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功臣（原创+长篇+日更）
2 韩信原本没有想到让刘邦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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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真的懵了，完全不知所措。类似情况，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
此前压力最大的就是初出汉中、暗度陈仓那次。他不能确定樊哙、灌婴西出陇上是否吸引了秦军，也不能确定章邯在陈仓的防守是否依旧，也就不能确定选择陈仓方向能不能出奇制胜。更重要的是，那是他的第一仗。此前他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一下子要指挥两万多人冲锋陷阵了。几乎所有人都不大相信，有的等着看他的笑话，有的为他担心。他不大在乎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问题：选择陈仓到底能不能避开章邯主力？
他必须避开章邯主力。章邯主力就是原来的秦军主力，就是名震天下的虎狼之师的最后精锐。他不能正面对决，第一仗绝对不能，汉军不能，他自己也不能，取胜之道只有一条，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计篇》），就是努力调动对方、形成一个防守薄弱点。大量准备工作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到最后也还是这一个问题：陈仓到底是否空虚？
好些大兵家在这般时候都是横下决心、赌一把。他不是。能输才能赌。他不能输，这一次尤其不能输，也就不能赌。他也不是毫无头绪的干着急、干发愁。这是他的第一仗，但又不是。投军以来所经历的每一仗，项羽和秦军之间的战斗、刘项之间的战斗，他都在自己心里暗暗地打过一回。每战之前，都如同自己指挥一般、想好怎么打；战后再看看结果如何，那一招对了，那一招错了；对了的是为何，错了的又是为何。后来军中传扬他百战百胜、从无败绩，其实他在心中败过不止一次，有的甚至全军覆没。表面是新手，其实是老手。他知道这个时候该干什么。
人们为他担心、等着看笑话的时候，他只是反反复复地梳理所有的细节，稍有不能确定，立即派出斥候重新哨探，紧要之处则亲自前往。
那一次，也不记得派了多少斥候。陈仓周围的所有村庄、路口、山谷都派了，每一股出发前都亲自吩咐、回来后都亲自询问。直到确认了通往陈仓所有道路两侧并无异常，又确认了陈仓的小饭店、小饭摊、卖油盐酱醋的小店也没有异常，他才一跃而起，通令明日卯时开饭、大飨全军，辰时出动、直扑陈仓。果然，旗开得胜，而且等于是不战而胜。
这一次，韩信又是反反复复梳理所有的细节。
功劳，往日里不都是这样说嘛！汉王您说是大家的，大家说汉王您的最大。现在怎么就不能说了？莫非，打江山的时候功劳才是大家的，打下江山来就成汉王您一人的了！我们大家都是靠功劳吃饭，汉王您比我们高一等，您是靠让谁立功、不让谁立功吃饭的！鼓声将息、征程未洗，您这脸也变得太快了吧！也罢，别人能不能接受我管不着，韩信能接受。韩信我和别人不一样，是单枪匹马投奔而来。仗打得再好，最初的本钱是您给的。韩信认账，本来就认，一直就认啊！汉王。
可您这是要干甚？原本没有人否定您的功劳最大啊！可全是您的？您也真敢想！谁会买这个账……莫非您要赖账？您是不打算给将士们兑现军功了？！
韩信记起，垓下大战后和汉王在一起闲话将士军功，旁边军吏就曾提醒，说普天下的田宅和民户加在一起已经不足以兑现全军将士的功劳了。汉王只是扭头看了看，军吏没再往下说，韩信也没再问，以为话题就过去了。
汉王啊，汉中拜将当晚韩信就曾对您披肝沥胆。项羽妇人之仁，将士伤病他常常啼泣分食，应该封爵的却往往言而无信。人人都看透他言而无信、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了，他还常常煞有其事啼泣分食。汉王您如果能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哪里会有打不下来的地方？！一直以为您言而有信啊！莫非，汉王您也和项羽一般说大话使小钱，项羽是当时就言而无信，您是打下江山才言而无信？那您可就太……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汉王，不可失信于民啊！那是百万将士的生命、血肉之躯啊！他们不是为了您称帝，更不是为了我称王。既非同宗、又非同族，咱们给人家干了什么？人家为什么要给咱们卖命？你真以为大家都只是为了推翻暴秦啊？！谁有那么傻啊？！谁不想能有自己的一块封邑！这怎么能赖账呢？稍有风吹草动，汉王您也难能保全啊！韩信的功劳是您给的，更是麾下将士给的，那都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啊，多少人已经只是森森白骨了。不可言而无信啊，汉王。您能赖账，韩信不能！其它都能让步，这一步不能让！让了这一步，还如何面对数十万将士？
只要下定决心，韩信有的是办法对付刘邦。十多年征战往往如此，是他逼刘邦就范的时候多。刘邦也往往只能照他的办法来，因为他在主战场、他能战胜；而刘邦需要战胜。
一念及此，韩信一跃而起，立即安排连夜起草士卒还乡安置办法，第二天直接上书汉王。
帐下大夫、郎中们的帷幄立即灯火通明、忙得不亦乐乎。
韩信年轻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抱歉了，汉王，您要当皇帝，就得先兑现将士的功劳。否则，失信于将士的恶人就是您了。这个黑锅太大了，韩信不能替您背。
韩信以为自己终于弄明白刘邦的心思了，甚至为自己信手拈来的对策而暗暗得意，其实完全没有对上点。这位一流的军事大家忽略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社会是个综合体，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多种原因生成，人的知识面太窄了就难免弄不明白、应付不来，反而很容易被自己的片面性忽悠，也更容易被别人的片面性忽悠。
韩信的知识面就太窄。他家是破落已经很久的贵族，父、祖早已去世，没有人告诉他社会的复杂；几卷兵书、一把长剑之外家徒四壁，也无从知晓社会的复杂。（当时书、剑都数量极少，都是值得世代相传的珍宝。）他的知识结构的基础，就是那几卷兵书。如同多数卓尔不群的专门家一样，小小年纪就专研了进去，也就沉溺在了其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不懂窗外事。他的世界里，从一开始就只有打仗。此外，都应付不来。从军之前长期在淮阴南昌亭长家里蹭饭，估计是缺乏应有的表现又没有办法应付亭长老婆；亭长老婆却有的是办法对付各式人等，对付韩信的办法是提前开饭，韩信一连几日都赶不上饭点，只能悻悻而去。到了街市上，淮阴少年让他从胯下爬过去，他还是无法应付，只得当众受辱。后来得城下漂母救济，又应付不来，落得一番尴尬。
他投身义军很早，在项梁手下一直不得赏识。后来被项羽用为执戟郎中，提过几条建议，人家也没听进去。推翻秦皇朝后，转而投奔刘邦——刘邦用人，一般是原来干什么先还干什么——被安排为传令兵的小头目。
频繁跳槽而不得赏识，问题不一定在项梁、项羽、刘邦，极有可能在韩信自己。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数十万普通士卒之一、还是当中的一介年轻士卒，开口就是事关天下大局的战略，满口都是项梁、项羽、刘邦才说的话，有几人能够听他说完？
到刘邦帐下不久，又糊里糊涂犯罪当斩。轮到被杀头的时候看见夏侯婴，情急之下蹦出一句“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史记·淮阴侯列传》）。他平时大概就是这样说话，直接把自己和天下兴亡联系在一起。一般人听了，大概是与其想救也不救了。夏侯婴或是没有当成大话，或是以为说大话也是一种才能，或只是一片善心，开口相救了。
借着夏侯婴的面子，他成为搜粟都尉。都尉，相当营团级，理解为最低一级的中级军官或最高一级的下级军官可能比较贴近。一般士卒或就很满意了，他一点也不满意，满肚子打仗学问还是不能施展。唯有一点满意，公事需要和萧何打交道多，终于有机会把满腹韬略讲出来了。
幸亏萧何不是带兵打仗的、而是谋划全局的，所以认定他是大将之才，反复向刘邦推荐。刘邦又认为萧何根本不懂打仗，自然也就不相信他，仍然迟迟不用。他于是轻松扔下来之不易的都尉，怒而出走。萧何又不辞劳苦、爬山涉水把他追回来。他终于成为汉军前敌总指挥，立即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成为当时、后世公认的军事大家。
打遍天下、百战归来、在这里苦苦思索汉王要当何等皇帝的时候，他还不够三十岁。他的知识面依然很窄，只是已经成为名震天下的统帅，人们已经不会这样想或不敢这样想他，他自己又始终没有意识到。
对于做人，韩信铭记在心的只有一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漂母如此，对刘邦也是如此。
他对刘邦始终怀抱感恩之心，没有汉王，他就永远只能仰望各位前辈兵家，哪还敢在心里和他们过招呢？！无论到何时何地，汉王的位分都应该高于自己，这是他早就抱定的主意。但他原本也并没有想到让刘邦称帝。
首先是传统习惯的巨大影响。上古没有皇帝，夏商周三代都是称王，当得好的后世称为圣王，例如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天子也还不是皇帝的另一种称谓，只是能代表诸侯和上天沟通的王。春秋战国更没有皇帝，最高的政治首长是伯、即后来习惯称呼的霸、五霸七雄的霸，例如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这时的霸也还没有霸主、霸权、霸凌、称霸的意思，只是一个代行天子权力的和事佬，一般不会用强，主要是靠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来主张公道、维护天下秩序。大多数伯的名声都不错，政治也还清明、社会也还安宁，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繁荣文化不是平白无故而形成的，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环境。
其次是政治领袖的榜样作用。后世只是注意到秦始皇嬴政称皇帝的带头作用，忽略了这个尝试极为短暂，且是秦皇朝自己公开宣布取消了的。公开称帝不过十余年，又公开取消，社会各界都看在眼里，社会影响又能够如何？！所以，陈胜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后并没有称帝，而是称王。项羽带领天下英雄推翻秦皇朝之后更没有称帝，而是称西楚霸王，即封在西楚的伯，又分封了十八路诸侯王，显然是一个类似齐桓、晋文的伯。他们的选择都是人心所向。
再次是各阶层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刘邦第一次东出途中遇到的新城三老董公，建议大张旗鼓为楚怀王熊心发丧占据道德制高点，那是建议刘邦以熊心继承者自居，他哪里会希望刘邦称帝？！较早起义反抗秦皇朝、又较早参加刘邦义军的郦食其，明确认为刘邦的前景是“德义已行，南面而伯”（《汉书·郦食其传》）。后来不止一次有人建议韩信独树一帜、和刘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都是不希望刘邦成为独一无二的霸主，遑论至高无上的皇帝？！
当时社会各界绝对没有想到让刘邦当皇帝，更没有想到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甚至也不是周天子，充其量是更接近于齐桓、晋文的伯、霸。自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人也就还远未进入不可一日无君的状态，更还没有三纲五常那一套。（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走近西汉功臣很重要。）
所以，韩信原本没有想到让刘邦称帝，更没有想到牵头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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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真的懵了，完全不知所措。类似情况，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
此前压力最大的就是初出汉中、暗度陈仓那次。他不能确定樊哙、灌婴西出陇上是否吸引了秦军，也不能确定章邯在陈仓的防守是否依旧，也就不能确定选择陈仓方向能不能出奇制胜。更重要的是，那是他的第一仗。此前他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一下子要指挥两万多人冲锋陷阵了。几乎所有人都不大相信，有的等着看他的笑话，有的为他担心。他不大在乎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问题：选择陈仓到底能不能避开章邯主力？
他必须避开章邯主力。章邯主力就是原来的秦军主力，就是名震天下的虎狼之师的最后精锐。他不能正面对决，第一仗绝对不能，汉军不能，他自己也不能，取胜之道只有一条，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计篇》），就是努力调动对方、形成一个防守薄弱点。大量准备工作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到最后也还是这一个问题：陈仓到底是否空虚？
好些大兵家在这般时候都是横下决心、赌一把。他不是。能输才能赌。他不能输，这一次尤其不能输，也就不能赌。他也不是毫无头绪的干着急、干发愁。这是他的第一仗，但又不是。投军以来所经历的每一仗，项羽和秦军之间的战斗、刘项之间的战斗，他都在自己心里暗暗地打过一回。每战之前，都如同自己指挥一般、想好怎么打；战后再看看结果如何，那一招对了，那一招错了；对了的是为何，错了的又是为何。后来军中传扬他百战百胜、从无败绩，其实他在心中败过不止一次，有的甚至全军覆没。表面是新手，其实是老手。他知道这个时候该干什么。
人们为他担心、等着看笑话的时候，他只是反反复复地梳理所有的细节，稍有不能确定，立即派出斥候重新哨探，紧要之处则亲自前往。
那一次，也不记得派了多少斥候。陈仓周围的所有村庄、路口、山谷都派了，每一股出发前都亲自吩咐、回来后都亲自询问。直到确认了通往陈仓所有道路两侧并无异常，又确认了陈仓的小饭店、小饭摊、卖油盐酱醋的小店也没有异常，他才一跃而起，通令明日卯时开饭、大飨全军，辰时出动、直扑陈仓。果然，旗开得胜，而且等于是不战而胜。
这一次，韩信又是反反复复梳理所有的细节。
功劳，往日里不都是这样说嘛！汉王您说是大家的，大家说汉王您的最大。现在怎么就不能说了？莫非，打江山的时候功劳才是大家的，打下江山来就成汉王您一人的了！我们大家都是靠功劳吃饭，汉王您比我们高一等，您是靠让谁立功、不让谁立功吃饭的！鼓声将息、征程未洗，您这脸也变得太快了吧！也罢，别人能不能接受我管不着，韩信能接受。韩信我和别人不一样，是单枪匹马投奔而来。仗打得再好，最初的本钱是您给的。韩信认账，本来就认，一直就认啊！汉王。
可您这是要干甚？原本没有人否定您的功劳最大啊！可全是您的？您也真敢想！谁会买这个账……莫非您要赖账？您是不打算给将士们兑现军功了？！
韩信记起，垓下大战后和汉王在一起闲话将士军功，旁边军吏就曾提醒，说普天下的田宅和民户加在一起已经不足以兑现全军将士的功劳了。汉王只是扭头看了看，军吏没再往下说，韩信也没再问，以为话题就过去了。
汉王啊，汉中拜将当晚韩信就曾对您披肝沥胆。项羽妇人之仁，将士伤病他常常啼泣分食，应该封爵的却往往言而无信。人人都看透他言而无信、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了，他还常常煞有其事啼泣分食。汉王您如果能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哪里会有打不下来的地方？！一直以为您言而有信啊！莫非，汉王您也和项羽一般说大话使小钱，项羽是当时就言而无信，您是打下江山才言而无信？那您可就太……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汉王，不可失信于民啊！那是百万将士的生命、血肉之躯啊！他们不是为了您称帝，更不是为了我称王。既非同宗、又非同族，咱们给人家干了什么？人家为什么要给咱们卖命？你真以为大家都只是为了推翻暴秦啊？！谁有那么傻啊？！谁不想能有自己的一块封邑！这怎么能赖账呢？稍有风吹草动，汉王您也难能保全啊！韩信的功劳是您给的，更是麾下将士给的，那都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啊，多少人已经只是森森白骨了。不可言而无信啊，汉王。您能赖账，韩信不能！其它都能让步，这一步不能让！让了这一步，还如何面对数十万将士？
只要下定决心，韩信有的是办法对付刘邦。十多年征战往往如此，是他逼刘邦就范的时候多。刘邦也往往只能照他的办法来，因为他在主战场、他能战胜；而刘邦需要战胜。
一念及此，韩信一跃而起，立即安排连夜起草士卒还乡安置办法，第二天直接上书汉王。
帐下大夫、郎中们的帷幄立即灯火通明、忙得不亦乐乎。
韩信年轻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抱歉了，汉王，您要当皇帝，就得先兑现将士的功劳。否则，失信于将士的恶人就是您了。这个黑锅太大了，韩信不能替您背。
韩信以为自己终于弄明白刘邦的心思了，甚至为自己信手拈来的对策而暗暗得意，其实完全没有对上点。这位一流的军事大家忽略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社会是个综合体，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多种原因生成，人的知识面太窄了就难免弄不明白、应付不来，反而很容易被自己的片面性忽悠，也更容易被别人的片面性忽悠。
韩信的知识面就太窄。他家是破落已经很久的贵族，父、祖早已去世，没有人告诉他社会的复杂；几卷兵书、一把长剑之外家徒四壁，也无从知晓社会的复杂。（当时书、剑都数量极少，都是值得世代相传的珍宝。）他的知识结构的基础，就是那几卷兵书。如同多数卓尔不群的专门家一样，小小年纪就专研了进去，也就沉溺在了其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不懂窗外事。他的世界里，从一开始就只有打仗。此外，都应付不来。从军之前长期在淮阴南昌亭长家里蹭饭，估计是缺乏应有的表现又没有办法应付亭长老婆；亭长老婆却有的是办法对付各式人等，对付韩信的办法是提前开饭，韩信一连几日都赶不上饭点，只能悻悻而去。到了街市上，淮阴少年让他从胯下爬过去，他还是无法应付，只得当众受辱。后来得城下漂母救济，又应付不来，落得一番尴尬。
他投身义军很早，在项梁手下一直不得赏识。后来被项羽用为执戟郎中，提过几条建议，人家也没听进去。推翻秦皇朝后，转而投奔刘邦——刘邦用人，一般是原来干什么先还干什么——被安排为传令兵的小头目。
频繁跳槽而不得赏识，问题不一定在项梁、项羽、刘邦，极有可能在韩信自己。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数十万普通士卒之一、还是当中的一介年轻士卒，开口就是事关天下大局的战略，满口都是项梁、项羽、刘邦才说的话，有几人能够听他说完？
到刘邦帐下不久，又糊里糊涂犯罪当斩。轮到被杀头的时候看见夏侯婴，情急之下蹦出一句“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史记·淮阴侯列传》）。他平时大概就是这样说话，直接把自己和天下兴亡联系在一起。一般人听了，大概是与其想救也不救了。夏侯婴或是没有当成大话，或是以为说大话也是一种才能，或只是一片善心，开口相救了。
借着夏侯婴的面子，他成为搜粟都尉。都尉，相当营团级，理解为最低一级的中级军官或最高一级的下级军官可能比较贴近。一般士卒或就很满意了，他一点也不满意，满肚子打仗学问还是不能施展。唯有一点满意，公事需要和萧何打交道多，终于有机会把满腹韬略讲出来了。
幸亏萧何不是带兵打仗的、而是谋划全局的，所以认定他是大将之才，反复向刘邦推荐。刘邦又认为萧何根本不懂打仗，自然也就不相信他，仍然迟迟不用。他于是轻松扔下来之不易的都尉，怒而出走。萧何又不辞劳苦、爬山涉水把他追回来。他终于成为汉军前敌总指挥，立即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成为当时、后世公认的军事大家。
打遍天下、百战归来、在这里苦苦思索汉王要当何等皇帝的时候，他还不够三十岁。他的知识面依然很窄，只是已经成为名震天下的统帅，人们已经不会这样想或不敢这样想他，他自己又始终没有意识到。
对于做人，韩信铭记在心的只有一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漂母如此，对刘邦也是如此。
他对刘邦始终怀抱感恩之心，没有汉王，他就永远只能仰望各位前辈兵家，哪还敢在心里和他们过招呢？！无论到何时何地，汉王的位分都应该高于自己，这是他早就抱定的主意。但他原本也并没有想到让刘邦称帝。
首先是传统习惯的巨大影响。上古没有皇帝，夏商周三代都是称王，当得好的后世称为圣王，例如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天子也还不是皇帝的另一种称谓，只是能代表诸侯和上天沟通的王。春秋战国更没有皇帝，最高的政治首长是伯、即后来习惯称呼的霸、五霸七雄的霸，例如齐桓公姜小白、晋文公姬重耳。这时的霸也还没有霸主、霸权、霸凌、称霸的意思，只是一个代行天子权力的和事佬，一般不会用强，主要是靠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来主张公道、维护天下秩序。大多数伯的名声都不错，政治也还清明、社会也还安宁，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繁荣文化不是平白无故而形成的，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环境。
其次是政治领袖的榜样作用。后世只是注意到秦始皇嬴政称皇帝的带头作用，忽略了这个尝试极为短暂，且是秦皇朝自己公开宣布取消了的。公开称帝不过十余年，又公开取消，社会各界都看在眼里，社会影响又能够如何？！所以，陈胜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后并没有称帝，而是称王。项羽带领天下英雄推翻秦皇朝之后更没有称帝，而是称西楚霸王，即封在西楚的伯，又分封了十八路诸侯王，显然是一个类似齐桓、晋文的伯。他们的选择都是人心所向。
再次是各阶层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刘邦第一次东出途中遇到的新城三老董公，建议大张旗鼓为楚怀王熊心发丧占据道德制高点，那是建议刘邦以熊心继承者自居，他哪里会希望刘邦称帝？！较早起义反抗秦皇朝、又较早参加刘邦义军的郦食其，明确认为刘邦的前景是“德义已行，南面而伯”（《汉书·郦食其传》）。后来不止一次有人建议韩信独树一帜、和刘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都是不希望刘邦成为独一无二的霸主，遑论至高无上的皇帝？！
当时社会各界绝对没有想到让刘邦当皇帝，更没有想到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甚至也不是周天子，充其量是更接近于齐桓、晋文的伯、霸。自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人也就还远未进入不可一日无君的状态，更还没有三纲五常那一套。（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走近西汉功臣很重要。）
所以，韩信原本没有想到让刘邦称帝，更没有想到牵头拥戴。
3 韩信为何又主动牵头拥戴刘邦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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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封王。
韩信以为，他和汉王之间的裂痕是从请封齐王开始的，没有想到汉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对他不放心。
从汉中拜将开始，他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打仗，报答汉王知遇之恩。根本没有想到过封王，也就没有意识到汉王不愿封他为王。
占领关中，那本就是汉王应该的封地，他只是满心高兴能够这么快就报答了汉王一把。
占领三晋、代地，汉王诏令设立太原等三郡、并派张苍等人为郡守，他也还是高兴又报答了汉王一把。
占领赵国，汉王把老赵王张耳派回来，自是理所应当；张耳一把年纪了、感恩戴德的话一直挂在嘴上、处处让他为先，他都不好意思了。
占领齐地后，他才意识到，无论再有多大功劳，汉王也不会封自己为王。在汉王心目中，自己根本就不是有资格封王的人。这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齐地相当于非战而下。田氏一族在齐历史悠久、盘根错节，很早就独立起义，成为独立于楚、汉双方的力量。这时的齐王是田横，随后就会说到。刘邦派郦食其游说，以齐王还是齐王、只是奉刘邦南面而伯为条件，希望双方联合。田横应允，双方成为一条战线。就在田横和郦食其置酒庆贺、毫无防备之时，韩信接受蒯彻建议发动突然袭击，占领齐地。田横落荒而逃。
自西周以降，治理齐地者都是高爵，先是称公、后更称王，义军领袖更是人人称王。韩信胜之不武、又无王爵，在齐地民众看来就不成体统，确实有碍稳定。他以为刘邦会主动封王，可诏书迟迟不到，只得上书自请封假齐王，言下之意是等齐地稳定下来可以收回。可没有想到，汉王居然大为恼怒。信使回来不愿意细说，他也没有细问。话应该说的很难听。
韩信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很肤浅，完全没有想到刘邦为何如此，只以为是小看他这个破落的贵族后裔，所以满肚子不高兴，自然也是很肤浅的不高兴。他觉得汉王亏待了他韩信。韩王信他们打下多大地盘，他韩信打下多大地盘；他们能封王，他韩信有何不可？他下定决心，再见到汉王，一定当面问个明白。
但他并没有打算不参加垓下大战。那边大战刚开始，他就命令曹参等麾下诸将赶紧预做准备，但心里的不高兴也没有打算掩饰。活儿要干，牢骚也要发；感恩是真感恩，不满也是真不满。他对刘邦是真无二心。
接到明确齐王封地的诏书时，他甚至都没有打开。嗟来之食，有什么味道？
出乎意料的是，垓下大战、汉军胜出后，汉王居然封自己为楚王。楚王！陈王就是楚王！怀王也是楚王！西楚霸王更是楚王！那是汉王才应该的封号和领地啊！也许，汉王并不是不愿意封自己为王，而是要把果子留到最后、彻底战胜楚军后；像鱼饵一般，怕自己不好好干？！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可也未免太小心眼。可是，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心胸不广呢？！
所以，韩信提议刘邦称帝，又牵头拥戴。是感激，是回报，甚至有点效忠、表忠心的意思。
他注意到了许多诧异、疑惑的眼神，尤其是韩王信等诸王。但也没有任何犹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如此大恩大德！
于是，才有了这一番笔墨官司。
可是，汉王想当的到底是何等皇帝呢？
莫非，这一步错了？他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件事，张良、陈平、陆贾诸位都始终未置一词，从来没有和自己谈过这档事，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韩信有点怀疑自己考虑不周了、莽撞了。对于打仗，他非常清楚需要从哪些方面考虑，什么样的仗需要考虑哪些方面都烂熟于心，一项一项都考虑到了，都确认无疑了，就是算无遗策，就可以下决心。对于这些事情，他真还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考虑，更不知道有多少个方面需要考虑，那岂不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难免考虑不周啊！
一念及此，韩信脑子一片空白了。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错误。
没有韩信，刘邦会不会成为皇帝呢？
韩信之外，推举皇帝的能力和愿望兼而有之的还有谁？！如果刘邦没有成为皇帝，西汉还会不会有皇帝？东汉还会不会有皇帝？后来中国还会不会有皇帝？如此推演，韩信的历史责任就太大了。
但在韩信心目中，皇帝可能真的只是个名号，和王、和霸、和伯没什么不同。充其量不过有点攀比心理，认为汉王的封号应该比自己高——这是为了报恩；更应该比项羽那小子高——这是为了出口恶气。他完全没有想到，皇帝居然是个能够随时随地轻松取他这个天下第一诸侯王性命的角色。他傻啊？！
但请刘邦当皇帝终归是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的。无论他是否能意识得到，他已经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历史，都很严重。一不小心跪下了，再要打算站起来就得以生命为代价。后世历代皇朝中，类似韩信这般人物很多。韩信可谓始作俑者。
人啊，涉及非专业领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韩信这种想法在西汉功臣中具有相当代表性。他们真心拥戴刘邦当皇帝，但又显然只是周天子那样的天子，而不是秦始皇嬴政那样的皇帝。他们从春秋战国走来，刚刚推翻了秦皇朝，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普遍。后来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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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封王。
韩信以为，他和汉王之间的裂痕是从请封齐王开始的，没有想到汉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对他不放心。
从汉中拜将开始，他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打仗，报答汉王知遇之恩。根本没有想到过封王，也就没有意识到汉王不愿封他为王。
占领关中，那本就是汉王应该的封地，他只是满心高兴能够这么快就报答了汉王一把。
占领三晋、代地，汉王诏令设立太原等三郡、并派张苍等人为郡守，他也还是高兴又报答了汉王一把。
占领赵国，汉王把老赵王张耳派回来，自是理所应当；张耳一把年纪了、感恩戴德的话一直挂在嘴上、处处让他为先，他都不好意思了。
占领齐地后，他才意识到，无论再有多大功劳，汉王也不会封自己为王。在汉王心目中，自己根本就不是有资格封王的人。这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齐地相当于非战而下。田氏一族在齐历史悠久、盘根错节，很早就独立起义，成为独立于楚、汉双方的力量。这时的齐王是田横，随后就会说到。刘邦派郦食其游说，以齐王还是齐王、只是奉刘邦南面而伯为条件，希望双方联合。田横应允，双方成为一条战线。就在田横和郦食其置酒庆贺、毫无防备之时，韩信接受蒯彻建议发动突然袭击，占领齐地。田横落荒而逃。
自西周以降，治理齐地者都是高爵，先是称公、后更称王，义军领袖更是人人称王。韩信胜之不武、又无王爵，在齐地民众看来就不成体统，确实有碍稳定。他以为刘邦会主动封王，可诏书迟迟不到，只得上书自请封假齐王，言下之意是等齐地稳定下来可以收回。可没有想到，汉王居然大为恼怒。信使回来不愿意细说，他也没有细问。话应该说的很难听。
韩信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很肤浅，完全没有想到刘邦为何如此，只以为是小看他这个破落的贵族后裔，所以满肚子不高兴，自然也是很肤浅的不高兴。他觉得汉王亏待了他韩信。韩王信他们打下多大地盘，他韩信打下多大地盘；他们能封王，他韩信有何不可？他下定决心，再见到汉王，一定当面问个明白。
但他并没有打算不参加垓下大战。那边大战刚开始，他就命令曹参等麾下诸将赶紧预做准备，但心里的不高兴也没有打算掩饰。活儿要干，牢骚也要发；感恩是真感恩，不满也是真不满。他对刘邦是真无二心。
接到明确齐王封地的诏书时，他甚至都没有打开。嗟来之食，有什么味道？
出乎意料的是，垓下大战、汉军胜出后，汉王居然封自己为楚王。楚王！陈王就是楚王！怀王也是楚王！西楚霸王更是楚王！那是汉王才应该的封号和领地啊！也许，汉王并不是不愿意封自己为王，而是要把果子留到最后、彻底战胜楚军后；像鱼饵一般，怕自己不好好干？！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可也未免太小心眼。可是，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心胸不广呢？！
所以，韩信提议刘邦称帝，又牵头拥戴。是感激，是回报，甚至有点效忠、表忠心的意思。
他注意到了许多诧异、疑惑的眼神，尤其是韩王信等诸王。但也没有任何犹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如此大恩大德！
于是，才有了这一番笔墨官司。
可是，汉王想当的到底是何等皇帝呢？
莫非，这一步错了？他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件事，张良、陈平、陆贾诸位都始终未置一词，从来没有和自己谈过这档事，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韩信有点怀疑自己考虑不周了、莽撞了。对于打仗，他非常清楚需要从哪些方面考虑，什么样的仗需要考虑哪些方面都烂熟于心，一项一项都考虑到了，都确认无疑了，就是算无遗策，就可以下决心。对于这些事情，他真还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考虑，更不知道有多少个方面需要考虑，那岂不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难免考虑不周啊！
一念及此，韩信脑子一片空白了。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错误。
没有韩信，刘邦会不会成为皇帝呢？
韩信之外，推举皇帝的能力和愿望兼而有之的还有谁？！如果刘邦没有成为皇帝，西汉还会不会有皇帝？东汉还会不会有皇帝？后来中国还会不会有皇帝？如此推演，韩信的历史责任就太大了。
但在韩信心目中，皇帝可能真的只是个名号，和王、和霸、和伯没什么不同。充其量不过有点攀比心理，认为汉王的封号应该比自己高——这是为了报恩；更应该比项羽那小子高——这是为了出口恶气。他完全没有想到，皇帝居然是个能够随时随地轻松取他这个天下第一诸侯王性命的角色。他傻啊？！
但请刘邦当皇帝终归是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的。无论他是否能意识得到，他已经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历史，都很严重。一不小心跪下了，再要打算站起来就得以生命为代价。后世历代皇朝中，类似韩信这般人物很多。韩信可谓始作俑者。
人啊，涉及非专业领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韩信这种想法在西汉功臣中具有相当代表性。他们真心拥戴刘邦当皇帝，但又显然只是周天子那样的天子，而不是秦始皇嬴政那样的皇帝。他们从春秋战国走来，刚刚推翻了秦皇朝，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普遍。后来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
4 刘邦自己为何也选择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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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在自己的帷幄之中反复思量这功夫，刘邦也在自己的帷幄中反复思量。
刘邦（生卒前256年-前195年；在位前202年-前195年），带领直属人马驻扎在定陶东北方向。此地是戚夫人的故乡。戚夫人祖上是西周王室后裔、姬姓老贵族，封邑就在此地。此地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刘邦原来可能打算在此建都。来了才发现不合适，只能一边待着一边再找。
刘邦自己在帷幄中，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泡脚是个好习惯。但人在中年之前就能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工作不累，一天下来还能有享受这份舒服的闲情逸致。二是最好有人打水，水凉了最好能有人加点热水，完了最好还有人倒水，吃的太胖、肚皮太大的最好能有人给擦擦脚。所以，起初只是贵族的生活习惯。咱们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温柔富贵、轻软香甜都是权贵们的发明创造。亦即，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方阵中也有他们这一阶层。他们主要负责创造各种享受，换个中性一点的词，负责消费，负责创造各种高消费项目。当然，星移斗转，高消费项目也会成为中低消费项目。无论感谢他们还是诅咒他们，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刘邦起义之后得了项梁分给的五千人马，手下人马很快过万，随即又被封为沛公，便慢慢讲究起来、开始模仿贵族。但凡享受，一旦开头就很难主动叫停。泡脚很快成为他的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都得泡，不泡睡不着觉。他没有正襟危坐的功夫和习惯，席地而躺也不能泡脚。他的一般姿态是：四脚八叉地距坐着，一边一个侍女给他泡脚；又毕竟是战时，往往还得一边处理公务。像今天晚上，就是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和韩信生气，刘邦也不明白是为什么。称帝这事情韩信事先打过招呼，当时自然很高兴，过后就不高兴了，越想越不高兴。怎么轮到他来说这个话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算什么东西？就是个要饭的，就是在街市上谁都可以欺负的那种小可怜。沛县街市那两个就全靠老子罩着，不然早被人欺负死了。碰巧打了几个胜仗，就成人物了？就要到老子头上指手画脚了？
所以，第一次上书送来的时候，刘邦突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身边郎中捡了几句好听的写成诏书、回复给了韩信。
诏书刚一送走，他就后悔了。韩信就此偃旗息鼓、再不提了如何是好？找萧何？找张良？那就是得求人了。这个事怎么求人？！陈平以下就更说不上话了。韩王信？彭越？英布？那也太抬举他们了？妈的，这个事还只有韩信！
第二次上书连夜来到的时候，刘邦立即就同意了。同意就是同意，没有什么理由。回复诏书那个理由，是执笔郎中自己找的。
至于刘邦为何也要当皇帝，而且要当一个名副其实、不能有名无实的皇帝，刘邦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在制度层面，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诸侯制也有问题。也就是说，战争年代能够重视、坚持诸侯制，胜出之后却是很难重视、坚持了。但在潜意识中，促使他意识到这一点的，应该就是皇帝制度的吸引力。这就是刘邦的又一面了——既反对皇帝制度又羡慕皇帝制度。
反对皇帝制度是反对别人当皇帝，羡慕皇帝制度是希望自己当一把皇帝。
皇帝制度在政治上无疑极端愚昧落后，对个人的吸引力又无可比拟。刘邦当亭长时在咸阳街头见到秦始皇嬴政出巡，就萌发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更重要的、与其他义军领袖不同的是，率先进入咸阳时，他曾经在秦皇宫的温柔富贵乡之中短暂而实实在在地体验过一把——立即就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体验很重要，有无体验大不相同。
如今到了真的能够轻松实现梦想的时候，上上下下一片拥戴，他还谈何抗拒？！他本能地倾向于成为那样的皇帝，尤其是那般温柔富贵。这极有可能就是刘邦选择称帝的主要动机，其它都在其次。
理由，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论治国理政，不如萧何；论谋略，不如张良；论打仗，不如韩信；论学问、论德行，不如的就多了。这些他很早就想过、不止一次。搜肠刮肚之余，终于无师自通地找了一个在普天之下独占鳌头、无可比拟的理由——能用人。所以，后来在洛阳南宫庆功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示与众。那其实就是泡脚时的思想成果。
刘邦，是古代史上唯一以能用人为根据的皇帝。至于天命这个绝妙的理由，还没有想到、也还没有人提醒，得等到伤病不治、临终之时才能想到；天命在身的种种征兆，更是后人牵强附会。这个时候在他身边的人，从张良、陈平到陆贾、娄敬，观点、立场自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正人君子、不言怪力乱神。至于吊民伐罪、为民造福、主张公道一类，公允而言，还是有的。他自小学的是早期儒家道理、长大想当侠客、后来当过亭长，明白其中道理，什么事情也不办，凭什么取之于民、让民众养活你？！但不会大公无私、舍己为民。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说到底，他是为自己当皇帝。要说拼死拼活、拼上这条性命厮杀大半生就是为了天下民众，那一定是哄鬼。别人信不信他不敢说，他自己是肯定不相信。
概括双方分歧，还是对于皇帝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他们、西汉功臣虽然真心拥戴刘邦登基称帝，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嬴政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他们拥戴下成为皇帝的，并没有准备当一个他们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换而言之，他们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
他们的故事主要就缘于这一分歧，并非后世常常演绎的封建与大一统之争。随后有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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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在自己的帷幄之中反复思量这功夫，刘邦也在自己的帷幄中反复思量。
刘邦（生卒前256年-前195年；在位前202年-前195年），带领直属人马驻扎在定陶东北方向。此地是戚夫人的故乡。戚夫人祖上是西周王室后裔、姬姓老贵族，封邑就在此地。此地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刘邦原来可能打算在此建都。来了才发现不合适，只能一边待着一边再找。
刘邦自己在帷幄中，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泡脚是个好习惯。但人在中年之前就能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工作不累，一天下来还能有享受这份舒服的闲情逸致。二是最好有人打水，水凉了最好能有人加点热水，完了最好还有人倒水，吃的太胖、肚皮太大的最好能有人给擦擦脚。所以，起初只是贵族的生活习惯。咱们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温柔富贵、轻软香甜都是权贵们的发明创造。亦即，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方阵中也有他们这一阶层。他们主要负责创造各种享受，换个中性一点的词，负责消费，负责创造各种高消费项目。当然，星移斗转，高消费项目也会成为中低消费项目。无论感谢他们还是诅咒他们，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刘邦起义之后得了项梁分给的五千人马，手下人马很快过万，随即又被封为沛公，便慢慢讲究起来、开始模仿贵族。但凡享受，一旦开头就很难主动叫停。泡脚很快成为他的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都得泡，不泡睡不着觉。他没有正襟危坐的功夫和习惯，席地而躺也不能泡脚。他的一般姿态是：四脚八叉地距坐着，一边一个侍女给他泡脚；又毕竟是战时，往往还得一边处理公务。像今天晚上，就是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和韩信生气，刘邦也不明白是为什么。称帝这事情韩信事先打过招呼，当时自然很高兴，过后就不高兴了，越想越不高兴。怎么轮到他来说这个话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算什么东西？就是个要饭的，就是在街市上谁都可以欺负的那种小可怜。沛县街市那两个就全靠老子罩着，不然早被人欺负死了。碰巧打了几个胜仗，就成人物了？就要到老子头上指手画脚了？
所以，第一次上书送来的时候，刘邦突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身边郎中捡了几句好听的写成诏书、回复给了韩信。
诏书刚一送走，他就后悔了。韩信就此偃旗息鼓、再不提了如何是好？找萧何？找张良？那就是得求人了。这个事怎么求人？！陈平以下就更说不上话了。韩王信？彭越？英布？那也太抬举他们了？妈的，这个事还只有韩信！
第二次上书连夜来到的时候，刘邦立即就同意了。同意就是同意，没有什么理由。回复诏书那个理由，是执笔郎中自己找的。
至于刘邦为何也要当皇帝，而且要当一个名副其实、不能有名无实的皇帝，刘邦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在制度层面，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诸侯制也有问题。也就是说，战争年代能够重视、坚持诸侯制，胜出之后却是很难重视、坚持了。但在潜意识中，促使他意识到这一点的，应该就是皇帝制度的吸引力。这就是刘邦的又一面了——既反对皇帝制度又羡慕皇帝制度。
反对皇帝制度是反对别人当皇帝，羡慕皇帝制度是希望自己当一把皇帝。
皇帝制度在政治上无疑极端愚昧落后，对个人的吸引力又无可比拟。刘邦当亭长时在咸阳街头见到秦始皇嬴政出巡，就萌发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更重要的、与其他义军领袖不同的是，率先进入咸阳时，他曾经在秦皇宫的温柔富贵乡之中短暂而实实在在地体验过一把——立即就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体验很重要，有无体验大不相同。
如今到了真的能够轻松实现梦想的时候，上上下下一片拥戴，他还谈何抗拒？！他本能地倾向于成为那样的皇帝，尤其是那般温柔富贵。这极有可能就是刘邦选择称帝的主要动机，其它都在其次。
理由，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论治国理政，不如萧何；论谋略，不如张良；论打仗，不如韩信；论学问、论德行，不如的就多了。这些他很早就想过、不止一次。搜肠刮肚之余，终于无师自通地找了一个在普天之下独占鳌头、无可比拟的理由——能用人。所以，后来在洛阳南宫庆功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示与众。那其实就是泡脚时的思想成果。
刘邦，是古代史上唯一以能用人为根据的皇帝。至于天命这个绝妙的理由，还没有想到、也还没有人提醒，得等到伤病不治、临终之时才能想到；天命在身的种种征兆，更是后人牵强附会。这个时候在他身边的人，从张良、陈平到陆贾、娄敬，观点、立场自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正人君子、不言怪力乱神。至于吊民伐罪、为民造福、主张公道一类，公允而言，还是有的。他自小学的是早期儒家道理、长大想当侠客、后来当过亭长，明白其中道理，什么事情也不办，凭什么取之于民、让民众养活你？！但不会大公无私、舍己为民。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说到底，他是为自己当皇帝。要说拼死拼活、拼上这条性命厮杀大半生就是为了天下民众，那一定是哄鬼。别人信不信他不敢说，他自己是肯定不相信。
概括双方分歧，还是对于皇帝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他们、西汉功臣虽然真心拥戴刘邦登基称帝，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嬴政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他们拥戴下成为皇帝的，并没有准备当一个他们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换而言之，他们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
他们的故事主要就缘于这一分歧，并非后世常常演绎的封建与大一统之争。随后有专门讨论。
作者：东衡饸烙味1Lv 2 时间：2021-03-29 09: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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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是个值得下功夫的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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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是个值得下功夫的好问题
5 “悉去秦仪法”的登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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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二月初三日，刘邦正式称帝。
登基大典开始筹备时，叔孙通先就比照秦皇朝的仪法拟定了一套大典礼仪，要求全体朝臣亦步亦趋天天训练。打天下的好汉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拘束，各路人马都吵翻了天。刘邦获悉，立即诏令“悉去秦仪法”（《汉书·叔孙通传》）。
对于这件事情，后世很少给予重视，越到后来越不重视。没有根据说是谁有意识淡化、抹杀。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典籍有一个共同倾向，努力宣扬自古以来就有秩序井然的皇帝制度，越到后来越明显。在朝代史中，古人很早就推崇前三部或前四部，应该就是有所意识。尽管如此，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悉去秦仪法”，应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被淡化了。
所谓“悉去秦仪法”，是发生在西汉皇朝成立大典、刘邦登基称帝仪式准备过程中的事情。一般而言，流血牺牲十余年打下一座江山，现在要筹备正式的开国大典了、要看着自己的新皇帝正式登基了，应该是欢欣鼓舞、笑逐颜开、诸事都好商量才对。可是，新朝的官员们却因为大典礼仪吵吵起来。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拔正步、站军姿。吵吵的结果是，刘邦让步，宣布取消秦皇朝的那一套。
这样一来，西汉的成立大典、刘邦的登基仪式就大为简单了。大家都比较随意，有点草莽气。而且未改元、未改制，与嬴政称帝那般煌煌赫赫、刻意标新立异全然不同。大家都觉得汉王当了皇帝还是汉王。汉王就是在这样一种君臣双方都比较满意的、随意的气氛中成为了大汉皇帝。
仪法的目的说到底是包装皇帝、明确并扩大君臣之分。朝臣能够公开表示反对，刘邦能够立即决定取消，自然都扯不上是反感君主制度，但又不能否认是一种淳朴本能。对于西汉政治变迁，这种本能弥足珍贵。
韩信也感觉自己可能有点误解汉王了。当然，原本也不以为是多大事。这些年来，类似这样的博弈经常发生，大多也像这次一样，只有他们双方、身边大夫郎中知道，来往信使略知一二，其余方圆数十里的各路汉军将士毫不知情。
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刚刚打碎了第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平民英雄们又建立了一个君主皇朝。后人形成这般认识，或许和司马光他们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省略不无关系。了解了具体过程，又感觉并非通常解读的那么回事。可咱们中国的君主制度被打碎后又能复活并且延续两千年，又确确实实和这个节点有关、甚至很大。
更重要的是，刘邦当这个皇帝，只是他和韩信、诸侯王之间的事情，最多也不过是他和汉军将士之间的事情。可他所要当的，却是普天下的皇帝。这就有问题了。说雅一点是无知，说俗一点是傻大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可能是傻大胆、无知，少数——韩信注意到始终未置一词、好像没这回事的那些位——可能是看破不说破。
为何？
自古以来，咱们中国的天子还没有这样当的，都是得各部族都同意才行。
——夏的建立。
《三字经》概括为“父传子，家天下”，但司马迁的记载是：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先秦史专家徐喜辰认为这不是父传子、而是选举。最早这样看的、有据可查的，是孟子。
——夏商兴替。
一般概括为成汤革命。司马迁有一段概括：
自孔甲（第十四代夏王）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最后一代夏王）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第一代商王成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
很明显，其中关键是“诸侯多畔夏”、“诸侯皆归汤”，是三千诸侯的主动选择。（这里的诸侯，其实是部族首领。）
尽管如此，成汤改立社稷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反对：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记•殷本纪》
这好像是在改立社稷的现场遭到了抵制，又派伊尹去请求诸侯同意，然后成汤才宣告成为天子。
至于《逸周书》的记载，多数读者就更难以置信、甚至以为是荒诞了。其实只是不清楚当时的社会结构。再说。
——商周兴替。
一般概括为武王伐纣。但在此之前、在和平时期、商王朝仍然是天下共主、商纣仍然是天子、周文王姬昌还只是西伯的时候，已经有“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到武王姬发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是，“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其中，主动的、决定性的力量是诸侯。
这意味着，在古代史上，靠暴力兼并了各诸侯国、然后就宣布自己掌握了最高权力、成为皇帝的，嬴政是第一个。类似的，刘邦是第二个。如果考虑到项羽推翻秦皇朝之后只是担任了诸侯联盟的联盟长，而刘邦是武装消灭项羽之后成为皇帝的，那他就是又一个第一个。
功臣集团中始终未置一词的那些位，或就是多多少少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知道这一变化有多么大。刘邦如果也了解，以他的性格，最少会迟疑。
韩信，显然不明白拥戴刘邦称帝的巨大历史转折和深远历史遗憾，也就注定要为这一举动付出极大代价。
隔行如隔山。人啊，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弄明白自己不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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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二月初三日，刘邦正式称帝。
登基大典开始筹备时，叔孙通先就比照秦皇朝的仪法拟定了一套大典礼仪，要求全体朝臣亦步亦趋天天训练。打天下的好汉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拘束，各路人马都吵翻了天。刘邦获悉，立即诏令“悉去秦仪法”（《汉书·叔孙通传》）。
对于这件事情，后世很少给予重视，越到后来越不重视。没有根据说是谁有意识淡化、抹杀。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典籍有一个共同倾向，努力宣扬自古以来就有秩序井然的皇帝制度，越到后来越明显。在朝代史中，古人很早就推崇前三部或前四部，应该就是有所意识。尽管如此，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悉去秦仪法”，应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被淡化了。
所谓“悉去秦仪法”，是发生在西汉皇朝成立大典、刘邦登基称帝仪式准备过程中的事情。一般而言，流血牺牲十余年打下一座江山，现在要筹备正式的开国大典了、要看着自己的新皇帝正式登基了，应该是欢欣鼓舞、笑逐颜开、诸事都好商量才对。可是，新朝的官员们却因为大典礼仪吵吵起来。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拔正步、站军姿。吵吵的结果是，刘邦让步，宣布取消秦皇朝的那一套。
这样一来，西汉的成立大典、刘邦的登基仪式就大为简单了。大家都比较随意，有点草莽气。而且未改元、未改制，与嬴政称帝那般煌煌赫赫、刻意标新立异全然不同。大家都觉得汉王当了皇帝还是汉王。汉王就是在这样一种君臣双方都比较满意的、随意的气氛中成为了大汉皇帝。
仪法的目的说到底是包装皇帝、明确并扩大君臣之分。朝臣能够公开表示反对，刘邦能够立即决定取消，自然都扯不上是反感君主制度，但又不能否认是一种淳朴本能。对于西汉政治变迁，这种本能弥足珍贵。
韩信也感觉自己可能有点误解汉王了。当然，原本也不以为是多大事。这些年来，类似这样的博弈经常发生，大多也像这次一样，只有他们双方、身边大夫郎中知道，来往信使略知一二，其余方圆数十里的各路汉军将士毫不知情。
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刚刚打碎了第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平民英雄们又建立了一个君主皇朝。后人形成这般认识，或许和司马光他们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省略不无关系。了解了具体过程，又感觉并非通常解读的那么回事。可咱们中国的君主制度被打碎后又能复活并且延续两千年，又确确实实和这个节点有关、甚至很大。
更重要的是，刘邦当这个皇帝，只是他和韩信、诸侯王之间的事情，最多也不过是他和汉军将士之间的事情。可他所要当的，却是普天下的皇帝。这就有问题了。说雅一点是无知，说俗一点是傻大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可能是傻大胆、无知，少数——韩信注意到始终未置一词、好像没这回事的那些位——可能是看破不说破。
为何？
自古以来，咱们中国的天子还没有这样当的，都是得各部族都同意才行。
——夏的建立。
《三字经》概括为“父传子，家天下”，但司马迁的记载是：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先秦史专家徐喜辰认为这不是父传子、而是选举。最早这样看的、有据可查的，是孟子。
——夏商兴替。
一般概括为成汤革命。司马迁有一段概括：
自孔甲（第十四代夏王）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最后一代夏王）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第一代商王成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
很明显，其中关键是“诸侯多畔夏”、“诸侯皆归汤”，是三千诸侯的主动选择。（这里的诸侯，其实是部族首领。）
尽管如此，成汤改立社稷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反对：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记•殷本纪》
这好像是在改立社稷的现场遭到了抵制，又派伊尹去请求诸侯同意，然后成汤才宣告成为天子。
至于《逸周书》的记载，多数读者就更难以置信、甚至以为是荒诞了。其实只是不清楚当时的社会结构。再说。
——商周兴替。
一般概括为武王伐纣。但在此之前、在和平时期、商王朝仍然是天下共主、商纣仍然是天子、周文王姬昌还只是西伯的时候，已经有“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到武王姬发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是，“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其中，主动的、决定性的力量是诸侯。
这意味着，在古代史上，靠暴力兼并了各诸侯国、然后就宣布自己掌握了最高权力、成为皇帝的，嬴政是第一个。类似的，刘邦是第二个。如果考虑到项羽推翻秦皇朝之后只是担任了诸侯联盟的联盟长，而刘邦是武装消灭项羽之后成为皇帝的，那他就是又一个第一个。
功臣集团中始终未置一词的那些位，或就是多多少少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知道这一变化有多么大。刘邦如果也了解，以他的性格，最少会迟疑。
韩信，显然不明白拥戴刘邦称帝的巨大历史转折和深远历史遗憾，也就注定要为这一举动付出极大代价。
隔行如隔山。人啊，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弄明白自己不懂什么。
6 两种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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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西汉功臣的故事，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可咱们的传统，故事就是故事，不兴夹带长篇大论的说理，充其量是子曰诗云点一半句。不像欧洲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往往有长篇大论。其中不同，可能与地域无关，只是个受众文化水平问题。当下的社会平均文化水平，无疑是自宋元更迭以来最高的。（当然，这就是说，古代中国社会文化水平的演变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总体比较，两汉隋唐有可能比宋元明清要高一些。有机会再说。）所以，趁着他们双方开打之前的最后一点空闲，集中交待如下。
认为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大一统就只有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种模式，二者不言而喻是一回事，可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误解。
对于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纠纷，长期解读为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矛盾。将皇帝放在了代表大一统的、引领历史潮流的巅峰上，将诸侯王撂在了违背大一统的、违背历史潮流的山旮旯。其实，刘邦和诸侯王之间、和整个功臣集团之间，只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之后诸帝和诸侯王之间，只是刘邦诸子中哪一系应该继承皇位之争，和大一统都没有多少关系。
春秋以降，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社会逐渐陷入失序状态，以孔孟为代表的知识界普遍希望“一之”、“凝一”，后世解读为希望大一统，且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进而形成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下意识解读：孔孟提出了大一统的理想，并和他们的学说一起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的中国人又前赴后继实现并维护了大一统的理想。这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强加于前人——前人不是神仙，不可能那样准确地预知后事。更是神话后人——后人并非无所不能，不可能那样精准地复制前人的蓝图。如果可能，中国的事情、整个人世间的事情，就太好办了。
中国古代政治是经验政治，人们一般都是在既有现象中比较、选择。孔孟的政治选择，明显是在已经有过的两种现象之间比较，一是当时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乱世；二是之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等级之间秩序井然的治世。早期儒家头脑里如何能凭空蹦出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来？！秦国历代君相、尤其是嬴政和李斯君臣又怎么可能按照儒家的蓝图办事情？！那又何必焚书坑儒？！
再结合先秦史料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孟子、子思的相关论述看。他们无疑是在当下的乱世和之前的治世之间作比较，并因此而被后世标签为保守、复辟。他们所谓“一之”、“凝一”，指的是封建诸侯制的大一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西周古王朝。这才是早期儒家的大一统、原版的大一统。略一回顾《四书》就会恍然大悟。
或有读者不能接受。潜意识中就是坚持认为秦始皇嬴政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不承认之前部族制的统一、封建制的统一也是统一。若是，中国从何而来？或以为长期分裂，那中国这个概念又从何而来？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从何而来？主张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岂非自相矛盾、两头顾不住？！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和国家观念，秦皇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过三次统一。
第一次、远古圣王以部族制统一。
远古先民从只有血缘联系的群居状态，走向稳定的行政联系，可能缘于4千余年之前一次长达十余年的、殃及范围很大的洪水灾害。部族联席会议主持人大禹为了治水，任命了第一批脱产干部，并且开始收税——第一次将部族联盟的权力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就现有记载看，这应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夏、商两个古王朝。
先民将此视为国家的起源。亦即，中国国家的起源，可能不是化公为私，而是炎黄子孙共同生活的需要。这或许是最古老的中国特色。如果以欧洲模式考察，就会觉得还不大像是国家或干脆还不是国家。
第二次、周公姬旦以封建制统一。
西周古王朝建立后，部族制被大规模内战破坏。周公姬旦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实行了封建制，“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部族的成员只要不是傻子，都成了领土领民的贵族领主，无意之中用封建诸侯制重新结构了全社会，也能说是重新统一。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由于封建制主要以共同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制为纽带，便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完全脱离实际、一厢情愿强调统一性的形象表述，容易混同于后世的大一统。其实只是“天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了，周天子的“天下”和各级贵族的国、家还是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且产权关系非常明晰。战国初期郑庄公和周天子闹矛盾、就放火烧了天子家的麦子，便是极好例证。天子家和诸侯家各有各的麦子，生长麦子的土地怎么可能全是“王土”呢？
后来所谓“礼崩乐坏”，主要就是公然破坏这种产权关系。所谓“克己复礼”，主要就是主张恢复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就是围绕这种产权关系展开的。一边认为孔孟复辟保守，一边又认为孔孟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是很明显的自相矛盾。
咱们对历史的解读中，这样全然不顾及逻辑、需要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事情，还有。
第三次、管仲君臣以联盟制统一。
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制逐渐不能维系社会。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主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诸侯国家联盟。公元前651年的蔡丘之会，或可视为联盟的成立大典。过程保存在《左传》中、盟约保存在《孟子》中，都很值得琢磨。
在这种新体制中，周天子、盟长、诸侯，三方是互相制约关系。周天子已经类似后来虚君立宪的君主，甚至有过之；诸侯也已经接近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君；盟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是凭借自身实力、由诸侯推举、并经周天子同意的，但不能世袭、更不能干预后任的产生，和后来的君主又全然不同。概括而言，管仲可能是试图改变最高权力更迭模式、解决世袭制的问题。（将近三千年前咱们就试图解决世袭制的问题，这肯定值得炫耀一把；但将近三千年后咱们才推翻了世袭的皇帝制度，炫耀的时候就还是得留点余地。）
管仲君臣一匡天下并非改朝换代，是历史上开创性的“王者之事”而不是帝者之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宗族的联系进一步淡化，行政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血缘的权重大为降低，贤否的权重大为提高了，这是联盟制的历史价值所在。这应该是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三次统一，都明明白白记在历史上。如果未曾留意，可能就是无意之中戴上了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摘下来，自然清晰可见。
在如此三次统一的两千余年历史基础上，早期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能是什么呢？
接下来，历史可能是误打误撞、懵进了另一个房间。
随后的中国，不仅实行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的大一统，而且实行了“家天下”的大一统。这对于中国古代史，无论制度史还是思想史，对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简略交待。
大略而言是懵错了，而不是清醒冷静的选择。
最先懵错了的，是秦孝公嬴渠梁和商鞅，还有秦始皇嬴政和李斯。
他们未见得很看重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名号的不同，只是要强秦。为了强秦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秦军，为了建立强大的秦军需要集中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而实行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至于后世对秦皇朝如何看，那是另外一回事，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秦国依靠这一套强大起来吞并了六国，也就依靠这一套统治六国。没想到。六国社会各界——陈胜、吴广那般打工仔，张良、项梁那般老贵族，孔鲋、叔孙通那般大读书人，陆贾、陈平那般小读书人，刘邦、张耳那般中小豪侠，萧何、曹参那般小公务员，英布、彭越那般大小“盗贼”——都受不了这一套，秦皇朝所以迅即崩溃。
其次是项羽。
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是老贵族，已经从秦皇朝的短暂实践中明白，有了皇帝的郡县制的大一统，就没有自家的领地、领民。他们的选择是本能，后边会说到。
然后就是刘邦和西汉功臣，他们之间充其量是从本能出发的两种大一统之争，不能说是封建和大一统之争。
刘邦确实倾向于郡县制的大一统。他从天下英雄中原逐鹿的残酷争夺中艰难胜出、一步登天成为天子了，生怕有人再抢走，自然倾向有利于维护自己地位的郡县制。但无论在感情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打算复制秦皇朝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越往后越是意识到不可能。
功臣集团无疑倾向于封建制的大一统。他们都希望大一统，并没有哪个人试图天上多出几个太阳。但他们希望的大一统显然是西周古王朝那样封建的大一统，而不是秦皇朝那样专制集权的大一统，更没有人打算将自己浴血奋战刚刚换来的封土和封民拱手交还给刘邦、成为皇帝的王土和王臣。他们是既希望大一统，又希望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和民众。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双方更多的是本能之争、利益之争，是只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大家都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之争，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不宜解读为封建和大一统之争。
他们反复博弈、斗争以至战争的结果是，创新发展了一套郡国制的大一统。这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积极贡献。
但他们却无意之中又实现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易姓，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家天下”的更迭。于是，中国的天下终于从众多“大家”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朝代更迭的实质也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的更迭，最高权力更迭的模式也从依靠实力竞争、诸侯推举，又退回到了父子相传、完全世袭。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都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消极贡献。
亦即，“家天下”这个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制度形态，可能也并非清醒的政治选择，也是误打误撞懵到这里来了。后来的皇帝们感觉挺好，便坚持了下来。再试图改变就极其艰难了，血流成河啊！（这又涉及大禹父子的“家天下”了。那个时代的“家”并非后世以五口之家为单元的小家，而是以部族为单元的“大家”，那个时代的“家天下”和后世理解的“家天下”并不是一回事。这就更扯远了，有机会再说。）
随后，西汉功臣和他们的皇帝将进入长期的博弈、搏杀、斗争、战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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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西汉功臣的故事，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可咱们的传统，故事就是故事，不兴夹带长篇大论的说理，充其量是子曰诗云点一半句。不像欧洲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往往有长篇大论。其中不同，可能与地域无关，只是个受众文化水平问题。当下的社会平均文化水平，无疑是自宋元更迭以来最高的。（当然，这就是说，古代中国社会文化水平的演变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总体比较，两汉隋唐有可能比宋元明清要高一些。有机会再说。）所以，趁着他们双方开打之前的最后一点空闲，集中交待如下。
认为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大一统就只有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种模式，二者不言而喻是一回事，可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误解。
对于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纠纷，长期解读为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矛盾。将皇帝放在了代表大一统的、引领历史潮流的巅峰上，将诸侯王撂在了违背大一统的、违背历史潮流的山旮旯。其实，刘邦和诸侯王之间、和整个功臣集团之间，只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之后诸帝和诸侯王之间，只是刘邦诸子中哪一系应该继承皇位之争，和大一统都没有多少关系。
春秋以降，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社会逐渐陷入失序状态，以孔孟为代表的知识界普遍希望“一之”、“凝一”，后世解读为希望大一统，且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进而形成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下意识解读：孔孟提出了大一统的理想，并和他们的学说一起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的中国人又前赴后继实现并维护了大一统的理想。这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强加于前人——前人不是神仙，不可能那样准确地预知后事。更是神话后人——后人并非无所不能，不可能那样精准地复制前人的蓝图。如果可能，中国的事情、整个人世间的事情，就太好办了。
中国古代政治是经验政治，人们一般都是在既有现象中比较、选择。孔孟的政治选择，明显是在已经有过的两种现象之间比较，一是当时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乱世；二是之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等级之间秩序井然的治世。早期儒家头脑里如何能凭空蹦出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来？！秦国历代君相、尤其是嬴政和李斯君臣又怎么可能按照儒家的蓝图办事情？！那又何必焚书坑儒？！
再结合先秦史料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孟子、子思的相关论述看。他们无疑是在当下的乱世和之前的治世之间作比较，并因此而被后世标签为保守、复辟。他们所谓“一之”、“凝一”，指的是封建诸侯制的大一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西周古王朝。这才是早期儒家的大一统、原版的大一统。略一回顾《四书》就会恍然大悟。
或有读者不能接受。潜意识中就是坚持认为秦始皇嬴政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不承认之前部族制的统一、封建制的统一也是统一。若是，中国从何而来？或以为长期分裂，那中国这个概念又从何而来？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从何而来？主张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岂非自相矛盾、两头顾不住？！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和国家观念，秦皇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过三次统一。
第一次、远古圣王以部族制统一。
远古先民从只有血缘联系的群居状态，走向稳定的行政联系，可能缘于4千余年之前一次长达十余年的、殃及范围很大的洪水灾害。部族联席会议主持人大禹为了治水，任命了第一批脱产干部，并且开始收税——第一次将部族联盟的权力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就现有记载看，这应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夏、商两个古王朝。
先民将此视为国家的起源。亦即，中国国家的起源，可能不是化公为私，而是炎黄子孙共同生活的需要。这或许是最古老的中国特色。如果以欧洲模式考察，就会觉得还不大像是国家或干脆还不是国家。
第二次、周公姬旦以封建制统一。
西周古王朝建立后，部族制被大规模内战破坏。周公姬旦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实行了封建制，“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部族的成员只要不是傻子，都成了领土领民的贵族领主，无意之中用封建诸侯制重新结构了全社会，也能说是重新统一。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由于封建制主要以共同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制为纽带，便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完全脱离实际、一厢情愿强调统一性的形象表述，容易混同于后世的大一统。其实只是“天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了，周天子的“天下”和各级贵族的国、家还是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且产权关系非常明晰。战国初期郑庄公和周天子闹矛盾、就放火烧了天子家的麦子，便是极好例证。天子家和诸侯家各有各的麦子，生长麦子的土地怎么可能全是“王土”呢？
后来所谓“礼崩乐坏”，主要就是公然破坏这种产权关系。所谓“克己复礼”，主要就是主张恢复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就是围绕这种产权关系展开的。一边认为孔孟复辟保守，一边又认为孔孟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是很明显的自相矛盾。
咱们对历史的解读中，这样全然不顾及逻辑、需要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事情，还有。
第三次、管仲君臣以联盟制统一。
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制逐渐不能维系社会。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主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诸侯国家联盟。公元前651年的蔡丘之会，或可视为联盟的成立大典。过程保存在《左传》中、盟约保存在《孟子》中，都很值得琢磨。
在这种新体制中，周天子、盟长、诸侯，三方是互相制约关系。周天子已经类似后来虚君立宪的君主，甚至有过之；诸侯也已经接近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君；盟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是凭借自身实力、由诸侯推举、并经周天子同意的，但不能世袭、更不能干预后任的产生，和后来的君主又全然不同。概括而言，管仲可能是试图改变最高权力更迭模式、解决世袭制的问题。（将近三千年前咱们就试图解决世袭制的问题，这肯定值得炫耀一把；但将近三千年后咱们才推翻了世袭的皇帝制度，炫耀的时候就还是得留点余地。）
管仲君臣一匡天下并非改朝换代，是历史上开创性的“王者之事”而不是帝者之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宗族的联系进一步淡化，行政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血缘的权重大为降低，贤否的权重大为提高了，这是联盟制的历史价值所在。这应该是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三次统一，都明明白白记在历史上。如果未曾留意，可能就是无意之中戴上了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摘下来，自然清晰可见。
在如此三次统一的两千余年历史基础上，早期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能是什么呢？
接下来，历史可能是误打误撞、懵进了另一个房间。
随后的中国，不仅实行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的大一统，而且实行了“家天下”的大一统。这对于中国古代史，无论制度史还是思想史，对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简略交待。
大略而言是懵错了，而不是清醒冷静的选择。
最先懵错了的，是秦孝公嬴渠梁和商鞅，还有秦始皇嬴政和李斯。
他们未见得很看重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名号的不同，只是要强秦。为了强秦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秦军，为了建立强大的秦军需要集中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而实行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至于后世对秦皇朝如何看，那是另外一回事，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秦国依靠这一套强大起来吞并了六国，也就依靠这一套统治六国。没想到。六国社会各界——陈胜、吴广那般打工仔，张良、项梁那般老贵族，孔鲋、叔孙通那般大读书人，陆贾、陈平那般小读书人，刘邦、张耳那般中小豪侠，萧何、曹参那般小公务员，英布、彭越那般大小“盗贼”——都受不了这一套，秦皇朝所以迅即崩溃。
其次是项羽。
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是老贵族，已经从秦皇朝的短暂实践中明白，有了皇帝的郡县制的大一统，就没有自家的领地、领民。他们的选择是本能，后边会说到。
然后就是刘邦和西汉功臣，他们之间充其量是从本能出发的两种大一统之争，不能说是封建和大一统之争。
刘邦确实倾向于郡县制的大一统。他从天下英雄中原逐鹿的残酷争夺中艰难胜出、一步登天成为天子了，生怕有人再抢走，自然倾向有利于维护自己地位的郡县制。但无论在感情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打算复制秦皇朝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一统，越往后越是意识到不可能。
功臣集团无疑倾向于封建制的大一统。他们都希望大一统，并没有哪个人试图天上多出几个太阳。但他们希望的大一统显然是西周古王朝那样封建的大一统，而不是秦皇朝那样专制集权的大一统，更没有人打算将自己浴血奋战刚刚换来的封土和封民拱手交还给刘邦、成为皇帝的王土和王臣。他们是既希望大一统，又希望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和民众。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双方更多的是本能之争、利益之争，是只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大家都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之争，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不宜解读为封建和大一统之争。
他们反复博弈、斗争以至战争的结果是，创新发展了一套郡国制的大一统。这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积极贡献。
但他们却无意之中又实现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易姓，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家天下”的更迭。于是，中国的天下终于从众多“大家”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朝代更迭的实质也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的更迭，最高权力更迭的模式也从依靠实力竞争、诸侯推举，又退回到了父子相传、完全世袭。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都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消极贡献。
亦即，“家天下”这个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制度形态，可能也并非清醒的政治选择，也是误打误撞懵到这里来了。后来的皇帝们感觉挺好，便坚持了下来。再试图改变就极其艰难了，血流成河啊！（这又涉及大禹父子的“家天下”了。那个时代的“家”并非后世以五口之家为单元的小家，而是以部族为单元的“大家”，那个时代的“家天下”和后世理解的“家天下”并不是一回事。这就更扯远了，有机会再说。）
随后，西汉功臣和他们的皇帝将进入长期的博弈、搏杀、斗争、战争当中。
作者：西风罗杰4Lv 3 时间：2021-03-30 08: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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