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大白话（圆整版）(转载)
"同志们，我们的斗争策略，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每个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要十分清醒。随着日寇渗透我华北，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日民族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并在局面地区，超越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任何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激烈化的产物。我们同样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民族矛盾可以较独立地产生群众影响，并为革命创造机遇。
现阶段，我们的白区工作，要逐渐向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揭露蒋汪政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称谓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转变。我们在城市中的争取对象，由劳工群体、青年学生群体，向较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较关心时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和部分较具有爱国心的产业主群体扩张。我们尤其要积极争取华北地区各大城市中的抗日军人亲属，通过他们，积极向较具有抗战精神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表达善意，并进行人员接触。
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幻想。同时，在行动中，我们要严格恪守人与人交往中的道德标尺，在点滴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人格与胸襟。我们，与蒋汪政权的特务，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保证了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李克农，原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原红军工作部部长，原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5年11月《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导向》
现阶段，我们的白区工作，要逐渐向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揭露蒋汪政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称谓之一）的不抵抗政策转变。我们在城市中的争取对象，由劳工群体、青年学生群体，向较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较关心时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和部分较具有爱国心的产业主群体扩张。我们尤其要积极争取华北地区各大城市中的抗日军人亲属，通过他们，积极向较具有抗战精神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表达善意，并进行人员接触。
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幻想。同时，在行动中，我们要严格恪守人与人交往中的道德标尺，在点滴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人格与胸襟。我们，与蒋汪政权的特务，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保证了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李克农，原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原红军工作部部长，原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5年11月《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导向》
我们的秘密工作，要始终坚持三个点：入戏、交友、耐心。
入戏，就是要我们的同志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一切，彻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环境中，每日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都要完全的符合所扮演人物的身份；
交友，就是要在符合身份的情况下，较多的结交各个层面的人，较多的与各方势力打交道，较多的建立跨行业跨地理的社会关系，并利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保护；
耐心，就是不急于求成，不让激烈的革命幻想影响自己的工作，要善于在较无收获的情况下坚持岗位，在长期无法开展革命工作、甚至长期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隐藏自己，保护自己，等待机会。
我们的工作，是细致而琐碎的，是紧张而危险的，是需要大胆实践与谨慎实验的。任何冲动的心理，都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它包含有高尚的目的性。”
——胡底，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部长，1932年3月《培训工作中的讲话》
入戏，就是要我们的同志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一切，彻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环境中，每日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都要完全的符合所扮演人物的身份；
交友，就是要在符合身份的情况下，较多的结交各个层面的人，较多的与各方势力打交道，较多的建立跨行业跨地理的社会关系，并利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保护；
耐心，就是不急于求成，不让激烈的革命幻想影响自己的工作，要善于在较无收获的情况下坚持岗位，在长期无法开展革命工作、甚至长期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隐藏自己，保护自己，等待机会。
我们的工作，是细致而琐碎的，是紧张而危险的，是需要大胆实践与谨慎实验的。任何冲动的心理，都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它包含有高尚的目的性。”
——胡底，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特派员，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部长，1932年3月《培训工作中的讲话》
我们有些同志，有急于立功的心理，这是十分有害的。白区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较少有机会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循序渐进。副 （指周恩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副 ）立下的?施缓手，布闲棋?规矩，一直是我们工作的座右铭。我们对同志们的要求，第一是坚持，第二是坚持，第三还是坚持。在形势紧张的时刻，你们会很长时间失去组织支持，失去战友的保护，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你们不能有任何冲动的举动，只有坚持，在积极准备中坚持。同志们，你们是我们打入敌人肌体的钉子，是扎入敌人心肺的尖刀，你们只要坚定地钉在那里，就会一直让敌人流血，在不知觉中侵蚀敌人的生命……”
——钱壮飞，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机要秘书，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4月《对一些不良工作倾向的批判》
副 ）立下的?施缓手，布闲棋?规矩，一直是我们工作的座右铭。我们对同志们的要求，第一是坚持，第二是坚持，第三还是坚持。在形势紧张的时刻，你们会很长时间失去组织支持，失去战友的保护，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你们不能有任何冲动的举动，只有坚持，在积极准备中坚持。同志们，你们是我们打入敌人肌体的钉子，是扎入敌人心肺的尖刀，你们只要坚定地钉在那里，就会一直让敌人流血，在不知觉中侵蚀敌人的生命……”
——钱壮飞，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机要秘书，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4月《对一些不良工作倾向的批判》
同志们，我们之所以要优先关注印度次大陆的问题，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很紧张。叶海亚·汗（时任巴基斯坦总统）进行了镇压，拉赫（时东巴基斯坦独立派领袖）被拘捕，美国人开口支持，这些是有利因素，不过是表面有利。据我们的情报，那里（指东巴基斯坦地区）现在很乱，有至少30支独立倾向的游击队，独立军占了大部分乡村，巴中央军只能在若干重点城市困守，出了城寸步难行。这种情形很熟悉，老蒋当年也这副样子，就被我们消灭了。从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分析，巴中央很难全胜，甚至有失去东巴的危险。这还仅仅是印度在暗、东巴独立军在明的情况。根据战情研判组（指原国防部战略情报分析委员会下属的时情研判小组）的预测，一旦印度人站出来，甚至不用老大哥（指苏联）出手，巴中央在东巴的统治将全面崩溃。这在本质上，是巴政府自身的问题，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延伸，是偶然中的必然。但就我们而言，东巴、西巴是钳制印度的两把钢夹，也是抵御老大哥在次大陆渗透的两个碉堡，战略意义至关重要，不容有失。一旦东巴变天，西巴就有在强势压力下，局部妥协的可能。同时，我方在次大陆将处于更加孤立的局面，甚至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因此，同志们，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一旦印度站出来，或者老大哥开口，局势将如何发展，我方要做何应对，我们必须预而有备！”
——耿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1年2月《在南亚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注：1971年3月25日，租吉布·拉赫在东巴基所坦发动不合作运动，并代表穆吉布·拉赫曼伊斯兰教族长宣称孟加拉国的独立。
1971年3月底，巴基斯坦总统叶悔亚汗下令，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军事镇压，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爆发。
1971年12月，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对巴基斯坦发动武装进攻,肢解了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爆发时，西巴基斯坦向中国求援，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未能对西巴实行军事援助，但在舆论上对印度进行了谴责。
——耿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1年2月《在南亚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注：1971年3月25日，租吉布·拉赫在东巴基所坦发动不合作运动，并代表穆吉布·拉赫曼伊斯兰教族长宣称孟加拉国的独立。
1971年3月底，巴基斯坦总统叶悔亚汗下令，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军事镇压，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爆发。
1971年12月，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对巴基斯坦发动武装进攻,肢解了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战争爆发时，西巴基斯坦向中国求援，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未能对西巴实行军事援助，但在舆论上对印度进行了谴责。
这个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乱，今后会更乱。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 ）被处死，这应该是一个出发点。当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还活着，但无关紧要，他已经失去控制权，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长会议 ）清洗了反对派，改组军队，向宗教势力妥协，最关键的是向美国人试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肯定，是要触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现在自认为是个神，是比列宁、斯大林还魁岸
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
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
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力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注：1979年9月14日，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极端亲苏的塔拉基政权。
1979年9月16日，阿明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 团 、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 、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 ，并兼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1979年10月23日，阿明宣布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苏联召回。
1979年11月11日，阿明拒绝苏联政府邀请其“访苏”的建议，并直言“担忧人身安全遭到威胁”。
1979年12月初，阿明派遣外交人员，分别前往美国、中国、联邦德国、英国、巴基斯坦等国，表达改善外交关系，增进友好交往的意见。
1979年12月3日，中国政府称赞阿明为“致力于阿富汗民族独立、保护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坚强的战士”，阿明随后表示感谢。
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击毙阿明，并杀其4个老婆和23名子女。
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
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
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力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注：1979年9月14日，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极端亲苏的塔拉基政权。
1979年9月16日，阿明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 团 、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 、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 ，并兼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1979年10月23日，阿明宣布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苏联召回。
1979年11月11日，阿明拒绝苏联政府邀请其“访苏”的建议，并直言“担忧人身安全遭到威胁”。
1979年12月初，阿明派遣外交人员，分别前往美国、中国、联邦德国、英国、巴基斯坦等国，表达改善外交关系，增进友好交往的意见。
1979年12月3日，中国政府称赞阿明为“致力于阿富汗民族独立、保护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坚强的战士”，阿明随后表示感谢。
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击毙阿明，并杀其4个老婆和23名子女。
“敌约200人，或更多，
射击精准，
掩护队形完整
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
我无法突围，
车燃（此处无法看清）
……
决心抵抗到底，
我方35人，
宁死不降
我（此处无法看清）
祖国万岁”
——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
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关于（毛） 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射击精准，
掩护队形完整
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
我无法突围，
车燃（此处无法看清）
……
决心抵抗到底，
我方35人，
宁死不降
我（此处无法看清）
祖国万岁”
——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
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关于（毛） 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对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坝，是花销多，收益小，是赔本的买卖。他们还认为，把钱投进生产里，能赚钱；投进计划保障里，能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 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 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敌约200人，或更多，
射击精准，
掩护队形完整
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
我无法突围，
车燃（此处无法看清）
……
决心抵抗到底，
我方35人，
宁死不降
我（此处无法看清）
祖国万岁”
——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
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射击精准，
掩护队形完整
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
我无法突围，
车燃（此处无法看清）
……
决心抵抗到底，
我方35人，
宁死不降
我（此处无法看清）
祖国万岁”
——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
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
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
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
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罗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 ，原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
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
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
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罗志敏，原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 ，原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
“中枢会妥协吗？这是当前华人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认为会的居多，理由是此为?民心所向?。的确，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锦，确实有点?民心所向?的意味。不过，这一招在别的国家管用，在大陆，未必管用。
不要忘记，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对所谓?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个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国秉政，身登高位，这是民心吗？不，这是野心。
民心永远是求安、求富贵、求体面、求康健。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动，却不会为野心殉葬。
所以，中枢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强力袭击野心，耐心安抚民心。一旦民心安抚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们拭目以待。”
——蒋奉天，原《南洋商报》国际版特约评论员，原马来西亚华人媒体联合会理事，1989年5月21日《谁懂“民心”？谁为野心！》
认为会的居多，理由是此为?民心所向?。的确，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锦，确实有点?民心所向?的意味。不过，这一招在别的国家管用，在大陆，未必管用。
不要忘记，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对所谓?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个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国秉政，身登高位，这是民心吗？不，这是野心。
民心永远是求安、求富贵、求体面、求康健。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动，却不会为野心殉葬。
所以，中枢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强力袭击野心，耐心安抚民心。一旦民心安抚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们拭目以待。”
——蒋奉天，原《南洋商报》国际版特约评论员，原马来西亚华人媒体联合会理事，1989年5月21日《谁懂“民心”？谁为野心！》
“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 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
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 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
“为什么驻军是必要的？
首先一点，毫不遮掩的说，我就是要去占领你。
这一百年，你过得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敌占区。
没错，是敌占区。
这一百年，英国人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很少：
抗战前，拉着日本压我们（指英日同盟时代）；
抗战后，靠着美国压我们；
从东北到西南，哪有乱子哪有它；
它不是敌，谁是敌？
作为一百年的敌占区，如今回归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领，这可能吗？
第二点，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国，就是靠了三个统一：
军事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统一。
这其中，军事统一是第一位的，是党指挥枪的前提。
你说是军事强权也好，是集权政体也罢，这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必然，没有军事统一，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认我是中央，就要接受这一点。
无论你怎么自治，怎么一国两制，作为我国基本国防体系的一环，就不允许你独善其身。 以上这两点，中央已经跟他们（指香港政、经界要人）明白地讲了。
话可以好说，但事不能不做……”
——迟浩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原中央军委副 ，1998年1月《向同志们解释一下》
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
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 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
“为什么驻军是必要的？
首先一点，毫不遮掩的说，我就是要去占领你。
这一百年，你过得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敌占区。
没错，是敌占区。
这一百年，英国人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很少：
抗战前，拉着日本压我们（指英日同盟时代）；
抗战后，靠着美国压我们；
从东北到西南，哪有乱子哪有它；
它不是敌，谁是敌？
作为一百年的敌占区，如今回归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领，这可能吗？
第二点，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国，就是靠了三个统一：
军事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统一。
这其中，军事统一是第一位的，是党指挥枪的前提。
你说是军事强权也好，是集权政体也罢，这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必然，没有军事统一，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认我是中央，就要接受这一点。
无论你怎么自治，怎么一国两制，作为我国基本国防体系的一环，就不允许你独善其身。 以上这两点，中央已经跟他们（指香港政、经界要人）明白地讲了。
话可以好说，但事不能不做……”
——迟浩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原中央军委副 ，1998年1月《向同志们解释一下》
炮党篇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不能说和成功。对日方面，近一年来有些成绩，尤其是在满洲里和上海的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情报较多，也较能切合战况，这是领袖比较欣慰的，也得到了全党同仁的高度评价。但在对匪（指中共）方面，我认为，很不理想，不仅没有大的成绩，甚至比（民国）二十六年（指1937年）以前，还要退一大步！我的这个说辞，不是没有依据的：就以匪之领导体制为例，甚至到了（民国）二十九，我们的情报系统，仍认为逆毛（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毛的诬称）不过是匪之头领之一，并专职于党政。（民国）三十年，我们从太原递交的消息，还宣称逆朱（指朱德）主军，逆王（指王稼祥）主政，逆秦（指博古，又名秦邦宪）主外事，周先生（指周恩来，国民党情报部门唯一不用?逆?字指代的中共领导人）主情报……即所谓?五头领?体系。现在看来，这个匪情判断，何其荒谬，又是何其失实！当下，我们已知，逆毛至迟，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匪帮整顿，成为集权之第一人。所谓某某主军、某某主政等，不过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研判而已。试问，连匪之领袖体制尚混沌不知所谓，我们又怎能在请报上战胜之？所以我要说，对匪之成绩，我们做得很差。”
——朱家骅，原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3年4月《我们的成绩与教训》 注：
国民党中统方面，针对中共的领导体系，一直到1941年左右，还坚持认为是毛、朱、王、秦、周“五马拉车”，并据此制订了诸多挑拨、离间计划。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的风声传出，中统才确认自己此前“研判失误”。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张厉生，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原行政院副院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我们的情报工作，实在不能说和成功。对日方面，近一年来有些成绩，尤其是在满洲里和上海的同志，工作非常出色，有价值的情报较多，也较能切合战况，这是领袖比较欣慰的，也得到了全党同仁的高度评价。但在对匪（指中共）方面，我认为，很不理想，不仅没有大的成绩，甚至比（民国）二十六年（指1937年）以前，还要退一大步！我的这个说辞，不是没有依据的：就以匪之领导体制为例，甚至到了（民国）二十九，我们的情报系统，仍认为逆毛（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毛的诬称）不过是匪之头领之一，并专职于党政。（民国）三十年，我们从太原递交的消息，还宣称逆朱（指朱德）主军，逆王（指王稼祥）主政，逆秦（指博古，又名秦邦宪）主外事，周先生（指周恩来，国民党情报部门唯一不用?逆?字指代的中共领导人）主情报……即所谓?五头领?体系。现在看来，这个匪情判断，何其荒谬，又是何其失实！当下，我们已知，逆毛至迟，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匪帮整顿，成为集权之第一人。所谓某某主军、某某主政等，不过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研判而已。试问，连匪之领袖体制尚混沌不知所谓，我们又怎能在请报上战胜之？所以我要说，对匪之成绩，我们做得很差。”
——朱家骅，原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943年4月《我们的成绩与教训》 注：
国民党中统方面，针对中共的领导体系，一直到1941年左右，还坚持认为是毛、朱、王、秦、周“五马拉车”，并据此制订了诸多挑拨、离间计划。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的风声传出，中统才确认自己此前“研判失误”。
"这次毛氏出访（指1957年毛访问苏联），在国际间反响颇大，在国内（指台湾内部）更引得群起关注。舆情普遍认为，毛氏的这次出访，加深了与赤俄（指苏联）的关系，深化了起国际赤色集团的联盟，很成功。我今日想说两句不同见解，供各位同仁参考：首先，毛氏此次出访，正直赤俄内部权力争斗的峰值时间，俄酋郝氏（指赫鲁晓夫，台湾当时译作郝库夫）急需在国际赤色集团中，寻求政治支持。而毛氏在国际赤色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已作古的斯大林，正是郝氏最合适的背书者；第二，正是基
于第一点，这次毛氏出访，表象必然是赤俄极尽热情，而毛氏居主导地位。但赤俄、匪帮（指中共）双方的国力差距巨大，赤俄的基础力量远大于匪。毛氏的主导地位，是对基础国力的颠覆，起根基是不稳定的，必然在某个时间引发赤俄的反弹；第三，毛氏本人并无妥协的性格，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便屡有怨怼的言语。如今斯人已逝，依照毛氏的性格，必然会自任国际赤色暴乱的总头目。但赤俄毕竟国力鼎盛，郝氏随一时有求于毛氏，却必然不会任其予取予求。到一定时刻，双方必然产生领导地位上的冲突。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这次毛氏出访，不仅不是赤色同盟巩固的表现，恰恰有可能是其冲突爆发、甚至消解的先兆。一个组织，当内部权力与地位发生颠覆时，或者进行领导体系的世代更迭，或者从内部瓦解。这是必然的规律，赤俄与匪，也避免不掉的。"
——连震东，原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原、“国安会”国家建设计划委员，1958年2月《对近期形势的一些个人研判》"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钱思亮，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叶楚伧，原《民国日报》总编辑，原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
于第一点，这次毛氏出访，表象必然是赤俄极尽热情，而毛氏居主导地位。但赤俄、匪帮（指中共）双方的国力差距巨大，赤俄的基础力量远大于匪。毛氏的主导地位，是对基础国力的颠覆，起根基是不稳定的，必然在某个时间引发赤俄的反弹；第三，毛氏本人并无妥协的性格，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便屡有怨怼的言语。如今斯人已逝，依照毛氏的性格，必然会自任国际赤色暴乱的总头目。但赤俄毕竟国力鼎盛，郝氏随一时有求于毛氏，却必然不会任其予取予求。到一定时刻，双方必然产生领导地位上的冲突。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这次毛氏出访，不仅不是赤色同盟巩固的表现，恰恰有可能是其冲突爆发、甚至消解的先兆。一个组织，当内部权力与地位发生颠覆时，或者进行领导体系的世代更迭，或者从内部瓦解。这是必然的规律，赤俄与匪，也避免不掉的。"
——连震东，原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原、“国安会”国家建设计划委员，1958年2月《对近期形势的一些个人研判》"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钱思亮，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叶楚伧，原《民国日报》总编辑，原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mao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mao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mao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mao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赤共是在示好（指《血战台儿庄》公映），而非本质之转变。我军为抗战之中流砥柱，这个是历史真相，赤共承认与否，都不可改变。而赤共之避战、畏战，以抗战为名，行颠覆政府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赤共之非民族本性决定的，不会因一部戏的上映而转变……赤共之非民族的本性，通过另一部戏（指《河殇》）表露无遗。在这部戏中，赤共彻底的否定了我中华民族之传统精神，彻底的否定了我中国人民千百年传承之文明，彻底的否定了我统一之中国存在的价值，这种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否定，让赤共之民族虚无主义本性无可遁藏……前者（指《血战台儿庄》）之上映，为赤共策略妥协之举措；后者（指《河殇》）之广播，则代表赤共的真心本意。其断绝我民族之根基、否定我文明之道统的内质，是永远不会转变的！”
——陈奇禄，原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原中华民国文建会主任委员，1986年11月21日《第四次报告会上的讲话》86年，中国大陆上映了两部引发强烈轰动的影视作品，一为《血战台儿庄》，一为《河殇》。前者，因其为中国大陆第一步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历史的电影，且对蒋的演绎客观平实，未刻意丑化，对战争细节的描摹精致到位（甚至远超过今日的各种抗日神剧），在台湾地区引发强烈反响，受到国军绝大多数国军老兵的肯定。后者，因其对中华农耕文明的系统性批判、对中国传统大一统集权体制的深入抨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悲观性叙述，而引发台湾知识界的强烈不满与指责，并由此引申至指责中共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矮化情结”。
——陈奇禄，原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原中华民国文建会主任委员，1986年11月21日《第四次报告会上的讲话》86年，中国大陆上映了两部引发强烈轰动的影视作品，一为《血战台儿庄》，一为《河殇》。前者，因其为中国大陆第一步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历史的电影，且对蒋的演绎客观平实，未刻意丑化，对战争细节的描摹精致到位（甚至远超过今日的各种抗日神剧），在台湾地区引发强烈反响，受到国军绝大多数国军老兵的肯定。后者，因其对中华农耕文明的系统性批判、对中国传统大一统集权体制的深入抨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悲观性叙述，而引发台湾知识界的强烈不满与指责，并由此引申至指责中共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矮化情结”。
“我们反对它（指《河殇》），是否算侵犯言论自由？我的意见，不算。言论自由是建立在道德底线基准之上的，当某个言论信息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的可判别性伤害时，它就超越了可自由传播的范畴，从而具备了受到一定限制的条件
……
这部戏（指《河殇》），以其很大程度上基于谬想的荒诞论据，彻底否定了全体中国人千百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并对炎黄子孙赖以传承繁衍的道德情操进行诋毁性的攻击。它造成的社会伤害、心理伤害与文化伤害，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为过
……
中共方面任由这样的戏大肆播出，甚至在官方层面高唱赞歌，除了彻底的暴露其反民族、反中华文化、反传统道德观的本质外，实在没有其他解释
……”
——郭为藩，原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原中华民国教育部长，1987年1月2日《在传统文化恳谈会上的发言》
……
这部戏（指《河殇》），以其很大程度上基于谬想的荒诞论据，彻底否定了全体中国人千百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并对炎黄子孙赖以传承繁衍的道德情操进行诋毁性的攻击。它造成的社会伤害、心理伤害与文化伤害，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为过
……
中共方面任由这样的戏大肆播出，甚至在官方层面高唱赞歌，除了彻底的暴露其反民族、反中华文化、反传统道德观的本质外，实在没有其他解释
……”
——郭为藩，原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原中华民国教育部长，1987年1月2日《在传统文化恳谈会上的发言》
"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我中华民国传承华夏千载之道统，是现代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断不容意图分裂国家、割裂国土者猖獗 谕令：
我部各直属分部、别部、特种警备署，兼驻境外之各情治部门，均有严密关注、审查、检举、抓捕任何持台独、台融（指1980年代前，台湾部分人持有的融入美国联邦的提议）、一边一国立场之坏分子。各部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可进行非预审性抓捕。凡涉及外务交涉事宜，均由所在国使领馆人员负责。此令无准定时限。"
——陈守山，原台湾东部地区警备司令，原中华民国“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原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部司令，1982年1月1日《特备一号令》 注：
197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整体关系趋缓，台湾各界对国民政府宣称的“反攻大陆”感到无望，一些倾向于台湾独立，或加入美国联邦的团体趁机大肆制造舆论，一时形势紧张。
1981年3月，蒋经国亲自对台情治部门下达指令，要求“以任何手段，消灭发表台湾独立、台湾入美等反动言论的消息源”。
1982年元旦，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陈守山向下辖各单位下达《特备一号令》，资料研究界又称“特杀令”。据台湾某些研究者称，该令间接导致数千“独立斗士”非正常死亡。 1990年代末，台湾曾有团体要求追究陈守山的“反人道罪”，遭到台军方将领的集体抵制。
我部各直属分部、别部、特种警备署，兼驻境外之各情治部门，均有严密关注、审查、检举、抓捕任何持台独、台融（指1980年代前，台湾部分人持有的融入美国联邦的提议）、一边一国立场之坏分子。各部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可进行非预审性抓捕。凡涉及外务交涉事宜，均由所在国使领馆人员负责。此令无准定时限。"
——陈守山，原台湾东部地区警备司令，原中华民国“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原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部司令，1982年1月1日《特备一号令》 注：
197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整体关系趋缓，台湾各界对国民政府宣称的“反攻大陆”感到无望，一些倾向于台湾独立，或加入美国联邦的团体趁机大肆制造舆论，一时形势紧张。
1981年3月，蒋经国亲自对台情治部门下达指令，要求“以任何手段，消灭发表台湾独立、台湾入美等反动言论的消息源”。
1982年元旦，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陈守山向下辖各单位下达《特备一号令》，资料研究界又称“特杀令”。据台湾某些研究者称，该令间接导致数千“独立斗士”非正常死亡。 1990年代末，台湾曾有团体要求追究陈守山的“反人道罪”，遭到台军方将领的集体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