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好不是古希腊 ——拨开“海洋”、“商业”文明之目障
《中国，还好不是古希腊》
——拨开“海洋”、“商业”文明之目障
阅读提示：
海洋文明，陆地文明，西方人的一种視角，自有其椐其理其存在的空间、尊重包容罢了。幼稚改革者拾人牙慧高唱《河殇》走向偏激，也还算大陆改革者冲闯探索中的难免偏差，商榷勉励可矣。而岛内、台独硬要将台湾割裂出中国，独台非要以西式无限度自傲，那就需要好好说道，挖挖独根了！
我亦有視角：
保守、退步甚至叫返祖：从人性恶发端的丛林法则、分争习惯;
创新、进步或者叫进化：从人性善发端的和合思维、共和文明。
这种对照，或许比以海洋陆地，商业农业划分文明更加精确！
其实，小国寡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 直接民主＝希腊城邦民主早夭的病因。
中国，幸好不是古希腊！否则，那有如此庞大、凝聚、和谐、久远的大文明？
然而，台湾病了已入膏肓，仍在以疫灾中漏底现形的“过时式”傲慢睥睨我陆。
唉！！！且以旧帖解惑之。
天人合一《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二，共和主义，就在方块字中，能从黄土地长
（一）中国，幸好不是古希腊城邦
中国政治文明曾有悠久、超世的辉煌。
近代几百年却就像结过了太多果实的熟透的老树，不再显生机、活力与魅力。
话语权转移是必然的。无可讳言，现时所使用的政治术语，大多为舶来品。
硬拗东方式、睥睨西方式，是可笑的；
拒绝人类文明成果、不敢“拿来主义”，是愚笨的。
同样，只是“依葫芦画水瓢”、刻舟求剑、“唯此不可”、“一点都不能走样”，也不是科学的。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树叶黄了还有再绿，果子落地春来又发。
林木成荫、桃李满园时，谁在意嫁接还是新树。
易中天先生《帝国的终结》有一种观点，“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社会”。“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指秦以后至蒋介石之民国或许也暗含今日的大陆）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中国缺失共和的传统，原本就没有可以与“民主、共和、宪政”“融合媾通”的东东。
易先生提出这种观点，显然不是意在说民主、共和、宪政因中国“传统的阙如”而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不该“拿来主义”，而是意在说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这种“拿来”不能嫁接、不能间种、不能混栽;旧树要连根拔掉、土壤要彻底换走。
乖乖！径直飞来个欧罗巴、美利坚得了，最好玩个穿越，情归雅典娜、斯巴达。
中国近代尤其在五四后，似乎有一种仇祖情结，有一种洋爹时髦。对这些高论我严重置疑焉。
首先，我置疑商业社会、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简单区分”竟有如此之神奇，一下就把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前世今生整得个明明白白、说得过滴水不漏。两张羊皮、一壶烧酒、半斗高粱的算计，就能让几千年的诸子百家、子曰诗云顷刻消失？我倒有点天花乱坠了。
第一，人从猴子站立开始走路起，撵兔子、拾草籽、抓鱼虾，同时或就有了兔换鱼、鱼易米、米抵免。自然条件的差异，近山猎樵,临水渔捕,农者男耕女织，牧者逐水草而居，哪个社会、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里没有交易、不存在商业、独缺失规则？
多点商业、少点商业，竟然是为共和、民主、宪政产生之根源，试问，这多与少的频谱上、量到质变的进程中，那一个点是分水岭，谁来划这个鸿沟，易先生还是上帝？
第二，当年希腊城邦中，经济发展似乎并非单一。沿海工商业相对发达，内陆仍以农业为主，有些地区也经营畜牧业，照（易先生之）说其地既有“尚权”的农业也有“尚武”的牧业，何以不产生出中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帝制”？ 斯巴达人的“尚武”至今还在影视里让人啧啧咋舌、为世人津津乐道，蒙古人勉强可比，汉族人怕自愧不如的。而且，“古希腊人被世人所铭记，除了主要归功于他们对西方文明所做的贡献，还有其造就了古代世界最怙恶不悛的海盗”，这怕不能说其只会做生意、只懂谈判协商、“只是做生意”吧？
简单的商业与农牧业区分难说清东西方制度分野的秘密。
况且，心里不痛快现今的权力与武力，明着说出、直接批评得了。绕着弯子，连当年英国人自己都讽骂的“鸦片战争”，也要硬解释为“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连对割香港、赔巨款、让中国人陷入屈辱、灾难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也要说成“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英方敲诈勒索”、“清方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应该是兼而有之”，也要找出“不乏要求平等之处”；自然，中国的制度只是权力与武力，古希腊、怕实质是说现代西方制度尽在“让权力”与“非武力”了。这，有点偏叉了吧？人家的军舰已经开到咱西沙、南沙家门口“自由航行”就差没凑齐八国联军了！！！
其次，我置疑希腊城邦的“模式”意义有人为放大之嫌。
第一，希腊城邦体小量少，于当时代怕亦不算“普世”。
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的一些村社，自治自给，就是一个邦（国）。林立的两百来个城邦中，最大的斯巴达面积不及海南岛的四分之一，人口约40万，有公民权者最多时有9000人；历史上有名且编为电影的“温泉关战役”，其轰轰烈烈对抗十万波斯大军的仅仅是出了《斯巴达三百勇士》其它均为它邦联军与奴隶。第二大的雅典领土约2550平方千米，不及海南岛十三分之一，人口20到30万，有公民权者最多时有3万多、4万人。更多的是蕞尔小邦，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平均面积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如此小、散、微，与前期的古埃及、同时期的波斯、后时代的罗马以及东方的印度、中国比，其似乎只能算国家正式形成前之小部落。中国三皇五帝时兴“禪让”、“乡约里酒”时期的氏族、部落里，有没有公推、选举类似的东东？怕也未必！
第二，“民主”在古希腊似乎也非“普希腊”模式。
古希腊城邦林立，不同的政治制度都获得实践和发展，有些城邦如斯巴达奉行两王制，将统治权集中在国王手中；有些城邦则如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城邦则是由贵族统治或由少数人控制的议会进行统治。仅就政体来分古希腊就经历了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演变。尤其是古希腊里两个最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当时最为民主，最为开放人性的城邦。梭伦的改革，最典型的有陶片放逐法，类似于现在的全民公决罢免驱逐总统或高官。斯巴达则完全相反，双国王，元老院制度，甚至废除货币，禁止商业，人人以简朴为荣，完全压抑人性。后来，野蛮的斯巴达灭了雅典，然而雅典的商业习性很快传染、打开了个人欲望的潘多拉魔盒，斯巴达的钢铁战士在摧毁雅典的同时最终摧毁了自己，被其更后来的马其顿征服。看来，后世管用的，在当世不一定管用。
第三，希腊城邦的“民主”或同时正是其早夭的病因。
希腊文明无疑是辉煌的、先进的。
先进的被后进的“灭了”，人们总是骂后进的野蛮，不会把原因寻找到被称为先进的东东头上。
殊不知，今之所谓先进者，今人眼中、口中之先进也。
今人先进的良药未必不是古人要命的砒霜。
希腊城邦、辉煌数百年，多方建树、遗惠后世，但是，竟没能进入相对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形态，没能保卫自己文明进程不被轻易中断，没有步入世界文明发展主流。
其原因，简单回答在于“小国寡民”、不敌外侵。
再问，为何始终“小国寡民”？这就要触及病因了。
古希腊人也开疆拓土，拓展殖民地，但（其不是或不主要出于国家扩大版土的政治需要，而是土地不够种，就业不如意、生存空间狭窄、政治流亡、民间移民的自主经济行为。结果也并不增加国家的领土与政治权利。就好比，今日的举家外出的打工者、留学生、）“分裂繁殖”的方式，只是克隆出 “自治、自给”，同样持着“城邦神圣不可侵犯”精神、政治上完全独立、经济上平等互利、近乎完似的一大批“小国寡民”的蕞尔“子邦”，而母邦并不增加领土与政治权利。许多时候，倒是增加了竞争者与敌人。因而希腊城邦一直没有长大过。其公民人数甚至常常发生大幅度减少。
古希腊人也“合纵”、“连横”。如提洛同盟。但其同盟没有“公天下”的理念、没有民族、统一、国家的信息，敌急抱佛脚，敌缓自家人打起来。城邦间的内战不输于专制社会的惨烈。
古希腊的民主亦从神权、王权时代过度，其之所以选择了民主，怕不因当时人类社会已经理性、人性地认识到这样好、这样该; 不是商品交易习惯了大家温文尔雅、你谦我让; 而是缘由贵族、氏族领袖争斗累了、斗怕了，歇口气，力量之平衡、折中。其本质上出于少数人野蛮的自利、即所谓“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
野蛮的自利既不能和内、也不能睦外。
其在城邦内，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奴隶与非公民充满了残酷与不民主，居少数的公民独占城邦公民的红利，不开放公民权与民主权，自然有奴隶起义、逃亡、阵前倒戈，自然最后孤家寡人、寡不敌众。其对城邦外，哪怕“子、母邦”，也只有冷冰冰的利益交换与血淋淋的撕杀掠夺。“自立门户”、“自治自给”、“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下，掩盖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算计，于是，外敌面前一盘散沙，甚至常常出现纳贡称藩、领着侵略者向本民族、向母邦进攻的“带路党”。即便在“提洛同盟”时期，雅典以反波斯的旗帜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最终仍因没有那个城邦愿意向其它城邦的公民慷慨地赋予本邦的公民权，同盟召集者雅典实行“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的“上邦政策”，自己当起了收取保护费的黑老大，根本没想过充当领导统一事业的“核心力量”。“提洛同盟最终也没有向联邦这类统一民族国家形式稍有进步。
更要命的是，这少数自利的有公民权的人实行的又是“直接民主”。
少数人的利益与局限、必然导致城邦政治的短视；
公民素质的差异、自然会让精英困窘（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明证）；
贤愚同票同权，权威容易缺失；
过频的轮换，不易政治连贯；
总之，自利、短视、分散，可能是希腊城邦民主之舟上的短板，希腊人始终没有跳出“自我中心”、据城为大的天地，最终没能超越小船孤帆的局限，一直没有产生超越市民集会视野的舵手，始终只有少数、固有的水手划桨弄帆。
历史演进狂猛的风吹来了，抱团集势、人欲的浪打来了，短板进水、船，沉了！
希腊城邦分、离、各顾各本性，与人类社会合、统、相帮扶的大潮是背道而驰的。
夭折是其必然。
不认真体味其短处，一俊遮百丑，无限夸大，非但没有模式之功，恐怕会有禁锢、误导之效。
其三，我置疑简单地、从表象上，回春秋寻希腊、照美国画中国，有点刻舟求剑、郑人买履。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事物没有完全一样，借鉴不应全部照搬。
西方世界今日之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古希腊文明闪光的启示，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其是整个西方乃至东方人类文明共同作用综合的产物。比如“人生而平等”，怕就源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社会低层身受不平等者的心声，是古希腊视奴隶不如牲畜的“共和贵族”与“民主公民”们讲不出口的。其更是西方现实社会土壤产生、现实社会“力”斗争平衡的产物。离开了对“现在”、“本土”的分析，橘生淮北仍为橘？
问题还在于，前人、外人发明一个政治术语，界定一定范畴，国人以中文词汇翻译、承接过来了，这中文词汇似乎也就失去了中文本来的功用，中国人要再说此类话题，就只能模型般按外文的意思解读，而且，在一些人的嘴里，这种解读往往离最初的翻译者原意远去不知凡几。比如，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最高领导；共和，就是共和制、三权鼎立，轮流坐庄等等。
中国人就不可以、不能够有自己的解读释义、创新、甚至于扩展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必须的。
回到汉语字词原义解释共和、民主、宪政，无需高精尖深，不是名家大腕，道理会说得清些，歧义反倒少些。
尤其是，在“是即全是、非就非完”、政治极端化对立的酱缸中，专家学究攀援爬附，先持观点，再找佐料．歪曲、混淆、硬拗是必然的。跳出对立、回归原始、剔出成见，才是探析历史奥秘、寻求中国出路应持的基本态度。
我心中的共和主义，
绝不仅是西式的、现成的“共和制”，
而首先是一种思想、愿望、憧憬、文明、习俗，
是一种源自从人猿揖别人之所以为人的善性，
是传承五千年不绝且更加光大的和文明，
——拨开“海洋”、“商业”文明之目障
阅读提示：
海洋文明，陆地文明，西方人的一种視角，自有其椐其理其存在的空间、尊重包容罢了。幼稚改革者拾人牙慧高唱《河殇》走向偏激，也还算大陆改革者冲闯探索中的难免偏差，商榷勉励可矣。而岛内、台独硬要将台湾割裂出中国，独台非要以西式无限度自傲，那就需要好好说道，挖挖独根了！
我亦有視角：
保守、退步甚至叫返祖：从人性恶发端的丛林法则、分争习惯;
创新、进步或者叫进化：从人性善发端的和合思维、共和文明。
这种对照，或许比以海洋陆地，商业农业划分文明更加精确！
其实，小国寡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 + 直接民主＝希腊城邦民主早夭的病因。
中国，幸好不是古希腊！否则，那有如此庞大、凝聚、和谐、久远的大文明？
然而，台湾病了已入膏肓，仍在以疫灾中漏底现形的“过时式”傲慢睥睨我陆。
唉！！！且以旧帖解惑之。
天人合一《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二，共和主义，就在方块字中，能从黄土地长
（一）中国，幸好不是古希腊城邦
中国政治文明曾有悠久、超世的辉煌。
近代几百年却就像结过了太多果实的熟透的老树，不再显生机、活力与魅力。
话语权转移是必然的。无可讳言，现时所使用的政治术语，大多为舶来品。
硬拗东方式、睥睨西方式，是可笑的；
拒绝人类文明成果、不敢“拿来主义”，是愚笨的。
同样，只是“依葫芦画水瓢”、刻舟求剑、“唯此不可”、“一点都不能走样”，也不是科学的。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树叶黄了还有再绿，果子落地春来又发。
林木成荫、桃李满园时，谁在意嫁接还是新树。
易中天先生《帝国的终结》有一种观点，“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社会”。“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指秦以后至蒋介石之民国或许也暗含今日的大陆）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中国缺失共和的传统，原本就没有可以与“民主、共和、宪政”“融合媾通”的东东。
易先生提出这种观点，显然不是意在说民主、共和、宪政因中国“传统的阙如”而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不该“拿来主义”，而是意在说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这种“拿来”不能嫁接、不能间种、不能混栽;旧树要连根拔掉、土壤要彻底换走。
乖乖！径直飞来个欧罗巴、美利坚得了，最好玩个穿越，情归雅典娜、斯巴达。
中国近代尤其在五四后，似乎有一种仇祖情结，有一种洋爹时髦。对这些高论我严重置疑焉。
首先，我置疑商业社会、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简单区分”竟有如此之神奇，一下就把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前世今生整得个明明白白、说得过滴水不漏。两张羊皮、一壶烧酒、半斗高粱的算计，就能让几千年的诸子百家、子曰诗云顷刻消失？我倒有点天花乱坠了。
第一，人从猴子站立开始走路起，撵兔子、拾草籽、抓鱼虾，同时或就有了兔换鱼、鱼易米、米抵免。自然条件的差异，近山猎樵,临水渔捕,农者男耕女织，牧者逐水草而居，哪个社会、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里没有交易、不存在商业、独缺失规则？
多点商业、少点商业，竟然是为共和、民主、宪政产生之根源，试问，这多与少的频谱上、量到质变的进程中，那一个点是分水岭，谁来划这个鸿沟，易先生还是上帝？
第二，当年希腊城邦中，经济发展似乎并非单一。沿海工商业相对发达，内陆仍以农业为主，有些地区也经营畜牧业，照（易先生之）说其地既有“尚权”的农业也有“尚武”的牧业，何以不产生出中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帝制”？ 斯巴达人的“尚武”至今还在影视里让人啧啧咋舌、为世人津津乐道，蒙古人勉强可比，汉族人怕自愧不如的。而且，“古希腊人被世人所铭记，除了主要归功于他们对西方文明所做的贡献，还有其造就了古代世界最怙恶不悛的海盗”，这怕不能说其只会做生意、只懂谈判协商、“只是做生意”吧？
简单的商业与农牧业区分难说清东西方制度分野的秘密。
况且，心里不痛快现今的权力与武力，明着说出、直接批评得了。绕着弯子，连当年英国人自己都讽骂的“鸦片战争”，也要硬解释为“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连对割香港、赔巨款、让中国人陷入屈辱、灾难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也要说成“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英方敲诈勒索”、“清方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应该是兼而有之”，也要找出“不乏要求平等之处”；自然，中国的制度只是权力与武力，古希腊、怕实质是说现代西方制度尽在“让权力”与“非武力”了。这，有点偏叉了吧？人家的军舰已经开到咱西沙、南沙家门口“自由航行”就差没凑齐八国联军了！！！
其次，我置疑希腊城邦的“模式”意义有人为放大之嫌。
第一，希腊城邦体小量少，于当时代怕亦不算“普世”。
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的一些村社，自治自给，就是一个邦（国）。林立的两百来个城邦中，最大的斯巴达面积不及海南岛的四分之一，人口约40万，有公民权者最多时有9000人；历史上有名且编为电影的“温泉关战役”，其轰轰烈烈对抗十万波斯大军的仅仅是出了《斯巴达三百勇士》其它均为它邦联军与奴隶。第二大的雅典领土约2550平方千米，不及海南岛十三分之一，人口20到30万，有公民权者最多时有3万多、4万人。更多的是蕞尔小邦，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平均面积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如此小、散、微，与前期的古埃及、同时期的波斯、后时代的罗马以及东方的印度、中国比，其似乎只能算国家正式形成前之小部落。中国三皇五帝时兴“禪让”、“乡约里酒”时期的氏族、部落里，有没有公推、选举类似的东东？怕也未必！
第二，“民主”在古希腊似乎也非“普希腊”模式。
古希腊城邦林立，不同的政治制度都获得实践和发展，有些城邦如斯巴达奉行两王制，将统治权集中在国王手中；有些城邦则如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城邦则是由贵族统治或由少数人控制的议会进行统治。仅就政体来分古希腊就经历了贵族制、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演变。尤其是古希腊里两个最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当时最为民主，最为开放人性的城邦。梭伦的改革，最典型的有陶片放逐法，类似于现在的全民公决罢免驱逐总统或高官。斯巴达则完全相反，双国王，元老院制度，甚至废除货币，禁止商业，人人以简朴为荣，完全压抑人性。后来，野蛮的斯巴达灭了雅典，然而雅典的商业习性很快传染、打开了个人欲望的潘多拉魔盒，斯巴达的钢铁战士在摧毁雅典的同时最终摧毁了自己，被其更后来的马其顿征服。看来，后世管用的，在当世不一定管用。
第三，希腊城邦的“民主”或同时正是其早夭的病因。
希腊文明无疑是辉煌的、先进的。
先进的被后进的“灭了”，人们总是骂后进的野蛮，不会把原因寻找到被称为先进的东东头上。
殊不知，今之所谓先进者，今人眼中、口中之先进也。
今人先进的良药未必不是古人要命的砒霜。
希腊城邦、辉煌数百年，多方建树、遗惠后世，但是，竟没能进入相对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形态，没能保卫自己文明进程不被轻易中断，没有步入世界文明发展主流。
其原因，简单回答在于“小国寡民”、不敌外侵。
再问，为何始终“小国寡民”？这就要触及病因了。
古希腊人也开疆拓土，拓展殖民地，但（其不是或不主要出于国家扩大版土的政治需要，而是土地不够种，就业不如意、生存空间狭窄、政治流亡、民间移民的自主经济行为。结果也并不增加国家的领土与政治权利。就好比，今日的举家外出的打工者、留学生、）“分裂繁殖”的方式，只是克隆出 “自治、自给”，同样持着“城邦神圣不可侵犯”精神、政治上完全独立、经济上平等互利、近乎完似的一大批“小国寡民”的蕞尔“子邦”，而母邦并不增加领土与政治权利。许多时候，倒是增加了竞争者与敌人。因而希腊城邦一直没有长大过。其公民人数甚至常常发生大幅度减少。
古希腊人也“合纵”、“连横”。如提洛同盟。但其同盟没有“公天下”的理念、没有民族、统一、国家的信息，敌急抱佛脚，敌缓自家人打起来。城邦间的内战不输于专制社会的惨烈。
古希腊的民主亦从神权、王权时代过度，其之所以选择了民主，怕不因当时人类社会已经理性、人性地认识到这样好、这样该; 不是商品交易习惯了大家温文尔雅、你谦我让; 而是缘由贵族、氏族领袖争斗累了、斗怕了，歇口气，力量之平衡、折中。其本质上出于少数人野蛮的自利、即所谓“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
野蛮的自利既不能和内、也不能睦外。
其在城邦内，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奴隶与非公民充满了残酷与不民主，居少数的公民独占城邦公民的红利，不开放公民权与民主权，自然有奴隶起义、逃亡、阵前倒戈，自然最后孤家寡人、寡不敌众。其对城邦外，哪怕“子、母邦”，也只有冷冰冰的利益交换与血淋淋的撕杀掠夺。“自立门户”、“自治自给”、“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下，掩盖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算计，于是，外敌面前一盘散沙，甚至常常出现纳贡称藩、领着侵略者向本民族、向母邦进攻的“带路党”。即便在“提洛同盟”时期，雅典以反波斯的旗帜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最终仍因没有那个城邦愿意向其它城邦的公民慷慨地赋予本邦的公民权，同盟召集者雅典实行“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的“上邦政策”，自己当起了收取保护费的黑老大，根本没想过充当领导统一事业的“核心力量”。“提洛同盟最终也没有向联邦这类统一民族国家形式稍有进步。
更要命的是，这少数自利的有公民权的人实行的又是“直接民主”。
少数人的利益与局限、必然导致城邦政治的短视；
公民素质的差异、自然会让精英困窘（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明证）；
贤愚同票同权，权威容易缺失；
过频的轮换，不易政治连贯；
总之，自利、短视、分散，可能是希腊城邦民主之舟上的短板，希腊人始终没有跳出“自我中心”、据城为大的天地，最终没能超越小船孤帆的局限，一直没有产生超越市民集会视野的舵手，始终只有少数、固有的水手划桨弄帆。
历史演进狂猛的风吹来了，抱团集势、人欲的浪打来了，短板进水、船，沉了！
希腊城邦分、离、各顾各本性，与人类社会合、统、相帮扶的大潮是背道而驰的。
夭折是其必然。
不认真体味其短处，一俊遮百丑，无限夸大，非但没有模式之功，恐怕会有禁锢、误导之效。
其三，我置疑简单地、从表象上，回春秋寻希腊、照美国画中国，有点刻舟求剑、郑人买履。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事物没有完全一样，借鉴不应全部照搬。
西方世界今日之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古希腊文明闪光的启示，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其是整个西方乃至东方人类文明共同作用综合的产物。比如“人生而平等”，怕就源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社会低层身受不平等者的心声，是古希腊视奴隶不如牲畜的“共和贵族”与“民主公民”们讲不出口的。其更是西方现实社会土壤产生、现实社会“力”斗争平衡的产物。离开了对“现在”、“本土”的分析，橘生淮北仍为橘？
问题还在于，前人、外人发明一个政治术语，界定一定范畴，国人以中文词汇翻译、承接过来了，这中文词汇似乎也就失去了中文本来的功用，中国人要再说此类话题，就只能模型般按外文的意思解读，而且，在一些人的嘴里，这种解读往往离最初的翻译者原意远去不知凡几。比如，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最高领导；共和，就是共和制、三权鼎立，轮流坐庄等等。
中国人就不可以、不能够有自己的解读释义、创新、甚至于扩展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必须的。
回到汉语字词原义解释共和、民主、宪政，无需高精尖深，不是名家大腕，道理会说得清些，歧义反倒少些。
尤其是，在“是即全是、非就非完”、政治极端化对立的酱缸中，专家学究攀援爬附，先持观点，再找佐料．歪曲、混淆、硬拗是必然的。跳出对立、回归原始、剔出成见，才是探析历史奥秘、寻求中国出路应持的基本态度。
我心中的共和主义，
绝不仅是西式的、现成的“共和制”，
而首先是一种思想、愿望、憧憬、文明、习俗，
是一种源自从人猿揖别人之所以为人的善性，
是传承五千年不绝且更加光大的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