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傻跳农门》最离奇的个人奋斗史（自传 连载）
我说：“行，就这间吧。”
我的话似乎大大出乎徐大姐的意料。对于这样的房子，我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有种亲切的感觉，因为这里的环境很像我的老家。
徐大姐锁上门，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四楼现在住了5个人，那个厕所不太好用，尤其冬天，容易结冰，每次用完，一定要拿水冲下去。那个下水管道也不好用，你得用皮搋子把它捅下去。”
我到外面仔细看了看四楼，原来四楼的房子是后来加盖的。尽管这里艰苦了一点，可我知道，现在不是享福的时候，自己还要努力去打拼，将来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把这个小房间租了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又买了些生活用品，就算安顿下来。
一晚过去，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早，可去报社时差点晚了，因为上厕所耽误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我对困难估计不足，那个下水道真的太难对付了，在里面倒上水，它一点也不往下流，如果用皮搋子捅，还是一点也不下，感觉那个下水道从上到下都堵死了。后来，四楼的一个老住房“传授”给我秘诀后，也整整捅了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又整理内务，还像在部队一样，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的，床单也铺得平平整整的，上面没有一个摺子。尽管这些与破烂的家有点不搭，可我的这种“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赶到报社正好早上8点，有不少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热线部在四楼，我顺着一楼的楼梯往上爬，只见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地上还扔着很多纸屑，越走越让我失望，以前我总感觉，报社是个文明人和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像海军报社一样，尽管楼房老旧，可里面阵设干净整洁，富有文化气息，而这里楼房破败，里面也显得凌乱不堪。
这时我想到武森的一句话，觉得这里的环境还是有情可原。他说，现在报社办公场所是租来的，新的办公大楼还未建好，目前办公条件有点差，以后就好了。武森说，二楼是报社领导的办公室，三楼有总编室和政教、摄影、体育和经济等部门，四楼是热线、专刊和证券等部门。
我找到四楼的热线部，只见里放着四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几台电脑和四部电话。房间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床，床上放着席梦思床垫，床垫上面没有褥子，只铺了个床单，旁边放了一个皱皱巴巴灰褐色的被子。看了那个被子，我有点不舒服，因为自己好象从未见过没有棱角的被子；墙上凸凹不平，很多地方还留下被雨水浸湿后像尿了床一样的各国地图。尽管是白天，可房间的光线不怎么好，只是从不大的窗户和屋顶的节能灯上透着暗淡的光。所有的种种意象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总感觉自己来的不是什么工作环境优雅、文化气息浓郁的报社，而是来劳改了，当农民工了。其实，从后来的工作实践看，差不多让我猜对了，应该叫“记者农民工”。
房间里坐着五男四女，武森斜躺在床上。此时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两男两女忙着接听电话，其他人则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床上闲聊。
武森见我进来，指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的战友，叫何笑，新来实习的，大家多多关照啊。武森这么一说，房间里的人便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后经武森介绍，我记住了几个人，几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串故事。一个叫钱彬，他是个瘦高个，细条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他以前是一名体育老师，后来到了报社当了校对。报社领导发现他写东西还行，就让他当了记者。
李明胜，青岛郊市人，学法律的，我没想到，学法律得也会能写新闻，真是人才啊。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浅酒窝，见人便笑嘻嘻的，好象每天总是喜事不断。
冯恨球，是个80后，学会计的，他很会讲故事，写新闻也是一把好手。他爱开玩笑，长着一双机智的眼睛，门牙掉了半颗，说话时有点兜不住风，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他喜欢在下巴颏上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经常引经据典地为他的小胡子辩护：在《陌上桑》中秦罗敷赞美夫婿说，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尽管小冯的年龄小了点，可看上去很成熟，不仅是因为他胡子的缘故。后来同事们介绍，冯恨球的故事可多了，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出名，因为他太聪明了。其中一件是，尽管小冯很少去听课，可最次考试都能过关。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他门牙的故事。小冯说，他的门牙是夏天吃西瓜的时候被打掉的。开始我们死活不信，听了小冯的讲述后也就相信。原来，那年夏天，同学请他吃西瓜，冯恨球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冯恨球乐着对大伙说，不好，我的牙要掉了。大伙不信，以为他又在开玩笑，这时小冯从嘴里吐出半颗牙，大伙仔细一看，确实是半颗真牙，再往小冯的嘴里瞧，门牙果真掉了半颗，同学们都傻了眼，觉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哪有吃西瓜打掉牙的啊。后来冯恨球说出了实情，半年前，他跟同学打篮球时，不小心把门牙碰了一下，后来仔细一瞧，左边门牙上裂了一个细小的缝，他知道这半颗牙早晚要掉的，万万没想到被西瓜打了下来。我们说，小冯以前不叫冯恨球，篮球碰掉牙后改的名吧？小冯笑嘻嘻地说，不是，这个名字是他父亲起的。这时我们惊讶地说，小冯父亲真有先见之明，冯恨球的名字起得太好了。冯恨球说，俺的名字只是巧合，实际上，这个名字只跟他的父亲有关。
我的话似乎大大出乎徐大姐的意料。对于这样的房子，我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有种亲切的感觉，因为这里的环境很像我的老家。
徐大姐锁上门，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四楼现在住了5个人，那个厕所不太好用，尤其冬天，容易结冰，每次用完，一定要拿水冲下去。那个下水管道也不好用，你得用皮搋子把它捅下去。”
我到外面仔细看了看四楼，原来四楼的房子是后来加盖的。尽管这里艰苦了一点，可我知道，现在不是享福的时候，自己还要努力去打拼，将来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把这个小房间租了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又买了些生活用品，就算安顿下来。
一晚过去，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早，可去报社时差点晚了，因为上厕所耽误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我对困难估计不足，那个下水道真的太难对付了，在里面倒上水，它一点也不往下流，如果用皮搋子捅，还是一点也不下，感觉那个下水道从上到下都堵死了。后来，四楼的一个老住房“传授”给我秘诀后，也整整捅了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又整理内务，还像在部队一样，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的，床单也铺得平平整整的，上面没有一个摺子。尽管这些与破烂的家有点不搭，可我的这种“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赶到报社正好早上8点，有不少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热线部在四楼，我顺着一楼的楼梯往上爬，只见楼道也是破破烂烂的，地上还扔着很多纸屑，越走越让我失望，以前我总感觉，报社是个文明人和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像海军报社一样，尽管楼房老旧，可里面阵设干净整洁，富有文化气息，而这里楼房破败，里面也显得凌乱不堪。
这时我想到武森的一句话，觉得这里的环境还是有情可原。他说，现在报社办公场所是租来的，新的办公大楼还未建好，目前办公条件有点差，以后就好了。武森说，二楼是报社领导的办公室，三楼有总编室和政教、摄影、体育和经济等部门，四楼是热线、专刊和证券等部门。
我找到四楼的热线部，只见里放着四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几台电脑和四部电话。房间里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床，床上放着席梦思床垫，床垫上面没有褥子，只铺了个床单，旁边放了一个皱皱巴巴灰褐色的被子。看了那个被子，我有点不舒服，因为自己好象从未见过没有棱角的被子；墙上凸凹不平，很多地方还留下被雨水浸湿后像尿了床一样的各国地图。尽管是白天，可房间的光线不怎么好，只是从不大的窗户和屋顶的节能灯上透着暗淡的光。所有的种种意象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总感觉自己来的不是什么工作环境优雅、文化气息浓郁的报社，而是来劳改了，当农民工了。其实，从后来的工作实践看，差不多让我猜对了，应该叫“记者农民工”。
房间里坐着五男四女，武森斜躺在床上。此时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两男两女忙着接听电话，其他人则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床上闲聊。
武森见我进来，指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的战友，叫何笑，新来实习的，大家多多关照啊。武森这么一说，房间里的人便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后经武森介绍，我记住了几个人，几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串故事。一个叫钱彬，他是个瘦高个，细条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他以前是一名体育老师，后来到了报社当了校对。报社领导发现他写东西还行，就让他当了记者。
李明胜，青岛郊市人，学法律的，我没想到，学法律得也会能写新闻，真是人才啊。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浅酒窝，见人便笑嘻嘻的，好象每天总是喜事不断。
冯恨球，是个80后，学会计的，他很会讲故事，写新闻也是一把好手。他爱开玩笑，长着一双机智的眼睛，门牙掉了半颗，说话时有点兜不住风，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他喜欢在下巴颏上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经常引经据典地为他的小胡子辩护：在《陌上桑》中秦罗敷赞美夫婿说，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尽管小冯的年龄小了点，可看上去很成熟，不仅是因为他胡子的缘故。后来同事们介绍，冯恨球的故事可多了，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出名，因为他太聪明了。其中一件是，尽管小冯很少去听课，可最次考试都能过关。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他门牙的故事。小冯说，他的门牙是夏天吃西瓜的时候被打掉的。开始我们死活不信，听了小冯的讲述后也就相信。原来，那年夏天，同学请他吃西瓜，冯恨球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冯恨球乐着对大伙说，不好，我的牙要掉了。大伙不信，以为他又在开玩笑，这时小冯从嘴里吐出半颗牙，大伙仔细一看，确实是半颗真牙，再往小冯的嘴里瞧，门牙果真掉了半颗，同学们都傻了眼，觉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哪有吃西瓜打掉牙的啊。后来冯恨球说出了实情，半年前，他跟同学打篮球时，不小心把门牙碰了一下，后来仔细一瞧，左边门牙上裂了一个细小的缝，他知道这半颗牙早晚要掉的，万万没想到被西瓜打了下来。我们说，小冯以前不叫冯恨球，篮球碰掉牙后改的名吧？小冯笑嘻嘻地说，不是，这个名字是他父亲起的。这时我们惊讶地说，小冯父亲真有先见之明，冯恨球的名字起得太好了。冯恨球说，俺的名字只是巧合，实际上，这个名字只跟他的父亲有关。
2、同事趣事
冯恨球说，他父亲是个球迷，应该说他是个“原球迷”。小冯给我们讲起他名字的来历。在生他的时候，正好赶上1982年第12届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主教练苏永舜奉行“两翼齐飞，中路包抄”的进攻套路，这套战术在当时的亚洲足坛独树一帜，队中拥有容志行、古广明等一批技术型球员。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新西兰进行主客场比赛，前两名出线。中国队出师不利，前2轮0:0平，0:1负新西兰；困境中破釜沉舟的中国队迸发出强劲的反弹：3:0科威特，4:2和2:0两胜沙特，3连胜的中国队迅速抢占了出线的有利位置。1981年11月30日，0:1负于科威特后，中国队率先结束全部比赛，只要新西兰最后一轮不胜沙特5球以上，中国足球就可以出线。当时小冯父亲觉得中国出线应该稳操胜券，一连高兴了好几天，可后来沙特放水，“恰好”输给新西兰5球，致使中国与新西兰积分与净胜球均相同，排名科威特之后并列第2。两队在新加坡加赛一场，胜者进军西班牙。思想准备不足的中国队仓促上阵，1:2，中国队痛失出线权。
小冯父亲连待产的妻子也顾不上了，完完整整看完了那场比赛，就这场球，把他气得把杯子连砸好几个，差点把电视也给摔了。正好这个时候，小冯出生了，他父亲也就给小冯起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起初，这样的名字遭到小冯母亲的坚决反对，后来她也妥协了，原因是丈夫开始恨起足球了，对她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听了冯恨球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们都认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也觉得现在的小冯也该恨球了，都说是个名符其实的好名字。到后来，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冯恨球调到了体育部，当了一名体育编辑，每天都跟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这些球打交道，这样他想恨球都恨不起来了。
胡明宙，长着一双小眼睛，那肥胖的身体很像头黑熊，说起话也来粗声粗气的，也喜欢打“黑”，后来成为网站的老总。张艳、林强、曾新玲等同事我都逐渐熟识了。
这时，耿主任拿着一沓报纸走进来，把报纸递给我说：“这几天你不用出去采访，先熟悉熟悉报纸。”
我接过来就翻了起来。青岛D报一份报纸有80多个版面，一张报纸差不多有一斤，4开彩印。里面的新闻也特别吸引人，比如顾客吃出蟑螂要求体检、老鼠大白天上了床，小偷作茧自缚、女子冒充局长女儿诈骗网友，还有青岛某路段发生车祸和端掉造假窝点的新闻等等。
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发现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少。后来知道，热线部的记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办公室留三四个人值班接电话，把市民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另一部分觉得某个线索好，就出去采访，采访回来开始写稿，写完后交给部门主任审稿，审完后传到总编室，总编室的截稿时间为晚上7点半。之后就是总编室的编辑们开始编稿，他们一般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多。热线部的接线员由热线部的10多名正式和见习记者轮流担任，男记者还轮着值夜班。
从下午2点开始，同事们就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有地异常兴奋，有的则一脸愁容。不高兴的同事回来后，有的抱怨不让采访，有的抱怨报料人“谎报军情”，抱怨几句后就很快回家了。采访顺利的同事则一般是一声不吭，匆匆忙忙地指指点爬到电脑上写稿。
我是热线部里最为轻闲的人，到了下班时间，很多同事还爬在电脑前写稿，而我就可以回家了。次日，有了第一天的教训，我起得更早了，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个让人闹心的厕所。
吃过早饭后，我早早地来到报社，依然翻看着报纸。不过，我也留意着同事们的举动，发现他们都非常自觉，值班的同事认真地接听着电话，没有值班的同事，不论男女，都主动找个合适的线索出去采访。这时，我对同事们的敬业精神突然肃然起敬，感觉个个像部队的拼命三郎。后来才知道，同事们这么积极主动，背后有个让他们不得不积极的动力，那就是每月必须完成300分的考核任务。报社规定，记者每发一篇稿件，根据稿件的字数及优劣，当日给予定分，字数多的分数高，字数少的分数低。一般一篇500来字的稿件，能打10多分，如果发个一二百字的消息和100字以下的简讯，分数就少得可怜了。报社还规定，每版的头题或倒头题，都可以参加社里组织的好稿评选，好稿分为三个等级，即一等、二等和三等，可以分别奖励30分、20分、10分。这样，如果被评为一等好稿，那样一天就可以拿到40以上的分数。如果报道特别重大，新闻发了个整版或跨版，报社还有100至300分不等的特殊奖励。除此之外，还有个加分的项目，那就是所有的稿件，只要题目起的好，编辑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过的，同样可以再加10分。报社奖罚分明，不仅加分，还大力扣分。如果记者或编辑，稿件写错了或出现什么失误，都要扣分。还有漏稿漏编的也要扣分。漏稿漏编的主要是针对跑口的记者和编辑。工资也是根据分数的多少来发，分数多的多拿，分数少得少拿或不拿，极个别的，还要倒向报社交钱。这个事情我没有说错，确实如此。
冯恨球说，他父亲是个球迷，应该说他是个“原球迷”。小冯给我们讲起他名字的来历。在生他的时候，正好赶上1982年第12届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主教练苏永舜奉行“两翼齐飞，中路包抄”的进攻套路，这套战术在当时的亚洲足坛独树一帜，队中拥有容志行、古广明等一批技术型球员。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新西兰进行主客场比赛，前两名出线。中国队出师不利，前2轮0:0平，0:1负新西兰；困境中破釜沉舟的中国队迸发出强劲的反弹：3:0科威特，4:2和2:0两胜沙特，3连胜的中国队迅速抢占了出线的有利位置。1981年11月30日，0:1负于科威特后，中国队率先结束全部比赛，只要新西兰最后一轮不胜沙特5球以上，中国足球就可以出线。当时小冯父亲觉得中国出线应该稳操胜券，一连高兴了好几天，可后来沙特放水，“恰好”输给新西兰5球，致使中国与新西兰积分与净胜球均相同，排名科威特之后并列第2。两队在新加坡加赛一场，胜者进军西班牙。思想准备不足的中国队仓促上阵，1:2，中国队痛失出线权。
小冯父亲连待产的妻子也顾不上了，完完整整看完了那场比赛，就这场球，把他气得把杯子连砸好几个，差点把电视也给摔了。正好这个时候，小冯出生了，他父亲也就给小冯起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起初，这样的名字遭到小冯母亲的坚决反对，后来她也妥协了，原因是丈夫开始恨起足球了，对她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听了冯恨球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们都认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也觉得现在的小冯也该恨球了，都说是个名符其实的好名字。到后来，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冯恨球调到了体育部，当了一名体育编辑，每天都跟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这些球打交道，这样他想恨球都恨不起来了。
胡明宙，长着一双小眼睛，那肥胖的身体很像头黑熊，说起话也来粗声粗气的，也喜欢打“黑”，后来成为网站的老总。张艳、林强、曾新玲等同事我都逐渐熟识了。
这时，耿主任拿着一沓报纸走进来，把报纸递给我说：“这几天你不用出去采访，先熟悉熟悉报纸。”
我接过来就翻了起来。青岛D报一份报纸有80多个版面，一张报纸差不多有一斤，4开彩印。里面的新闻也特别吸引人，比如顾客吃出蟑螂要求体检、老鼠大白天上了床，小偷作茧自缚、女子冒充局长女儿诈骗网友，还有青岛某路段发生车祸和端掉造假窝点的新闻等等。
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发现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少。后来知道，热线部的记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办公室留三四个人值班接电话，把市民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另一部分觉得某个线索好，就出去采访，采访回来开始写稿，写完后交给部门主任审稿，审完后传到总编室，总编室的截稿时间为晚上7点半。之后就是总编室的编辑们开始编稿，他们一般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多。热线部的接线员由热线部的10多名正式和见习记者轮流担任，男记者还轮着值夜班。
从下午2点开始，同事们就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有地异常兴奋，有的则一脸愁容。不高兴的同事回来后，有的抱怨不让采访，有的抱怨报料人“谎报军情”，抱怨几句后就很快回家了。采访顺利的同事则一般是一声不吭，匆匆忙忙地指指点爬到电脑上写稿。
我是热线部里最为轻闲的人，到了下班时间，很多同事还爬在电脑前写稿，而我就可以回家了。次日，有了第一天的教训，我起得更早了，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个让人闹心的厕所。
吃过早饭后，我早早地来到报社，依然翻看着报纸。不过，我也留意着同事们的举动，发现他们都非常自觉，值班的同事认真地接听着电话，没有值班的同事，不论男女，都主动找个合适的线索出去采访。这时，我对同事们的敬业精神突然肃然起敬，感觉个个像部队的拼命三郎。后来才知道，同事们这么积极主动，背后有个让他们不得不积极的动力，那就是每月必须完成300分的考核任务。报社规定，记者每发一篇稿件，根据稿件的字数及优劣，当日给予定分，字数多的分数高，字数少的分数低。一般一篇500来字的稿件，能打10多分，如果发个一二百字的消息和100字以下的简讯，分数就少得可怜了。报社还规定，每版的头题或倒头题，都可以参加社里组织的好稿评选，好稿分为三个等级，即一等、二等和三等，可以分别奖励30分、20分、10分。这样，如果被评为一等好稿，那样一天就可以拿到40以上的分数。如果报道特别重大，新闻发了个整版或跨版，报社还有100至300分不等的特殊奖励。除此之外，还有个加分的项目，那就是所有的稿件，只要题目起的好，编辑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过的，同样可以再加10分。报社奖罚分明，不仅加分，还大力扣分。如果记者或编辑，稿件写错了或出现什么失误，都要扣分。还有漏稿漏编的也要扣分。漏稿漏编的主要是针对跑口的记者和编辑。工资也是根据分数的多少来发，分数多的多拿，分数少得少拿或不拿，极个别的，还要倒向报社交钱。这个事情我没有说错，确实如此。
3、记者的秘密
报社的考核机制非常严苛，似乎走向了极端。报社明文规定，建立健全奖优罚劣的考核机制，个人收入按考核业绩分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搞平均主义。这样的制度，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非常吻合，那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者不劳不得。”不过，报社还有自己的特独性，那就是对于少数人来说，变成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再少劳就不得了。”
比如，某位记者一个月完成了600分，这样，多出的300分就会翻倍，变成600分，这样加上基础分300分，他这个月的分数就变成了900分，按每分10块钱计算，他这个月的工资仅稿件采编这一块就能拿到9000元；如果，某位记者刚好完成300分，这样，他这个月的稿件采编工资就只有3000元；再如果，某位记者一个月只完成了150分，那他就麻烦了，因为基础分的300是必须要完成的，他这个月有150分没有完成，对于这种情况，就只好用已经完成的150分减去没完成的工作量，这名记者这个月的分数就变成了零，也就是说，他这个月的稿件采编工资一分都没有。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惨的，更惨的下面的情况。如果，某位记者一个月仅仅完成了100分，有200分没有完成，这样，基础分300减去100分，变成负200分，也就是说，这名记者的稿件采编工资除一分拿不着外，还要向报社倒交2000块。不过，这种现象非常少，有的话好象只是报社不给钱，从来没有记者向报社交过钱。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最惨的，更更惨的是，如果某位记者连续3个月没有完成任务，就得被报社辞退。
有了这样的激励政策，记者哪有不拼命的，他们个个像上满发条的闹钟似的，干劲十足。实际上，完成300分的任务还非常不易，因为那时报纸记者能上稿的版面非常有限，记者每天采写的大量稿件很多发不出来，能发出来的大稿只是每版的头题和倒头题，中间是些一二百字的小稿。对于热线部的记者更为不易，因为每月还有六七天的值班时间。热线部的记者为了完成任务，在值班的时候也想方设法写篇稿件。经过一个月的拼命，多数记者只是完成任务而已，工资极多的和工资极少的只是少数。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挤了进来，一束一束，定格在墙上泛起白黄色的光，空气中的细小颗粒在阳光中舞蹈。大部分同事都出去了，值班的同事还忙着接听电话。这时，张艳接听的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张艳时断时续的话语中，我听出在宁河路与山前路交叉口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中年妇女被一辆本田车撞得飞出10多米远。当张艳放下电话后，钱彬走了过去，要了报料人的联系电话和车祸现场的详细地点，然后他瞅了瞅我说：“何笑，你有没有事？”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就说：“没事。”
钱彬说：“你跟我出去采访吧。”
已经坐了一天的我，对于能出去采访当然求之不得，我痛快地答应了，然后背着包跟在钱彬身后。钱彬他那细长的腿走得很快，跟在他身后的我有点跟不上。这时我想起了新兵连那些高个子长腿，突然产生了一种错觉，现在不是出去采访，而是去跑步。我们走出报社，然后打了个车向车祸地点赶去。上车后，钱彬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急事，一般不用打车，对于这种事，如果不打车，怕过去就没有现场了。”
这时我想起了，我们要采访的是一起车祸，我想象不出车祸现场是个什么样子，到了现场后又该如果采访。10多分钟后，我们赶到宁河路，远远地看见前面停着很多车，还有警车忽闪忽闪地亮着警灯。出租车不得不停了下来，钱彬付了车费下了车，然后快速向警车那边奔去。我紧随其后。
很快，我俩赶到出事地点，只见护栏中间停着一辆黑色本田车，车前发动机盖凹进去一块，车上的应急灯不停地闪烁着。在本田车前10多米的地方躺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鞋子掉了，嘴里不停地吐着血，已经没有了意识。在她身边的地上，能看到一摊黑色的血迹，有一只鞋掉到了距她10多米远的地方。钱彬迅速拿出相机拍了照，然后询问身边的人和那位民警。随后，钱彬找到了一位目击者，目击者是个年轻后生，他对钱彬说，这位大姐有40多岁，她可能想抄近路翻护栏过马路，没想过刚翻过来，就被那辆车撞得飞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滚后，只听咚的一声，这位大姐头朝下就重重在摔到了地上。
这时，一辆120救护车闪着警灯和发出让人心急的声音赶到车祸现场，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马上把那位妇女抬到车上。一个女护士正准备上车时，钱彬迎上问了几句话，然后女护士上了车，救护车又闪着警灯匆匆离去。由于距离远，我没听清楚钱彬和那位护士说了些什么话。
救护车走后，钱彬又把我拉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知他要上哪儿去。钱彬说，当然要去医院了。原来，刚才钱彬问那位女护士是哪家医院的。我心思，钱彬想得可真细，采访这类新闻也很不容易。
我们在青岛A医院的急诊科下了车，钱彬找到急诊科的值班医生，询问刚才送来的被撞妇女的情况。医生说，正在抢救，具体情况还没有出来。这时，伤者的儿子匆匆赶了过来，在抢救室门外焦急地来回踱着步。那青年中等身材，鹅蛋脸，双眉紧锁。钱彬仔细打量了一阵那青年，然后凑了过去想和他聊天，可青年显得很不耐烦，几乎什么话都没说。钱彬又问他姓什么，没想到那青年甩出一句硬棒棒的话：“不知道。”
钱彬自觉没趣，便示意我回去。
回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打车，坐了辆公交车，然后又倒了一辆公交车向单位赶去。路上我问钱彬，这样新闻能写吗？我感觉很多细节没有采到，比如那位妇女的年龄，她爬护栏准备做什么去，还有她现在的情况等等。
钱彬说，当然能写了，只要把咱们看到的、听到的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行了，人家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对于这样的新闻，一定要如实地写，如果人家说放了个屁，你就把那个屁也写上，千万不能有一点想象和杜撰，不然会惹上麻烦的。
后来得知，钱彬的这些话特别重要，因为类似青岛D报这样的报社跟部队的报社非常不同，因为报纸读者多，影响面广，只要你的新闻写得不符合实际，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有些稿件，即使你写得一点没错，人家也会找上门来。
钱彬说，记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一定要客观，在文章里最好不要有记者的主观观点，除了写新闻评论外，不能在一般的新闻里妄加评论，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借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写类似车祸的这样新闻，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怕写曝光社会阴暗面的负面新闻，有时即使你写得很客观，记者还经常挨打或者受到威胁。前段时间，摄影部记者何福在四川路拍摄一辆违章占据自行车道的轿车时，被车主打了几拳。
我说：“难道就白挨揍了。”
“当然，社长肯定会为咱们撑腰的。”钱彬睁大眼睛说，“尽管何福伤得不重，可记者哪是好打的。他被打的第二天，就登上了报纸，听说公安局的人很快把那个车主抓了起来。”
这时，我想起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马上说：“对了，那天的报纸我看过，好像报上还有照片，被打记者的胳膊上有几道浅浅的红印。”
钱彬接着说：“当记者，也要有种不怕死的精神，电视上看到的战地记者经常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作为我们敢讲真话的平面媒体记者，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何福被打只是小事，最害怕的是看不到的威胁。”钱彬似乎心有余悸地说，“上个月，明宙把一个黑作坊给曝了光，咱们报纸登这样的新闻，一般只署‘本报记者’，不会署真名的，可谁知那个作坊老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篇新闻是明宙写的，他直接把电话打到咱们报社，说哪天要来取明宙的一条腿。明宙也不含糊，拍着桌子啪啪地说，‘你过来取吧，我在报社等着你。’明宙还大喊着说，如果你们到报社取不方便的话，我住在哪里哪里，你可以到我家里来取。咬人的狗不露齿，他们也只是吓唬人，如果真想报复，还给你打什么电话干什么呀。”
报社的考核机制非常严苛，似乎走向了极端。报社明文规定，建立健全奖优罚劣的考核机制，个人收入按考核业绩分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搞平均主义。这样的制度，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非常吻合，那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者不劳不得。”不过，报社还有自己的特独性，那就是对于少数人来说，变成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再少劳就不得了。”
比如，某位记者一个月完成了600分，这样，多出的300分就会翻倍，变成600分，这样加上基础分300分，他这个月的分数就变成了900分，按每分10块钱计算，他这个月的工资仅稿件采编这一块就能拿到9000元；如果，某位记者刚好完成300分，这样，他这个月的稿件采编工资就只有3000元；再如果，某位记者一个月只完成了150分，那他就麻烦了，因为基础分的300是必须要完成的，他这个月有150分没有完成，对于这种情况，就只好用已经完成的150分减去没完成的工作量，这名记者这个月的分数就变成了零，也就是说，他这个月的稿件采编工资一分都没有。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惨的，更惨的下面的情况。如果，某位记者一个月仅仅完成了100分，有200分没有完成，这样，基础分300减去100分，变成负200分，也就是说，这名记者的稿件采编工资除一分拿不着外，还要向报社倒交2000块。不过，这种现象非常少，有的话好象只是报社不给钱，从来没有记者向报社交过钱。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最惨的，更更惨的是，如果某位记者连续3个月没有完成任务，就得被报社辞退。
有了这样的激励政策，记者哪有不拼命的，他们个个像上满发条的闹钟似的，干劲十足。实际上，完成300分的任务还非常不易，因为那时报纸记者能上稿的版面非常有限，记者每天采写的大量稿件很多发不出来，能发出来的大稿只是每版的头题和倒头题，中间是些一二百字的小稿。对于热线部的记者更为不易，因为每月还有六七天的值班时间。热线部的记者为了完成任务，在值班的时候也想方设法写篇稿件。经过一个月的拼命，多数记者只是完成任务而已，工资极多的和工资极少的只是少数。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挤了进来，一束一束，定格在墙上泛起白黄色的光，空气中的细小颗粒在阳光中舞蹈。大部分同事都出去了，值班的同事还忙着接听电话。这时，张艳接听的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张艳时断时续的话语中，我听出在宁河路与山前路交叉口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中年妇女被一辆本田车撞得飞出10多米远。当张艳放下电话后，钱彬走了过去，要了报料人的联系电话和车祸现场的详细地点，然后他瞅了瞅我说：“何笑，你有没有事？”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就说：“没事。”
钱彬说：“你跟我出去采访吧。”
已经坐了一天的我，对于能出去采访当然求之不得，我痛快地答应了，然后背着包跟在钱彬身后。钱彬他那细长的腿走得很快，跟在他身后的我有点跟不上。这时我想起了新兵连那些高个子长腿，突然产生了一种错觉，现在不是出去采访，而是去跑步。我们走出报社，然后打了个车向车祸地点赶去。上车后，钱彬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急事，一般不用打车，对于这种事，如果不打车，怕过去就没有现场了。”
这时我想起了，我们要采访的是一起车祸，我想象不出车祸现场是个什么样子，到了现场后又该如果采访。10多分钟后，我们赶到宁河路，远远地看见前面停着很多车，还有警车忽闪忽闪地亮着警灯。出租车不得不停了下来，钱彬付了车费下了车，然后快速向警车那边奔去。我紧随其后。
很快，我俩赶到出事地点，只见护栏中间停着一辆黑色本田车，车前发动机盖凹进去一块，车上的应急灯不停地闪烁着。在本田车前10多米的地方躺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鞋子掉了，嘴里不停地吐着血，已经没有了意识。在她身边的地上，能看到一摊黑色的血迹，有一只鞋掉到了距她10多米远的地方。钱彬迅速拿出相机拍了照，然后询问身边的人和那位民警。随后，钱彬找到了一位目击者，目击者是个年轻后生，他对钱彬说，这位大姐有40多岁，她可能想抄近路翻护栏过马路，没想过刚翻过来，就被那辆车撞得飞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几个滚后，只听咚的一声，这位大姐头朝下就重重在摔到了地上。
这时，一辆120救护车闪着警灯和发出让人心急的声音赶到车祸现场，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马上把那位妇女抬到车上。一个女护士正准备上车时，钱彬迎上问了几句话，然后女护士上了车，救护车又闪着警灯匆匆离去。由于距离远，我没听清楚钱彬和那位护士说了些什么话。
救护车走后，钱彬又把我拉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知他要上哪儿去。钱彬说，当然要去医院了。原来，刚才钱彬问那位女护士是哪家医院的。我心思，钱彬想得可真细，采访这类新闻也很不容易。
我们在青岛A医院的急诊科下了车，钱彬找到急诊科的值班医生，询问刚才送来的被撞妇女的情况。医生说，正在抢救，具体情况还没有出来。这时，伤者的儿子匆匆赶了过来，在抢救室门外焦急地来回踱着步。那青年中等身材，鹅蛋脸，双眉紧锁。钱彬仔细打量了一阵那青年，然后凑了过去想和他聊天，可青年显得很不耐烦，几乎什么话都没说。钱彬又问他姓什么，没想到那青年甩出一句硬棒棒的话：“不知道。”
钱彬自觉没趣，便示意我回去。
回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打车，坐了辆公交车，然后又倒了一辆公交车向单位赶去。路上我问钱彬，这样新闻能写吗？我感觉很多细节没有采到，比如那位妇女的年龄，她爬护栏准备做什么去，还有她现在的情况等等。
钱彬说，当然能写了，只要把咱们看到的、听到的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行了，人家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对于这样的新闻，一定要如实地写，如果人家说放了个屁，你就把那个屁也写上，千万不能有一点想象和杜撰，不然会惹上麻烦的。
后来得知，钱彬的这些话特别重要，因为类似青岛D报这样的报社跟部队的报社非常不同，因为报纸读者多，影响面广，只要你的新闻写得不符合实际，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有些稿件，即使你写得一点没错，人家也会找上门来。
钱彬说，记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一定要客观，在文章里最好不要有记者的主观观点，除了写新闻评论外，不能在一般的新闻里妄加评论，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借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写类似车祸的这样新闻，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怕写曝光社会阴暗面的负面新闻，有时即使你写得很客观，记者还经常挨打或者受到威胁。前段时间，摄影部记者何福在四川路拍摄一辆违章占据自行车道的轿车时，被车主打了几拳。
我说：“难道就白挨揍了。”
“当然，社长肯定会为咱们撑腰的。”钱彬睁大眼睛说，“尽管何福伤得不重，可记者哪是好打的。他被打的第二天，就登上了报纸，听说公安局的人很快把那个车主抓了起来。”
这时，我想起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马上说：“对了，那天的报纸我看过，好像报上还有照片，被打记者的胳膊上有几道浅浅的红印。”
钱彬接着说：“当记者，也要有种不怕死的精神，电视上看到的战地记者经常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作为我们敢讲真话的平面媒体记者，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何福被打只是小事，最害怕的是看不到的威胁。”钱彬似乎心有余悸地说，“上个月，明宙把一个黑作坊给曝了光，咱们报纸登这样的新闻，一般只署‘本报记者’，不会署真名的，可谁知那个作坊老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篇新闻是明宙写的，他直接把电话打到咱们报社，说哪天要来取明宙的一条腿。明宙也不含糊，拍着桌子啪啪地说，‘你过来取吧，我在报社等着你。’明宙还大喊着说，如果你们到报社取不方便的话，我住在哪里哪里，你可以到我家里来取。咬人的狗不露齿，他们也只是吓唬人，如果真想报复，还给你打什么电话干什么呀。”
我说：“你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当然接过了，说实话，说一点也不害怕那是假的。接过电话后的一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些防备。”钱彬说，“当记者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可有意思了，会遇到很多事。前面说的这些都是硬闹，还有一种叫软闹。”
“什么是软闹啊？”我对这个新词非常关心，便着急地问。
钱彬说：“你没见咱们报社门口有个老汉成天举着个牌子？”
我点了点头说：“见过”。
钱彬笑笑说：“那就是软闹。”
我不明白钱彬的意思，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报社门口，我果然看到有个50多岁的高个子老汉站在门口左侧，双手抱着个15厘米见方的用纸箱盒子制作的牌子，牌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很多字。老汉的这个奇异举动引来很众人围观，可老汉的表情依然泰然自若、沉着安然、温柔敦厚、不愠不火。
以前我经常在报社门口见过这个老汉，他一般来的很早，我上班的时候，他早就站在那里啦，下班后，他还站在那里，位置好象也没多大的变化，似乎是个雕塑。我以为老汉是来反映情况的，或者在抗议着别的什么，绝没有想到，竟然这一切与报社的记者有关。这时，我也对牌子上的字产生了兴趣。我凑过去看了看，牌子上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想了个大概：青岛D报摄影部记者张彬，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名记者，张彬还动手打人，并且打得还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我把此事向报社领导反映后，社领导竟然不管不问，我现在只好张彬的恶事公之于众。
正当我看得兴致勃勃时，钱彬示意我快点离开。我明白钱彬的意思，马上跟了过去。钱彬压低声音对我说：“这就是软闹，这种人来了之后不打不叫，只是静静地闹。他就跟来报社工作似的，上班就来，下班就走，风雨无阻，已经站了大半年了。不过，老汉比咱们还敬业，经常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
我说：“老汉写的是真的吗？”
钱彬笑笑说：“我也不清楚，听说是家务事，事实没有老汉写得那么严重。”
“他这样站在报社门口，让人观之不雅，难道报社领导就不管管吗？”
钱彬叹了口气说：“唉，不好管。对报社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很多比这个还麻烦。这不是咱们心思的事，赶快回去写稿子吧。”
说完，我俩向热线部走去。尽管钱彬这么说，可这件事让我的心一时难以平静。我心思，张彬记者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打人。他那么文雅的一个人，怎么能打人？出了这种事，报社领导还让他上班？那个老汉肯定以前也来了硬闹过，见硬闹不行，就变成了软闹，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软闹是硬闹的传承和延续。唉，报社也不容易，还经常有人来闹事，我突然想了起来，为什么报社的门那么狭小的缘故了。
我们回到热线部，钱彬找了台电脑，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办公室里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到处是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当然，我还是热线部最闲的人，我在部里来回转悠，这时我看到张艳坐在电脑前发呆，脸上写满了急躁。我知道她现在写作遇到了麻烦。以前听钱彬说，报社的记者多，每个记者每天至少有一篇稿件，甚至有的能写两篇，而报纸版面又有限，如果新闻写不好，没有吸引力就很难刊登出了，这一天也就白忙活了。所以下午这个“写”非常关键，要挖出新闻的非常新鲜的亮点，然后用生动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想到这里，我突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担心起来：自己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
到了下班的时间，我跟耿主任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而我的身后，很多同事还在精心地雕刻着电脑上的新闻。
我走出报社，尽管暗淡的天空中还有一抹亮色，可路灯已经早早开起，路边店铺前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由于报社位于老商业街附近，虽然道路和周围的环境破了点，可还是非常繁华，道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此时，我感觉肚子里需要装东西了，便走进一家快餐店，要了一份五元钱的套餐大吃起来。吃完后，然后向辉煌已过的小破屋走去。
挤在人群里的我，莫名的孤独感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悲于自己还似一棵草芥。自己从农村出来10多年了，可现在还为生活奔波着。我明白，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自己只有奔波，别无选择。
又一天晨曦来临，起床后我照样先去对付那个让我非常讨厌的厕所，无休止的用皮搋子捅那些黄黑色还带着浓浓味道的污水。我想过早上去报社解决问题，可报社那个厕所比这里的好不了多少。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昨天钱彬写的那个车祸的新闻发了没有。我知道，尽管报社出报纸，可记者并不是第一眼看到报纸的人。发行部每天把当天的报纸送到报社时，至少得上午8点半以后。而楼下的报摊来的报纸却早的多。那个报摊每天早上6点半就有青岛D报。我听老记者说，报社的总编室一般在凌晨一点左右完成组版，然后拿到印刷厂印刷。由于青岛D报每天有近百万份的发行量，印刷厂引进行了好几台国外最先进的印刷机，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可印10多万份，凌晨4点左右就能把近百万份的报纸印出来，然后发行车就开始向各地运输报纸。
我下了楼，果然在报摊上看到了青岛D报，然后买了一份，在报摊上就翻了起来。翻到五版的时候，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照片，我再仔细一看标题，正是钱彬昨天写的那个车祸新闻。当看正文时，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实习生 何笑。我没有想到，钱彬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了。当我看完那则新闻后，觉得学到了很多，那则新闻写得很客观，钱彬采访到了什么就写什么，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写，自己不知道的也没有进行想象性的描述。
来到报社，热线部已经有七八个同事了。他们有点接着电话，有的聊着天。这时武森对张艳说：“昨天你那个救人的没发出来？”
张艳皱着眉头说：“吕编辑昨晚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说我写得很好，准备上哩。没想到被闫总拿下了，闫总让我今天再补充采访。”
这时冯恨球挤了过来，他用那漏着气的嘴摇着头说：“我的稿件上了，不过才上了不到200个字，唉，昨天我可辛辛苦苦写了1000多字哪，没想到800多字被编辑省掉了。”
从冯恨球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似乎没有根，每个字好像被他那半颗牙绊得东倒西歪的。
张艳拍着小冯的后背说：“能发出来就不错了，我今天还得忙活这个事。”
同事们聊着天，我也掺和不上，因为聊天本来就不是我的长项。我依然翻着报纸，研究着同事们精心雕琢出来的新闻。
快到中午，热线部除了值班的外，其他的同事都出去了。这时，林强接了一个电话，他觉得线索还不错，就向隔壁的耿主任汇报了。过了一会儿，耿主任来到热线部，左右看了看，然后对我说：“小何，这里有个线索还不错，你过去看看。具体情况让小林跟你说说。”耿主任刚要走，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转过头对我说：“小何，别忘了到办公室开个介绍信，再跟他们借一个相机。”
耿主任让我去采访，我有点激动，也很想知道让我去采访什么。
“当然接过了，说实话，说一点也不害怕那是假的。接过电话后的一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些防备。”钱彬说，“当记者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可有意思了，会遇到很多事。前面说的这些都是硬闹，还有一种叫软闹。”
“什么是软闹啊？”我对这个新词非常关心，便着急地问。
钱彬说：“你没见咱们报社门口有个老汉成天举着个牌子？”
我点了点头说：“见过”。
钱彬笑笑说：“那就是软闹。”
我不明白钱彬的意思，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报社门口，我果然看到有个50多岁的高个子老汉站在门口左侧，双手抱着个15厘米见方的用纸箱盒子制作的牌子，牌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很多字。老汉的这个奇异举动引来很众人围观，可老汉的表情依然泰然自若、沉着安然、温柔敦厚、不愠不火。
以前我经常在报社门口见过这个老汉，他一般来的很早，我上班的时候，他早就站在那里啦，下班后，他还站在那里，位置好象也没多大的变化，似乎是个雕塑。我以为老汉是来反映情况的，或者在抗议着别的什么，绝没有想到，竟然这一切与报社的记者有关。这时，我也对牌子上的字产生了兴趣。我凑过去看了看，牌子上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想了个大概：青岛D报摄影部记者张彬，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名记者，张彬还动手打人，并且打得还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我把此事向报社领导反映后，社领导竟然不管不问，我现在只好张彬的恶事公之于众。
正当我看得兴致勃勃时，钱彬示意我快点离开。我明白钱彬的意思，马上跟了过去。钱彬压低声音对我说：“这就是软闹，这种人来了之后不打不叫，只是静静地闹。他就跟来报社工作似的，上班就来，下班就走，风雨无阻，已经站了大半年了。不过，老汉比咱们还敬业，经常是提前‘上班’，推迟‘下班’。”
我说：“老汉写的是真的吗？”
钱彬笑笑说：“我也不清楚，听说是家务事，事实没有老汉写得那么严重。”
“他这样站在报社门口，让人观之不雅，难道报社领导就不管管吗？”
钱彬叹了口气说：“唉，不好管。对报社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很多比这个还麻烦。这不是咱们心思的事，赶快回去写稿子吧。”
说完，我俩向热线部走去。尽管钱彬这么说，可这件事让我的心一时难以平静。我心思，张彬记者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打人。他那么文雅的一个人，怎么能打人？出了这种事，报社领导还让他上班？那个老汉肯定以前也来了硬闹过，见硬闹不行，就变成了软闹，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软闹是硬闹的传承和延续。唉，报社也不容易，还经常有人来闹事，我突然想了起来，为什么报社的门那么狭小的缘故了。
我们回到热线部，钱彬找了台电脑，噼里啪啦地敲了起来。办公室里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到处是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当然，我还是热线部最闲的人，我在部里来回转悠，这时我看到张艳坐在电脑前发呆，脸上写满了急躁。我知道她现在写作遇到了麻烦。以前听钱彬说，报社的记者多，每个记者每天至少有一篇稿件，甚至有的能写两篇，而报纸版面又有限，如果新闻写不好，没有吸引力就很难刊登出了，这一天也就白忙活了。所以下午这个“写”非常关键，要挖出新闻的非常新鲜的亮点，然后用生动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想到这里，我突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担心起来：自己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
到了下班的时间，我跟耿主任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而我的身后，很多同事还在精心地雕刻着电脑上的新闻。
我走出报社，尽管暗淡的天空中还有一抹亮色，可路灯已经早早开起，路边店铺前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由于报社位于老商业街附近，虽然道路和周围的环境破了点，可还是非常繁华，道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此时，我感觉肚子里需要装东西了，便走进一家快餐店，要了一份五元钱的套餐大吃起来。吃完后，然后向辉煌已过的小破屋走去。
挤在人群里的我，莫名的孤独感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悲于自己还似一棵草芥。自己从农村出来10多年了，可现在还为生活奔波着。我明白，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自己只有奔波，别无选择。
又一天晨曦来临，起床后我照样先去对付那个让我非常讨厌的厕所，无休止的用皮搋子捅那些黄黑色还带着浓浓味道的污水。我想过早上去报社解决问题，可报社那个厕所比这里的好不了多少。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昨天钱彬写的那个车祸的新闻发了没有。我知道，尽管报社出报纸，可记者并不是第一眼看到报纸的人。发行部每天把当天的报纸送到报社时，至少得上午8点半以后。而楼下的报摊来的报纸却早的多。那个报摊每天早上6点半就有青岛D报。我听老记者说，报社的总编室一般在凌晨一点左右完成组版，然后拿到印刷厂印刷。由于青岛D报每天有近百万份的发行量，印刷厂引进行了好几台国外最先进的印刷机，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可印10多万份，凌晨4点左右就能把近百万份的报纸印出来，然后发行车就开始向各地运输报纸。
我下了楼，果然在报摊上看到了青岛D报，然后买了一份，在报摊上就翻了起来。翻到五版的时候，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照片，我再仔细一看标题，正是钱彬昨天写的那个车祸新闻。当看正文时，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实习生 何笑。我没有想到，钱彬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了。当我看完那则新闻后，觉得学到了很多，那则新闻写得很客观，钱彬采访到了什么就写什么，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写，自己不知道的也没有进行想象性的描述。
来到报社，热线部已经有七八个同事了。他们有点接着电话，有的聊着天。这时武森对张艳说：“昨天你那个救人的没发出来？”
张艳皱着眉头说：“吕编辑昨晚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说我写得很好，准备上哩。没想到被闫总拿下了，闫总让我今天再补充采访。”
这时冯恨球挤了过来，他用那漏着气的嘴摇着头说：“我的稿件上了，不过才上了不到200个字，唉，昨天我可辛辛苦苦写了1000多字哪，没想到800多字被编辑省掉了。”
从冯恨球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似乎没有根，每个字好像被他那半颗牙绊得东倒西歪的。
张艳拍着小冯的后背说：“能发出来就不错了，我今天还得忙活这个事。”
同事们聊着天，我也掺和不上，因为聊天本来就不是我的长项。我依然翻着报纸，研究着同事们精心雕琢出来的新闻。
快到中午，热线部除了值班的外，其他的同事都出去了。这时，林强接了一个电话，他觉得线索还不错，就向隔壁的耿主任汇报了。过了一会儿，耿主任来到热线部，左右看了看，然后对我说：“小何，这里有个线索还不错，你过去看看。具体情况让小林跟你说说。”耿主任刚要走，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转过头对我说：“小何，别忘了到办公室开个介绍信，再跟他们借一个相机。”
耿主任让我去采访，我有点激动，也很想知道让我去采访什么。
好久没来这个帖子了，看了这么多的回复，非常感动！这个故事全文已经改编成广播小说了，在蜻蜓FM可以全文免费收听（手机的，电脑的能不能听不清楚）。再次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的另部抗战小说近日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名字叫 一 颗 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