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帝国简史（连载一）

自人类迈进文明大门，文明的副产品战争即如影随形。人类文明迎来帝国的诞生后，以开疆扩土，兼并他国，奴役外族为人生抱负的帝国统治者更是让战争成为家常便饭。与帝国为邻即与战争为伴，铁血与征服是帝国故事永恒的主题。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自人类第一个帝国在约公元前3000年的尼罗河畔出现之后，直到公元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的历程就是一众此消彼起的帝国前仆后继，互相搏命厮杀的角斗比赛。历史仿佛一个永恒的角斗场，唯一流逝的只有时间。
古老神秘的古埃及、赫梯、亚述和巴比伦帝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大洲的超级帝国波斯；取代了波斯，却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取代了亚历山大，并顽强生存了千年的罗马帝国；以火箭般速度从沙漠中崛起的伊斯兰帝国阿拉伯；继承基督罗马衣钵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他的死对头，传承阿拉伯伊斯兰衣钵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多时候一盘散沙的印度帝国；横扫欧亚，将马背上的文明推向极盛的蒙古帝国；灭而不亡，不断涅槃重生的中华帝国。还有长时间不为欧亚非人民所知的美洲大陆上，在孤独中发展壮大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后来居上制霸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正是这些帝国书写了人类跨进农耕时代之后的文明史诗。他们崛起时一飞冲天，统合四方时颐指气使，覆灭时又悲壮唏嘘，让人类漫漫历史长河即充斥着血腥味儿又波澜壮阔。
首先，从文明的主角人类说起。



15万——1万年前
修炼成人
距今大约15万年前，今天全球70亿人的共同祖先“线粒体夏娃”出现在非洲大陆。距今大约5万年前，考古学意义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些“线粒体夏娃”的后代手握简陋的石头工具，走出非洲（注解1），开始了迈向文明的漫漫征途。这个伟大的壮举，过程却极其无聊。
白天摘果子、打猎；晚上啪啪啪，造小智人。
然后换一个地方，继续，
白天摘果子、打猎；晚上啪啪啪，造小智人。

这样的生活似乎与文明无甚瓜葛。早期走出非洲已经在欧亚大陆繁衍生息的其他直立人一如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等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已经日复一日做了几十万年。
但上帝站在我们祖先一边，给了智人一个硕大又独特的大脑。不同于其他人类的大脑仅仅是脑容量大，我们祖先的大脑结构更复杂精密，特别擅长思考和处理抽象概念。这让我们的祖先在生存之余喜欢找感觉玩艺术，最后胡思乱想搞出来图腾崇拜！这关键的精神进化让我们的祖先彻底脱离动物世界，超越了其他人类，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5万多年过去了，祖先们依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了非洲，走遍了全球。他们直立更加挺拔，双手越发灵活，浓密毛发也逐渐褪去，露出已经人模人样的面孔。但我们的祖先却并非善类，对其他动物和人类来说，他们更像是恶魔。他们每到一地就引发生灵涂炭的生态大灭绝，并将其他人类赶尽杀绝或混血同化。最后，他们成了地球上唯一的人类，整个地球的主人。
喉部器官的完善让祖先们彼此交流不再靠吼叫，而是使用抑扬顿挫的语言。语言能力的进步使得祖先们可以交流经验，并传承下去。还可以将脑海中的抽象概念进行具象描述，得以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为一个共同目标携手合作。这为人类之后演化出贸易、宗教、国家等社会化行为创造了条件。
而在全球各地迥异的自然环境压力的驱使下，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祖先们之间在生活习惯、语言发音和肤色体形等表象方面也演化出明显的区别。这是今天人类所谓种族差异的根源。我们已经彻底遗忘掉祖先们一起走出非洲的日子。



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3000年
村落到城市
进击为唯一人类，地球主人的祖先们，仍然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四处游走觅食是生活的主流。
直到距今约12000年前，即公元前9500年左右，大致新石器时代伊始，生活在近东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的人类部落开始开始驯植（农作物大麦和小麦）和驯养（牲畜狗羊猪牛），以期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
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农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人类物质生活自此苦尽甘来。人类文明也由此进入农耕时代。近东地区也收获人类农耕文明最早发祥地的殊荣。随后近东地区的农民又将农耕文明带去了北非、欧洲，以及印度。
全靠农民的功劳，人类吃饱肚子有了保证，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口迅速增长。养活增加的人口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粮食，饲养更多的动物提供鲜肉，然后又繁衍出更多的人口，人类种群进入良性循环。

之后过了大约两千年，公元前6000年左右，生活在近东两河流域的山侧地带（陶努斯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半坡的人类部落，早于其一同走出非洲，已经扩张至全球各地的人类同胞率先结束四处漂泊的采集狩猎生活，住进田地围绕的村落，过上完全依赖农耕和畜牧为生的定居生活。人类生存方式由迁徙转入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飞跃。人类不再四处游走，而是将自己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领土（地）观念萌芽。这是人类文明之后发展出国家和文化的起点，人类距离国家文明又近了一步。

又过了大约一千年，迫于人口增加和土地需求竞争性增长，星星点点分布于两河流域山侧地带的村落从（山）丘陵涌向两河流域之间的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成燎原之势。农业也由依赖降雨和山间湿土的小规模旱作农业进击为依赖江河淡水的大规模灌溉农业，让养活大量“多余”的非农人口，粮食富余和财富积累成为可能。由于各村落有大量剩余物资需要交换，催生出了贸易集市——城市的雏形。日常生活杂货品在贸易中越发重要，又导致了手工业的兴起。而这些新兴行业都需要专业人士打理，社会分工也雏形初见。交易品种和数量的激增对记录需求超出人脑记忆的极限，催生了文字的诞生。文字出现后，大规模的集中管理有了实现的可能。
各个村落（定居点）之间开始和平的贸易交流、婚配联姻、还有武力竞争。各村落对外负责交流或者武装冲突，村内负责祭祀天地、组织农业生产和粮食再分配等领导职位的男性及其身后的氏族渐渐一家独大，并开始垄断相关职位。最终成为人类最早脱离生产活动的一群人，父系血缘、贫富差距和等级观念由此萌芽。
人类终于来到了国家文明的门口。



城市与阶级
人类国家文明的最初形态是城邦。城市是城邦文明的核心，政治和商业中心，城市依赖周边农村生产的粮食供养。作为农耕文明发祥地的近东，当仁不让也成为人类最早的城市诞生地。
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泥板上书写楔形文字，信仰长着胡子的天气神的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间地—传说中的人类伊甸园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横空出世。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下游（今天伊拉克的南部）耸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大城市乌鲁克。这座城市的建筑皆用烧制的泥砖修葺。房屋表面镶嵌着五色的马赛克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阶梯金字塔状的神庙高耸入云，里面供奉着人类最古老的长着胡子的天气神。乌鲁克在鼎盛时期人口超过1万5千人，而当时全世界不到500万人。为纪念人类这座伟大的城市，今天立国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共和国就取名“乌鲁克”，阿拉伯语读作“伊拉克”。
很快，更多的泥砖城市在两河流域涌现。埃利都（初具城市雏形的时间甚至早于乌鲁克，但被乌鲁克后来居上）、乌尔、尼普尔、拉格什、基什，这些遥远而古老的名字照亮了人类文明史。人类正式跨进国家文明的门槛。由于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居民放弃了原始的石器，而使用更为精致的青铜制成的生产工具和土陶的生活用具。社会文明肇端又被称为青铜时代。

这些因为繁荣的贸易而诞生的城市，却因为生活在城市的大量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每个城市都依赖于大量的村落供养，必须制定和执行高效的农业生产和采购计划，满足城市粮食之需；需要组织庞大的人力疏通和维护水道，将河水引入城市，解决城市水源之荒；推进泥砖的批量化生产，加快住房建设，以应付城市的新增人潮；打造完整建制的常备军，以拱卫城市，并在与其他城市的武力冲突中取得优势。这一切要求城市具备一个资源集中，专业分工，高度分层的全新社会机制。经过短暂动荡，苏美尔人形成了社会等级鲜明，分工明确的城市生活模式。
在城市周围耕作的农民，大量主要由战俘和被掠夺来的外乡人组成的奴隶，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构成了城市的底层。
城市中坚力量是城市自由民，大地主和职业阶层——独立的商人、从事文字工作的文书、制作手工艺品的工匠、以及热门的新职业——战士。
战士堪称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比肩农民和猎人。不过职业战士出现的时间更晚，人类早期的部落冲突中，部落中几乎所有健壮的男性都会参与。各个城市间因为水源和灌溉土地界限及其他问题导致了更为频繁，规模更大的冲突。战争，人类文明挥之不去阴影也随之而来。迫于战争的压力，一定规模的常备军队成为必须，从而让战士成为固定的职业。战士最初只从城市自由民中募集，奴隶没有参军资格。
频繁的战争也让军队的统帅们顶着城市保护者的光环，堂而皇之成为各个城市的统治者，他们被称为“卢加尔”，意为“王者”。
城邦兴起的时候，权利掌握在城市大家族（贵族）的首领或代表们组成的长老会手里，连卢加尔也由他们提名和选出。但随着战争的需要，各城邦卢加尔的权利越来越大，只要卢加尔们能在战场上继续胜利，长老会和公民大会几乎形同虚设。只有民事司法权至始至终掌握在长老会手里。
卢加尔们利用战争的威胁，通过强占和税负；祭司们通过精神服务收取捐赠，共同控制和支配着城市的大部分财富。国王家族、宗教祭司团体和长老会成员构成了城市的上层。
城市将人类带进社会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苦难的阶级制度，人类被分化为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500年
帝国降世
城市是国家文明伟大的产物，但不是终点。很快，古代国家的终极形态—跨地域文化，跨种族，统治疆域辽阔的帝国即将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似乎是苏美尔人的囊中之物，毕竟是苏美尔人建立了最早的人类城市。但天气神却和苏美尔人开了个玩笑。世界上第一帝国的荣光被古埃及人后来居上抢走。苏美尔人自己土地上的帝国，也诞生自阿卡德人沙尔贡之手。

阿卡德人是苏美尔人邻居，两个民族一起生活了数百年。阿卡德人使用楔形文字，信奉苏美尔人的天气神。沙尔贡本人也曾是基什城的苏美尔国王的官员。
公元前4000—30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先后建立起大小不等的12座城市，拥护着12位“卢加尔”。 为了荣誉，也为了土地、人口的现实需要，“卢加尔”们彼此频繁征战。
长年的战争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公元前24世纪中叶，沙尔贡凭借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5000名步兵，上千辆驴拉（你没看错，不是马，是驴）战车—打败了所有的“卢加尔”，基本统一了两河流域。
之后，沙尔贡作出了历史性举动，他向被征服的城市派去总督和士兵，以保证这些城市对他的忠诚，并征收税款和粮食。而不像以前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接受战败的城市口头臣服和赔偿了事。
总督们是各个被征服城市的实际当权者，而各城市的傀儡国王和长老会则彻底沦为摆设或日常行政工作人员。总督们直接听命于沙尔贡，这让沙尔贡成为实际统治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土地上众多城市，生活于此有着不同信仰，说着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的独裁者。沙尔贡的政权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
沙尔贡建立的帝国政权仅存在了100多年，但帝国理想却成为两河流域其他后来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目标。



尼罗河奇迹
地球自转轴的摇摆，让位于北非的撒哈拉地区每隔2万年，在湿地平原和大沙漠之间来次角色调换。
距今一万年前的撒哈拉，正经历沧海到沙海的地质巨变。迅速干涸的河流和肆虐的沙暴，一路赶着生活在这片土地的部落们，纷纷落走到地处撒哈拉边缘的最后的生命线——尼罗河。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发源于中非高原，自南向北穿过北非，汇入地中海。
公元前3000年左右，带着假发、画着眼影，书写象形文字的古埃及人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尼罗河三角洲崛起。人类早期又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埃及文明诞生。

不同于苏美尔人，古埃及文明几乎一步到位，直接以帝国形态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这得益于其可耕种土地和人口的高度集中。被沙漠包围的古埃及人全部拥挤在尼罗河两岸狭长的黑土带。古埃及人口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达到高峰，也不过800余万人，只有汉帝国人口七分之一，人口密度却是汉帝国的两倍。

在苏美尔人还在城邦混战的时候，古埃及的第一位法老纳摩尔（史学界对此尚有分歧），在公元前3050年左右建立起统一上下（尼罗河上下游）埃及的古王朝，定都孟菲斯，由此拉开了古埃及长达2500年的帝国征程的序幕。
法老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祭司和高级军事将领是帝国的官僚统治阶层。识字的抄写员、城市自由民、工匠和士兵组成了普通社会阶层。而农民、渔民和仆人、奴隶是社会最底层，他们只能挤在低矮的沙土建筑内。高级官员和富人则居住在有花园的宽敞别墅里。法老和祭祀则住在用石料修建的巨大宫殿和神庙里。
公元前2700年左右，纳摩尔创建的埃及帝国改朝换代，进入古王国时期。古埃及最伟大的成就—巨石砌成的古代摩天大楼—金字塔，就是古王国法老们的杰作。一般认为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最壮观的是墓室内刻有古王国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名字的大金字塔。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金字塔还可能是宗教圣地。
古埃及人认为世间万物都由神灵主宰，供奉神灵有百万之多。当然太阳神拉是王朝统治者法老的化身，是国家主神。
另一位国家主神是冥神欧利西斯。将象征死亡的冥神作为国家崇拜对象，仅此古埃及一家。因为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获得永生。他们将尸体小心翼翼制作成木乃伊，确保死者的灵魂拥有享用贡品的躯体，可以居住的躯壳。



印度河的骄傲
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西岸拖动巨石修建金字塔的时候，往东，亚洲的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的印度河谷（现今巴基斯坦境内），公元前2500年左右，哈拉帕人开创了神秘的古印度文明。
对哈拉帕文明，现在我们还知之甚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哈拉帕人的发家史与苏美尔人有些类似。依靠兴旺的贸易，村镇发展为城市，沿印度河星罗棋布。连修建城市的材料都一样是泥砖。哈拉帕人的农业技术也源于近东地区。但近东农民的影响力仅限印度西部的印度河流域，东边恒河中下游流域则是东亚农民的地盘。彼时印度次大陆是近东和东亚两大农业文明中心唯一的交流之域。
从考古证据来看，哈拉帕人没有苏美尔人那么好战。哈拉帕人最好的城市，莫亨杰达罗人口也超过2万，但发掘的城市遗迹没有明显的防御工事，也没有供统治者居住的雄伟的宫殿建筑，却有着宽敞的民居和人类最早的冲水马桶甚至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莫亨杰达罗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更适合普通市民生活。
生活舒适的哈拉帕人有足够的空余时间追求个人精神世界。于是他们发明了瑜伽，兴起了冥想修行。
源于图腾崇拜的苏美尔和古埃及的宗教，都强调神是超越宇宙的存在。凡人必须听神的教诲，乖乖做神的子民，死后灵魂才能被允许进入神居住的天堂。而哈拉帕人的宗教观却认为神和凡人一样也是宇宙因果的组成部分，鼓励凡人通过冥想参悟宇宙真理，与神平起平坐。
哈拉帕人在不经意间启蒙了全新的宗教思想。几个世纪之后，继承因果思想的东方宗教将迎来爆炸性繁荣，诞生出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等众多教派。与以苏美尔和古埃及宗教为衣钵的西方宗教分庭抗礼。



黄帝的中土
再往东，东亚大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从北至南即诞生了多个分别以粟和稻谷为主要农业作物的独立发展的地方农耕文化圈。虽然定居耕作出现的时间略晚于近东地区，但东亚两河流域却是人类农耕文明又一个原生地和传播中心。东南亚、日本列岛、大洋洲和印度东部恒河流域最早的水稻种子和耕作技术都源于长江流域的农民。
黄河流域有用皮鼓石磬等乐器祭祀的陶寺文化，用鼎豆等陶制酒器祭祀的龙山文化，北上今天的内蒙古境内有崇拜神兽猪龙的红山文化，南下长江流域下游有崇拜太阳神，用玉器祭祀的良渚文化等。
经过近两千年长时间的相互交流融合，几乎与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明同时代，这些地方农耕文化圈的结合部，即黄河长江的河间地中央，今天中国陕西省南部和河南省西部孕育出一个博采众文化圈之长全新文明—夏。夏文明崇拜神龙，使用青白玉和青铜制成的礼器、乐器祭祀祖先，社会等级分明，讲究家族血缘优先。夏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文明正式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注解2）。
但今天的我们对夏知之甚少，虽然考古证据实捶了夏的存在，但现存有关夏的文字史料大多取材神话和传说，不可采信。只能推测大约在公元前3000-2500年，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土地被分别以黄帝和炎帝为首的两大部落联盟控制。黄帝和炎帝部落之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黄帝亲率麾下大军先后战胜炎帝和他的后人蚩尤，最终成为华夏各部落公认的 “共主”。
到公元前约2000年，据传因为成功治理黄河水患而成为黄帝部落首领的大禹在阳城（今天中国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将权利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结束了部落首领禅让继承的惯例，从而开创了古华夏文明第一个世袭政权—夏。

据估计夏王朝直接统治地区大致位于今天中国渭南和豫西地区，只是一个较大的城邦国家。被周围更小的城邦和部落奉为“共主”，建立真正的王权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夏迁都安邑后，都城人口也超过2万，迈进人类早期超级大城市的行列。


至此，人类史上著名的四大古文明全体亮相，三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都发展出了成熟的农耕经济，建城立国。人类早期文明是亚非人民的时代。现代化先驱的欧洲人，这个时期还在敲石头住山洞，采集野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