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

“胡惟庸案”和“胡惟庸党案”完全是两码事，这在清代时就已经被揭露（【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2）：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

赐死胡惟庸后第六天，朱元璋“大祀天地于南郊”，并“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所有事情一气呵成，朱元璋心思缜密，每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实现理想之前决不罢休。这一系列动作，决不是临时起意，更与胡惟庸之死没有因果关系。朱元璋后来自己解释：“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明太祖实录》卷239）。其实早在洪武元年，他就向往西周时“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明太祖实录》卷29）因此丞相、大都督这样的人早就让朱元璋夙夜不宁，这次借胡惟庸案以除之，不过是凑巧而已。比如和胡惟庸同相而“浮沉守位而已”的汪广洋，“为人宽和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被朱元璋斥责为“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赐死。也就是说，象胡惟庸那样揽权行事者得死，象汪广洋那样无为自守者也得死，与其说朱元璋容不得胡惟庸、汪广洋之流，不如说朱元璋是容不得丞相这个职位，因此，在此位子上，李善长没有好下场，杨宪、汪广洋、胡维庸没有好下场，即使再换更多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

废丞相后，朱元璋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各部门的奏札共1660件，所涉及的政务有3291件事，平均计算，明太祖朱元璋每天要审批多达207份公文，处理的政务超过411件。在胡案发生之前，处理这些事务大都是中书省官员以及丞相的分内职责，当初胡惟庸为丞相时怎么可能一件件都请示？再说，何事需要请示，何事不需要，朱元璋并无定例，即使有一些规则，操作起来也很难事事都合乎朱元璋的本意，照此推断，胡惟庸“生杀黜陟，不奏径行”，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性。何况说来说去，除了占城国来使未得及时奏报、汪广洋之妾陈氏来路不正以外，相关史料也没见胡惟庸“生杀黜陟”的更多事例，而据《明史》，胡惟庸曾经还是一个“以曲谨当上意”的人。果然，朱元璋的子孙们没有一个能够受得了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的皇帝生活，他儿子朱棣开始变通其后世皇帝不得再议恢复丞相的祖制，设立内阁，首辅便成为不具名的丞相，甚至有的时候首辅权势还扩张到十分惊人的程度，比如万历初的张居正。然而，终明一代，皇权、相权的关系始终在朱元璋的阴影之下，充满张力，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胡案之后，明清两代再没有出现丞相这一官职，胡惟庸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名义上的最后一位丞相。

正当以李善长被诛为发端的大杀戮的恐惧慢慢在人们心中淡忘，或者习惯之时，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大明帝国朝廷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皇太子朱标薨！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使朱元璋发狂，以致丧期已过，仍不肯除服，后经礼官苦苦哀求，“始释服视朝”，是时朝廷内外一片哀恸，甚至，镇守云南的沐英闻讯“哭极哀”，不久也去世。九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钦定为皇位继承人。此后，朱元璋好像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共情之心，没有从自己的丧子之痛中反思那些成千上万的冤魂，生前也是有父母、子女之人，因此不久，暂时放下的屠刀又一次高高举起，二十六年二月，凉国公蓝玉因“谋反”被诛，株连者超过一万五千人，这就是再一次震憾人心的“蓝玉党案”。

蓝玉，定远人，大明开国第二功臣开平王常遇春之妻弟，常遇春之女即太子朱标之妃，因此从辈份上说，蓝玉是太子朱标之妻舅，十四年，其女被册蜀王妃，和朱元璋正式成为儿女亲家。但蓝玉功业主要建于大明王朝建立之后，因此，比徐达、常遇春等人，似乎又是晚辈。蓝玉成长的年代，老一辈武将陆续被废被杀，因此他渐渐成为青年将领的代表。

蓝玉“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带兵打仗几乎每战必捷，屡建奇功，深得朱元璋器重。蓝玉初隶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由常遇春推荐，任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五年从徐达北征，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七年帅兵拔兴和，获其国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斩获千计，十二年，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擒元平章达里麻于曲靖，梁王走死，云南平，此次蓝玉功劳最大，增禄五百石。

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北元太尉纳哈出。军驻通州（今属北京），谍报说元兵有屯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者，蓝玉乘大雪，帅轻骑袭破之，杀元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溪。大军进至金山（今吉林省双辽市），盘踞于此的纳哈出自知不敌，遣使到大将军营谈判投降，蓝玉被冯胜派往受降。纳哈出只带着数百名将官至，蓝玉大喜，摆酒为其接风。谈笑间，蓝玉可能觉得纳哈出衣着破旧，也可能要故意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解下自己外衣，要纳哈出穿上，纳哈出不紧不慢，酌酒一杯敬到蓝玉胸前要其先饮下，纳哈出不肯先穿衣，蓝玉也不肯先饮酒，争让了几个回合，本是和谐友好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纳哈出覆酒于地，并和部下用蒙古语骂骂咧咧地说了几话，在场有能听懂蒙古语的，说纳哈出准备逃走，郑国公常茂急忙上前，和纳哈出动起手来，仓促间将其砍伤。接风酒宴霎时变成了剑拔弩张的战场，虽然纳哈出本人被都督耿忠等簇拥到大将军冯胜处，冯胜以礼待之，但其部众却已四下惊散，冯胜派降将观童等四下搜寻，宽言抚慰，还军直到亦迷河，才将其余将官降服。冯胜将此次事件归罪于常茂，将他捆绑起来送至京师，常茂在朱元璋面前争辩，又说了一些冯胜的“不法事”，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就此收回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拜蓝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常茂乃常遇春长子，冯胜女婿，“以遇春功，封郑国公”，但素来不服这个大将军岳父的约束，“胜数诮责之，茂应之慢，胜益怒，未有以发也”。此次翁婿之争成为蓝玉上升的最后一个台阶，至此，蓝玉成为当朝武臣第一人。

蓝玉生平的高光时刻在洪武二十一年。这年三月，蓝玉奉旨领军十五万远征北逃的元顺帝孙脱古帖木儿，至庆州，探知元主老巢在捕鱼儿海（贝尔湖），遂日夜兼程至百眼井，离海还有四十里，不见敌人踪影，准备返回。王弼劝阻说，十五万大军深入漠北，为清沙漠而来，现在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贸然班师，如何向朝廷交待？蓝玉命令士兵挖地为穴，在穴中生火做饭以绝烟火升腾，再以王弼为前锋，连夜疾驰奔袭，抵达海东北八十余里，接近元兵营房。面对突然出现的明军，北元官兵毫无防备，仓猝迎战，官找不到兵，兵得不到令，溃不成军，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引数十骑拼命逃走，太尉蛮子等被杀。明军大获全胜，俘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百姓男女七万七千余人，还有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等物品，以及马驼牛羊十五万余，其余带不走的甲仗等尽皆焚毁。这次战役，明朝蓝玉军士没有什么损失，北元朝廷残余却几乎被全盘消灭，逃得性命的脱古思帖木儿力单势危，其后不久即在部族冲突中被杀。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大喜”，忙不迭地“赐敕褒劳”，将蓝玉等比作卫青、李靖。蓝玉等一鼓作气，又破哈剌章营，缴获人畜六万，还师，进封凉国公。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光鲜的背后却是阴影，蓝玉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功勋层层累积，而在朱元璋心中，对蓝玉的不满也在同时增加。蓝玉“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作风硬朗，甚至“乘势暴横”，曾经因为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被御史质问，蓝玉竟然追打御史。此次北征还师路过喜峰关，关吏迎接不及时，蓝玉竟让士兵毁关攻入，朱元璋“闻之不乐”。尤其，有传言说他北征时还奸污了元主妃，致其自杀，为此蓝玉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本来朱元璋要封其为梁国公，后改封凉国公，并将其罪过镌刻于铁券，而蓝玉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依然“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算上老一辈功勋盖世的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等满朝文武，做事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敢于在朱元璋面前如此放肆的，只有蓝玉一人。

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奉诏征讨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乱，平都匀，安抚诸方土司，二十四年，奉命西征，经略西番罕东（今甘肃、青海等地），移兵讨伐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诱捕其父子送至京师。至此，西南、西北、东北反叛势力全部消灭，随着疆域坚固，全国一统，蓝玉存在的价值也渐渐消失了。二十四年八月，朱元璋派太子标巡视陕西考察迁都事宜，在长安检阅天下兵马，各地武将赴陕西接受检阅，其后各地有实权的带兵将领陆续被调回京，朱标之外，诸子也渐成气候，而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又诏二王，军中事大者方以闻。”（【清】张廷玉《明史•诸王传一》卷116）

朱元璋思虑精当，决不做无准备之事，此时朱元璋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对二代及之后大事的安排一直在进行中，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天下甫宁，气象一新的大明王朝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子朱标去世！事发二十五年四月，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力竭心碎，太子早逝带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也打乱了其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后来在老臣刘三吾等的开导下，才渐渐走出阴霾。这年十二月，同曹国公李景隆一起，蓝玉并封为太子太傅。但此次的进封又惹是非，蓝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因为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被封太子太师，平心而论，此两公之征战资历、威望均在蓝玉之上，不知道朱元璋是否故意刺激蓝玉，反正蓝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尝对人说：“我不堪太师耶！”此等话会在第一时间传到朱元璋耳朵里去，朱元璋终于下手了（【清】张廷玉《明史•蓝玉传》卷132）：

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朱元璋下手既快又狠，他亲口说的族诛一万五千人的超级大案，从二月八日蓝玉被捕下狱，第三天即二月十日伏诛，处死的方法是剥皮。到《御制逆臣录序》写成的五月一日，短短八十多天时间里，不仅把犯人捕了、审了，该杀的杀了，案子结了，而且还编成了一册朱元璋亲自作序、收录千余份供词的《逆臣录》，可能有人以为这是因为高效，不是！如此短的时间审结如此多的犯人，形成规整的案卷材料，还经朱元璋审订并作序，谁相信这一连续剧会是没有剧本的？其中蓝玉谋反的核心罪状“将伺帝出耤田举事”，后来被证明既没有事实依据，又违反常理。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审问犯人、结案定性，以及其后发展成为大屠杀，是在主犯蓝玉已被先行处决的情况下发生的，玩命生拉硬扯的《逆臣录》，并没有见到蓝玉等供词，蓝玉生前并未招供。如此大案，竟然是在缺少主犯供词的情况下定谳，可谓今古奇观！进而，大案后来还株连蔓引及至发展为大屠杀，也只有朱元璋能做得出来。平均每天杀近两百人且持续八十多天，不知道用了几个屠场，多少个刽子手，他们挥刀的胳膊是否累了，刀刃是否卷了，也不知道人血是否会真的变成河流。朱元璋在《序》中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然而，直至三十一年二月，也就是去世前三月，他病体缠身、极度衰弱之时，仍作出“凌迟”在押成丁“胡蓝党人”和断没田口、家财的决定，可谓至死方休。这就是所谓的“蓝玉党案”，它和“胡惟庸党案”前后相接，被人并称为“胡蓝党案”。

现在看来，朱元璋御制的这本《逆臣录》漏洞百出，低级错误比比皆是（吕景林《蓝玉党案考》，《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据说，此书颁行不久即被朝廷收回，以致差点失传，留传至今的只有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两册抄本，前者保存较为完整。正是这两册抄本，为后人开启了一道得以窥探那次大屠杀场景的缝隙，为后人研究“蓝玉案”提供了一手材料。朱元璋“特敕翰林，将逆党情词辑录成书，刊布中外，以示同类，毋得再生异谋”，本来欲借此书警示天下臣民，没想到因为造假痕迹过于明显，其被后人研究，是被当作另类反面材料使用。

蓝玉被执，朱元璋命群臣审问蓝玉，蓝玉不服，时任吏部尚书詹徽大声斥责蓝玉，要他“吐实，无徒株连”，蓝玉大喊詹徽就是他的同党，詹徽当场被拿下，随后也被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