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

书稿共22万余字，分六章，分别为：
1 绪言：书写的与想象的历史
2 世间奇人
3 一统天下
4 洪武时代：文人
5 洪武时代：功臣勋旧
6 “治隆唐宋”

1 绪言：书写的与想象的历史

历史，是指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是文字通过书面文件描述的“过去”，一般也包括实物和对过去进行的研究，而书面记录之前已经发生的事件被视为史前史，即猜想、传说。除了“历史人物”自己创作的文字作品外，历史的描述一般是第三人称的，也就是作为媒介的史家的介绍。不管是自己创作，还是史家介绍，都会有情感因素影响、文字描述能力不足等问题，所以，读者从史籍中收获的历史和其本来面目可能永远都不会一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不要说文字这种并不能表达人类全部情感和宇宙全部事物的工具，就是一个事物原样放在面前，不同的人看到的也可能并不相同。同样一头大象，可能会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印象，不仅每个人观察的角度不同，而且人并不是只有明眼人和盲眼人两种：盲，是有程度之分的。因此，人类才有了自己对世界独特的认识，即世界观，再加上思考与想象，就有了每个人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

相同的事实判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这不仅是无法消除的，而且可能正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魅力所在。中国每一朝代都有一部被后来的官方修纂的所谓正史，历朝都将修纂前朝历史视为一桩表达其正统地位的大事。史官的地位从前秦以来节节下降，由原来独立于统治权力到后来变为完全从属于朝廷。所谓正史，就是站在本朝统治者立场记述前朝人事，表达的是本朝统治者的理解和情感。朝代多了，就有了关于史籍的比较：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1）

作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历来受人推崇，但《明史》也有问题：

《明史》向有佳誉，而实际上有评价过当的地方，特别在明初史实方面。《明史》馆臣过于相信《实录》，又没能充分利用档案材料、《永乐大典》和明清之际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明初史事多有缺略，太祖朝的许多重大事件若明若暗，说不明白。《太祖本纪》写得太过简单，如胡党、蓝党等这样牵动全国的大案都只是草草几笔……所以，我们对太祖朝的了解很有限，很多问题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P36）

所以，《明史》关于太祖朱元璋的记述是否可靠，关键是《明太祖实录》是否可靠，那就需要回顾一下这部实录的修纂“历史”。《明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历时三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朱棣篡夺后三月，历时六个月，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具体删去了哪些内容，又添加了哪些内容，后人不得而知，并且，可能是永远的谜，因为前两版已经被朱棣下令销毁了（一说第二版曾保存至明末）。现在我们看到的《明太祖实录》，是被朱棣揉来揉去、反复雕琢的关于他父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反复删改之后，所记四十八年史事只剩二百五十七卷，明显过于简单，特别是朱元璋临帝位后的记述，缺胳膊短腿，惨不忍睹，“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

声誉不错的《明史》，修纂时主要参考的正是《明实录》。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之世界。”（【清】张岱《石匮书•自序》）正史靠不住，野史不敢靠，书写的历史有时真的就是一笔糊涂账。不愿做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人，不得不在书写的历史之外再寻求“真正”的历史史实，或许，经过推理、推测与想象的历史，更加接近事实。

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不管正史野史，特别是《实录》、官修《明史》，其中记载缺失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了解明史，阅读史籍，不仅要对缺失的部分大胆怀疑、尽可以往对其不利的方面设想，而且，就是对保留的部分也要留个心眼，尽量谨慎。对史书记载的官方律令、皇帝诏书等，也不能全信，而应该想到这些诏令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中国有儒法相争、相融的传统，到了明朝，官样文章有其定式，就像《明实录》中充斥的“勿扰吾民”“免税”“免粮”等等。当年，山东诸生周敬心奏疏说朱元璋“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概杀之”，正史却说“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清】张廷玉《明史•刑法志一》卷93）周敬心说“厚敛重科，穷民困苦”，正史却说“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一》卷77）再比如，“虽然官方曾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P165）现在能看到的书写的历史无疑是被加工了的，真相可能藏在文字背后，如果只看文字，往往会得到错误的结论，相反，想象的历史很可能更接近史实。

历史学是人学。任何历史人物都有童年、青年，再到中老年的过程，常识的增长需要过程，人都有感情，并且，人具有有限性，都会犯错。所以，要想获得朱元璋和他的世界的一个较为真实的形象，需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考虑。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对明朝廷的功绩至高至伟，并泽及清朝，被康、乾二世皇帝奉为楷模，然而，朱元璋当年以强力确立并执行的规则，大多数在后世被打破并且引起更强力的反弹，比如：朱元璋废宰相并禁止后世再设，后来却产生了形式上有些相似但名不正、言不顺的的内阁首辅，而且还有像张居正这样权势熏天的人物；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后来却出现了王振、魏忠贤、刘谨等“怙势薰灼，不可胜纪”的宦官，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亦不减东汉末造矣”；朱元璋建赋役黄册和鱼鳞册，目的是束人手脚，后来却产生了举世闻名的明朝流民大潮；朱元璋曾残酷治贪，可明朝却是历代贪腐最严重的朝代；朱元璋建学校、废孟子，禁锢百姓思想，后世却出现了王阳明、李贽，甚至黄宗羲这样连君权一起连根否定的“反叛”思想家……明代学者陆容在《椒园杂记》中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事情当然不是“数事”那样简单，陆容当代人写当代事，可以认为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当面服从，心违于内，就是或轻或重的精神分裂，这是明初的时代特征。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再看一下朱元璋了。《孟子•梁惠王上》：“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深，本来是皇帝之私家“大欲”，后来却成为了评判帝王优劣的标准，即凡能够开疆辟土、有利于大一统的皇帝就是“好”的，该推崇的。只要能“平天下”，哪怕万马齐喑，也是好的，只要国力强盛，哪怕陷百姓个体于困顿，也是好的，只要能维持统治，哪怕在道义上输得家徒四壁，连一块遮羞布都不能保全，也是好的……朱元璋创立明王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屹立二百七十六年不倒，即此之谓也。这种说法的主要问题是，掰着指头数了半天，并没有发现黎民百姓的位置，王朝上下左右扫视了一遍，并没有发现蜷身其间的、天下苍生一个一个的个体。这样的朝代，如果不是二百七十六年，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难道是天下黎民百姓所要的吗？推翻明朝的，难道不正是天下苍生吗？

朱元璋天下太平之后卸磨杀驴，屠杀勋臣，主动放弃做善人的机会，作为一个“人”，不能算是道义的；朱元璋残酷治贪，对皇室宗藩却“分封太侈”，指定其后代子孙成为社会最大腐败者，不能算是道义的；明初“人人惴栗，吏畏民驯”的社会现实，和元末时黎民百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全相反，其最大操盘手不能算是道义；朱元璋学习一千五百年前的榜样刘邦，大规模迁徙“豪民”，不分贤不肖，打击有智阶层，这种以重新分配为目的而掠夺财富，不能算道义……有人说，那是皇帝，不能用百姓的道德标准衡量他们，然而，他们首先是“人”，人的有限性并不会因为朱元璋是皇帝而稍稍放松约束，既然要和其他人争夺权力、资源，他就需要和其他人一样遵守道义的标准，否则将其归于“好人”都是有疑问的，遑论“好皇帝”。

明朝延祚二百七十六年，不能算长。

2 世间奇人

2.1 困顿凄惨的童年

安徽凤阳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淮之间丘陵地带，冬春季湿冷，夏季炎热多雨。那一年，这片土地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旱蝗，大饥疫。”（《明史•太祖本纪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是祸不单行，尤其是继起的这场大瘟疫，让多少人眼睁睁看着亲人痛苦地死去。病人先是觉得浑身无力，而后就上吐下泻，只一两天即不治。悲痛，恐惧，却又无可奈何，当人们明白过来这是瘟疫来袭时，便不顾一切地逃离，有的甚至连正在生病的亲人也不管了。偌大的孤庄村顿时显得荒凉落寞，鸡鸣狗吠声都没有了。

朱重八这一年十五岁，他还没有元璋这样高雅的名字。中年以后朱元璋嗜杀成性，但现在他还是个淳朴的少年。四月初，父亲朱五四去世，三天后大哥朱重四去世，又过了十来天，可怜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一个月里死了三个亲人。嗓子喊哑了，泪也哭干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前后，嫁到王家的大姐全家死绝，嫁到李家的二姐病死，二嫂也病死了。三哥重七做了人家上门女婿，可是不久三嫂也病死了。本来三世同堂，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靠租种田主家几十亩薄田，逢露喝露，逢雨吃雨，总还能勉强过得下去的一个家，现在是完完全全地散了，眼前只剩大嫂、侄儿文正和二哥重六，心里牵挂的还有二姐夫李贞，和外甥保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让朱重八心痛的还有田主的态度，几年的主客交往，总该有一点怜悯之心，没想当二哥重六和自己想问田主求得一块为亲人的埋骨之地时，得来的是田主“呼叱昂昂”，绝情如此。后来，同村人刘继祖看不下去了，施舍给兄弟一块地，总算不至于让亲人死无葬身之地（《皇陵碑》）。

这是一幅悲惨的场景，大片田地横七竖八地裂着缝，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路，尘土飞扬。朱重八正和二哥抬着亲人尸体步履蹒跚的地往墓地走，麻布裤子仅够遮丑，鞋已经烂得穿不住了，母亲本来说要补的，可是究竟没来得及；虽然只十五岁，但他身材颀长，个头看起来像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皮肤却黑黑的，和别人三十岁时没什么两样。眼泪早就流干了，叹气也是顾不上，只管气喘吁吁地低头往前走，脑盖骨上一块奇骨隆起，十分显眼。

朱元璋少年时期经历的失去亲人和家庭的大悲恸、大恐惧，身处绝境时世态炎凉的切身之痛，都是常人没有的。称帝后他变得寡恩多疑，对同僚臣下刚绝暴戾，对子孙宗亲却万般呵护，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

实在没有活路了，朱重八想到了村头的皇觉寺，虽然小，并且和眼前这个景象一样破败不堪，但几个僧侣仗着有若干薄田，似乎还能熬些时日。没想到寺庙住持高彬法师念及朱重八亡父朱五四曾经的相识之情，或许眼见孩子实在可怜，竟然收留了这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作徒弟。于是，朱重八便上香打钟，吃斋念经，有模有样地做起和尚，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不过想起刚刚逝去的亲人，想想外出逃难不知所终的二哥，不免又流起泪来。

有元一代僧侣的地位较高，“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史•释老传》），世祖忽必烈曾一次就“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元史•世祖本纪》），僧侣靠收地租可以衣食无忧。可是今年这个旱情实在是太厉害了，耕地几乎绝收。种地的客户也是死的死，逃的逃，寺庙出现了生存危机，没办法，高彬法师虽然很难为情，但还是把话说出来了，让大家自寻活路，散伙吧！朱重八刚刚沉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他仿佛已经看见死神在向他招手了。幸亏高彬法师此时并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招：游方，在那个衰世实际就是沿路乞讨。朱重八因此得到师傅送的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和游方僧应知应会的一些礼节，或者还有几条乞讨技巧——狠狠心，结束了五十多天相对安定的生活，朱重八辞别了师傅师娘，离开了家乡。

游方并没有目的地，只听说往西汝州一带逃去的人多，因此就决定往西走，先南到合肥，西经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再往西只见山不见路，因此掉头向北，到了汝州、陈州，后来又向东，由鹿邑、亳州，到了颍州。至正八年（公元1344年）朱重八结束游方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皇觉寺。这一次远行，行程千余里，历时四年之久，后来他自己在《皇陵碑》中写道：“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如滚滚乎沸汤”。四年中他经历了种种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口音，见了无数气势汹汹的皂吏、无助的贫民，感受了数不清的被蔑视和冷言冷语，不过他毕竟有一身僧侣的行头，还不至于被人棍棒相加。在那样的乱世，没有被官军抓去当壮丁，没有被劫道山贼谋害，没有饿死，也没有被野狗咬死咬伤，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坚毅、权变和决断，是很难毫发无损地返回的。回来了，但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朱重八，眼前这个皇觉寺又小又破，总觉得不是久留之地。

@ty_dengjf 2022-01-11 22:53:38
不错，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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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阅读，谢谢捧场！

我发现我后面发的不显示了，是不能发了吗？

2.2 投奔前夜

朱重八四年玩命远行虽然艰辛，但也磨炼了意志，开阔了眼界，见识了更多官吏的残暴和贫民的屈辱，还学会了察人识相。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民间那种暗暗涌动的力量，沿途各地见到的人同样吃不饱，穿不暖，但一说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就会两眼放光，显出幸福而安祥的神态，好像随时准备奋力迎接一样。韩山童和彭莹玉在北方和南方宣传的秘密宗教殊途同归，都信奉弥勒佛，明王即将出世，这个黑暗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到那里，世界将没有寒冷、饥饿和贫穷，年年风调雨顺，没有压迫，家庭父亲子孝，邻里和睦相处。信徒之间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眼下这个死寂的皇觉寺是一个显明的对比，这让年经的朱重八热血沸腾，越发感觉呆下下去了。

是要这样分开发吗？

此时的大元帝国已经是千疮百孔，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终于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红巾军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借元朝集合几十万夫役重修黄河决口工程之机，发动不堪劳苦和屈辱的役民反抗，借机宣扬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信众迅速扩张到五六万人，并一路攻占了黄河边上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及舞阳、叶县等地方。听说北方红巾军杀蒙古兵、开粮仓、救百姓，江淮等地贫民也纷纷响应。没多久，朱重八便得到了濠州城被红巾军占领的消息，首领是郭子兴等几个人。

朱重八参加红巾军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毕竟大元皇帝还在大都端坐，参加红巾军便是造反。也许，他认为红巾军还不成气候，加入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所以游方四年之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到了皇觉寺，并没有受到弥勒、明王或红巾军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听说他在沿途结交过当地的英雄豪杰，甚至在听说了濠州城已经被红巾军占领，都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四年来朱重八受了怎样的历练，思想有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最少从外表看来，此时他还是一个平庸的年轻人。但是后来发生的三件事情促使他离开了还算舒适的皇觉寺，奔向郭子兴等刚刚占领的濠州城，朱皇帝精彩一生的大幕缓缓拉开。

第一件事是汤和来信事件。儿时同村的玩伴汤和给朱重八写了 ，说他参加了濠州的红巾军，就在三元帅之一的郭子兴帐下，有吃有喝，眼下暂时生命无虞，可以速来云云。朱重八“既忧且惧”（《黄陵碑》）之间，却发现汤和来信之事可能已经传了出去，藏不住了，私通贼匪是要杀头的，尽管事后已经悄悄地把来信烧掉，但他还是陷入了恐惧之中。

第二件事的发生把年轻的朱重八吓得魂魄都要出壳了，皇觉寺再也无法待下去了。原来，“（元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赏”（【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一》卷1），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了皇觉寺。这天朱重八化缘回来，发现“乱兵过寺，寺焚僧散”（【明】佚名《皇明本纪》），估计是官军刚刚来过，自己幸亏出去化缘乞食了，躲过一劫，否则一定会被彻里不花的军士抓去杀头充数，那可就万事皆休了。这把朱重八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哪里是去处，难道今天就反了这大元朝廷？朱重八想到了问旨菩萨，这便是第三件事。他跪在菩萨脚下，连投圣珓（牛角做的占卜器具）六次，结果是，菩萨既不同意他继续在此困守，又不同意再度外出游方避难，那就只有一条路，投奔红巾军。（朱元璋《御制纪梦》）抽签问卦一般都是一次为准，菩萨的耐心岂是无穷的，哪有再三问旨的道理？因此，这里可以看到后来的朱元璋处事稳妥、静而后动的影子，而此时的朱重八心里可能最多的只有彷徨和恐惧。左寻思右琢磨，东西南北，实在没有别的路了，朱重八终于下定决心，收拾了一下随身衣服，可能一整夜都没有睡，天一亮就奔濠州方向去了。这一年他二十一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二十年后，朱元璋实现了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所有男人的最高理想，获得了人类最大产业，执掌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最大权柄，开创新朝，称帝南京，一统天下，成为自秦始皇以来最霸道雄主，三十余年玩官吏百姓于股掌之间，是为洪武皇帝。

2.3 郭子兴帐下
刚刚被红巾军拿下的濠州实际是一座孤城，元将彻里不花就在周围虎视眈眈，肯定在日夜筹划，寻找机会反攻。朱重八依然和尚打扮，但举止却并不像，因为他并不准备做和尚了，种种不和谐自然引起守城红巾军士兵的怀疑，被当作奸细捆起来就要报元帅杀头。幸亏元帅之一的郭子兴慧眼识珠，救下了朱重八，否则世上便没有了日后的大明朱皇帝。或许两人真的有眼缘，或许朱重八情急之下三言两语打动了郭子兴，也或许只是运气，朱重八不仅在来到濠州的第一天就见到了郭子兴，被收为步卒，而且后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又被郭元帅召进帅府，做了亲兵小头目。

如果说朱重八初入濠州时发生的事情还有点落俗，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朱重八越来越发现郭子兴和孙德崖等其他几个元帅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时候气氛还有些紧张。朱重八不得不时时处处小心翼翼，既要维护恩主郭子兴的利益，又不能得罪其他首领，见人下菜，各种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均处理得恰到好处。很难和那个后来一言不合即杀头灭族的洪武朱皇帝联系起来，其实，还是那个朱元璋，后人“前后两个朱元璋”的说法不知道他本人是否同意，或许，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只不过一般人没有像朱元璋那么多样的表现机会而已。

此时，郭元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慢慢地就有了将养女马氏终身托付的想法，没想到二夫人张氏也有此意，朱重八更是喜从天降，满口答应，从此，朱重八新起了元璋的雅名，身份也从卫兵佣人升格为郭府贵客、元帅娇婿，“军中咸呼为朱公子”（【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1），这一年（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24岁。

朱元璋的母亲陈氏殁于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只有十七（虚）岁，他的女性长辈亲属，如祖母、外祖母等，未见确切记载，很可能亡年更早，结发妻马氏，即明王朝第一位皇后，原是郭子兴好友马公遗孤，郭子兴养女，出身优于朱元璋。马皇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早期，曾通过做郭妻的工作，冰释郭子兴和朱元璋之间的嫌隙。战争年代，她“亲缉甲士衣鞋佐军”，鄱阳湖大战时，“尽发宫中金帛犒士”，曾劝导夫婿“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开国后，朱元璋将其比作唐长孙皇后，马皇后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当她听有人言宋之失为过于仁厚，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这是一位有相当政治远见的女性，却自觉远离权力，“帝欲访后族人官之，后谢曰：‘爵禄私外家，非法。’力辞而止。”（【清】张廷玉《明史•后妃传》卷113）

或许马皇后是当世唯一能影响朱元璋的女性，可惜她于洪武十五年疾亟不治，享年五十一岁，感觉自己病重时，把全部把医官打发回乡，并拒绝服药，为的是保护这些医官，避免自己死后被降罪杀害。朱元璋后来越发猜忌、任性，杀戮越发疯狂，可能和马皇后早亡、王朝失去了唯一可以发出“仁厚”之声的这位伟大女性有些许关系。《明史》著者对马皇后给予极大的崇敬，对其早亡表达了极大惋惜，崇敬是对于天下忍辱负重的女性，惋惜是对于天下黎民苍生。如果史籍记载真实，那么，马皇后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

幸福平静的时光很短暂。郭子兴本来就和其他四个元帅关系紧张，眼下濠州城又迎来了从徐州新败逃来的彭大、赵均用率领的一帮人马，他们首领原来是芝麻李，已经被元朝宰相脱脱率领的大军杀害。这些人虽说是残兵败将，但仗着人多，竟然在濠州城里后来居上，做起主子来了。小小的濠州城外面强敌环伺，内部也不太平。在郭子兴看来，赵均用粗鄙浅陋，而彭大有见识，懂礼节，因此有意无意和后者走得近些。没想到赵均用抢先下手，联合孙德崖等元帅，抓着一个机会把郭子兴逮了去，关在孙府一处空房子里。朱元璋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处置迅速得当，先去找了彭大，得到他的支持，然后一起来到孙家，孙德崖开始还不承认，但朱元璋已经带了亲兵直奔关人的那间空屋，亲自掀开屋瓦，把被绑得结结实实的郭子兴救了出来。

太悬了！这件事情给每个人都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首先是郭子兴，本来和其他几个元帅互相看不顺眼，现在又来了一个做事鲁莽的赵均用，彭大虽然正直且有眼光，但越是这样的人越不被大家待见，眼看也成了受排挤的对象，而且彭大新来，和自己交情并不深厚，很难与共大事，倒是这个年轻的义婿，关键时候做起事来有缓有急、有先有后，令人欣慰；其次是朱元璋，虽然整个事情最后有惊无险，但现在必须正视这个就在眼前的凶险的环境了，小小濠州城，好像对自己下了逐客令。不久，朱元璋先是回到老家，以义岳父郭子兴的名义竖起招兵大旗，没几天功夫，便募得七百人，这期间就遇到了后来名扬天下的大将军徐达，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见语合”（【清】张廷玉《明史•徐达传》卷125），后来的徐达攻陈友谅，灭张士诚，北伐中原，把残元主仆追赶得无处藏身，为朱家开创帝业立下丰功伟绩，是大明开国第一等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