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

屈原画像

但是以楚怀王之后郑袖、次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主张对内保守对外亲秦，与屈原主张的“美政”发生尖锐的冲突。当屈原正在起草为宪令之际，上官大夫为了探听为宪令的内容，就想夺去看，屈原不与。上官大夫借机反诬屈原泄露机密，恃才矜功。怀王不察，遂疏远屈原。这一疏远，就是11年不见面。直到公元前298年，即楚怀王三十年，怀王离郑赴秦时，屈原飞马奔来劝阻，才与怀王见上一面。这次见面，连怀王心里都涌起了一阵伤感，说:“十多年不见，屈原憔悴了”。
怀王赴秦被扣在，王后郑袖立太子横为顷襄王，次子子兰为令尹，降屈原为三闾大夫。保守势力占据了上风。三闾大夫只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官，主要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
怀王入秦不反，引志了楚人普遍的怀念。顷襄王即位之后，子兰竟充任令尹，于是国都那出现了公开批评子兰的群众性的政治事件:“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人秦而不反也”。屈原大概参加了声讨子兰的行列，很可能还是倡导者，因此，“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的“迁”就是放逐.其放逐之地，江南是当时楚国拙臣窜逐之所。

关于屈原生平、放逐的年代和作品的写作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书籍并没有记录，直到汉文帝时，文人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读了屈原的诗篇，听到了有关屈原的传说，因而禁不住投赋吊祭屈原。屈原的作品被埋没了百余年，幸亏贾谊才得以传播。后来关于屈原的生平、作品年代、甚至流放地都颇多争议，因为这些都是后来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
本书所采用的材料也是沅湘和溆浦的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据张中一《屈原新传》考证，屈原在湖湘的作品有《天问》、《招魂》、《离骚》、《九歌》、《九章》，都是屈原晚年在沏湘活动的文献资料，记载了屈原来湖湘的时间、原因和事迹。而溆浦的禹经安更是证明了屈原在沅湘的活动主要以溆浦为中心，中间或许外出沅湘流域浪迹出游，但是溆浦始终是他活动的据点。

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春，楚怀王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也是在这时四十四岁的屈原开始了沅水流域和洞庭湖长达十八年的放逐生活。“江南”当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当时楚国的京城在郢都，紧靠长江北岸。在长江以北的楚人看来，那时的江南就是一个蛮荒神秘、崇山峻岭、人神杂处的怪诞奇异之地，自然也就成了失宠官员的流放之地。
屈原的这次放逐其行程路线，在他的《哀郢》、《涉江》、《招魂》等诗篇中多有记载，自叙甚详。他溯源而上，先从郢都沿长江东下，又向南折入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前往他的流放地——五溪沅水流域中游的溆浦。
此年的凉秋九月，屈原离开邹都下长江南入洞庭湖，经湘江口再西行，在今汉寿县城入沅水。过沧港镇，经枉渚、临沅，西至沅陵，再南向到溆浦。

凉秋九月，屈原离开郢都下长江南入洞庭湖，十月从汉寿县城进入沅水。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八百里洞庭湖，水面开阔。位于洞庭湖西南角的今汉寿县城，正是沅水入洞庭湖处，沧浪古镇在汉寿县城西一十五里。
常德县黄土店镇的一脉小山叫沧山，从沧山发源流出三条小河。最小的一条南流入资水;大的一条北流，在德山孤峰岭脚入沅水，就是枉水;另一条东北流，在沧港镇入沅水，就是沧浪水。诗人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沧浪水畔，边行边吟而成了散体小赋《渔父》，文字不长: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稿。渔父见而问之曰:呼非三阎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竖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崛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嚷其醋?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了”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汉汉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具而去，乃歌曰:枪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屈原在放逐途中体味着最深重的苦痛时,渔父踏浪而来。那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道出了仕途不顺壮志未逐，似乎永远解不开割不去的困惑。其实,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质上是屈原对自身灵魂的质询与回应,是屈原心中两套价值观相抗衡的外在投射。最后屈原自投汩罗江,显示了他对自己人生信条的执着,也同时成就了他作为仕人典范的千古英名。而渔父成为隐者的代名词大约也以此开始。


屈原的《渔父》成就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渔父”情节，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悟道”的先知。

@傅家洲 2017-07-18 00:49:46
问下楼主，苗汉是否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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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好大。
关于苗族祖先的传说有两种，盘瓠说和蚩尤说，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汉族学者提出的。
盘瓠说东晋郭璞时，出现“狗封之国”和“狗民国”的记载。到稍迟出现的干宝《晋记》与《搜神记》，其传说不仅越来越丰满，而且与武陵、五溪、长沙等具体地域范围内的土著联系起来，视盘瓠为其始祖，故事由南朝范哗在《后汉书》中进一步定型。特别是范晔，其在《后汉书》的少数民族列传里，反复强调中原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同祖关系。在这里苗族是是五帝之一高辛帝女婿盘瓠之后，虽然只是一条狗，但与中原（汉族）是有血缘关系的。
而蚩尤本身就是中国远古时的传说人物，九黎族首领，逐鹿之战被黄帝擒杀。蚩尤活动的年代与华夏族首领炎黄二帝同时，距今约五六千年。大多苗族学者都主张将苗族历史追溯到古之三苗、九黎，并认为三苗为九黎之后。后三苗被打败，相当一部分相继迁入华夏土朝难以控制的深山之中，还有一部分逐渐变易风俗，接受了华夏文化，融合到华夏族中。因而，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在这里苗族实际上也是中原部落的一部分，也是同源的。

离别了沧浪水，屈原溯沅江继续前行。
那是一个金秋时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云梦寒风凛冽，天地一片迷茫。霏霏淫雨，浇在屈子的发肤上，仿佛浇在忧愁的心坎里。他从洞庭湖出发，乘坐一种有窗的船儿溯沅水而上，来到了沅水中游的泸溪县白沙镇。他欣然下锚泊舟，在枉渚村盘桓了数日，饱览了当地的水色山光，然后继续溯沅而上抵达辰溪。“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涉江》一诗记录的正是这段难忘的行程。由辰溪进入溆浦的大江口，便来到了五溪深处，只见高山峻峙，溆水湍急，古木森森，猿猴啾啾，屈原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振，不禁脱口吟道：
“入溆浦余儃徊兮……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几句有点写实的味道，神话色彩相对淡化，渗入了诗人隐遁山林的道家意识。独处山中，愁苦终穷，但似乎又缺少道家的心不以物累，神不为事忧的旷达洒脱的风度，诗人仍然流露来自心理深层的忧患意识，表明他未能和世事隔断，仍然惦念着社会现实。屈原初入五溪的诗歌即体现了他早期诗歌中那种忧国（楚国）忧民的现实主义风格。


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屈原溯沅江而上

虽然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现在很难再追寻到屈原在五溪活动的历史轨迹，但屈原是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年)的冬天到达被流放的地点黔中郡溆浦的，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才离开五溪的。他在五溪生活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之久，他的大部分作品当是在五溪创作的，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五溪蛮的歌舞——屈原浪漫主义的源头

初入五溪，远离了政治舞台，一个政治家、改革家的理想幻灭了也或多或少流露出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他对周围景物的感受野多少掺杂着灰色的心境，他不满在五溪隔离的处境，哀怨年月就这样在江湖的漂泊中白白地流逝了。他耳闻目睹，国家日益衰败，而他报国无门，空有一腔爱国热血。
当时的“五溪蛮”，并非今天所指的某地域的某个民族，从殷商至先秦时化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及中原一带的诸侯国，由于频繁的战争，各部落、部族多次被兼并、解体、再融合。经过频繁的战争和迁徙，五溪蛮受到很大冲击，也几经解体，后来一部分融人华夏民族之中，一部分向西南方向迁徙，发展成为今天的南方各少数民族。从至今仍然传承傩文化的民族来看，古代多被称为“僚”、“伶”、“蛮”、“夷”，都属于五溪蛮的后裔，这些民族，不仅同一语族，甚至许多原始文化也是相通的。
五溪的生活对屈原的逐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屈原小时候，生活在贵族家庭，不太可能去接触普通老百姓。只有到了溆浦这些年，他才有可能有机会去接触普通老百姓。溆浦是当时五溪的中心地带，也是屈原流放期间在五溪的主要居住地。但它不仅用神奇瑰丽的景色，更以众多少数民族的原始遗风和古 俗迷住了屈原。他时而与村民躬耕于田野，时而与老叟打鱼于江边，时而与儿童戏于黄橘之下。

五溪蛮的生活虽然困苦，但是他们天性乐观，虽然没有文字，但世代相传、口耳相授的“口头即兴创作文学”却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沅、湘流域。他们不仅擅长于触景生情即兴编歌，苗族情歌就非常优美、生动、发达，男女一见面，就可以互相对起歌来(像“见面歌”、“求爱歌”、“相爱歌”、“赞美歌”等)，那热烈、欢快、奔放、火爆的场面，是任何一个扭捏作态的人都永远无法赶上的，所以使得屈原也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而把情歌写进了自己的诗篇，这在汉族看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而在苗族地区却是一种很普通、很自然、很平常的事。
屈原早期的诗歌风格像(诗经)一样多是现实主义的诗篇:“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楚辞”的风格则是以浪漫主义为主，乘龙驾凤、驱云使月、升天人地、上求下索。从(诗经》到《楚辞》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因一是时代变屈原在流放的过程中到了“蛮荒”之地沅江、湘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他原先那出身高贵的贵族思想(“帝高阳之苗裔兮”)受到了苗族等少数民族非常浪漫风气的影响，正是苗族能歌善舞的生活给了诗人以肥沃的土壤，使他的诗歌风格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现实主义转变到了浪漫主义。屈原之所以能登上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那完全是少数民族给他的巨大影响。

五溪蛮的世界实际上是在一个五彩缤纷的神话传说世界，因此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像人神恋爱、神神恋爱、,妃、佚女、丰龙、雷神、风伯、帝阁等等)都写进了他的诗篇，众多的神话故事使屈原原先的现实主义变成了有浓郁浪漫卞义的风格特色。对这屈原早年、中年时期处在国君的深宫之中，“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在这个时期的屈原已经是中晚年了，可他的作品中却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歌，像(离骚》中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和《湘君》、《湘夫人》等等)，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时代里一个正统的文学家怎么会在生命的晚年反而倒写起情歌来了呢?
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幽灵的存在。由于苗族所信奉的鬼、神实都被他们丰富的想象赋于形象化、人格化、神秘化的神话，屈原长期流亡、逃难在沅、湘流域，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都写进了他的诗篇，众多的神话故事使屈原原先的现实主义变成了有浓郁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五溪的生活对屈原这种风格的巨大变化无疑是决定性的。具备有渊博知识的屈原，在放逐五溪后，必然会受到土生土长的浪漫主义文化的影响。

《九章》是屈原写的一组浪漫抒情诗，一共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组诗大部分体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
山鬼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神，她的衣着“被薜荔兮带女萝”，她的容貌“既含睇兮又宜笑”，她执着自己坚贞的爱情：“怨公子兮怅忘归”。诗中的神和人已结为一体，独处深山的美丽的山鬼，实际就是万般思念着祖国和君王的屈原的化身。图腾，女神，巫风，人神之恋，花林的传说，《山鬼》一诗融会了整个沅湘古老的民俗，美得那么缥缈、朦胧、妩媚和哀伤。
每当天气晴和的日子，屈原爱到山中的橘林用心赏玩。五溪红桔，外观静美，内心洁净，恰似道德高尚的君子，更使屈原佩服的是橘树那“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的品格。诗人在一番感悟后，诞生了千古传颂的名篇《橘颂》。诗人歌颂橘树的植根深固、遗世独立的品质，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体物写志的典型作风，与《涉江》中的“余将董道而不豫兮”是灵犀相通的。

巫风缘起——五溪苗蛮的祭祀和《九歌》

五溪处于巫楚的腹地，这里是在原始宗教、巫神话的沃土，其文化具有神巫性、浪漫性传统。楚人在远古时代就信奉神灵，巫在楚人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屈原时代的五溪蛮，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大都停留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他们认为从祖先到山川河流、风云雷电、鸟木虫蛇、鱼鳖虾蟹以致于到板凳、桌子、门槛、石子、桥梁等等万物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幽灵的存在。由于苗族所信奉的鬼、神实在太多，因而自然力都被他们丰富的想象赋于形象化、人格化、神秘化—“神化”—神话，
自古以来，这里巫俗文化的精髓是鬼神崇拜，取悦鬼神的目的是攘灾消祸。沟通神灵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巫筮活动完成的。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娱乐都与巫筮活动密切相联，巫风渗透到五溪苗蛮生活的方方面面。屈原被放逐在南楚的湘水和沅水一带，置身在这巫风之地、祭祀之乡，受到巫风的薰陶是十分必然的。《九歌》、《九章》等作品便可以透析出屈原对沅湘风俗的深刻理解。从现存湖湘巫俗文化中，依然可以看到巫筑鬼神崇拜等因素与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信巫鬼，重淫祀”极其相似的情景，这些情景在屈辞中有诸多反映。

五溪苗蛮人神沟通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祭祀，二是卜筮（占问吉凶）。祭祀和卜筮是巫师勾通人神的主要手段，也是和舞师的职能。周代以降，祭祀天地与崇敬祖先逐渐统一起来，祭祖、祭神、祭鬼成为国家祀典，并设置官员专门管理，形成了天神、地抵、人鬼的神鬼系统。湖湘巫俗文化中的祭祀也是供物敬事鬼神，以求福佑的宗教行为。
《九歌》来自民间祭歌、巫歌，是无可非议的。辰溆之地为五溪深入，人迹罕到，被人们称为深林杳冥、猿穴之居，山高蔽日，雨雪幽晦而无垠之地。他在这一带一居九年，仍然没有被召回的希望，孤独愁情和他高洁的志向无法得到统一，故“怀优苦毒”，无法超脱。在充满巫傩文化的“五溪蛮地”观看祭神乐神的大型摊戏，烟雾飘缥、仙气弥漫的场景触动了他的情怀，他仿佛感到自己已经与世隔绝，被抛弃在一个充满仙气的神界。但他的精神却无法熔人其中。在一个似我非我，亦幻亦真的梦境中徘徊，时时被孤独折磨。在诗中多处流露了“孤独”情绪。

《九歌》这一组祭神乐歌，内涵极其丰富，既有金戈铁马之音，又有男欢女爱之情。战歌是其主旋律，情歌亦时时隐现其中。《东皇太一》、《国殇》无论矣。如《东君》，在祭祀朝霞之神时，决不忘写下一笔: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社神图》临摹图，上部正中为“社神”(东皇)太一。

屈原被祭祀中的乐歌和摊戏里的唱腔与扮相吸引住了。想起自己任左徒时主持祀典，都还没有这么好的乐歌、唱腔与扮相，便将这些民间的乐歌、唱腔、扮相烂熟于心，不断整理加工，刻写出了《礼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湘君》、《湘夫人》、《山鬼》、《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国殇》等祭祀用的歌词。想有机会的话，再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时作为祭歌用。他取古代乐歌《九歌》为名，把这些用作祭歌的11篇，都收进《九歌》里。

《离骚》——现实、历史、神话在五溪的玄幻交织

屈原正是从溆浦的巫傩唱词中，找到了一种不受任何局限，汪洋态肆，挥洒自如的最佳表现形式，从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骚。
溆浦巫傩唱词，动辄就是数百行，打破了此前《诗经》四言诗的格式，也打破了《诗经》固有的模式，且语句长短不齐，自由随意，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更能表达人的复杂情感和重大事件。她叙事丰富，想象奇特;长短交错，极富节奏;行云流水，一唱三叹;雄壮处，千军万马，天兵神将;细微处，柴米油盐，妇孺闺阁;金鼓伴奏，气氛悲壮。巫傩唱词可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自由诗，也是上古时期的现代派诗。
而作为五溪蛮的主体民族，现在苗族的古歌仍然这样天马行空，没完没了地歌唱。《跋山涉水歌》有1000多行，《娘阿莎》长达1200行，(兄妹歌》长达1500余行，《格罗格桑》长达3000余行等等。苗族的诗歌不仅多(如(种棉歌)、(种谷歌)、《打渔歌》、《造房歌》、《造酒歌》、《造船歌)、(活路歌)、春夏秋冬(四季歌)等)而且长，就是唱几天几夜也唱不完、说不尽。在苗族歌多、歌长迷漫风气的影响薰陶之下，他的诗也会“自然而然”地“长”起来—因为就即或长达373句、2490字的(离骚》，比起那唱几天几夜都唱不完、说不尽的苗歌来，实在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但373句、2490字的诗歌，在汉族诗歌史上，却是创造了历史。

顷襄王八九年间，屈原行年正当五十岁上下，与五十六岁的老年之期，已逐渐临近。 而这时正处于战国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楚国原本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眼看楚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
为表达自己在这种战乱纷飞年代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屈原完成了据有自传体性质的长诗《离骚》。
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对生命有限性的热虑如同阵阵烈风，立即扑而而来。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日月不居，时不我，这里屈原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老之将至而修名未立，引出了对生命有限性的恐俱。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对川流不息的时间巨流之所以如此热虑，是因为他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如何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因而具有了广阔的背景、宏大的主题和深邃的思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

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的“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样，诗人通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


《离骚》手卷 刘旦宅

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问答——苗蛮的古歌和屈原的《天问》


《天问》之作，先秦文献未有言及，直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虽未明确讨论包括《天问》在内的屈原诸作的创作时间和地点问题，但是历来人们还是相信司马迁的这番话里，实际上应该包含了他对屈原诸作创作时代先后的看法。
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对《天问》创作背景的论述，比司马迁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肯定了《天问》是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而且更明确指出《天问》写作的缘起和诗中的内容，乃是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休息其下，仰见图画”，故“书壁而问”的结果。因此，《天问》的创作时地及内容，均与楚宗庙祠堂的壁画有关。
王逸的这种屈原流放见庙堂壁画而作《天问》的观点，给这篇天书式的奇诗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的。
而作为屈原放逐地溆浦自古以来就有在宗祠、庙堂中绘制壁画的习俗。王逸还说过:“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神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而这种祭祀活动，大多是在庙堂中进行，在庙堂中绘壁画、题记，做泥塑也是一种渲染祭祀气氛的手段。时至今日溆浦高明溪的“皇临山气就是祭祀楚远祖“祝融”的庙宇，清代在皇临山上所建的“南岳行宫’，庙宇中，都绘有许多“壁画”从古文献记载中，溆浦有记载的庙宇，如建于宋天圣七年(1029年)的景星观，建于北宋初年的普化寺等庙宇内，都有用壁画和泥塑装饰庙堂的记载。现今保存完好建于明末崇祯年问的溆浦龙潭镇“紫云宫”就是以壁画和泥塑及题记著称的古庙宇，紫云宫内的壁画内容就有龙、凤、狮、麒、象、鳌等吉祥物，这些都是创作于明崇祯年间的作品。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壁画、泥塑、题记的内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是否屈原就是见到流放地溆浦境内宗庙和祠堂内壁画后而创作《天问》不敢贸然认定，但是，王逸的考证:屈原是在流放中看到楚先土庙和公卿祠堂的壁画受到激发而创作《天问》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那么，溆浦宗庙、祠堂内的壁画对屈原创作《天问》的影响应该是必然的



溆浦龙潭镇紫云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