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

再就是“黔中郡”和“武陵郡”，这是了解这个地区历史中很重要的历史行政区划概念。“五溪”并不是朝廷的历史区划，它在历史上曾经分属“黔中郡”和“武陵郡”。
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径之塞郇阳”。从大的方位看，黔中和巫郡是在楚国的西部地区。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前279年)，秦派大将白起伐楚。白起取道武陵，入五溪征服了当地蛮人，并置黔中郡。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朝廷重建了黔中郡，并将名称改为武陵郡，约包括孱陵、佷山、酉阳、索、临沅、镡成、无阳、迁陵、辰阳、义陵、零阳、充等十三县，郡治在义陵，既今溆浦南。
武陵郡的演化历程是楚黔中—秦黔中—汉武陵，治所也从义陵（溆浦）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由此可知武陵郡设置于汉代，直至宋代仍设有武陵郡，前后凡1200多年。
最初的武陵郡所辖范围很广，北达湖北的清江流域，南及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东起洞庭，西至贵州东部，即相当于现今的湘鄂渝黔武陵边区的乌江、沅水、醴水、清江四水流域。后来的武陵郡的管辖范围有所缩小。
武陵郡得名于武陵山脉，位于印江、江口和松桃三县交界处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2572米。它以横空出世之势，亘绵于黔东、湘西、渝东、鄂西南和桂西北之广裹地区，可谓是千山一脉，万类同宗。发源于瓮安的舞水和发源于都匀斗篷山的清水江等大小川流，由西向东，经黔东而出湖南汇入沅,醴等水，最后注入洞庭湖。

还有就是“蛮地”和“苗疆”的概念。
汉族史籍和苗族史诗都证实，在明清最终形成著名的生苗区腊尔山苗疆和黔东南雷公山苗疆前，“武陵”和“五溪”都曾经是“蛮地”和“苗疆”。五溪和武陵的大部分区域重叠，但武陵覆盖的面积更广，五溪是武陵的一部分。
古代生活在武陵和五溪的民族，被称为“武陵蛮”和“五溪蛮”。 史书最早是以郡名尾加“蛮”来称呼各地的蛮族的。如“武陵蛮”、“长沙蛮”等。此外，也有用小地名称呼者，如“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等。“武陵五溪蛮”合称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据本书为《马援传》载:“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此处的“武陵五溪蛮”，其意并非说武陵境内所有的蛮族都称五溪蛮，而是指武陵郡内沅水流域五溪地区的蛮族。因为当时在鄂西夷水流域有一“五水”名，故在“五溪”前冠以“武陵”以与“五水”相区别。《后汉书》中与“武陵五溪蛮，，相提并称，同样也属武陵郡内的蛮族名称还有“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澧中”、“溇中”也是以水命名。
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就很少再以“蛮地”称呼，代之以苗疆。
远古时代，所使用的“苗”与今天的苗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把南方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泛称为“苗蛮”，或称为“苗”，“三苗”，“有苗”，“蛮”。至明清时期，人们仍然使用“苗”、“蛮”、“夷”这样的名词作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清嘉庆年间任贵州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曾著《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俗称《百苗图》)，其中的“苗”就包括了今天的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壮族、毛南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白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族群的成员。
所谓“苗疆”，在历史文献中也是较为含混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所指往往相去甚远。历史上“苗疆”曾经泛指西南三省(云、贵、川)、两湖、两广等省的各少数民族居住的的地区。这是广义的“苗疆”。到了清朝才有狭义“苗疆”的说法，“苗疆”慢慢特指两块较大的“生苗”聚集区 ：一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红苗”区，这也是明清以后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红苗”，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一是在今贵州的黔东南地区。宋、元以后以雷公山脉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域，黔东南这块所谓的“生苗”区，大致是东起黎平界，西至都匀、北达施秉、镇远界，南抵古州，处于清水江和都柳江之间，以雷公山为中心，南北较宽，东西稍窄的长方形地带。

五溪早期的迁徙者——荆蛮

好了，那些概念很枯燥，我们还是看看五溪早期的迁徙者吧。
高庙人在沅水流域打猎捕鱼，祭祀日月的约两、三千年后，五溪迎来了第一批迁徙者——荆蛮。
商、周之际，在南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荆”)。
关于“荆蛮”的来源，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九黎部落和其后的三苗部落有关，或者说他们是“三苗”部族的后代，也就是与今天的苗族有关。他们在黄河下游的征战中失利而迁徙南方。因为本书在后面关于苗族的蚩尤崇拜一节专门会提及这一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荆蛮”势力的兴起，势力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大约是在商朝前期。早在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商朝统治者在攻占有洛，即今河南南部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荆蛮”。商朝的军队从河南进入湖北，深入到“荆蛮”腹地，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量人口，规定了“荆蛮”对商统治者定期朝觑和贡献的义务。大概自此以后，至商纣灭亡的二百多年间，“荆蛮”同商朝基本上一直维持了朝觑和贡献的关系
由于商朝被推翻，在西周初期，“荆蛮”可能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至西周中期，“荆蛮”发展成周朝统治者南方的劲敌，周王朝视为隐患。故从昭王开始，周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周昭王征伐中死于南国，周穆王两次伐楚，直到周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这次南征，宣王任命得力的大臣方叔为将，全国军队倾巢出动。可见这次征伐的规模之大，亦可见当时“荆蛮”威胁之大。经过这次南征，“荆蛮”又归服了周朝。

也就是在这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伴随着西周朝廷的不断征伐，荆蛮——这些被认为是苗族的先民大部分被迫离开江湖平原，向西南山区迁徙，进人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南和鄂西一带。而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时，这种迁徙在不断加快。
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今湘黔交界一带）、牂柯郡（大致今贵州一带）、越巂郡（今云南、四川交界一带）、巴郡（今重庆、四川部分区域）、南郡（今湖北部分区域）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
这些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和五溪地区的荆蛮，成为史籍上称为的“武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

这些经历，从朝廷的史籍上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记载；而从苗族记录自己民族历史的史诗，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对那段迁徙历史的传唱。
东部苗族的古歌，苗语中称为“都荆豆征那”，意思是“苗族从宽广的旱地平原迁徙到广阔的水田之乡的史诗”，也就是叙述苗族祖先蚩尤遗族从黄河平原迁徙到“洞庭彭蠡”之间水乡的史诗。
滇东北和黔西北苗族流传的《爷觉力唐歌》，叙述格蚩爷老的后人爷觉力唐被沙台觉地望(即汉人首领)打败，被迫抛弃大湖东边的田园和宽广的平原，来到高寒山区。
湖南西部的苗族古歌《鸺巴鸺玛》是一首叙述苗族先民迁徙的史诗，诗中对苗族先祖在蚩尤死后从黄河边上迁到湘西的历史作了详尽的叙唱。诗中说苗族祖先原来住在“灰一样”、“糠一样”的大江边（即黄河边），遭人欺侮被人驱赶，才辗转迁徙来到湖南洞庭湖边，后来在此也无法居住下去，只好继续向西迁徙，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的生活时，记下了先后在崇山（今张家界永定区）、泸溪峒（今泸溪、辰溪一带）建立了家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
但是毕竟历史久远，这些传唱有多少是后人的加工我们已经无人知晓，描述也已经显得模糊。在他们的传唱中我们只知道，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也就是五溪地区。

@傅家洲 2017-07-16 16:37:54
最可惜的是没有苗文，只有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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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基本只能按汉族的典籍来写，因为苗族没文字，没有历史记录留下来。

荆楚地区和沅水主干流（初入五溪的苗蛮主要聚居区）的一些商周遗址也验证了这段历史。
在西洞庭湖西岸，石门皂市遗址是商周时期三苗文化的典型遗址。炊器鼎、釜、两共存，鼎足多有扉棱，为中原商文化作风，皂市文化出土的锥形实足分档赢、大口缸、带扳禽、爵、大口尊与中原商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皂市文化中的大口缸为红陶，肩部饰附加堆纹，方格纹，附圆饼状小平底。皂市文化罐皆为小口长颈有肩，均为泥质红胎黑皮陶，用途为容器。皂市文化地处平原丘岗，以农耕经济为主，辅以一定比例的渔猎。
商周时期三苗文化在沅水及其支流有更多的分布，在溆浦、芷江、麻阳和沅水沿岸有数十处之多。这些遗址多见于河流主干流沿岸适合于农耕的平坝和台地。该地的陶系以夹砂红褐陶、红胎黑皮陶为主.极少纯正的灰陶.最常见的陶器是一种夹砂红陶大曰缸.还有花边圈足碗、束腰大圈足豆、竹节柄豆等.也出有一些夹砂褐陶釜、高颈罐等。1994年对沅陵董家坪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以上常见的器物外.还出有少鬲、爵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这说明该遗存文化而貌与皂市类型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明显源于古洞庭湖区的三苗

沅水流域的濮人和楚人“开濮”

沅水流域和武陵山区从高庙人以后的土著人的变迁序列并不那么清晰。也就是说，高庙人的后代怎么在五溪生活，我们并不太那么清楚。
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沅水流域曾经生活的人群我们只能从文化遗址中去梳理。
沅水及洞庭湖沿岸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中原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遗址，以岳阳铜鼓山文化为代表;第二类是受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土著文化，以洞庭湖东岸的费家河文化与西岸的皂市文化为代表；第三类是几乎未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即是分布于湘西武陵山区腹地的朱家台文化。
这三类文化遗址对应代表着曾经生活在沅水流域的三类人：沅水下游的岳阳铜鼓山文化代表着进入沅水流域的汉人；皂市文化明显属三苗族群；朱家台文化是本地人的文化。
朱家台文化就是高庙人后代的文化，它不是后来迁徙进来的。朱家台文化遗址主要有桑植朱家台、永顺不二门、龙山苗市坝嘴三处，出土的陶器具有很大的共性，这些共性可概括为:夹砂褐陶，多圆底器而无三足器，以圆底罐(少量平底罐)为主要器物，罐类颈部的划纹水波纹极富个性，年代在商时期。

朱家台文化是高庙以后的一种土著文化，它与洞庭湖区的商周文化不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它的族属很可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濮人。
濮也被称为百濮。濮人最早出现在中原文献中，是贡丹砂的“濮人”，《逸周书•王会解》有“成周之会，……濮人以丹砂”。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就在辰州，故又称为辰砂，汞矿的产地多集中在武陵和五溪（今湘西、黔东北和渝东山区）。所以，濮人向周王室进贡丹砂的记载，已经把濮人的地域铁定了。广义上的濮人地域很宽泛，但狭义上的濮族，濮族集团中心区，即《尚书》中的“濮人”，应在湘西丘陵和渝东山地，这才是濮人的真正故乡。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湖南辰州实古濮地。”有相当多的‘蛮夷.生活于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即以隋唐辰州为中心的今湘西和黔东北地区(秦汉以后称武陵五溪地区)。这都说明，辰州，即以现今沅陵县为中心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早已是濮人居住的地方.
五溪当时就是一块很大的“濮地”。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越长江、洞庭向南扩展，逐步实现对湖南的开拓。在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条件下，各国对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掠夺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楚国在征服“汉阳诸姬”和拥有江淮广大地域的条件下。试图北上受到齐、晋等强国的阻击，楚国对位居其西南部的巴濮的征服和开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灭巴开濮”是楚国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所需。

据《史记》记载，旱在西周夷王时，楚的领土就已直接同江南的“蛮夷”和“濮地”相邻了，楚同这些“蛮夷”开始直接发生了联系。楚国在开拓了枝江至武昌一线长江中游的“楚蛮之地”后，从蚡冒开始，楚对‘濮地”，即对洞庭西部黔中郡基本地域进行“开辟”。据记载，周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当然“启濮”并不一定就完全据有“濮地”，但至少说明，楚的政治、军事势力已开始伸进湖南西北部，即后来楚黔中郡的基本地域。至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隋”，三十七年，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这就不仅是“开濮"，而且是“有之”。即距蛤冒数十年后，楚基本上完成了对黔中郡基本地域的“开辟”。至于楚黔中郡创设于何时，目前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左右，即春秋早、中期之交，楚国军事、政治势力已正式从郢都的“江南”和洞庭湖西部进入了湖南，据有了黔中郡的中心。
楚平王时期(公元前528- 516年)，即距成王百年之后的春秋末期，楚国势力向南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一阶段，主要是沿沅水而上的五溪纳入黔中郡版籍.这就是《左传》所载，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伐濮”.楚国于春秋早期已‘开濮地而有之”，平王此时‘伐濮”，当然不会是原来的“濮地’了。

随着楚国对五溪的开拓，沅水流域经济确实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常德、辰溪等地发掘的战国楚墓看，当时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锄、镬、斧、铲、刀、削、锤、凿等，并且都是铁制的。这说明，战国时，铁制农具已在沅水流域各地普遍使用，沅水下游很快成为了楚国的重要产粮区。其次是矿业和金属冶炼制造业的发展.九曲湾古铜矿遗址，共有矿井14处，发现了一批铁锤、铁凿、木牛、木瓢、木褪、藤篓等采掘工具，经科学测定，是春秋时楚人开采铜矿的遗址。最后，是商业的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湖南的内外贸易日趋活跃。战国时楚国商人已沿沅水通达各地，往返贸易。
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
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五溪的神秘过客——庄蹻入滇的过境之旅

楚人“开濮”，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意图，就是开发西南。
云贵高原被称为“西南夷”地区，遍布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部落、酋邦或方国。据彝文文献记载推算，古夜郎立国在春秋中叶，至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国灭，大约有600多年的历史；滇立国及灭国时间稍晚一些。夜郎国以今贵州为中心，占有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四川西南部和广西西北部的广大区域；滇国在夜郎以西，如《史记》所说：“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滇国以今昆明、呈贡为中心，占有环滇池周围数百公里土地。
夜郎国及滇国人祖祖辈辈在云贵高原上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特别是夜郎地区的居民，高山深堑的阻隔，他们很少受到外界惊扰。
构成夜郎国及滇国主体民族的夷、濮、越三大族系及稍后进入夜郎境内的苗瑶族系，在封闭式的生活圈子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夜郎自大”的成语虽是历史的误会，却也表明了夜郎国及滇国人囿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信息极为闭塞的事实。如司马迁所说：“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夜郎国及滇国人处在自我满足的状态中。因此在数百年间，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终于有一天，这一切都为来自楚国的庄蹻的队伍所打破。

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年），楚国受到秦国军队的大举进攻，楚将唐昧战死，楚国灭亡在即。楚将庄蹻受命西进，取道云贵，北入蜀境，包抄秦军，切断其后路，以实现夹击秦军之目的。
庄蹻占领且兰（今贵州福泉）、夜郎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往西攻下滇国，占领了大片土地。适逢秦国出兵攻陷巴（今重庆市及四川省东部一带）及黔中一带，庄蹻回楚的路已断绝，不得不留下来。庄蹻入乡随俗，他不仅当上了滇国国王，也统治了包括夜郎、且兰在内的西南各方国。
这次“庄蹻王滇”传说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考察西南边疆族群起源的必征史料之一。
史籍上关于庄蹻伐滇的文献不多。
《史记.西南夷列传》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路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滇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华阳国志.南中志》曰:“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牂柯系 舡于且兰。既灭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分侯支党，传数百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标船于岸而步战，即灭夜郎，因留滇池。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
这些史料的始作俑者是司马迁，他得到的材料是第一手的。

@myskyfly 2017-07-17 00:24:04
湘西人向您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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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互相学习，多提宝贵意见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辉煌战果，自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北方边患的平息使汉武帝得以将目光投向辽阔帝国的西南一隅。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的南征大军四路并进，席卷云贵高原东部直至川西山地，灭且兰，降夜郎，诛莋侯，斩邛君，“西南夷”诸部闻讯无不震恐，纷纷内附朝廷，请置官吏。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征发巴蜀士卒，深入云贵高原腹地，征讨无意内附的西南夷残余部国。最先沦于汉军铁蹄之下的，是曾经屡犯汉朝使节的劳浸、靡莫二部(今云南东北部)，与之“同姓相扶”的滇国(今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独木难支，于大兵压境之际举国归降。武帝在滇国故地设益州郡，并赐滇王金印，令他“复长其民”。元封六年，汉军又击败西南夷各部中最为架鹜不驯的昆明(今云南西部)，将其地并入益州郡。持续六年之久的平定西南夷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线告捷落下帷幕。
在这次战役中，西南夷各部君长大多身死国灭，唯独滇王尽享殊荣，得以善终(夜郎国君也被赐印封王，但后遭汉廷诛杀。)
汉武帝何以对这个僻远小邦的君主恩宠若是?据说就是滇国与华夏的关系非比寻常，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滇国王室来自华夏，是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的后裔:“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玲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作为这则史料的始作俑者，司马迁曾参加元鼎六年远征西南夷的军事行动，先后到达邛、莋、昆明等地。如所周知，司马迁写作《史记》除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外，还网罗天下“旧俗风谣 ,“传闻异说”以拾遗补阙，关于秦汉间人物事件的记述多源于第一手材料，极富史学价值。有鉴于此，加之司马迁“奉使西征”的特殊经历，后世一些史家便臆测“庄蹻王滇”之说必采自当地，故而深信不疑，班固在《汉书》中予以原文照录即是著例。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至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所载的滇国始祖庄蹻到底是何许人也?是草莽袅雄，抑或宗室勋旧?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说法，庄蹻是“楚庄王苗裔”，奉命拓边的楚国将领。但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却说:“跖、蹻暴决，其徒诵义无穷”，将庄蹻与旷世大盗柳下跖并称对举。　庄蹻是楚国人，他的生卒年月不太清楚，其活动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历史文献上经常把他和时代较早的著名的起义领袖柳下跖并提，说他们“无猗顿之富”，又诬蔑他们为“盗贼”，为小偷，会用饴糖黏住门楗，使开门偷窃时不发声音。他们都出身子受压迫的劳苦人民家庭；敢于夺取剥削者的不义之财。过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是出身于“楚庄王苗裔”的“将军”；这一点始终不能从其他记载中得到证实。大概因为庄蹻姓庄，后来他到云南曾被各族人民尊称“庄王”，司马迁遂附会以为他是楚国贵族了。
关于庄蹻伐滇的线路，《华阳国志•南中志》:“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而范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庄蹻王滇”的叙述也是如此:‘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按:即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标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
庄蹻溯沅江而上到达牂牁国境的清水江，又由其支流重安江舟揖黄平重安镇，由西至福泉，完成了他们的水路行程。再由夜郎及旁小邑陆路直奔滇池。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庄蹻入滇选择沅水西进，主要是由于沅水流域为巴、越、楚错居杂处之地，民族关系相当复杂，有利于庄蹻军队乘隙通过。
庄蹻选择这条通道，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楚威王试图将西南夷地区占为己有，使将军庄蹻由此而过，从中可了解到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发展等实况，给征服这一地区作好思想准备。牂牁国小，势单力薄，夜郎还处于民族部落阶段,虽旁有邑君，但居住分散，不会给庄蹻构成军事大对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居住在清水江两岸的村民在清水江淘金时，陆续在河床下几米深处发现战国青铜兵器，数量多达几百件。这批青铜兵器有剑、铺、戈、矛、刀、锨、斧。 这批青铜器一方面包含着楚、巴、越文化，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身的一些特点。
这批青铜器全是兵器，不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出土地点是在清水江河床之下，肯定不是墓葬和遗址，也不是由其它地方水冲而来，显然是水上交战所为。

庄蹻入滇，拉开了外来强势文化开发云贵高原的序幕，西南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云南和内地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是从庄蹻入滇开始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索隐述赞”曰：“西南外徼，庄蹻首通。”庄蹻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
而庄蹻入滇溯沅水而上的路线选择，在其后的两千多年显示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原王朝两千年对西南的开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来进行的：宋朝以前，朝廷想的是怎样打通沅水下游到中上游的通道，以及怎样在沅水中上游的五溪扎下根来；而在元明清的年代，沅水上游到云南的陆上驿道已经开通，沅水水道交通也已经稳定下来。倒是水陆交通转换的那个节点——湘黔交界的腊尔山苗疆麻烦不断，而沅水、五溪和苗疆发生的故事，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那段历史。

二、发自五溪的吟唱——屈原的《楚辞》和巫楚的张扬


《渔父》和《涉江》——屈原深入五溪之行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史籍上有关于对五溪征伐和赋税的记载外，外界对五溪地区宣有了解，外界对“五溪蛮”记载之始，竟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文人——屈原。
关于屈原和湘西的关系，有一些湘西历史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但是还相当不够。现在屈原的身世和作品产生的地点年代都颇多争议，但五溪苗蛮对屈原作品的影响和屈原对五溪文化的传播，以及湘西至今对屈原和巫楚精神的传承，却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本文要专门探讨屈原作品与五溪“苗蛮”关系的原因。
屈原生于公元前339年， 他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当初是一位“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政治家，曾被楚怀王任为‘左徒”。这是个显贵的职任，由贵族充任，可兼太子傅，可升令尹，因此《越绝书》卷十五《吴平》竟称‘楚相屈原，屈原充任此职的时候，“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还主管祭祀，深得怀王的信任，采纳他对内改革对外亲齐的政治主张，甚至连起草为宪令这样的重任都交给他。这时，他的精力才智专注于楚国的内政外交上，考虑的是如何竭诚尽忠辅佐怀王，为楚国探索一条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