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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富裕的十二月党过得相当不错，甚至有庄园和仆役。但一些贫穷者却并没有这么好运，尤其是当政府将流放犯分离和孤立之后，失去了富有者的支持，相当一部人难以生存
1832年，33岁的军官康斯坦丁·伊格尔斯特伦在被释放到定居点的前夜绝望地写道：“现在我被告知要去耕种土地。我在军事学校上了十年学，在军队服役十年，在各个监狱待了七年。所以问题是，我在哪里学过农业技能？”1844年，在托博尔斯克的一个肮脏的棚屋里，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死于梅毒；鲍里索夫兄弟靠出售他们在东西伯利亚研究的昆虫的草图勉强维生。彼得死于1854年9月30日，而长期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安德烈在几天后上吊自杀。
1832年，33岁的军官康斯坦丁·伊格尔斯特伦在被释放到定居点的前夜绝望地写道：“现在我被告知要去耕种土地。我在军事学校上了十年学，在军队服役十年，在各个监狱待了七年。所以问题是，我在哪里学过农业技能？”1844年，在托博尔斯克的一个肮脏的棚屋里，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死于梅毒；鲍里索夫兄弟靠出售他们在东西伯利亚研究的昆虫的草图勉强维生。彼得死于1854年9月30日，而长期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安德烈在几天后上吊自杀。
米哈伊尔·卢宁总是预言，十二月党人只有三条路：“有些人会结婚，有些人会进入修道院，其余的人会酗酒致死。”然而，卢宁没有应验他自己的这些预言。卢宁是最值得注意的十二月党人之一，他也许比其他人都明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在于它武力挑战了圣彼得堡的专制政权，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美德的振奋范例。卢宁的同志们在和当局打交道时“安静又顺从”；与他们不同，卢宁一直是态度挑衅、无所畏惧的。
卢宁的厄运因为写了几篇严厉谴责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政论文而注定了。
本肯多夫在1841年2月下令逮捕卢宁，“并立即将他送到阿卡杜伊矿山，但不是让他在那里工作，而是让他受最严格的监禁，让他与所有的其他罪犯分开，为的是让他不能与任何人有当面或书面联系”。一个月后，卢宁在乌里克村自己的农场中被拘捕，随后进入他的妹妹后来称为“流放中的流放”的状态。他的流放目的地未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公开，最终，他于4月到达阿卡杜伊。
卢宁的厄运因为写了几篇严厉谴责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政论文而注定了。
本肯多夫在1841年2月下令逮捕卢宁，“并立即将他送到阿卡杜伊矿山，但不是让他在那里工作，而是让他受最严格的监禁，让他与所有的其他罪犯分开，为的是让他不能与任何人有当面或书面联系”。一个月后，卢宁在乌里克村自己的农场中被拘捕，随后进入他的妹妹后来称为“流放中的流放”的状态。他的流放目的地未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公开，最终，他于4月到达阿卡杜伊。
当局给卢宁供应的食物非常少，他意识到自己“被判处在监狱里缓慢死去，而不是在绞刑架上快速死去”。1843年，卢宁写信给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我被包裹在黑暗中，被剥夺了空气、空间和食物。”水分沿着牢房的墙壁流下，空气十分潮湿，因此他的书很快就长了霉菌。他给沃尔孔斯基夫妇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44年10月以后的某个时间写的。我们不知道第二年他发生了什么，但是在1845年12月3日，他在昏暗的牢房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四周散落着无价但腐烂的柏拉图、荷马、希罗多德、塔西佗、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著作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
十二月党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在囚禁生活中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经历造就的平等同志关系。扎瓦利申记得，慷慨和互相支持的美德塑造了十二月党人之间“基于基督教公社的复兴”的关系。不是所有十二月党人都拥有大量个人财富。那些没有从家人那里收到一分钱的十二月党人每年只有微薄的114卢布国家补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列兵一年的兵饷。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陷入严重困境，十二月党人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个人都要向这个团体投入与他的所得相称的钱款。巴萨尔金被选为财务主管，负责记录账目，确保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不少于500卢布——不管这个人本身的财产有多少。
为了改善自身的境况，赤塔的十二月党人不仅可以利用妻子的愤怒抗议，还可以利用家族的财富（通常都是巨额财富）。政府限制了十二月党人可以收到的经济援助金额：用于“定居”的2000卢布，而且每年不超过1000卢布。然而，特鲁别茨科伊和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每年都会收到家里寄来的两三千卢布，沃尔孔斯基会收到2000卢布，米哈伊尔·方维津会收到1000卢布。在赤塔的这些妻子不受限额的约束，并且她们不仅充当着信件流出赤塔的渠道，还充当着金钱流入的通道。据估计，在十二月党人作为国家罪犯的10年中，他们收到了近35.5万卢布，他们的妻子收到了77.8万卢布。而且这些只是官方宣称和记录的金额。在东西伯利亚，这是很大一笔钱。
此外，富裕的十二月党人还可以持续享用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运来的物品，这些东西在当地是买不到的。家具、衣服、食品、科学设备和绘画材料都运往了赤塔。玛丽亚写信给她的母亲，向她要有象牙手柄的叉子和勺子，并向她的婆婆要英国波尔图酒，因为谢尔盖的健康状况需要“补养”。谢尔盖后来还想要《假蝇钓鱼昆虫学》和烟草制备指南。
1889年，年轻的革命者米哈伊尔·波利亚科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东端的科雷马地区（在斯大林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古拉格劳改营），距离圣彼得堡约12800千米：“在这片面积大过法国的广袤地域，只有……6500名居民。”波利亚科夫说。其中有不到1000人是俄国人。波利亚科夫来到了“一个人间地狱，这个地方被2000千米的沼泽地和多山荒凉地带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中科雷姆斯克本身是一个有18名政治流放者的定居点，其中大部分人在1888年被送到那里。食物和衣物十分短缺，即使有，价格也是高得离谱，超出大部分人的负担能力。每年9月初，地面上就已经落上了雪，气温降至-30℃。这个地区的居民会用水喷洒他们的“小屋”，形成一个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冬的冰壳；在夏天用作窗玻璃的鱼鳔被大块半透明的冰块取代了，这样可以让光照入室内。但到11月中旬，这些做法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因为黑暗总不退去：“白天的最后短短几个小时过去了，你不得不靠壁炉……或蜡烛微弱的火光照明。”波利亚科夫记得，“夜晚的沉寂无声”只会被狗吠声打破：
在这些时候，你感觉自己像只微不足道的可怜蠕虫。你走进自己并不舒适的泥砖房，感到极度沮丧，以至于连监狱的种种回忆都像一场美梦。似乎一个半月都是这样：晚上上床睡觉，晚上起床。1月初，太阳重新升起 ：最初是新月形，每天都在变大。你看着它，心中升腾起深深的喜悦感，可能只有那些曾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后来终于离开监狱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感受。
在这些时候，你感觉自己像只微不足道的可怜蠕虫。你走进自己并不舒适的泥砖房，感到极度沮丧，以至于连监狱的种种回忆都像一场美梦。似乎一个半月都是这样：晚上上床睡觉，晚上起床。1月初，太阳重新升起 ：最初是新月形，每天都在变大。你看着它，心中升腾起深深的喜悦感，可能只有那些曾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后来终于离开监狱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感受。
齐佩罗维奇观察到，琐碎的争吵非常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流放者不得不搬离共同居住的小屋，分开生活。这种暗斗也可能酿成不幸的后果。尼古拉·费多谢耶夫是列宁的同志，他在1897年被送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上扬斯克。列宁愤怒地写道，费多谢耶夫无法容忍“流放者当中某些恶人的诽谤”。他于1898年6月开枪自杀。布尔什维克党的派别主义多是在这些流放殖民地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不信任、怨恨和个人对抗，都被流放期间共同的孤立状态放大，给那些日后将统治俄国的人留下了心理印记。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布尔什维克的自相残杀中，个人的怠慢和敌意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许多人陷入绝望当中；有些人自杀了。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在1897年流放到中科雷姆斯克；在当局传唤他去雅库茨克出庭作证前，他忍受了五年的流放生涯。亚诺维奇和东西伯利亚一个早期革命牺牲者悲剧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死于1889年3月“雅库茨克惨剧”中的人民意志党成员巴贝·巴德别尔斯基的墓前，亚诺维奇开枪自杀了。亚诺维奇给同志们留下一张字条：“我的勇气完全耗尽了；一点小事都能让我情绪异常。我已经变得全无骨气。那么，让我自己见笑于人有什么意义呢？”他写道，他的疲惫和绝望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度过多年监禁和流亡生涯（共十八年）的结果。实质上，杀死我的是俄国政府。愿对于我的死亡和我无数同志的死亡的责任能够落在它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