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散文《朱元璋和他的理想国》连载

朱元璋终于恼羞成怒，洪武十八年颁行天下的《大诰》定罪十大条目，其中“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赫然在列。这时读书人就没有了谢绝出仕和辞官的自由，更不要说元季文人那种“风雅相尚”的雅兴。这是一个强烈的标志，前朝历代，朝廷要杀一个不合作的文人，一般最起码也要编造一个其他理由，现在则进了一步，不逢迎合作本身成为一条罪状。洪武十八年，事起胡惟庸案、超过一万五千人丧命的大屠杀，被杀的不仅有公侯显臣，更有一大批稍不留神会与之扯上关系的文人，所以文人都视做官为险途，然而，辞官回家当老百姓是朱元璋尤其痛恨的，“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大诰》），又杀一批。结果就是平遥训导叶伯居所说“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文人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战战兢兢，不可终日。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然而，明初文人趋利不得，避害不能，如同待宰的羔羊，“重足而立”，活一天算一天。

或许，这正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

5 洪武时代：功臣勋旧

5.1 朱元璋的杀与不杀

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是人无法避免经历的情感体验，人们想尽办法追求长生不老，哪怕只有一丝希望。秦始皇开始对死亡这件事还是基本认可的态度，认为“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司马迁《史记》卷6），后来年老体衰，死亡的焦虑不时袭来，所以，又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二十八年），又是学作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所谓“真人”（始皇三十五年），临死之时，仍然“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始皇三十七年）。死亡如此可怕， 帝王的第一权力便是生杀大权，防止臣民逆反的第一手段便是以夺其性命相威胁。然而总有不怕死的，夺命也不足以吓阻那些“亡命之徒”的反叛冲动时，种种更加残忍的刑罚便产生了：由绞而斩、磔、剥皮等等，至于诛族、诛九族，甚至十族。对于 者，杀人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把“罪犯”从肉体上消灭，使其永远不能再次犯事；第二，可以警告活着的人，使其心生恐惧，打消预备犯事的冲动，为达到这样的效果，行刑杀人要专门选择在集镇闹市。从来，这种杀人灭族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所以有的杀着杀着就杀上瘾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所以就有了孟子和梁襄王如下的对话（《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不嗜杀”，有那么难吗？天下翘首以盼的领袖，不过是一个不嗜杀人者，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盼而不得。孟子为梁襄王量身定作的“定天下”的韬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嗜杀”。孟子生活的年代是那样，那么一千多年后的元末明初如何？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27岁的朱元璋攻占太平时，遇见了当涂人陶安，陶安说：

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可见，朱元璋在当时竟然以“神武不杀”而闻名，最后真的就夺取了天下。其实，这完全是陶安首次见面客气之语，一半是奉承，一半是愿望，不可全信。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势力并不算大然而礼贤下士的朱元璋吸引了一些文人的目光（《明太祖实录》卷8）：

徵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建康。初，上在婺州既召见宋濂，及克处州，又有荐基及溢琛者，上素闻其名，即遣使以书币徵之，时总制孙炎先以上命请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见，上甚喜，赐坐，从容问曰：“四海纷争何时而定？”溢起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上善其言，甚礼貌之。
文人对待眼前这样的军事强人，就像一个母亲对待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既有所期待，又怕他忤逆不孝，教，怕人家不听，不教，又难以放弃自己的职责，所以只能言简意赅地进行极具针对性地规劝。然而在朱元璋，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些烦：这帮文人来来去去说的都只有一件事，即，不嗜杀人。

清朝学者赵翼在提到朱元璋的“成功经验”时总结（【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6）：

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一语。初遇李善长，即以汉高豁达大度，不嗜杀人为劝。及取和州，诸将颇不戢，范常规以“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即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遣送其家。既渡江，将取太平，令李善长预书禁约榜文，入城即悬诸通衢，兵皆肃然，毋敢犯。故陶安谓“明公神武不杀，天下不足平也。”及将取镇江，先坐诸将以重罪，令善长再三求释，乃下令庐舍不焚，民无酷掠，方许免罪。于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池州之役，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兵，生获三千人，遇春欲尽诛之，徐达不可，乃以闻，而遇春已坑其兵过半，帝急命释之，由是命达尽护诸将。遇春围熊天瑞于赣州，固守不下，帝虑其多杀，先戒曰“得地无民亦何益？”乃筑长围，半年始克之。于是诸将皆承顺风旨，咸以杀掠为戒……

朱元璋起事之时学习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攻城略地过程中“神武不杀”，终成帝业，如果之后朱元璋一以贯之，那他真的可能成为一代明君，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或许是朱元璋变了，开始的英明豁达的领袖最终落入俗套，杀俘虏、杀功臣，株连蔓引，一杀一批，一倒一片，杀人成了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不杀不足以固国本，不杀不足以平天下；或许，嗜杀才是朱元璋之本性，之前的神武不杀完全是由于形势所迫和众人劝导，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眼看形势越来越有利，继续装下去实在太难了，于是决定放飞自我，恢复嗜杀本性。定鼎天下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朱元璋（【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6）：

……盖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其后胡、蓝二党，诛戮至四、五万人，则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又平定滇、黔，杀苗蛮亦不下六、七万，则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非此不足以惩创。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省攻战之力大半”——原来，秘诀在这里！如果有人将之前所谓“神武不杀”，镇江“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等等，理解为朱元璋真的有一颗与草民共情之心，那一定是他一厢情愿地对朱元璋的过度解读，表面隐藏下的事实，可能完全两样，而实际上，杀与不杀都是“术”。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圣贤，是盗贼！

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十一月初五日，尚是吴王的朱元璋的杀俘令旨：

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陆万余众，虽为囚禁，令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士诚）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

真令人不寒而栗，六万余众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只留一两万活口，其余的都被“暗地去除”！次年进攻淮安时，又传令旨严厉责问徐达为何不多杀人：

吴王令旨，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名；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幡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过，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者。

朱元璋这时完全不顾之前“神武不杀”的形象，将淮安久攻不下的原因归于徐达“不杀人”。以下这幅朱元璋吴王亲笔，纵35.9厘米、横58.7厘米、文14行、118字的杀俘手令如今被无锡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真让人哭笑不得。

图4.1 朱元璋亲笔令旨

5.2 四大案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一说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被称为明初四大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据周敬心书，此外尚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洪武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在这几大案中，朱元璋都“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空印案的“印”即为印章、印鉴，“空印”即在空白的钱粮薄册文书上加盖官印。明初时，每年各布政使司、 府、州、 县等地方官府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 税款账目。户部与各地方报来的数字都要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点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要被驳回，立即作废， 须重新填写上报，并且还要盖上原官府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这种做法在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还算可行，可在那个交通主要靠人扛马拖的年代，非常不方便，因为到京师的距离，近则三四千里，远则六七千里，往返一趟往往耗时达数月甚至一年之久。于是，地方官员们在实际运作中为了少一些折腾，便宜行事，在进京时就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印章的空白报表文书，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有错漏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省去了不少麻烦。这种方法虽然不算完全“合规”，但也是地方官吏在公务活动中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这种方法从元朝就有，到明朝初年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禁止过，从户部到州县各级官吏也都心知肚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环节：所有人命运的最大操盘手朱元璋对此并不知情。直到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 ，当朱元璋知道这个秘密后，极为震怒，认为这是所有官员相互勾结、 欺上瞒下的惊天大案，要将全国各级主印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欺君”罪处死，“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一时间，天下惊恐，人人自危，“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人狱，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这就是明初“空印案”的大致脉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引起天下震动的大事件，史书却只有一些零星记载，整个事情影影绰绰，形迹模糊，甚至“空印案”发生于哪一年、多少人论死、《实录》为何失载，等等基本问题，都没有确切答案。

首先，关于案发时间，《明史•刑法志二》：“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然而，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1：“洪武九年，天下考较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国榷》 卷6载洪武九年闰九月怀庆知府林方徴上言曰: “……又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显示此案应发生于洪武八年，方孝孺回忆其涉案被杀的父亲的文章《先府君行状》中说：“（洪武）八年……得罪，谪口浦，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师。”因此，案发时间有洪武八年、九年、十五年三种说法，现代研究者倾向于洪武八年底、九年初。

其次，关于多少人被杀，也是众说纷纭。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被杀七八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二》“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估计而来。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 “ 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 狱凡数百人。” 有人估计，方孝孺写作时，空印案还没有结案，朱元璋杀人还在进行，所以，实际数目会多于数百人，但可能不会达到万人之巨。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初有一百三十七府、十三军民府、一百九十九州、一千一百四十九县，另外有八土府、四十六土州、七土县，其中每一官府单位皆管辖一方田土人民，全部主印、佐贰官员总数应该在两三千人，如果空印案发生于洪武九年，那全部掌印人数应小于此数，因为洪武十四年九月始征云南，十六年三月，才有征滇大军还师，沐英留镇云南。最后，这些主印、佐贰官员其中之大部分，或者甚至是全部，不分良莠，一齐被杀。

令人称奇的是，这样轰动一时的大事，《太祖实录》竟然没有一丝痕迹，这肯定不是疏忽。然而由于当时不少人记录的相互印证，基本还原了事情的概貌，当时的故意藏掖，反而引起后世研究者更大的兴趣，真是欲盖弥彰。

案发之时，天下黑云压城，朱元璋一人之怒，举朝人人自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清】张廷玉《明史•郑士利传》卷139）“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过用印章，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人狱，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明】方孝孺《郑士利墓碣铭》）那是怎样一种黑暗而恐怖的景象。洪武九年（公元1376 年）朱元璋因为“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诏求直言，继而续诏：“有假公言私者，罪。”不少人趁此机会上疏言事，有的中朱元璋意的，加官进级，也有人所言不中听因而获罪，如叶伯巨、茹太素等。然而关于空印一案，众人都不敢触及，打破沉默的是一个尚未取得功名的生员——郑士利。

郑士利之兄郑士原（公元1334-1380 年），洪武四年（公元1371 年）进士，历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湖广按察司佥事，因空印案被投入狱中，因为并非主印官，罪不致死，被充役江浦。郑士利因为避免被扣“假公言私”的帽子，所以等到其兄受罢杖刑、行将远戍之时，才将奏书呈上，他自己说：“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郑士利的奏书“数千言，言数事”，而关于空印一案尤详（【清】张廷玉《明史•郑士利传》）：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第一，所谓空印，并不是在空白纸上盖完整印章，而只是骑缝章，这种空白文书即使到了不法人员手中，也没有用，况且这种文书不会落入不法人员手中，以此为罪，没必要；第二，用此法只是各级官吏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多少年来就是按这种程序办理，朝廷也从来没有相关律令禁止，如何就成了杀头重罪？第三，读书人为官做到府州县官，都是经过数十年的磨练，这些人大都是通达廉明之士，属于难得的社会财富，并不像韭菜，割了一茬马上会长出新的一茬，以不足罪之罪将这帮人系统性消灭，真的是太可惜了。

郑士利的奏疏只是简单阐释了这个并不复杂的事情，语气何其恳切，所言全部为大明江山社稷、甚至为朱元璋一人之计。然而：

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按：即士原）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上疏于事无补，又获杖刑（“复杖戍之”），最终，兄弟二人均死于劳役。

空印案发后，“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结果“空印者竟多不免”，论死的主印官大多被杀，不由分说、不分臧否，这其中就包括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其子便是后来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元末时，台州盗贼四起，克勤献计于吴江同知金刚奴，未被采纳，遂隐居山中。洪武二年时做过县训导，四年被 征京师，在吏部的测试中得名第二，授济宁知府。在知府任上，方克勤号召百姓垦荒种植，承诺三年无税，开始人们都不信，他与百姓盟誓立约，如期践约后，获得了百姓的信任。他建立社学数百区，修葺孔子庙堂，大兴教化。一年夏天，守将欲征民夫筑城，方克勤说：“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畚锸，筑城时运土夯墙用的器具，上书请示中书省，遂“得罢役”。治府三年，济宁人口增数倍，民富仓实。方克勤自己生活简朴，一件布袍能穿十年，一天最多吃一次荤菜，可对于贬谪流放而路过济宁的官员，方克勤都会抚恤贴补。对百姓，方克勤“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原因是：“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济宁时人传唱（【清】张廷玉《明史•循吏传》卷281）：

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