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大白话（圆整版）(转载)
“有人说我是变色龙，不错，对于政治气节这个东西，我坚持的不够。在李前 （指李登辉）当政的那几年，我曾顺从过某些台独的主张。其实，我本人对是否独立，并不是很敏感。毕竟，在这个岛上，独立或不独立，实际上都取决于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悲哀吧。但是现在，我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表示支持统一，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再搞模糊。因为现在我不需要违心了，不需要因为选票而屈膝了，不需要为了迎合中间票仓而说鬼话了。放下这一切，我发现，我实在无法将海峡这边，与那边，看成两个不同的国家。我的父亲生活在那边几十年，我也在那边出生，我实在无法设想，将来有一天，史书上说我的父亲是外国人，而我是台籍外国人，这个真的不行啊。年纪大了，对政治看淡了，就更加重视文化、历史、血脉……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我们这边，和他们那边是截然中分的。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宋楚瑜，原中华民国台湾省省长，原亲民党 ，2008年4月《答媒体朋友问》
——宋楚瑜，原中华民国台湾省省长，原亲民党 ，2008年4月《答媒体朋友问》
“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前有这么多的所谓呛声民众，你问我的心情？那好，我告诉你，我的心情好的很，好的出奇！这些人呛声，正说明我今日的举动，戳到了他们的神经。什么神经？台独的神经！我郝某人，一生一世，就是个中国人。我和李大总统（指李登辉）不同，他在先总统（指蒋经国）面前说自己是中国人，如今不说了。我过去说，现在说，将来直到我死，我仍然说，我就是个中国人！没错，我半生都在跟老共（指中共）斗，现在依然不认同他们。但怎么看老共是一回事，支不支持统一又是一回事。我生在中国盐都，学在中国南京，长在中国湘、桂之间，服役在中国台湾省，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我不愿意到死的时候，却躺在另一个所谓国家的土地上！今日，我回家去探望桑梓故土，这是我，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那些呛声的人，他们连祖宗都不认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乎他们？厥他老母！”
——郝柏村，原中华民国总统府侍卫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总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长，1999年4月3日《临行前的感言》
注：
1999年4月3日，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起程飞赴大陆，开始返乡扫墓之行。
因其特殊身份，这次大陆行在台湾的独派中，引发强烈反弹。
当日，上千名台独民众聚集在机场，要求郝柏村“不得离开台湾”、“不要出卖台湾”，场面几近失控。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郝柏村，原中华民国总统府侍卫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总长，原中华民国国防部长，1999年4月3日《临行前的感言》
注：
1999年4月3日，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起程飞赴大陆，开始返乡扫墓之行。
因其特殊身份，这次大陆行在台湾的独派中，引发强烈反弹。
当日，上千名台独民众聚集在机场，要求郝柏村“不得离开台湾”、“不要出卖台湾”，场面几近失控。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 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注：
1980年代初，缅甸政府开始对 角地区的非法武装集团进行“常规清理”，并向中国提交外交照会，希望中方“不支持有可能具有华裔血统的非法武装分子”。
1985年起，中方连续回应缅甸政府的诉求，表示“支持缅甸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政府维护行政主权的努力”，并表示将“努力协助缅甸人民摆脱武装冲突的威胁”。
同时，中央向西南各省做出内部指示，确立“公开支持，行动谨慎，维持现状，保护重点人员与地区”的方针。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
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
不错， 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
但 之所以是 ，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
……
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
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 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 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稳了，
需要 这面大旗撑腰了，
等哪天又站稳了，
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宋任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
要讲求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点，
也是考验我们业务素质的必要条件
……
对于他们（指越南），
我们现在不打了，是友好邻邦了，这是必须要公开强调的；
我们尊重越共的执政地位，支持它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核心；
我们没有招降纳叛，没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我们只是不禁止外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入镜，这是重点；
最后，我们的任何举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两国世代友好的大原则，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
……
同志们，
话如何说，
事如何办，
怎样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
这是学问，
是需要长期实践的”
——赵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3月《坚持原则，灵活执行》
注：
1989年，历时十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在冷战趋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开始尝试接触，并出于各自需要，转向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 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强调加强与越共的党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邦”。
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陆续接纳、收容越共党员干部、越南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越南人民军军事主官等，超过11000人（越南有关方面1999年的统计数据为33291人），并抨击中方为“干涉内政的行为”。
中共官方不承认越方的相关指控，一直强调这属于“正常的国别间人际流通”，并强调“中方无权干涉他国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入镜”。
“我们工作的性质，
要求我们要保持冷静，
而不能跟着舆论的指挥棒起舞
……
这次这个事情（指1991年日本冲绳地区举行“独立公决”），
我们怎么看呢？
原则上来说，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当局剥削与压迫的行为，当然，这个殖民地的定性，出了这个厅，我是不认的，我是支持日本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全场笑）；
实质上说，它是当地人面对庞大资本流通性造成的失业、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等情况，产生的由失望到厌恶、由厌恶到反抗的自然转向，这是当下民族国家内部很常见的地域独立行为；
再有一点，这是冲绳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反对充当霸权主义国家战争桥头堡的正义举动，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它是这样（全场笑） ……
我们没有支持它，
我们仅仅是理解当地人民的呼声，
理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们希望人民的呼声得到关注，
我们为此而努力
这是人道主义，和政治无关（全场笑）”
——杨振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原全国人大中日友好小组 ，1991年7月《我们该如何表态》
注：
1991年6月7日，日本冲绳地区举行“争取人民独立权利公决”，又称“独立公决”。日本官方认为此举“明显违宪”，宣布不予承认，并逮捕了57名“重要执行者”，从而引发当地的一系列骚乱。
中方呼吁日本政府保持冷静，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倾听人民的民主呼声，并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注：
1980年代初，缅甸政府开始对 角地区的非法武装集团进行“常规清理”，并向中国提交外交照会，希望中方“不支持有可能具有华裔血统的非法武装分子”。
1985年起，中方连续回应缅甸政府的诉求，表示“支持缅甸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政府维护行政主权的努力”，并表示将“努力协助缅甸人民摆脱武装冲突的威胁”。
同时，中央向西南各省做出内部指示，确立“公开支持，行动谨慎，维持现状，保护重点人员与地区”的方针。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
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
不错， 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
但 之所以是 ，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
……
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
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 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 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稳了，
需要 这面大旗撑腰了，
等哪天又站稳了，
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宋任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
要讲求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点，
也是考验我们业务素质的必要条件
……
对于他们（指越南），
我们现在不打了，是友好邻邦了，这是必须要公开强调的；
我们尊重越共的执政地位，支持它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核心；
我们没有招降纳叛，没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我们只是不禁止外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入镜，这是重点；
最后，我们的任何举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两国世代友好的大原则，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
……
同志们，
话如何说，
事如何办，
怎样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
这是学问，
是需要长期实践的”
——赵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3月《坚持原则，灵活执行》
注：
1989年，历时十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在冷战趋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开始尝试接触，并出于各自需要，转向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 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强调加强与越共的党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邦”。
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陆续接纳、收容越共党员干部、越南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越南人民军军事主官等，超过11000人（越南有关方面1999年的统计数据为33291人），并抨击中方为“干涉内政的行为”。
中共官方不承认越方的相关指控，一直强调这属于“正常的国别间人际流通”，并强调“中方无权干涉他国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入镜”。
“我们工作的性质，
要求我们要保持冷静，
而不能跟着舆论的指挥棒起舞
……
这次这个事情（指1991年日本冲绳地区举行“独立公决”），
我们怎么看呢？
原则上来说，它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当局剥削与压迫的行为，当然，这个殖民地的定性，出了这个厅，我是不认的，我是支持日本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全场笑）；
实质上说，它是当地人面对庞大资本流通性造成的失业、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等情况，产生的由失望到厌恶、由厌恶到反抗的自然转向，这是当下民族国家内部很常见的地域独立行为；
再有一点，这是冲绳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反对充当霸权主义国家战争桥头堡的正义举动，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它是这样（全场笑） ……
我们没有支持它，
我们仅仅是理解当地人民的呼声，
理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们希望人民的呼声得到关注，
我们为此而努力
这是人道主义，和政治无关（全场笑）”
——杨振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原全国人大中日友好小组 ，1991年7月《我们该如何表态》
注：
1991年6月7日，日本冲绳地区举行“争取人民独立权利公决”，又称“独立公决”。日本官方认为此举“明显违宪”，宣布不予承认，并逮捕了57名“重要执行者”，从而引发当地的一系列骚乱。
中方呼吁日本政府保持冷静，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倾听人民的民主呼声，并三次重申“支持日本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所做得努力”。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
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 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
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
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 …… 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 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
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
你不能回来，
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
这是原则
……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
以后要往下走，
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
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
中央有决心，
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
——吕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
注：
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
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
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 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 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
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
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 …… 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 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
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
你不能回来，
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
这是原则
……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
以后要往下走，
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
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
中央有决心，
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
——吕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
注：
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
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
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 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小组讨论可以自由，话题可以开放，不设禁区，但注意，记录要备案，不要公开。大家的问题归纳一下：
一是（驻南联盟大使馆）里有没有我们的技术小组？
二是（使馆被炸）之前，我们是否得到了情报？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莫须有吧。（f117）被击落后，我们确实来人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于是否在（驻南联盟大使馆）里面搞东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个问题，我确定没得到情报。这次事件很突然，层级涉及复杂。真相需要组织上的调查，预计时间会很长。大家现在要稳定情绪，而不是吃后悔药。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重的任务。大家要坚持……”
——吴建民，原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善后工作的讨论会》
“我们不需要真相，换句话，组织上的结论就是真相。
这件事的定性，就是武力侵犯我国的驻外使馆，等同于侵犯我国领土。
性质就是这样，可以截止了，不需要、也不允许继续争论。
至于日后的解密，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越俎代庖。
按照这个定性，我们开展工作。
这是大家的基本功，要冷静，要沉着，就这两点要求。
再说一遍，性质确定了，这就是真相！”
——马振岗，原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参赞，原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紧急动员前的一些意见》“这件事（指刘广智案），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个不需要讳言。钱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这两点最近经常讲，我不再赘述。我现在强调的，是组织规范与原则问题。最近几年连续的风波，暴露的就是组织上监管失范的问题。有些人反感组织监督，反感人身监控，反感行动管制，甚至有些负责干部主要反对组织监管。我们最近的整肃，就是要打掉这种势头 ……
你反对可以，你可以脱离组织，脱掉军装。现在不是20年前，你去经商、去任教、去当打工都可以，选择很多。但是，只要你舍不得组织内的级别待遇，舍不得这身衣服，你就要服从，坚决的服从！
……
今后，组织条例的执行将从严、从重、从速，不要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种氛围下，任何举动都有被放大的可能。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这个上面。套用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林红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十九师政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九军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2004年11月《关于组织监管的训话》
注：
2004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被捕，并曝出其向台湾出卖情报的传闻。伺候，刘被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执行。
从1990年代末起，大陆军界连续曝出重量级情报泄露丑闻，涉及多名重要将领。由此，军队内部掀起来长达数年的“整肃”。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斗的下场吧（全场笑） 内部讨论，我就不再自我批评了。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两点疑问：
一是，我是不是瞒报了疫情。这个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隐瞒，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个人来说，我没有瞒，也瞒不住；但组织程序上说，我隐瞒了。至于原因，大家可以讨论，我不想留档（全场笑）
二是，我绝不绝的冤枉。应该说，不冤，这个是真心的。谁坐在这个位子上，发生了这样的疫情，都要下台。要知道，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过之类的话，同志
们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应该这种提法，没有意义的。”
——张文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原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2003年6月《党组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内部，我们没有隐瞒。真实原因，必有一个扩散的层级。我将可以说的，告诉大家，也请大家注意组织纪律 ……
事实就是这样，没有敌袭，没有所谓不明国籍舰艇，基本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舰艇内）三级摄氧阀门都没开，1—7仓封闭，内部无应力，氧气耗尽大约在8分钟以内。（事后检查）所有人出现重度窒息，没有物理中毒体征。另外，（窒息人员）有四肢蜷缩、掐顶咽喉的遗留动作，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征。医疗部肯定，没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学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结果。这是操作失误，就是这个结论
……
请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猜测，直接调查文档，将在适当范围内公开，部分同志可以申请查阅。
至于我本人，服从组织决定，没有话说。”
——陈先锋，原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舰队政治委员，2003年5月1日《在检讨会上的汇报》
注：
2003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361号潜艇在内长山以东中国领海进行训练时，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江于5月2日发唁电，对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官兵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361潜艇特大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给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陈先锋行政降职处分，同时分别给予其他8名有关人员以行政撤职、降职等纪律处分。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注：
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决定，不再审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结果，Google将在未来几周时间和中国政府谈判，要求能够在中国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审查的搜索引擎。 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
“这个事情（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你无论怎样做，他都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这些年，其实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们搞摩擦。它的运营方式，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们搞动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钱来支持这个所谓自由捍卫者嘛。这就是墙里失地墙外补，反正它不吃亏嘛
……
至于我们，再强调一下，网络监管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心态表态的程序。这个东西，实质意义其实不大，避开监管的方法很多，更何况，外面（指国外的一些组织）有那么多人免费教嘛（全场笑）。
但我们依然要坚持，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坚持。我们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偷偷摸摸地搞，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没错，这就是思想对抗，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打游击战。同志们，要认清这一点，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蔡名照，原新华社副社长，原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10年4月《在年轻干部培训课上的讲话》
一是（驻南联盟大使馆）里有没有我们的技术小组？
二是（使馆被炸）之前，我们是否得到了情报？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莫须有吧。（f117）被击落后，我们确实来人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于是否在（驻南联盟大使馆）里面搞东西，天知地知，你我不知……
第二个问题，我确定没得到情报。这次事件很突然，层级涉及复杂。真相需要组织上的调查，预计时间会很长。大家现在要稳定情绪，而不是吃后悔药。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重的任务。大家要坚持……”
——吴建民，原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原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善后工作的讨论会》
“我们不需要真相，换句话，组织上的结论就是真相。
这件事的定性，就是武力侵犯我国的驻外使馆，等同于侵犯我国领土。
性质就是这样，可以截止了，不需要、也不允许继续争论。
至于日后的解密，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越俎代庖。
按照这个定性，我们开展工作。
这是大家的基本功，要冷静，要沉着，就这两点要求。
再说一遍，性质确定了，这就是真相！”
——马振岗，原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参赞，原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99年《紧急动员前的一些意见》“这件事（指刘广智案），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个不需要讳言。钱是一方面，信仰是一方面，这两点最近经常讲，我不再赘述。我现在强调的，是组织规范与原则问题。最近几年连续的风波，暴露的就是组织上监管失范的问题。有些人反感组织监督，反感人身监控，反感行动管制，甚至有些负责干部主要反对组织监管。我们最近的整肃，就是要打掉这种势头 ……
你反对可以，你可以脱离组织，脱掉军装。现在不是20年前，你去经商、去任教、去当打工都可以，选择很多。但是，只要你舍不得组织内的级别待遇，舍不得这身衣服，你就要服从，坚决的服从！
……
今后，组织条例的执行将从严、从重、从速，不要有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这种氛围下，任何举动都有被放大的可能。这就是政治，你不理解，就要栽到这个上面。套用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林红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十九师政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九军九政治部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2004年11月《关于组织监管的训话》
注：
2004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被捕，并曝出其向台湾出卖情报的传闻。伺候，刘被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并执行。
从1990年代末起，大陆军界连续曝出重量级情报泄露丑闻，涉及多名重要将领。由此，军队内部掀起来长达数年的“整肃”。 “放在30年前，我就是被批斗的下场吧（全场笑） 内部讨论，我就不再自我批评了。现在回答同志们提出的两点疑问：
一是，我是不是瞒报了疫情。这个嘛，我想大家都明白，真正的隐瞒，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个人来说，我没有瞒，也瞒不住；但组织程序上说，我隐瞒了。至于原因，大家可以讨论，我不想留档（全场笑）
二是，我绝不绝的冤枉。应该说，不冤，这个是真心的。谁坐在这个位子上，发生了这样的疫情，都要下台。要知道，这是死了人的，而且是300多人！代人受过之类的话，同志
们就不要提了。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是很幼稚。政治上的事，不应该这种提法，没有意义的。”
——张文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原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2003年6月《党组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内部，我们没有隐瞒。真实原因，必有一个扩散的层级。我将可以说的，告诉大家，也请大家注意组织纪律 ……
事实就是这样，没有敌袭，没有所谓不明国籍舰艇，基本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舰艇内）三级摄氧阀门都没开，1—7仓封闭，内部无应力，氧气耗尽大约在8分钟以内。（事后检查）所有人出现重度窒息，没有物理中毒体征。另外，（窒息人员）有四肢蜷缩、掐顶咽喉的遗留动作，这也是深度窒息的表征。医疗部肯定，没有第三方中毒，以及其他化学干涉，就是短周期快速缺氧的结果。这是操作失误，就是这个结论
……
请大家不要做无谓的猜测，直接调查文档，将在适当范围内公开，部分同志可以申请查阅。
至于我本人，服从组织决定，没有话说。”
——陈先锋，原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原北海舰队政治委员，2003年5月1日《在检讨会上的汇报》
注：
2003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361号潜艇在内长山以东中国领海进行训练时，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江于5月2日发唁电，对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官兵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对361潜艇特大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给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丁一平、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陈先锋行政降职处分，同时分别给予其他8名有关人员以行政撤职、降职等纪律处分。
“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注：
2010年1月13日，Google公司决定，不再审查Google. cn上的搜索结果，Google将在未来几周时间和中国政府谈判，要求能够在中国法律框架内运营未经过滤审查的搜索引擎。 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Google公司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
“这个事情（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你无论怎样做，他都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这些年，其实它（指Google）一直在和我们搞摩擦。它的运营方式，在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收益不大。但它跟我们搞动作，外面就有人支持它，就有人花钱来支持这个所谓自由捍卫者嘛。这就是墙里失地墙外补，反正它不吃亏嘛
……
至于我们，再强调一下，网络监管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心态表态的程序。这个东西，实质意义其实不大，避开监管的方法很多，更何况，外面（指国外的一些组织）有那么多人免费教嘛（全场笑）。
但我们依然要坚持，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坚持。我们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偷偷摸摸地搞，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没错，这就是思想对抗，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打游击战。同志们，要认清这一点，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志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蔡名照，原新华社副社长，原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10年4月《在年轻干部培训课上的讲话》
民族问题很难解决，也很好解决。 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民族矛盾与冲突，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 只有让广大少数民族无产者明白，造成他们饥寒困苦的元凶是本民族的贵族压迫者，才能让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真正的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本民族的统治阶级。
非阶级观的所谓民族团结，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0年1月《关于民族问题处理的几点看法》“民族问题是尤其特殊属性的。
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真正解决。
寄希望于片面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友好，最终只能造成民族聚合的假象。
这种假象，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只有依靠民族的无产阶级，共同反对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才能真正实现基于无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民族大团结。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高克林，原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对中央的几点意见》 “今日能有机会，在诸位贤达面前畅言，我本人，是十分激动和欣喜的。
非阶级观的所谓民族团结，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0年1月《关于民族问题处理的几点看法》“民族问题是尤其特殊属性的。
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真正解决。
寄希望于片面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友好，最终只能造成民族聚合的假象。
这种假象，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只有依靠民族的无产阶级，共同反对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才能真正实现基于无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民族大团结。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高克林，原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对中央的几点意见》 “今日能有机会，在诸位贤达面前畅言，我本人，是十分激动和欣喜的。
有同仁说，逆刘氏窜访（指1966年3月，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值得关注。
错！匪（指中共）已僭国数载，随无大义，却有实据，匪首窜访是很正常的事。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窜访之人，即匪首之刘氏。
我认为，逆刘氏与逆首毛氏，可能存在巨大的裂隙，甚至可能发生走火！
我的依据是：
一则，自（民国）五十一（即1962年），刘氏抨击毛氏之所谓三面红旗后，二人在匪之重大政策上，已无明确的相同表态，往往你说而我默，这在匪之体制下，是很不正常的； 二则，（民国）五十三年（即1964年），匪宣传毛氏退隐，而刘氏跃居前台，此行径与毛氏之强硬性格大有不合，颇疑其为内部争斗的暂时妥协，以毛氏之性格，必有后招； 三则，逆刘氏此次窜访，匪之官舆未作大肆宣扬，匪之对外机构也没有频繁歌颂，这与周先生（国民党官方舆论，不称周恩来为?逆?）出访（指1963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大不相同，此必有难言之事；
四则，逆刘氏近期未有私人训话见匪之报端，未有明确的政令传达，这与匪之领导方式颇有不合”
……
由此数则，我个人认为，匪之大变在际，似将有偌大的内部冲突。
我方应做好应变策略，适当时候，应襄助匪之 斗争失败者，或光复故土，亦可稍期！”
——严家淦，原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66年5月《近期匪情通告》
错！匪（指中共）已僭国数载，随无大义，却有实据，匪首窜访是很正常的事。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窜访之人，即匪首之刘氏。
我认为，逆刘氏与逆首毛氏，可能存在巨大的裂隙，甚至可能发生走火！
我的依据是：
一则，自（民国）五十一（即1962年），刘氏抨击毛氏之所谓三面红旗后，二人在匪之重大政策上，已无明确的相同表态，往往你说而我默，这在匪之体制下，是很不正常的； 二则，（民国）五十三年（即1964年），匪宣传毛氏退隐，而刘氏跃居前台，此行径与毛氏之强硬性格大有不合，颇疑其为内部争斗的暂时妥协，以毛氏之性格，必有后招； 三则，逆刘氏此次窜访，匪之官舆未作大肆宣扬，匪之对外机构也没有频繁歌颂，这与周先生（国民党官方舆论，不称周恩来为?逆?）出访（指1963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大不相同，此必有难言之事；
四则，逆刘氏近期未有私人训话见匪之报端，未有明确的政令传达，这与匪之领导方式颇有不合”
……
由此数则，我个人认为，匪之大变在际，似将有偌大的内部冲突。
我方应做好应变策略，适当时候，应襄助匪之 斗争失败者，或光复故土，亦可稍期！”
——严家淦，原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66年5月《近期匪情通告》
今日是个欢喜的日子，吾却要说两句不讨喜的话，诸君切勿见怪。
吾等战胜日寇，是否就能安享太平富贵了？
吾要说，绝不能！
吾等以战养战，自觉军力日渐强盛；
却不见，共匪亦未坐以待毙。
其所占之地，夺士绅之土以贿乡民，轻易变可聚齐百万暴徒；
其背依赤俄，正值欧陆红潮汹涌之际，更得有力之相助；
其缴获不计之日军武器与给养，立时便有了逞凶施暴的能耐。
在吾等欢庆时，匪之头目殚精竭力，五时不思量至吾等有产者于死地！
今日之太平盛世，稍有不谐，转目就可为吾等之最后晚餐矣！
诸位尚可自娱乎？”
——吴铁城，原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原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5年11月《吾人尚有欢愉之闲暇乎？》
吾等战胜日寇，是否就能安享太平富贵了？
吾要说，绝不能！
吾等以战养战，自觉军力日渐强盛；
却不见，共匪亦未坐以待毙。
其所占之地，夺士绅之土以贿乡民，轻易变可聚齐百万暴徒；
其背依赤俄，正值欧陆红潮汹涌之际，更得有力之相助；
其缴获不计之日军武器与给养，立时便有了逞凶施暴的能耐。
在吾等欢庆时，匪之头目殚精竭力，五时不思量至吾等有产者于死地！
今日之太平盛世，稍有不谐，转目就可为吾等之最后晚餐矣！
诸位尚可自娱乎？”
——吴铁城，原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原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5年11月《吾人尚有欢愉之闲暇乎？》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 比如当年 （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
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
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
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
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
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
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
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
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
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
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 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同意 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
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
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
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
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
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
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
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王稼祥，原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首任驻苏联大使、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 比如当年 （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
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
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
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
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
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
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
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
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
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
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 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同意 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
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
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
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
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
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
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
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王稼祥，原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首任驻苏联大使、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我们进行革命，归根结底是什么？
不是为了延续封建的王朝统治，也不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民族国家。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与安宁。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个被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吗？ 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联合为一个无产积极的联合实体呢？
腐朽的王朝国家体制，与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同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障碍。 我们的革命，为何要建立、或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所以，我的意见，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后，立刻与苏联进行整体的合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向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迈进！” ——凯丰，原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原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原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8年11月《请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
”他（指潘汉年）不是完人，他当然会犯错误。
谁是完人呢？恩来不是，老总（指朱德）不是，连 （指毛）也不是！
犯了错误就改嘛，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误，都可以给改正的机会嘛。
就是原则错误，也还有治病救人一说，这是 说的嘛。
他（指潘汉年）有错误，我也有。我（当时）领导他嘛，他错了，我就不可能全对。 战争年代，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错误， 也不是一直正确嘛。
这个无需避讳，也不用总挑出来骂。骂得多了，就是泼妇行为，是诋毁！“
——饶漱石，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委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65年1月《我的几点不解》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
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 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
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东北并入苏联，讲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讲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
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
一，东北并入苏联
二，北朝鲜并入我国
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高岗，原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
“混淆爱国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界限，是近期党内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应明确，爱国主义从来是虚幻的，它仅仅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是统治阶级用来美化资本垄断权力的舆论术语。
当前，我们之所以宣传爱国主义，只是为了团结最广大的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普通群众，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武力侵犯，是暂时的和权变的。
但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应认识到，任何民族问题，首先是阶级问题；民族冲突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都只是阶级矛盾的突出体现。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个紧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体，是取消民族国家的国界，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信仰！”
——李维汉，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39年3月《当前值得关注的一些思想动态》
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
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
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
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
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
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
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
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
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
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 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同意 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
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
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
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
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
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
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
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王稼祥，原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首任驻苏联大使、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 比如当年 （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
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
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
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
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
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
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
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
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
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
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 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同意 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
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
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
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
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
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
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
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王稼祥，原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首任驻苏联大使、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
我们进行革命，归根结底是什么？
不是为了延续封建的王朝统治，也不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民族国家。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与安宁。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个被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吗？ 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联合为一个无产积极的联合实体呢？
腐朽的王朝国家体制，与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同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障碍。 我们的革命，为何要建立、或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所以，我的意见，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后，立刻与苏联进行整体的合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向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迈进！” ——凯丰，原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原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原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8年11月《请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
”他（指潘汉年）不是完人，他当然会犯错误。
谁是完人呢？恩来不是，老总（指朱德）不是，连 （指毛）也不是！
犯了错误就改嘛，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误，都可以给改正的机会嘛。
就是原则错误，也还有治病救人一说，这是 说的嘛。
他（指潘汉年）有错误，我也有。我（当时）领导他嘛，他错了，我就不可能全对。 战争年代，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错误， 也不是一直正确嘛。
这个无需避讳，也不用总挑出来骂。骂得多了，就是泼妇行为，是诋毁！“
——饶漱石，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委书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65年1月《我的几点不解》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
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 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
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东北并入苏联，讲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讲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
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
一，东北并入苏联
二，北朝鲜并入我国
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高岗，原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
“混淆爱国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界限，是近期党内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应明确，爱国主义从来是虚幻的，它仅仅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是统治阶级用来美化资本垄断权力的舆论术语。
当前，我们之所以宣传爱国主义，只是为了团结最广大的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普通群众，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武力侵犯，是暂时的和权变的。
但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应认识到，任何民族问题，首先是阶级问题；民族冲突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都只是阶级矛盾的突出体现。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个紧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体，是取消民族国家的国界，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信仰！”
——李维汉，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原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39年3月《当前值得关注的一些思想动态》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
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
（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
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
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 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
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贾春旺，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
“胜负是没有悬念的，这个不用说。对待非武装性质的群体单位，军事问题，不是问题。 问题是政治上的，或者说是社会上的。
如何区分哪些是骨干组织者，哪些是受蛊惑、受蒙蔽的群众？
如何分化纯粹信仰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
如何从经济上断绝其经济来源，特别是民间献金？
如何从思想上驳斥其邪教异说？等等。
这些，都需要同志们在组织上、行动上提高认识，特别是高度重视其对于中央权力统一的威胁性。这是最主要的方面。”
——张福森，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原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99年《行动后的几点注意事项》
"同志们，我们是通气，不是生气，大家控制情绪。
中央的决心下了，性质也定了，不是反革命，现在不流行这个了；也不是叛乱，这个级别太高，容易失控。
这次的定性是邪教，是从刑法这条线上溯源，会扣上几个帽子，但总体上，控制在犯罪的范围以内，严重的犯罪。
现在他们还围着（zhong nan hai），目标集中了，现在就是手法和轻重的问题。不管同志们理解不理解，不管家人里有没有人练，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任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性质是司法的，本质是政治，是破坏行政统一的问题。
先理解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王喜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7集团军军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参谋长，1999年《动员会上的讲话》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
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
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 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 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 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
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任荣，原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原军区党委副书记，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
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
（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
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
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 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
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贾春旺，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
“胜负是没有悬念的，这个不用说。对待非武装性质的群体单位，军事问题，不是问题。 问题是政治上的，或者说是社会上的。
如何区分哪些是骨干组织者，哪些是受蛊惑、受蒙蔽的群众？
如何分化纯粹信仰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
如何从经济上断绝其经济来源，特别是民间献金？
如何从思想上驳斥其邪教异说？等等。
这些，都需要同志们在组织上、行动上提高认识，特别是高度重视其对于中央权力统一的威胁性。这是最主要的方面。”
——张福森，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原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99年《行动后的几点注意事项》
"同志们，我们是通气，不是生气，大家控制情绪。
中央的决心下了，性质也定了，不是反革命，现在不流行这个了；也不是叛乱，这个级别太高，容易失控。
这次的定性是邪教，是从刑法这条线上溯源，会扣上几个帽子，但总体上，控制在犯罪的范围以内，严重的犯罪。
现在他们还围着（zhong nan hai），目标集中了，现在就是手法和轻重的问题。不管同志们理解不理解，不管家人里有没有人练，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任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性质是司法的，本质是政治，是破坏行政统一的问题。
先理解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王喜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7集团军军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参谋长，1999年《动员会上的讲话》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
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
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 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 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 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
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任荣，原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原军区党委副书记，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
其实，用中gong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现象是什么？是严打。
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
清肃谁？清肃WG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
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
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MAO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
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
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邵立儒，原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原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 （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 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 （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 下令摘顶戴的，也是 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有些旧式文人，叫嚷着司法独立。我们不去理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承认，司法有独立的可能和价值。所谓司法独立，其实包括两点，即立法权的独立，和执法权的独立。也就是 这两点，其实都是根植于某一制度下的统治阶层的特殊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司法独立的基础，是承认资本的私人所有属性，以及资本本身的不可剥夺性。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司法体系中，着重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主要原因。在我们看来，这是司法体现资本意志的直接形式，是最典型的?司法不独立?。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体现的就剥夺资本私人属性的意志，是强制排出资本自主性的阶级利益体现。因此，基于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性的所谓司法独立，恰恰是我们要彻底否定和强烈批判的。同志们可以自豪地
大声说出来：司法，永远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永远不可能独立！”
——谢觉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1962年3月《答年轻同志们的几点疑问》
其实，用中gong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现象是什么？是严打。
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
清肃谁？清肃WG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
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
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MAO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
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
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邵立儒，原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原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 （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 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 （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 下令摘顶戴的，也是 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有些旧式文人，叫嚷着司法独立。我们不去理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承认，司法有独立的可能和价值。所谓司法独立，其实包括两点，即立法权的独立，和执法权的独立。也就是 这两点，其实都是根植于某一制度下的统治阶层的特殊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司法独立的基础，是承认资本的私人所有属性，以及资本本身的不可剥夺性。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司法体系中，着重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主要原因。在我们看来，这是司法体现资本意志的直接形式，是最典型的?司法不独立?。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体现的就剥夺资本私人属性的意志，是强制排出资本自主性的阶级利益体现。因此，基于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性的所谓司法独立，恰恰是我们要彻底否定和强烈批判的。同志们可以自豪地
大声说出来：司法，永远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永远不可能独立！”
——谢觉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1962年3月《答年轻同志们的几点疑问》
“今日之经济乱象，其根由还是供需之问题。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后，军事失措，战线不稳，我虽仍占据较大多数之城市、城镇，而毛匪步步为营，已夺取很多乡村，并在我之后方的乡村地带进行暴力土改，扰乱我在乡间之行政。我国不比欧美，是一小农业之国度；国家经济之命脉，仍为农业；而城市无大工业之基础，其实质仍为纯消费场所。乡间产出之粮食原料，是我国经济的根本，也是维系党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今我占据城市，大量城市之党政公务人员、院校之学生、工厂之劳工等，皆仰政府为食，于我实为大包袱；毛匪占据乡村，残乡绅而分其地，乃想灭消费人口，而做生产之业。我之控制区，仰赖匪区之粮食供给；匪之控制区，专以扰乱我之市场为要。两相抵触，我之经济为乱，实属正常。此简单供需之问题，较军事之胜败，尤为关键。”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昨天（1946年2月13日），政府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指外蒙独立事件）告一段落了。舆论界批评政府的不少，大都是共党暗中操纵，不值一驳。但我们党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声，这就值得推敲了。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是剿匪，是戡乱，是反对赤祸乱国。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可能扰乱政府既定方针的因素，都要让路！众所周知，赤俄是毛匪帮的总后台，也是国际赤祸的总根由。不承认蒙古独立，则赤俄可以此为口实，公开出兵我国，重演其鲸吞西海（指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等国）的故事。到那时，别说蒙古，恐我中原故地也要失去。 蒙古，害之轻；毛匪，害之切。两害相权，正要除其切者，而对轻者缓缓图之。领袖在二十二年（指1933年）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同样适用于今日。党内反对者，今可休矣！”
——俞国华，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46年2月《在伦敦对党内同志们的呼吁》
-----------------------------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
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 ，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昨天（1946年2月13日），政府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指外蒙独立事件）告一段落了。舆论界批评政府的不少，大都是共党暗中操纵，不值一驳。但我们党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声，这就值得推敲了。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是剿匪，是戡乱，是反对赤祸乱国。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可能扰乱政府既定方针的因素，都要让路！众所周知，赤俄是毛匪帮的总后台，也是国际赤祸的总根由。不承认蒙古独立，则赤俄可以此为口实，公开出兵我国，重演其鲸吞西海（指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等国）的故事。到那时，别说蒙古，恐我中原故地也要失去。 蒙古，害之轻；毛匪，害之切。两害相权，正要除其切者，而对轻者缓缓图之。领袖在二十二年（指1933年）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同样适用于今日。党内反对者，今可休矣！”
——俞国华，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946年2月《在伦敦对党内同志们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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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
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 ，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者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梅贻琦，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原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 ，原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
——梅贻琦，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原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 ，原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吾辈之幸；今之剿匪（指围剿方志敏等部红军），吾辈之惧。惧什么呢？其一，匪之纲领，劫掠士绅与巨富者，施恩于贫民农户，使其受乡间群氓支持，难辨识难剿灭；其二，匪之纪律，过贫户之门而不入，见乡民之财而不犯，只诛富户，不扰小民，颇优于我部；其三，匪之行动，平时隐于田家，竟同耕同作，战时持械出首，列队以迎吾军，不易预剿而实歼；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户田产之农家子，所谓?两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强军之根本，今显于彼也。此四惧，恐吾辈当次重任，竟有违领袖重托之期也。”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张静江，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浙江省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也是国民党在退守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近来党内的焦点，莫过于抗日与联共。现在看，这似乎是大趋势。不过，我等微末小员，倒是有些异见，不说不快。抗日自然是要抗的，但何时抗，如何抗，怎么抗，抗到何种程度，似应谨慎；联共却绝不可行，赤共之于我，腹心巨患也，彻骨深毒也，掘我有产主义之根基也，毁我礼义廉耻之华夏道统也，焚我学人商贾立世之箴言也！赤祸之巨，远甚日人：日人入镜，至惨不过又一满清也，鼎器中原，归循道统，入吾诸夏，变其本源，此亡国而保天下之遗幸；换之赤祸浸染，江山变色，黔首劳工起而执政，智者贵者低眉顺目，则乾坤倒持，纲常无序，是乱文之后发也。日人威胁，近且缓；共祸之灾，远且急。望诸君明察也。”
——陶希圣，原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原《中央日报》]总主笔，1937年9月《大祸与小祸之辩》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张静江，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浙江省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也是国民党在退守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近来党内的焦点，莫过于抗日与联共。现在看，这似乎是大趋势。不过，我等微末小员，倒是有些异见，不说不快。抗日自然是要抗的，但何时抗，如何抗，怎么抗，抗到何种程度，似应谨慎；联共却绝不可行，赤共之于我，腹心巨患也，彻骨深毒也，掘我有产主义之根基也，毁我礼义廉耻之华夏道统也，焚我学人商贾立世之箴言也！赤祸之巨，远甚日人：日人入镜，至惨不过又一满清也，鼎器中原，归循道统，入吾诸夏，变其本源，此亡国而保天下之遗幸；换之赤祸浸染，江山变色，黔首劳工起而执政，智者贵者低眉顺目，则乾坤倒持，纲常无序，是乱文之后发也。日人威胁，近且缓；共祸之灾，远且急。望诸君明察也。”
——陶希圣，原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原《中央日报》]总主笔，1937年9月《大祸与小祸之辩》
“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同志们要清楚，再重复一次，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我们只是去利用强制手段进行政治解决，这同样是原则
问题。我们的敌人是有限的，不是说，谁坐在那里（指广场），谁就是敌人，不是的。敌人有可能坐在那里，但很少，坐在那里的，大都是被推出来孩子，他们是我们挽救的对象，不是要消灭的。敌人在后面，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指挥。他们在等，等我们出手，等孩子们被误伤，然后跳出来谴责，摘桃子。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对他们，我们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连秀，原38军参谋长，原国家公安部党组成员，1989年6月《动员会上的讲话》
“稳定局势靠什么？讲道理没用的，人家愿意听道理，就不会上街，更不会砸门（指众所周知的“6.2砸门事件”）。有人说，我们改嘛，反官倒，我们也反；反贪污，我们也反。当年的?三反?，我们杀了十几万干部，又不是没反过！改肯定要改，不改，我们就变成老蒋了。但光改不行，你一边改，人家一边打上门。你还没改完，人家的刀把子已经横在脖子上了。我们不怕小孩子们（指学生），不怕一些个陈景润们（指单纯处于理想的学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后面的那股风，那股邪风，那股从49年就开始吹的邪风！我们改着，但抢也要拿着。护好门户，顶上枪栓，家里整顿。过个几日，打开房门，我们还是我们，干干净净，接着干革命！”
——王首道，原广东省政协 ，原全国政协副 ，原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1989年5月19日《抓紧枪杆子，再说其他》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 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 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样是不改，天理不容！”
——王震，原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
问题。我们的敌人是有限的，不是说，谁坐在那里（指广场），谁就是敌人，不是的。敌人有可能坐在那里，但很少，坐在那里的，大都是被推出来孩子，他们是我们挽救的对象，不是要消灭的。敌人在后面，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指挥。他们在等，等我们出手，等孩子们被误伤，然后跳出来谴责，摘桃子。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对他们，我们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连秀，原38军参谋长，原国家公安部党组成员，1989年6月《动员会上的讲话》
“稳定局势靠什么？讲道理没用的，人家愿意听道理，就不会上街，更不会砸门（指众所周知的“6.2砸门事件”）。有人说，我们改嘛，反官倒，我们也反；反贪污，我们也反。当年的?三反?，我们杀了十几万干部，又不是没反过！改肯定要改，不改，我们就变成老蒋了。但光改不行，你一边改，人家一边打上门。你还没改完，人家的刀把子已经横在脖子上了。我们不怕小孩子们（指学生），不怕一些个陈景润们（指单纯处于理想的学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后面的那股风，那股邪风，那股从49年就开始吹的邪风！我们改着，但抢也要拿着。护好门户，顶上枪栓，家里整顿。过个几日，打开房门，我们还是我们，干干净净，接着干革命！”
——王首道，原广东省政协 ，原全国政协副 ，原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1989年5月19日《抓紧枪杆子，再说其他》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 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 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样是不改，天理不容！”
——王震，原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
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刘宇，原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
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齐先勇，原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原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有言抗日者，动以厉声呵骂、眦裂血瞳为务，实在一副歇斯底里的丑恶嘴脸。
抗日弱靠叫骂成功，泰西诸强国造火炮、子药何用？
失土陷城，固然可悲，然更可悲的，却是吾国吾民之毫无自知之明，妄自言战，不见实务。
弱国之图存，在国际折冲，在强国结援，在灵活的头脑与身法，不在狂性呼号。 今日吾国之弱之疲，至极矣。何存抗战以强之可能？
战端一开，东邻直下，三五日即亡华北，几十日而中国亡矣！
此皆妄战者之罪也！”
——罗君强，原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32年1月《妄战者至国于绝境乎》
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刘宇，原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
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齐先勇，原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原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有言抗日者，动以厉声呵骂、眦裂血瞳为务，实在一副歇斯底里的丑恶嘴脸。
抗日弱靠叫骂成功，泰西诸强国造火炮、子药何用？
失土陷城，固然可悲，然更可悲的，却是吾国吾民之毫无自知之明，妄自言战，不见实务。
弱国之图存，在国际折冲，在强国结援，在灵活的头脑与身法，不在狂性呼号。 今日吾国之弱之疲，至极矣。何存抗战以强之可能？
战端一开，东邻直下，三五日即亡华北，几十日而中国亡矣！
此皆妄战者之罪也！”
——罗君强，原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32年1月《妄战者至国于绝境乎》
很遗憾，我本人，不能和诸位党内同志保持一致（鞠躬）。
李 （指李登辉）作为政治人物，极具才干，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我要指出，他是有才而无德！
这个德，既是个人操守之德，也是政治信用之德，李 全然不具备！
个人而言，李 在先总统（指蒋经国）在世时，屡屡强调自己深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要，深爱全中国的人民，要位中国之统一奋斗终生……
可如今，他却与台独分裂者过从甚密，甚至为他们提供合法的活动空间，这明显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奸人所为；
政治而言，李 在刚继任党 时，曾说会在五年内推动两岸政治交流，彻底实现两岸间的直接通邮、通商与通航，为政治、经济一体化而奋斗……可如今，他不仅利用元首职权，阻碍两岸交流合作，而且在党内推行去中国化、去三民
主义化，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背叛，是随意遗弃政治信仰的行为。
我对于李 ，钦佩其才能，而鄙薄其为人与为政，并深信其并非我党的合格领导者，也绝不是实现中国统一的伟人！”
——郁慕明，原台北市议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原新党 ，1992年10月《在全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注：
1992年，国民党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讨论李登辉连任党 的适宜。
在绝大多数党员投票，赞同李登辉连任之际，郁慕明公开抨击李的“为人与为政”，指责其怂恿台独、破坏三民主义统一的行径，并当众宣誓：
“穷极一生，与所有阻碍中国统一之势力抗争”。
次年8月，郁慕明正式脱离国民党，组建新党，与李登辉公开决裂。
李 （指李登辉）作为政治人物，极具才干，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我要指出，他是有才而无德！
这个德，既是个人操守之德，也是政治信用之德，李 全然不具备！
个人而言，李 在先总统（指蒋经国）在世时，屡屡强调自己深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要，深爱全中国的人民，要位中国之统一奋斗终生……
可如今，他却与台独分裂者过从甚密，甚至为他们提供合法的活动空间，这明显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奸人所为；
政治而言，李 在刚继任党 时，曾说会在五年内推动两岸政治交流，彻底实现两岸间的直接通邮、通商与通航，为政治、经济一体化而奋斗……可如今，他不仅利用元首职权，阻碍两岸交流合作，而且在党内推行去中国化、去三民
主义化，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背叛，是随意遗弃政治信仰的行为。
我对于李 ，钦佩其才能，而鄙薄其为人与为政，并深信其并非我党的合格领导者，也绝不是实现中国统一的伟人！”
——郁慕明，原台北市议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原新党 ，1992年10月《在全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注：
1992年，国民党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讨论李登辉连任党 的适宜。
在绝大多数党员投票，赞同李登辉连任之际，郁慕明公开抨击李的“为人与为政”，指责其怂恿台独、破坏三民主义统一的行径，并当众宣誓：
“穷极一生，与所有阻碍中国统一之势力抗争”。
次年8月，郁慕明正式脱离国民党，组建新党，与李登辉公开决裂。
“同志们，静一静，心也要静一静，都静一静。
知道大家很彷徨，很迷茫，甚至很难过。我也一样。
在这个大时代中，经历这样的事，我们的心里有激荡，是正常的。、
这说明大家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机器。
我不是心理师，现在也不是治疗心伤的时候。我只要求：
把彷徨、迷茫藏在心里，把责任摆在第一位。
大的局势已经平稳，但国家的安定，需要你们来维系。 置于心中的疑问，留在将来，会慢慢得到解答。 时间是治疗一切的良药，也是凸显真相的过滤器。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们会感到，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
你们，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而自豪！”
——张树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1989年6月《放下包袱，坚定信念》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李明颜，原《大公报》政评人，原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
“那边又再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mao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 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李明睿，原中华民国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原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者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
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冯晓阳，原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原《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李焕，原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罗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 ，原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欧阳斗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市长助理，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
“我们有没有媒体管制？有，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是不实事求是，是说瞎话。但，我们的干部不应该愧疚，仿佛我们做了坏事。不是的，我们做的事是正确的。新闻确实应该自由，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但自由的新闻是怎样产生的？
真正自由的新闻，应该由不受资本控制的真正自由的媒体产生，这些媒体不应属于任何
一个资本垄断集团，不应属于任何资本所有者，不应属于任何因资本所有权而产生利益偏向的组织。这样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在当下，没有这样的媒体，也就无所谓新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所有者，赋予资本媒体以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赋予无产阶级垄断媒体以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由，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
邓力群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对同志们说几句》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每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李一清，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原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
知道大家很彷徨，很迷茫，甚至很难过。我也一样。
在这个大时代中，经历这样的事，我们的心里有激荡，是正常的。、
这说明大家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机器。
我不是心理师，现在也不是治疗心伤的时候。我只要求：
把彷徨、迷茫藏在心里，把责任摆在第一位。
大的局势已经平稳，但国家的安定，需要你们来维系。 置于心中的疑问，留在将来，会慢慢得到解答。 时间是治疗一切的良药，也是凸显真相的过滤器。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们会感到，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
你们，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而自豪！”
——张树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1989年6月《放下包袱，坚定信念》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李明颜，原《大公报》政评人，原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
“那边又再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mao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 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李明睿，原中华民国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原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者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
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冯晓阳，原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原《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李焕，原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长，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罗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 ，原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欧阳斗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市长助理，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
“我们有没有媒体管制？有，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是不实事求是，是说瞎话。但，我们的干部不应该愧疚，仿佛我们做了坏事。不是的，我们做的事是正确的。新闻确实应该自由，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但自由的新闻是怎样产生的？
真正自由的新闻，应该由不受资本控制的真正自由的媒体产生，这些媒体不应属于任何
一个资本垄断集团，不应属于任何资本所有者，不应属于任何因资本所有权而产生利益偏向的组织。这样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在当下，没有这样的媒体，也就无所谓新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所有者，赋予资本媒体以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赋予无产阶级垄断媒体以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由，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
邓力群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原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对同志们说几句》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每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李一清，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原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
“当此非常之时，言降者，言战者，皆可杀也。
民国肇基，至今二十年矣。
承晚清之混沌，迫北洋之祸乱，四洲沸窘，民生艰难，工商无着，武备懈怠，实倾颓之边缘也。
至若倭寇侵陵，强邻破境，屈则国辱至深、弃土永失；战则速败必亡、家国尽毁。 当此时，言降者，心无社稷而目无祖宗也；言战者，刚愎不善立亡可待业。
实务之要，在言辞以抗，武备以缓，寄望于国联，展布于经济，十年忍辱，十年生聚，再十年工商振兴。
唯此，方可反袭强敌，规复故土。
此理性主义之光耀也。”
——张君励，原《国是会议宪法草案》起草人，原中国国家社会党党魁，1931年10月27日《驳懦弱与自大者》
胜负是没有悬念的，这个不用说。对待非武装性质的群体单位，
军事问题，不是问题。 问题是政治上的，或者说是社会上的。
如何区分哪些是骨干组织者，哪些是受蛊惑、受蒙蔽的群众？
如何分化纯粹信仰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
如何从经济上断绝其经济来源，特别是民间献金？
如何从思想上驳斥其邪教异说？等等。
这些，都需要同志们在组织上、行动上提高认识，特别是高度重视其对于中央权力统一的威胁性。这是最主要的方面。”
——张福森，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原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99年《行动后的几点注意事项》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
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
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刘西元，原全国青年联合会 ，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
民国肇基，至今二十年矣。
承晚清之混沌，迫北洋之祸乱，四洲沸窘，民生艰难，工商无着，武备懈怠，实倾颓之边缘也。
至若倭寇侵陵，强邻破境，屈则国辱至深、弃土永失；战则速败必亡、家国尽毁。 当此时，言降者，心无社稷而目无祖宗也；言战者，刚愎不善立亡可待业。
实务之要，在言辞以抗，武备以缓，寄望于国联，展布于经济，十年忍辱，十年生聚，再十年工商振兴。
唯此，方可反袭强敌，规复故土。
此理性主义之光耀也。”
——张君励，原《国是会议宪法草案》起草人，原中国国家社会党党魁，1931年10月27日《驳懦弱与自大者》
胜负是没有悬念的，这个不用说。对待非武装性质的群体单位，
军事问题，不是问题。 问题是政治上的，或者说是社会上的。
如何区分哪些是骨干组织者，哪些是受蛊惑、受蒙蔽的群众？
如何分化纯粹信仰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
如何从经济上断绝其经济来源，特别是民间献金？
如何从思想上驳斥其邪教异说？等等。
这些，都需要同志们在组织上、行动上提高认识，特别是高度重视其对于中央权力统一的威胁性。这是最主要的方面。”
——张福森，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原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99年《行动后的几点注意事项》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
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
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刘西元，原全国青年联合会 ，原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
当今之世，非早之华夷二分，
其所行者，泰西诸贤所谓?民族国家?也。 中国之民族国家，以汉为主，以满、蒙、回、苗诸族为辅， 去夷俗而入汉统，褪蛮风而沐华荣， 纠合为一大一统之中华民国也
……
宣统(指溥仪)小儿，利益盈心，
不念清廷失国为时势所趋，
不甘为一普通之中华民国国民。
纠结遗老，勾连东洋，为敌前驱，残我国土，
沐猴而冠，称儿皇帝，此我满人之耻，遗祸百世矣。
…… 今吾辈奋起，不量力而抗拒之。 枪炮虽稀，以吾之气勇补之; 粮资虽寡，以吾之血战夺之。
非为吾辈一己之私，盖令全国同胞共知：
满人不幸，出一小儿而累族声;
满人有勇，敢以羸弱以抗暴倭。 满人者，亦爱中国矣!”
——邓铁梅，满族，原镶红旗满洲佐领，原凤城警察大队长，原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1932年10月《为满人告全国同胞书》
其所行者，泰西诸贤所谓?民族国家?也。 中国之民族国家，以汉为主，以满、蒙、回、苗诸族为辅， 去夷俗而入汉统，褪蛮风而沐华荣， 纠合为一大一统之中华民国也
……
宣统(指溥仪)小儿，利益盈心，
不念清廷失国为时势所趋，
不甘为一普通之中华民国国民。
纠结遗老，勾连东洋，为敌前驱，残我国土，
沐猴而冠，称儿皇帝，此我满人之耻，遗祸百世矣。
…… 今吾辈奋起，不量力而抗拒之。 枪炮虽稀，以吾之气勇补之; 粮资虽寡，以吾之血战夺之。
非为吾辈一己之私，盖令全国同胞共知：
满人不幸，出一小儿而累族声;
满人有勇，敢以羸弱以抗暴倭。 满人者，亦爱中国矣!”
——邓铁梅，满族，原镶红旗满洲佐领，原凤城警察大队长，原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1932年10月《为满人告全国同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