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就是腹黑男主上位史，818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的奇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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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袁谭和袁尚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刘表曾经给两人写过信，大意就是劝两人要团结不要分裂。

乍看之下，两个人都打成这样了，你还来劝这个，真是迂腐得紧！但是，你若站在当时天下整个大局的角度来看刘表的行为，就会发现他的小算盘打得精得很。

在郭嘉劝曹操坐山观虎斗以后，曹操集团内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不打袁氏了，接下来打谁？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先去打刘表，因为他又有钱又不经打。

这个时候，站在刘表的角度，他该怎么办呢？

现在去练新兵学兵法，肯定来不及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转移曹操的注意力。既然曹操是因为袁氏兄弟内部相争而挥师南下，那么如果袁氏兄弟又精诚团结了，曹操的目光自然就又会聚焦于河北了。

所以你看，刘表表面上是去劝架，实际上却是祸水北移。

谁都不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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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补记一下之后的历史：

曹操在剿灭袁尚后，终于占据了冀州，不久后又杀了袁谭，这一年是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距官渡之战已经过去了四年。

而曹操真正完全消灭袁氏势力，还要再过三年。因此，刘表又得以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南下攻打刘表了。而刘表自己运气也相当不错，就在这一年，他死了。

贰

曹操占据冀州以后，看了一下户口资料，然后美滋滋的对崔琰说，冀州真是个大州啊！我算了算，能招三十万军队呢！

崔琰回复道，丞相你说话好搞笑！袁氏兄弟相争，搞得生灵涂炭，您代表朝廷出兵平叛，不去关心受苦受累的百姓，反倒是先看能招多少的兵，这怕是会失望于冀州的士子们啊！

曹操听完，马上认错，郑重地跟崔琰道了个歉。

这段记载，几个意思呢？当然，司马光记录于此，可能是认为崔琰仁政爱民，言辞堂堂正正，曹操因此受教而谢。

但是，腹黑的流年君并不这么看。

当时天下争霸，大家都在抢地抢人，抱着的都是相同的心态。这种时候，动辄仁而爱人，其实是一种很迂腐的想法。崔琰这么说，难道曹操就真的听他的了？从此就关爱百姓，广施仁政了？

肯定不会嘛。

但是，崔琰的话，很有可能让曹操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有些事情想想就好了，就别当着人说了。

有些事，
只能说不能做。

有些事，
只能做不能说。

还有些事，
只能说一套做一套。

对曹操而言，兵也要征，粮也要征，但仁政爱民的表面工作，也要做。

不要觉得这就是虚伪。

往小了说，看看你自己，恋爱的时候说的那些情话，每一条都言出必践了吗？为什么孔子会觉得言而有信是很好的美德，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苛求别人了。

往大了说，领导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到底是他坏，还是你蠢？

更新完毕，吃饭去啦~~~~

卤煮来啦，今天很忙，匆匆更完我就撤啦~~

今天的主题是：你的眼前并不是苟且！


惯例先上原文：

曹操谓荀彧曰：“关西诸将，外服内贰，张晟寇乱殽、渑，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将为深害。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以镇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

《资治通鉴•卷六十四•汉纪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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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六十四、六十五两卷，一共记载了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1年-208年）共八年间事。在这几年中，曹操先后平定了河北诸州及荆州刘琮，收罗了一大批人才。

对于仅仅熟悉《三国演义》的人来说，会感觉这些人都很陌生。因为《三国演义》毕竟以军事谋略为主，对于精于政事，或者长于治理的人才，是介绍比较少的。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几个在此期间出场的人物，并借此来聊一聊军事征服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差别。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河东太守杜畿。

此人在《三国演义》中并未出场，但在真实历史中却颇受曹操、曹丕的信赖。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河东当太守，实在是当得太好了。

我们在前文曾经说过，袁绍在身前将子侄们都派往了各州任刺史。在袁绍死后，袁尚占据了冀州，袁谭占据了青州，两兄弟打得不可开交。

而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幹，则暂时投靠了曹操——对于这种投靠，曹操和高幹谁都没有当真。无非是两方都不想开战，所以找了一个和平相处的理由而已。

但是河东却不太平，这让曹操很头疼。

所谓河东，大约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其在政治区划上属司隶校尉部，但在实际的地理位置中却有些尴尬，因为它和司隶的其他郡国隔着一条黄河，反倒是与并州刺史部更为接近。



图中箭头所指处即为河东（图片来源于网络）

曹操不想放弃这个地方。一来是因为河东郡在黄河北岸，如果能控制住河东郡，曹军进出河北就会方便自如得多；二来是因为河东位于黄河之东，而过了黄河即是关中。如果河东郡在手，那么对关中的军阀将不失为一种震慑。

只是想法虽好，实现起来却有难度。河东的地方势力太大，而且暗中还和高幹勾结，随时都有脱离的危险。若在太平年间，曹操大可以派一支大军进驻，镇压叛乱。但此时曹操正在河北用兵，实在抽不出这么一支军队。

于是曹操便想派个人去解决河东的麻烦。

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小case，曹操手下不是人才辈出嘛？文有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等等等等；武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张辽、徐晃、于禁，等等等等，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了？

还真找不到。这些人各有各的活干，没有一个是闲着的。从他们当中抽调一个派过去，能力是否适应另说，现在手头的活儿又怎么办？

因此，曹操的意思并不是要从现有的人当中调一个过去，而是要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担什么重任，但同时能力又强的人去。

这个事情难度就很大了。能力强不强，是要通过实践检验的，可实践检验了能力强的人，又都已经被委以重任了，这时候，上哪里去找这么一颗“遗珠”呢？

领导碰到难题怎么办，找二把手呗。曹操于是便把想法跟荀彧说了。而荀彧作为一位称职的二把手，也立马给出了人选：杜畿。

荀彧对杜畿的评价是：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此人有碰到困难不退缩的勇气，也有随机应变的智慧。

这个评价言简意赅，而且关键是能看得出，荀彧准确领会了曹操的需求。

杜畿于是走马上任，但走到了黄河边上，却过不了河——他空有一张委任状，却还没有得到地方豪强的认可。

曹操只好暂时派出几千军队，准备先把杜畿送过去。但部队还没到，在黄河边住了几天的杜畿就决定自己先过去了。他的考虑是：带着军队赴任虽然能暂时压制住反对力量，但脓包总是要揭的，晚揭不如早揭，还不如趁着现在一个人，趁其不备，先下手为强。

到了河东以后，杜畿一方面安抚地方大族，将军政大事完全交给豪强，自己万事不理；另一方面，又撇开主要豪强，不动声色的结交其他势力。后来，等到豪强反叛时，杜畿联络军队，并召集他人，一举便平定了叛乱。

由此，杜畿在河东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叛乱平定以后，杜畿在河东兴学校，劝农桑，轻徭薄赋，为政宽惠。

其先后任职河东太守十六年，为曹操提供军粮无数，真正形成了有效治理。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梁 ，这也是一个不见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在曹操平定高幹以后，梁 被任命为并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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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再解释一下刺史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

和平年代，刺史的职掌大概有这么几条：选拔官吏，考察官员，缉凶捕盗。本来，这只是一个监察官的活。

但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古代军警不分，捕盗的警察于是逐渐充实成了正规军，刺史慢慢的也就成了手握大军的一镇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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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任命梁 为并州刺史，当然不是让他去割据的，而是要实现朝廷对并州的统治。




请允许我把这张图再放一遍。图上绿色部分即为并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西除了南部以外的区域（即河东郡不算在内），以及陕西北部和内蒙一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东汉中期以来，匈奴南迁的目的地就是并州。因此，并州逐渐成为了胡汉杂居之地。

自董卓乱政开始，天下大乱，并州因地近边疆，更是失去管控，地方守吏纷纷弃官。此消彼长之下，胡人势力逐渐开始膨胀。

对付胡人聚居，最好的办法，无非就是削弱、分化、笼络、融合这些手段。对此，梁 做得相当顺手。他拉一个打一个，听话的就封官赏爵，不听话的就斩草除根。没过几年，并州的各种胡人就都乖乖服软了，对朝廷不仅出粮出钱，还把人质送到朝廷里。

梁 本人，在《三国志》里是有传的。原因就是其在并州二十多年，“政治常为天下最”。当地耆老甚至声称，活了这么久，都没有听说过有像梁 这样好的刺史（“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如习者”）。

《三国演义》以权谋机变为主，因此撇开武将不论，我们看到的文臣也大多是出奇谋划奇计的谋士，很少有长于政事的官吏登场。

这当中，张昭可以算是一个例外；陈群因《军师联盟》的播出，也开始被大众所知，但至于“蜀中四相”中的蒋琬、费祎、董允等，大概就知者寥寥了。（费祎和董允因为在“熟读并背诵全文”的《出师表》里出了个场，可能勉为其难有那么一丢丢知名度......）

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一个政权所真正应仰仗的柱石。

攻下一片土地，靠的是军事实力；但若没有形成有效治理，那么这甚至都不能算是自己的地盘——因为可能只要打一次败仗，一夜之间，就“城头变幻大王旗”了，地方官转身就去投靠了别人。打仗百战百胜，并不意味着你就天下无敌了。项羽每战必胜，不也是无可阻挡地败亡了么？

马上得天下，却不能以马上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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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很久以前的文章中，曾举过一个例子：

民国年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几经沉浮而不倒，不管是袁世凯、黎元洪、直系、奉系，还是国民党，甚至于日本人来了都不要紧。日本人前脚走，阎锡山后脚就能回来继续做他的“山西王”。靠的，就是阎锡山在山西形成了自己的有效统治。

但奉系就不一样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曾出关占据华北，然而一旦吃了败仗，就只能退回关外。但其实，他们在关外的统治也不稳固，“九一八”以后，东北军移师西北，从此便和东北大地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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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区分征服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了。如果一个集团内部，只有战功卓著、能打胜仗的人出头，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军事集团。而如果集团里既有百战百胜的勇将，也有能安抚地方的行政长才，那这就是典型的统治者的套路了。

朱元璋和李自成都出身不高，对比一下，你能就知道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何在了。

在真实的历史中，正是因为有着像杜畿和梁 这样的行政人才不断提供粮饷和兵源，才支撑了曹操的统一天下之路。他们不像猛将名士一般能名垂后世，但当我们回头看曹操的成功之路时，不应该只将视野局限在作战谋略之上，还应该将视野下沉，关注其内部的治理能力，分析它们为曹操的战略资源所做的内部支撑。

一样的道理，新中国的建立固然离不开前方战士的浴血厮杀，但也少不了解放区的后勤支持。

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好的企业一般都很重视中层干部，到这里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就是因为中层干部才是企业战略的真正实施者。再天才、再伟大的创意和想法，也都需要被落实才算数。而这些落实的人，就是中层干部。

说清楚这一点，对于个人的借鉴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能帮你理清职业生涯三级跳——从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每一跳之间的关系。

不少人历史读多了，涨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见识：“每自比管仲、乐毅”，感觉自己是诸葛亮第二，有各种指点天下的意气风发和过度自信，恨不得明天就身居高位，然后从此公司就能够华丽转身，自己也一举成名。

这种人并在少数，他们往往入职后没几天就开始对公司的各种不合理不满意提出意见，一会觉得体制不畅，一会觉得领导无能。骂了一圈以后，绕回到自己，只觉得自己满腹才情却无所施展，被困在了眼前的苟且里，恨得那叫一个痛心疾首，垂影自怜。

这种心态在工作中，委实要不得——并不是说你的看法不对，而是你开始想问题的出发点就错了。

就算你说的这些全对，但是，这些并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基层员工升职为中层干部。

看完了本文的上述论述，你就应该知道，高层对中层的首要要求，确实是政策的落实。如果你想升职为中层，就应该站在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但是，你作为基层职员应该关心的，是怎样把中层干部交给你的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好。

高层如何“愚昧昏聩”，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但很抱歉，这不是你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在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所应秉持的出发点。这些事情，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更不是你可以愤世嫉俗消极怠工的借口。

只有当你已经成为了中层，还想往高层再跃一跃的时候，再考虑公司的战略和组织才顺利成章。这个时候，你既能做好手头的工作，又能提出富有洞见的想法，你的高层领导这时才会觉得你这个年轻同志有想法，又实在；分析问题全面周到，做起事来踏实可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

从中层到高层，要多看看诗和远方；

但从基层到中层，还是多关注于眼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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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杜畿能被荀彧赏识，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当时，杜畿刚到许都，去拜访了侍中耿纪。杜畿才识过人，和耿纪聊了整整一夜。

而荀彧当时就住在耿纪的隔壁，他听到了两人的聊天。第二天，他就去找耿纪，说你有贤士却不推荐给国家，这不是尸位素餐么？

耿纪于是便向荀彧推荐了杜畿。两个人聊了一次，然后荀彧就把杜畿推荐给了曹操，而职位便是“护羌校尉，领西平太守”——做西平郡的太守，兼管羌族事宜。（史料记载如此，荀彧这个听墙根的功夫，真是连八婆们都自愧弗如......）

护羌校尉，实际上就是朝廷对羌族地区事务的决策者。外族风气与中原地区不同，因此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一定不能因循守旧，惟上是从。这个人必须要像杜畿一样，有勇有谋，又能随机应变。如果派陈群、崔琰一样的守正君子去，他们就干不好这个差事——他们根本看不惯异族风俗（历史上，陈群就曾指责郭嘉品行不端）。

通过对杜畿的任命，我们可以非常充分的看出荀彧的知人善任（后来对梁 的任命，也是一样的套路）。

那么，陈群和崔琰这样的人，又要怎么用呢？

刚正不阿的人，适合于组织、纪检监察工作。他们搞人事工作，绝对是兢兢业业，坚守防线，不容一丝差错的。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中，就有这样的纪录：

“ （崔）琰、（毛）玠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拔敦实，斥华伪，进冲逊，抑阿党。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操闻之，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贰
关于并州逐渐成为胡人聚居之地，还有一些未尽的话。

如文中所述，汉人对待胡人，无非是削弱、分化、笼络、融合这些手段，虽然看上去是不入流的小道，但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只是，这种功和利，并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那种一劳永逸，而是要几代人经过上百年的孜孜不倦，才能竞全功。

梁 在并州政绩卓然，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只能是降服，不至于生变。

虽然终曹操之世，胡人从来没有成为问题。甚至于终曹魏之世，胡人也没有成为问题；更甚至于在统一年代，胡人也不可能成为问题。

但问题终归是问题。西晋在短短的统一了二十多年以后，发生了内乱，也就是著名的“八王之乱”，极大的打击了中央朝廷的威信和军事压制能力。

在并州一带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胡人终于获得机会，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是为五胡乱华。

好啦，撤。

@zywk002 2018-01-16 14:11:26
楼主差评，卡到这里，我这一个星期都得惦记着，刚刚好讲到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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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摸，皇叔已经写了两篇啦，在微信公号“喻以流年”上回复数字“0”就可以提取啦~~~

楼主来了，年前忙到哭，连续一周每天睡四小时，真心是。。。。。不过还好眼见着放假的曙光啦~~

今天来说：曹操废太尉：一场贯穿秦汉五百年的官制嬗变



惯例先上原文：

（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罢三公官，复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为丞相。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

真正平定河北以后，曹操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朝政的制度设计问题。

这事还要从头说起。

这一年，已经是汉献帝刘协当皇帝的第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间，朝堂上那叫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朝官之首的三公，已经换了十几个了。

当然，近十年以来，随着汉献帝在许昌安顿下来，算是消停了些。眼目前，朝廷的三公有两个人：司徒赵温和司空曹操，没有太尉。

本来应该是有的，曹操那时自任大将军，任命袁绍为太尉。结果这让袁绍很是生气：凭什么你曹阿瞒敢骑在我的头上！

曹操彼时力量薄弱，惹不起袁绍，于是被吓得赶紧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转任三公之末的司空。

掌管天下军事的太尉一职，就这么一直空缺了下来。

到了建安十三年年初，曹操又上奏献帝，把司徒赵温给罢免了。而他提出的罢免原因，十分让人看不懂，竟然是赵温征辟曹丕入仕！曹操认为司徒如此职掌选举，有任用私人之嫌，十分不公正。 so，奏请免除赵温官职！

汉献帝简直摸不着头脑。

又过了半年，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曹操是想搞事情，他废除了三公的职位，恢复了西汉时所设置的丞相和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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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再做一下强调：

东汉的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

西汉的三公，则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现在，曹操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两个官职，取消了太尉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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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如上修改后，曹操自任丞相。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由头，来讨论一下秦汉之际官制的嬗变。

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皇帝有多大权力。

各种（脑残）历史剧看多了，会让人觉得皇帝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对此，在下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一句：至少在清朝以前，这种说法是错的。

而还有很多人对历史一知半解，总是觉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自己只要掌握了军权，就能为所欲为。对于这些筒子，也只能说你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军权，不是你仅仅说“掌握”这两个字，就真的能握在手里的。

当皇帝，是一个很忙很累人的差事，既要处理政事，又要处理军事。有些皇帝呢，自己还有些能见人和不能见人的小癖好。所有的这些事情加起来，每天给你2400个小时都不够。

因此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花最少的时间，保证对国家的掌控。



而这，就必然要求分权，他得把一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做。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结合之前秦国本身的官制，创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大约就是把权力分成几块，交给各个部门负责。

比如丞相负责行政权；太尉负责军事权；御史大夫负责监察权，并兼任副丞相。三公之下的九卿，则负责一些更具体的权力，如少府掌握皇家账户，廷尉负责司法，等等。

而皇帝留给自己的权力，则大约有三个部分：一是对高级官吏任命的权力；二是在遇到国家大事时，召集“廷议”，与高级官员商定对策；第三，就是调动军队的权力了。

尽管太尉是全国的最高武官，但其实他只掌握与军事有关的日常行政，如武官的选拔、粮草的征调等。若要真的调动一支军队，则需要勘验虎符。虎符一半在军队将领手中，另一半在皇帝手中。

这个制度看上去很漂亮，皇帝能掌握最终权力，统而不治——具体行政问责于宰相，日常的军队行政事项责成于太尉，御史大夫则是监察官，很有些三权分立的样子。

钱穆先生对于这个制度也特别欣赏，认为“永为后世称美”。

但是。三公九卿制度在设立后的几十年间，在实践中却慢慢出了问题。简单来说，问题大约有这么几个：



首 先，丞相与皇帝之间，权力界限模糊。



理论上而言，皇帝与丞相，类似于董事长与总裁的关系——总裁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董事长不插手具体事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肯定也见过很多企业是一个人同时肩挑两个职务的，董事长又兼着总裁。

那么，皇帝能不能兼任宰相呢？

自汉以来，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都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期间制度得以良好运行。但是，到了汉武帝这里，刘彻雄才大略，对宰相是看不上的，他想要自己来干。

堂堂皇帝，没有自己任命自己做宰相的道理，也不可能自己去丞相府上班，怎么办呢？汉武帝想了想，绕了个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增加尚书台的权重。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古代皇宫有宫禁制度，外臣一般是不能进内廷的。即使是丞相要见皇帝，一般也只会是在朝会的时候。而平时如果有事，那就写信。

信写给谁呢？尚书台。尚书台相当于皇帝的速递易。尚书台的尚书们把来信进行整理，然后转寄皇帝。

原本，宰相有日常行政的决策权，但武帝通过尚书台，将这个权力收归己有：他自己做决策，然后再将意见通过尚书台发给丞相府执行。由此，丞相府就从决策执行机构逐渐演变为了单独的执行机构。

这是皇权对相权的一次严重侵夺，而在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这种拉锯一直持续。





其 次，三公九卿中，太尉的权威太大



虽然在制度设计中，太尉并没有调兵之权，但事实上，美好只停留于纸面。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

既然武官的铨选在太尉府，那么，太尉是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亲信A和B提升为南北军护军的——这是长安城外最大的两支武装力量。而城门校尉，又可以让亲信C来担任。如此这般，整个长安附近所有的军事力量，就全部都能控制了。

而太尉如果出身于文官系统，之前又恰好当过光禄勋，那么，宫里的各种护卫也就全都是他的手下了。

再如果，这个太尉还是文臣领袖，名望所在。那么，这时候如果他想弑君，基本上就毫无障碍了。

表面上看，丞相的权力要比太尉大得多。但实际上，太尉所能造成的破坏性，是丞相完全无法比拟的。

这种假设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吕后死后，功臣集团在诛诸吕之乱时，的确是太尉周勃靠了自己的威望，带领军队参与其中。周太尉没有用皇帝的虎符，自己去军营里做了个“Yes We Can !”的演讲，然后就把人带出了军营。

所谓掌控，并不是说名义上它归你管，就是你掌控了。

关键还在于形成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形成，相比于皇帝，太尉要来得容易得多。

武帝中期以后，太尉基本上不再任命。当然，并不是说你不任命太尉，这个职位就不存在了，而是武帝在有意无意之间，找到了一个更为安全的办法。

既然职业官僚出身的太尉，安全性不能保证。那么，就得找一个更为信任的人来干这个活。去哪里找呢？这时，小舅子卫青出现了。

外戚对皇帝，是绝对的依附关系。“只有我当皇帝，你才能是外戚；我要是被别人宰了，你也没有好下场”，在这种逻辑下，外戚的忠诚无可指摘，他们是皇帝的忠实守护者。

至于外戚想要废除皇帝，那过程就长了去了：你必须得到绝对的权力，还要有文官集团的支持。在此期间，皇帝还要无法察觉你的异志......这么多小概率事件组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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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小概率事件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即便防备制度再完善，对于皇帝本人也是有要求的。

只有在皇帝不能正常履职的时候，整个链条才会产生重大漏洞，给人以可乘之机。

比如王莽和司马懿，其实就是钻了这种空子：前任皇帝短命，后任皇帝年幼，总之，皇帝经常性无法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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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武帝只是将军事交给大将军卫青，政事还是抓在自己手里的。但到了后来，很多皇帝却连政事都不想处理了，反正大将军靠得住嘛，那就交给大将军一起解决好啦。

于是，一个职务产生了：大将军领尚书事（东汉称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成为了外戚的标配，职责就是代行皇帝职权。

翻看东汉的历史，“外戚祸国”一说是逃不掉的。但我们从上述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东汉（包括西汉后期）的外戚，根本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那些没有外戚专权的皇帝，如光武帝刘秀，不是因为他贤明，而是因为他亲自操持了权柄，并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他行使权力。

大汉王朝最后一个出现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是何进。而到了曹操当政的时代，在消除了最大的外部威胁——袁绍以后，曹操便开始着手思考制度设计的事了，以解决权力归属的问题。

既然两汉以来的制度转型是加强皇权，那么曹操的行为逻辑就很好理解了：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相权。

曹操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权威更进一步，取消了太尉。没有太尉，活儿曹丞相自己来干。

明面上看，曹操的改革，是对西汉政治制度的一种回归。但实际上，他假托恢复旧制之名，却身兼丞相、太尉之任，其实是找到了一种有利于自己专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