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新解 ----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阎宇在蜀汉历史中第一次出现是257年以右将军衔接替张松之子张表出任庲降都督，这是在南中地区；258年，阎宇又接替生病返回成都的宗预转任永安都督，接替他统领南中事务的是永昌太守霍弋（估计霍弋是资历不够），阎宇这是到了江州；而到262年，黄皓准备罢黜姜维而让阎宇统领蜀国军事事务，表明这是准备让阎宇去武都了？
非常巧合，成都、南中、江州、武都是蜀汉纺织品销售的四个重要节点，为什么都和阎宇的履历重合呢？


（蜀汉纺织品贸易路线）

现在就来好好的梳理和探究一下阎宇身上的秘密吧。
一不明，阎宇的家世。
《华阳国志》：“阎宇，字文平，荆州南郡人”。关于阎宇的来历就这么点字，但按照蜀汉后期的官员选拔来看，能出任重要职位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阎宇要是二代的话，那么在蜀汉官员中就只有前巴西太守阎芝了（还有一位是行参军、建义将军阎晏，但这位没有事迹，无法关联）。可惜阎芝只在《三国志·马忠传》里有一笔，再有就是《后出师表》中有提到过名字。
关于阎芝的来历，在《后出师表》中被归类为“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那么他是荆州人氏的可能性非常大；再有，阎芝是刘备征东吴时期在任的巴西太守。这个职位在刘备入蜀初期是张飞担任，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是联通荆益和汉中等地的重要节点。即使在219年张飞升任右将军后，但张飞并没有回成都，而是继续在这里主持军务，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就是阎芝任职时间的开始。那么关于阎芝也就大致能判断：他是随张飞一同征蜀和治理巴西郡的荆州人士，是张飞麾下的重要官员，毕竟能接张飞的班，张飞的意见就是很关键的。
阎芝大概在229年前后去世，如果阎宇是阎芝的子侄的话，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就不能被忽视：马忠。
因为在刘备夷陵之败时，马忠受阎芝指派带兵去永安救驾，从而被刘备欣赏进而授意诸葛亮重用，马忠因此成为了“中央级后备干部”。在这个意义上，阎芝算是马忠的“举主”，这个提拔举荐之恩可是非常大的。
马忠，在诸葛亮南征时是能够独立领军一路的将领，然后又出任庲降都督；在兴势之战时期，马忠是代替费祎在成都平章国事的蜀汉最高级官员，他的政治能量是足够的。
那么阎宇的仕途轨迹就可以推导了：随马忠南征，在庲降都督府开始任职。那么阎宇接触的什么工作呢？作为老上司的子侄，跟随马忠担当亲近僚属，在其麾下要么是清雅闲职要么是核心机要。从阎宇早期的名声不显看，他应该是后者。那么南中地区有什么核心机要工作呢？纺织品外销。这个生意既是蜀汉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督抚大员统兵养士的一项重要福利，由阎宇承担，既是对他的信任，更使他能够掌握实权利益，这是马忠在回报老上司的举荐恩情。
通过阎宇在蜀汉官场特别会“来事”这一特点，也能看出阎宇对把握和交换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运作充分和手法纯熟（“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而马忠的短暂主持国务，也为阎宇提高了平台和增加了机会，阎宇与黄皓搭上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通过双方掌握的纺织品生意的工作关系（黄皓是有掌内库的权责的），从日渐亲近到党同内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阎宇虽然党附黄皓，但并不是完全以黄皓的好恶为标准，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是很温润圆滑的。
马忠在249年去世。阎宇从249年到257年的事迹没有记录，但这八年恰恰是阎宇仕途的重要时期，他在哪里任职？干什么？
257年阎宇任职庲降都督，一年后转任永安都督，但他在南中任上却得到“宿有功干，於事精勤”的评价。透过这个评价是怎么得来的和当时庲降都督府内的官员结构完全能够推断：在马忠去世后，阎宇依然在庲降都督府内承担钱粮绢帛的后勤“浊务”，因为此时的庲降都督张表、副都督杨戏都是“名士”。可以说在马忠去世后的庲降都督府是武靠张嶷，文靠阎宇。而这八年也是阎宇逐渐党附黄皓的过程，这也是阎宇在257年能够接替张表出任庲降都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熟地熟事熟，原地提拔转正。

二不明，阎宇的功绩。
阎宇是没有参加蜀汉在北边的历次战役的，而在南中地区平夷獠，一个是张嶷一个是霍弋，也没有阎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这个评价呢？还是因为阎宇在军事后勤方面的经营调度的功绩和能力。而“精！勤！”可不止是说业务能力啊！
阎宇从南中转任永安都督，应该是又被“压担子”了。因为在蜀汉东部能够担任独挡一面的但大员都必须具备一项重要能力：外交！邓芝、宗预都曾是出使东吴建立起良好的蜀吴关系的人员。阎宇能够出任这一职位，表明他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蜀汉政权的认可。而蜀吴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也是维系两国友好的重要物质基础，由熟悉业务的阎宇来主持 ，也体现了刘禅对他的信任。
在262年姜维在侯和作战失利后，来自于诸葛瞻对姜维不断北伐的反对和黄皓对姜维的厌恶，阎宇就成为了当时宫中府中都认为可以接替姜维的人选。因为要废除姜维的领军权，必然要阎宇去武都方向收服其僚属部曲，用阎宇这个熟知军旅后勤和各种养兵之法的“专业人士”是能起到见效最快和动荡最小的作用的。黄皓推举阎宇接替姜维的最大考量就是要把对北线纺织品贸易牢牢掌握在刘禅一系手里；而阎宇指挥作战能力的薄弱，反而使他成为了诸葛瞻“保境安民”政策的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宫中府中一起“倒姜维”的打算应该是被刘禅否决了，因为刘禅是姜维领军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刘禅倒不是要支持北伐中原，北伐只是刘禅应对诸葛瞻的一个政治手段。

三不明，阎宇的最后结局不明。
在《三国志》中记录了在蜀汉灭亡之战中，阎宇带兵回援成都的事迹。可到底他参没参战？降没降魏？是否死于“二士争功”？蜀汉灭亡后是否入洛阳等等，统统没有记录。这可是蜀汉的“方面级别”的高级官员啊！可是真的没有。
关于阎宇的结局，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做一个推断。但需要申明一点就是推断中的内容是不带有褒贬意思的。
阎宇作为大半辈子都从事军事后勤业务和熟谙“养兵之法”的将领，在官场、商场都是非常会“来事”的一个人，他的处事原则往往更偏重于现实性考虑。那么在诸葛瞻绵竹败亡、刘禅开城投降的蜀汉结局下，阎宇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阎宇的选择或许就是“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具体做法就是：散其部众，潜归乡里。这个套路并不稀奇，当年董卓事败身死后，李傕郭汜就曾经打的这个主意，只是被贾诩劝止住了，但这世上又有几个能像贾诩那样具备“反向思维”的人呢？
至于下定了决心后，阎宇的精明也就能够体现出来了。“潜归乡里”并不是回他原籍荆州南郡，他要么是回巴西郡，要么就是去南中。趁成都“二士争功”之乱，曹魏对蜀汉政权的清理只局限于明面上的蜀汉官员，而无暇顾及基层世家豪强的机会，凭借过往纺织品贸易建立起的人脉关系，通过联络世家豪强继续开展对外纺织品生意（生产和销售）为依托，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完成对个人和家族进行的隐藏和变迁；同时要看到，在蜀汉灭亡后，罗宪、霍弋等“老同事”是一直任职到晋朝的，这些政军关系也是阎宇能够隐姓埋名的最大凭恃。
至于陈寿为什么在《三国志》中不写清楚他的下落呢？或许陈寿是真的已经把阎宇“遗忘”了吧。（陈寿的举主里面可是有罗宪的）
最后，东汉益州巴西郡的阎姓是来自东汉阎显---阎穆这一脉。在三国时期，这一脉的名人是阎圃，他是曹操征汉中后随曹操北返，迁居河南的。这一脉与阎宇的荆州阎姓应该是相去甚远的。


全文完。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之番外篇（一）——胡济的结局
关于胡济的结局，个人也是有一个判断的，只是因为我并不仅仅是三国蜀汉历史，而是着重于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事迹，所以对与之无关的人就没有提及。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中分析过：蜀汉在费祎死后的政权结构是“君权—相权”互相斗争的二元模式。君权系是陈祗+黄皓+姜维，覆盖政权、宫中和军权，这三人都是代表刘禅；而相权则是以“荆州小团体”这个群体为主，是延续了当年的“丞相幕府派”的政治实体。其代表就是诸葛瞻——主职沟通刘禅，也是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董厥、樊建为代表的则是政务官这一系统，是荆州小团体中最庞大的一群人，包括著名的谯周；军队系统就是胡济为代表，张翼、廖化虽在其中，但在这个派系里还处于边缘。不过张、廖这两位在军中是“山头”性质的大佬，倒是两边不敢得罪，不过也两边不沾好。到诸葛瞻主政后，这两位通过对姜维北伐提出看法，先后表态支持“保境安民”政策，站队诸葛瞻了。
段谷之战，胡济失誓不至导致姜维惨败，胡济是受到惩处了的，成为了“不管汉中的汉中都督”，其职权和部曲都被严重削弱。到诸葛瞻执政后虽迁升他为右骠骑大将军，重新赋予了他职权，但胡济的团队在各方制约下的重建是处于非常缓慢的。
个人有个感觉：如果蜀汉不灭亡，下一任的汉中都督有可能是蒋斌——蒋琬的长子。这也是胡济在复出后的尴尬之处，因为新生代已经出现了，作为昨日黄花，在时过境迁的背景下，不再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的倾斜了。
可惜263年曹魏开始了伐蜀之战，胡济就成了个“空头将军”。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姜维回防剑阁时，从涪城北上支援姜维的是张翼、廖化和董厥！张、廖不说了，本身就有部曲，自成实力；而董厥作为文官为什么是他带队伍呢？就是因为董厥原来管实务的（升迁钱粮），他能带的动；而胡济没自己的部队，只能在涪城干看着。
邓艾偷渡阴平，奇袭绵竹，兵临成都，迫使刘禅投降。姜维率剑阁兵马投降钟会，蜀汉灭亡。
那么无兵无将的胡济呢？他和阎宇所掌握的资源可完全不一样。所以下野为民，保全首领以至寂寂终老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而陈寿不写胡济的下落，一个可能是真不知道；还一个可能就是在蜀汉同属一个派系，顾念香火情。
所以个人认识：对于阎宇和胡济的下落，陈寿一个是讲理一个是讲义。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这两个答案，哪一个更准确呢？
其实先前对于阎宇的情况也是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版的答案的，但个人还是要去想想“十二人共同谋杀”的可能。
关于三国蜀汉后期的官员，个人认识也是有一个从“出身三州论”向“君相二元论”的转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张翼的再认识就是一块“试金石”。

张翼的来历是很清楚的，是益州人氏，祖父都是做官的，比较符合东汉政治中“世家子弟”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天生的官员来源阶层。
张翼是刘备取益州后提拔的，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就是历任基层职务，经历丰富，在231年出任庲降都督，做到了方面大员。张翼的官场经历中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是没什么交集的。
可惜的是张翼因刘胄之乱在任职两年后的233年去职，接替他的是马忠。
然后就是《三国志·张翼传》中记录的他的著名事迹：去职后，并没有速返成都，而是为马忠到任平乱做好准备工作，圆满的办好了交接工作。
这个事迹，是个人认为张翼是“老实人”的基础。
在这个事迹中，张翼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种是张翼充分相信诸葛亮。即他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这个时候并不是去解释自己，而是迅速把错误的影响降到最低，争取改正错误，相信诸葛亮在事后能够公平公正的评价自己。这是“黑手党”版的。
另一种就有点阴暗了：在蜀汉的政治系统中，张翼因受刘备简拔，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并无交集，他虽然接受诸葛亮的领导，但“刘记”的印记太明显。那么刘胄之乱，张翼被去职就并不完全因为工作错误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给人腾位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翼敢放着刘胄叛乱不管，跑回成都吗？诸葛亮都能砍了他的脑袋！马谡才死几年啊？
所以张翼在交接工作中做到全须全尾，滴水不漏，这才是一个“积年老吏”的成熟和稳健，不枉多年官场的摸爬滚打。
这个事情也让诸葛亮认识到了张翼虽是世家出身，却并无骄娇二气，反而做事朴实纯熟，或许性格“持法严，不得殊俗欢心”， 但应该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才。

那么这两种情况哪一种对呢？先放下。
诸葛亮去世后，张翼因“追论讨刘胄功，赐爵关内侯”。那么是第二种情况？不能简单的这么认为。
诸葛亮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领导，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是很高的，从蒋琬、姜维等生活简朴，不蓄私产这样的作风就能略见一斑；同时诸葛亮也是公正包容的，李严犯了那么大的错，还能指望被诸葛亮重新启用，所以对于刘胄之乱和张翼的作为表现，诸葛亮认为是功过相抵的也算客观中肯，对张翼也是继续任用，使之效力军伍，积功升迁，奖罚合适。
而在诸葛亮死后，因讨刘胄之乱的功绩封张翼为侯，从道理上看是蜀汉政权对张翼的评价是改为功大于过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改变呢？这就牵涉到刘禅与“后诸葛亮团队”的斗争。

蜀汉“益州四将”——王平、马忠、张翼和张嶷是各有不同的。王平是魏延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马忠是没有家世的，按照举主阎芝考虑，也算是荆州系的人；张嶷是马忠部将，从南中到北伐，基本上算“纯武夫”（无贬义）。只有张翼 ，世家子弟，是有根基的。再因为“刘记”的缘故，在南中吃了“挂落”，但知情识趣，这么多年又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做事，使张翼成为了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要拉拢益州世家巩固君权的一个标杆，蒋琬能反对吗？
再有因魏延事件，蜀汉政权内部的矛盾急需弥和，一个关内侯而已，所以对张翼的评价有改变，是情理之中的。
透过张翼封侯这个事，我仿佛看见了费祎在其中的长袖善舞。

在费祎去世后，姜维北伐时，张翼跳出来唱“反调”，结果姜维居然是“强率”（维不听，将翼等行）张翼出兵；更夸张的是“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这真是怪事连连。兵凶战危之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居然能够在将帅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还要“牵率同行”，姜维就是这么欺负老实人的吗？姜维这不是胆大，这是心大的没边了！
姜维为什么敢这样对待张翼和张翼为什么要反对姜维北伐呢？
在陈祗姜维时期的北伐，其背后实质都是刘禅君权的扩张。刘禅的主要目的是要用北伐这面旗帜，收缴掌握在丞相幕府派（后来的荆州小团体）手中的各项政治、经济资源，用于巩固自身权位。
真以为当“虚君”那么舒服啊？随时都在掉脑袋的边缘的。“陛下何故谋反？”可是满满的血与泪啊！
费祎的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在基于蜀汉国力、军力、财力以及生产力这些方面的考虑是有其正确性的，除了对诸葛亮建立的政治制度有损害，但费祎这个执政者都不在乎，其他人当然是乐观其成的。
张翼反对姜维是出于维护益州本地势力的利益考虑的，但他的反对与诸葛瞻后来对姜维的反对是性质和内容都完全不同的。
举个类比。姜维与张翼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像这样：北伐这个生意可以做，但谁出本钱？双方讨论的是在收缴丞相幕府派的各项资源后大家的分成问题。
而姜维与诸葛瞻之间的场景是这样的：
姜维（刘禅）对诸葛瞻说：把钱拿出来北伐，这是你爸说的！
诸葛瞻说：大哥，没钱了！咱不出去浪行不？我费叔在那会就说没钱了！
正是因为姜维与张翼在利用北伐这个事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所以张翼的反对只是具体步骤方法的不同，姜维才能“强率之”。而后来姜维想用这一招对付荆州小团体，结果胡济就敢在段谷之战“闪”了姜维一把。
张翼是在洮西之战后，才逐步站队到诸葛瞻这边。这是因为姜维北伐所造成的损耗远远大于益州势力的收益，所以转而与诸葛瞻利益渐趋一致了。张翼所代表的益州势力与姜维合作是为了“开源”，而与诸葛瞻合作则是为了“节流”，总其原因，就是刘禅掌控了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只拿这些利益来巩固自身权位，而不是投资国家的发展，使蜀汉的财源匮乏，造成蜀汉除了刘禅都是输家（包括姜维）的局面。
那么张翼在君相二元论中，算哪一边呢？他是代表支持刘备刘禅的益州势力，算君权系里的中间派。这个回答是不是很滑头啊？
最后，顺带说说蜀汉的“全勤奖”获得者—廖化。按照这个逻辑划分，廖化算哪一边的呢？廖化也是中间派，不过是属于相权系的。

写蜀汉这几个话题，只是基于思考的完整性：重新认识蜀汉的经济基础——政权结构脉络和变化——人物释疑——政策的重新解读，是“物—事—人—事”的逻辑脉络，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

关于蜀汉马忠的一点新认识
接替张翼出任庲降都督的是马忠。为什么由马忠来接替？我从中看到了诸葛亮为政的细腻感！
首先马忠的官场经历中是存在丞相幕府派的任职履历的，这保证了马忠的政治忠诚度的可靠性。。
仅凭丞相幕府派的经历就能出任庲降都督吗？虽然诸葛亮的权力是可以覆盖君主刘禅的，但这个职位任命就是可以不顾刘禅（君权）的利益“硬吃”吗？
诸葛亮考虑的真的很多！
马忠的举主是阎芝，而阎芝是张飞麾下的重要部属，那么这条线就理顺了。因为虽然张飞横死，去世的早，但张家在刘禅一朝是“外戚”啊！那么马忠出任庲降都督能够保证刘禅的利益就有了“担保”。这个隐秘的利益线非常重要！
第三，马忠是益州人氏，这个因素是马忠能够接替张翼，有很重要的话语层面的考虑。
第四，刘备的认知和授意，这是最后的因素。诸葛亮对君相地位的认知的界限感是很强的，在位不越位是他的根本性观念。刘备对他的知遇，使他对刘备交代的事，是一定是要完成的！
以上完全是个人的一点认知和思考。

关于费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里说了一大堆费祎的不是，其实还是要看到费祎所处的情况的不同，时移事易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
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这是诸葛亮时代的大背景。因为生存的压力，这个时候的蜀汉国家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诸葛亮制定了不争荆州，拓展雍凉的战略方针，其核心就是把蜀汉的生存和发展中的利益矛盾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怎么解决？最简单的一点：扩展地盘！这个方针是蜀汉发展的最正确的解决办法，但也是最难的办法，因为需要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一直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非常难以持久的，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
诸葛亮实际上是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压制住整个统治阶层，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这是非常“逆天”的。而带领统治阶层一起走的具体策略，其实可以参看大航海时期的英国，即把国家变成一个全民参股的公司的模式。
而费祎时代，诸葛亮北伐的无功而返和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蜀汉的生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统治阶层中关于蜀汉发展的方针就存在了不同的观点的，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构思蜀汉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偏差了，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中等收入陷阱”，即都希望优先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是费祎面对的情况。
费祎也认识到像诸葛亮—蒋琬那样强力压制统治阶层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的的执政模式不可持续了，所以选择了在整个统治阶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弥和利益矛盾。虽然费祎通过调和的方法，利用自己优秀的协调组织能力，建起了一个在他领导下的稳定的利益平衡体系，但付出的代价则是诸葛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退化弱化。费祎的这个政策是当时的蜀汉社会矛盾的最优解，但对于蜀汉政治制度则是最坏解！
因为这个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统治阶层利益在后的根本性保障。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利益诉求者就是“君主的利益”。费祎对君主利益是控制而不是压制，即控制其膨胀的速度和规模。这也仅限费祎能够控制的住，这是来自于他与刘禅共同成长交往联系沟通的相熟相知的信任感。
而后边诸葛瞻在刘禅已经掌控住蜀汉的大部分资源后，还想像费祎那样通过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蜀汉财源匮乏的根本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善财难舍！
从上面也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于其后的蒋琬、费祎的这个顺序安排的深层次意思：蒋琬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他能够保证诸葛亮政策的延续性，彻底解决掉蜀汉的生存问题；但在蜀汉生存下来后，怎样去发展壮大，是否继续诸葛亮的政策？这就需要费祎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去做出判断和给予回答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遗思绵远，谋及三世，诸葛亮—蒋琬—费祎，薪火相传，信任如初！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个人对于敛兵聚谷政策也是一直搞不懂的，就是姜维为什么要改变原来行之有效的“实兵诸围”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呢？
在学习思考中外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于不能用合理的概念去解释某项事物的时候，不妨换个角度去看看：比如金字塔的建造。在距今5000多年前，无论是经济科技水平还是工具等物质条件都不能合理解释它的产生时，那么它会不会是近现代科技文化的产物，只是通过用话语权的包装和运作，被人为的把建造时间提前到了5000多年前去的呢？
带着这个思路，按照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的规律，在重新认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结构的变化之后，再去看姜维的敛兵聚谷之策，就会发现，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军事防务决策，它应该是最多有三分军事考虑，七分都是政治考量，顶着军事招牌的政治决策，是蜀汉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只有这样，它的产生才是合理的。

258年姜维提出敛兵聚谷之策，263年蜀汉灭亡。我们根据这个历史事实都能够判断出敛兵聚谷政策的错误性，但258年的姜维，他知道吗？不能够预测自己制定的政策的错误，是否就说明姜维的政治军事水平很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年代，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253年费祎去世，陈祗出任蜀汉执政，支持姜维北伐。这一年是东吴诸葛恪北伐，姜维攻陇右不果；254年，姜维策反魏狄道长李简后在陇右发起攻势，斩魏将徐质但张嶷战死。魏国是司马昭废曹芳，朝野一片动荡；255年曹魏毋丘俭、文钦淮南叛变。姜维出陇西，败王经，洮西大捷；256年7月，姜维出钟提攻狄道，不克，转攻武山被邓艾所阻，转战上邽，汉中都督胡济失誓不至，兵败，是为段谷之败；257年曹魏诸葛诞反叛，姜维出骆谷与司马望、邓艾对恃，无果退兵。258年姜维提出敛兵聚谷之策。

25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姜维的政治盟友蜀汉执政者陈袛去世（谥“忠侯”），而新的蜀汉执政诸葛瞻尚未任职。这个时间背景也是我认为姜维的敛兵聚谷的汉中防务政策出台是主要基于政治考虑的重要依据。
第一，敛兵聚谷政策虽然是以所谓换个军事思路为借口，但其实质还是继续贯彻刘禅削弱丞相幕府派（荆州小团体）实力的执政方针，通过裁撤汉中地区的军事实体，使丞相幕府派所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日益萎缩。毕竟当跟着丞相幕府派的人连饭都吃不起了，谁还会去关心刘禅后宫有几个女人啊！
同时对汉中军事政治经济资源的削弱，也是为了诸葛瞻即将出任执政做准备，目的是使他只能当“廷臣”而不能当“权臣”，这是在安刘禅之心。这也是敛兵聚谷政策能够出台的最大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