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将走向何方？

大规模创新需要的成本越来越高。

举个例子，一次工业革命，千万人的大英就可以搞定。

二次工业革命，就开始均化了，美国和德国都有，美国都是上亿人口的国家了。

到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尤其是信息革命，美国吸了全球的利润。中国为什么可以能分得一杯羹？因为中国是上10亿人口的国家。

那么四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成本必然是更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推动力必然越来越强，而目前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力量去推动这个，因此大规模创新势必会越来越慢，小打小闹的创新对于推动国家这个级别的无意义。

如果无力推动，那么信息和财富的自由流动，就势必让穷国逐步起来，因为穷国有杀手锏，就是人力成本低，这是天然的利差，国际资本一定要赚到这个利差，因此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同时发达国家可能越来越保守化，因为它们不想自己的技术和资本的流失。

虽然大趋势在，但是起来的时间点不一样会导致发展不同，比如说越南和印度，明显越南强的多。

它一定会带来世界整体的改变，发达国家的话语权越来越低是不可阻挡的。

现代武器的形态，决定了人民群众的地位必须很高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d4y1N7hC

拜登签了《芯片法案》，他希望以后芯片将是美国制造。

大家明白制造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我认为中美的国力转换已经完成，中国的国力已超美国，就是因为制造的能力改变。

今天中国的GDP是美国GDP的70%，还是美国GDP高，但我们知道，我在北京的餐馆吃一个最便宜的拉面，价格是15元人民币，产生约2美元GDP，而同样的面在美国洛杉矶是10美元，约10美元的GDP。面还是一样的面。但是美国的GDP就比中国的GDP多算出5倍。所以美国的GDP高是高在计算的高，而不是实质高。

国家力量最后落实的地方就是制造业。有源源不断的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国家才有竞争力。

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这是几任美国总统的梦想，是想了也做不到。

现在拜登希望靠行政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能战胜市场规律吗？

曾经几乎要绝迹的“彩礼”，是怎么卷土重来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d4y1m7J9

很多中国人以为欧盟完蛋会让资本人才流入美国给美国续命……

这种逻辑太想当然了。就按照大棋党想当然好了，人才和资本流往美国，so what？
美国根本不缺人才和资本，缺的是市场，缺的是资本池。欧盟这么大个统一的市场没了，而人才和资本反而供给过量，这只会加速西方经济危机，只会连带着美国人才和资本出逃。

另外，欧盟要是解体，那么欧盟的上层建筑，西方标榜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要破产。
最基本的，没了欧盟美国就完全成孤岛了，再想搞国际议题再也拉不到大旗。

事实上对西方已经意识形态上头的现况来，意识形态破产的破坏很可能比经济破产还要大得多。搞不好会形成连锁反应引发总崩溃。

如果美国真的在下大棋的话，欧盟是无论如何都要稳住的基本盘。反倒是在事实上，美国国力衰退，无力去稳定欧盟。

但是要把美国无力稳定欧盟当成是美国要让欧盟完蛋进而给自己续命的话……说实话，蠢过头了。

把《大宪章》说成是英国民主制的起源，是误解英国的王权与贵族权相互争斗的历史。

贵族限制王权，并不是为了追求民主，恰恰相反，是为了维护自己领地上的独裁。诺曼征服之后，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被剥夺，并按照分赃的形式分给随威廉出征的诺曼贵族。“每位领主都是自己领地的国王和暴君，数不清的城堡拔地而起，迅速成为罪恶的温床，每位领主都自行审判并征税铸造货币。”（【英】威廉•斯塔布斯著：《金雀花王朝》，第46页）

贵族们追求的目标就是：“随心所欲地建造城堡，发动战争，绞死私敌，掠夺邻居，铸造货币，从而为所欲为地实行独裁统治。”（同上，第51——52页）由于王权所代表的公共管理职能对贵族的私欲构成了共同的威胁，限制王权就成为贵族的普遍需求。“失地王”约翰的公权私用和治理无能，也给贵族联合逼宫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英国在“宪章运动”之前，这种王权与贵族权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与民众无关，甚至与资本家也无关，因为投票权都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手里。直到殖民扩张带来的商业收益对土地收益占压倒优势之后，这个王权与贵族权的争斗才被海盗的分赃模式所取代。

《大宪章》从本质上说，甚至还不如游牧民族的贵族选汗制度，它只是限制王权，不包含更替王权，而且自从签订后，就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说它是英国乃至现代西方民主的起源，不过是一套解释话术而已。

海盗社会普遍实行民主制，船长、舵手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主要是海盗社会全民武装，抢劫活动需要配合，如果分赃不均，很容易发生自相残杀。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种可行方法

自古以来，无不亡之国。中国古代的汉唐宋明，都经历了一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过程。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无产者的希望的苏联，也在几十年后腐朽变质分崩离析。蓝星霸主美国，在二战冷战时还生机勃发，今天也逐渐老迈迟缓。

国家和人一样，初期创业者雄姿英发，社会公平进取，人民抱有希望。但随着存量的生产力吃完，逐渐进入保守，机体开始滋生病菌，变进取为内耗，尔虞我诈，日久沉沦。

一个封闭系统内，熵总是要增加的，这是客观规律，无法改变。

熵增的结果就是社会混乱无序程度上升，到一定阶段，文恬武嬉、不食肉糜，就会被内乱或者外敌所灭亡。

这不是单纯的“明君良将”所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单纯的上层建筑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就算把朱元璋放到明末崇祯的位置上，他也不可能让大明回到健康的状态，延缓一些寿命是有可能的。

有一种可以对抗熵增的方法，就是输入生产力。相当于对这个系统做功，可以让熵下降。

比如说，古代的生产力，只能供给金字塔上极少一部分人过上勉强舒适的生活，而且这个舒适的程度也是不高的，皇帝的大部分物质享受，都不如今天的白领或者中产。

这个状态下，不管什么样的明君，都没办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没办法解决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粮食产量增速的矛盾。

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能过上现代化生活的人，至少有几十亿，社会运转效率大大提升，有更多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是简单的梦想）。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一直保持9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那么没多久社会就会固化了，因为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总是想把自己的位置传给下一代的，行业内部就会近亲繁殖，没有关系的后来者会被排除在高收入行业领域。这样的社会就会逐渐内卷，不公滋生，内部产生腐败。

这个时候我们点一下鼠标，给这个社会增加一个“互联网产业”。那么这个新兴产业马上就会吸纳一大批就业人口，产生一批新生的高薪职位、中级职位、初级职位，一下子就能把更多的人从黄土地拉入“现代社会”，这个时候社会的熵就下降了。

但是呢，这一个产业输入的生产力是有限的，确实抬升了一大批人，但是相对于总人口数量还不够，如果继续止于这个层面，过段时间熵仍然又会逐渐上升，需要新的一批生产力的输入才行。

美国强大二百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扩张、在美洲、在全球吞噬资源，不断输入生产力，从而让熵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

直到它没有能力再继续吞下去为止，就又会坠入历史周期律了。

输入生产力是治本的，但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并不足以达到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的程度。因此还可以有一种治标的方法，就是内部不断革命调整，不断整顿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刀刃向内，打击利益集团，打击地方豪强，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工作的出发点。

这种内部不断调整虽然不治本，但能在一定时期内逆转熵增或者延缓熵增，相当于不断锻炼身体，让机体保持一个“基本健康”或者“亚健康”的状态，也能吃能跳能上班能发展生产力，社会就能继续发展，或者是继续维持。

但如果把时间轴拉到足够长，这种内部不断革命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刀刃向内的勇气、能力和意愿。三代五代七代或许可以，十几代的时候就未必能坚持了，随着时间延长，偶然性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大，早晚会出现一个时刻：连着两三代都是不思进取耽于享乐的，国家就危险了，就接近历史周期律的终点了。

而且，大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想不断自我完善也很难做到。

但是今天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我们距离可控核聚变已经不算太远了——可以用内部不断自我调整自我革命来拖时间，这个时候不需要千秋万代，只需要再让国家以“基本健康”的程度再拖上一个世纪左右（这并非不可能，做到好的古代王朝爆炸也得300年左右），这个阶段里，国家能发展生产力，能保持还算可以的公平正义，随着下一次工业革命，就有可能迎来最后的解脱，从而跳出历史周期律。

所谓历史周期律，就是熵不断增加，但社会内部自我降熵调整空间有限，最终会爆炸。

但如果我注入足够多的生产力（远超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于人类社会的需要高出几个数量级，那么所有人就都能有自己的位置，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社会秩序就会高度有序，这个时候熵就会下降到很低的位置，而且不会反弹了——一河流周期性遇到丰水期会溢出成为洪灾的根本原因是河流太窄，那我把河流的宽度做到地球表面大小，那水就永远只会是薄薄的一层了。

归根到底，历史周期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不足，无法容纳一个“持续低熵”的社会。这种社会内部必然会为了各自利益互相争夺，产生腐败和内耗，产生一部分人剥夺另外一部分人的冲动，这不单纯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或者是某些人的道德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单纯上层建筑层面的所有努力，都是不能治本的。

但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因为目前已经能看到彼岸的新技术世界了，虽然暂时还无法到达，但从历史尺度上看，已经是“跳一跳，够得着”了。这在人类百万年的历史上，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第一次，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可能只有大约一二百年左右的距离了——核聚变成熟50年，推广再30年（同时发展的还会有其他同等级别的技术，比如人造子宫之类），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再留出50-70年。这段时间跨度，甚至已经低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寿命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通过上层建筑层面的自我革命去再维持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的“基本健康”或者“亚健康”，然后在先进生产力的加持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跳出阶级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因为粮食产量低以及人口膨胀导致的问题，中国有很多我们没有去理解的现象。

比如：

1. 溺毙女婴的习俗，因为男性人口对于农业生产的贡献更大，处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不能够承受额外的一丁点儿风险，男性人口其实是一种风险储备，一种应对风险的措施。这也导致惊人的性别比差异，过去农民娶媳妇从来就是一件大事儿，很难，也要花不少钱，这很矛盾。

2. 1960年，FDA批准首款口服避孕药Envoid，1912年，乳胶避孕套发明，1950年代，超薄乳胶避孕套诞生。我们假定中国能够获得廉价的口服避孕药或者乳胶避孕套，以农业生产为主，且生存困难的中国农民仍然不会选择避孕，因为更多的人口是一种生存风险应对策略，农业生产只要产量不解决，靠天吃饭的话，就会选择生育更多的人口，有性繁殖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应对策略。

3. 中国人口的膨胀实际上让任何决策者面临巨大的压力，清朝可以学习明朝选择用海运而不用漕运吗？“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真不是一句玩笑话，如果大规模失业导致动乱，朝廷要平息叛乱花更多的钱。人口膨胀导致的白莲教起义，直接让嘉庆朝的财政干枯。等到1840年后，工业品的输入，又加剧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太平天国、捻军的起义直接导致中国人口、财产的重大损失，清朝能同时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能苟住，真让人吃惊。

4. 人口膨胀导致清朝不可能有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动力，一方面人力足够的便宜，另一方面大规模失业是清朝政府无力承受的，平息叛乱更加昂贵。当然，西方的科技进步主要动力是战争引发的国家对于军事技术的不断投资，当军事技术找到民用场景的时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而且，国家已经利用军事力量位其商品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给大规模生产满足大规模需求提供了可能性。

5. 人口是不是红利，还真不一定，能够提供就业，年轻的人口就是红利，否则就是乱源，没有那么神秘。其实，自新中国以来，一直面临人口的压力，连上山下乡都是应对城市就业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治安立马就混乱起来，直到中国2006年工商业税收替代农业税，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变大，就业问题才有所减缓。

6. 对于中国这样的广土巨族大国，真正能解决中国人口粮食问题的是农药、种子、化肥、水利工程和农机的粮食增产套件，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氮肥，1913年，巴斯夫才建立了全球第一座合成氨的工厂，工业化生产氮肥才变得可能。要解决中国的人口、粮食矛盾，就必须发展粮食增收套件，而这个套件需要有工业能力，只有实现工业化才有可能。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民极为痛苦，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会引发社会的持续动荡，直到跨过工业化的第一步门槛。

7. 今天，我们面临新生人口下降的问题，这是工业化后降低了生存的风险，作为一种风险应对策略的有性繁殖的价值大为下降了。其实，从乾隆晚期到前不久，我们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膨胀问题，庞大的人口基数消耗了本已不多的农业剩余，因为不是实现工业化，则农业剩余本就不多，又要用农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用加工业积累初步发展的资本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般的难，人口其实困住了决策者的政策空间。

解决人口、粮食问题的难度很大，20世纪化学工业在德国取得突破前，西方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战争殖民，这也是基本事实。

我国7月份贸易顺差又创历史记录了。

为什么说又呢？因为我国自疫情后出口数据太亮眼了：一直保持高位顺差，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除开上海疫情那波，我国出口增速的中枢值接近20%。

过去一年中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图

如果和其他工业国相比，那我们的成绩就更加突出：

2022年上半年，德国贸易顺差为343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22亿欧元；今年5月份德国还破天荒地出现了自1991年以来首次的贸易逆差，30年来头一回。

而法国6月份贸易赤字达到133亿欧元，创造了单月历史新高；在过去十二个月内，贸易逆差累计高达1139亿欧元，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这是欧洲制造业大国的表现，那我们的邻居日韩呢？

根据日本财务省8月公布的数据，日本已经连续12个月出现贸易逆差，7月贸易逆差达1.44万亿日元，也创造了历史同期新高。

韩国对华贸易已经出现连续3个月逆差，而且大概率将出现与中国建交30年来首次连续4个月贸易逆差，这又会诞生一个新纪录；同时韩国今年截至目前的贸易逆差额也已达到254亿美元。

至于前一段时间网上吹的最狠的越南，前7个月贸易顺差仅为7.64亿美元，中国单7月份一个月贸易顺差为1012.6亿美元，根本不够看的。

可以说，世界主要工业国均创纪录地连续出现逆差现象，而我们则在不断刷新顺差的记录。

除中国外的工业国普遍疲软，与之相对的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如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则在出口中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把世界的需求看成一个蛋糕，别人逆差我顺差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制成品有相当的竞争力，在吃掉越来越多的需求份额；

而其他国家的供给是跟不上他们的需求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Made in China是一种刚需也不为过。

这里面既有疫情控制的因素，也有能源供给稳定的因素。

日本既有疫情失控，又有能源危机

当然，光看总数容易让人飘飘然，但其实看看出口结构，会让人更开心。

在大家过去的印象中，我们似乎就是生产衬衣袜子、箱包玩具，但实际上，我们在产业升级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

今年7月我国出口风头最劲的三类产品是什么？是汽车、钢铁产品和纺织品相关产品。

其中，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7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4万辆，环比增长89.9%，同比37.6%；各类车全年出口将有望超过240万辆，全年超过德国汽车出口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里大树想说，甭管是不是中国品牌，至少我们把产业链、把产能都留在了中国。

汽车可不是什么来料加工，搞搞组装就完事了，汽车的产业链之长、供应链之复杂远非服装可比，汽车出口大国也至少比衣帽出口大国更好。

此外，针对出口的对象不同，我们的出口结构也有所变化。

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中，我们卖的主要是机电产品，这一部分增长最快，虽然很难打进老牌工业国的本土市场，但产业升级也得一步一个脚印，能在新兴市场站稳脚跟至少说明我们的产品是有性价比的。

相比之下，我们卖给发达国家的产品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方面欧美饱受通胀之苦，的确更需要便宜的商品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受制裁、受消费观念等因素影响，我们的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行文至此，大树当然可以高呼“中国赢了”，但果真如此，也辜负了读者朋友们的一番信任。

中国顺差逆势上涨，总体来说是好事，但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更谈不上“大赢特赢”。

让我们再深入下去，多问几个问题，比如：

我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自然要保持顺差，但是这种全世界工业国逆差只有我们高额顺差的格局健康吗？或者说可持续吗？

就短期而言，最近很多工业国逆差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口成本相较平时大幅攀升，因此带来了贸易条件的恶化。

这个因素和我们无关。

和我们有关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产业链和产能集中到我们国家，这并不一定是好事。

道理很简单，人不能吃独食。

网上有人说，我们是发达国家的碾碎机，通过竞争我们在逐步蚕食高附加值行业。

我们该不该进军高附加值行业？应该，中国人也有权利过上好日子。

但是我们不能吞下所有行业、所有份额，这会让别国也过不上好日子。

最直观的，这些国家明明是在竞争中落败，但是善于玩弄民粹的政客却会煽动反华情绪：“是中国制造抢走了我们工人的工作”，以此树立外部敌人来获取选票。

这对我们进一步开拓市场相当不利。

而且，当前美国正在全球组建反华包围圈。如果我们断了其他国家的生路，就等于把一个又一个国家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届时，反华包围圈也就真正大成了。

更重要的是，以贸易顺差“吃独食”赚的小钱，会影响我们赚取真正的大钱。

什么是真正的大钱？即，人民币国际化。

当我们的体量和制造业水平来到这个位置，仅仅挣贸易的钱对我们而言有点不够了。更何况我们赚的并不是早期全球化时代的真金白银，而是别国的主权信用货币，简称纸。

这堆纸在手中，一是财富值并不稳定，完全由他国的政策决定，加息降息间就能让中国人民的财富灰飞烟灭；

二是有了钱你还不能自由买卖，比如你想买技术，花多少钱人家也不卖；不买技术，买高新技术设备总行了吧，这个也不卖。

要想好好保管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财富，甚至想让我们的纸也能印出财富，就必须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所以，我们要就要分利。

一方面要更加开放，打开市场，增加进口，让其他国家赚到人民币。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产业链上做好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只有市场和产业链上均和中国融为一体，在中国主导的体系下大家各司其职，有买有卖，有来有往，这才是人民币成为国际硬通货、取代美元的必由之路。

嗯，注意了，这是在中国主导的体系下。作为世界工业第一大国和不久后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我们有这个实力成为主导者。而直到此时，我们才算是赚到了真正的大钱。

看到这是大钱的不止我们一家。

过去美国主导了“石油美元”，奠定了美元以纸换财富的基础。随着新能源的铺开和技术的迭代，美国又找到了新的锚定物，打起了“芯片美元”的主意。

美国提出与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组成所谓“芯片四方联盟”（Chip4）的构想即将落地，月底的美日韩台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几乎可以确定成行。

我们坚持的是互利共贏的对外开放战略，不会拿枪顶在别人的脑门上搞什么“联盟”。

也因此，我们不光要输出产品，赚一点顺差，更要输出产能，整合供应链，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这样才能跳出包围圈，把朋友搞得多多，把敌人搞得少少，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有顺差，是好事，为充满阴霾的经济形势缓了一大口气；

但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当前的小钱之外，还有着新秩序的大钱等着我们去建立，去实现。

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你看日本海外资产可多拉”
“有钱人都跑啦！”

呵……有钱人跟你啥关系，我想请问一下？
爱尔兰人均GDP近10万美元，是英国两倍多。
比美国人均GDP高的多的多。
去过爱尔兰的人都知道，爱尔兰人真的有英国人两倍富裕吗？
想都别想。

爱尔兰那是靠着低税率吸引外国公司总部入驻抬起来的。
你知道你那块有钱人多了会怎么样？

“有钱人多了好啊， 有钱人多了会消费啊，我们跟着发财啊”
屁。
有钱人多了，你们那的资产就要涨价。
说人话，那就是房价。

你们当地的工厂还会继续在那边干吗？
地一卖，走人。
那你就业怎么办？
给有钱人端盘子啊，当保安啊。
这叫服务业发达。

有钱人少，穷人多。
消费循环起来，经济才有救。

一个富人有1亿，1000个穷人有10万。
数额一样对吧。
1000个穷人的10万，可以买1000辆车，1000个手机。
富人能买几辆车？10辆，顶天了。
这是一个消费级别的吗？

所以我说新加坡要小心了。
太多的资金涌向新加坡了。

有个想法，这几年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不要关注宏大叙事，而要关注具体的人”，背后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已经越来越难搞出宏大叙事了。在冷战时还不是这样。

不然很难理解这么愚蠢的话术是怎么能在网络上有这么多声音的。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众多具体的人的组合、或者与众多具体的人相关。

死1个人是具体的人，有音容笑貌，作为同类应该感同身受，如果不上热搜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但死100万人那就是是宏大叙事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面对新冠动态清零、面对山火众志成城、宏伟的大工程大项目，你说西方真正的有识之士不盼望自己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吗？在冷战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登上月球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苏联走后，三十年文恬武嬉，自由主义泛滥，现在搞不出来真正有精气神的宏大叙事了。

实际上无论是人类文明史，还是新中国建设史，普通人的个人命运，都是与宏大叙事所紧密关联的。从70年前的破衣烂衫、到今天的现代生活，这中间经历的多次生活水平提升，几乎都是与宏大叙事密切关联的。所谓“关注具体的人”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上顶多是用来在宏大叙述搭建的骨架和血肉上进行装饰而已。

面对盲山盲井，所谓“关爱具体的人”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也是无所适从。而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呼啸而来的火车和钢铁轨道，是外部增多的工厂，是由此衍生的就业机会。

别的不说，刚刚被判死刑的那个宁波高校的混混，这么一个社会渣滓，为什么能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与其自身价值完全不符的高溢价？不就是因为他的国籍所在地，几百年来的“宏大叙事”所掠夺来的资源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投射吗？

无论是2020年面对新冠无能为力的西方，还是2022年在乌克兰陷入泥潭的俄罗斯，都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这之前，我内心中多少还是有着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巨头的动员力和执行力的残留印象。

个人主义为什么过去没有，历史上也很少，而现代能流行起来？就是因为个人主义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资源的。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想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想遵从自己的性取向，想过上舒适的个人生活，想自己独居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些都需要巨量的资源才能为社会中的个体所供给。单独开伙的消耗必然比集体食堂要高。过去人们组成大家庭也是如此，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必然要抱团才能抵御各种风险，难道是他们脑子笨不知道个人主义更爽吗？

而讽刺的是，维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式生活所需要的庞大资源，恰恰是要通过宏大叙事去创造和供应的。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承平日久，把现代生活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甚至还反过来用后现代去侵蚀现代生活的根基。

还能有宏大叙事，这正是当下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之处，因为这意味着改变的可能。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刻，地球文明的精华和人类精神的代表，就在这里。

那些已经没有能力去宏大叙事（或者说只是想推动它们自己的另外一套伪宏大叙事），但又还占据着话筒喇叭的家伙，自己做不到，但也不忘记诋毁能做事的人。他们还占据着世界的发声筒，正在竭尽全力要把能做事的人拉下去，和他们一起“共存”。但也没什么，被涂抹为邪恶的代表，如今已经七十年了，估计再有一二十年也不是没可能，但社会存在终究是要冲破旧有的社会意识。

“如果宇宙中真的还有其他的人和社会，那也很好嘛，旁观者清，千秋功罪，可真的有人评说了。”

黄四郎为什么不自己当县长？鹅城决战，他又为啥一枪不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D4y1z7hf

俄乌冲突越久，越有利于中国产业升级

划时代的机遇

最近，盘了一盘德国的情况，惨不忍睹。

通胀失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关键是，作为欧洲制造业最牛逼的经济体，现在很多当地的工业企业在思考是不是要“搬家”。

沉重的经营成本，高企的经营不确定性，都让德国企业非常抓狂。

当然，人家也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希望德国联邦政府能够停止参与俄乌冲突，最好是开启北溪2项目。

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实在太大，德国联邦政府也就只能say no。

截至目前，行业协会、经济部门、研究机构等等都开始发出危机的警报。此时，俄罗斯再次全面断气，也算是直接火上浇油。可以说，留给德国的时间是真的不多了。

如果德国处理不当，相当于俄罗斯“帮助”德国去完成“去工业化”。

毕竟，企业经营都难以为继，还提什么其它的风险？

大家看看下面被刷爆屏幕的欧洲的电价，简直是“一骑绝尘”，如同2020年美联储降息后的美股一般气势如虹。

考虑到德国制造业对于欧洲经济的影响力，如果德国制造业雪崩，虽然不能说是整个欧洲制造业的末日，但是，那也是沉重打击。

有意思的是，隔壁日本制造业现在也快吐血了。日本积极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如今被反噬的非常严重。日本的输入型通胀根本不比其它国家轻。上游的企业眼见高企的成本，也已经到了不得不向消费者摊派压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日本央妈为了稳增长，还要拼命宽松，其实就是进一步打击本国的制造业。强化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滑坡，属于短期稳增长效果不显著，长期则是掏空自己制造业的实力。

最有意思的是韩国，不仅是被疯狂的能源危机爆抽耳光，中国奋起直追的产业升级还打击了韩国的出口收入。

由此，全球主要的制造业核心大国和强国，逐步滑入衰退的边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近乎是肉眼可见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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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被卡脖子的大类东西很多，面板、半导体、能源、铁矿石、汽车等等。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产业发展水平和特定阶段的情况，也让我们经常被人家收割。

而今，这里面真正可以用卡脖子来说的大类，已经为数不多了，最明显的也就是一个半导体了。

事实上，汽车这个我们以前经常赔钱的东西，现在弯道超车开始疯狂出口，比如，韩国就已经大量进口中国的电动车。

原本疫情爆发后，其它地方都被疫情折磨，中国疫情管控良好，让2020年下半程到2021年上旬的中国出口牛逼到爆。这就相当于是我们抢了人家的制造业全球市场份额，与美国人希望摆脱对我们的依赖正好相反。

然后，2021年后半程，国内疫情开始有反复，越南等很多地方彻底解封放飞自我。于是，国内不少机构都认定，我们的出口增速即将彻底断崖，且难以修复。这一点在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担心更为浓烈。因为，美国强行要把俄罗斯和中国放在一起去造势。

可问题是，伴随着俄罗斯不断大打能源牌，欧洲实体经济危机逐步浮出水面。尤其这个时候，美国自己还想着要收割欧洲，更是对欧洲的制造业产业了严重冲击。

于是，中国企业“莫名其妙”又获得了大量海外的订单。

虽然欧洲的订单少了，但是，原本属于欧洲的市场份额则不断转到了我们的手中，这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国运这东西就是这样，倒霉的时候没有几件好事情；但是，一旦牛逼起来，遇到再大的问题，都会好运连连。

如今的中国，恰恰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历史绝佳窗口期！

按照俄罗斯的这个节奏继续玩下去，欧日韩的制造业都将面临严重打击。而且，这东西很麻烦，就是一旦这些制造业国家的企业严重亏损，后面再要起来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尤其一旦客户被中国抢走了，后面再要抢回来，那是相当困难了。

以俄罗斯的脾气，这次已经是赌国运了，肯定是要赢得最后胜利，否则是没法收手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俄乌冲突越是持久，对于我们的产业升级越是有利。

我们企业的竞争对手都死绝了，那是天赐良机，这可以直接对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企业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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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业战略，其实是几个因素叠加起来进行布局的：

1、国产替代，自己的需求自己满足；

2、避免被卡脖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3、利用最新的工业前沿风口，抢占先机。

一个后进国家，底子薄，基础差，发展时间短，要弯道超车，谈何容易？尤其美国及其盟友是抱团的，人家也不是傻子，处处提防。

这点我们看看大英帝国时期的美国就知道了，即使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很牛逼了，而且一战也是获得了国力巨大的提振，可是二战前的美国还是小心翼翼。

真正意义上的弯道超车，需要的不仅是你的技战术牛逼，还需要有大环境的各种天时地利。

因为，大英帝国时代，超霸帝国就已经玩的是平台式的全球统治。货币、金融、实体、规则、舆论、科技、人才等等，形成了强大的生态链，环环相扣，并不是一个后进国家可以轻易撼动的。

当年的普鲁士想用蛮力创出一番天地，最后是一败涂地。反之，美国是小心谨慎，趁你病要你命。

不得不说，这值得我们学习！

如今，无论舆论多么不利于我们，但是，毕竟，真正干起来的是俄罗斯，而不是我们。

所以，这天然意味着，我们还是有机会“躲”在俄罗斯后面，嘴炮对攻那是没有办法。

要直接打击美国是很难的，但是，干死美国的盟友则机会良多。一旦这些盟友经济和产业都不行了，美国再要维系其封闭体系的平台优势就很难了。

到了这一步，只要美国自己内部乱了，我们则国运弯道超车就有机会了。

战略定力，很重要，也是完全值得的。

因为，一旦你成功了，后面就是我们多少代去收割别人的时期。

这点忍耐的代价，不得不说，是极其划算的。

做好自己的事情，5~6年后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才是当下第一要务。

需要指出，先进制造业要实现，融资端必须要有重大改变，从前期所有融资全部靠银行，逐步过渡为更多依赖资本市场（大A）。

银行又不懂实业，但是，资本市场那是精通的很，更是非常来劲。

所以，未来有形之手在维稳楼市确保土地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同步不断做大做强大A，以便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情了。

美国人拿了一手好牌，新大陆天高地阔，当然可以自由，可以随便造。

就像唐朝初期的“均田制”，只要你是个人，就给你分田，因为有足够多的田，人少地多，当然可以这么干。

均田制下的府兵制，兵农合一，当兵还要看条件，优先选钱多人多的家庭，优先选身体好的兵，兵器粮草马匹自备。这样也不愁兵源，上层富裕家庭，以立军功为荣。

的确武德充沛，但这都是特殊历史阶段才能这么干。

人口多了，单个家庭平均拥有土地就少了，就没几个家庭能承受兵役负担。帝国广了，来回路上就几个月，耽误农时，就不可能兵农合一。

设常备军、职业军，国家财政就必须跟得上。

常备军、职业军，就面临骄兵悍将拥兵自重军阀化的问题。

太宗用科举制，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是想用素人冲击关陇勋贵。武则天继续强化这个过程，希望避免南北朝时换皇帝像换衣服一样简单。

你要提倡文治，就得接受武德张扬的关陇勋贵的堕落，不再以当兵为荣。最后军队必然就成了穷苦底层讨生活的出路。

上层以当兵为耻，下层当兵讨生活，最后必然对将领产生依附关系，军阀化再所难免，最后闹出安史之乱。

这一切有选择吗？似乎没有选择。

美国人的制度，首先来自于他们的自然禀赋，能拿到美国那样初始条件的国家，能有几个呢？就像新中国，一开局就是4万万在马尔萨斯陷阱里挣扎的人民，怎么同时完成“独立自主”、“工业化”等目标。

历史窗口就那么长，怎么从容优雅？给你的资源就这么多，怎么自由？

很多人觉得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对中国是利好，这也是很片面的，甚至是无知的，只看到了苏联解体让我们在北边没有了军事压力，而没有看到苏联的存在必然牵制美国，让中国可以从三国博弈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事实上，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就成为了美国主要的敌人，对我们加紧了技术断供。前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崩溃对中国影响也是巨大

要说军事压力，美国围绕中国打造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军事基地密密麻麻在中国周边，这就不是军事威胁了？如果苏联存在，美国不敢如此放肆。

其实苏联削弱而不是解体，对中国最为有利，就像现在的美国，衰落的美国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崩溃，俄罗斯必然在欧洲崛起，无人制衡，到时候才是中国的麻烦。

说好躺平经济就会好的看看：韩国8月制造业活动创两年最大幅萎缩！台湾制造业指数再创低位！英法德制造业指数也下降。

标普发布的韩国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经季调后从7月的49.8降至47.6，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荣枯线，并创下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韩国今年躺平但结果怎么不如去年了？PMI甚至不如中国。韩国和部分西欧国家一样是极端躺平措施，包括不测试、不记录、不隔离，完全放开，按一些人说法，一躺就灵，怎么就不灵呢？

中国台湾8月Markit制造业PMI为42.70，前值44.60。而台湾7月经季节调整后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环比下跌5.8个点至47.8。
湾湾躺平有5个月了吧，有记录新冠死亡近万，今年超死率过3万，它制造业指数怎么就这么差了？不是躺平要越来越好吗？

日本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经季节调整后降至51.5，前一个月为52.1。虽然这一数据仍高于标志收缩与扩张分界线的50，但这是自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增速。日本也躺平了一年多时间，怎么制造业指数不升反降呢？

这几个是东亚经济体，那欧美呢？英法德都躺平老久了，制造业指数下降也很快；他们躺平后，经济也不怎么样。标普全球PMI数据显示，欧元区19国的8月PMI指数从7月的49.8降至49.6，因为能源成本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消费者需求下降。其中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数据均为26个月来最差。
当然，美国还不错，美国8月Markit制造业PMI终值 51.5，预期51.3，前值51.3。不过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比前年下降了三岁，已经不如中国了。也就是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花了那么多医疗保险费用，抢了全世界那么多钱，最终人民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如中国，那这个努力赚钱是为了死得快吗？就是这样，白宫却下调了其经济预测，将2022年美国实际 GDP 增速预期从3月份的3.8％大幅降至1.4%。

实际上，中国经济各行业有好有坏，半导体、能源、材料等行业非常好。但是房地产、零售、消费者服务非常差。总体上上市公司增长超过5.5%有12个行业，小于5.5%也有12个行业，冷暖不一。
房地产是历史压制等累积，和疫情关系不大；零售主要被电商抢，线下确实萎缩多年了。所以影响最大的还是消费者服务，主要是旅游啊、电影啊这些服务领域；而这些领域要做得好，最重要办法就是例行化核酸，避免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拖炸，整体处于小范围疫情就可以避免大面积影响服务业。

至于躺平，东亚几个躺平的经济体，韩国、日本、台湾省都被影响，尤其韩国和台湾老百姓还是不是很愿意出去随意消费的，避疫心态很重，东亚文化对生命比较看中的。要是疫情，估计很多人就不愿意出去活动了，不仅仅影响服务业，最终会从服务业消费牵连到制造业。

十年前，英国本土白人的比例是81.88%，亚裔比例是6.3%，非洲裔的比例是3.0%，还有2.0%的混血，最新全国数据一直没公布，但伦敦的数据公布过，伦敦的本土白人占比已经跌到了44.9%，也就是少于一半。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就是巴基斯坦裔，少数族裔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一半，自然就不会再想让一个白人来当市长。（源自覆言）

根据调查，德国500多家工业公司中，近2/3担心能源成本会导致竞争力下降，超过1/5的公司希望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或已经采取行动。

所以今年大批德国企业出逃，首选对象自然是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中国，比如化工巨头巴斯夫投资100亿欧元在中国华南地区建设一体化基地的。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海拉宣布将扩大在华产能，在常州新建车灯工厂。德国折扣店奥乐齐也将在中国开设数百家新店。宝马于6月在沈阳开设了第三家工厂，大众也已经反复多次说要把产能转移到中国。

光今年上半年，德国对华投资就达到了100亿欧元，比过去的峰值62亿欧元还多了38欧元。

在可以预见的下半年，德国制造业外逃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急的德国总理舒尔茨表态“不要过度依赖中国”。

可是嘴上说有啥用啊，你倒是想办法把能源价格降下来啊！

世界上的制度没有两全的，西方的财税制度的确表面上看比较公平，但是他没有考虑征税成本。以财税制度的本质来说，根本源自当年社会创造的财富，不源自历史财富积累，也不源自人类的消费活动。

以财产税为主，还是以消费税为主，都会造成不公平。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方便了地方政府弄钱。

如果以财产税为主，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大量聚集富人，因为富人财产多啊。所以各地会挖空心思的让富人过来居住，形成一个又一个富人区。

如果以消费税为主，各地肯定在聚集富人的同时，也注重聚集人口，于是在富人区的周围就会有一圈贫民区。因为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消费比例低，基础消费这块，也就是衣食住行刚需，占不了富人多少财富。而穷人，呵呵，基本所有的钱都用于衣食住行了。

如果中国改为以财产税和消费税为主了，必然出现以下结果。

第一，各地政府不再关心如何去发展产业，我聚集人口就行了，反正只要有人就有税收。

第二，本来种秧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各地政府来说可有可无，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财税王国，财税都独立了，那么距离割据还远么？

记住从间接税为主，改为以财产税和消费税为主的财税体系，并不能增加税源，反而会增加征税成本。因为生产税，国家只需要把握住几个关键生产环节就可以征税。而财产税和消费税的纳税主体会变成所有的国民。

现在的征税体系，其实是把全国变成一盘棋来考虑的。原材料供给、信息流通、现金流通、粮食生产与流通等等关键性生产领域，全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垄断。所以所得税啊、财产税啊这些，国家根本不在乎，税收的总量跟生产能力的提升正相关。但是改成其他税收方式，大家考虑一下，税收总量还跟生产相关么？

唐朝前期的兴盛，其中有一个就是租庸调制度，钱穆在其著作中严肃的批判了后来的两税制。两税制摊丁入亩，看似简单易行，但是征税跟生产脱离了。况且你以财产税为主，富人就不会想办法隐瞒财产一次逃税。

房产税最简单的方法逃税，就是把房屋典当给金融单位，然后自己手握典票。自己名下就再无房产，你征个寂寞的税。遗产税也可以逃的，反正记住只要是人创造出来的税收制度，都可以逃税。妄图以税收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只是说这些人图样图森破，要不就是赚取流量。

财税的第一任务，是保证每年能够收到足够国家开销的钱。第二任务是在第一任务的基础上尽量降低征税成本，或者说第二是第一的推论。

假设国家以财产税为主，不考虑逃税的情况下，各地会怎么办？很简单，让富人到当地来啊，肯定出台各种富人的优惠政策。现在实际上也是有的，比如企业到当地投资，可以返还高管的个人所得税的。这种情况下，各地还有谁去关心生产？现在以生产税为主，你一个地方不事生产，就没有税源，所以各地都很重视生产。

如果考虑逃税，记住任何情况下都会有逃税，不论你的制度如何完善都会逃。而且逃脱财产税的办法就太多了，最终国家收不到多少财产税。

生产税，只要把握住关键的生产环节，生产税不愁收不上来。而且还有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虽然中间有国企内部人截留，但是大部分还是能收上来的。一旦，你改成消费税或者财产税，纳税主体就变成千千万万的个人和法人，征税成本立马提高，但是税收总额却没法增加，于是净税收反而减少。

税源和税收使用地点分离这是常态，就跟我们赚钱和花钱的地方不一致是一个道理。所以国家就会有转移支付，任何税种都有这个分离问题。但是有人却认为税收地方必须跟税收使用一致，这得多脑残才能想出来啊。建议这个的人，让他花钱不准离开赚钱的城市。

与其研究如何改变税制，倒不如去研究如何转移支付才能更公平更合理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