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

帖首的话。
提起湘西，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土匪，然后是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这里是一个既有神秘感又能能满足了人们好奇心理的地方。从古到今汉文献典籍不乏这里的种种猎奇，但是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起源和原因却鲜有探究。
例如，这里的土匪真厉害，湘西剿匪成为解放初国家的一件大事，民国这里等于是土匪自治，明清朝廷在这里吃尽苦头，留下了数不尽的“防苗”军事设施，宋代朝廷开边也仅仅到了沅水上游的辰沅河谷，进不了“苗疆”和“蛮地”；汉代这里的“五溪蛮”更是马援“马革裹尸还”的制造者。正像战斗的民族俄罗斯总是在外族入侵中一样，这里的“苗蛮”也是在历代朝廷的“王化”清剿中锻炼成中国赫赫有名的“土匪”的。
又如，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起源于这里“苗蛮”的种种信仰和习俗。湘西历史上为多民族避难、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华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断繁衍变化着，有的往外迁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族群。全国56个民族中，有苗、土家、瑶、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个民族至今在这个地区生活，或者在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这里是中国民族生态最丰富的地区，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五溪苗蛮，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 交织在一起，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物体。他们举行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出现在这里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试图还原一部湘西史，一部苗族史，非虚构，所有情节都是基于历史材料之上的，但是在写作中感觉湘西和苗疆文化之丰富，取舍拿捏之难，颇有力不从心只感。这也是作者把天涯煮酒论史作为本文首发地的原因。希望这里对湘西历史感兴趣的湘西人，民族史、苗族史、西南史爱好者能给本文框架提出意见，对细节加以补充，对不对之处做出勘误，以便作者完善和丰富本书，最终目的是想写一部能反映湘西苗疆历史的的书籍。
谢谢你们对本文的支持。

前言

苗疆和湘西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容易把握的地理范畴。虽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这两个概念差别很大。苗疆可以泛指湘西、贵州、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广大区域，但在元代前，和“蛮地”并称主要指向沅水中下游的辰、沅河谷地带，王朝的开拓也主要集中沅水中下游的争夺；元明以后，中原王朝已经深入到云贵高原，西南驿道的开通和护卫，贵州、云南等西南边疆都为苗疆；随着朝廷开发的深入和“王化”的加速，渐渐又消减了苗疆的范围，清代以后苗疆主要指向了腊尓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当然酉水流域的土司区历史上由于“土家”的概念并不清晰，也称苗疆。而湘西是民国才有的概念，大之为整个湖南西部，小之则为现在的湘西自治州，清代这里为湘黔边地区，元明为湖广西部苗疆，疆域更广，包括了黔东南和黔东北。我把雷公山（黔东南）苗疆纳入本书就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是湘西（湖广西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元明以后仅存的两个苗疆（生苗区）之一。

我们想记录苗疆和湘西的历史时，往往也是随着中原王朝征伐的脚步：
历史上 从西汉马援在五溪“马革裹尸还”起，中原王朝就开始不断地征伐五溪地区，而五溪蛮的“反叛”也越发剧烈，朝廷开始视这片区域为心腹大患，双方在沅水流域开始了拉锯战。沅水就像一把标尺，度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和边疆拓展的决心，王朝的五溪治理中心也从沅水中上游的义陵（溆浦），退到下游的陵沅（常德），再徐徐往中游的辰州（沅陵）挺近。唐王朝的羁縻州，五代以“溪州铜柱”开始的八百年永顺土司王朝都是某种间接统治形式，熙宁开边挺进沅州达到了宋朝所能“拓展”的极限。而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迫使中原王朝经营位于驿道入口咽喉的腊尔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明朝廷恩威并施，沿袭土司统治，设立卫所，对腊尔山周围“生苗”区构成了一副强大的军事震慑骨架。然而“苗反”、“寇边”仍然频繁发生，明朝廷在和腊尓山红苗反复的较量中不胜其烦，有了放弃对这块苗疆统治的想法：先是沿苗疆建起十三哨和二十四堡，再修长约三百八十里的“苗疆边墙”进行军事封锁，从此正式放弃了对腊尔山苗疆的管理，实行起所谓的“蛮不出境，民不入峒”的政策，只希望苗民不要越过边墙“寇边”，掳掠“客民”。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来以后，通过大肆屠戮的“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实现了腊尔山红苗和雷公山黑苗两个苗疆的统治，随后清王朝设官建制，促进生产，修路架桥，建立学校，移风易俗，弄的有模有样的。但是也就是这时，在六十年间先后发生了雍乾苗反和乾嘉苗反，雍乾苗反是苗族对苗疆开辟的直接反抗，苗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在乾嘉之际达到了极限，清朝廷前后动员了近18万兵力，经历了11年之久平息了发生在腊尓山苗疆这场叛乱。
在这之后，我们倒看到中原文明和苗疆文明的妥协和融合。清朝廷任用苗官征苗兵，在苗疆培育着自己的势力；建义学修书院，以儒学化导着苗民；沿边墙设立集市，输入盐铁而运出土特产，改善着苗疆的民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随后我们看到清水江流域争江过程中苗民各方都在寻求清廷官方支持和法律依据；我们看到沅水的放排人和酉水的船工在号子声中源源不断地把木材、桐油等苗疆的土特产地运往中原；我们看到为苗、客民划界的清代苗疆边墙旁的集市苗汉民常年累月的交易，使得边墙失去作用而渐毁；我们听到耄耋老人和咿呀学语的幼童在苗疆义学一同朗朗读书声，这些读书声把儒家的礼仪潜移默化进了苗民的生活。正是这些两百年持续不断的经济互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后来我们还看到了苗疆筸军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为清帝国搏命，苗疆士子辛亥革命攻打清王朝在湖南最后堡垒，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苗民土家为新中国黎明的战斗，抗战中筸军的前仆后继和苗疆抗战中对难民的接纳。我们看到田兴恕、向警予、熊希龄、沈从文、贺龙、粟裕、滕代远这一代代苗疆人走出苗疆，在国家舞台上展现出责任和担当。苗疆这个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民族融合最好的地区，它与中华已经融于一体。

湘西，沅水流域,历史上的五溪，就这样留下了足以开启整个西南历史的一把钥匙：
这里是西南民族的摇篮。五溪地区为多民族避难、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华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断繁衍变化着，有的往外迁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族群。沅水流域的最早先民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可能是侗族的先民，沅水流域真正的土著族群；而苗蛮集团是由江淮地区经洞庭湖沿沅江河谷进入湘西和黔东南地区，他们是苗族、瑶族的先民；随后西北部巴蜀地区的先民也在北方部族的挤压下向湘西沅水流域迁徙，他们和江西汉族移民一起，构成了土家族的先民。苗蛮集团和巴人的迁入，形成了北部支流酉水流域以土家族分布为主，中部支流武水、辰水流域以苗族为主；南部支流潕水、渠水流域以侗族为主的大格局。此外全国56个民族中，有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个民族至今在这个地区生活，或者在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这里是中国民族生态最丰富的地区，没有之一。

这里能够感受到西南“苗蛮”文化发展的脉搏。沅水边上的高庙遗址陶器上装饰的那些撩牙兽面、飞鸟(凤?)和太阳等图像，体现出部落人群的自然神灵崇仰；屈原《楚辞》所描摹楚地巫风和五溪蛮的浪漫气息更是早期五溪苗蛮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和民族斗争中的五溪苗蛮，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威胁着他们，人仇鬼恨 交织在一起，他们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继续信仰万物有灵了，他们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觉、有意志、有思维的物体。他们举行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一步步傩祭活动蜕变脱胎出了戏剧，傩堂戏、傩神戏，巫傩歌舞逐步溶入了杂技、巫术等内容。它既有驱疫纳吉的祭祀功能，又有歌舞戏曲的娱神娱人功能。巫傩也浸润在这里“苗蛮”的日常生活中，仅以苗族为例，这一地区苗族中的神职人员种类之多，分类之繁杂，就可让我们窥见其信仰文化之丰富：巴岱熊、巴岱扎、仙娘、地理、道士、算命先生以及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蛊婆，由此衍生的椎牛椎猪、还傩愿、杠仙、打绕棺，并显现了放蛊、落洞、辰州符咒、赶尸、神兵等种种秘像。这里的苗蛮对天、对神、对鬼有着与中原完全不同的认识，展现了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今天沅水仍然是那么流着，只是我们已经看不到沿江而下的木排，听不到船工的号子声。但是沅水及其支流沿线的常德、沅陵（辰州）、溆浦、芷江（沅州）、凤凰（镇筸）、吉首（乾州）、洪江，黔阳、王村仍然随日月更替，焕发出勃勃生机；而老司城，四方城、里耶遗址，以及已经湮没在深山树林的哨堡边墙残垣，虽然斑驳陆离，仍然顽强耸立，它们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见证苗疆的那段历史；腊尓山、雷公山的苗寨苗民仍然在椎猪、还傩愿、杠仙、打绕棺，消灾辟邪，化解着生活中的不幸，祈求着未来的幸福；土家人们仍然在跳摆手舞，演茅古斯，哭嫁也哭丧，哭嫁为新生活的开始，为即将到来新生命的诞生而欢欣；哭丧为生命的逝去而歌唱，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新老交替就像四季轮回，不是什么悲伤的事，正是有老的逝去，才会有新生命的诞生。
那么沅水呢？也会随着岁月的更迭永远川流不息吗？那么苗疆呢？苗民土民客民会一如既往地祈拜着他们的神灵，以自己的文化和生存生产方式在这里繁衍生息吗？
李煜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江湖武松 2017-07-15 17:00:25
楼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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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鼓励，本文有点长

@江湖武松 2017-07-15 17:01:27
粟裕也有说是侗族的。
粟自己说是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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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粟裕是会同人，解放前很多湘西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族属，直到解放后开展民族识别后湘西民族才清晰起来。如湘西的土家族一直自己都认为是汉族，直到解放后中央调查组识别后才有土家这个民族。粟裕自认为是汉族并不奇怪，但粟裕故乡会同伏龙乡枫木树脚村60多户都是侗族，所以粟裕民族应该是侗族。

递进和退缩：从辰沅河谷到苗疆生地

一、沅水流域——苗疆的远古起源和传说


巫风缘起——高庙人和他们的祭祀


沅水流域古老而神奇，长期以来，这里被人们称为“南蛮”之地。远古时期的历史，仅有零星文献传世和一些神话传说流传，远古社会这里居民的真实生活深埋于历史烟尘中。
要追溯沅水中上游和湘西的历史，我们得从一座庙开始。
这座庙在沅水上游，云贵高原东部边缘的雪峰山区的洪江市。洪江市岔头乡的高庙是沅水流域常见的小山寨。这里曾有一座地势很高的庙，每当沅江涨水，大水淹到庙的屋檐下就再也不会上涨了，人们以为神灵显圣，纷纷前来拜叩。高庙之名由此而来。
不知道哪年哪月这座庙垮塌了，在其附近现在只保留着一座被人们称为高庙的青砖残壁的寺庙遗址，但奇怪的是庙塌了，却仍然还在显着灵，洪水涨到这里，依旧还是不会再往上涨。于是当地老百姓依旧拿着三五祭品，烧香祈福，在他们心中，这个庙的地下，一定有什么灵性的东西，保佑着他们的平安。。
这个遗址也就这样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1990年6月12日，一批考古学家来到黔阳县（今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这个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洪江市安江盆地西北缘，依山傍水，遗址地处沅水北岸一级阶地。

高庙遗址 为沅水一级台地上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5米多，下部遗存与皂市下层中晚期相当（距今约7400年），出土较多的白陶器，有釜、罐、钵等

考古在一处土坎得到突破。这是一个高1.5米的土坎，当时虽长满绿草，但刨去表层浮土后，一个现存的地层剖面露了出来，文化层中有少量的陶片和烧土。又在原地往下钻，结果让人大为惊讶：下面竟然还有将近2米厚的文化堆积层，且有大量螺壳，陶器碎片的特征也与上部地层所出略有差异。
随后惊喜不断，清理的遗址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址经3次挖掘，揭露面积1672平方米，出土石、玉、陶、骨、角、蚌等各类文物和标本1万余件，它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其堆积最大厚度达7米左右。
高庙遗址的文化遗存自上而下主要有：明清时期的房址、灰坑和墓葬；战国时期的房址、灰坑以及围沟等；上部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遗存（简称高庙上层遗存）；下部新石器时代遗存（简称高庙下层遗存），其年代跨度为距今约7800年至6700年。

2004年3月进行的一次发掘中，一个较为完整的白色陶罐露了出来，白陶罐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图案，虽经7000余年浸淫，依旧栩栩如生。在同层另一探方，两排陶罐成弧形状展现在人们眼前，让人惊诧不已。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具有图腾意蕴。史界及考古界一直公认，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是我国最早的“凤凰图腾”。而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罐，其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包括兽面、太阳）图案，一只朝向正面，一只侧面回首，虽经年代浸淫，依旧栩栩如生。专家鉴定，沅水凤凰早于河姆渡凤凰400年。


风鸟纹陶罐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
高23厘米、口径巧厘米、腹径20厘米
黔阳县岔头乡高庙遗址出土

@傅家洲 2017-07-15 21:58:58
在保靖呆了2个多月，很想看到这样的文章。
楼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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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欣赏，会陆续贴出来的

随后在遗址中挖掘出一具距今约7000年的女性人体骨骼，其下垫有编织的多孔竹席，出土时竹席虽已完全碳化，但印在地面上的图案仍十分清晰，制作工艺考究精湛，比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竹席要“年长”2000多岁。
在高庙遗址发掘前后，考古学家还发现辰溪境内沅水段的松溪口、征溪口遗址，以及潭坎大地、荆坪、高坎垅、靖州的头篷坡，麻阳火车站，会同的渡头江、花垣茶峒、泸溪浦市、吉首河溪等新石器遗址及的文化遗存与高庙文化极为相似，应同属高庙文化，组成了高庙文化的遗址群。这些遗址沿沅水中游多支支流上溯，覆盖了整个武陵山区，甚至远至贵州东部的清水江流域。
从这些文化遗址我们大致梳理出公元前约5000——6000年前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远古人类的生活：当时的居民多选择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居址大都分布在沅水主、干流两岸的一级台地上，房屋均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术构地面建筑，方向朝东或朝东南，多为长方形两开间和三开间的结构，面积20-40平方米不等，有的房屋附近还设有窖穴。墓地就在居址附近，流行竖穴上坑侧身屈肢葬，头朝东，面北，几无随葬品，仅有少量石片石器和兽骨，但在一座墓的人骨架下发现有编织成方孔的竹席。

高庙文化遗存中出上的淡水螺(当地上话称红螺)和贝壳堆积如山，出上的鹿、猪、鹿、牛、熊、獾、象、貘、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以及植物遗存达数十种，且数量巨大，表明当时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可能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攫取式的经济方式，它与洞庭湖区当时发达的稻作农业形成较大的反差。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部分的猪牙床进行鉴定，可认定其己属被驯养的家猪，说明当时己有动物的驯养业。
石质工具主要是数量巨大。陶器皆手制，但器壁厚薄较均匀，器型规整但颜色斑驳，大都夹砂，泥质陶甚少。出上有精美白陶制品。器类主要有釜、罐、盘、钵、碗、杯和支脚等，其中罐类器尤为丰富，器型多达十余种。特别是那些装饰鸟纹、撩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质地都比较好，制作相当的精细，这些陶器很可能是当是用于陈设用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最重要的是,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高庙几千年来显灵的原因被找到了。几千年来沅水浩荡，涤荡着沅水两岸，高庙——就算只剩一处遗址，仍然在保佑着沅水沿岸的芸芸众生，让他们丰衣足食，繁衍生息。原因就是——原来高庙远古就是一座大型宗教祭祀中心，也许我们的先民六、七千年的祈祷，也许是远古先民的魔咒，在保佑着沅水沿岸民众的平安。
2005年在高庙遗址顶部揭露了一处大型祭祀场所。活动场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由３部分组成：正面有由４个主柱洞组成“司仪（主祭）场”；南面有39个排列有序的“祭祀坑”；西侧有“两室一厅”面积宽达40平米的“会客议事馆”，并附设有窖穴式的“仓库”。
“祭祀坑”有“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人祭坑”内有人体骨架，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这是拿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这生动反映了当时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祭祀坑内出土有经火烧过的牛、羊、鹿和龟等动物骨骼和螺壳，出土陶器上大量装饰有太阳（天帝）、八角星、獠牙兽面（龙）、凤鸟等神灵图像。最重要的是在司仪场所发现了两侧对称的双柱环梯建筑遗迹。据考证，它是供神灵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


高庙大型祭祀场所
这说明高庙遗址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这些刻画在陶器上的神灵图像在高庙文化不同区域类型的遗存中普遍风行，分布地域广，可以确认是一种大范围群体性的宗教信仰。

高庙遗址出土文物表明，高庙文化的存续时间在距今约7800年至6300年之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至晚期前段。出土的器物和墓葬都表现出明显的巫文化特征。沅水流域和后来广阔的苗疆那股盛行的巫风到这里都找到了源头。
高庙文化陶器上装饰的那些八角星、撩牙兽面、飞鸟(凤?)和太阳等图像，实际上就是该部落人群所崇仰的自然神灵的图像。它反映了该人群对于宗教的虔诚与狂热。
高庙文化人群对自然神灵如此的狂热崇尚与敬仰，或许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山高谷深的武陵山区，林木茂密，群峰叠嶂，本身就给人以神奇的幻觉与无限的想象。而从高庙文化遗存中出上的巨量水、陆生动物骨骸，可以窥见到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就是渔猎与采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们与自然的联系和依赖实在是太密切了。正是由此，祈求在生活中获取到更多的食物，并希望这些食物生生不息，取之不尽，有求必应，所以他们创造了能带给他们好运与庇佑的神灵，并对这些神灵顶礼膜拜。然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却还要面对诸多潜在的威胁，如在猎获食物时，要面对猛兽的威肋；在洪水频发和瘴疫横行时，要面对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因此，他们一方面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这个时候，神灵也就成了他们救世主，而宗教所特有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就成了连结氏族与部落成员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
自古以来，湖湘大地就有信鬼好祠之风，但这一股吹彻原野的湘楚巫风，我们从高庙寻找找到了源头。

一些概念——沅水和五溪、黔中郡和武陵郡、蛮地和苗疆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发生在湘西和苗疆的故事，我得首先科普一下这一带的地理概念，这些概念有些是历史上有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有些历史变化很大，专业上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一般人还真的难得搞清楚。
首先是沅水和五溪。沅水大家都知道，五溪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包括现在生活在那里的湘西人。
沅水，又称沅江，有南、北二源。南源龙头江发源于贵州贵定的苗岭斗篷山南麓，北源重安江发源于贵州麻江平越间大山。两江在旁海镇岔河口会合后称清水江。在贵州流经合江、剑河、锦屏、天柱等县至銮山入湖南芷江县，东流至黔阳县托口镇与渠水会合始称沅水，最后在常德的德山注入洞庭湖。全长1033千米。河源至黔城为上游，河谷狭窄，险滩较多；黔城至沅陵为中游，河谷逐渐增宽，坡度减小；沅陵以下为下游，河谷增宽。


沅水

沅水流域四周高原山地环绕，地形呈“一线两面”，北边是武陵山脉；南边是雪峰山脉，纵贯南北，将沅水与资水分隔开来。两条山脉构成了沅水流域地理的两个“面”，沅水作为一条通道，成为连接中原地区和大西南地区的重要的一条“线”， 沅水历史上就是一条中央政权沟通云贵川大西南的一条大通道和经济命脉，也是西南地区向中央朝廷进贡的驿站，同时，它也是朝廷发配官员到西南的必经之路、流放之地，直到民国抗战中国内地人员大转移，走的还是历史上沅水这一条线，长沙，益阳，常德，沅陵，进入湘西和西南地区。


沅水及主要支流（网络图片）
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的交汇点在沅陵县境，沅水在此形成险滩急流，而中上游地区水系呈羽状展开，支流众多，溪河纵横，在干流与各主要支流两岸分布着一系列大小不等、放束相间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其中以沅麻盆地、芷怀盆地、溆浦盆地、安洪盆地和渠阳（靖州）盆地较为著名。其间还有许多小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但面积较小，呈坝子特色，这种四周环山、一水中流的地形，历史上称之为“溪峒”。 沅水上游有22条流域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她像千年树根，直扎洞庭.。

五溪是沅水和湘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说穿了就是古代人们对河流的支流没有那么全面的了解，于是历史上把沅水及其上流流域统称为五溪（其实沅水较大的支流就有22条），五溪包括（雄溪、樠(朗)溪、酉溪、潕溪、辰溪)地域。辰溪始于梵净山麓的贵州铜仁地区江口县、流经铜仁，再下麻阳汇人沅江，是五溪中最大的一条溪河，也是最负甚名的一条溪河。樠溪即流经现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松江，舞溪即流经现铜仁玉屏的舞阳河的下游，雄溪即舞阳河的上游，酉溪即现在重庆酉阳县的酉城河，辰溪是蛮夷的腹心溪河，明代的以铜仁府为核心的贵州正是在这条蛮夷者最集中的腹心溪河中诞生的。
从大致范围来看，五溪地域应包括现在的湖南西部，包括湘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巫溪流经的城步、绥宁、会同等县；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北部，包括思南、铜仁、印江、松挑等地;贵州的东南部，包括武溪(舞溪)流经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等县以及湖南的新晃、怀化等县，还有沅江的支流清水江两岸广大地区；还有原四川东南部的酉阳、秀山等地。


明朝沈瓒《五溪蛮图志》五溪图

“五溪”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搜寻不到相关信息，可在历史上的五溪可是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地名,这里曾是西南地区著名的“五溪蛮”的故乡。五溪蛮历史上曾经非常厉害，他们可是赫赫有名的湘西土匪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