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
154 刘彻的经济政策是竭泽而渔、重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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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的经济政策上总体可以概括为竭泽而渔、重赋于民。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武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一是全面突破法律规定“律外而取之”。
《文献通考》的注释中概括谈到这个问题，“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文献通考·田赋考》）。
律外而取之，并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摊派。后世所谓乱摊派也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还能摊派下去，那还有政府吗？!
刘彻一朝的赋税徭役都有皇帝和朝廷的正式文书，是完全合法的。所谓律外而取之，是说全方位突破了原来的田租三十税一、人头税七岁起征等各项法律规定，在原有法律规定之外重赋于民。
二是开征财产税。
刘彻重赋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算缗、告缗。算缗，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征财产税；告缗，是以检举揭发为主要手段征收财产税。“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堪称恶税、苛政。
有学者认为仅仅针对商旅之家，恐有问题：
——仅仅商贾之家，如何能够得民奴婢以千万数？西汉人口高峰尚不足六千万，这必须是包括所有中家以上才有可能。
——财产税是以家庭财产为计税根据的，同样数额的家庭财产，如果对商贾之家征收财产税，非商贾之家则不征收，实际操作中如何区分？且一般小土地所有者多收了三五斗、到集市上卖出，算不算商业行为？实际操作中又如何区分？
所谓告缗，应该就是因为实际操作困难而推出的办法。最终的具体操作，只能是不分士农工商，一律以家庭财产为准，所以才会形成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结果。这里的“商贾中家”之间，似应该加一顿号，指商贾之家和所有中等收入以上之家；否则就是指中等以上商贾之家了，更不可能。而这时的中家以上，就是中小功臣繁衍而来的封君阶层。刘彻的重赋与民的对象，是且只能是他们。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刘彻大概没有想到，后世论者或也没有想到。
更为典型的恶税、苛政是人头税，“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书·贡禹传》）。原本每人20钱，后又加3钱；原来7岁起征，刘彻改为3岁起征，等于加征4年。每个幼儿23×4=92钱，就能导致溺婴，又可见平民家庭平时的经济状况。这92钱就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刘彻，不是一般的重赋于民啊。后世，对于这一时期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不是一般的忽略啊。
三是盐铁官营。
对盐、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官营制度，核心是官产官销，寓税于价。其中食盐一项，官盐售价相当于成本的十倍。开创了这种隐蔽的、非公开的、极为恶劣的收税模式，国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也剥夺了原来属于民众的经营权。更为重要的是，率先破坏了远古以来朝廷不与民争利的传统，破坏了长期稳定的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关系，朝廷不仅以国家权力经商、不仅与民争利，更为贻害久远的是寓税于价、蓄意混淆税收和利润，以税收的名义牟利，高利盘剥民众，冠冕堂皇的朝廷悄无声息变身成为最大的垄断商家、最大的奸商，是典型的、空前规模的以权谋私。
从此，我国民众的负担就不仅仅是税费两项了。有些朝代，税费、尤其是田赋可能很低，但朝廷从官营经济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可能很高。我国古代财政所以能够支撑庞大的国家和奢侈的朝廷，就是因为民众在名义税率之外这种超额贡献，类似于经济学上的超额利润、超经济剥削。后世扯着嗓门歌颂刘彻的时候，就是有意无意忘记了这一点。
四是抑制兼并。其实质是以国家权力禁止老百姓趋利避害、自寻活路。随后专门讨论。
上文特地说明了刘彻九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顺序，再结合相关史料略加分析就能明白，他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什么逻辑，就是朝廷没钱了、想尽办法弄钱而已，就是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搜刮民财。顾颉刚先生有一段话概括的很是明白：“武帝之世正值汉家全盛时代，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加以四方征伐，花费个干净。用尽之后，只得立下许多苛捐杂税，维持他的奢侈惯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尽，盗贼纷纷起来，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千里。”（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根据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再版，第28页。）这一番话的每一句都有根据，但还有一层没有说到。
始料未及的、长期而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是刘彻集权专制的直接原因。由于汉初长期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影响，推行重赋于民就很困难，那就无可奈何了、必须依靠强大而集中的权力，哪里还能无为而治呢？！这是逆反心理之外的又一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刘彻的集权专制就由此形成。不是人办事，更不是人根据政治主张办事；而是事办人，事情把人逼到这条路上来了。这并非为刘彻开脱，确实如此。
刘彻很快成为集权程度、专制程度都很高的特殊皇帝。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尤其是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特别是第二把手，都极为痛苦地品尝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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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的经济政策上总体可以概括为竭泽而渔、重赋于民。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武帝纪》的不一一加注。）
一是全面突破法律规定“律外而取之”。
《文献通考》的注释中概括谈到这个问题，“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文献通考·田赋考》）。
律外而取之，并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乱摊派。后世所谓乱摊派也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还能摊派下去，那还有政府吗？!
刘彻一朝的赋税徭役都有皇帝和朝廷的正式文书，是完全合法的。所谓律外而取之，是说全方位突破了原来的田租三十税一、人头税七岁起征等各项法律规定，在原有法律规定之外重赋于民。
二是开征财产税。
刘彻重赋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算缗、告缗。算缗，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征财产税；告缗，是以检举揭发为主要手段征收财产税。“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堪称恶税、苛政。
有学者认为仅仅针对商旅之家，恐有问题：
——仅仅商贾之家，如何能够得民奴婢以千万数？西汉人口高峰尚不足六千万，这必须是包括所有中家以上才有可能。
——财产税是以家庭财产为计税根据的，同样数额的家庭财产，如果对商贾之家征收财产税，非商贾之家则不征收，实际操作中如何区分？且一般小土地所有者多收了三五斗、到集市上卖出，算不算商业行为？实际操作中又如何区分？
所谓告缗，应该就是因为实际操作困难而推出的办法。最终的具体操作，只能是不分士农工商，一律以家庭财产为准，所以才会形成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结果。这里的“商贾中家”之间，似应该加一顿号，指商贾之家和所有中等收入以上之家；否则就是指中等以上商贾之家了，更不可能。而这时的中家以上，就是中小功臣繁衍而来的封君阶层。刘彻的重赋与民的对象，是且只能是他们。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刘彻大概没有想到，后世论者或也没有想到。
更为典型的恶税、苛政是人头税，“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书·贡禹传》）。原本每人20钱，后又加3钱；原来7岁起征，刘彻改为3岁起征，等于加征4年。每个幼儿23×4=92钱，就能导致溺婴，又可见平民家庭平时的经济状况。这92钱就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刘彻，不是一般的重赋于民啊。后世，对于这一时期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不是一般的忽略啊。
三是盐铁官营。
对盐、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官营制度，核心是官产官销，寓税于价。其中食盐一项，官盐售价相当于成本的十倍。开创了这种隐蔽的、非公开的、极为恶劣的收税模式，国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也剥夺了原来属于民众的经营权。更为重要的是，率先破坏了远古以来朝廷不与民争利的传统，破坏了长期稳定的国家和民众的经济关系，朝廷不仅以国家权力经商、不仅与民争利，更为贻害久远的是寓税于价、蓄意混淆税收和利润，以税收的名义牟利，高利盘剥民众，冠冕堂皇的朝廷悄无声息变身成为最大的垄断商家、最大的奸商，是典型的、空前规模的以权谋私。
从此，我国民众的负担就不仅仅是税费两项了。有些朝代，税费、尤其是田赋可能很低，但朝廷从官营经济中攫取的超额利润可能很高。我国古代财政所以能够支撑庞大的国家和奢侈的朝廷，就是因为民众在名义税率之外这种超额贡献，类似于经济学上的超额利润、超经济剥削。后世扯着嗓门歌颂刘彻的时候，就是有意无意忘记了这一点。
四是抑制兼并。其实质是以国家权力禁止老百姓趋利避害、自寻活路。随后专门讨论。
上文特地说明了刘彻九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顺序，再结合相关史料略加分析就能明白，他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什么逻辑，就是朝廷没钱了、想尽办法弄钱而已，就是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搜刮民财。顾颉刚先生有一段话概括的很是明白：“武帝之世正值汉家全盛时代，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加以四方征伐，花费个干净。用尽之后，只得立下许多苛捐杂税，维持他的奢侈惯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尽，盗贼纷纷起来，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千里。”（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根据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再版，第28页。）这一番话的每一句都有根据，但还有一层没有说到。
始料未及的、长期而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是刘彻集权专制的直接原因。由于汉初长期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影响，推行重赋于民就很困难，那就无可奈何了、必须依靠强大而集中的权力，哪里还能无为而治呢？！这是逆反心理之外的又一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刘彻的集权专制就由此形成。不是人办事，更不是人根据政治主张办事；而是事办人，事情把人逼到这条路上来了。这并非为刘彻开脱，确实如此。
刘彻很快成为集权程度、专制程度都很高的特殊皇帝。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尤其是最高统治集团成员、特别是第二把手，都极为痛苦地品尝到了这一点。
155 刘彻的第二把手颇为尴尬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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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权专制下的第二把手是颇为尴尬又颇为痛苦的位置，如果既有独立见解又试图保持独立人格，就更尴尬更痛苦。汉武帝刘彻是第一个成功集权、又长期稳定集权的君主，他的第二把手就最先遭遇这种尴尬、最先品尝了这种痛苦。
刘彻在位时间长，先后担任第二把手的人就比较多；且他的第二把手极不稳定，随着他的信任转移而转移，一般是丞相，有的时候是大司马大将军，也有的时候是御史大夫甚至别的人。人数太多，这一小节介绍3位有代表性的：卫青、韩安国、公孙贺。
最先意识到刘彻这个皇帝特殊、默默感觉到痛苦的，可能是距离刘彻很近、位在丞相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
卫青和姐姐卫子夫，原本都是刘彻的同袍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姐姐卫子夫是歌女，他是骑奴。卫子夫被平阳公主推荐给刘彻、后来成为皇后，他也被刘彻一手擢拔至大司马大将军。（平阳公主，因嫁于平阳侯曹参曾孙曹寿而称，曹寿死后改嫁汝阴侯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夏侯颇死后再嫁已经成为大将军的卫青。以此为视角，可见西汉建立百余年之后的社会主导阶层显然还是功臣封君；主导高层社会的是他们，主导中下层社会的更是他们。60万汉军将士由功臣而封君而世家而社会主导阶层，信哉不虚。）
卫青为人极其谨慎，极可能是有意识地从不流露自己的痛苦。如果不是下边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甚至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内心世界。
卫青手下的大将苏建，建议他学习古代名将招贤养士、扩大影响。他可能很早就有考虑，给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列传》）
魏其侯竇婴、武安侯田蚡都是刘彻亲政初期的丞相，竇婴是窦漪房的家人，田蚡是刘彻的舅父，二人都试图成为传统的丞相、府中宾客甚多，先后被刘彻轻松解决。此二人都曾经叱咤风云，却显然不知道招贤养士的时代已经过去。苏建不仅不知道，还反过来给卫青出主意，不知道卫青比他看得清楚。
卫青是这个时候的汉军前敌总指挥，麾下更将领众多，一开始就从中汲取教训，一生谨小慎微。司马迁认为霍去病也是如此。两位大将军军事上都有意气风发的时候、霍去病更气吞万里，政治上却都是规行矩步才换得一生平安无事。长此以往，政治心态必然影响军事心态。所以，后世将领、尤其是宋元更迭之后的，大都类似他们，多数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如此，刘彻也还始终保持着对卫青的警惕，甚至直到卫青死后都还继续保持警惕。如果能对他们做一番心理分析，恐怕会很有意思。
注意到第二把手的痛苦并成功规避的，是韩安国。
此人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功臣后裔，见多识广、颇为智慧，平定吴楚之乱时崭露头角。田蚡死后，以御史大夫代理丞相，是这一期间的二把手，经常和皇帝一起进出。某日，好像是偶然不小心而“奉引堕车蹇”（《史记·韩长孺列传》），指引天子车驾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脚崴了，遂正儿八经告假休息。
不久，刘彻考虑丞相人选、打算正式拜他为相，派人去看望。他的表现是“蹇甚”，脚还是疼的很厉害；不能上班，自然也就不能担任丞相。刘彻只好临时拉了一个叫薛泽的充数。
韩安国对刘彻的了解超过了刘彻本人，有可能是在刘彻之前就意识到刘彻可能选自己担任丞相，便提前采取了这样一个小手段。
刘彻虽然见事迟，但位置特殊、还是很快就明白了。韩安国伤好上班即被降为中尉——那是由三公之列而降到九卿之列了，类似由国家领导人将为国务院部门负责人了。此后一路向下，再未被重用，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注意到第二把手的痛苦、试图规避而没有成功的，是公孙贺。
此人乃少数民族世家子弟。刘彻为太子时，他是太子舍人，二人之间有点发小意思；后来又娶卫子夫的姐姐为妻、就成为连襟了，以军功升至太仆。
石庆死后，他被选为丞相。拜相的场景令人感慨：
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汉书·公孙贺传》）
公孙贺鞍马骑射出身，但已经深知丞相印绶的可怕，居然被吓得顿首涕泣。皇帝和左右都感动下泣，可见伤心、可见给刘彻当丞相确实可怕！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是因为主上贤明而自己没有能力，绝不是因为害怕而试图规避。
公孙贺成为丞相后，儿子又担任太仆，在后来的巫蛊之变中，父子双双都死在刘彻手中并被灭族。
三位固然谨小慎微，但切勿轻易认为胆小怕死，更勿轻易嘲笑。他们程度不同都有自己的原则，对于治国理政都有自己的考虑，不仅韩安国有，卫青和公孙贺也有。他们以个性色彩鲜明的方式规避担任的是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顶级高官，换而言之，是在刘彻的赫赫皇权面前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顺推千余年、到宋元更迭之后、尤其是到明清两朝，哪里还会有人放着丞相不当呢？！也切勿轻易认定为只是官员操守水平的变化。那样说话不公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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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权专制下的第二把手是颇为尴尬又颇为痛苦的位置，如果既有独立见解又试图保持独立人格，就更尴尬更痛苦。汉武帝刘彻是第一个成功集权、又长期稳定集权的君主，他的第二把手就最先遭遇这种尴尬、最先品尝了这种痛苦。
刘彻在位时间长，先后担任第二把手的人就比较多；且他的第二把手极不稳定，随着他的信任转移而转移，一般是丞相，有的时候是大司马大将军，也有的时候是御史大夫甚至别的人。人数太多，这一小节介绍3位有代表性的：卫青、韩安国、公孙贺。
最先意识到刘彻这个皇帝特殊、默默感觉到痛苦的，可能是距离刘彻很近、位在丞相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卫青。
卫青和姐姐卫子夫，原本都是刘彻的同袍姐姐平阳公主的奴婢。姐姐卫子夫是歌女，他是骑奴。卫子夫被平阳公主推荐给刘彻、后来成为皇后，他也被刘彻一手擢拔至大司马大将军。（平阳公主，因嫁于平阳侯曹参曾孙曹寿而称，曹寿死后改嫁汝阴侯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夏侯颇死后再嫁已经成为大将军的卫青。以此为视角，可见西汉建立百余年之后的社会主导阶层显然还是功臣封君；主导高层社会的是他们，主导中下层社会的更是他们。60万汉军将士由功臣而封君而世家而社会主导阶层，信哉不虚。）
卫青为人极其谨慎，极可能是有意识地从不流露自己的痛苦。如果不是下边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甚至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内心世界。
卫青手下的大将苏建，建议他学习古代名将招贤养士、扩大影响。他可能很早就有考虑，给出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列传》）
魏其侯竇婴、武安侯田蚡都是刘彻亲政初期的丞相，竇婴是窦漪房的家人，田蚡是刘彻的舅父，二人都试图成为传统的丞相、府中宾客甚多，先后被刘彻轻松解决。此二人都曾经叱咤风云，却显然不知道招贤养士的时代已经过去。苏建不仅不知道，还反过来给卫青出主意，不知道卫青比他看得清楚。
卫青是这个时候的汉军前敌总指挥，麾下更将领众多，一开始就从中汲取教训，一生谨小慎微。司马迁认为霍去病也是如此。两位大将军军事上都有意气风发的时候、霍去病更气吞万里，政治上却都是规行矩步才换得一生平安无事。长此以往，政治心态必然影响军事心态。所以，后世将领、尤其是宋元更迭之后的，大都类似他们，多数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如此，刘彻也还始终保持着对卫青的警惕，甚至直到卫青死后都还继续保持警惕。如果能对他们做一番心理分析，恐怕会很有意思。
注意到第二把手的痛苦并成功规避的，是韩安国。
此人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功臣后裔，见多识广、颇为智慧，平定吴楚之乱时崭露头角。田蚡死后，以御史大夫代理丞相，是这一期间的二把手，经常和皇帝一起进出。某日，好像是偶然不小心而“奉引堕车蹇”（《史记·韩长孺列传》），指引天子车驾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脚崴了，遂正儿八经告假休息。
不久，刘彻考虑丞相人选、打算正式拜他为相，派人去看望。他的表现是“蹇甚”，脚还是疼的很厉害；不能上班，自然也就不能担任丞相。刘彻只好临时拉了一个叫薛泽的充数。
韩安国对刘彻的了解超过了刘彻本人，有可能是在刘彻之前就意识到刘彻可能选自己担任丞相，便提前采取了这样一个小手段。
刘彻虽然见事迟，但位置特殊、还是很快就明白了。韩安国伤好上班即被降为中尉——那是由三公之列而降到九卿之列了，类似由国家领导人将为国务院部门负责人了。此后一路向下，再未被重用，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注意到第二把手的痛苦、试图规避而没有成功的，是公孙贺。
此人乃少数民族世家子弟。刘彻为太子时，他是太子舍人，二人之间有点发小意思；后来又娶卫子夫的姐姐为妻、就成为连襟了，以军功升至太仆。
石庆死后，他被选为丞相。拜相的场景令人感慨：
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汉书·公孙贺传》）
公孙贺鞍马骑射出身，但已经深知丞相印绶的可怕，居然被吓得顿首涕泣。皇帝和左右都感动下泣，可见伤心、可见给刘彻当丞相确实可怕！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是因为主上贤明而自己没有能力，绝不是因为害怕而试图规避。
公孙贺成为丞相后，儿子又担任太仆，在后来的巫蛊之变中，父子双双都死在刘彻手中并被灭族。
三位固然谨小慎微，但切勿轻易认为胆小怕死，更勿轻易嘲笑。他们程度不同都有自己的原则，对于治国理政都有自己的考虑，不仅韩安国有，卫青和公孙贺也有。他们以个性色彩鲜明的方式规避担任的是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顶级高官，换而言之，是在刘彻的赫赫皇权面前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顺推千余年、到宋元更迭之后、尤其是到明清两朝，哪里还会有人放着丞相不当呢？！也切勿轻易认定为只是官员操守水平的变化。那样说话不公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156 刘彻的第二把手中充分品尝了痛苦和尴尬的是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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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乃长安县小吏出身，因长于刑狱被不断擢拔，官至御史大夫，成为刘彻手下最为凶恶的酷吏。刘彻想要整治的人，无论是皇后还是诸侯王，他都能找到足够的罪证；刘彻想要实施的政策，无论是盐铁官营还是征收财产税，他都有的是办法能够努力执行。最终发展到了“丞相取充位，天子事皆决汤”的地步，成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张汤传》的不一一加注。）
曾经奉诏续写《史记》十余篇的西汉历史学者冯商认为，张汤和张良同祖，只是司马迁没有记载而不为后世所知。若是，可能是跟随张良进入长安的下级军官、无甚功劳的小功臣，安排在长安县衙担任分管政法的副县长。当时的长安县相当于后世的首都直辖市，下级军官能够在这里当个副县长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刘彻对张汤非常信任，“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
但刘彻的经济政策本就没有考虑民众生活，再加张汤不择手段强制推行，搞得怨声载道，下边，“百姓不安其生，骚动”；中间，腐败官员又从中渔利；上边，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又未能获得预期收益；朝廷于是更加大力量整治各级官员。大家心怀不满、又不敢公开反对刘彻，张汤便必然地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
于是，君主政治的内部斗争，第一次表现出了极为残酷又野蛮的一个特征。朝中官员都明白，正面指控张汤就等于反对刘彻，便转而污蔑陷害，说他只是表面拥护皇帝的政策，实际是有意破坏。官员们这样做，又可谓是以张汤之道治张汤之身。最先有意无意搞诬陷的，就是张汤，皇帝怀疑谁，他就能查出谁有问题。于是，刘彻一朝最高政治舞台上的斗争迅速成为围绕皇帝意向的互相污蔑陷害。
最为典型的是，有3名张汤自己手下的长史举报他，说商贾往往能够成功规避朝廷政策、少缴税费，是他事先通风报信。
刘彻正值财政压力很大、想出办法来又收不到预期效果的困窘，立即当面询问他说：“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
张汤没有想到皇帝已经开始怀疑他，还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固宜有。”首先肯定皇帝的怀疑，然后还是老办法，很快就抓了若干给商贾通风报信的官员。
皇帝怀疑什么就能查证什么的办法终于走到了反面。皇帝怀疑他“怀诈面欺”，亲自安排“使使八辈簿责汤”，先后派了八拨人审查张汤，凡是告发举报的事情逐一审问核实。
这般审问，就在劫难逃了。“汤具自道无此，不服”。
刘彻根本不相信。之前怀疑别人都是一怀疑一个准，怎么轮到你张汤我的怀疑就不准了呢？遂安排另一酷吏赵禹审问张汤。
赵禹根本就没有审查具体问题，也没有审问张汤，只是和他聊了两句：“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皇帝要整治谁你就能整治出谁的罪证来；现在皇帝要整治你了，你又何必多费口舌？
寥寥数语，轻松击垮了张汤，无奈自杀。他死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难以名状的痛苦。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葬时，“有棺而无椁”。这个酷吏在三公一级高官中又堪称廉吏。
刘彻获悉，内心也一定是难以名状的痛苦。但他是皇帝，立即向另一个方向采取三条措施：一是“乃尽按诛三长史”，把诬告张汤的三个官员都杀了；二是责令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其罪自然就是没有及时提醒皇帝；三是给张汤之子张安世重新安排了工作、以示抚恤。然后，就放下了。张汤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个张安世，后来成为霍光的重要执政伙伴、昭宣两朝重臣，家中开办有7百余人的纺织工场，成为高官中的巨富。刘彻地下有知，又不知作何感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君主专制制度就建立在天子圣明、皇帝从来不会犯错误的基础上。然集权的皇帝又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出错的概率必然很大，无论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就都需要一个背锅的人。要给皇帝背锅，就得距离皇帝很近。所以，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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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乃长安县小吏出身，因长于刑狱被不断擢拔，官至御史大夫，成为刘彻手下最为凶恶的酷吏。刘彻想要整治的人，无论是皇后还是诸侯王，他都能找到足够的罪证；刘彻想要实施的政策，无论是盐铁官营还是征收财产税，他都有的是办法能够努力执行。最终发展到了“丞相取充位，天子事皆决汤”的地步，成为事实上的第二把手。（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张汤传》的不一一加注。）
曾经奉诏续写《史记》十余篇的西汉历史学者冯商认为，张汤和张良同祖，只是司马迁没有记载而不为后世所知。若是，可能是跟随张良进入长安的下级军官、无甚功劳的小功臣，安排在长安县衙担任分管政法的副县长。当时的长安县相当于后世的首都直辖市，下级军官能够在这里当个副县长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刘彻对张汤非常信任，“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
但刘彻的经济政策本就没有考虑民众生活，再加张汤不择手段强制推行，搞得怨声载道，下边，“百姓不安其生，骚动”；中间，腐败官员又从中渔利；上边，朝廷的一系列政策又未能获得预期收益；朝廷于是更加大力量整治各级官员。大家心怀不满、又不敢公开反对刘彻，张汤便必然地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
于是，君主政治的内部斗争，第一次表现出了极为残酷又野蛮的一个特征。朝中官员都明白，正面指控张汤就等于反对刘彻，便转而污蔑陷害，说他只是表面拥护皇帝的政策，实际是有意破坏。官员们这样做，又可谓是以张汤之道治张汤之身。最先有意无意搞诬陷的，就是张汤，皇帝怀疑谁，他就能查出谁有问题。于是，刘彻一朝最高政治舞台上的斗争迅速成为围绕皇帝意向的互相污蔑陷害。
最为典型的是，有3名张汤自己手下的长史举报他，说商贾往往能够成功规避朝廷政策、少缴税费，是他事先通风报信。
刘彻正值财政压力很大、想出办法来又收不到预期效果的困窘，立即当面询问他说：“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
张汤没有想到皇帝已经开始怀疑他，还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固宜有。”首先肯定皇帝的怀疑，然后还是老办法，很快就抓了若干给商贾通风报信的官员。
皇帝怀疑什么就能查证什么的办法终于走到了反面。皇帝怀疑他“怀诈面欺”，亲自安排“使使八辈簿责汤”，先后派了八拨人审查张汤，凡是告发举报的事情逐一审问核实。
这般审问，就在劫难逃了。“汤具自道无此，不服”。
刘彻根本不相信。之前怀疑别人都是一怀疑一个准，怎么轮到你张汤我的怀疑就不准了呢？遂安排另一酷吏赵禹审问张汤。
赵禹根本就没有审查具体问题，也没有审问张汤，只是和他聊了两句：“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皇帝要整治谁你就能整治出谁的罪证来；现在皇帝要整治你了，你又何必多费口舌？
寥寥数语，轻松击垮了张汤，无奈自杀。他死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难以名状的痛苦。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葬时，“有棺而无椁”。这个酷吏在三公一级高官中又堪称廉吏。
刘彻获悉，内心也一定是难以名状的痛苦。但他是皇帝，立即向另一个方向采取三条措施：一是“乃尽按诛三长史”，把诬告张汤的三个官员都杀了；二是责令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其罪自然就是没有及时提醒皇帝；三是给张汤之子张安世重新安排了工作、以示抚恤。然后，就放下了。张汤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个张安世，后来成为霍光的重要执政伙伴、昭宣两朝重臣，家中开办有7百余人的纺织工场，成为高官中的巨富。刘彻地下有知，又不知作何感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君主专制制度就建立在天子圣明、皇帝从来不会犯错误的基础上。然集权的皇帝又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出错的概率必然很大，无论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就都需要一个背锅的人。要给皇帝背锅，就得距离皇帝很近。所以，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
@西风教主 2022-02-15 09: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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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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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皇帝的政治技术倾向，丞相的结局是很有意思的角度。
汉武帝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细说麻烦，又都是大同小异的故事、没甚意思，且列表介绍如下：
汉武帝刘彻任用丞相结局情况表
丞相姓名 任丞相前 任丞相时间 结局
卫绾 御史大夫 前143-前140 免官
窦婴 太子太傅 前140-前139 免官并当街斩首示众
许昌 太常 前139-前135 免官
田蚡 郎官封侯拜太尉 前135-前131 惊惧而死
薛泽 不明 前131-前124 免官
公孙弘 以贤良入仕 前124-前121 在职病故
李蔡 轻车将军、御史大夫 前121-前117 自杀
庄青翟 御史大夫、太子少傅 前118-前115 下狱自杀
赵周 太子太傅 前115-前112 下狱自杀
石庆 御史大夫 前112-前103 在职病故
公孙贺 太仆、将军 前103-前91 下狱而死、灭族
刘屈氂 郡守 前91-前90 下狱腰斩、妻子当街斩首
田千秋 高寝郎而大鸿胪 前89- 任职至刘彻死后
刘彻在位54年、任用丞相13人，共同特点是：
——提拔。以刘彻直接擢拔为主。其中卫绾、窦婴、许昌是他奶奶窦漪房选用。其余十人中，从官员队伍中成长起来、排着队上来的只有庄青翟、石庆二人；此外都是他自己破格提拔，田蚡、公孙弘起自庶民，李蔡、公孙贺起自军中，刘屈氂、田千秋起自中下级官吏，薛泽、赵周是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近乎拉郎配、充数的。
——在任。自周亚夫之后直至刘彻时期的丞相，都可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刘彻的“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史记·张丞相列传》）。司马迁明确认为他们整体上不值一提、都不值一记。这是西汉官方读书人的看法。数十年后，霍光辅政，举办古代史上第一次高峰论坛，丞相、御史大夫等顶级高官和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共同讨论治国方针，贤良文学当着在任丞相评价西汉历任丞相，说“高皇帝之时，萧曹为公，滕灌之属为卿，济济然斯则贤矣。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盐铁论·救匮》）。这是西汉民间读书人的看法。两方面结合一起，大概就是西汉的看法。背后就是西汉政治的变化，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丞相的人品问题。
——离任。13人中，能算正常离任的3人、能算正常死亡5人。其中：卫绾、窦婴系窦漪房处置；田千秋留任；刘彻任内离任的10位，能算正常离职的只有在职病故的公孙弘、石庆两位，其余8位均为罢免、下狱等非正常离职；正常死亡的只有4位，其余6为均为被杀、自杀、甚至吓死等非正常死亡。
搞君主专制也并非轻而易举。一般而言，开国皇帝功高威重，容易一些；后继之君大都比较困难，往往需要大动杀伐。刘彻已经是第五代皇帝了，他的丞相大都因此送了性命。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开辟以来一直为天下敬重的岗位，在刘彻一朝不知不觉变得如坐针毡了。
不仅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前文论及的那些位大功臣的后裔也淘汰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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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皇帝的政治技术倾向，丞相的结局是很有意思的角度。
汉武帝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细说麻烦，又都是大同小异的故事、没甚意思，且列表介绍如下：
汉武帝刘彻任用丞相结局情况表
丞相姓名 任丞相前 任丞相时间 结局
卫绾 御史大夫 前143-前140 免官
窦婴 太子太傅 前140-前139 免官并当街斩首示众
许昌 太常 前139-前135 免官
田蚡 郎官封侯拜太尉 前135-前131 惊惧而死
薛泽 不明 前131-前124 免官
公孙弘 以贤良入仕 前124-前121 在职病故
李蔡 轻车将军、御史大夫 前121-前117 自杀
庄青翟 御史大夫、太子少傅 前118-前115 下狱自杀
赵周 太子太傅 前115-前112 下狱自杀
石庆 御史大夫 前112-前103 在职病故
公孙贺 太仆、将军 前103-前91 下狱而死、灭族
刘屈氂 郡守 前91-前90 下狱腰斩、妻子当街斩首
田千秋 高寝郎而大鸿胪 前89- 任职至刘彻死后
刘彻在位54年、任用丞相13人，共同特点是：
——提拔。以刘彻直接擢拔为主。其中卫绾、窦婴、许昌是他奶奶窦漪房选用。其余十人中，从官员队伍中成长起来、排着队上来的只有庄青翟、石庆二人；此外都是他自己破格提拔，田蚡、公孙弘起自庶民，李蔡、公孙贺起自军中，刘屈氂、田千秋起自中下级官吏，薛泽、赵周是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近乎拉郎配、充数的。
——在任。自周亚夫之后直至刘彻时期的丞相，都可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刘彻的“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史记·张丞相列传》）。司马迁明确认为他们整体上不值一提、都不值一记。这是西汉官方读书人的看法。数十年后，霍光辅政，举办古代史上第一次高峰论坛，丞相、御史大夫等顶级高官和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共同讨论治国方针，贤良文学当着在任丞相评价西汉历任丞相，说“高皇帝之时，萧曹为公，滕灌之属为卿，济济然斯则贤矣。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盐铁论·救匮》）。这是西汉民间读书人的看法。两方面结合一起，大概就是西汉的看法。背后就是西汉政治的变化，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丞相的人品问题。
——离任。13人中，能算正常离任的3人、能算正常死亡5人。其中：卫绾、窦婴系窦漪房处置；田千秋留任；刘彻任内离任的10位，能算正常离职的只有在职病故的公孙弘、石庆两位，其余8位均为罢免、下狱等非正常离职；正常死亡的只有4位，其余6为均为被杀、自杀、甚至吓死等非正常死亡。
搞君主专制也并非轻而易举。一般而言，开国皇帝功高威重，容易一些；后继之君大都比较困难，往往需要大动杀伐。刘彻已经是第五代皇帝了，他的丞相大都因此送了性命。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开辟以来一直为天下敬重的岗位，在刘彻一朝不知不觉变得如坐针毡了。
不仅刘彻的丞相下场大都不好，前文论及的那些位大功臣的后裔也淘汰殆尽了。
158 大功臣后裔淘汰殆尽
=========================
大功臣，在这个稿子里指西汉功臣中的两部分人：在《汉书》中载有传记又在朝为官者；或爵在列侯亦即名列功臣表者，单指的时候会说明。这一小节中的大功臣后裔，就是指前一部分人的后裔。到刘彻晚年，就已经大都被夺爵除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下表是具体情况。
西汉功臣中大功臣后裔情况表
姓名 后裔情况 备注
韩信 夷三族。 绝后可能较大。
韩王信 文帝时子、孙归汉封侯，景帝时因功拜将，武帝时后裔大得宠信，霍光时韩增为执政伙伴，王莽败，乃绝。 后人归汉几乎代代为高官贵爵各有原因。
英布 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 绝后可能较大。
彭越 夷宗族。 绝后可能较大。
吴芮 传国五世，以无嗣绝。 绝嗣但庆流支庶。
张敖 灭诸吕时废爵除国，汉武帝时两次废爵除国，平帝时王莽继绝世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食千户。 后世可能延续下来，但始终未在朝为官。
臧荼 叛乱身死族灭，一子逃亡匈奴，一孙女被俘为奴 绝后可能较大
卢绾 景帝时绾孙归降封侯，传至曾孙，有罪，国除。 始终未入朝为官。
萧何 后裔多次因罪废爵或绝世、朝廷多次赐封或继绝世，王莽时败绝。 后裔无入朝为官记载。
曹参 后裔历代多人继承爵位又在朝为官；汉武帝征和二年失爵，汉宣帝元康四年复爵；班固时第八世平阳侯尚在。 大功臣中极少数爵位封国延续至东汉者。
张良 文帝时子不疑杀人当死赎为城旦、国除；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阳陵公乘张千秋奉诏复家。 一般表述为“复其家”，意为免除全家税赋徭役。
陈平 文帝时曾孙何坐略人妻弃市；宣帝时长安簪枭（二十级爵制的第三级）陈莫诏奉诏复家。
周勃 文帝、景帝时两次绝世又继绝世，武帝时周建德坐酎金免官、有罪国除，宣帝时槐里公乘周广汉奉诏复家。 平帝时王莽为大功臣继绝世，复爵、食千户。
王陵 传至玄孙，武帝时坐酎金国除，宣帝时长安公乘王襄奉诏复家。
樊哙 灭诸吕绝世，文帝时再立再废，宣帝时长陵不更樊胜客奉诏复家，平帝时王莽继绝世再封千户。 樊哙之后无人在朝为官。
郦商 武帝时郦终根坐祝诅上，腰斩、国除；宣帝时长安公士郦共奉诏复家，王莽继绝世赐爵关内侯。
周昌 至孙意有罪国除，景帝复封昌孙左车又有罪国除。
夏侯婴 武帝时曾孙颇尚平阳公主与父御婢奸，因罪自杀，国除，五世复家。
灌婴 三次因罪废爵除国又三次再封，两次在武帝期间，是极少数为刘彻看重的功臣后裔。 使酒骂座中的灌贤就是灌婴之孙。
张苍 建元四年，孙张类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宣帝时长安公士张盖奉诏复家。 窦漪房寻机报复的可能较大。
郦食其 武帝时，郦平以皇帝名义诈骗衡山王黄金百斤，除国；宣帝时阳陵公乘郦赐奉诏复家。 其子郦疥袭父功为始封君。
陆贾 后人无记载。 成为逍遥公的可能较大。
娄敬 无记载。不一定绝世，但可以肯定后裔无人在朝为官。
傅宽 武帝时曾孙傅偃参与淮南王谋反，身死国除；宣帝时长陵士伍傅景奉诏复家。
靳歙 文帝时子靳亭“事国人过律”废爵除国，宣帝时长安上造靳安汉奉诏复家。
任敖 曾孙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后无记载。
申屠嘉 曾孙任太守时接收前任官员贿赂，废爵灭国。
叔孙通 无记载。
季布 无记载。
栾布 子贲嗣侯，孝武时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表中内容摘自《汉书》功臣表。）
31位在《汉书》中载有传记的大功臣中，到汉武帝刘彻晚年，有26人的后裔已经被废爵除国，有29人的后裔已经不在朝中为官。总体看，韩王信的孽孙和灌婴后人之外，这一个群体已经被淘汰殆尽。换而言之，刘彻这个时候的西汉政权已经和大功臣无甚关系，君臣共治、共天下在人事层面已经荡然无存。再换而言之，西汉这个政权到刘彻这个时候才名至实归、真的成为后世那样的君主政权、一家一姓的皇朝了。
这等于是，刘邦打了七年内战没有办到的事情，他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松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将他视为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君主还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注意到他淘汰大功臣后裔的手段，是不是还能这样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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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臣，在这个稿子里指西汉功臣中的两部分人：在《汉书》中载有传记又在朝为官者；或爵在列侯亦即名列功臣表者，单指的时候会说明。这一小节中的大功臣后裔，就是指前一部分人的后裔。到刘彻晚年，就已经大都被夺爵除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下表是具体情况。
西汉功臣中大功臣后裔情况表
姓名 后裔情况 备注
韩信 夷三族。 绝后可能较大。
韩王信 文帝时子、孙归汉封侯，景帝时因功拜将，武帝时后裔大得宠信，霍光时韩增为执政伙伴，王莽败，乃绝。 后人归汉几乎代代为高官贵爵各有原因。
英布 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 绝后可能较大。
彭越 夷宗族。 绝后可能较大。
吴芮 传国五世，以无嗣绝。 绝嗣但庆流支庶。
张敖 灭诸吕时废爵除国，汉武帝时两次废爵除国，平帝时王莽继绝世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食千户。 后世可能延续下来，但始终未在朝为官。
臧荼 叛乱身死族灭，一子逃亡匈奴，一孙女被俘为奴 绝后可能较大
卢绾 景帝时绾孙归降封侯，传至曾孙，有罪，国除。 始终未入朝为官。
萧何 后裔多次因罪废爵或绝世、朝廷多次赐封或继绝世，王莽时败绝。 后裔无入朝为官记载。
曹参 后裔历代多人继承爵位又在朝为官；汉武帝征和二年失爵，汉宣帝元康四年复爵；班固时第八世平阳侯尚在。 大功臣中极少数爵位封国延续至东汉者。
张良 文帝时子不疑杀人当死赎为城旦、国除；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阳陵公乘张千秋奉诏复家。 一般表述为“复其家”，意为免除全家税赋徭役。
陈平 文帝时曾孙何坐略人妻弃市；宣帝时长安簪枭（二十级爵制的第三级）陈莫诏奉诏复家。
周勃 文帝、景帝时两次绝世又继绝世，武帝时周建德坐酎金免官、有罪国除，宣帝时槐里公乘周广汉奉诏复家。 平帝时王莽为大功臣继绝世，复爵、食千户。
王陵 传至玄孙，武帝时坐酎金国除，宣帝时长安公乘王襄奉诏复家。
樊哙 灭诸吕绝世，文帝时再立再废，宣帝时长陵不更樊胜客奉诏复家，平帝时王莽继绝世再封千户。 樊哙之后无人在朝为官。
郦商 武帝时郦终根坐祝诅上，腰斩、国除；宣帝时长安公士郦共奉诏复家，王莽继绝世赐爵关内侯。
周昌 至孙意有罪国除，景帝复封昌孙左车又有罪国除。
夏侯婴 武帝时曾孙颇尚平阳公主与父御婢奸，因罪自杀，国除，五世复家。
灌婴 三次因罪废爵除国又三次再封，两次在武帝期间，是极少数为刘彻看重的功臣后裔。 使酒骂座中的灌贤就是灌婴之孙。
张苍 建元四年，孙张类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宣帝时长安公士张盖奉诏复家。 窦漪房寻机报复的可能较大。
郦食其 武帝时，郦平以皇帝名义诈骗衡山王黄金百斤，除国；宣帝时阳陵公乘郦赐奉诏复家。 其子郦疥袭父功为始封君。
陆贾 后人无记载。 成为逍遥公的可能较大。
娄敬 无记载。不一定绝世，但可以肯定后裔无人在朝为官。
傅宽 武帝时曾孙傅偃参与淮南王谋反，身死国除；宣帝时长陵士伍傅景奉诏复家。
靳歙 文帝时子靳亭“事国人过律”废爵除国，宣帝时长安上造靳安汉奉诏复家。
任敖 曾孙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后无记载。
申屠嘉 曾孙任太守时接收前任官员贿赂，废爵灭国。
叔孙通 无记载。
季布 无记载。
栾布 子贲嗣侯，孝武时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表中内容摘自《汉书》功臣表。）
31位在《汉书》中载有传记的大功臣中，到汉武帝刘彻晚年，有26人的后裔已经被废爵除国，有29人的后裔已经不在朝中为官。总体看，韩王信的孽孙和灌婴后人之外，这一个群体已经被淘汰殆尽。换而言之，刘彻这个时候的西汉政权已经和大功臣无甚关系，君臣共治、共天下在人事层面已经荡然无存。再换而言之，西汉这个政权到刘彻这个时候才名至实归、真的成为后世那样的君主政权、一家一姓的皇朝了。
这等于是，刘邦打了七年内战没有办到的事情，他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松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将他视为古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伟大君主还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注意到他淘汰大功臣后裔的手段，是不是还能这样看呢？！
159 刘彻淘汰大功臣后裔的小伎俩是让他们挨个担任太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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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诸君中，汉武帝刘彻明显加快了淘汰大功臣后裔的步伐，继承发扬了他奶奶和他爸爸的手段，最为常用的小伎俩居然是——安排在朝中任职的大功臣后裔一个接一个担任太常卿。
太常卿，这个九卿之一、名义上位列九卿之首的位置，刘彻在位的数十年间却成为了大功臣后裔的专属职位、是他们的梦魇。
西汉宗庙自吕后开始，由于后世诸君的政治需要而日见隆重、神化，随便谈论宗庙、任何轻微的损毁、任何有违规定的动作、甚至任何异常现象都是有明文规定的罪状——这似乎不能否认是罪刑法定啊；负责管理宗庙的太常卿也就难辞其咎。这属于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的问题。但到底是千斤还是四两，则全在皇帝掌握之中——这还能不能说是罪刑法定呢？！
《容斋随笔》的作者注意到了刘彻对这个位置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运用，在书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马端临显然认为洪迈概括得很好，在《文献通考》中引用了一大段。这里直接转引如下：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酇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郸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邱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轑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酇侯至牧邱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无论说理叙事，洪迈都是高手，这一段话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先是说，自刘彻亲政后，汉初功臣列侯出任三公九卿的政治惯例已经消失，丞相无爵者封侯只是欲盖弥彰，御史大夫以下则掩人耳目也不屑于了，是不是侯爵已经无所谓，且大都由非功臣后裔出任。唯有太常卿，仍然一定是功臣后裔、侯爵出任，因为是负责管理宗庙园陵的；西汉宗庙园陵逐渐增多，祭祀活动逐渐频繁，事务繁杂，容易出错、好找毛病。自元狩年间至刘彻去世的三十余年间，连续被罢官、夺爵、除国、甚至罚为城旦（筑城劳役）的太常卿达14人。且将相关情况列表于下。
被刘彻淘汰的历任太常卿基本情况
爵称与姓名 罪状 始封君或先祖
酇侯萧寿成 祭祀牺牲不够肥 萧何
蓼侯孔臧 巡游刘邦衣冠专用天桥有损坏 孔子第10世孙孔藂
郸侯周仲居 未及时征收祭奠专用的钱币 周昌之弟周应
绳侯周平 某个园陵的房屋修缮不及时 首任御史大夫周苛之孙
睢陵侯张昌 没有及时祭祀或少了一次 张耳后裔
阳平侯杜相 擅自役使舞乐人 早期战死因公封侯的杜恬
广阿侯任越人 祭奠用酒口感发酸 任敖曾孙
江邹侯靳石 某个离宫的道路失修、通行困难 郎中骑将靳强，鸿门宴刘邦护卫之一
戚侯李信成 没有制止丞相车马行驶神道 郎中骑将李必
俞侯栾贲 祭祀牺牲不合标准 栾布之子
山阳侯张当居 选举博士弟子有虚假 拒绝参加吴楚之乱被杀的楚相张尚
成安侯韩延年 未及时送达外国通使书信 战死南越的韩千秋；此后本人也战死匈奴
新畤侯赵弟 审理案件失实 本人以斩杀被俘西域小王被刘彻封侯
牧邱侯石德 祭祀牺牲太瘦 石庆之子
刘彻之后，西汉史上还曾有5位担任太常卿的列侯后裔因种种繁苛规定被处罚，但都只是免官，而不再废爵除国。刘彻这种别有用心的小伎俩，居然成为惯例延及后世，直到西晋时仍然有太常卿因种种鸡毛蒜皮的事情被处罚。
咱们历史上类似现象还有。后人还往往隆而重之、严而肃之，视为祖制、传统。刘彻地下有灵，一定不屑一顾。
洪迈将刘彻的做法定性为“武帝阴欲损侯国”、即阴损小人的阴招，是不能否认的准确。如果联系到罢官废爵除国之后、还常常将堂堂太常卿罚为城旦（罚做4年筑城劳役），就更不能否认。试想下，类似后世文化部长的大角色，一个接一个在筑城劳役队伍中相遇，该是何等场面！后世常有将刘邦当无赖，和刘彻相比，应该承认还是个实诚人。
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一定就进步。更加关键的前提在于，制定法律的是君主还是民主？先民应该是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古代法律所以称之为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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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诸君中，汉武帝刘彻明显加快了淘汰大功臣后裔的步伐，继承发扬了他奶奶和他爸爸的手段，最为常用的小伎俩居然是——安排在朝中任职的大功臣后裔一个接一个担任太常卿。
太常卿，这个九卿之一、名义上位列九卿之首的位置，刘彻在位的数十年间却成为了大功臣后裔的专属职位、是他们的梦魇。
西汉宗庙自吕后开始，由于后世诸君的政治需要而日见隆重、神化，随便谈论宗庙、任何轻微的损毁、任何有违规定的动作、甚至任何异常现象都是有明文规定的罪状——这似乎不能否认是罪刑法定啊；负责管理宗庙的太常卿也就难辞其咎。这属于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的问题。但到底是千斤还是四两，则全在皇帝掌握之中——这还能不能说是罪刑法定呢？！
《容斋随笔》的作者注意到了刘彻对这个位置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运用，在书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马端临显然认为洪迈概括得很好，在《文献通考》中引用了一大段。这里直接转引如下：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酇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郸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邱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轑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酇侯至牧邱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无论说理叙事，洪迈都是高手，这一段话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先是说，自刘彻亲政后，汉初功臣列侯出任三公九卿的政治惯例已经消失，丞相无爵者封侯只是欲盖弥彰，御史大夫以下则掩人耳目也不屑于了，是不是侯爵已经无所谓，且大都由非功臣后裔出任。唯有太常卿，仍然一定是功臣后裔、侯爵出任，因为是负责管理宗庙园陵的；西汉宗庙园陵逐渐增多，祭祀活动逐渐频繁，事务繁杂，容易出错、好找毛病。自元狩年间至刘彻去世的三十余年间，连续被罢官、夺爵、除国、甚至罚为城旦（筑城劳役）的太常卿达14人。且将相关情况列表于下。
被刘彻淘汰的历任太常卿基本情况
爵称与姓名 罪状 始封君或先祖
酇侯萧寿成 祭祀牺牲不够肥 萧何
蓼侯孔臧 巡游刘邦衣冠专用天桥有损坏 孔子第10世孙孔藂
郸侯周仲居 未及时征收祭奠专用的钱币 周昌之弟周应
绳侯周平 某个园陵的房屋修缮不及时 首任御史大夫周苛之孙
睢陵侯张昌 没有及时祭祀或少了一次 张耳后裔
阳平侯杜相 擅自役使舞乐人 早期战死因公封侯的杜恬
广阿侯任越人 祭奠用酒口感发酸 任敖曾孙
江邹侯靳石 某个离宫的道路失修、通行困难 郎中骑将靳强，鸿门宴刘邦护卫之一
戚侯李信成 没有制止丞相车马行驶神道 郎中骑将李必
俞侯栾贲 祭祀牺牲不合标准 栾布之子
山阳侯张当居 选举博士弟子有虚假 拒绝参加吴楚之乱被杀的楚相张尚
成安侯韩延年 未及时送达外国通使书信 战死南越的韩千秋；此后本人也战死匈奴
新畤侯赵弟 审理案件失实 本人以斩杀被俘西域小王被刘彻封侯
牧邱侯石德 祭祀牺牲太瘦 石庆之子
刘彻之后，西汉史上还曾有5位担任太常卿的列侯后裔因种种繁苛规定被处罚，但都只是免官，而不再废爵除国。刘彻这种别有用心的小伎俩，居然成为惯例延及后世，直到西晋时仍然有太常卿因种种鸡毛蒜皮的事情被处罚。
咱们历史上类似现象还有。后人还往往隆而重之、严而肃之，视为祖制、传统。刘彻地下有灵，一定不屑一顾。
洪迈将刘彻的做法定性为“武帝阴欲损侯国”、即阴损小人的阴招，是不能否认的准确。如果联系到罢官废爵除国之后、还常常将堂堂太常卿罚为城旦（罚做4年筑城劳役），就更不能否认。试想下，类似后世文化部长的大角色，一个接一个在筑城劳役队伍中相遇，该是何等场面！后世常有将刘邦当无赖，和刘彻相比，应该承认还是个实诚人。
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一定就进步。更加关键的前提在于，制定法律的是君主还是民主？先民应该是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古代法律所以称之为王法。
160 刘彻一次淘汰大功臣后裔1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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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淘汰大功臣后裔步伐的同时，汉武帝刘彻又将范围从在朝为官者扩大到全部列侯，进而将爵在列侯、名在功臣表的大功臣后裔整体淘汰殆尽了。（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食货志》和《汉仪注》的不一一加注。）
标志性的又极为情绪化的事件是：“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汉书•武帝纪》）时间是元鼎五年（前112年）九月，地点或是未央宫中高庙、或是渭北原庙、或是刘邦长陵。这在西汉历史上、在古代君臣关系史上都可谓是大事一件。
既定的政治趋势之外，这件事情又有自身的直接原因。
宏观层面的直接原因：刘彻全方位长期外事四夷已经二十余年、进入了非常困难的阶段，突出问题并不是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而是超远距离的后勤保障，“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汉军“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刘彻不得已，诏“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这是皇帝下令、将大大小小所有封君和三百石以上官吏自家的母马全部收归公有、集中到各亭统一饲养、供汉军车骑使用。这一措施的下限明白，只要是有封地封民的封君就算、无论大小；上限，是到列侯还是诸侯王？不甚明白。以刘彻的性格推断，应该是诸侯王以下；再加三百石以上官吏，那其实就是全天下的富人和比较富裕的人，其中主体就是七大夫以上西汉功臣，及10万汉军骨干。（这就问题严重了，随后再说。）
微观层面的直接原因：齐相卜式上书给刘彻表决心，声称为了支持战争“愿父子死南粤”。刘彻立即大张旗鼓推出这个榜样，“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皇帝大跌眼镜、更大丢面子的是，“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百余列侯都没有反应，更没有一人表示愿意向卜式同志学习、从军报国的。
刘彻对于他和大功臣后裔的关系状态、程度似乎缺乏起码了解。他又绝对不吃这一套，更不是能咽下这口气的人。《汉书•食货志》紧接其后记载的是： “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到了按惯例祭奠刘邦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大事——106位列侯因贡献的酎金不达标准而被夺爵除国。
刘邦在世封侯143人，刘盈至刘彻封侯大都屈指可数、又还有零星的夺爵除国、更还有担任太常卿而被淘汰的十余人，这时仍然领有世袭封国的列侯总数应该也就百余人。两相对照，可见刘彻气派。不知他可曾想到，这百余人的祖先就是和他的祖先刘邦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就是西汉的政治基础。
酎金，乃酎酒和贡金合在一起的简称。
始于汉文帝刘恒时。“《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
到刘彻时基本完善。“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
相应处罚规定为：“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天子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这一制度是西汉郡国制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重要佐证，所有酎金者都是作为天子封建的王侯来祭奠天子的。但又是和西周封建制的区别之一，西周直至春秋，诸侯对周天子的贡献都是象征性的；西汉则是实实在在分享田租税赋。
大祀当天场景应该非常震撼人心。
早有准备、蓄谋已久的刘彻应该是虎视眈眈。对酎金缺斤短两、质量参差习以为常的诸列侯这一次自然也是照旧。平时大概就对趾高气扬的诸列侯极为不满的“少府省金”官吏，事先应该又得到皇帝亲自安排部署，查验自然更是严格。这肯定就是一查一个准、谁也跑不了。
刘彻好像是自策划、自导演、自主演了一场大秀，应该是当场获悉相关情况、当场大发雷霆之怒、当场决定、当场宣布——每查验一个宣布夺爵除国一个。随着被夺爵除国的列侯越来越多，现场的气氛无疑是越来越紧张。待最后106位列侯夺爵除国时，那应该就是紧张到了极点、随时可能爆炸。
至于宣称朝廷只是按惯例办事、按规定办事、为了维护高祖威严和国家法制、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或特定阶层那样冠冕堂皇的套话，只是后来才说、只是对社会才说。在当场、面对全数列侯，刘彻绝对不会这样说，他就是要诸列侯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厉害。所以，《汉书•食货志》的篇章结构、文字排列准确无误地传递了因果关系。这一事情的起因在当时、在当场就已经昭然若揭、尽人皆知。刘彻应该根本就没有打算保密，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就是要惊天动地，至于被淡化处理，那是后来的事情。
酎金淘汰与太常卿淘汰的主要不同在于，大量完全凭借血肉之躯杀敌立功封侯的、底层士卒出身的列侯因此而被淘汰了。例如分裂项羽尸体的5位小军官。西汉列侯中，他们所占比例很大。刘彻亲政之前，他们绝少被任用为官，都只是在自家封地当土皇帝。他们对朝政的影响一般不大，但在社会底层、在封国所处郡县却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舆论、杖钺一方。这件事情对他们，好似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这件事情在刘彻看来一定是这一帮侯二代不够意思。无论战争该打还是不该打，汉军已经和周边国家的打起来了，这是真正的国家大事，在朝廷财政非常困难的时候、且本人作为天子已经有相当明确的提示，为什么不能舍小家为大家、做点贡献呢？！带着如此情绪、再加不断增加的外事四夷的军事需要，刘彻在重赋于民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可以想见。
但在列侯看来又一定是刘彻这个皇帝不够意思。在明确提示功臣封君做贡献的同时，他自己的超大规模陵墓的建设、超大规模的上林苑、超高标准的建章宫一直在照常进行。你自己从小就是个大手大脚、到处烧钱的顶级公子哥儿，凭什么要求我们大家额外奉献呢？！更何况堂堂皇帝居然是如此小人做派！带着这种情绪、又面对不断加重的税赋徭役，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刘三家这个龟孙子也是可以想见的。
刘彻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提醒才能认识到，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如果耍小聪明，最终一定是天下人都和他耍小聪明，那会被玩死、哭都找不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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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淘汰大功臣后裔步伐的同时，汉武帝刘彻又将范围从在朝为官者扩大到全部列侯，进而将爵在列侯、名在功臣表的大功臣后裔整体淘汰殆尽了。（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食货志》和《汉仪注》的不一一加注。）
标志性的又极为情绪化的事件是：“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汉书•武帝纪》）时间是元鼎五年（前112年）九月，地点或是未央宫中高庙、或是渭北原庙、或是刘邦长陵。这在西汉历史上、在古代君臣关系史上都可谓是大事一件。
既定的政治趋势之外，这件事情又有自身的直接原因。
宏观层面的直接原因：刘彻全方位长期外事四夷已经二十余年、进入了非常困难的阶段，突出问题并不是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而是超远距离的后勤保障，“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汉军“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刘彻不得已，诏“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这是皇帝下令、将大大小小所有封君和三百石以上官吏自家的母马全部收归公有、集中到各亭统一饲养、供汉军车骑使用。这一措施的下限明白，只要是有封地封民的封君就算、无论大小；上限，是到列侯还是诸侯王？不甚明白。以刘彻的性格推断，应该是诸侯王以下；再加三百石以上官吏，那其实就是全天下的富人和比较富裕的人，其中主体就是七大夫以上西汉功臣，及10万汉军骨干。（这就问题严重了，随后再说。）
微观层面的直接原因：齐相卜式上书给刘彻表决心，声称为了支持战争“愿父子死南粤”。刘彻立即大张旗鼓推出这个榜样，“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皇帝大跌眼镜、更大丢面子的是，“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百余列侯都没有反应，更没有一人表示愿意向卜式同志学习、从军报国的。
刘彻对于他和大功臣后裔的关系状态、程度似乎缺乏起码了解。他又绝对不吃这一套，更不是能咽下这口气的人。《汉书•食货志》紧接其后记载的是： “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到了按惯例祭奠刘邦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大事——106位列侯因贡献的酎金不达标准而被夺爵除国。
刘邦在世封侯143人，刘盈至刘彻封侯大都屈指可数、又还有零星的夺爵除国、更还有担任太常卿而被淘汰的十余人，这时仍然领有世袭封国的列侯总数应该也就百余人。两相对照，可见刘彻气派。不知他可曾想到，这百余人的祖先就是和他的祖先刘邦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就是西汉的政治基础。
酎金，乃酎酒和贡金合在一起的简称。
始于汉文帝刘恒时。“《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
到刘彻时基本完善。“皇帝斋宿，亲帅群臣承祠宗庙，群臣宜分奉请。诸侯、列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酎，少府受。”
相应处罚规定为：“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天子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这一制度是西汉郡国制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重要佐证，所有酎金者都是作为天子封建的王侯来祭奠天子的。但又是和西周封建制的区别之一，西周直至春秋，诸侯对周天子的贡献都是象征性的；西汉则是实实在在分享田租税赋。
大祀当天场景应该非常震撼人心。
早有准备、蓄谋已久的刘彻应该是虎视眈眈。对酎金缺斤短两、质量参差习以为常的诸列侯这一次自然也是照旧。平时大概就对趾高气扬的诸列侯极为不满的“少府省金”官吏，事先应该又得到皇帝亲自安排部署，查验自然更是严格。这肯定就是一查一个准、谁也跑不了。
刘彻好像是自策划、自导演、自主演了一场大秀，应该是当场获悉相关情况、当场大发雷霆之怒、当场决定、当场宣布——每查验一个宣布夺爵除国一个。随着被夺爵除国的列侯越来越多，现场的气氛无疑是越来越紧张。待最后106位列侯夺爵除国时，那应该就是紧张到了极点、随时可能爆炸。
至于宣称朝廷只是按惯例办事、按规定办事、为了维护高祖威严和国家法制、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或特定阶层那样冠冕堂皇的套话，只是后来才说、只是对社会才说。在当场、面对全数列侯，刘彻绝对不会这样说，他就是要诸列侯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厉害。所以，《汉书•食货志》的篇章结构、文字排列准确无误地传递了因果关系。这一事情的起因在当时、在当场就已经昭然若揭、尽人皆知。刘彻应该根本就没有打算保密，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就是要惊天动地，至于被淡化处理，那是后来的事情。
酎金淘汰与太常卿淘汰的主要不同在于，大量完全凭借血肉之躯杀敌立功封侯的、底层士卒出身的列侯因此而被淘汰了。例如分裂项羽尸体的5位小军官。西汉列侯中，他们所占比例很大。刘彻亲政之前，他们绝少被任用为官，都只是在自家封地当土皇帝。他们对朝政的影响一般不大，但在社会底层、在封国所处郡县却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舆论、杖钺一方。这件事情对他们，好似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这件事情在刘彻看来一定是这一帮侯二代不够意思。无论战争该打还是不该打，汉军已经和周边国家的打起来了，这是真正的国家大事，在朝廷财政非常困难的时候、且本人作为天子已经有相当明确的提示，为什么不能舍小家为大家、做点贡献呢？！带着如此情绪、再加不断增加的外事四夷的军事需要，刘彻在重赋于民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可以想见。
但在列侯看来又一定是刘彻这个皇帝不够意思。在明确提示功臣封君做贡献的同时，他自己的超大规模陵墓的建设、超大规模的上林苑、超高标准的建章宫一直在照常进行。你自己从小就是个大手大脚、到处烧钱的顶级公子哥儿，凭什么要求我们大家额外奉献呢？！更何况堂堂皇帝居然是如此小人做派！带着这种情绪、又面对不断加重的税赋徭役，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刘三家这个龟孙子也是可以想见的。
刘彻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提醒才能认识到，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如果耍小聪明，最终一定是天下人都和他耍小聪明，那会被玩死、哭都找不着地方。
161 站在刘彻后期回顾白马之盟就会明白西汉政治中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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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刘邦。汉初先后8位异姓功臣诸侯王，到刘邦去世时，偏安一隅的吴王之外，其余7位全部被废；削爵为侯的赵王张敖之外，其余6位全部被灭国；逃往境外的韩王信、燕王卢绾之外，其余4位全部灭族、斩尽杀绝。（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不一一加注。）
但刘邦屠戮功臣还是有底线的：一是手段还算光明正大，都是公开武装解决；二是限制在诸侯王范围内，没有涉及列侯以下功臣。因此，如同白马之盟、临终诏书所强调，功臣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还在、共天下仍然是西汉的政治理念。这话，不是空话。
刘盈、吕雉在位期间，他们母子作为君主一方和功臣集团的整体关系还有所改善。“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就是重要标志。在西汉历史上、在古代君臣关系史上，这都是大事一件。吕后这个皇帝大多数时间当得不错，唯有临终安排委实是个败笔。
刘恒在位期间更可谓君臣之间的蜜月。张良、陈平、樊哙、靳歙的后人被废爵除国之外，功臣集团权益没有削弱、甚至还有所加强。且他们都是违法乱纪，如同赐死薄昭一样，整体上属于秉公执法范畴。
有意识以废爵除国为政治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功臣集团，从景帝母子窦漪房和刘启年间开始。比较明显的是，建元四年以张苍之孙张类“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因参加诸侯丧礼迟到而获罪、废爵除国。这里只说诸侯而没有称名，可能是不知名的中小诸侯；张苍是“老革命”又身居最高层二十余年，张类肯定是没有当回事。但朝廷因此而废爵除国，当时执政的窦漪房就难免寻机报复之嫌了。当然，对西汉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蓄意选择降将背景的诸侯后裔出任丞相。再加逼死周亚夫。这时，大功臣后裔实质上就已经被退出朝堂。这三招都是小招、阴招、权术，当下确实威力无比。
到刘彻后期的元封五年，朝廷注意到一个现象——“名臣文武欲尽”——大功臣后裔已经被淘汰殆尽，有人提出了这一现象，这句话因而留在了历史上。刘彻的对策却是满不在乎地发了一道诏令：“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本纪》）且不论刘彻是否真的满不在乎，这道诏令说明他也承认“名臣文武欲尽”。
从刘邦开始、经过刘启母子发扬光大、到刘彻继往开来，汉初列位君主终于淘汰了大功臣后裔。这是自刘邦以来既定政治选择的逻辑结果，但并不是有意识地代代相传、前赴后继的密谋，而是本能。当年赵王张敖谋反案中，刘邦曾经将田叔等十位张敖宾客全部任用为诸侯相、郡守，“及孝惠、高后、文、景时，张王客子孙皆为二千石”（《汉书•张耳传》）。直到刘彻晚年，也只有田叔后人田仁因放跑太子刘据被灭族（随后会谈到），其余并无被处罚记载，那就极有可能还是两千石高官。
两相比较，“名臣文武欲尽”应该是无意识的本能使然。刘邦的后裔潜意识中、本能地认为张敖宾客后裔比大功臣后裔可靠一些。
什么本能？皇帝制度趋向专制的本能。这极有可能是咱们的皇帝制度、君主政治的内在的需要。西汉的郡国制毕竟不是封建制或联盟制，当大功臣后裔丧失朝中地位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能及时抵御这种本能的力量。
这一现象对马端临可能有较大触动，专门谈了自己的认识，等于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总结：
汉之所谓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予之甚艰，而夺之每亟。至孝武之时，侯者虽众，率是不旋踵而褫爵夺地。方其外事四夷，则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于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己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诸侯，则采贾谊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说，于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泽侯者九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泽之失侯也，诿曰予夺自我，王子之失侯则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罚以夺之，与贾谊所谓一寸之地，一人之众，无所利焉者异矣。禁网既苛，动辄得咎，而坐宗庙酎金失侯者尤众。《食货志》言，帝因卜式上书愿输财助边，下诏褒美，以讽天下，而莫有应者，于是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盖当时国计不给，方事诛求，虽庶人之多赀者，亦必立告缗之酷法以取之，宜其不容列侯坐享封君之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
以刘彻大规模淘汰大功臣后裔为标志，西汉君主终于背叛了白马之盟、颠覆了共天下。无论刘邦订立白马之盟、发布临终诏书重申共天下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的子孙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叛和颠覆了。
西汉朝廷自此就脱离了功臣集团。一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朝廷第一次大规模继绝世，大多已经散落民间的大功臣后裔得以奉诏免除全家赋税徭役，共136位。这是刘彻死后、西汉政治改弦更张的一部分，也是汉宣帝重新获取政治支持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执政时，又有一次面对大功臣后裔的继绝世，共117位大功臣后裔得以复爵。但并非复封，封户大都大幅较少。
不能否认，西汉功臣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直到这个时候仍然还缺乏必要的自觉和足够的理性，糊里糊涂丧失了在朝堂之上、用合法权力维护自己权益的条件。他们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增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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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刘邦。汉初先后8位异姓功臣诸侯王，到刘邦去世时，偏安一隅的吴王之外，其余7位全部被废；削爵为侯的赵王张敖之外，其余6位全部被灭国；逃往境外的韩王信、燕王卢绾之外，其余4位全部灭族、斩尽杀绝。（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不一一加注。）
但刘邦屠戮功臣还是有底线的：一是手段还算光明正大，都是公开武装解决；二是限制在诸侯王范围内，没有涉及列侯以下功臣。因此，如同白马之盟、临终诏书所强调，功臣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还在、共天下仍然是西汉的政治理念。这话，不是空话。
刘盈、吕雉在位期间，他们母子作为君主一方和功臣集团的整体关系还有所改善。“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就是重要标志。在西汉历史上、在古代君臣关系史上，这都是大事一件。吕后这个皇帝大多数时间当得不错，唯有临终安排委实是个败笔。
刘恒在位期间更可谓君臣之间的蜜月。张良、陈平、樊哙、靳歙的后人被废爵除国之外，功臣集团权益没有削弱、甚至还有所加强。且他们都是违法乱纪，如同赐死薄昭一样，整体上属于秉公执法范畴。
有意识以废爵除国为政治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功臣集团，从景帝母子窦漪房和刘启年间开始。比较明显的是，建元四年以张苍之孙张类“坐临诸侯丧后，不敬，国除”，因参加诸侯丧礼迟到而获罪、废爵除国。这里只说诸侯而没有称名，可能是不知名的中小诸侯；张苍是“老革命”又身居最高层二十余年，张类肯定是没有当回事。但朝廷因此而废爵除国，当时执政的窦漪房就难免寻机报复之嫌了。当然，对西汉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蓄意选择降将背景的诸侯后裔出任丞相。再加逼死周亚夫。这时，大功臣后裔实质上就已经被退出朝堂。这三招都是小招、阴招、权术，当下确实威力无比。
到刘彻后期的元封五年，朝廷注意到一个现象——“名臣文武欲尽”——大功臣后裔已经被淘汰殆尽，有人提出了这一现象，这句话因而留在了历史上。刘彻的对策却是满不在乎地发了一道诏令：“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本纪》）且不论刘彻是否真的满不在乎，这道诏令说明他也承认“名臣文武欲尽”。
从刘邦开始、经过刘启母子发扬光大、到刘彻继往开来，汉初列位君主终于淘汰了大功臣后裔。这是自刘邦以来既定政治选择的逻辑结果，但并不是有意识地代代相传、前赴后继的密谋，而是本能。当年赵王张敖谋反案中，刘邦曾经将田叔等十位张敖宾客全部任用为诸侯相、郡守，“及孝惠、高后、文、景时，张王客子孙皆为二千石”（《汉书•张耳传》）。直到刘彻晚年，也只有田叔后人田仁因放跑太子刘据被灭族（随后会谈到），其余并无被处罚记载，那就极有可能还是两千石高官。
两相比较，“名臣文武欲尽”应该是无意识的本能使然。刘邦的后裔潜意识中、本能地认为张敖宾客后裔比大功臣后裔可靠一些。
什么本能？皇帝制度趋向专制的本能。这极有可能是咱们的皇帝制度、君主政治的内在的需要。西汉的郡国制毕竟不是封建制或联盟制，当大功臣后裔丧失朝中地位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能及时抵御这种本能的力量。
这一现象对马端临可能有较大触动，专门谈了自己的认识，等于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总结：
汉之所谓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予之甚艰，而夺之每亟。至孝武之时，侯者虽众，率是不旋踵而褫爵夺地。方其外事四夷，则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于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己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诸侯，则采贾谊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说，于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泽侯者九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泽之失侯也，诿曰予夺自我，王子之失侯则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罚以夺之，与贾谊所谓一寸之地，一人之众，无所利焉者异矣。禁网既苛，动辄得咎，而坐宗庙酎金失侯者尤众。《食货志》言，帝因卜式上书愿输财助边，下诏褒美，以讽天下，而莫有应者，于是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盖当时国计不给，方事诛求，虽庶人之多赀者，亦必立告缗之酷法以取之，宜其不容列侯坐享封君之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
以刘彻大规模淘汰大功臣后裔为标志，西汉君主终于背叛了白马之盟、颠覆了共天下。无论刘邦订立白马之盟、发布临终诏书重申共天下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的子孙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叛和颠覆了。
西汉朝廷自此就脱离了功臣集团。一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朝廷第一次大规模继绝世，大多已经散落民间的大功臣后裔得以奉诏免除全家赋税徭役，共136位。这是刘彻死后、西汉政治改弦更张的一部分，也是汉宣帝重新获取政治支持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执政时，又有一次面对大功臣后裔的继绝世，共117位大功臣后裔得以复爵。但并非复封，封户大都大幅较少。
不能否认，西汉功臣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直到这个时候仍然还缺乏必要的自觉和足够的理性，糊里糊涂丧失了在朝堂之上、用合法权力维护自己权益的条件。他们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增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162 西汉的兼并和抑制兼并是三方博弈，其中最为主动的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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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和抑制兼并，从春秋到明清一直在说，其实并不相同。
又为何夹在这里讨论？从汉景帝刘启母子任用陶青为丞相开始，随着大功臣后裔被退出朝堂、又被整体淘汰，功臣集团在事实上丧失了在朝堂之上、用合法权力维护自己权益的条件。维护自身权益的任务、他们和朝廷的博弈，逐渐重心向下、转变为兼并和抑制兼并。
春秋的兼并是贵族国家彼此互相吞并，兼并的标的也是贵族国家彼此。西周初年的千余诸侯国到战国只剩下了七雄，就是兼并的结果。明清两朝的兼并，表面看是皇族、权贵蚕食民众的耕地，实际主要是双方争夺侵夺朝廷的税收，兼并的标的主要是朝廷的土地权益。例如明朝，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田土哪里去了？通过种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转移到皇族和各级权贵手中了，收益自然也相应转移了。隆庆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又生一子、高兴，想给左右打赏，写条子要从国库里取钱，张居正无可奈何给皇帝上了一道《请停取银两疏》，说朝廷每岁所入不过250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400余万两，无从措处。张居正变法就是这样来的。
西汉的兼并，与之前之后都不同，不是两方而是三方：朝廷；诸侯为主的大小封君世家；朝廷的编户齐民。兼并的标的，不是诸侯国家，也不仅是耕地、更不仅仅是民众的耕地，而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及其耕地，是人和耕地同时兼并；其单位是户——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和他们耕种的百亩之田。兼并的手段，并不是封君世家强行掳掠，而是朝廷的编户齐民自行投靠，甚至是自卖本身，是他们的主动选择，所以是三方而不是两方。当然，封君世家也乐于接受并积极提供各种方便。这是双方的自主选择，是古典版的市场行为。
为何？其中有利可图，对编户齐民和封君世家是双赢，所以双方积极兼并；利益受损的唯有朝廷，所以朝廷努力抑制兼并。
其中之利从何而来？前文曾经交待，西汉的郡国制又可谓“一国两制”，朝廷的编户齐民与封君世家的封民，税赋徭役负担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
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税赋徭役负担主要分为三类：
——田租：整体三十税一。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定额税。单产、汉初大概在1石-1.5石，田租、平均每亩3.5升-5升左右，每户大约3.5石-5石；中期以后推广了代田法的地方单产大概能到2石-3石，平均每亩田租能到7升-1斗左右，每户大约7石-10石。还有饲草税，具体不详。
——赋：算赋，一般15岁至56岁每丁、亦即每户每年120钱；口赋，一般7岁至14岁每人每年20钱；更赋：每丁、亦即每户每年300钱；（应该不含践更。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对此有较为可信的解释。）献费：贡献给天子个人的私费，每人每年63钱。
——徭役：更卒，15岁以上、无分男女每人每年一月；正卒，23岁以上男丁每人2年。
封君世家封民的税赋徭役负担，正面记载未见，间接的应该也是三项：
——田租：表面同样三十税一，实则差别很大。嫡子袭爵与非嫡子袭爵有不同，本支绝世由旁支绍封者更有不同，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等等。直到东汉时，还沿袭了这样的规定。基本政策倾向是想方设法降低大小封君的田租标准，以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
——户赋：“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值传》）。这里容易有歧义。
照语义，这应该就是朝廷规定封民对封君的基本义务。所谓食邑，田租之外主要就是得这个钱，有多少户就有多少个2百钱。一般所谓千户侯年收入20万钱，可能就是200×1000=200000这样算出来的。
照字面，租税一般指田租。田租一般又收的是实物，赋一般收钱。且200钱如果是田租，等于诸侯封君封邑全部改收钱了，如此重大改变不会没有记载。
所以，200钱应该是田租之外的综合性的户赋。
但又不尽是义务，封君也因此需要向封民提供荫庇，封君每年向皇帝个人缴纳的献费（63钱×食邑总户数）也出自其中。西汉前期皇帝个人少府收入往往大于朝廷收入，就是因此。天子收入的范围是天下、征缴对象包括诸侯国，朝廷收入的范围是汉、征缴对象不包括诸侯国。
班固没有正面记载，只是侧面提及，或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宋人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予以肯定，古代史家讨论不多，近现代史家往往否定。或是不能接受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存在这种事实上的基本税赋制度的“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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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和抑制兼并，从春秋到明清一直在说，其实并不相同。
又为何夹在这里讨论？从汉景帝刘启母子任用陶青为丞相开始，随着大功臣后裔被退出朝堂、又被整体淘汰，功臣集团在事实上丧失了在朝堂之上、用合法权力维护自己权益的条件。维护自身权益的任务、他们和朝廷的博弈，逐渐重心向下、转变为兼并和抑制兼并。
春秋的兼并是贵族国家彼此互相吞并，兼并的标的也是贵族国家彼此。西周初年的千余诸侯国到战国只剩下了七雄，就是兼并的结果。明清两朝的兼并，表面看是皇族、权贵蚕食民众的耕地，实际主要是双方争夺侵夺朝廷的税收，兼并的标的主要是朝廷的土地权益。例如明朝，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田土哪里去了？通过种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转移到皇族和各级权贵手中了，收益自然也相应转移了。隆庆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又生一子、高兴，想给左右打赏，写条子要从国库里取钱，张居正无可奈何给皇帝上了一道《请停取银两疏》，说朝廷每岁所入不过250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400余万两，无从措处。张居正变法就是这样来的。
西汉的兼并，与之前之后都不同，不是两方而是三方：朝廷；诸侯为主的大小封君世家；朝廷的编户齐民。兼并的标的，不是诸侯国家，也不仅是耕地、更不仅仅是民众的耕地，而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及其耕地，是人和耕地同时兼并；其单位是户——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和他们耕种的百亩之田。兼并的手段，并不是封君世家强行掳掠，而是朝廷的编户齐民自行投靠，甚至是自卖本身，是他们的主动选择，所以是三方而不是两方。当然，封君世家也乐于接受并积极提供各种方便。这是双方的自主选择，是古典版的市场行为。
为何？其中有利可图，对编户齐民和封君世家是双赢，所以双方积极兼并；利益受损的唯有朝廷，所以朝廷努力抑制兼并。
其中之利从何而来？前文曾经交待，西汉的郡国制又可谓“一国两制”，朝廷的编户齐民与封君世家的封民，税赋徭役负担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
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税赋徭役负担主要分为三类：
——田租：整体三十税一。实际执行的可能是定额税。单产、汉初大概在1石-1.5石，田租、平均每亩3.5升-5升左右，每户大约3.5石-5石；中期以后推广了代田法的地方单产大概能到2石-3石，平均每亩田租能到7升-1斗左右，每户大约7石-10石。还有饲草税，具体不详。
——赋：算赋，一般15岁至56岁每丁、亦即每户每年120钱；口赋，一般7岁至14岁每人每年20钱；更赋：每丁、亦即每户每年300钱；（应该不含践更。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对此有较为可信的解释。）献费：贡献给天子个人的私费，每人每年63钱。
——徭役：更卒，15岁以上、无分男女每人每年一月；正卒，23岁以上男丁每人2年。
封君世家封民的税赋徭役负担，正面记载未见，间接的应该也是三项：
——田租：表面同样三十税一，实则差别很大。嫡子袭爵与非嫡子袭爵有不同，本支绝世由旁支绍封者更有不同，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等等。直到东汉时，还沿袭了这样的规定。基本政策倾向是想方设法降低大小封君的田租标准，以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
——户赋：“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值传》）。这里容易有歧义。
照语义，这应该就是朝廷规定封民对封君的基本义务。所谓食邑，田租之外主要就是得这个钱，有多少户就有多少个2百钱。一般所谓千户侯年收入20万钱，可能就是200×1000=200000这样算出来的。
照字面，租税一般指田租。田租一般又收的是实物，赋一般收钱。且200钱如果是田租，等于诸侯封君封邑全部改收钱了，如此重大改变不会没有记载。
所以，200钱应该是田租之外的综合性的户赋。
但又不尽是义务，封君也因此需要向封民提供荫庇，封君每年向皇帝个人缴纳的献费（63钱×食邑总户数）也出自其中。西汉前期皇帝个人少府收入往往大于朝廷收入，就是因此。天子收入的范围是天下、征缴对象包括诸侯国，朝廷收入的范围是汉、征缴对象不包括诸侯国。
班固没有正面记载，只是侧面提及，或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宋人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予以肯定，古代史家讨论不多，近现代史家往往否定。或是不能接受郡县制的大一统皇朝存在这种事实上的基本税赋制度的“一国两制”。
162 西汉的兼并和抑制兼并是三方博弈，其中最为主动的是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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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抛开条条框框、就事论事，可信显而易见。
假设编户齐民和诸侯封民的负担完全相同且全部上缴朝廷，诸侯封君食租税就没有意义？
——徭役。前两节提及的大功臣信武侯靳歙，儿子袭爵后很快就被废除了。原因是“坐事国人过律”（《史记·靳歙列传》），即在其封国内部征用自家封民从事劳役的时间超过了天子的统一规定。可见天子对诸侯封君征用劳役有统一规定。靳歙是刘邦在汉中封侯的“老革命”之一，食邑5300户，因此而废爵除国，可见朝廷对此有严格控制。
汉初有“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的规定，但为了防止尾大不掉，朝廷对于诸侯封君征收税赋徭役显然都有严格规定，无形之中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是防止诸侯封君经济力量壮大，忽略了经济负担差别对编户齐民的吸引力。
这个差别很大。
田租。封爵初期双方无疑都是三十税一，随后应该是普遍拉开了。削弱诸侯是朝廷的基本政策，而降低田租是基本手段。诸侯封君保住三十税一的前提是：每一代都有嫡子且都能正常长大；每一代嫡子都不能有被朝廷处罚的事情，不能出现庶子袭爵、旁支绍封等现象。这很困难，否则何来远古的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五世而斩的说法？所以，西汉中后期，诸侯封君实际执行的田租标准应该是普遍低于三十税一。
赋钱。编户齐民以五口之家计算，算赋，每户每年120钱；更赋：每户每年300钱；献费，每户每年63钱；口赋，以每户两人计每年40钱；其中变动忽略不计，三项综合每年最少应该上缴523钱。封民，每户每年200钱。二者相差323钱。
徭役。汉初的长安城和各郡县治所的城墙都等于重建，总的工程量也很大，虽然未见有超出但一般都是用尽每年30天；各封国比照靳歙的情况推断，一般应该也不敢过律。所不同的是，皇帝直属郡县多、面积大、距离远，路途所需时间也就长、成本高。这个差别很大。最初的兼并就缘于此。
如果考虑到有些诸侯封君主动减轻封民负担，差别就更大。吴王刘濞长期在位，凭借资源优势煮盐铸钱，“百姓无赋”；对于交钱折抵徭役的也只收平价，还按照节令“存问茂材，赏赐闾里”，这种状况延续了30余年。他后来带头发动吴楚之乱，这是重要条件。（参见《汉书·荆燕吴传》）
这样一来，成为诸侯封君世家的封民对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的吸引力就很大了。封君向皇帝缴纳献费应该是根据正式赐封户数计算的，在此之外每增加一户自然就可以少交63钱，接纳编户成为封民对封君的吸引力也很大。这个时候的老百姓，显然还不大在乎直接隶属于皇帝，而情愿作诸侯封君的封民。诸侯封君的封邑都是自己血汗换来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且在理念上是远古自由迁徙权力、亦即民众自由选择权力的自然延伸，又是远古贵族以民为本理念的自然延伸。从实践到理念都顺理成章。于是，产生了西汉这种功臣封君世家社会特色的兼并。
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贾谊。此人不仅学问广博，还是个热血青年、政治上较为敏锐，给皇帝上说：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汉书·贾谊传》）
还有一段更详细一些，《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收录了：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鏹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徵，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最初的兼并就是如此。其中淮南地远千里而县属于汉，就是宋昌所谓犬牙交错，是汉初分封时有意为之，只考虑了有利于朝廷控制，忽略了百姓缴税赋、服徭役的艰难。西汉的兼并，应该就始于此。后世论及，大多讲的是朝廷一面的道理，忽略了民生之多艰。
后来田租和户赋的差距出现并逐渐拉大，兼并也就愈益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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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抛开条条框框、就事论事，可信显而易见。
假设编户齐民和诸侯封民的负担完全相同且全部上缴朝廷，诸侯封君食租税就没有意义？
——徭役。前两节提及的大功臣信武侯靳歙，儿子袭爵后很快就被废除了。原因是“坐事国人过律”（《史记·靳歙列传》），即在其封国内部征用自家封民从事劳役的时间超过了天子的统一规定。可见天子对诸侯封君征用劳役有统一规定。靳歙是刘邦在汉中封侯的“老革命”之一，食邑5300户，因此而废爵除国，可见朝廷对此有严格控制。
汉初有“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的规定，但为了防止尾大不掉，朝廷对于诸侯封君征收税赋徭役显然都有严格规定，无形之中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是防止诸侯封君经济力量壮大，忽略了经济负担差别对编户齐民的吸引力。
这个差别很大。
田租。封爵初期双方无疑都是三十税一，随后应该是普遍拉开了。削弱诸侯是朝廷的基本政策，而降低田租是基本手段。诸侯封君保住三十税一的前提是：每一代都有嫡子且都能正常长大；每一代嫡子都不能有被朝廷处罚的事情，不能出现庶子袭爵、旁支绍封等现象。这很困难，否则何来远古的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五世而斩的说法？所以，西汉中后期，诸侯封君实际执行的田租标准应该是普遍低于三十税一。
赋钱。编户齐民以五口之家计算，算赋，每户每年120钱；更赋：每户每年300钱；献费，每户每年63钱；口赋，以每户两人计每年40钱；其中变动忽略不计，三项综合每年最少应该上缴523钱。封民，每户每年200钱。二者相差323钱。
徭役。汉初的长安城和各郡县治所的城墙都等于重建，总的工程量也很大，虽然未见有超出但一般都是用尽每年30天；各封国比照靳歙的情况推断，一般应该也不敢过律。所不同的是，皇帝直属郡县多、面积大、距离远，路途所需时间也就长、成本高。这个差别很大。最初的兼并就缘于此。
如果考虑到有些诸侯封君主动减轻封民负担，差别就更大。吴王刘濞长期在位，凭借资源优势煮盐铸钱，“百姓无赋”；对于交钱折抵徭役的也只收平价，还按照节令“存问茂材，赏赐闾里”，这种状况延续了30余年。他后来带头发动吴楚之乱，这是重要条件。（参见《汉书·荆燕吴传》）
这样一来，成为诸侯封君世家的封民对直属朝廷的编户齐民的吸引力就很大了。封君向皇帝缴纳献费应该是根据正式赐封户数计算的，在此之外每增加一户自然就可以少交63钱，接纳编户成为封民对封君的吸引力也很大。这个时候的老百姓，显然还不大在乎直接隶属于皇帝，而情愿作诸侯封君的封民。诸侯封君的封邑都是自己血汗换来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且在理念上是远古自由迁徙权力、亦即民众自由选择权力的自然延伸，又是远古贵族以民为本理念的自然延伸。从实践到理念都顺理成章。于是，产生了西汉这种功臣封君世家社会特色的兼并。
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贾谊。此人不仅学问广博，还是个热血青年、政治上较为敏锐，给皇帝上说：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汉书·贾谊传》）
还有一段更详细一些，《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收录了：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鏹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徵，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最初的兼并就是如此。其中淮南地远千里而县属于汉，就是宋昌所谓犬牙交错，是汉初分封时有意为之，只考虑了有利于朝廷控制，忽略了百姓缴税赋、服徭役的艰难。西汉的兼并，应该就始于此。后世论及，大多讲的是朝廷一面的道理，忽略了民生之多艰。
后来田租和户赋的差距出现并逐渐拉大，兼并也就愈益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