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傻跳农门》最离奇的个人奋斗史（自传 连载）

《二傻跳农门》
南北




真实自传，谨以此文献给不断奋进的人们！





一

我今年三十多岁了，可现在仍像个孩子似的，见到人就害怕，有时还害怕得要命。我曾用多种方式尝试改变，可很难，这种害怕早已根深蒂固了。
我知道，这种害怕缘于我的特殊家庭，说的具体点，是缘于我的母亲，因为她是个特殊的人——精神病人。
多少年来，这四个字我一直不敢提及，就是周围的人无意中提起，我也会不寒而栗。母亲和家庭给我带来的阴影让我至今挥之不去。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慢慢变疯了。我努力寻找母亲患病的经过，可记忆深处，只能搜索到些零零散散的镜头。
起初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母亲的病是因我而起。
在我五岁那年的冬天，我和大我两岁的哥哥圪就在灶台上。灶台上放着口大锅，那口大锅足以盛下我们两个人。大锅上盖着个锅盖，锅盖上放着一块硬邦邦的肉。我和哥哥扶着把菜刀，努力地切着那块肉。
记忆突然在此戛然而止，我再想搜索当天更多的记忆，可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不知道那块肉是如何吃的，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圪就在灶台上。
长大了我才知道，在那个跟往常一样寒冷的冬季，因为我母亲长得漂亮，她被人骗走了，还是被亲戚骗走的。父亲撇下我们追母亲去了。
那时我们住的是窑洞，一般一户人家有三间屋，中间的那间是堂屋，左右两间都有一个大土坑和一个灶台，是厨房、卧室同时也是餐厅。
靠山吃山，靠土吃土。我们那里最不缺的就是土了，人们也把土利用到了极致。那么大个窑洞，除了门和窗外，其它地方都是用土做的，高大的院墙也是土做的，土还有特殊的用处——人们拉完屎后，随手找个土克拉（土块）一擦就行。
接下来的记忆是，我睡在炕上，当然，也是土做的炕，哥哥在地上忙着生火。这时屋门一开，进来一个穿着棉袄、脸上长满胡须的老汉。这个老汉我认识，我常管他叫星久爷爷。他进来后周遭看了看，然后乐呵呵地说：“家里怪冷的。”
他走到灶台前，把锅盖揭起来，将手探进去试了试，然后转身吩咐我哥说：“你把锅拿开，把家烤烤，不然太冷了。”
哥哥听后，好象很赞成星久爷爷的意见，和爷爷一起把锅挪开。
我看到锅底下的炭火发出火红的光，象早晨太阳一样的光芒。
之后记忆接着中断。后来我和哥哥吃住在星久爷爷家。在那里，我过得很愉快，还能吃到好吃的油皮。
星久奶奶是做豆腐的。
又不知过了多久，父母都回来了。父亲圪就在地上，显得很生气，骂母亲的话很难听。虽然当时我并懂得常见的脏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我记住两个字，懂事时才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母亲则跨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我想不起她的表情，也记不起她漂亮的脸庞。直至今日，我都没有母亲生病前的丝毫印象。
又过了几天，我听说父亲在一个早上，拿着铁锹把一个光棍家的玻璃给砸了，因为那个光棍对母亲无礼。
再后来就是我非常痛苦记忆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是个我想不起来的季节，但肯定不是冬季。我回家时发现，院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推土，有的几人抬着一块大石头正在砸土。当我懂事时才知道，那些人是来给我们家夯土墙的。因为我母亲常和邻居吵架。
我们大院里一东一西住着两户人家。我们住西面，东面那户人家的辈份特别大。他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虽然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却叫他们爷爷和姑奶，管他家的大人叫太太和太爷。
在我不知几岁的时候，姑奶将我抱着放到他们家的窗台上，那是我人生中最初的记忆。
院子里的人们还在砸着土，母亲则在屋里做饭。我记得母亲在锅里煮了很多肉。看到肉，我特别想吃，跟母亲要了一块。我吃完后还不解馋，又去跟母亲要肉吃。这回母亲没有如我所愿。她说：“等晌午（中午）再吃吧。”
无论我怎么变着法子的要，母亲就是不给。
到了中午，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吃肉了。这时母亲就不停地唠叨着：“早知这样，前晌（上午）给笑笑肉吃就好了。早知道这样，前晌给笑笑肉吃就好了……”
母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了好几天。从那以后，母亲的精神就不正常了。
后来我知道，母亲患病是被人在大脑上打了三针所致，凶手已进大牢，但我时常觉得，母亲病情加重，我是很大的诱因。
我长大后，父亲跟我提起，那时候的母亲经常在街上跳来跳去，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胡话，骂着什么人。母亲还常常步行20多里往姥爷家里跑，父亲再步行把她追回来。
可在我的记忆中，我想不起来母亲的这些不好。只是在我的大脑里保留着这样一个记忆：母亲靠着墙壁坐在炕上，腿上盖着被子。我则坐在她的旁边。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墙。我也没有说话，母亲看哪里，我也跟着看哪里。
我看到阳光透过薄薄的窗户纸，映射到对面像桥洞一样的墙上，墙上出现一些像豆腐块似的影子，那影子黄黄的、斜斜的，从炕上一直走到窑洞顶。当时的我竟然突然感到，生活是多么的无聊。
自从母亲病后，在我稚嫩的记忆中，再也找不到母亲关心的话语，就是在我大难临头的时候，也找不到母亲的丝毫踪迹。
我五六岁的时候，在一个白天，我想不清楚是前晌还是后晌，我站在院子里的矮墙旁边，我的眼睛正好与墙平齐，墙上放了一个像蜡烛似的鞭炮。在鞭炮的下方，长了个像小JJ似的东西。我的左手拿着火柴盒，右手拿了根火柴。
在距矮墙五六米远的地方，我看到哥哥和一群小朋友躲在另一个矮墙后，探头探脑地看着我。我似乎还记得他们紧张且兴奋的表情。
我知道现在的任务是，我用火柴把鞭炮的小JJ点燃。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点炮的小JJ的，也想不起来那些小孩子为什么不点。我也不知道，是他们要求我点，还是我主动的请求。据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我显然没把那个鞭炮当回事。
至今我清晰地记得，我把火柴在火柴盒上插着，然后将闪着火苗的火柴碰到炮的小JJ上，只见小JJ放出刺眼的光芒，还发出哧哧的响声，像撒尿的声音。记忆中，我没有听到鞭炮巨大的爆炸声，也不知我是否被炸倒，我只感觉，我在父亲的怀里上下颠簸。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在跟我说话。我听出来了，他的声音太熟悉了，我常去他家买糖吃。我叫他京晋叔。我睁开眼睛，发现眼前下了雾，很浓很浓的雾。这时我听到京晋叔说：
“你知道我是谁？”
我看到浓雾中有个人的影子，虽然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但我知道面前的人是谁。
京晋叔说：“这是几？”
我看到雾中有两根手指来回晃动着。
我就说：“二。”
京晋叔又说：“这是几？”
我看到张开的大手在我面前摆动着。
我说：“五。”
我听到京晋叔说：“没事了，回家休息几天就好了。”
我知道他是跟我父亲说话，可我看不到父亲。
这时，我知道我的眼睛被炸了，我不知道眼睛上有没有伤口。不过，我没感到痛，只感觉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接下来，我应该是回家躺着了，我记不清我是怎么躺的，怎么吃的饭。之后的一个白天发生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家里的我想撒尿，可我的眼前依然下着雾。我就扶着墙走到院子里，撒完尿后，又扶着墙走进屋里。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病了几天，可在我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我的记忆中没有母亲的影子。
我的眼睛好后不久，我又陷入了另一场生命危机。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大脑中依然不见母亲的身影。
那天我病了，不知得的是什么病，感觉身体不停地转着，象被旋风吹起，越飘越高。在空中，我还闻到一股气味。现在回味，那是一种带着死亡气息的味道。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死的含义，但我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也感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那时的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在乎的是身体的旋转，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旋转着。
父亲坐在炕上一直抱着我，我感觉只有在父亲的怀里，我的大脑才离身体近些。在那段时间，我清醒地记得，我很怕黑。到了晚上，我会声嘶力竭地喊着：
“打开灯，打开灯！”
我想象不到父亲那时的心情，可我知道，他用那双粗糙的大手一直抱着我，无论白天还是夜晚。
在我漫长的记忆中，我搜寻到母亲关心过我一回，不是言语，而是行动。
那天，我和母亲圪就在灶台前，我看到灶里熊熊燃烧的火苗旁，有几颗被熏黑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母亲刚刚放进去的山药（土豆）。这时，母亲用火铲扑啦出一颗，然后用手拿出来，在两只手间不停地倒腾着。母亲倒了一会儿，又用嘴吹了一会儿，然后用指甲刮了刮上面的灰。
母亲用嘴在山药上面转着圈地咬，接着在嘴里咀嚼了一会儿，然后把冒着热气的山药吐到手指上。我知道母亲的用意，就张大嘴吧等着。
母亲把手指上的山药放到我的嘴里。这时，哥哥回来了。他说：
“太脏了。”
那时的我不懂哥哥的意思，也没有留意哥哥说话时的表情。可我只知道，母亲给我吃的山药，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

二

母亲患病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努力回忆母亲患病后在我心理上的接受过程，尽管我绞尽脑汁，还是找不到任何痕迹，似乎早已被岁月的车轮抛弃得无影无踪了。
随着我慢慢长大，只是觉得母亲有生不完的气，她经常手里拿着个东西，一会儿打打这儿，一会儿打打那儿；一会儿骂骂这个，一会儿骂骂那个，说着很多我们听不懂的话。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不发脾气，却经常坐在炕上嘿嘿地笑着。
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没和母亲吵过架。如果父亲听得心烦时，只是细声慢气地说：
“你悄悄的喔！”
母亲虽然病了，但在她身上发生的事依然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那天傍晚，父亲准备做饭。母亲突然对父亲说：“后天是冬至，该割肉了。”
这句话把父亲吓了一跳，他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后天就是冬至了，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日历，更没有手机、电脑。父亲不知母亲说的真假，急忙到邻居家查了一下日历，确确实实后天就是冬至。父亲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后，我和哥哥都觉得很神奇。哥哥笑嘻嘻地说：
“是不是我妈的大脑中有本日历，每过一天就会自动地翻过一页。”
我问母亲：“妈，您是怎么知道后天就是冬至了。”
无论我怎么问，母亲嘿嘿地笑着，就是不说。这时，我和哥哥都非常激动，觉得母亲没疯，她是装的。可后来通过观察，母亲确实疯了，正常人是难装不出来的。
母亲很少梳头，很少洗脸，她穿得衣服也很脏，好象母亲的每件衣服只穿一次。看着母亲现在的样子，不只一次，我曾疯狂地想知道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我好象失忆似的，一次次地去问父亲。父亲总先是沉默一会儿，我在他沉默的脸上看到过喜悦，也看到过悲伤。稍后，父亲才说：
“怎看？”
我说：“看照片啊。”
父亲说：“你妈的照片都被她撕光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半张照片：在鲜花怒放的桃园边上，一个年轻女子怀中抱着一个男孩。那女子的脸庞，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清楚。
父亲说：“当时那张照片上原先有三个人，后来你妈把我撕掉了。”
母亲穿得差，我们的衣服比母亲好不了那里去。我记得，我的衣服经常会少扣子，衣服的重要部位会有很多洞洞；用绳子作的裤带；黄胶鞋的前面总能看到脚丫子，后面露着脚后跟。
我不知道鞋子已经穿了多长时间，前面露脚丫子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没有鞋跟，走起路来很不得劲。不过，我是有办法的。我找了根铁丝，把两边的鞋帮子接起来就可以了。铁丝也不会勒脚，因为我的脚后跟有着很厚的保护层——纳随（污垢）。
铁丝在我的衣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当扣子，当针线，有时也可以当裤带。我很少洗脚，但脸每天总是要洗的。可不知为什么，脸总是洗不干净。那天早上，我和哥哥洗完脸后上了街。街上有很多人，父亲也在其中。他看到我俩后立刻骂了起来，让我俩很没面子。父亲骂道：“连脸都洗不干净，还上街，就跟凹面兽似的。”
凹面兽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但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马上回家照了照镜子，感觉脸上还干净，只是在眼睛中间凹进去的地方有点纳随，我朦胧中感觉，也许这就是凹面兽的意思。我就用灰黑色的毛巾把眼睛中间的纳随擦掉了。我拿着的那块毛巾，不知道最初是什么颜色。也许当初是白色的，用的时间长了就成黑的了；也许当初是黑色的，用的时间长了，就发白了。
父亲骂我们凹面兽的时候少，一般说我们是“车轴汉”。这个我知道，我脖子上颜色黑得跟马车轴似的，我们村很多孩子都是车轴汉。父亲骂了我们还是不洗，他骂多了就不再骂了。这时我的大爷（大伯）却用另一种方式教育了我。大爷看着我们的脖子说：“洗脸不洗脖，死了转头大黑骡。”
这招挺管用，我们怕死了转成个骡子，后来每次洗脸时，我们就注意脖子上的纳随了。
我很少洗澡，我们那里的人们都很少洗澡，几年不洗，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洗过澡。不过，小孩子倒有洗澡的机会，说的实在点不是洗澡，而是玩水，玩污水。
我们村子里有几处洼地，最大的有30米长，20米宽，一般的也有10米长、10来米宽。每逢夏天，这些洼地都会聚积一些雨水。大一点的聚集的水，一两个月都不会被晒干。
在我10来岁的时候，跟着几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来到水边，然后都脱得净巴不妞（精光，赤条条）地跳了进去。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水里追逐打闹，玩得不亦乐乎。也有“正儿八经”游泳的。我记得，何健游得最好。只见他爬在水面上，前臂向前伸着拨拉着水，后腿一起一伏拍打着水，游得相当快。现在想来，他当时的泳姿应该是大杂烩，上身像蛙泳、狗抛，下身像自由泳。
我也学着何健的游法，在水里来回游动。实际上，大部分地方的水特别浅，用手抓着地面爬着走就可以了。如果水底有些尖锐的杂物，就会把肚皮划开个口子。
小伙伴们玩了一会儿，水池里的水就浑得不成样子了。可即使在这样的泥水中，大人很少能从水里把孩子叫回去。
我们玩累后，身上有很多泥，我们就用水从头到脚冲了一遍，感觉这样就干净了。等回家后才发现，身上到处是土。尽管如此，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兴致。洼地有水的那几天，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去。有的家长也很支持，因为我们在玩水的同时，还会捕捉些水里的动物。我不知这些动物的学名叫什么，我们都管它叫“翻片”。翻片有大有小，大的有嘴巴那么大，形状大体像现在的老板鱼，只不过它的腹部多了很多腿。
我觉得那些洼地挺有意思的，一年的时间只有2个来月有水，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长这么多的翻片。就跟我们的身体似的，无缘无故会长出很多虱子。
说起虱子，那可是我的“老朋友”了，以前几乎每天都要和它们打交道，尤其在睡觉前，我们都有了营生。
晚上，我和父亲、哥哥从邻居家看电视回来，然后在炕上一字排开，每人披着件衣服，手中拿着一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搜寻着。晚上的这种集体活动，母亲一般是不参与的，她早就睡下了。我也披着棉衣查看着衣服。
我的衣服在晚上也可以称呼为被子，因为我没有被子，衣服就是被子。家里很多被子都被我母亲弄坏了，只剩下三床破被。我记得，每床都很脏，不过，就算这样也是家里的宝贝了。母亲肯定会有一床的，可能父亲怕她冻着。哥哥和我父亲盖一床，妹妹和弟弟一床，轮到我就没有了。每天晚上，我只好盖着我的棉袄和棉裤了。虽然有的地方盖不严实，但比不盖强多了。父亲怕我冻着，就让我睡在炕头上，因为炕头最热。这样我的棉衣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白天穿着，晚上盖着。当衣服也不容易啊，晚上都不能休息，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了。
“爹，我抓住一个大的。”我用小手捏着个肉乎乎的虱子给父亲看。
父亲向我这里瞟了一眼，然后说：“哦，敢快挤死，别让它跑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肯定没细看虱子的个头，只不过象征性的瞄了一眼。这样我依然兴奋不已，像立了大功似的。我没有立即要了虱子的命，而是把虱子放到手心里把玩着，就像猫抓到老鼠似的。虱子在手心里滚来滚去，它的肚子太大了，黑黑的，如果让它六脚朝天，它都很难翻过去。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了，就把它肉肉的身体放在两个对着的拇指甲盖上，然后一用力，只听嘭的一声，一股鲜血喷出。这样的声音在坑上此起彼伏。我知道，挤出来的鲜血并不都是虱子的。
虱子这家伙挺有意思的，整个身躯有黍子那么大，头很小，一边三个细小的爪整齐地排列在两边，肚子很大，头上还有两根须，很象变了形的蜜蜂。这家伙跑得很慢，但它是有绝招的——会滚。如果一不小心，它很快就会滚掉了。因此，我们每抓到一只，一般不会经过“审判”程序，会马上执行死刑。
我们在抓虱子的同时，也不放过他们的后代——卵。虱子的卵我们叫“ji”，具体怎么写就不清楚了，姑且就叫“叽”。叽跟微型鸡蛋似的，白色，比小米粒还要小得多。叽很好抓，它是贴在衣服上的，一挤就行了。只不过挤完之后，衣服上还有白点点，很难分辨是活叽还是死叽。这样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就用手摸，圆滚滚的是活叽，瘪悄悄的是死叽。
我突然考虑一件事情：叽能孵出小虱子，那肯定是受精卵了。我在书上看到，虱子是分雄虱和雌虱的。这样一来，它们公然在我身上办好事，真是没有天理了。
虱子这个家伙无处不在，有毛发的地方，藏在毛发里，没毛发的地方，藏在衣服上，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们经常跟猴子似的，一会儿抓抓这，一会儿挠挠那。
尽管如此，我没有把虱子彻底干掉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人身上肯定会有虱子的，就像人的五官和四肢，缺一不可。

三

我把身上的虱子喂得肥肥壮壮的，而当时的我却非常瘦小。
我记得，以前经常和哥哥比谁的肋骨多。我撩起哥哥的衣服，一根一根地数。数完后，哥哥再撩起我的衣服，一根根地数着。
我们家早上一般是不吃饭的，这是在母亲病后的记忆。午饭和晚饭是少不了的，可这两顿饭的内容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中午是黄糕，就是用黍子做出来的；晚上是小米粥，这种小米粥做得很稠很硬，不知为什么，我很怕吃小米粥，每顿就那么象征性地吃那么一点。中午那顿黄糕我却非常喜欢吃，吃了也很充饥。
到了冬天，我们早上虽然不吃饭，但还是有东西吃的，一种特殊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窗户上长出来的。
我们村窑洞窗户的结构大体是一致的，分上下两部分，窗户下面约三分之一是用玻璃做的，上面全部是用木头做的，木头上糊的是窗户纸。
我们家的窗户纸好几年才换一回，到了冬天，窗户外面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挡上一层棉布。到了夜晚，风大的时候，我们像睡在野地里。
可这样也好，每天早晨，我们家的玻璃窗上结了很厚一层白色的霜，地上的水缸里也结了一层冰。窗户上的霜非常好看，跟画似的。上面是天空，天空中飘着白色的云，下面的图案则有森林也有小河。同一块玻璃，每天的画迥然不同。
我们的早饭就是窗户上的“画”和水缸里的冰。
我们虽然一天只吃两顿，但每顿饭都特别好吃，因为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厨师。父亲经常割上几斤猪肉，然后每顿少放上一点。菜是乱炖，不管买到什么蔬菜，都要放到一块煮，然后每人舀上一碗。吃饭时，如果谁碗里碰到了肉，就跟现在中了大奖似的高兴。
那天午饭，我在土豆丝里发现了黄豆粒那么大黑红色的东西，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是肉。我高兴地用筷子夹起来，然后摇头晃脑地在大家眼皮底下过了一遍，然后张大嘴，把那个黑红色的东西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上半天。
父亲在我们心里，能耐可大了。他不仅是厨师，还是村里的屠夫。村里只要杀猪，都要找父亲。父亲干活利索，还弄得干净。每次杀猪后，由于父亲信用好，总会赊到一大块肉。这样，父亲有时会慷慨地切下一大块肉煮着吃。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给我舀了一碗肉。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就把瘦肉用纸包起来，拿到学校偷偷地撕着一条一条地吃。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们家不仅吃饭，还“吃”筷子。买上一把筷子，不到半月就少了很多。如果筷子不够，吃饭时都是自己想办法。我家院子里有棵杏树，我经常在树上撇下根树枝当筷子。现在想来，那可是真正天然、绿色、环保的筷子了。
父亲在家里是名不副实的顶梁柱，如果父亲忙得回家晚了，我们只有挨饿的份了。不过，如果脸皮厚点也有填饱肚子的机会，而我属于脸皮薄的那种。
有一天，父亲晚上七点多还没有回来。弟弟、妹妹已经把家里的剩饭吃光了，而我只能喝凉水了。这时宝子叫我到他家耍。
我到他家时，他的父母还在吃饭。宝子母亲见我进来，就问我：
“笑笑吃了没，没吃上来再吃点。”
我知道他们叫我吃饭不是客气，但我不由自主地说：“已经吃过了。”
我每次在说吃过的时候，感觉嘴里的口水咽都咽不迭。
我不好意思吃邻居家的饭，可我还要把自己消化的饭屙到邻居家的茅厕里。
农村没有正儿八经的厕所，即使学校也只是在地上挖上一个坑，然后用土壳拉（土块）围起来就算厕所了。有的村民还好，茅厕建的比较正规。他们先是在地上挖上一个坑，再把一个破缸放进去，也就是所谓的茅缸。
我们院子里没有茅厕，小便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解决，上大厕时只能到隔壁的茅厕上了。每次上茅厕我都很心痛。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你看看，邻居家的庄稼长得那么好。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缺，但在我心里，最缺的还是电视机。那时的我可喜欢看电视了，尤其是动画片，顾不上吃饭，也要走很远的路到本村的亲戚家去看。有时父亲带着我们一齐去亲戚家看。
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我心里可是宝贝了，虽然收的频道不多，节目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看什么节目都很新鲜。
我们家能有台电视，那怕是最小的电视，成了我最大的梦想。我很少求父亲买东西的，那天我求了一回。我笑嘻嘻地对父亲说：“爹，咱也买个电视机吧。”
我说了一遍，父亲没有理我。我以为父亲没听到，又说了一遍。这时父亲突然大声说：“买电视，我还想卖飞机哪！”

四

后来想想，父亲不买电视是有道理的，有时十几元的学杂费都让他愁得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我知道学杂费是不能拖欠的，尽管老师有很多字不认识。
我们村不大，200来口人，小学里四个年级，一个老师。老师既是老师又是校长。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四年半年级。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实行的是五年制。村里没有幼儿园，一上学就是半年级，上到五年级就要到邻村了。
学校的四年半年级，每个年级几个人，加起来有三四十人。教室里排着四行桌椅，一行一个年级或一个半年级。老师把黑板分成五块。上课时，老师给一个年级上完课后，再给另一个年级上。教室里的桌椅不知用了多少年了，很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桌子坏了，老师就想办法支起来。
我当时最佩服我们老师了，他一专多能，样样都会，有时教我们唱歌，有时教我们做广播体操。他家里种了几亩地，有时还要下地干活。我们老师是民办的，工资很少，每月只有几十块钱。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一边拿起教鞭，一边拿起铁锄，也算是复合型人才了。
我们老师是用土话上课，可能是为了推广家乡方言吧。现在想起来，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学会普通话，给我后来到城市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
“过马路，左右看，不在路上跑和玩。”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这句话我一直弄不明白。当时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好象听懂了，“过马路，左右看，不在路上跑河湾。”
可我想不明白，过马路，左右看，为什么不能在路上跑到河湾？我知道，老师说得很对，我们马路附近有条小河，顺着马路就可以过去，可为什么不能走马路过去哪？如果不走马路，那就要走圪丁圪巴（坑坑洼洼）的地方了。
我在村里的小学上了四年多时间，先后有两任老师带我。第一个老师年龄比较大，圆脸，中等身材，长得很斯文。我们看他年龄比较大，可他母亲当时说他只有30岁。多少年来，老师母亲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至今村里很多人不知老师的真实年龄。
为啥保密哪？后来才知道，因为老师一直没找到另一半。老师的母亲我见过，她满脸皱纹，看上去有七八十岁。这样推论，当时老师至少有四十岁。
老师母亲一直为老师的另一半发愁，可最终老师还是死在找女人的道路上。听说，媒人给老师介绍了一个城市离过婚的女人。老师过去后，开始谈得还不好，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老师去城里找那个女人后，在一个灯火闪烁的夜晚，在他痛苦离开女人家的路上出了车祸。
后来，上级学校在村寻摸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初中毕业，也是村里仅有的几个初中毕业生之一。初中生在我们村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年轻老师帅气，人也很好。不过，现在想起来，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那天，我们30多个学生早早来到教室，因为老师要教我们唱国歌，这在班里可是件新鲜事。老师拿着黑板擦，破例把黑板上的年级分割线擦去，然后又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老师拿出一个本子，他一边看本子，一边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上面很多字我不认识，不过，两个大字中的一个我还是认识的，那就是“国”字。老师写完后，拿着木棍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起来。我们跟着唱得还有板有眼的。当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师怔住了，半天没教我们唱下一句。我当时不知老师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我们三十多个兄弟姐妹眼巴巴地看着老师，很想在老师的脸上读出答案来。
过了很长时间，老师指着黑板上的一个字说：“这个字我也拿不准，要么先认一半，就先念‘孔’吧。”
老师用木棍指着的那个字，我们三十多人都不认识，觉得那个字笔画多，肯定不好认。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师唱了一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众多稚嫩的声音跟了一句。
“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孔’声。”老师又唱了一句。
“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孔’声。”我们众多稚嫩的声音又跟了一句。
后来听说，我们这个年轻老师已经转为正式教师了，工资待遇什么的都不错。

五

年轻老师上完课后，他会经常检查我们作业，如果谁成绩不好，他会打人的。打人时，他喜欢拿着板子打学生的手心，每打一下，老师下巴上的肉会像波浪似的颤动着。
我很怕老师，并不是怕他打我，而是怕他跟我要学杂费。虽然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但不管这样，学杂费是一定要交的，况且学校并不富裕。
老师跟我要学杂费，我只好去找父亲了。我也很怕跟父亲要学费。
那年秋天，父亲正在给亲戚往窑洞上装秸杆。我可怜兮兮地走到父亲跟前说：“老师又要学费了。”
父亲往窑洞上扔秸杆的手没有停下来，说“跟你们老师说，再等等吧。”
我已经跟老师学了好几个再等等吧，我觉得父亲应该再换个词了。可父亲依然说再等等吧。父亲能跟我说，可我不能再跟老师说了。
我想过自己去弄钱。
我记得，我跟六伤沿着马路去地里玩时，六伤在地上捡到2元4角钱，可把我羡慕坏了。我很后悔，当时在那一刻，我的头低下了，说不定那钱就是我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接下来的那几天，我走路时，我总是低着头，希望看到熟悉的纸质的东西。
可一连几日，我毫无所获。这时，我不知听谁说了一个挣大钱的好办法：在打雷的那一瞬间，往院里扔块砖头，如果碰对了，那块砖头马上就会变成金砖。
我心思，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到时候，蛋白肉、鱼肉罐头，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也可以买新衣服和新鞋穿了。
到了夏天，我正在地里帮父亲干活。这时，我看到西边的半个天黑压压的，黑云中，还不时闪着亮光。我知道那是闪电，我觉得机会来了。父亲说：“笑笑，回家吧。”
父亲说完，扛着铁锄就往家走。我却提着没有后跟的鞋撒腿往家跑。
跑回家后，我捡了两块砖头，站在堂屋门口，一手拿着一块往院瞅着。我看到风把院里的杂草和尘土卷到了空中，刚才明亮的天，现在也暗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雨点啪啪地落到地面上。这时，我看到了地面上一闪一闪的发亮，紧接着，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雷声。我赶紧把手中的砖头扔出去。可奇迹并没有出现，我看到扔出去的砖头还是砖头，只不过在雨水的作用下变了颜色。我反复扔了几回，始终没能把金砖拿回来。
我怕老师，我的同学也很怕老师，可有个事同学不怕，而我却怕得要命。这个事就是过年。因为每逢过年，我的头就抬不起来了。
那年大年三十，我12岁了。
我们要到有权爷家看春节联系晚会，因此晚饭吃得比谁都早。晚饭后，按照当地风俗，要在大门口点堆旺火的。我们找了把柴禾象征地点着，然后看着即将熄灭的火堆，我和哥哥父亲仨人一前一后向有权爷家走去。
我们走后，家里只剩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了。我不知道母亲想不想看电视，尤其是亿万人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记得，以前在有权爷家看电视时，母亲站在有权爷的大门口，探着头向屋里瞅着，久久不愿离去。
我看了看西边的天，太阳搁在山顶上，把周围的天都染红了，耳边还不时传来零零散散的鞭炮声。
父亲嗑着瓜子走在最前头，我和哥哥跟在身后。父亲的衣服上的闪着油光，哥哥的衣服比较干净，因为他前天刚把衣服洗了一遍。我知道，我的衣服也比较干净，因为是跟哥哥一起洗的。
以前我身上的衣服跟其他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衣服上有补丁，而我的衣服没有补丁，因为没有人给我的乞丐服补上补丁。
我们走到当街，这时当街上站着很多人。父亲看到星久爷爷后，驻足跟他聊着天。我看到星久爷爷的衣服上有很多折子。我向周围瞅了瞅，无论大人小孩，他们的穿着跟昨天完全两样。这时，五六个七八岁的孩子围了过来，这些孩子我都认识，但今天看到他们后，觉得很陌生，他们鲜艳的衣服把我的眼睛晃得生痛。我看着自己和昨天一模一样、只是比昨天稍微干净一点的衣服，突然感到自己跟异类似的。
我小声对父亲说：“爹，咱们走吧。”
父亲好象意识到了什么，匆匆结束了和星久爷的聊天，领着我们大步向有权爷家走去。
从我记事起，我身上的衣服是带着哥哥或其他孩子的体温穿到我身上的。
我知道，过年的时候，父亲很难给全家每人买上一身新衣服。我只是想，我能有两件旧外衣、两条旧裤子就心满意路了，因为这样我就有换洗衣服了。
除此之外，我还有个愿望，就是体会一下穿裤头的滋味。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旧裤头穿。
我记得自己也穿过一回新衣服。那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父亲去D市干了些活，回来时给我们兄弟俩各买了一身衣服。那天可把我高兴坏了，穿着满是折子的衣服，像个出笼的兔子似的，在院子里蹦来跳去。看着我们高兴的样子，父亲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对我说：
“笑笑，你出去耍去吧。”
我不知道父亲想让我俩到街上风光一下，以清扫一下他心头积了多年的晦气。这时，哥哥高高兴兴地出去了，而我迟迟不敢出大门，总觉得穿上新衣服很不好意思。
我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是村里最不值钱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不敢上街，怕见人，尤其是怕见生人，见到了脸就红，心也跳得厉害。我也很难见到生人到家里来。
我经常一个人躺在炕上沉沉睡去。不知多久，我的意识慢慢回到现实。我发现周围没有人，也没有声音，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好象被人遗弃了。
这样，我夏天很少睡在炕上，也怕睡在炕上，我喜欢睡在树荫下，尤其是田野里的树荫下，看着树叶间闪闪发光的阳光睡去。醒来时，周边还是只有我一人，还是死一般的宁静，但我不再感到孤独，我可以看到远处的人们，还有身边哧哧的风声。
有时候，我不愿望说话；有时候，我不能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候我感觉大脑快转不到动了，别人问些简单的话，我半天才会反应过来。有的人们叫我“二傻”，我觉得有点道理，但我知道，我并不十分傻。
我一直在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中度过。不过，我也有感到安全的时候，那就是晚上，我把头蒙到棉衣做的被子里，借着“被子”忽明忽暗的光线，我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属于我，这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只有我一人，没有距离、没有攀比，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在我的小天地里，我被幸福包围着，谁也不会打扰我，谁也不会侵犯我，我不用羡慕谁，这里唯有我自己。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我喜欢回味的感觉，还有我考试的分数。

未完待续

六

我在村里从半年级念到四年级，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到邻村上了五年级后，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虽然这个第一名也算不上什么“名副其实”。我只比第二名多一分，比第三名多两分，哥哥是第三名。
我和哥哥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村里人认为是件好事，可对父亲来说喜忧参半。父亲忧的就是学杂费，可父亲依然态度坚决：“你们好好学，我就是砸锅买铁也要供你们上学。”
上初中的第一天，父亲拿出了300元交给哥哥。父亲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我和哥哥都很意外。后来才知道，这些钱是父亲费尽周折从农村信用社贷出来的。
学校的领导也知道我们的家境，免去了不少学杂费。即便如此，我和哥哥总会欠着学校不少费用。
上了初中，我还是很怕老师，因为老师会时不时地提起学费的事，可我没有能力解决，我的父亲也没有能力解决。在中学，除学费问题不能解决外，还有很多很简单的问题，我也无法解决，让我整日生活在无形的压力之中。
我们村离乡中学有十几里路，我和哥哥是住校生，周日下午去学校，周五下午回家。那时，我还是只有一套衣服。
那年冬天，我把不得不洗的衣服脱下来洗了洗，然后晾到院子里。可那几天天气不好，好几天太阳都不愿露出来。我的衣服已经晾了一天多了，我以为差不多了，可当我出去摸了摸，那衣服硬邦邦的，像是冻了的羊皮似的。我觉得，这样肯定干不了，就赶紧把衣服拿回屋里，生起炉子烤。烤了一会儿，感觉差不多了。天气不好，这时哥哥催着要提前走。我就把衣服穿在身上，骑着自行车跟在哥哥身后。
路上有很多积雪，风也特别大。我的自行车迎着狂风在雪地里滑来滑去。
我的脑袋上戴了顶棉帽，可脸却露在风里。风呼呼地刮着，我真感觉风像拿着一把把小刀，噌噌地在脸上刮着。我骑着骑着，突然感觉自己蹬不动了。我心思，自己可能累了，就下车准备歇会儿。当我下车后，感觉更不对劲了，我坐下来都很困难。我以为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又怀疑风拿着小刀割错到了什么地方。
前面的哥哥知道我出了问题，马上折了回来。他下车走到我身边，扶了扶我的胳膊后突然笑了起来。
“你的衣服冻住了。”哥哥说完，还在我的衣服上敲了敲。
我笨拙地用手摸了摸衣服，觉得自己穿得不是衣服，而是盔甲。那天我怎么去的学校，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也许当时的自己太囧了，后来故意把那段记忆丢失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当时一直感觉自己是班里最不值钱的人，谁都比我好，谁都比我强，我甚至连班里最弱不禁风的人都比不上。我记得，那天不知什么原因，我跟贾同学吵了起来，没想到他上来就把我给打倒了，而我不仅没有还手，还伤心地哭了起来。这事也成了贾同学一直引以为豪的事。
班里50多个学生，我感到他们都比我快乐。我记得一个南方口音的女同学，竟然兴致勃勃地向同学们讲诉他们家的快乐故事：
“我们家昨天吃的是饺子，我爹吃了30个，我爸吃了35个……”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一个家中会有两个父亲？后来得知，她是跟母亲从南方过来的。她母亲嫁给了村里的光棍，她就叫这个光棍爹了。后来，她南方的亲爹找了过来，就都住到一块了。为了方便分辨，她管亲爹叫爸。
我不能安心读书，整天都在胡思乱想着，记忆中大都是痛苦的经历。有时我在课堂上想着想着竟能哭出声来。
哭应该说是我的一个强项。我的泪腺相当发达。小时候，别人欺负我时，我能泪流不止地能哭上多半天，而且丝毫不觉得疲倦。
上中学的那几年，我感到每天都有很大的压力，很多时候压得让我窒息。那年夏天，我实在抗不住了，壮着胆子对父亲说：
“爹，我不想念书了。”
这次应该是我第二次向父亲提辍学的事了。第一次是我上小学两年级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现在真想不起来了，可能是看到村里辍学的青年每天都能玩，而我却几乎天天要背着书包。我就向父亲提出不想上学了。父亲那时火冒三丈，不仅对我大发雷霆，还用树枝抽着我，像赶牲口似的把我赶到学校。也许父亲知道，上过二年小学的人难有出息，因为父亲只念过两年小学。
可这次，父亲先是沉默了一阵，然后好象点了点头，接着一声不吭下地干活去了。我知道父亲比我还要痛苦，因为他把所有希望寄托到我们兄弟俩身上了。而现在，他的一个希望已经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辍学后，哥哥问我：
“后不后悔？”
我没有丝毫犹豫：“不后悔。”
那时，我已经14岁了，实际上还属未成年人，对很多事情不甚了解。可哥哥比我明白多了。他说：“你以后怎么办，咱家兄弟那么多，又那么穷，以后娶个媳妇都难。再说，难道你想种一辈子的地？”
哥哥说的很对，象我们这么穷的家庭，谁会当我的老婆哪？我知道村里有很多穷人都打了光棍。
我们村的地比较多，人均10亩地，但都比较贫瘠，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只够糊口。村里的年青人哪能心甘情愿种一辈子的地。
虽然不想种一辈子种地很难，但不是没有希望，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考学，一条是参军。如果能考个理想的大学或中专，就会捧上个铁饭碗。如果参军后干得好，也是有机会的。然而，我的第一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可第二条路希望也很渺茫。
当时的我对自己的将来没有过多考虑，只是揣着忐忑的心走一步看一步了。
傍晚，一直不见父亲的身影。这时猪圈里的大黑猪叫个不停。我知道它饿了。我从窨里取上一筐山药，用擦(名词，一种工具)一个个擦成丝，放到锅里煮熟，然后拌上糠，这就是猪饭。猪的饭量很大，它一顿就得吃半锅，如果吃不饱就叫个不停，一点涵养都没有。为了堵住猪的嘴，虽然我和弟弟也饿了，但先得让猪吃好，这也是父亲的一惯做法。
我把猪伺候好后，又该伺候人了。我做了点小米粥，炒个土豆片。这些饭菜，我和哥哥在两年前就会做了，因为我俩心疼父亲，知道他活得不易。
这时，还不见父亲的身影。我给母亲和弟弟妹妹各舀了一碗菜，夹了点粥，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可我没有味口，我隐隐感到父亲的异常。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巨响，然后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我知道父亲回来了。我从炕上坐起来，爬到窗户上望了望黑洞洞夜，感觉不超过12点。这时，我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而我的心也随着那异常的脚步声剧烈地跳动起来。
父亲进来后，他红黑的脸膛上青筋暴跳，嘴里还发狠地骂着什么人。
又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把我从梦里惊醒。我矇眬间看到，父亲坐在炕上，低着头喘着粗气，坐在一旁的母亲则嘿嘿地笑个不停。
我知道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

未完待续

七

下午，父亲的精神好了许多，他将一个崭新的铁锄塞到我手里，然后阴着脸说：
“走吧，跟我到南沙地锄地去。”
我知道，当我从接过铁锄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铁锄抗在肩上。以前我也抗过铁锄，可现在感觉不到三斤沉的铁锄竟如此沉重。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地里锄地。那时的我，像只蜜蜂似的，忽前忽后围在父亲身边。我记得，那时风很大，呼呼的风卷着地里的黄土飞来飞去。这时，我突然感到眼睛飞进了东西，就闭着眼睛大声喊父亲。父亲忙跑过来蹲着，马上用舌尖探进我的眼球。我感觉一个热乎乎、滑溜溜的东西在我的眼球上转来转去。果然，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就不觉得难受了。我一直以为，飞进我眼睛里的东西被父亲吃掉了。
那时，我也拿着铁锄帮父亲锄地，也在那个时候，我体会到了锄地的滋味。现在，我很怕锄地，但我知道没有办法，我已经放下了钢笔，必须得拿起另一样东西，因为我还要生存。
我低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跟在父亲身后，视线里，只有黄得发白的土地和父亲浅浅的脚印。我不敢乱看，怕瞅见村人那种异样的眼神。
南沙地离家有二里多地，一路上，我听到父亲不时和村人打着招呼，我也能分辨出谁是谁的声音。
“笑笑没有去上学？”
我听出这是慧喜叔的声音，他的声音一下子点爆了我心中的恐惧。我木纳地抬起头，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慧喜叔脸上深深的笑容。
父亲说：“不念了。”
我父亲很沉很重的声音中听懂了无奈。
“为啥不念了，不是念的好好的吗？”慧喜叔的声音中饱含着吃惊。
“他不想念了，怎么说也没有用。”父亲解释着。
“上得那么好，为啥傻就不念了，真是二傻啊，唉！”慧喜叔说完走了。我顺着声音瞅去，看到了他的头和肩上的锄头一块儿晃动着。
看着慧喜叔离去的背影，我如释重负。
我们家有50多亩地，南沙地这块就有12亩。由于地的北边是弯弯曲曲的沟，至少少算三四亩。那块地种着已经长到膝盖的谷子，我站在地头上向地那边望去，似乎没有尽头。
我问父亲：“从这到那边有多远？”
“一里多地。”父亲摇着头说：“有你吃苦的时候。”
刺眼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头顶上。谷地周围没有树，空中没有云，还流动着像蒸气一样的风。谷苗的叶子向下耷拉着，好象被太阳晒晕了。
这时我感到了热，一种像夏天站在火堆旁边的热。
父亲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挽了挽裤腿，光着脚丫拿起铁锄锄了起来。
长这么高的谷苗，现在主要任务是锄掉杂草，锄起来也比较快。像这样的地，一个人一下午至少能锄3亩。
我也象父亲那样，把鞋脱到一边，也挽了挽裤腿。当我光着脚丫踩在地上时，马上就把脚收了回去，我感觉脚踩到了烧红的铁板上。
我抬头看了看前方，父亲弓着腰已经离我很远了。我知道我必须下决心锄地了，因为我要让父亲知道，这些苦我是能够吃下去的。
我把两只破鞋扔到一边，然后拿着铁锄不停地倒着脚。
我锄了几分钟后，感觉腰痛得要命，好象快要折断了似的。我锄上几分钟，就必须站起来把腰伸直一下，因为腰痛是我无论如何都难以坚持下去。
我慢腾腾地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却锄得飞快，眼看着父亲锄了过去，又锄了过来。这时，我想到了马拉松似，田地就是赛场，一行行的谷苗就是跑道，农民沿着“跑道”一圈一圈在“赛场”上转。
在这样的赛场上，父亲显然是个跑步健将，他游刃有余地在这个赛场上转来转去。而我则是个不入流的新手。
锄了一阵子，我知道了锄草也不那么简单，有些草一锄便可，有些草则必须把根拔掉，否则它很快就长了出来。我突然明白了“剪草除根”的道理。
跟着父亲干了几天活，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但我还要坚持，因为我别无选择。
(未完待续)

八

我要坚持，可父亲却不甘心，也许他一直考虑着我的出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父亲和本家的三爷爷聊天。说是三爷爷，他却比我大不了几岁。三爷爷叫有权，名字倒不错，可他也是庄户人。
父亲对我说，三爷爷在D市里找了一份活计，一个月能挣300来块，管吃管住。那个厂子招人，说我想去的话，可以跟着三爷爷到城里看看。
我觉得，现在家里的活不多了，出去挣点钱也是好事。14岁的我一月能挣300多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二天，父亲把借来的30多元交给我，我将一床破被放进大袋子里，又往袋子里塞了个饭盒，然后扛起袋子跟着有权爷坐上了通往D市的汽车。
同去城里干活的还有二狗、四有等5个人，当中数我年龄小，身材也最小。
D市城离我们村有50多公里地，由于路不好走，加上坐的是“老爷车”，到达D市要走两个多小时。
我知道，D市是我们省的第二大城市，且历史悠久，好象很早以前还住过皇帝。
离D市越来越后，我看到D市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像树似的到处长着，在烟囱上空，是一团团黑气，好象猪八戒常出入此地似的。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D市的大烟囱了。
第一次来D市是在几年前，跟哥哥一起去看市里的姑姑。姑姑以前在我们邻村住，后来到城里打工，据说混得还不错，不仅在市里买了房，还开上了轿车，在我们那里算得上是很风光的人了。
到了D市后，我喜欢到市场上转转，因为那里热闹，有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在我的再三央求下，哥哥终于答应去了，可他再三叮嘱：
“到市场后，只能看不能动，如果你一动就麻烦了。”
我说：“动一下也不会弄坏，为啥不能动？”
哥哥说：“市场上有很多小痞子，如果你一动他就赖上你了。你不要都不行，而且跟你要很多钱。”
我哦了一声，也知道城里的人惹不起。
到了市场后，我很听哥哥的话，看到什么东西都不敢动、不敢碰。后来，受那时的影响，我在城市生活多年，每次去市场都缩手缩脚的。
哥哥又带着我到大商场转了转，我是第一次到商场，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时，我就笑个不停，无法克制的笑。
这次又来到D市，我们只是在车站里停了一会儿，然后踏上一辆公交车向西北方向走去。又走了很长时间，感觉越走楼房越少。
汽车三拐两拐，来到一个山沟。
山沟大约有两里宽，一条干涸的河床曲曲弯弯伸向远方。沟的中间竖着个大烟囱，紧挨着烟囱有个厂房和堆得像小山似的煤炭。
在烟囱不远处，有一排平房，平房边上有个露天水池。这时从平房走出来一个又黑又瘦的人，有权爷叫他老板。老板把我们领到平房。我看到，平房里有一个大土炕。
老板让我们把行李放到炕上后，他指着外面的煤山说，这里的工作很简单，把那边的煤推到烟囱旁边的炉里烧里，烧完后就是焦炭了，然后把焦炭装袋子里就行了。他强调一个月每人300块，管吃管住，工资半月一付。
等老板离开平房后，有权爷摇着头小声对我们说：“不好，不好。”
有权爷经常在城里打工，他的话我非常信服。有权爷说：“你看看这个破地方，也不像个正儿八经的单位，连个工人都没有，就等着咱们几个人干活哪！”
二狗说：“我看也不对劲，别干完不给工钱。”
有权爷说：“我看够呛。”
有权爷叹了口气说：“唉，大老远来了，要么先干两天再说。”
我把行李安顿好后，就跟着有权爷在厂区转了转。
到了晚饭时间，厨师将一盆热气腾腾的馍馍（馒头）端进了平房，过一会儿又端来一大盆猪肉白菜炖粉条。有权爷给我盛了满满一饭盒菜，然后递过来一个大馍馍说：
“笑笑，比家的饭强吧。”
馍馍对我来说，就是好饭了，别说还有这么多菜了。
“强，强！”我顾不上搭更多的话，十分卖力地吃着。
我不知吃了多少馍馍和菜，只觉得自己的肚皮鼓鼓着，像个孕妇似的。我把饭盒放在铺盖旁边，然后就躺下了。我不想动，因为肚子太沉了。
吃完饭后，有权爷心事重重地又出去了，躺在床上的我没有跟出去。
(未完待续)

谢谢大家支持，我会好好地写下去的。

小说能给大家带来那么一点点启发，我就知足了。

后面的故事，更加精彩。

九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使劲地摇我，我猛地睁开眼睛，看到有权爷正乐呵呵地看着我。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有权爷为什么出现在眼前。
我往周边瞅了瞅，发现在长长的土炕上只躺着我一个人，我赶紧启动大脑，扫描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想了起来，自己出来打工了。
“你还躺着干什么，快点起来洗脸，马上就要干活了。”有权爷催促着说。
我想从炕上坐起来，可感觉身体很沉很重，但我知道，必须努力指挥身体起来了，因为现在的身体已经有一半不属于我自己了。
我以比平时快了好几倍的速度穿好衣服，走出平房。
外面灰蒙蒙的，到处残留着黑夜走过的痕迹。在湿漉漉的空气中，还能闻到一种村庄里的味道，这种味道早中晚的时候都会闻到，不过，这里的更浓更重。
我拿着脸盆从池塘里舀上半盆水，然后简单洗着脸。这时我看到厨师从池塘里舀了一桶水。我以为厨师也要洗脸，有权爷则说：
“厨师要给咱们蒸馍馍了。”
我看着池塘里的发黄的水，很快想到了昨天馍馍的颜色。
我们几人洗完脸后，来到一处堆放着大铁锹和小推车的地方。老板早就站在那里了，他看我们过来，马上说：“开始干吧。”
我们有装煤的，有推煤的。
我拿了把铁锹头像簸箕一样的大铁锹，正准备装煤，这时有权爷接过我手中的铁锹，然后将小推车的车柄塞到我手里。我知道他想照顾我。
有权爷拿着铁锹，很快将小推车装满。我吃力地抬起车柄，然后使劲让车轮转动起来。走平路还算可以，可到了上坡路时我就顶不住了，那小车不停地向后推着我。正当我一步步向后退的时候，有权爷及时赶到，帮我将车推到坡顶。
有权爷看着我满脸是汗，笑嘻嘻地说：“笑笑，干活比念书累吧？”
我知道有权爷无心伤害我，可他的话像把刀子似的，已经捅到了我的心窝里。
他没有在意我的表情，嘴里不停地说着：
“如果把书念好了，以后当个官，不说出门坐车了，下车都有人给你打伞。这倒好，不仅不能坐车，还得推车……”
有权爷不停地说着，可我没有吱声，也不知如何应答。
“笑笑，你学习那么好，为啥说不念就不念了，你真傻啊！”
有权爷的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快要掉了下来。这时，他好象觉察到了我的脸色，马上又说：“不过，还是有机会的。”
我知道有权爷是在宽慰我。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也知道，有权爷他也相信我以后没有什么机会了。
有权爷把铁锹递给我说：“你还是慢慢装吧。”
我接过铁锹，也觉得只能干这活了。
我吃力地拿着大铁锹，铲了满满一铲，然后使劲端起来放进小车斗里。开始铲了几下还行，可铲了一阵子就没劲了。
“二傻，你不会半铲半铲的铲啊！”
有权爷的话突然提醒了我，我抬头对他笑了笑。他却看着我直摇头。
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干着，我当时没有手表，也不知每次干多长时间。只记得，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干活，干了一阵子后吃早饭，早饭吃完后再干活。干得很累的时候吃午饭，午饭结束后，简单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干，干到天黑得看不清楚了才休息。那时，我感觉过一天就跟过一年似的。
一天下来，我像被支解了似的，躺在炕上就收不起来了。
有权爷见我脸色发白，嘿嘿地笑着问：“笑笑，吃得住？”
躺在炕上我有气无力地答道：“还行。”
我知道，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只为钱。坚持一个月就能拿300多块，如果干上两个月，就是600多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有了这钱，我可以给家里的每人买身衣服，其中包括自己，回家的时候，还可以买些好吃的。
我正一天一天地盘算着。三天过后，有权爷的一席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那天晚上，有权爷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他先是点了一支烟，然后猛吸了几口说：“我看那个家伙有点不地道。”
我知道有权爷说的那个家伙是老板。
“你看看他，一点也不像干正经事的人。你说装上几袋子焦炭马上就拉走，这个地方一点货都不存，厂子就像不是他的似的。”
二狗听后点着头说：“有权叔，你说的对，我也觉得不对劲。”
有权爷说：“老板隔三差五就说半个月就发工资，你说那有这么做的，你发就发呗，还整天圪塌（罗嗦）什么。我去打听了一下，听说这个厂子是别人的，那人欠了这家伙的钱没还，他就暂时霸占了这个厂子。我看咱们干不长久，那家伙一走，说不定连工钱都拿不到。”
二狗觉得有权爷说的在理，他没了主意：“有权叔，你看咋办？”
有权爷吸着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看迟走不如早走。”
二狗说：“那三天的工钱咋办，那家伙能给吗？”
有权爷说：“工钱他肯定不会给，人家不是说了半月一付嘛！”
“难道咱就这么白给他干了三天？”二狗扭了扭脖子说。
有权爷诡谲一笑，说：“肯定不能白干了，你看——”
有权爷指着几个大铁锹说：“这些铁锹咱们可以拿回去，一个铁锹买的话也得二三十块钱。咱们明天一大早溜了就算球了（就算了）。”
我开始盘算着能拿几百块的工钱，也盘算着这钱该怎么花，可看到周围的人不停地点头，我心思，这钱是没戏了，还盘算个球。
我们知道，老板晚上一般不会住在这里。我们把铁锹把摔断，然后每人拿了一把。有权爷早有准备，他拿了两把。我们每人还拿了十几个装焦炭的袋子。
第二天，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们几人背着行李，拿着袋子和铁锹头像做贼跑了。其实，我们就是贼，一群为了心理平衡的贼。
回到家里，我还是觉得憋屈得很，虽然拿了些东西，但一分钱没挣到，还倒贴了20多块钱的路费。
(未完待续)

十

回家后，我夏天跟着父亲到地里锄地，秋天跟着父亲到地里收割。除了干这些，我还承包了喂猪、做饭的活计。虽然有时感觉很辛苦，但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因为我觉得父亲很可怜。
我整天像一只渺小的蚂蚁似的，不停地奔波忙碌着。
次年的春天，也就是1992年的春天，那时我已经15岁了。这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年春天，到了耕地的时候，可父亲迟迟没有下地干活，他早早出门，很晚才回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是眉头紧锁，我知道父亲遇到了难事。后来才知道，今年没人给我们耕地了。
由于我们家没有养牲畜也没有齐全的农具，以前都是跟别人噶具，就是合伙种植。今年不知为什么，没人跟我们噶具了。看着父亲着急的样子，我和哥哥干着急没办法。
再难的事，总要去解决的。父亲还是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那天吃过晚饭，父亲对我和哥哥说：“今年咱们50亩地只能种一半了，另一半给为咱耕地的人种了。这样你们兄弟俩，我带一个出去打工，另一个在家种地。你们看谁留在家里？”
父亲说完，瞅了瞅哥哥，又瞅了瞅我。
哥哥表示出去打工。父亲就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家里？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接着，父亲对我说：“南沙地的那块地是古井村的堂叔张守明给咱耕，南北针的五亩地是村里的叔叔慧喜叔耕，沟底的五亩地是有权爷耕，种什么你就不要管了。如果耕地的时候，你去洒洒化肥，帮着干点活，夏天锄锄地，秋天我和你哥哥就回来了。”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去了D市。听说，父亲负责到饭店拉泔水，哥哥则给一个公司看大门。父亲和哥哥走后，我就成了家里的“一把手”。那时妹妹7岁，弟弟四岁。
我这个“一把手”可不好当，家里家外我是全权负责。上午下午要下地干活，中午晚上要回家做饭。不过，那时已不用喂猪了，那头猪长肥就卖掉了。
父亲临走的时候，剥了些小米，磨了几袋子糕面，还给我留了一点钱。具体留了多少我想不起来了，但我确定不超过100块，这也是我拿到的最多的一次钱。父亲说，这钱不能乱花，是我们母子四人半年多的生活费。
上午我去地里帮着耕地。可不管多忙，我中午也要按时回家做饭，因为我怕母亲和弟弟妹妹饿肚子。
当时我只会做粥和糕，不会蒸馍馍。那天，我不愿再做粥吃了，想换换口味。家里还有半袋白面，我想蒸点馍馍吃。怎么蒸馍馍我只知道个大概。我把大瓷盆放在炕沿上，然后把面倒进盆里。母亲一声不吭地坐在炕上，嘿嘿地笑着看我和面。
弟弟和妹妹知道我要蒸馍馍后，高兴地围了上来。
我知道面粉里要放点起子（泡打粉），但不知放多少。我就问母亲：“妈，起子要放多少？”
母亲不说话，还是傻傻地笑着。
我又问：“妈，起子放多少吗？”
母亲还是不说话，依然傻傻地笑着。
这时妹妹说：“二港（哥），妈都疯了，她哪能知道。”
我知道母亲疯了，可我知道母亲一定知道放多少，就是不愿说罢了。
母亲不愿意教我，我只能摸索着做了。我知道，起子要先放进水里泡开了，然后才能放到面盆里。
我估摸着向碗里倒了点起子，然后想往碗里倒水，这时我不知道该倒开水还是倒凉水。我想了想，觉得开水泡应该会好一点。
我用开水把起子泡开，然后又将泡开的起子倒进面粉里和了起来。和着和着，发现我的手越来越白，而那块面块却越来越黑了。我知道，我手上的纳随已经跑到了面块上了。这时我纳闷：我和面前已经洗过手了，怎么还会有纳随？
我把面和好后，然后捏成一个个圆圆的小馍馍放到了锅里。
这时妹妹拿来了柴禾。我在灶里点着火，放上炭，然后呼嗒呼嗒拉起了风箱。
过了一会儿，锅盖冒上气来。我觉得过会儿，锅里的小面块就会变成白白大大的馍馍了。我看了看围在锅台的弟弟，他不停地用手抹着口水。
二十多分钟过后，我把锅盖揭了起来，我和弟弟妹妹的眼睛都集中到锅里。等热气渐渐消散，当我看到了锅里的馍馍后那个泄气，放进去多大，现在还是多大。
我搞不明白，馍馍为什么没发起来？我拿起来捏了捏，像土壳拉似的硬梆梆的。看着黑得透亮的馍馍，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妹妹和弟弟也只是尝了尝，母亲倒吃了不少。
这是我做得最不成功的饭，不过记忆中，还有一次做了一顿非常搞笑的饭。
那天上午，我没有到地里，因为不知为什么，我浑身没有力气，甚至我连自己的腿都指挥不动。我躺了一会儿，感觉肚子要吃东西了。我抬起眼皮瞅了瞅，家里一点剩饭都没有。不过，我的视线里还是看到点吃的——柜子上放着半斤生挂面。
我努力支起身，勉强下了地，往锅里放了些水，然后往灶里添了点柴，点着了。
锅里的水慢慢冒上了热气，可我觉得自己不能站着了，也不能坐着了，很想躺着。我知道，我不可能躺在炕上就能把挂面煮熟的。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省事的办法，就是把面放到饭盒里，饭盒添上水，然后把饭盒放到锅里煮。我心思，如果饭盒里的水热了，挂面也就熟了。
我盖上锅盖，然后往灶里添了很多柴，又躺到了炕上。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锅盖上腾腾地冒着热气，还能听到锅里圪咚圪咚的声音。我知道，那是煮饭盒的声音。
急促的热气冒了一阵子后，渐渐变得稀疏，悠悠荡荡地向上飘着。
我心思面条熟了。
我下地揭开锅，端出饭盒一看，饭盒里的水热乎乎的，而挂面没有变成面条，而是变成了粘糊糊的面粉。
虽然面条没有吃上，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午，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回来，我一下子有了精神。
(未完待续)

十一

馍馍我是不敢做了，只能跟以前一样，中午做糕，晚上吃粥。如果想吃点好的，晚上可以煮点面条。菜以山药（土豆）为主，山药能做出很多菜来，可以炒山药片、山药丝，还可以煮着吃。别的蔬菜很少，肉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月没沾到荤腥了。
我们村太小，村里没有卖肉的，如果想吃肉，要到五六里地外的邻村去买。如果遇到过节，也有人拉着肉到村里卖。
我很想吃肉，也知道母亲和妹妹弟弟都想吃肉了。可手里的钱不敢乱花，我知道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可是一次该花的两块五毛钱，我却没有花掉。
那是清明节那天，村里来了个卖肉的，就在我们窑洞后面。我过去时，只剩一斤多肥肉了。母亲也站在买肉的旁边，我当时不知道，母亲已经跟了那个卖肉的好半天了。
母亲看到我过来，就对我说：“笑笑，买点肉吧。”
我知道母亲爱吃肥肉，也我爱吃肥肉，可是我心疼手里的钱。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卖猪肉，到天喜奶奶家赊了一斤鸡蛋。我觉得过节吃点鸡蛋也不错，那时鸡蛋和猪肉一个价。
当我从天喜奶奶家用帽壳兜着鸡蛋回家时，看到母亲生气了，她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知道母亲嫌我没有买猪肉。这时，我觉得母亲是对的，过节了，应该吃点猪肉了。
我怕那块猪肉被人买走，就赶紧去找那个卖肉的。我赶到窑洞后面时，没看到卖肉的。村人说，卖肉的往当街方向去了。我就赶紧向当街跑去。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当街时，才知道肉已经卖完了。
看着我没有把肉买回来，母亲显然生气了，她拿起地上的树枝不断地打着地，嘴里还骂着什么人。虽然在母亲嘴里听不到我的名字，但我知道，她嫌乎我了。
现在我还非常后悔，时时想起母亲那埋怨的眼神。
由于没有买那块肉，当天差点酿出祸端。
那天下午，我从地里回家后，看到母亲吃着像虫子一样的东西。我赶紧问妹妹是什么东西。妹妹说，母亲从沟里挖出鸡肠洗干净煮着吃了。妹妹还说，听说鸡肠是毒死鸡的肠子。
听妹妹这么一说，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抢母亲碗里的鸡肠。可母亲说什么也不给，她拿着碗跑了出去。
没有办法，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只能等了，希望母亲没事。当时晚上，没见母亲有什么事，一天、两天过去了，母亲依然和往常一样，我的心才稍稍放下。
除了做饭外，给弟弟、妹妹抓虱子也是我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
记忆中的一个场景，每每想起，便会触动我那幸福的神经。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拿着剪刀坐在小板凳上。剪刀下，弟弟的头发一卷一卷地飘落到地面上。我抬头看了看天，太阳爬到了墙头上，墙边笔直的杨树上，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
我记不清，为什么选择那天为弟弟剪头，但我知道，为什么给他剪头——他头上的虱子已经成灾了。
弟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他头上和身上的虱子像蚂蚁洞里的蚂蚁似的乱窜。弟弟不会捉虱子，只会狠狠地用手挠，他头上和身上到处是一道一道的血口子。
给弟弟剪完头后，弟弟的肩上好象扛着个足球似的跑了出去。
我虽然做饭和捉虱子，但我没有把这当成大事。我知道，种地比做饭、捉虱子还要重要。如果几个月吃不好，以后是会补回来的；如果地种不好，那就很难补回来了。
我经常会早早地跑到地里，帮着干点杂活，有时我自己亲自去耕地。
记得那天上午，张叔赶着两头大骡在南沙地耕地，只见两头大骡有节奏地拉着铁铧犁在地里转来转去。在他们身后，土尘像喷气式飞机的烟雾似的紧紧跟随。
当张叔扶着犁耕到我身边时，他喊道：“笑笑，你过来试试吧。”
我很想试，但我心里没底。这时我觉得张叔有点累了，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了。想到这里，我就迎了上去，一手接过缰绳，一手扶住犁。这时，张叔喊了一声：“得。（舌头颤音，前重后低音）”
两个大骡又飞奔起来，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跟在后面。走了一阵子，我突然没有压好铧犁，大骡便拉着空犁满地跑，可把我吓坏了。张叔见势不妙，马上跑过来抢住缰绳才控制住局面。
耕地我难以胜任，锄地我还是可以的。
锄南北针的地时，当时地里种的是绿豆。绿豆锄第一遍要间苗。
间苗就是疏苗。为了保证足够的出苗率，播种量都大大超过留苗量，造成幼苗拥挤。为保证幼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营养面积，就要疏苗，使苗间空气流通、日照充足。
间苗是个细活，每次只能锄上一垄，锄上一个钟头也只能锄上那么窄窄的两垄。望着一大片绿油油的绿豆苗，我皱着眉头心思：这块地要锄到什么时候啊。
虽然我有了畏难情绪，但我知道，必须锄下去，如果不锄了，杂草和稠苗就会抢了营养，就像虱子抢了我的营养。
想到这里，我就不管一天能锄多少了，我只是一锄一锄、一垄一垄地锄着。刚开始腰痛得厉害，一两天过后，腰也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当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已经锄了这么多地时，我突然兴奋起来，也想了起一句老话：眼愁手不愁。
南北针的绿豆锄完后，还要锄12亩谷子。锄谷子跟锄绿豆一样，都要间苗。
我像个成年人似的，早出晚归，把20多亩地打理得有头有尾，禾苗长得非常好。村里人都说，二傻真有股傻劲，种地比他父亲都强。
到了秋天，父亲和哥哥都回来了，那年收成还不错。
也就是在那年，在父亲和哥哥回家之前，我差点从事了我最怕的职业——教师。
那天我正扛着铁锄准备下地干活，在村口，村长把我给叫住了：“二傻，有个好活你干不干，还是乡里指定的。”
我当时不知是什么好事，就问：“什么事？”
村长笑眯眯地说：“有个好事跟你商量商量。”
我心思，村里的好事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还能有什么好事。
村长接着说：“咱村现在缺个民办教师，乡里说咱村就你还行，让你当民办教师。”
我觉这确实是个好事，但我肯定不能答应，因为如果我当了老师，母亲和弟弟妹妹谁来照顾，那样地也就荒了。不过，我还有条说不出来的理由，那就是我害怕，我那根深蒂固的害怕。我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就是见到熟人我有时都害怕的要命。
我婉言谢绝了。
(未完待续)

后面的故事更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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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没有差不多点的文凭，没有像样一点的亲戚，甚至连常人的胆量都没有的一个人，能有什么出息。
对于自己的处境，我非常清楚，可我无能为力。就像一个垂幕老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慢慢老去。
父亲却想的不一样，他不想让我像他那样种一辈子的地，他在努力给我们寻找出路。
1992年的冬天，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那年冬天，我们乡武装部开始征兵，还首次征的是海军，服役期四年。哥哥刚好到了年龄，父亲想让他去当兵。
X乡征兵报名的第一天，父亲就早早带着哥哥到了乡里。中午，父亲和哥哥回来了，我看到父亲一脸的不快，还像犯病似的嘟囔着：“怎么是色盲眼，怎么是色盲眼哪！”
后来得知，哥哥是色盲眼。海军对眼睛的要求很苛刻，如果眼睛过不了关，就意味着当兵没有了希望。
父亲略带埋怨的眼神看着哥哥说：“上面画得清清楚楚的，你怎么就看不清楚哪？”
哥哥有点不服气：“我的眼睛肯定没有问题，那个本本上故意画得乱七八糟的，谁能看清楚？如果换个本本我肯定能看清楚。”
这时，有权爷过来串门，他知道情况后，就对哥哥说：“你肯定是色盲眼！”
哥哥欲要争辩，有权爷笑着说：“你不用罗嗦了，因为我也是色盲眼。”
有权爷的话把哥哥的话堵了回去。
父亲叹了口气，一声不吭地坐在炕头上。许久，父亲抬头把目光转到我的脸上，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对了，要么让笑笑去试试？”
有权爷说：“好象色盲眼是会遗传的，老大是，老二肯定也是。”
父亲却摇着头说：“不一定，我就不是色盲眼。”
父亲想让我去参军，我就跟听笑话似的，想都没想能去当兵。
有权爷说：“笑笑才多大啊，就是眼睛通过了也恐怕不行吧。”
父亲说：“眼睛是主要的，只要眼睛没啥问题，其它事情都好将就。”
第二天上午，父亲和我搭乘了辆三轮车向X乡赶去。
我们村离X乡政府有十几里地。那天去X乡的路上，我想不起来天气冷不冷，路上有没有风，可那时的想法记得非常清楚。
当兵对我来说，好象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不敢触摸也不敢想象的世界。我不知当兵后要干什么，也不知当兵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
说起当兵，我想到了村里的两个老兵，听说他们都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他们回来后，还在种地，不过，有个老兵的两个儿子跟他沾了光，政府给安排了工作。
最近几年，村里也走了一个兵，是陆军，当了三年兵就回来了，还在种地，没有太大变化。稍许变化的是，他的口音变了。刚回来时，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去当兵的，觉得父亲的想法有点天真，现在的自己就像长在黄土地上的杨树，早已根深蒂固，很难离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没有办法说服父亲，只能跟着他到乡里走一走。
父亲带着我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温暖的阳光从男子的背后照射过来，使他弯弯曲曲的轮廓闪闪发亮。
中年男子见父亲走了进来，好象熟人似的客气了几句。然后，他从桌子里拿出一个本子，翻了一页让我看。我把头向本子上探了探，只见上面画着五颜六色的图案，在图案的中间有个明显的数字。
中年男子问我：“这是几？”
我说：“6。”
中年男子又翻了一页问我：“上面是什么？”
我说：“鸡。”
中年男子对父亲说：“这个没问题。”
我觉得太简单了，就像考三岁小孩似的。我有些不满，这时我却意外地看到父亲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
中年男子看了看我，然后转身对快把脸笑烂的父亲说：“你的这个孩子还小吧？”
听到这里，父亲立刻像镰刀割谷子似的，唰的一下收起了笑容：“不小，看上去小，可他的年龄已经不小了。”
父亲说完，跟中年男子打了一个招呼后，拉着我匆匆离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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