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

@neration 2022-06-11 18:40:08
楼主多多更新，帖子内容很精彩，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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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这位朋友

176 霍光改弦更张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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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公元前68年），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就也算是卫青、卫子夫的外甥，自小被霍去病带入宫中，在刘彻身边长大，由小郎官、小尚书而成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此人对于西汉政治关系重大，且相对于卫青、霍去病那般大功臣，也能算是功臣后裔，而且是大功臣后裔。刘彻临终，传位于8岁的幼子刘弗陵，擢拔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和金日磾、上官杰、桑弘羊共同辅政。（有认为包括丞相田千秋，综合分析应该不包括，《汉书》中的相应记载只是霍光在宏观的、间接层面的客气话。）（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刘彻把卫氏一家几乎杀光了，却又选择了和卫青沾亲带故的霍光，而霍光又到最后一刻都还是忠心耿耿。刘彻看人相当厉害。有些看走眼的，极可能是他没有当回事。君主政治的高层和底层是两个世界，低层以为不得了的大事、高层往往以为小事一桩、怎么都行。例如他选择丞相，往往很随意，甚至不大当回事情。在他看来，丞相是个无所谓的岗位，谁都能对付一阵。但选霍光等于是选代理皇帝，他还是很认真的，整个过程都深思熟虑、颇费心思，结果也很成功，对他个人、对天下都很成功。
从前87年至前68年，中国的皇帝其实是霍光在当。这对西汉意味着什么？后世、尤其是近现代多多少少都重视不够。但我们可以从霍光动员李陵回归西汉的过程中体会到当时社会、西汉朝廷、霍光自己的看法，他们还是很重视的，意识到了由于刘彻去世、霍光奉诏代理皇帝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李陵（前134年—前74年），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西汉最能打的将领，留下了一个能说明汉军作战能力、又能说明汉军将领指挥能力、但又非常令人遗憾的战例。
公元前99年秋天，为策应汉军主力、分散匈奴主力，李陵奉命率领5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李陵在汉军中地位并不高，但匈奴方面历来是根据实际作战能力决定重视程度的，由匈奴单于亲率8万骑兵对付李陵率领的5千步兵。双方鏖战8日，汉军一直保持主动，杀伤匈奴士卒万余人，返回至距离边境百余里时，弓箭告罄而援兵不到，终于陷入绝境。最后，李陵决定派人回朝报告情况。自己则坚持到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前文被刘彻淘汰的太常卿中有一位韩延年，做完四年城旦后又以校尉随军出征，这位曾经的正部级高官、就是战死于这次行动中。）
这个结局自然令人遗憾，但一支步兵能打到如此程度，在整个汉匈战争中极为罕见。可李陵最后投降了，这个战例就不好说了，在两宋以后的战争理念下就更不好说了。中原这边后来历代皇朝都极少提起这个战例，更极少提起这个人。唯有匈奴那边，一开始就视为英雄。战争，最难按照计划展开、更难按照政治理念进行，偶然因素影响很大，所谓随机应变、所谓不能纸上谈兵，就是相对偶然因素而言；真正什么毛病也没有的战例极少。如果有，极有可能就是经过裁减、包装的。

176 霍光改弦更张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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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和卫青、公孙贺一样，也是刘彻的卫队军官出身，这事情就影响很大。刘彻又听信李陵已经为匈奴效力的传言，遂将其全族老少一律处死。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打抱不平而被处以腐刑，刘彻后来才认识到是自己部署失当在先、又听信传言冤枉李陵在后。李陵获悉，一怒之下又真的为匈奴效力了，刘彻又以为自己的处理并不错、甚至有先见之明。但是，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在心里为李陵抱屈，其中或就包括最为刘彻信重的霍光。他们都曾经是刘彻身边的少年。
于是，霍光辅政初期，专门派人出使匈奴、动员李陵归汉。带给李陵的话主要是，“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少卿（李陵表字）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汉书·李陵传》）。
这等于是代理皇帝对自己执政后西汉政治局面的概括，言外之意是明确认为之前的西汉不“安乐”。所谓大赦，也就不仅是狭义的大赦，也包括或主要是指改弦更张，说刘彻死后的西汉政局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霍光告诉李陵，现在是自己说了算，你的事情原来是事情、现在已经不是事情，可以放心回来。
改弦更张是刘彻提出的。但他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提出，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就去世了，虚数三年，实际只有一年七个月，期间还有马通兄弟谋刺、择立储君、处死钩弋夫人、选择托孤大臣等等一系列极为劳神费力、又必须他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就这个时间看，他只是提出了改弦更张，推动、落实改弦更张的只能是霍光。
霍光执政期间的历史记载更表明，他和他的执政团队执政二十年的主要工作、主要政绩就是推动改弦更张。改变一个庞大国家的基本政策绝非易事，从无为而治走向征伐四夷不是一日之功，返回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改弦更张一股脑儿记在刘彻名下，对霍光不公平；也是后世政治理念发生变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好事情都记在皇帝名下，坏事情都记在臣子名下。总得后果就是后世越来越高度一致地认为：咱们的皇帝都越来越英明、都是好皇帝；国家没有能治理好完全是大臣的问题，大臣都越来越愚蠢、都是坏蛋。
刘彻死后西汉改弦更张实质是一次政治改革，且在全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其中的干扰基本全部失败，全过程中基本没有反复，预期目标基本全部达成。但当时没有称为变法、改制，只是就事论事；后世也少有认为是变法、改制的，大多也只是就事论事。笔者所见，明确将霍光改弦更张认定为政治改革的，有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汉武帝传记。可惜无从肯定作者，应该是一位对西汉历史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177 霍光改弦更张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以及刘彻在位期间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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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改弦更张，在政治上可谓是古典版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手段是大赦。从执政伊始的汉武帝后元二年、到执政最后的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霍光执政19年间“赦天下”11次。（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这件事情贯穿霍光执政的全过程，且又是最先开始的，是霍光改弦更张的第一件事情。
大赦原本是每逢皇家大事的应景动作，后来的大赦更类似逢年过节放鞭炮，就是听个响。但霍光的大赦绝非如此，如同他告诉李陵“汉已大赦”并非通报应景动作一样，之后频繁的大赦天下更不可能全部是应景动作。
霍光大赦的实质内容是对刘彻在位期间的冤假错案大面积平反昭雪。
刘彻时“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他谳案，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既到狱，吏责如章告，不服，则笞掠定之。于是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犹相告言。大抵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汉书·杜周传》）。
这是刘彻去世时各级官吏被拘押在狱的情况：两千石级、省部级的官员被关押在朝廷直属监狱的高达百余人；其他被审查的案件每年都有千余件，每件都牵连数十至数百人；囚禁官吏及有关人员总数大约20万。考虑到每人背后都是一户、甚至一族，社会影响面积就很大了，可谓冤狱遍于国中。最初的大赦对象主要是这些人，无疑可以说是古典版的平反昭雪。
这段记载只是说刘彻时“诏狱亦益多矣”，到底有多少呢？
——诏狱，指奉皇帝诏令关押人犯的监狱，又称中都官狱，是西汉朝廷各部门的直属监狱，由各部门首长管辖。大略而言，这一期间西汉朝廷各部门都有专设的监狱。
——设置的时间，《后汉书》明确记载为“孝武以下”，那就绝大多数应该是在刘彻在位期间，此前此后都极少、极有可能就没有，到东汉建立后又大部取消。
——数量，综合《汉仪注》、《后汉书》、《三辅黄图校正》、《历代狱考》等古籍的记载看，极有可能是26所。
——名称可考的有：郡邸狱、暴室狱、上林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京兆尹狱、掖庭狱、共工狱、导官狱、若卢狱、都船狱、寺互狱、内官狱、别火狱、太子家令狱、未央厩狱、北军狱、东市狱、西市狱，等等。
——囚禁对象大概五类：皇族及亲属；朝中文臣武将；宫内妇女；京城官署吏卒；地方官吏。收禁对象有时并无严格划分。
有了这样庞大的监狱设施，囚禁人数在20万左右就更为可信了，刘彻在位期间冤假错案的局面也就可以想见了。
如此频繁的、大面积的大赦，又是和平息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后期的大赦对象就转向参加起义的平民百姓了。一般平民百姓犯罪不会集中到京城关押，应该都是关押在当地郡县的监狱。
大赦，总体上是调整社会关系，努力推动社会关系由紧张转向宽松，但又不是大张旗鼓、不是正面否定原来的处理，也就是并非公开宣告刘彻在位期间的处理错了。无论在押官吏还是参加起义的平民百姓，原来的罪还是罪，只是朝廷赦你无罪，这又是和现代史上平反冤假错案的不同之处。霍光戴着脚镣跳舞，挺不容易。

178 霍光改弦更张的重点是拐着弯减轻民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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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在位期间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重赋于民，霍光改弦更张的重点无疑就是减轻民众负担。但办法很是特别。应该是为了避免和刘彻的重赋于民对照过于明显，所以不是直接改变刘彻在位期间规定的税赋徭役标准，而是借口“灾免”——对遭受灾害的民众减免税赋徭役，或是借口喜庆事项与民同乐、大赦天下，迂回实现。（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自霍光执政至去世的20年间，载入正史的通过“灾免”减轻民众负担共13次。具体如下：
昭帝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
始元二年三月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始元五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
元凤二年六月，诏曰：“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元凤三年正月，“罢中牟苑赋贫民”。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元凤四年春正月诏曰：“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
元凤六年春正月，诏曰：“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
元平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宣帝本始三年夏五月，诏曰：“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
本始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
本始四年夏四月，四十九个郡国发生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
地节元年三月，“假郡国贫民田”。
后世历代皇朝“灾免”的传统做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首创者极可能就是霍光。
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农业丰收、粮价下跌，朝廷决定“以菽、粟当今年赋”，那就是由朝廷承担了粮价下跌的损失。（口赋一般收钱，粮价下跌年份如果仍然收钱，民众就得付出较多的粮食，所以，丰年“以菽、粟当今年赋”对老百姓有利，是好事。）这可能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谷贱伤农的记载。
应当承认，霍光和他的执政团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伙实在人。丰收了，不是明诏天下喜庆丰收，而是注意到了谷贱伤农，并且能够由朝廷承担损失，委实不易。

179 霍光带着脚镣跳舞还跳得挺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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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改弦更张的措施，都可谓戴着脚镣跳舞。以上两部分之外，还有如下一些。（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霍光、刘弗陵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始元六年，派大臣“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这是一件大事。
“五人持节”，不是一人持节带领四人，而是五位大臣分别持节。“持节”，是正式代天子出巡；副使持节是要特别说明的，没有说明就不是副使，而是分别独立持节代表皇帝的正使，亦即同时派出五位皇帝代表。这岂是寻常？！
“行郡国”，就不是共同前往一个区域，而是分作五路出巡全国各郡和各封国。
朝廷同时派出五位皇帝代表、分别前往全国各地、正式代天子出巡，这是少有的大动作。高祖刘邦至景帝刘启都没有过如此举动，武帝刘彻第一次派揭者巡行天下已经是继位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且只是揭者而不是大臣。执政初期派大臣巡行天下是霍光的创举。而如此大的规模，之前历史上可以肯定没有过，之后也较为罕见。
他们的任务：“举贤良”，是将影响一方的在野贤良直接察举为官、纳入体制之中，是惯例、常规动作。重点显然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是直接处理平民百姓、甚至是流民的诉求。而刘彻在位期间，倾向性的、成为社会问题的“民所疾苦、冤、失职”是什么？是算缗、告缗的“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刘彻晚年大起义的参加者。这两方面现象背后都是人，是“犯法”的人和被迫参加起义的人。这是针对算缗、告缗的严重后果和民众脱离朝廷、参加起义而拨乱反正，是全面、大规模调整社会关系。
霍光执政后没有继续镇压而起义很快无声无息，除却这个原因之外还会是什么原因呢？从民众角度看，重赋于民的种种名目都停止了，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坚持起义了。
——恢复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
针对刘彻在位期间“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的严重问题，霍光直至始元六年才以皇帝名义明确公告天下：“令民得以律占租”（《汉书·昭帝纪》）。但也还不是正面否定刘彻的重赋于民，也不是提出霍光自己的新的经济政策，而是以重申汉初律令的形式正式恢复、重新肯定汉初轻徭薄赋的政策。这显然是以祖宗的政策否定孙子的政策，以免别有用心的人从政治上挑毛病。
——对外，改变外事四夷，实行睦邻友好。
落实这一政策的重要环节，就是努力动员、帮助李陵那样由于种种原因失陷于匈奴的文官武将回归中原。可惜，全族被诛杀之后、李陵带着对皇帝的满腔仇恨开始真的为匈奴效力。这时虽然有国家、民族召唤，却已经回头无路。但困在匈奴十九年、史上大名鼎鼎的苏武牧羊的苏武，就是因此才得以回归。始元六年（前81年），苏武回到长安，拜为典属国，相当于外交部长兼对外联络部长又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还兼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弹劾海昏侯刘贺的奏章上那个36人大名单中的“典属国臣武”，就是苏武。和苏武前后归来的，还有被扣留在匈奴的汉使十余人。他们能够归来的宏观原因就是“汉已大赦”——霍光执政之后政治上的空前宽松。之前失陷匈奴、长期不能归来的主要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179 霍光带着脚镣跳舞还跳得挺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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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刘彻死后，西汉的治国理政重新回归了以民为本、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路线。但改弦更张政策出台的先后又显示了霍光一如既往的谨慎，先从正常的、事务性的大赦、灾免开始，凡是涉及公开正面否定刘彻政策的事情，都尽量靠后，努力较少社会震荡。
霍光的执政实践表明，他不仅不赞成而且否定了刘彻的路线，坚定不移改弦更张。但他又是刘彻一手擢拔，不能否定刘彻个人就又是他的底线。否定刘彻路线坚定不移，维护刘彻个人声名也坚定不移，这就是霍光。昭帝死后择立新君的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充分。随后会说到。
霍光，为西汉功臣提供了第三个和平生长期。经过百余年的三个和平成长期，西汉功臣这个打江山的政治集团终于成长为了和平时期的社会主导阶层。
必须说明，霍光能够改弦更张，汉初长期实行以民为本、无为而治是重要基础，所以上上下下都驾轻就熟，自觉性很高，阻力极少。
此外，刘彻轮台罪己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认为：霍光因此“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王船山：《读通鉴论》）。说刘彻临终这件事情办得很有水平，不像有些老皇帝，留下个烂摊子，还留下全套的紧箍咒，继承者非有所更张不能收拾烂摊子，有所更张就得面对紧箍咒，左右为难。不负责任的往往就只能多说少干、混日子，想真正干点事情的就不得不否定前任及其紧箍咒，搞的后来者不好做人；更糟糕的是导致社会基本是非观念混乱、后人无论想干点什么都得大费口舌。而刘彻轮台罪己、改弦更张等于给霍光留了一套超级无敌的挡箭牌，迫不得已必须正面否定刘彻某些政策的时候，就用轮台罪己、改弦更张来抵挡。（后世有认为刘彻轮台罪己是霍光演绎出来的。逻辑上或不能排除，但未见有关历史根据。）
变法、改革就是戴着脚镣跳舞。霍光跳的挺好，根本就没有被列入商鞅、晁错、王安石一类变法者的行列，也就更不会有人指责他有违祖制了，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或许就是如此吧。就此而言，霍光可谓政治上的高手。
霍光自己极为谨慎之外，刘彻的挡箭牌确实很重要，不可或缺。人老成精，皇帝老了、当得时间长了更会成精。细细品味刘彻晚年及霍光执政，感觉许多事情都可能是刘彻生前二人在一起谋划过的。如此，刘彻的胸怀就不是一般的博大了，似乎并没有把任何具体政策、具体业绩和自己绑定在一起，而是真正以天下国家为重，为了天下国家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否定的东西，包括坚持数十年的“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后世有不少很能干的皇帝陷入迷途而至死不能摆脱，说到底也就还是为一己声名所累。
深层而言，这一功劳还是应该归功于整个功臣集团。他们在朝堂上已经没有代言人的前提下，以大起义这样极端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将西汉的历史车轮扳回到了以民为本的道路上。以刘彻晚年轮台罪己为标志，以霍光执政长期改弦更张为标志，他们胜利了。在以后相当长历史阶段，已经没有力量可以挑战他们，哪怕是朝代更迭也很难动摇他们的社会地位。

180 盐铁会议原本是朝廷的社情民意座谈会，完全被动地变成了古典版的专题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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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少有的、甚至可谓绝无仅有的、充分显示中国君主政治特殊性的一次会议。近年来咱们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战争和阴谋诡计的宫斗，也还有政治协商的传统，这就是早期的一次重要表现。（本小节引文出自《盐铁论》的不一一加注。）
这次会议原本并不是关于盐铁的会议，也不叫盐铁会议。事情发生在霍光执政第七年（前81年）。大臣杜延年建议说：“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简约宽和，顺民心，悦民意。”此人乃西汉名臣杜周之子，是霍光的重要执政伙伴，这是以公开正式上书的形式建议霍光进一步改变刘彻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方针，进一步回归汉初以民为本、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就上书的时间和政局变化看，表明霍光的执政地位已经稳定下来了，已经具备条件把执政的重点从巩固自身地位转向全方位改变治国理政方略。就二人关系看，这个内容、这种形式，有可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是试图借助这个座谈会进一步推动这个转变，进一步向全社会明确这个转变。
这时，正好有一批按照惯例察举上来的贤良文学——各郡国推荐选拔上来的后备干部——集中到了长安，准备接受考核、分配工作。霍光遂以皇帝名义诏命，“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了解“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让丞相和御史大夫主持召开一次高级别的座谈会，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这是会议的缘起和准备，完全没有提及盐铁。在准备阶段，这次会议和盐铁没有关系。
这里的贤良和文学是以不同侧重点的标准选拔上来的两部分人，但一般都连在一起说，这里也就没有加顿号。再附带说一句：那个时候的汉语还非常质朴无华，开会、座谈会这般词语还尚未形成，所以皇帝说的是让丞相和御史大夫去和贤良文学说说话。这样表述是不是非常具体而明白、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呢？古汉语中这样一看就明白的表述还有很多。咱们的古汉语啊，大多数时候只是表面佶屈聱牙，其实明白如话。
对于这次会议，自古至今多有讨论，但从政治层面着眼的不多。对传统史学而言，这种严重突破朝廷控制的事情自然不可过于突出；对于近现代史学而言，这种看起来不大像君主专制的事情似也不宜过多渲染。这件事情政治层面的意义或因此而被忽略了。但其主要意义恰恰在政治层面。所以，这里对于盐铁会议的讨论主要从政治层面展开。
朝廷方面参加会议的主要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他们的高级助手，即丞相史、御史。桑弘羊是刘彻推行官营经济政策的主要策划人、又是操盘手，田千秋是刘彻晚年作为富民政策形象代言人擢拔上来的；朝廷一方的主要发言人是桑弘羊。
贤良文学一方是各郡国按惯例察举上来的朝廷后备干部。具体人数是：三辅和太常每一地各贤良二人，各郡国每一地文学高第各一人。共60余人。他们似乎一开始就没有推举主要发言人，后来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主要发言人，相关记载呈现七嘴八舌状态、给人一种谁想说谁就说的感觉。感觉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又谁也不用别人代表，但又谁也能代表谁、谁也可以代表别人，是一个个体综合素质都比较高的群体。与后世类比，西汉的贤良文学相当于明清两朝的贡士和恩科进士，是进士的一种，综合素质也确实应该比较高。且古代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管理体系还远未形成、还比较宽松，贤良文学不仅综合素质较高，也还都比较活跃、自由、开放。
会议刚一开始，贤良文学就明确要求朝廷还利于民。问题很明确，认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要求也很明确，朝廷应该“罢盐、铁、酒榷、均输；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这就把会议的主题从一般性的社情民意座谈变成了围绕盐铁官营的专题政治协商，也能说是高峰发展论坛。
这有点失控，类似政治事故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了完全被动的状态。但霍光并不以为然，居然顺水推舟、顺其自然、继续开了下去，且历时五个月之久，主题真的变成了盐铁官营，流传至今的《盐铁论》就是会议纪要，当时和后世、官方和民间都称之为盐铁会议。推断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霍光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顺着这个议题同样能够达到原定目的，甚至更有利于推动治国理政方略转变，这种形式也更有利于向全社会明确这个转变。于是，就顺其自然、顺水推舟了。在集权专制体制尚未形成之前，朝廷和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都很有限，往往没有力量确保一切工作都按照既定方向运转，随机应变也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政治技术能力。稍加留心，《汉书》中类似现象很多。

181 盐铁会议是朝廷顶级高官和尚未到岗的公务员之间的平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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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平等讨论的氛围超出后世想象。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和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常务副总理，他们的助手自然就是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人物；另一方是从各郡国刚刚推举上来的后备干部，类似刚刚录取、尚未到岗的公务员，等于是最低级别的公务员，且并不一定都安排在朝中任职，被筛选下来的也会由郡县另行选用，亦即基层公务员。就这么两拨人，在一起开了五个月讨论会。
平等讨论，自然就并非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教训或目中无人、蛮横无理的诽谤，但也并非大家都照本宣科、浮光掠影、蜻蜓点水，那背后极可能是并不平等。盐铁会议的双方是非常认真、往往还很激烈的讨论，甚至到了互相让对方闭嘴的地步。
例如这一段，贤良文学直接批评桑弘羊本人。先是引用了一段桑弘羊当年为刘彻谋划的匈奴之策，原文为：“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岂足道哉！”然后就面对面批评桑弘羊说：“上以为然。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之效，匈奴不为加俯，而百姓黎民以敝矣。”说皇帝相信了你，对你的信任超过了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范蠡的信任，从小小的搜粟都尉一步提拔为御史大夫、执掌朝政十多年，可你并没有文种、范蠡那般能力和功劳，反而搞得社会糜烂、到处是问题，匈奴没有低头示弱，天下百姓已经一无所有了。这番话也太不客气了，已经不是面对面的批评，而是面对面的控诉，最后又总结反问道： “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下面这一段是桑弘羊攻击贤良文学，已经是人身攻击了。先嘲弄贤良文学，会议记录将其笑声都据实记载下来了：“嘻！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说你们都是庸碌无为的卑贱小人、就像穿墙打洞的小毛贼，自古就是朝廷的麻烦。接着一步到位，嘲弄贤良文学的祖师爷：“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然后竟然赤裸裸地以焚书坑儒相威胁：“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
桑弘羊长处在经商，得到刘彻赏识的本质是率先提出了以朝廷权力经商的办法，从而为朝廷打造了一条在税赋徭役之外、大规模、无底线剥夺民众经济收益、以远远超越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的路径。他并非读书人、可能读书不多，不知道远古华夏传统政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朝廷不能与民争利；因为朝廷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如果进入市场如同企业一般追逐经济利益，就会成为超级垄断的巨无霸，谁还能和他平等竞争呢？大家都只能听任宰割，同时市场也必然迅速丧失活力、成为死水一潭。他甚至还迷惑不解，朝廷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怎么还能没钱用？为什么就不知道以政治权力经商呢？那岂不是想挣多少钱就能挣多少钱？！所以，他和刘彻可谓志同道合又一拍即合，长期大得重用。
前文曾有交待，当时政治透明度很高，桑弘羊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民众早已恨之入骨，贤良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他，也就形成了以一口对众口的局面。贤良文学积怨已久又不无迂腐之处、往往咄咄逼人，桑弘羊也被逼无奈，不仅出口伤人，居然说出了这般不宜公开宣扬的大实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说我这一套办法不仅在经济上保证了长期战争需要，政治上也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不能让你们这帮平民百姓富裕、强大起来；你们富裕起来了，朝廷还如何用小恩小惠驱使你们？你们强大起来了，朝廷还如何用王法权威控制你们？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实在有失体统了，丞相田千秋就让丞相史说几句，虽然是和稀泥、两面光，却很耐人寻味：“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诸生訚訚争盐、铁，亦非为己也，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二者各有所宗，时世异务，又安可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诸生若有能安集国中、怀来远方、使边境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所以贵术儒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赐之辞，而见鄙倍之色，非所闻也。大夫言过，而诸生亦如之，诸生不直谢大夫耳。”说桑弘羊是为了国家，诸生也不是为了自己，为何都不能好好说话，还互相鄙视、攻击？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御史大夫有不对，诸生也有不对，你们还不赶快给大夫道个歉？！这话自然是两面光，两面光自然是为了两不得罪，可试图两不得罪的前提是什么？那意味着，在丞相史以及丞相心目中，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御史大夫和相当于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的贤良文学，双方是同等重要、是平等的。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我们在解读《盐铁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否则，就有点愧对先民了。

182 西汉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社会，读书做官在西汉可能还不是唯一途径，读书人也不一定都是富家子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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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公允而论，贤良文学和桑弘羊之间的互相批评和攻击，直接起因是贤良文学首先当面指责桑弘羊，甚至不能排除是蓄谋已久、就是要找茬出口恶气，进而才形成后世难得一见的平等讨论、自由辩论，后来其实就是吵架、打嘴仗了。
一般而言，后世历代皇朝都不可能出现这般局面。为何？
后世刚刚高中皇榜的新科进士，一般没有这般胆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自己十年寒窗换来的仕途开玩笑。便是有人孤注一掷，朝廷体制和官场规则也都绝不会允许出现这般当众挑战顶级高官权威的场面。
换而言之，西汉这个时候的中国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的社会。这是后世解读《盐铁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的，并且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否则，极可能就无法正确理解双方。
官本位和君主集权专制的许多东西一样，也是从秦皇朝开始的。但在西汉这个时候，也和秦皇朝发明创造的绝大多数东西一样，都短命而亡了。西汉功臣原本大都是布衣，对秦皇朝的一套本来就不满意，让他们集中训练几天、好好给皇帝磕个头都不干，自然不会继承这一套。所以，从刘邦被迫“悉去秦仪法”那个时候开始，西汉就已经脱离了秦皇朝短暂的官本位，程度不同回归了远古的以民为本。
西汉社会的官民关系、乃至远古社会的官民关系，本质上可能就是盐铁会议那种状态。如果由于什么原因双方激动起来，自然就是贤良文学和桑弘羊之间的那个样子，而不会是长官居高临下表示亲切关怀、民众欢呼雀跃表示无比激动。那是摆拍。大致翻翻《诗经》，好些内容不就是明明白白的讽刺、批评、攻击甚至毫无顾忌地谩骂大小官员吗？这些作品就是因此被才古王朝收集起来的。后人视为民间文学作品，在当时是舆情、是社情民意。老子有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何为“受国之垢”？何为“受国不祥”？那可能就不仅仅是贤良文学那样几句难听话了，应该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讽刺、批评、攻击、谩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再和后世某些国家民众对待国家领导人的不客气态度联系起来，很容易就会明白老子所指的是什么现象了。官者，公仆也；公仆者，民众拿钱雇佣的打工仔也；民众者，官员的老板也。老板认为你活干的不好了，或者就是老板自己不高兴了，把气撒在你头上、批评两句、骂两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一旦想到贤良文学可能是以老板自居，盐铁会议上的一切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也应该注意到，西汉又是已经开始向官本位演进的社会。桑弘羊这一段话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说你们家里穷得连个仓库都没有、粮食摆在房檐下的石头台阶上还都摆不满，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你们这帮穷书生连读书人标配的衣冠都置办不齐全，凭什么对国家大事说长道短呢？！
桑弘羊此人啊，由巨富子弟而直接成为高官，不识民生艰难或可以理解，但如此当众嘲笑人的穿戴就是人品问题了。或许，他父亲只教会他如何做生意挣钱了、没有教给他如何与别人相处。

182 西汉可能还不是官本位社会，读书做官在西汉可能还不是唯一途径，读书人也不一定都是富家子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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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后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当朝宰相给这样两句，一般人大概是面红耳赤、臊眉耷眼、悄悄走开得多。但这是在西汉，贤良文学毫不羞惭，反而是理直气壮、硬邦邦地顶了回去：“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钱都被你们当官的搜刮一空了，我们这些读书人还怎么能买得起全套的、标配的读书人衣冠呢？
读书人脸皮薄。衣冠不整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本就自惭形秽，桑弘羊这样一说，更是被当众羞辱。这个话题过去之后，贤良文学还又借机还击说：“当世嚣嚣，非患儒之鸡廉，患在位者之虎饱鸱咽，于求览无所孑遗耳。”
双方这番话语背后，潜藏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当时的读书人大多不是富家子弟，反而可能是贫寒子弟。后世直至近现代，往往下意识地以为但凡在旧社会能够读得起书的人，大都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京城的读书人，更大都是大富人家子弟。笔者就曾经这样认为，前文或还有相似表述。看来是绝对化了，这可能也是个不可一概而论的现象。简略说明如下。
春秋礼崩乐坏之前、孔子开办私家学校之前，咱们中国的“学在官府”，读书人、文化人、官员、贵族子弟是外延基本重叠的四个概念，是从四个不同角度概括同一部分人。其中，贵族子弟是基本身份，其余三个都是随之而来的。那个时代就也还没有“读书做官论”，主要是凭借贵族血缘做官。随着礼崩乐坏，有的可能干脆就不必读书，单单凭借贵族血缘就可以做官。至于其中贵族家的嫡长子则官也不必去做，坐等着继承自家的贵族领主老爷地位就是了。
所以，孔子的学生就是中国第一批没有贵族身份、没有官员身份的读书人，是从贵族阶梯上跌落下来的平民，经济状况大都不算很好。所以，七十二贤人中，出身贫贱者为大多数，还有颜回那样很穷的。孔子用以吸引他们的、他们到孔子门下学习，都是为了“学而优则士”——没有出身的优势了，就努力增强学问的优势，以增强自己做官的竞争力。
所以，孔子尤其重视教育质量。齐人子羔，为齐国国君后裔，也到孔门来学习。已经有所成就的子路很喜欢子羔，打算介绍到费邑担任邑宰。孔子说：你这是害人家孩子。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有直接当官的机会，何必一定要先读书呢？孔子虽然已经开始实践“学而优则士”，但社会上还是存在大量“生而优则士”的现象。这对孔子的创业本就是极大威胁，但又无可奈何。这种威胁居然登堂入室了，老先生忍无可忍、只好骂人，说：“是故恶夫佞者。”说他自己一贯讨厌那些花言巧语、尖嘴滑舌的人。
所以，春秋战国做官主要的还是凭借血缘，读书人大多是平民子弟、贫寒子弟，孔孟周游列国、读书人成为游士，都是凭借学问和血缘竞争。秦皇朝做官主要是凭借军功，读书人也还大多是平民子弟、贫寒子弟，有些好不容易竞争得一官半职的还被嬴政给活埋了。西汉初期做官主要也是凭借军功，后来虽然实行察举、要看学问了。但是，那些可以继承祖上封君爵位的功臣后裔，是十年寒窗苦读书呢？还是坐在家里等着继承成为新一代封君呢？所以，西汉需要读书的人、必须下功夫读书的人，大多仍然是平民子弟、贫寒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