰《国初事迹》）金陵即元朝集庆路，当地都有关于集庆“龙蟠虎踞，帝都之地”的说法，从地理位置上说，集庆西靠长江天险，东望沃野千里，进可取，退可守，集庆城到手，意义重大。《明太祖实录》卷4记载了朱元璋、徐达等在集庆城墙上的对话：

上周览城郭，谓徐达等曰：“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达曰：“成功立业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城中义兵五十余万都被整编为正规军，接着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一律录用。又置天兴、建康翼元帅府，廖永安为统军元帅。“太祖嘉福寿之忠，为棺衾以礼葬之。”福寿，就是前两天率领集庆军民拼死不降、力战而死的那个元朝南台御史大夫，而不久前，也是这个福寿，刚刚把陈野先把俘虏的红巾军元帅张天祐杀死，张天祐，即郭子兴的舅哥、郭天叙的舅父，这些朱元璋都不管不顾，不过，他也许正是故意为之，朱元璋心思慎密，谋定而后动，心眼细得和针眼一样，所为之事，皆出本意，了无疏忽。

得了应天，诸将大喜过望，本来在采石矶时，就有人准备掳掠一番再渡江回到和州，安安稳稳过小日子，其实在这个乱世，哪里有什么安稳的日子可过？朱元璋决定杀一杀这些领兵将领中的不思进取、骄纵无纪的风气，所以，刚刚安置好更名、开府、置设官署等工作，马上召集各级军事将领，召开整风大会。众将官到齐，朱元璋历数众将骄纵部下、不思进取及侵扰百姓的劣迹，有名有姓，声称为了整肃军纪、成就大业，应当处罚，而在朱元璋眼里，处罚一般就是杀头的意思，而且杀头算是比较轻的处罚了。涉事将官没想今天的情况如此严重，吓得屁滚尿流，磕头如捣蒜，李善长见状，赶紧下跪求情：将军们连日征战，对属下疏于管理、未领大元帅晓谕、暂且饶他们不死、望戴罪立功，云云，朱元璋看着火候差不多了，便顺水推舟，说幸亏李大人为你们求情，不然今天就会有人头落地的事情发生。《明太祖实录》卷4记载了朱元璋的一段训话：

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

戢，收敛，停止。朱元璋一生，单爱一个杀字，或自我标榜“未尝妄杀”，或要求下属“毋杀戮”，或不发声只管杀，成千上万地杀，赶尽杀绝，或变着法子杀人解恨，朱元璋遇事遇人，总在杀与不杀之间艰难选择，有时堪称痛苦。

起事以来朱元璋的军队就以不掳掠、不扰民著称，经过这次整肃，全军上下更是军容齐整、令行禁止，面貌一新。于是令徐达领兵沿江东进，攻镇江路，元朝守将定定战死，于是占领镇江，徐达领兵进入镇江城时，军容肃整，百姓生活跟平时没有什么变化，竟然没注意到有军队进城。

镇江既定，江北的扬州即在眼前。而此时的扬州正在被几路军阀杀伐、撕裂得不成样子，主要有三方势力，分别是义军头目长枪、一片瓦和被称作青军的头目单居仁，本来非常富庶的扬州城竟然发生了饥荒。朱元璋决定派人前去调停，可能少不了带些粮食救急。朱元璋收降了长枪和单居仁，分别令命守严州和常州。单居仁的儿子单大舍却看朱元璋不顺眼，转而叛降东面的张士诚，领军据守宜兴。朱元璋命令单居仁招引儿子来附，单居仁于是写信道：朱公现在待我不薄，你妻小也在这里，你现在到这边来吧。其子单大舍回话：我已归附他人（张士诚），形势所迫，不能再顾及父母妻子了，忠孝不能两全。后来，朱元璋攻下苏州，单大舍被生擒。《国初事迹》记载：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与你自处之。”居仁曰：“不忠不孝，当碎其肉。”缚于市曹，凌迟处死。太祖仍以乡里旧人待居仁，致仕还乡。

借刀杀人，不露痕迹。

这期间，朱元璋对待读书人的态度极其诚恳。洛阳人秦从龙，字元之，官做到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避乱来到镇江，是当地名人。攻打镇江时，朱元璋就交待徐达，当地名士秦从龙暂住镇江，进城后一定要去拜访。进城后，徐达访得从龙住处，报告朱元璋，朱元璋大喜，派侄儿朱文正带着重礼去请。从龙携妻陈氏一起来见朱元璋，朱亲自去龙湾往迎从龙一家，并且当即就一起在当地富民王彩帛府上暂时住下，讨论天下时事，朝夕不辍。不久，朱元璋迁元朝御史台为府居，秦从龙也随之搬到旁边的西华门外居住，“事无大小，皆与之谋”，并且见面论事而不言语，只在漆板上写字，旁边人也不知道他们所论何事。朱元璋称秦从龙为先生，从不直呼其名。“每岁从龙生日，上与世子俱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宴饮，礼待之者甚厚”。后来秦从龙遭遇不幸，他的儿子秦泽竟英年早逝，秦从龙请示告还镇江，朱元璋亲自送秦到郊外，并执手告别，不久，秦从龙因过度想念亡子，也得病去世了，享年七十有余。朱元璋亲赴镇江，到秦从龙家，抚棺痛哭，并命当地官员厚葬，出金银玉帛馈赠其后人。

乱世之年，大家争地盘、争钱粮、争子女，而高明的还要争得当世贤达的帮助。不管是真的出于本性，和秦从龙这样的人言语相投、互相欣赏，还是作礼贤下士的样子给人看，反正，朱元璋真诚厚道的形象已经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元至正十六年（宋小明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六月，大将邓愈南下攻克广德路，改广兴府。至此，28岁的朱元璋已经掌管了以镇江府、应天府、广兴府为三个顶点的三角形地区，加上江北濠州、滁州、和州及周边，统领士兵达几十万，已经是大元帝国版图上东南方向一个小有名气的一方豪杰。在朱元璋地盘的北面，本来进军发展得很顺利的红巾军刘福通却在河南遭遇了一支非常顽强的义兵察罕帖木儿部队的狙击，损失惨重，所以只能退避到安丰（今安徽寿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刘福通的红巾军又恢复了元气，分兵三路，一路北伐，进军河北，一路西征，进攻关中，一路经山东往北，转战辽阳。气势之宏伟，令大元朝廷心惊胆战，慌乱中调集各地兵力抵挡。西面，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军在进攻大元军队的战斗中也是接连告捷，丞相倪文俊率军先后攻克襄阳路、中兴路（今湖北江陵）、武昌路、汉阳路，在此后几个月中，向南攻占常德路、澧州路、衡州路、岳州路，向北攻占峡州。另一支由明玉珍率领的南方红巾军则向西进攻，也是进展顺利，占领了川蜀诸州。东面，则是盐贩出身的张士诚。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底在高邮，差点被大元丞相脱脱率领的百万大军消灭的张士诚死里逃生，利用元朝廷自废武功、撤换正准备有所作为的丞相脱脱的时机，迅速恢复了元气，元至正十五年，由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占常熟州，二月占领平江路（今江苏苏州），改隆平府，并在此称帝，国号大周，并相继占领昆山、嘉定、崇明、松江、无锡、常州和湖州等地，次年，攻占杭州。张士诚占领了大元帝国最富庶的地区。

这几方面势力在和大元朝廷作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增加了难度，但是当下的形势是，他们在北面、西南面以及东面形成了一个对大元军队的屏障，有了这层屏障，朱元璋才得以暂时避开元朝廷主力部队围剿，较好地保存了实力，进而攻城掠地、成为一方军阀。朱元璋的北面、西面及南面不仅有长江天险，而且分别有北、南红巾军在驻扎，都对元朝军队作战，朱元璋方面如果主动攻击，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因此虽然这几方有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暂时都没有向其纵深发展。朱元璋当前能攻击的，主要是东面反元不甚坚决的张士诚。当然，朱元璋把主攻目标定为张士诚，原因还有张所占的苏淞、杭州等地是富甲天下之地。

元至正十六年（宋小明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七月，朱元璋给张士诚写了一封书信（《明太祖实录》卷4）：

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隗嚣，东汉初人，一生毁誉参半，而且没有善终。也许因为写信者这种平起平坐、并略带警告的语气，也许因为自己被比作隗嚣，也许是对信的内容有难以描述的解读，反正，张士诚接信后非常恼火，不仅不回信，而且把送信的杨宪也扣下了。而作为朱元璋，很难说他给张士诚写信就没有挑衅的意味。

次年（元至正十七年，宋小明王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向南、向东依次占领了长兴、常州、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霸气渐露，但处理和西面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的关系则小心翼翼，尽量不发生正面交锋。在这一阶段，朱元璋仅失宜兴一城。并且，在年初攻打常州的时候徐达还意外俘获了张士诚的三弟张士德，张士德文武双全，足智多谋，是张士诚方面主谋定计的人物。从此，张士诚一蹶不振，在和朱元璋的争夺战中节节败退，并在十年后被朱元璋生擒，最终含恨而死。此时，30岁不到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应天、太平、宁国、广德及镇江几个大城市和周围十几个小城市。朱元璋礼贤下士，帐下有一批有勇有谋的将官和几十万兵士，军队有纪律，略略不同于其他草莽豪杰。

然而，军队玩的就是刀枪、火铳，上下级间讲究的就是威严，处置人事的手段非常简陋，就是一个字：杀。元至正十八年（宋小明王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率兵南下，攻下元朝几个防守比较薄弱的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等县份，然后东进，打败守卫昌化的苗、獠守兵，属下官兵掳掠了大量民女和钱粮，李文忠因害怕“士卒骄富，莫有斗志”，竟然下令把掳掠来的妇女全部杀掉，把所有钱粮锱重全部烧掉，说：“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敌，何患不富贵乎！”而众人也竟“咸奋励”！（【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二》）不知道他们心中有没有丝毫愧疚。同年，朱元璋从应天出发经徽州亲征婺州的路上，有侄子辈的一个将官把掳掠来的一个女子献给叔辈的朱元璋，这个女子约二十岁，会写诗，那时识字的人就已经很稀罕，女子而能作诗，堪称奇绝，没想到朱元璋说：“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明】刘辰《国初事迹》）不仅要杀，还要杀之于市，杀，不是处理事情的最后手段，而是首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等到取得天下，做了皇帝，再也没有什么束缚，再也没有必要做样子给别人看，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更加真实的朱元璋。 在此前后，朱元璋每占领一地，就张贴大榜，命令百姓每年缴纳钱粮，称作“寨粮”，意思是我替百姓守城，百姓应该交纳保护费，出钱出粮。可是，军队所到之处，哪一个城池不是在征战杀伐之后变成了废墟，哪一个黎民百姓不是虎口余生，自家糊口尚且不得，哪里有余粮支援这些年轻士兵？于是就强征，变成明抢了。倒是猛将常遇春看不过，奏朱元璋陈明利害，朱元璋停止了这个做法，改为每到一地，主要靠官府储粮和当地富民的“捐献”，抢粮的方式稍稍平和了些。

2.5 吴国公
元至正十八年（宋小明王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年末，朱元璋带兵十万，从应天出发，经徽州等地亲征婺州（今浙江金华），不久便攻下婺州城，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后改金华府，这是朱元璋起事以来又一块里程碑。婺州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过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宋朝抗金名将宗泽、南宋时“东南三贤”之一的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等杰出人物。大名鼎鼎的当代名士宋濂，为避乱而正好隐居在此，不久就投入了朱元璋的怀抱。宋濂之外，朱元璋还访得另外两位大儒士，许瑗和王冕。

也许是受婺州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也许早就听说了婺州城名流云集，进城后，朱元璋还聘请了当地儒士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等，每天一起在行省衙署会餐，由两人轮流给他解经读史，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朱元璋原来的半文盲帽子，慢慢地要脱掉了。《明太祖实录》卷7记载，“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

渐渐地，朱元璋也能和那些当世大儒谈经论道了，这天，范祖干和叶仪持《大学》给朱元璋剖析帝王之道，朱元璋就发表了一番自己的见解，“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大学》的宗旨是修身施仁，“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养个人自身道德品质，“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已而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尧舜以仁爱治天下，平民也就对他仁爱，桀纣以残暴治天下，平民对他也还以残暴。命令平民要有仁爱，自己却嗜好残暴，平民是不会顺从的。因此，应该先要求自己做，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先要求自己不做，才能禁止别人。自己藏有不合恕道的思想行为，而想让别人心悦诚服地对自己实行恕道，是没有的事。朱元璋的思维方式毕竟不是常人可比，不知他从《大学》中的哪几个字、哪一段话得到要“号令、赏罚一”的？可能范祖干和叶仪意识到，以朱元璋这种资质，并不适合学习讲求王道的《大学》，他们没有接受咨议的官职，分别以有病和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为由，要辞别而去，而这时的朱元璋还没有像开国以后的洪武皇帝那样，不为我用，死路一条，竟然同意他们就此别过，回家去了。

由朱元璋和范祖干、叶仪学习《大学》时发表的见解，似乎能看出一点朱元璋后来铁腕治吏，喜欢全国上下整齐划一的倾向，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作为注脚。刚刚占领了婺州城，朱元璋便颁布了禁酿酒令，目的是减少粮食消耗，这也符合朱元璋去繁持简、俭省节约的理念。而有几个人偏偏在这个时候不识时务，违令被抓，这其中就有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胡大海，淮安路虹县人，身材高大，智力过人，当年投奔在滁州时的朱元璋，朱认为其可当大事，命为前锋，后来，胡大海破宁国，拔徽州，战淳安，克建德，攻兰溪，取婺州，屡立战功，刚刚被朱元璋升佥枢密院事。这时的胡大海正在围攻绍兴的前线，朱元璋下令杀胡三舍等几个违令的人，都事王恺请求朱不要杀胡三舍，“以安大海心”，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明史•胡大海传》记载，朱元璋怒不可遏，“竟手刃之”！

如果将杀胡三舍解读为朱元璋军令一出、执法如山，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可是，又何至于“竟手刃之”？何况对于一个大将之子，其父此时正在绍兴前线酣战。后来大才子解缙奏疏：“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陛下您定的法令没有哪几天不是变来变去的，没哪一天有不犯错的人，出入吏部衙门的官员无好坏之分，被执往刑部大堂的罪犯没有什么邪曲正直之分（全凭您一人之好恶）。如此大胆的话也只有解缙这样的当时正在受宠的直臣才敢说出口。不过，胡大海好像对于这样的事竟然无动于衷，对朱元璋依旧衷心耿耿，毫无怨恨之言。其实这时朱元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唯我独尊的性格特点已经有所暴露，但众人都没有继续往下想，或者，有人已经看出些端倪、明知眼前这人并非善类，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不嗜杀”一次次忠告引导。朱元璋偏偏又是个极其自信、自恋的人，所有“不嗜杀”的劝导后来证明全都白费——但即便如此，此时的朱元璋也不是当时豪杰如张士诚、陈友谅以及方国珍等其他割据军阀可以相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自己还节俭尚学，简直就是浊世之中的一股清流。

朱元璋在攻占婺州（后改名宁越）后并没有急着回应天，从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年初直到六月，在此住了半年之久。朱元璋访名士、立纲纪、开郡学，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而这期间和东面的方国珍的交手非常有意思，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术”的智慧。方国珍，黄岩人，身材高大，面色黝黑，“力逐奔马”，早年靠贩盐浮海为生，因为杀死了告密的怨家无法继续从事正当职业，聚众千人逃亡海上，当了几年的海盗。后来和大元朝廷玩了几年猫鼠游戏，降了又叛，叛了又降，无非是嫌官小、嫌利薄。期间还有远赴大都贿赂元朝廷官员的情节，完全一副小人作派。张士诚起事后，方国珍接受大元招降，受官漕运万户，不久升为行省参政，方国珍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于是以大元官兵身份出兵攻打张士诚所占城池，在昆山附近七战七捷，直到张士也准备投降大元朝廷了才罢兵。有一个名叫张子善的术士，好纵横术，劝方国珍以松江沿海区域为根据地，溯江向西，谋取广袤富饶的江东地区，而后可以沿海向北，依次便是齐鲁、辽沈，但方国珍回答：“吾始志不及此”（【清】张廷玉《明史•方国珍传》卷123），我暂时的志向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张子善看到方国珍如此胸无大志，便不再作声，默默地离开了。方国珍起事虽早，但缺少远大志向，无意进取中原，一统天下，而是以老家黄岩为中心的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台州路（今浙江临海）及温州路为中心，“岁岁治海舟”，只想有朝一日，泛海为寇，还作海盗。所以自元至正八年起事，经历十几年的发展，方国珍还是大元东南地区割据势力中最薄弱的一支。现在朱元璋取得婺州，已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邻居，不得不正视了。

作为朱元璋一方，东北方向的张士诚居天下最富之地，扼大元朝廷漕运给养生命线的龙头，虽然也有些不思进取，但兵众粮广，仍然是一块心头大患；北方刘福通奉韩林儿为主公，始终是红巾军和大元朝廷作战的正面战场，是朱元璋在北面的重要屏藩，而且，自己名义上仍以韩林儿的大宋为正朔，所以虽然互相并无派遣领命之实，可也多年相安无事。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遭遇了重大挫折，元将察罕帖木儿攻克韩林儿老巢汴梁，刘福通拥韩林儿退保安丰；西面、南面的邻居是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势力范围，当下大家共同的敌人是元朝廷，近一两年虽然和前线的赵普胜有一些不愉快，那也是因为之前在和州，朱元璋计取巢州水师时结下的仇隙。这年，陈友谅攻破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吉安路，挟徐寿辉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双方暂时互不往来；对于东南方向的这个“小”邻居方国珍，朱元璋采取的是拉拢、安抚的方法，先派主簿蔡元刚出使方国珍老巢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想想自己西面有吴王张士诚，南有忠于大元朝廷的陈友定，都不友善，而且朱元璋行的是“仁义之师”，军容肃整，号令严明，不如对他示弱，以安其心。因此遣使奉书，附送见面礼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绮百匹。朱元璋又派遣镇抚孙养浩为使节回访，态度当然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方国珍遣使回访，这次不仅带上了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庆元三路地图、户籍册，而且还把次子方关作为人质也带来了。估计方国珍算准了朱元璋既然行仁义之师，一定会顾及自己名声，取信于天下，算准了朱元璋的下一步棋将如何出手，所献三地即是自己全部家当，如果要，连我的儿子，统统给你，但是你要吗？其实方国珍这一着与其说是无奈，更可以说是一种法术，但毕竟是小聪明，两相交往，互换人质这种事已经不太常见了。朱元璋只能顺水推舟，说了一通好听的话，什么地图、户籍册，连同质子，一起送还，还送了重重的回礼，后来又让博士夏煜前往庆元，拜国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国瑛、国珉都有任命。球又踢到了方国珍这边。方国珍推辞说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怕不堪此任，但会替朱元璋好好保存官印，以待后来者。

这是什么话？朱元璋向来容不得他人施行阴谋诡计，但遇上方国珍这种老谋深算的人，也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方国珍虽然已成近邻，但其领地都在沿海一线，暂时还不是自己剑锋所指，不是翻脸的时候。后来，元朝廷升方国珍为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方国珍均一一接受任命，但同时对朱元璋一方也书信往来，不绝于道。“福基于至诚，祸生于反覆，隗嚣、公孙述故辙可鉴。大军一出，不可虚辞解也”（【清】张廷玉《明史•方国珍传》卷123）隗嚣、公孙述都是新朝末年地方豪强，均不得善终，书信中，朱元璋语气已堪称严厉，不知道方国珍是否意识到。面对朱元璋后来要求出钱出粮协助军事，方国珍的办法是一面哭穷，一面“惶惶谢罪”，同时还“以金宝饰鞍马献”，都是些小恩小惠，朱元璋是何等人，岂是这点恩惠就能糊弄过去的？所以全部原物奉还。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征南将军汤和攻破庆元，方国珍遁走海上，又修书给朱元璋，言辞极其恳切。朱元璋觉得他可怜，写信促他来归，方国珍无路可走，只得奔赴应天，入朝面见朱元璋。朱元璋见到了这个老邻居方国珍，说：“若来得毋晚乎？”你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方国珍磕头谢罪。朱元璋对待这个反复无常的江湖混混起家的一方豪杰算是相当仁慈，不但没有治罪，反而授官广西行省左丞，方国珍“食禄不之官”，只管吃空饷，三个儿子后来都有官做。又过了七年，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据台州地方志），卒于京师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