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煌说《通鉴》
四百十六、宦官乱政
李云、杜众因弹劾宦官五侯而死，太尉黄琼作为三公之首，不能不表态了。但黄琼从桓帝刘志表现出来的做派已经看出来，这位是铁了心要重用宦官了，劝谏已经无济于事。他没那个觉悟也来玩一把死谏——他也没有信心认为死谏真能让桓帝回心转意。因此他姑且先上了一道弹劾宦官的奏疏，见桓帝仍然毫无表示，索性称病不上班了。
然后没多久，延熹二年冬十月壬寅，中常侍单超，被拜为车骑将军。
这个可就猛了！车骑将军，这可是汉朝排位第三的军职，正儿八经的“ 团”成员，可以独自开府、与三公分庭抗礼的！这个官虽然没有明确制度说宦官不能当，但此前三百年，确实没有宦官当过。
更确切地说，不论是将军、校尉这种军职，还是三公九卿这种文官系统的职位，本来大家都是默认宦官当不了的。包括车骑将军在内的排名前四的将军号，经常授给外戚，比如刚刚挂掉的比景都乡侯梁冀，之前就是排名第一的大将军；而文官系的自不用说，向来是士大夫们的禁脔。
当然，也有一些宦官当过的官职，听起来和九卿很像，比如“长信少府”、“长乐卫尉”之类——但要注意这些职位前面都有个定语。这乃是因为，九卿这个系统本来就是从宫廷服务机构演化过来的，上古之时，所有重要王族成员，都有这么一套班子，为各王室成员的生活起居服务，他们之间就在官名前冠以王族所居宫殿之名以作区分；随着君主权威的集中，特别是到秦始皇称帝，“朕即国家”，本来为君主个人服务的九卿班子，自然就成了管理整个国家的系统了。而其他皇室成员，如太后、皇后、太子等等，他们手下的九卿则还是原始版本的九卿，那么由宦官来当自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就比如说之前几代得势的宦官，拿到手的最高职位，往往是“大长秋”——“长秋宫”在汉代向来是指代皇后的居所，“大长秋”在名义上当然就是皇后手下的大总管。
但现在不一样了——既然宦官都可以出任将军了，那是不是以后宦官掌握兵权，就名正言顺了？
既然可以当将军，那是不是也可以当当九卿？乃至当当三公？
这样看来，桓帝又搞了个“制度创新”哟！
话说桓帝这次拜将，其实也是因为单超得了重病，有给他冲冲喜的意思——当然，“冲喜”之说自是迷信之谈，延熹三年春正月丙午，新丰侯单超即病卒，只当了俩月的车骑将军。桓帝对他也真够意思，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陪葬；由五营骑士送葬、将作大匠起坟——这可是“三朝老臣”那个等级的臣子才有的待遇！
看到桓帝给他们老哥们这么高待遇，剩下的四侯当然就越发嚣张起来，老百姓后来还编了顺口溜，叫“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每句的首字就是四侯的姓。
至于他们的嚣张，一个是表现在盖房子——这大概是学习梁冀这个“好榜样”。总之就是要炫富，就连他们的佣人出门，都只乘牛车，还有一大帮骑士扈从。
另一个就是安插亲信。他们的兄弟姻戚，纷纷成为刺史、太守；而这帮人一上任，不约而同地都选择刮地皮，疯狂压榨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只能上山落草，于是，天下一时盗贼蜂起。
比如单超之侄单匡为济阴太守，兖州刺史第五种令其从事卫羽调查，发现单匡贪污五六千万，第五种遂向朝廷奏报。单匡竟然雇佣一个叫任方的刺客，准备杀卫羽，结果反而叫卫羽把杀手逮了起来，解送雒阳。单匡担心河南尹杨秉继续穷追此事，就再帮任方越狱。由于治下的犯人逃跑，尚书台质问杨秉（因为他是雒阳地区的郡级行政长官），杨秉说这定是单匡干的！结果，尚书台说杨秉没有证据，属于构陷同僚，愣是判他服劳改去了……
你要说这尚书台背后没有被单超指使（当时单超还没死），这实在说不过去啊！
前面刚说过天下盗贼蜂起，内中有个泰山贼叔孙无忌，这里是第五种的辖境，单超就说他剿匪不力，流放朔方；单超外孙董援即为朔方太守，正等着他呢！第五种的故吏孙斌知道董援定要害故主，遂把第五种救走，一块亡命数年，直到多年后大赦天下才敢出来。
这些事情都是在单公公躺在病榻上的最后两个月里发生的——这哥们都快挂了，还如此害人不倦，这是种什么精神啊！
再比如左悺之兄左胜为河东太守，皮氏县长京兆人赵岐耻与“阉党”为伍，即日弃官归乡。但即使这样也逃不了，唐衡之兄唐玹为京兆尹——这回阉党又成了赵岐的父母官了！更倒霉的是，这唐玹还本来就和赵岐有闲隙，硬是罗织罪名，把赵岐家属宗亲全给杀了！赵岐四处逃亡，几乎走遍了天下，最后隐姓埋名，躲在北海集市中卖饼为生；安丘人孙嵩见其不凡，了解到他的过往后，就把他带到自己家，藏在密室里，直到唐衡、唐玹都死了，又遇到了大赦，也才敢出来。
如此种种，和梁冀那时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后雪上加霜的也来了。
羌人，又双叒反了……
李云、杜众因弹劾宦官五侯而死，太尉黄琼作为三公之首，不能不表态了。但黄琼从桓帝刘志表现出来的做派已经看出来，这位是铁了心要重用宦官了，劝谏已经无济于事。他没那个觉悟也来玩一把死谏——他也没有信心认为死谏真能让桓帝回心转意。因此他姑且先上了一道弹劾宦官的奏疏，见桓帝仍然毫无表示，索性称病不上班了。
然后没多久，延熹二年冬十月壬寅，中常侍单超，被拜为车骑将军。
这个可就猛了！车骑将军，这可是汉朝排位第三的军职，正儿八经的“ 团”成员，可以独自开府、与三公分庭抗礼的！这个官虽然没有明确制度说宦官不能当，但此前三百年，确实没有宦官当过。
更确切地说，不论是将军、校尉这种军职，还是三公九卿这种文官系统的职位，本来大家都是默认宦官当不了的。包括车骑将军在内的排名前四的将军号，经常授给外戚，比如刚刚挂掉的比景都乡侯梁冀，之前就是排名第一的大将军；而文官系的自不用说，向来是士大夫们的禁脔。
当然，也有一些宦官当过的官职，听起来和九卿很像，比如“长信少府”、“长乐卫尉”之类——但要注意这些职位前面都有个定语。这乃是因为，九卿这个系统本来就是从宫廷服务机构演化过来的，上古之时，所有重要王族成员，都有这么一套班子，为各王室成员的生活起居服务，他们之间就在官名前冠以王族所居宫殿之名以作区分；随着君主权威的集中，特别是到秦始皇称帝，“朕即国家”，本来为君主个人服务的九卿班子，自然就成了管理整个国家的系统了。而其他皇室成员，如太后、皇后、太子等等，他们手下的九卿则还是原始版本的九卿，那么由宦官来当自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就比如说之前几代得势的宦官，拿到手的最高职位，往往是“大长秋”——“长秋宫”在汉代向来是指代皇后的居所，“大长秋”在名义上当然就是皇后手下的大总管。
但现在不一样了——既然宦官都可以出任将军了，那是不是以后宦官掌握兵权，就名正言顺了？
既然可以当将军，那是不是也可以当当九卿？乃至当当三公？
这样看来，桓帝又搞了个“制度创新”哟！
话说桓帝这次拜将，其实也是因为单超得了重病，有给他冲冲喜的意思——当然，“冲喜”之说自是迷信之谈，延熹三年春正月丙午，新丰侯单超即病卒，只当了俩月的车骑将军。桓帝对他也真够意思，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陪葬；由五营骑士送葬、将作大匠起坟——这可是“三朝老臣”那个等级的臣子才有的待遇！
看到桓帝给他们老哥们这么高待遇，剩下的四侯当然就越发嚣张起来，老百姓后来还编了顺口溜，叫“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每句的首字就是四侯的姓。
至于他们的嚣张，一个是表现在盖房子——这大概是学习梁冀这个“好榜样”。总之就是要炫富，就连他们的佣人出门，都只乘牛车，还有一大帮骑士扈从。
另一个就是安插亲信。他们的兄弟姻戚，纷纷成为刺史、太守；而这帮人一上任，不约而同地都选择刮地皮，疯狂压榨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只能上山落草，于是，天下一时盗贼蜂起。
比如单超之侄单匡为济阴太守，兖州刺史第五种令其从事卫羽调查，发现单匡贪污五六千万，第五种遂向朝廷奏报。单匡竟然雇佣一个叫任方的刺客，准备杀卫羽，结果反而叫卫羽把杀手逮了起来，解送雒阳。单匡担心河南尹杨秉继续穷追此事，就再帮任方越狱。由于治下的犯人逃跑，尚书台质问杨秉（因为他是雒阳地区的郡级行政长官），杨秉说这定是单匡干的！结果，尚书台说杨秉没有证据，属于构陷同僚，愣是判他服劳改去了……
你要说这尚书台背后没有被单超指使（当时单超还没死），这实在说不过去啊！
前面刚说过天下盗贼蜂起，内中有个泰山贼叔孙无忌，这里是第五种的辖境，单超就说他剿匪不力，流放朔方；单超外孙董援即为朔方太守，正等着他呢！第五种的故吏孙斌知道董援定要害故主，遂把第五种救走，一块亡命数年，直到多年后大赦天下才敢出来。
这些事情都是在单公公躺在病榻上的最后两个月里发生的——这哥们都快挂了，还如此害人不倦，这是种什么精神啊！
再比如左悺之兄左胜为河东太守，皮氏县长京兆人赵岐耻与“阉党”为伍，即日弃官归乡。但即使这样也逃不了，唐衡之兄唐玹为京兆尹——这回阉党又成了赵岐的父母官了！更倒霉的是，这唐玹还本来就和赵岐有闲隙，硬是罗织罪名，把赵岐家属宗亲全给杀了！赵岐四处逃亡，几乎走遍了天下，最后隐姓埋名，躲在北海集市中卖饼为生；安丘人孙嵩见其不凡，了解到他的过往后，就把他带到自己家，藏在密室里，直到唐衡、唐玹都死了，又遇到了大赦，也才敢出来。
如此种种，和梁冀那时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后雪上加霜的也来了。
羌人，又双叒反了……
四百十七、凉州三明
延熹四年冬，先零（又是你）、沈氐羌联合诸羌，再次施展传统艺能，劫掠并、凉二州，汉朝这边，这一回对付他们的，换成了护羌校尉段颎。
这位段颎也有来历，段颎字纪明，乃是前面一直说的“凉州三明”中的第三明。
段颎是武威人，和另外二明一样，都是出身凉州的本地人。虽然都是老乡，但三明的初战却都各不相同，像段颎，崭露头角的地方离老家最远，跑到东北去了。
当时是永寿二年，鲜卑入寇辽东，段颎时为辽东属国都尉，率兵反击。段颎当时虽然和鲜卑人打交道还不多，但和羌人那是早就混熟了，反正这些北方异族入寇，无非就是为了打劫，会尽量避免和汉军主力对决。若自己大张旗鼓，这帮人恐怕就会逃走，然后自己撤了之后再跑来打劫，如此就没完没了了……段颎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便假装撤退，引诱鲜卑来追；而且为了做戏做足，他还伪造诏书，然后让驿卒拿着诏书来到军中传诏，说让他班师——当然，这个传诏的场面，段颎在其中做了手脚，保证能被鲜卑人的探子看到。鲜卑人果然上当，追击段颎，然后理所当然落入他的埋伏圈，继而大败。
虽然立了功，但这可是假传圣旨，大罪啊！结果段颎丢了官，要不是还有这功劳，连小命都要没了……
由此事可以看出段颎的用兵特点——胆子大、脑子活、路子野！其实凉州三明，虽都有名将之誉，但用兵风格截然不同：皇甫规（威明）性格质朴，心细如发，习惯谋定而后动，善抚士卒，是三人里最会带兵的（这里的带兵，主要指军队建设）；张奂（然明）师承经学大家，那可是能自己写书的，其实是个儒将，他更喜欢用经济、政治手段让异民族顺服，乃是三人里最会招安的。
而段颎，当然就是三人中最会打仗的。
延熹二年冬十二月，在比景都乡侯梁冀被诛后不久，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掠陇西之金城塞，时为护羌校尉的段颍击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
延熹三年春闰正月，西羌余众复与烧何大豪寇掠张掖，某日晨，与段颎军遭遇。遭遇战向来是很突然的，段颎准备也不充分，但他毫无惧色，下马大战，至中午，刀折矢尽，但羌人也撑不住撤了。段颎追击，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一气追了四十多天，追至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杀烧何大帅，迫降其众。
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愣是让段校尉打成了歼灭战，可见他还是如几年前一样悍猛。
延熹四年冬这次羌患，段颎再次率湟中义从反击——所谓“义从”，其实就是由当地胡人、羌人组成的部队。要知道，这些异民族和汉人的一大区别，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他们自己各部族之间的恩怨情仇，有的甚至比汉朝的历史还要“悠久”。因此，有人选择打劫汉人，那也就有人选择抱汉人大腿（最典型的就是南匈奴）。所以在边境上，汉人征召胡人打胡人，乃是常事。
不过嘛，一开始，“义从”们就是正儿八经的“从”，是用来辅助汉军的，战争的主力还是汉人；但发展到此时，朝廷财政越发捉襟见肘，结果这些本来的“从”们，渐渐名不符实，变成“主力”了。
这次段颎带的湟中义从，就是如此，他手下压根就没有汉军。
那这其实就很危险了——这些义从性质上就是雇佣兵，而且还是异民族，一个用不好，他们可能就轻易溃散，严重的搞不好还会反噬。这次，凉州刺史郭闳贪功，不想让段颎独占功劳，就故意压着段颎军不准他们进攻；时间一长，义从们不想耗下去，结果最后全跑光了……
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然而，始作俑者的郭闳，却又完全甩锅给了段颎，结果段颎又一次蹲班房去了。
济南国相胡闳继任护羌校尉，但这胡闳显然比段颎差远了，结果羌患越来越严重。
东汉的羌患为什么没完没了，从这二闳的做派就可见一斑。
凉州三明虽然在羌人、匈奴人、鲜卑人等异民族中威名颇盛，但却有相同的劣势。
那就是他们的出身。
出身于文化荒凉的凉州，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挤进关东士族们的圈子里。
而在那个年代，挤不进士族圈子，也就意味着很难在朝廷里往上升，很可能一辈子都在各种边境的校尉、太守的位子上打转。
除非你的军功够大，大到让那些文化人们虽然嫌弃你大老粗，但又不得不用你，才可能有机会继续往上爬——但三公就不要指望了，九卿就是凉州出身官员的天花板了。
啊，我们在边境出生入死，替你们看大门，结果你们连正眼都不看我们一下，还排挤我们，那就问一句——凭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迟早会炸。
实际上汉末大乱，除了黄巾之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也没几年了。
也就还剩个三十年吧！
延熹四年冬，先零（又是你）、沈氐羌联合诸羌，再次施展传统艺能，劫掠并、凉二州，汉朝这边，这一回对付他们的，换成了护羌校尉段颎。
这位段颎也有来历，段颎字纪明，乃是前面一直说的“凉州三明”中的第三明。
段颎是武威人，和另外二明一样，都是出身凉州的本地人。虽然都是老乡，但三明的初战却都各不相同，像段颎，崭露头角的地方离老家最远，跑到东北去了。
当时是永寿二年，鲜卑入寇辽东，段颎时为辽东属国都尉，率兵反击。段颎当时虽然和鲜卑人打交道还不多，但和羌人那是早就混熟了，反正这些北方异族入寇，无非就是为了打劫，会尽量避免和汉军主力对决。若自己大张旗鼓，这帮人恐怕就会逃走，然后自己撤了之后再跑来打劫，如此就没完没了了……段颎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便假装撤退，引诱鲜卑来追；而且为了做戏做足，他还伪造诏书，然后让驿卒拿着诏书来到军中传诏，说让他班师——当然，这个传诏的场面，段颎在其中做了手脚，保证能被鲜卑人的探子看到。鲜卑人果然上当，追击段颎，然后理所当然落入他的埋伏圈，继而大败。
虽然立了功，但这可是假传圣旨，大罪啊！结果段颎丢了官，要不是还有这功劳，连小命都要没了……
由此事可以看出段颎的用兵特点——胆子大、脑子活、路子野！其实凉州三明，虽都有名将之誉，但用兵风格截然不同：皇甫规（威明）性格质朴，心细如发，习惯谋定而后动，善抚士卒，是三人里最会带兵的（这里的带兵，主要指军队建设）；张奂（然明）师承经学大家，那可是能自己写书的，其实是个儒将，他更喜欢用经济、政治手段让异民族顺服，乃是三人里最会招安的。
而段颎，当然就是三人中最会打仗的。
延熹二年冬十二月，在比景都乡侯梁冀被诛后不久，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掠陇西之金城塞，时为护羌校尉的段颍击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
延熹三年春闰正月，西羌余众复与烧何大豪寇掠张掖，某日晨，与段颎军遭遇。遭遇战向来是很突然的，段颎准备也不充分，但他毫无惧色，下马大战，至中午，刀折矢尽，但羌人也撑不住撤了。段颎追击，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一气追了四十多天，追至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杀烧何大帅，迫降其众。
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愣是让段校尉打成了歼灭战，可见他还是如几年前一样悍猛。
延熹四年冬这次羌患，段颎再次率湟中义从反击——所谓“义从”，其实就是由当地胡人、羌人组成的部队。要知道，这些异民族和汉人的一大区别，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他们自己各部族之间的恩怨情仇，有的甚至比汉朝的历史还要“悠久”。因此，有人选择打劫汉人，那也就有人选择抱汉人大腿（最典型的就是南匈奴）。所以在边境上，汉人征召胡人打胡人，乃是常事。
不过嘛，一开始，“义从”们就是正儿八经的“从”，是用来辅助汉军的，战争的主力还是汉人；但发展到此时，朝廷财政越发捉襟见肘，结果这些本来的“从”们，渐渐名不符实，变成“主力”了。
这次段颎带的湟中义从，就是如此，他手下压根就没有汉军。
那这其实就很危险了——这些义从性质上就是雇佣兵，而且还是异民族，一个用不好，他们可能就轻易溃散，严重的搞不好还会反噬。这次，凉州刺史郭闳贪功，不想让段颎独占功劳，就故意压着段颎军不准他们进攻；时间一长，义从们不想耗下去，结果最后全跑光了……
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然而，始作俑者的郭闳，却又完全甩锅给了段颎，结果段颎又一次蹲班房去了。
济南国相胡闳继任护羌校尉，但这胡闳显然比段颎差远了，结果羌患越来越严重。
东汉的羌患为什么没完没了，从这二闳的做派就可见一斑。
凉州三明虽然在羌人、匈奴人、鲜卑人等异民族中威名颇盛，但却有相同的劣势。
那就是他们的出身。
出身于文化荒凉的凉州，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挤进关东士族们的圈子里。
而在那个年代，挤不进士族圈子，也就意味着很难在朝廷里往上升，很可能一辈子都在各种边境的校尉、太守的位子上打转。
除非你的军功够大，大到让那些文化人们虽然嫌弃你大老粗，但又不得不用你，才可能有机会继续往上爬——但三公就不要指望了，九卿就是凉州出身官员的天花板了。
啊，我们在边境出生入死，替你们看大门，结果你们连正眼都不看我们一下，还排挤我们，那就问一句——凭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迟早会炸。
实际上汉末大乱，除了黄巾之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也没几年了。
也就还剩个三十年吧！
四百十八、一明再出山
“三明”段颎背黑锅坐牢去了，为了给二闳擦屁股，朝廷只好又请出了时为泰山太守的“一明”皇甫规。话说出道最早的皇甫规，之前因为得罪了比景都乡侯梁冀，回家种了十几年地，什么时候又出山了？——前面曾经提过，宦官们以“剿匪不力”为由，整治得罪了他们的前兖州刺史第五种，这里边的这个“匪”，指的就是泰山贼叔孙无忌。第五种丢官后叔孙无忌又闹了一年多，朝廷还是对其没辙，只好又把快六十的老皇甫给搬了出来。
——然后皇甫规很轻松地就把这纵横近十年无人能治的叔孙无忌给灭了……
所以说东汉朝廷啊，不知道早干啥去了！
羌人对皇甫规来说那可是“老朋友”了，见羌患愈演愈烈，皇甫规上疏，说泰山这边我已经搞定了，愿再为朝廷平羌。另外，我这几十年在家里冷眼旁观，朝廷从西北到东北，总是出乱子，其实原因都一样——当地守将都“力求猛敌”“勤明孙、吴”，太过热衷于战争；其实清平奉法，让百姓、蛮夷能安居乐业，弭患于未然，这才是上策！
然后朝廷就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讨伐羌人。羌人是延熹四年冬起事的，十一月，皇甫规就获得了一场斩首八百级的大胜——有人可能会觉得对方“才”死了八百人，怎么能算大胜？注意这“八百”是汉军拿到的首级的数量，战斗的时候哪有时间让你从容地收集死去敌兵的首级？通常是胜利后有余暇打扫战场时才去做的，那就可能漏掉一些，比如有的掉到坑里、水里了之类的。还有不少受重伤的，在脱离战场后才死掉，这些对敌人来说肯定是损失，但显然也没法算到斩首数里边。而古代军队损失了两三成兵力就顶不住了，这样算下来，斩首八百，那么敌方兵力起码在两万左右，汉军的兵力起码与之相当，这就是场五万人的会战，已经不小了。
实际上看效果，此战过后，先零诸种羌就有十余万人投降。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延熹五年春三月，沈氐羌寇掠张掖、酒泉。皇甫规征发刚刚归顺的先零诸种羌，共讨陇右。沈氐羌隔断了道路，汉军中又出现瘟疫，减员三四成。皇甫规不顾传染风险，亲自抚巡将士，“三军感悦”，战斗力几乎没有受影响。东羌其实也受到瘟疫影响，此时见汉军战意不减，只好也降了，凉州复通。
然而情况刚刚好转，皇甫规鄙视的那些“力求猛敌”的官们又开始作妖了。安定太守孙俊大肆受贿，安定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老弱无能，但这帮人仗着后台，有恃无恐。皇甫规悉数劾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反乱，本来就有大半原因是被这帮贪官污吏祸祸的，现在这样自然就没动力再闹了，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人降于皇甫规。
但这样，皇甫规显然就得罪了这帮昏官们的后台——而以当时的政局，这后台大约就是宦官。总之这让很多人不爽了，于是他们就诬陷皇甫规，说羌人们投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都是皇甫规拿钱收买的，桓帝刘志就以此责问皇甫规。
皇甫规向来是很刚的，上书为自己辩护，说我出征，羌戎归降，我为朝廷省了不止一个亿。我弹劾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这些人挟怨报复，污蔑我拿钱收买的羌人——然而，这钱从何来？若是我私财，朝廷可以查我家产；若是出自官中，那该有文簿可考。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真的出钱收买让他们投降的，那又有什么错呢？——前汉为了“收买”匈奴、乌孙，那可是连公主都舍得给出去的！这总比真打起来了，覆军杀将、动资巨亿要好得多吧！说白了，“今臣还督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
皇甫规人到老年，仍然初心不改，说话还是那么直，哪怕对方是皇帝！
总之桓帝后来也没再说啥，把他招回朝后准备封赏。但现在朝廷的规矩，干啥都得先打理好宦官，中常侍徐璜、左悺就多次示意皇甫规意思意思，但这么刚的老皇甫，当然全当没听懂。徐璜等恼羞成怒，又把前边的“收买羌人”拿出来说事，皇甫规下属劝他花钱消灾，皇甫规“誓而不听”，结果也进牢里边了。
得，擦屁股的皇甫规，和背黑锅的段颎又成邻居了。
有功不赏，反而进班房，这也忒黑了吧！当时的三公看不下去了，合计了一下，拉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跑到皇宫门口请愿（他们这招还用上瘾了），后来朝廷大赦，就借坡下驴把皇甫规放出去了。
宦官们虽然怎么看皇甫规怎么不顺眼，但打仗还是得用人家——谁叫宦官的手下都是些只会鱼肉百姓的歪瓜裂枣呢？又过了一年，延熹六年冬，皇甫规又被任命为度辽将军。
话说皇甫规因为得罪了梁冀，梁冀死后才重新出山，结果“二明”张奂此时却回家种地了——因为他是梁冀的故吏……没人愿意再为他说话，但皇甫规这个反梁派却前后七次举荐他——英雄惜英雄啊！
张奂因为皇甫规的举荐，又出来做武威太守。皇甫规当上度辽将军几个月后，又上书推举张奂为度辽将军，自己甘愿为其副手。朝廷后来就以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改任使匈奴中郎将。
然后，大概是看太学生几次请愿都奏效，于是西州吏民也为段颎请愿，而当时滇那等诸种羌又开始闹事，于是段颎也被放了出来，再次出任护羌校尉。
由此，帝国北境防卫最关键的三个岗位，被“凉州三明”给包圆了。
这也是他们三个老乡头一次同朝为官。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大事记
孝桓皇帝永寿三年（157）
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京师蝗灾。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以司空韩縯为司徒，以太常孙朗为司空。
永寿四年（158）
夏，五月，京师蝗灾。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延熹。
延熹元年（158）
秋，七月，甲子，太尉黄琼免官；以太常胡广为太尉。
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度辽将军陈龟、北中郎将张奂讨平之。
延熹二年（159）
夏，京师大水。
秋，七月，丙午，懿献皇后梁氏崩。
八月，丁丑，桓帝刘志联合五宦官发动政变，诛灭比景都乡侯梁冀。胡广、韩縯、孙朗免为庶人。
壬午，立贵人梁猛为皇后，追废懿献皇后梁氏为贵人。梁猛后改名薄猛，再回复本名邓猛。
封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史左悺、唐衡为县侯，号为五侯。
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祝恬为司徒，大鸿胪盛允为司空。
宦官乱政。白马县令李云、弘农五官掾杜众上书切谏，被捕，死于狱中。
冬，十月，壬寅，以单超为车骑将军。
延熹三年（160）
春，正月，丙申，赦天下。
丙午，新丰侯单超卒。
夏，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六月，辛丑，祝恬薨。
秋，七月，以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延熹四年（161）
春，正月，大瘟疫。
二月，盛允免官，以大司农种暠为司徒。
三月，黄琼免官。
夏，四月，以太常刘矩为太尉。
甲寅，封河间孝王刘开之子参户亭侯刘博为任城王，继嗣刘开。
五月，己卯，京师大雨冰雹。
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山崩。
己酉，赦天下。
虞放免官，以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秋，九月，黄琼免官，以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冬，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以泰山太守皇甫规为中郎将讨平之。
延熹五年（162）
夏，四月，乙亥，京师地震。
冬，刘矩免官，以太常杨秉为太尉。
延熹六年（163）
春，二月，戊午，种暠薨。
三月，戊戌，赦天下。
以卫尉许栩为司徒。
冬，十一月，刘宠免官。
十二月，以卫尉周景为司空。
以武威太守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段颎为护羌校尉。
“三明”段颎背黑锅坐牢去了，为了给二闳擦屁股，朝廷只好又请出了时为泰山太守的“一明”皇甫规。话说出道最早的皇甫规，之前因为得罪了比景都乡侯梁冀，回家种了十几年地，什么时候又出山了？——前面曾经提过，宦官们以“剿匪不力”为由，整治得罪了他们的前兖州刺史第五种，这里边的这个“匪”，指的就是泰山贼叔孙无忌。第五种丢官后叔孙无忌又闹了一年多，朝廷还是对其没辙，只好又把快六十的老皇甫给搬了出来。
——然后皇甫规很轻松地就把这纵横近十年无人能治的叔孙无忌给灭了……
所以说东汉朝廷啊，不知道早干啥去了！
羌人对皇甫规来说那可是“老朋友”了，见羌患愈演愈烈，皇甫规上疏，说泰山这边我已经搞定了，愿再为朝廷平羌。另外，我这几十年在家里冷眼旁观，朝廷从西北到东北，总是出乱子，其实原因都一样——当地守将都“力求猛敌”“勤明孙、吴”，太过热衷于战争；其实清平奉法，让百姓、蛮夷能安居乐业，弭患于未然，这才是上策！
然后朝廷就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讨伐羌人。羌人是延熹四年冬起事的，十一月，皇甫规就获得了一场斩首八百级的大胜——有人可能会觉得对方“才”死了八百人，怎么能算大胜？注意这“八百”是汉军拿到的首级的数量，战斗的时候哪有时间让你从容地收集死去敌兵的首级？通常是胜利后有余暇打扫战场时才去做的，那就可能漏掉一些，比如有的掉到坑里、水里了之类的。还有不少受重伤的，在脱离战场后才死掉，这些对敌人来说肯定是损失，但显然也没法算到斩首数里边。而古代军队损失了两三成兵力就顶不住了，这样算下来，斩首八百，那么敌方兵力起码在两万左右，汉军的兵力起码与之相当，这就是场五万人的会战，已经不小了。
实际上看效果，此战过后，先零诸种羌就有十余万人投降。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延熹五年春三月，沈氐羌寇掠张掖、酒泉。皇甫规征发刚刚归顺的先零诸种羌，共讨陇右。沈氐羌隔断了道路，汉军中又出现瘟疫，减员三四成。皇甫规不顾传染风险，亲自抚巡将士，“三军感悦”，战斗力几乎没有受影响。东羌其实也受到瘟疫影响，此时见汉军战意不减，只好也降了，凉州复通。
然而情况刚刚好转，皇甫规鄙视的那些“力求猛敌”的官们又开始作妖了。安定太守孙俊大肆受贿，安定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老弱无能，但这帮人仗着后台，有恃无恐。皇甫规悉数劾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反乱，本来就有大半原因是被这帮贪官污吏祸祸的，现在这样自然就没动力再闹了，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人降于皇甫规。
但这样，皇甫规显然就得罪了这帮昏官们的后台——而以当时的政局，这后台大约就是宦官。总之这让很多人不爽了，于是他们就诬陷皇甫规，说羌人们投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都是皇甫规拿钱收买的，桓帝刘志就以此责问皇甫规。
皇甫规向来是很刚的，上书为自己辩护，说我出征，羌戎归降，我为朝廷省了不止一个亿。我弹劾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这些人挟怨报复，污蔑我拿钱收买的羌人——然而，这钱从何来？若是我私财，朝廷可以查我家产；若是出自官中，那该有文簿可考。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真的出钱收买让他们投降的，那又有什么错呢？——前汉为了“收买”匈奴、乌孙，那可是连公主都舍得给出去的！这总比真打起来了，覆军杀将、动资巨亿要好得多吧！说白了，“今臣还督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
皇甫规人到老年，仍然初心不改，说话还是那么直，哪怕对方是皇帝！
总之桓帝后来也没再说啥，把他招回朝后准备封赏。但现在朝廷的规矩，干啥都得先打理好宦官，中常侍徐璜、左悺就多次示意皇甫规意思意思，但这么刚的老皇甫，当然全当没听懂。徐璜等恼羞成怒，又把前边的“收买羌人”拿出来说事，皇甫规下属劝他花钱消灾，皇甫规“誓而不听”，结果也进牢里边了。
得，擦屁股的皇甫规，和背黑锅的段颎又成邻居了。
有功不赏，反而进班房，这也忒黑了吧！当时的三公看不下去了，合计了一下，拉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跑到皇宫门口请愿（他们这招还用上瘾了），后来朝廷大赦，就借坡下驴把皇甫规放出去了。
宦官们虽然怎么看皇甫规怎么不顺眼，但打仗还是得用人家——谁叫宦官的手下都是些只会鱼肉百姓的歪瓜裂枣呢？又过了一年，延熹六年冬，皇甫规又被任命为度辽将军。
话说皇甫规因为得罪了梁冀，梁冀死后才重新出山，结果“二明”张奂此时却回家种地了——因为他是梁冀的故吏……没人愿意再为他说话，但皇甫规这个反梁派却前后七次举荐他——英雄惜英雄啊！
张奂因为皇甫规的举荐，又出来做武威太守。皇甫规当上度辽将军几个月后，又上书推举张奂为度辽将军，自己甘愿为其副手。朝廷后来就以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改任使匈奴中郎将。
然后，大概是看太学生几次请愿都奏效，于是西州吏民也为段颎请愿，而当时滇那等诸种羌又开始闹事，于是段颎也被放了出来，再次出任护羌校尉。
由此，帝国北境防卫最关键的三个岗位，被“凉州三明”给包圆了。
这也是他们三个老乡头一次同朝为官。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大事记
孝桓皇帝永寿三年（157）
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京师蝗灾。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以司空韩縯为司徒，以太常孙朗为司空。
永寿四年（158）
夏，五月，京师蝗灾。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延熹。
延熹元年（158）
秋，七月，甲子，太尉黄琼免官；以太常胡广为太尉。
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度辽将军陈龟、北中郎将张奂讨平之。
延熹二年（159）
夏，京师大水。
秋，七月，丙午，懿献皇后梁氏崩。
八月，丁丑，桓帝刘志联合五宦官发动政变，诛灭比景都乡侯梁冀。胡广、韩縯、孙朗免为庶人。
壬午，立贵人梁猛为皇后，追废懿献皇后梁氏为贵人。梁猛后改名薄猛，再回复本名邓猛。
封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史左悺、唐衡为县侯，号为五侯。
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祝恬为司徒，大鸿胪盛允为司空。
宦官乱政。白马县令李云、弘农五官掾杜众上书切谏，被捕，死于狱中。
冬，十月，壬寅，以单超为车骑将军。
延熹三年（160）
春，正月，丙申，赦天下。
丙午，新丰侯单超卒。
夏，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六月，辛丑，祝恬薨。
秋，七月，以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延熹四年（161）
春，正月，大瘟疫。
二月，盛允免官，以大司农种暠为司徒。
三月，黄琼免官。
夏，四月，以太常刘矩为太尉。
甲寅，封河间孝王刘开之子参户亭侯刘博为任城王，继嗣刘开。
五月，己卯，京师大雨冰雹。
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山崩。
己酉，赦天下。
虞放免官，以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秋，九月，黄琼免官，以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冬，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以泰山太守皇甫规为中郎将讨平之。
延熹五年（162）
夏，四月，乙亥，京师地震。
冬，刘矩免官，以太常杨秉为太尉。
延熹六年（163）
春，二月，戊午，种暠薨。
三月，戊戌，赦天下。
以卫尉许栩为司徒。
冬，十一月，刘宠免官。
十二月，以卫尉周景为司空。
以武威太守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段颎为护羌校尉。
四百十九、五侯被贬
边境在打仗，而在东汉的朝堂之上，士大夫与宦官们的争斗则仍在继续。
延熹八年春，中常侍侯览之兄、益州刺史侯参贪污不法，被时任太尉的杨秉弹劾，朝廷将侯参逮捕回京，侯参在半路自杀，而作为证据的赃物，足足装了三百多辆车，全是金银锦帛这些硬通货！
杨秉趁机再上奏，说侯参自取灭亡，其兄侯览必然心不自安；这种情况下，不宜再让侯览待在陛下左右，应投置闲地，以免有齐懿公之事。
杨秉这里说的齐懿公，说的乃是春秋时齐国的一任君主。此君还未上位时，和国中一个贵族邴原争地，邴原不干；齐懿公即位后，邴原已死，齐懿公为了泄愤，竟把他的尸首刨出来把手脚给砍了……然而，之后齐懿公却仍然用邴原的儿子邴歜当自己的车夫。
这还没完，后来还有一个叫阎职的贵族，齐懿公见他老婆漂亮，就横刀夺爱，完了反而让阎职当自己的参乘——也就是坐车时的护卫。
这哥们让两个跟自己有仇的当自己的身边人，还真是心大。
然后果不其然，他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有次齐懿公出去玩，到了地方齐懿公自去玩了，留下邴歜和阎职守着车马。两个车夫无聊之下打屁聊天，阎职开了个玩笑，笑骂邴歜是“断足子！”这戳中了邴歜的心病，面红耳赤的他反唇相讥道：“夺妻者！”这下阎职也恼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怒气冲冲地对视了半天，突然反应过来——气对方有什么用？这些事又不是对方干的！
因此，两人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在回去的路上，联手把齐懿公给宰了——而且此事做得非常轻松，因为在车上，本来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或许在弑君之后，两个司机很快也会被齐懿公的其他护卫杀掉，但这对已经挂了的齐懿公，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上位者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总觉得自己是棋手，不把棋子当人看，殊不知在权力的游戏中，最卑微的棋子也有自己的欲望，有时候会拒绝你为他们设计好的行动。就像齐懿公，觉得自己身为君主，就算这两个司机心里多恨自己，但他们担心自己的性命、担心家人的性命，断不敢和自己作对，所以也毫无顾忌地放在身边。
然而，即使是地位再低的人，那也不是机器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你怎么就能保证这些人不会来个鱼死网破？而且，就算你权倾天下又如何？纵使你能指挥得动百万大军，但五步之内，能保住你性命的人，可就只有你自己而已！你把可能的仇人放在五步之内，不是作死又是什么？
杨太尉搬出这个典故出来，还是挺狠的——他大概是发现了从传统的“滥用权势、贪赃枉法”这个角度攻击宦官不管用，因为皇帝重用宦官，本来也没指望他们能安邦定国，而是用来为自己的皇权张目的；所以杨秉就换了个角度，指出若坐视宦官一味做大，加之他们在物理层面上离皇帝很近，其反噬的危害亦是很大的！
桓帝刘志，或许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这个时点，他显然认为宦官还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掌心里的。而侯览虽然不是“恩人”五侯，但他给桓帝上贡不少，桓帝还要指着他搞钱呢！因此在桓帝的授意下，就有尚书质问杨秉的掾属，说你们太尉府管的是外官，内侍黜陟应由人主所出，你们插手，是何道理！
这里看来，桓帝这边对杨秉还是有些忌惮的，所以选择走正规路线，想先从制度上找出杨秉违规的地方——然而这却是有些班门弄斧了。杨太尉那是什么人？——想当年他爹杨震就是太尉，对这些典章制度，那可是家学渊源！
从西汉中期开始，三公之权不断被削弱，到了东汉的三公，习惯上也确实不会插手内侍宦官的任免了——但是，这只是“习惯”，是“潜规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制度约束！杨秉就让部属回复尚书，说“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违规”之说，从何而来？
况且，这还有“故事”可循——当年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有慢上之举，当时的丞相申屠嘉那可是直接把邓通召到府上训斥，若不是文帝求情，申屠嘉可是把邓通处决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宠臣、宦官，性质上差不多。东汉虽然在实际上和西汉并不能算一个朝代，但毕竟他们官方就是宣称继承西汉法统的，因此西汉的“故事”“循例”，在东汉亦是有合法性的。既然身为三公的申屠嘉可以处置邓通，那么同是三公的杨秉弹劾宦官，完全合理合法！
杨秉这是正论，尚书完全无法反驳，在尚书身后的桓帝也无话可说，最终还是罢免了侯览。
杨太尉赢下一城，鼓舞了士大夫们。很快，司隶校尉韩縯就弹劾左悺、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鱼肉乡里，侵犯吏民。左悺兄弟自杀。韩縯又劾奏中常侍具瑗之兄沛国国相具恭贪污，具恭被解至廷尉。具瑗上交其东武侯印绶，为哥哥谢罪求饶，桓帝将其贬为都乡侯。
同时，很可能是这件事的余波所及，单超及唐璜、唐衡兄弟爵位的继承者（这三人此时都已死），也皆被降为乡侯，他们家其余受封爵的子弟，悉数夺爵。刘普等被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亦被夺爵。
这看似是士大夫对宦官的一次大获全胜？
但要看到，和杨秉不同，这些被韩校尉扳倒的，全是当年政变的参与者！
这更像是桓帝借士大夫之手，在卸磨杀驴！
看来杨秉的话，桓帝还是听进去了——不过他心里不好控制的棋子，并不是只会搞钱的侯览，而是当年扶他上位的“厕所联盟”。
这也很好理解——这些人对桓帝是有恩的，那他们就会希望桓帝给他们回报；即使他们真的高风亮节、施恩不图报，桓帝也是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或者会不会变卦。这看起来是他们给桓帝的人情，但反过来说，其实也是桓帝的把柄——对于以天下之主自居的皇帝来说，怎么可能会容忍自己有把柄在别人手里？所以搞他们是迟早的事，当年他前辈顺帝刘保，不就也把“十九侯”给搞下去了吗？
所以，士大夫和宦官，还有得斗。
另外，这个战斗力比杨秉还强的韩縯，当初可是和比景都乡侯梁冀不清不楚的，为此在梁冀自杀后还被免为庶人——按说这位和桓帝结下的梁子可不小，然而过了几年却又起来了。
就是杨秉，前几年也因为怼单超而下过野，结果没半年又出山了。
结果来来去去，桓帝的面前还是这帮“老面孔”。
这其实就隐隐显出当时士族的力量了——你不管怎么搞，最后还是得用他们。
因为这些人能上位，其实已经不是靠的皇帝的拔擢，而是已经被士族认可，被他们推出来的代言人。你要不用他们，换其他人士大夫们不认，你就很难开展工作。
否则的话，桓帝又不是受虐狂，干嘛要反反复复用这些和自己过不去的人。
杨太尉这其实还是小意思，士大夫中还会出现更牛的人！
边境在打仗，而在东汉的朝堂之上，士大夫与宦官们的争斗则仍在继续。
延熹八年春，中常侍侯览之兄、益州刺史侯参贪污不法，被时任太尉的杨秉弹劾，朝廷将侯参逮捕回京，侯参在半路自杀，而作为证据的赃物，足足装了三百多辆车，全是金银锦帛这些硬通货！
杨秉趁机再上奏，说侯参自取灭亡，其兄侯览必然心不自安；这种情况下，不宜再让侯览待在陛下左右，应投置闲地，以免有齐懿公之事。
杨秉这里说的齐懿公，说的乃是春秋时齐国的一任君主。此君还未上位时，和国中一个贵族邴原争地，邴原不干；齐懿公即位后，邴原已死，齐懿公为了泄愤，竟把他的尸首刨出来把手脚给砍了……然而，之后齐懿公却仍然用邴原的儿子邴歜当自己的车夫。
这还没完，后来还有一个叫阎职的贵族，齐懿公见他老婆漂亮，就横刀夺爱，完了反而让阎职当自己的参乘——也就是坐车时的护卫。
这哥们让两个跟自己有仇的当自己的身边人，还真是心大。
然后果不其然，他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有次齐懿公出去玩，到了地方齐懿公自去玩了，留下邴歜和阎职守着车马。两个车夫无聊之下打屁聊天，阎职开了个玩笑，笑骂邴歜是“断足子！”这戳中了邴歜的心病，面红耳赤的他反唇相讥道：“夺妻者！”这下阎职也恼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怒气冲冲地对视了半天，突然反应过来——气对方有什么用？这些事又不是对方干的！
因此，两人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在回去的路上，联手把齐懿公给宰了——而且此事做得非常轻松，因为在车上，本来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或许在弑君之后，两个司机很快也会被齐懿公的其他护卫杀掉，但这对已经挂了的齐懿公，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上位者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总觉得自己是棋手，不把棋子当人看，殊不知在权力的游戏中，最卑微的棋子也有自己的欲望，有时候会拒绝你为他们设计好的行动。就像齐懿公，觉得自己身为君主，就算这两个司机心里多恨自己，但他们担心自己的性命、担心家人的性命，断不敢和自己作对，所以也毫无顾忌地放在身边。
然而，即使是地位再低的人，那也不是机器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你怎么就能保证这些人不会来个鱼死网破？而且，就算你权倾天下又如何？纵使你能指挥得动百万大军，但五步之内，能保住你性命的人，可就只有你自己而已！你把可能的仇人放在五步之内，不是作死又是什么？
杨太尉搬出这个典故出来，还是挺狠的——他大概是发现了从传统的“滥用权势、贪赃枉法”这个角度攻击宦官不管用，因为皇帝重用宦官，本来也没指望他们能安邦定国，而是用来为自己的皇权张目的；所以杨秉就换了个角度，指出若坐视宦官一味做大，加之他们在物理层面上离皇帝很近，其反噬的危害亦是很大的！
桓帝刘志，或许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这个时点，他显然认为宦官还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掌心里的。而侯览虽然不是“恩人”五侯，但他给桓帝上贡不少，桓帝还要指着他搞钱呢！因此在桓帝的授意下，就有尚书质问杨秉的掾属，说你们太尉府管的是外官，内侍黜陟应由人主所出，你们插手，是何道理！
这里看来，桓帝这边对杨秉还是有些忌惮的，所以选择走正规路线，想先从制度上找出杨秉违规的地方——然而这却是有些班门弄斧了。杨太尉那是什么人？——想当年他爹杨震就是太尉，对这些典章制度，那可是家学渊源！
从西汉中期开始，三公之权不断被削弱，到了东汉的三公，习惯上也确实不会插手内侍宦官的任免了——但是，这只是“习惯”，是“潜规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制度约束！杨秉就让部属回复尚书，说“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违规”之说，从何而来？
况且，这还有“故事”可循——当年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有慢上之举，当时的丞相申屠嘉那可是直接把邓通召到府上训斥，若不是文帝求情，申屠嘉可是把邓通处决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宠臣、宦官，性质上差不多。东汉虽然在实际上和西汉并不能算一个朝代，但毕竟他们官方就是宣称继承西汉法统的，因此西汉的“故事”“循例”，在东汉亦是有合法性的。既然身为三公的申屠嘉可以处置邓通，那么同是三公的杨秉弹劾宦官，完全合理合法！
杨秉这是正论，尚书完全无法反驳，在尚书身后的桓帝也无话可说，最终还是罢免了侯览。
杨太尉赢下一城，鼓舞了士大夫们。很快，司隶校尉韩縯就弹劾左悺、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鱼肉乡里，侵犯吏民。左悺兄弟自杀。韩縯又劾奏中常侍具瑗之兄沛国国相具恭贪污，具恭被解至廷尉。具瑗上交其东武侯印绶，为哥哥谢罪求饶，桓帝将其贬为都乡侯。
同时，很可能是这件事的余波所及，单超及唐璜、唐衡兄弟爵位的继承者（这三人此时都已死），也皆被降为乡侯，他们家其余受封爵的子弟，悉数夺爵。刘普等被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亦被夺爵。
这看似是士大夫对宦官的一次大获全胜？
但要看到，和杨秉不同，这些被韩校尉扳倒的，全是当年政变的参与者！
这更像是桓帝借士大夫之手，在卸磨杀驴！
看来杨秉的话，桓帝还是听进去了——不过他心里不好控制的棋子，并不是只会搞钱的侯览，而是当年扶他上位的“厕所联盟”。
这也很好理解——这些人对桓帝是有恩的，那他们就会希望桓帝给他们回报；即使他们真的高风亮节、施恩不图报，桓帝也是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或者会不会变卦。这看起来是他们给桓帝的人情，但反过来说，其实也是桓帝的把柄——对于以天下之主自居的皇帝来说，怎么可能会容忍自己有把柄在别人手里？所以搞他们是迟早的事，当年他前辈顺帝刘保，不就也把“十九侯”给搞下去了吗？
所以，士大夫和宦官，还有得斗。
另外，这个战斗力比杨秉还强的韩縯，当初可是和比景都乡侯梁冀不清不楚的，为此在梁冀自杀后还被免为庶人——按说这位和桓帝结下的梁子可不小，然而过了几年却又起来了。
就是杨秉，前几年也因为怼单超而下过野，结果没半年又出山了。
结果来来去去，桓帝的面前还是这帮“老面孔”。
这其实就隐隐显出当时士族的力量了——你不管怎么搞，最后还是得用他们。
因为这些人能上位，其实已经不是靠的皇帝的拔擢，而是已经被士族认可，被他们推出来的代言人。你要不用他们，换其他人士大夫们不认，你就很难开展工作。
否则的话，桓帝又不是受虐狂，干嘛要反反复复用这些和自己过不去的人。
杨太尉这其实还是小意思，士大夫中还会出现更牛的人！
四百二十、登龙门
眼见士大夫与宦官们之间的斗争有升级的苗头，不少旁观者都隐隐感觉到了蕴藏在其中的危机。还记得“徐孺下陈藩之榻”里的主角徐稚吗？延熹七年时，太原人郭泰游学四方。郭泰博学善辩，受到士林赞誉，特别实到时任河南尹李膺的赏识。郭泰离开雒阳时，送他的车都来了数千辆，而只有李膺和郭泰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郭泰善识人，经常鼓励士子，有不少人因此一意向学，或成为学者大家，或成为朝廷高官。这样的郭泰，同郡人宋冲劝他入仕，但他却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优游卒岁而已。”
——郭泰周游天下，或许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末世的气氛。
但郭泰对这个天下还抱有一丝希望，仍然在京师盘桓，希望发掘出更多的年轻人。于是徐稚就写信劝他：
“夫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仅凭你一人之力，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延熹八年夏三月，宛陵豪门羊元群在北海太守任上脏污狼藉，离任时甚至把太守府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卷跑了……李膺劾奏其罪，羊元群买通宦官，李膺反而进了监狱。新丰侯单超之弟单迁为山阳太守，因罪被捕，廷尉冯绲拷问致其死；冯绲虽有酷吏之嫌，但并没有违反法律条文，却仍被宦官诬陷入狱。中常侍苏康、管霸，圈占天下良田美业，地方上不敢管，大司农刘祐依法将其没收，桓帝刘志大怒，刘祐也被判服劳役。
此三人，可以说都是秉公执法的能吏，却全都因得罪宦官而入狱服刑，这其实也是当时政治风气的一个缩影。当年五月丙戌，太尉杨秉病逝，接任他的是太中大夫陈藩。陈藩在秋七月刚上台，就为李膺等人求情，桓帝没有理他；他坚持不懈地求了小半年，桓帝依然故我。最后是司隶校尉应奉上书，说现在三边不宁（北边的南匈奴、鲜卑，西北羌人，实际上这些年南边的蛮人也在搞暴乱），正是用人之时，这几位都有外战经历（冯绲征过南蛮，刘祐在多场战争中负责后勤，李膺讨伐过鲜卑、南匈奴），请陛下将之赦免，以备不虞。
总之，活还是得有人去干的，桓帝权衡之后，还是把他们特赦了。
注意是“赦”，所以在官方口径里，这三个人还都是有罪的，并不是翻案。
但不翻案又如何？就像之前说的，你不用我，用谁呢？
这不李膺出来一段时间后，还是成了司隶校尉。
——还升官了！（河南尹管辖雒阳及周边数县，司隶校尉则管辖雒阳、长安两京及周边数郡。）
当时，小黄门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在官贪残无道；李膺上任后，张朔因忌惮李膺，弃官逃回雒阳，藏在张让家密室里。李膺探得详情，毫不犹豫带人打到张让家里，砸破墙壁，把张朔揪了出来，审讯完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让根本来不及反应，弟弟的脑袋就掉了，只好跑去向桓帝哭诉。
桓帝召问李膺，但李校尉那可是能跟化外夷狄周旋的能吏，且已经吃过一次宦官的亏，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在程序上寻到把柄？因此桓帝一问，李膺早有准备，把张朔的犯罪证据、供状一一摆到皇帝面前，严丝合缝，让桓帝根本无话可说。桓帝见找不到破绽，只好转而质问，为何不先请示就执行死刑？李膺从容回道：“昔日孔子为鲁国司寇，七日即诛杀少正卯。臣到官已经超过十天，本来还担心稽留案件的时间比孔子长，没想到反而获‘速疾之罪’。臣罪该万死，然请陛下再宽限五天，让臣把此案背后元凶再揪出来，然后臣甘受朝廷处决！”
得，李校尉这夹枪带棒的，不光怼了回去，还反将了一军，话里话外，连张让他也要抓起来审一审了！
李膺搬出孔夫子的事迹，这招是很厉害的。因为在儒学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后，在司法实践中，就有了“春秋决狱”一说——也就是援引“圣人”孔子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他在言谈、著作中表示赞同的案例作为断案的依据，其判决效力是高于当时的成文法的！
这就很猛了，因为什么是“王法”？王法、王法，就是皇家的法！
但孔圣人的言行事迹、儒家的四书五经，却不是皇家定的！
因此李膺一使出这个大招，连桓帝都不敢接了。桓帝只好回头对张让说：“就是你弟弟有罪，司隶哪有错？”
这一下子，诸宦官都被震慑住了——平时不读书，哪里想得到圣人还挖了这么个坑在这里等着呢！
一时之间，宦官们连放假都不敢出宫回家。桓帝不解，询问缘故，他们纷纷叩头哭泣：“畏李校尉。”
李膺总归还是管不到宫里的，但出了皇宫，可就到他的辖区了。
由于宦官乱政，朝廷纲纪紊乱，李膺在其中可谓是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其声望迅速提高。士子们以与其交往为荣，甚至到了后来，受到李膺接见，得到他的一句评语，被称为“登龙门”！
——这并不是在口嗨。臧否人物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有，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受到如此追捧？一大原因，在这个时点，士族的力量已经崛起，一个人想要出来做官，那就必须得到士大夫中的赤帜认可，否则这官也当不了多大、走不了多远。
李膺此时已成为这个“赤帜”，那被他赞上一句，可不就是“登龙门”了？
——然而，“龙”之一字，岂是人臣该用的？
桓帝真的就对此无动于衷吗？
眼见士大夫与宦官们之间的斗争有升级的苗头，不少旁观者都隐隐感觉到了蕴藏在其中的危机。还记得“徐孺下陈藩之榻”里的主角徐稚吗？延熹七年时，太原人郭泰游学四方。郭泰博学善辩，受到士林赞誉，特别实到时任河南尹李膺的赏识。郭泰离开雒阳时，送他的车都来了数千辆，而只有李膺和郭泰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郭泰善识人，经常鼓励士子，有不少人因此一意向学，或成为学者大家，或成为朝廷高官。这样的郭泰，同郡人宋冲劝他入仕，但他却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优游卒岁而已。”
——郭泰周游天下，或许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末世的气氛。
但郭泰对这个天下还抱有一丝希望，仍然在京师盘桓，希望发掘出更多的年轻人。于是徐稚就写信劝他：
“夫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仅凭你一人之力，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延熹八年夏三月，宛陵豪门羊元群在北海太守任上脏污狼藉，离任时甚至把太守府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卷跑了……李膺劾奏其罪，羊元群买通宦官，李膺反而进了监狱。新丰侯单超之弟单迁为山阳太守，因罪被捕，廷尉冯绲拷问致其死；冯绲虽有酷吏之嫌，但并没有违反法律条文，却仍被宦官诬陷入狱。中常侍苏康、管霸，圈占天下良田美业，地方上不敢管，大司农刘祐依法将其没收，桓帝刘志大怒，刘祐也被判服劳役。
此三人，可以说都是秉公执法的能吏，却全都因得罪宦官而入狱服刑，这其实也是当时政治风气的一个缩影。当年五月丙戌，太尉杨秉病逝，接任他的是太中大夫陈藩。陈藩在秋七月刚上台，就为李膺等人求情，桓帝没有理他；他坚持不懈地求了小半年，桓帝依然故我。最后是司隶校尉应奉上书，说现在三边不宁（北边的南匈奴、鲜卑，西北羌人，实际上这些年南边的蛮人也在搞暴乱），正是用人之时，这几位都有外战经历（冯绲征过南蛮，刘祐在多场战争中负责后勤，李膺讨伐过鲜卑、南匈奴），请陛下将之赦免，以备不虞。
总之，活还是得有人去干的，桓帝权衡之后，还是把他们特赦了。
注意是“赦”，所以在官方口径里，这三个人还都是有罪的，并不是翻案。
但不翻案又如何？就像之前说的，你不用我，用谁呢？
这不李膺出来一段时间后，还是成了司隶校尉。
——还升官了！（河南尹管辖雒阳及周边数县，司隶校尉则管辖雒阳、长安两京及周边数郡。）
当时，小黄门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在官贪残无道；李膺上任后，张朔因忌惮李膺，弃官逃回雒阳，藏在张让家密室里。李膺探得详情，毫不犹豫带人打到张让家里，砸破墙壁，把张朔揪了出来，审讯完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让根本来不及反应，弟弟的脑袋就掉了，只好跑去向桓帝哭诉。
桓帝召问李膺，但李校尉那可是能跟化外夷狄周旋的能吏，且已经吃过一次宦官的亏，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在程序上寻到把柄？因此桓帝一问，李膺早有准备，把张朔的犯罪证据、供状一一摆到皇帝面前，严丝合缝，让桓帝根本无话可说。桓帝见找不到破绽，只好转而质问，为何不先请示就执行死刑？李膺从容回道：“昔日孔子为鲁国司寇，七日即诛杀少正卯。臣到官已经超过十天，本来还担心稽留案件的时间比孔子长，没想到反而获‘速疾之罪’。臣罪该万死，然请陛下再宽限五天，让臣把此案背后元凶再揪出来，然后臣甘受朝廷处决！”
得，李校尉这夹枪带棒的，不光怼了回去，还反将了一军，话里话外，连张让他也要抓起来审一审了！
李膺搬出孔夫子的事迹，这招是很厉害的。因为在儒学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后，在司法实践中，就有了“春秋决狱”一说——也就是援引“圣人”孔子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他在言谈、著作中表示赞同的案例作为断案的依据，其判决效力是高于当时的成文法的！
这就很猛了，因为什么是“王法”？王法、王法，就是皇家的法！
但孔圣人的言行事迹、儒家的四书五经，却不是皇家定的！
因此李膺一使出这个大招，连桓帝都不敢接了。桓帝只好回头对张让说：“就是你弟弟有罪，司隶哪有错？”
这一下子，诸宦官都被震慑住了——平时不读书，哪里想得到圣人还挖了这么个坑在这里等着呢！
一时之间，宦官们连放假都不敢出宫回家。桓帝不解，询问缘故，他们纷纷叩头哭泣：“畏李校尉。”
李膺总归还是管不到宫里的，但出了皇宫，可就到他的辖区了。
由于宦官乱政，朝廷纲纪紊乱，李膺在其中可谓是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其声望迅速提高。士子们以与其交往为荣，甚至到了后来，受到李膺接见，得到他的一句评语，被称为“登龙门”！
——这并不是在口嗨。臧否人物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有，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受到如此追捧？一大原因，在这个时点，士族的力量已经崛起，一个人想要出来做官，那就必须得到士大夫中的赤帜认可，否则这官也当不了多大、走不了多远。
李膺此时已成为这个“赤帜”，那被他赞上一句，可不就是“登龙门”了？
——然而，“龙”之一字，岂是人臣该用的？
桓帝真的就对此无动于衷吗？
四百二十一、党人之议
看过前面的人应该还记得，桓帝刘志本不是前任皇帝的直系亲属——实际上从他开始算得往上数四代才能和皇帝扯上关系。他被皇位这张馅饼砸中前，本是蠡吾侯。当时甘陵人周福给他当老师，后来桓帝即位后，立刻提拔周福当尚书。
汉朝当着侯爷的刘家人一抓一大把，周福只是给个县侯当老师，虽不能说毫无名望地位，但也就那样，和太尉陈藩、司隶校尉李膺这种级别的比显然不可以道里记。然而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升天”，因为东汉的尚书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一般通过了查茂才、举孝廉的士子“释褐”——也就是刚进入体制内（因为平民按规定只能穿朴素的衣服，即所谓“褐”），最开始是从郎官做起。“郎”这个官职来历比较复杂，在汉朝初期很多部门都有郎，不过大多都是出自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然而在东汉时，郎已经变成“文属”于光禄勋——也就是只是人事关系在光禄勋，实际干什么差事光禄勋已经管不着了。
郎这个时候更像是一种职称，哪个地方有需要就会派差事给他们，然后里边办事能力强，或者背景硬的，就会被九卿辟为掾属；次一点的就去地方上当县丞、县尉，也就是县令的副官；再次一点的，就得先等着。
别看这郎官似乎官小人微，但发展前途在帝国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了——毕竟他们是靠着学习成绩或者牛人的推荐信上来的。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那通常得从郡县的掾属做起——比如凉州三明里边除了学习最好的张奂，其他两个都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帝国大多数官吏的起点。而郎官一上来就在中央，这起点当然要高出不少。
东汉理想的升官图，就是郎——九卿掾——三公掾或者大县县令——尚书郎——尚书——排位靠后的九卿或者大郡太守、州刺史——尚书令、仆射——排位靠前的九卿——三公。可以看到，尚书正好处于中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再往上升的必经之路，没做过尚书的人，在中央基本上很难再往上走，可能一辈子最高就在外边当太守、刺史之类的，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卡在了尚书这一步。
而如今周老师一步到位，跨过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门槛，那可不是一步登天？说不定桓帝已经打着推他上位三公的打算了。
但这样硬推，以当时士大夫重经学造诣、士林名望的风气，肯定是让很多人看不顺眼的。
甘陵郡还出了一个高官——时任河南尹的房植。这位是按照士大夫们的标准程序上来的，于是甘陵人就编了一句顺口溜，叫“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显然是在鄙视周福。这话传得多了，渐渐这两家的宾客也开始互相看不顺眼，一见面就各种阴阳怪气，以致发展到后来，各自拉帮结派，渐成嫌隙。
其实互相抬杠倒还好，真正严重的问题，出在“拉帮结派”上。
只要出现了派别，那也就意味着以后大家再讨论问题，就不是从问题本身的是非出发，而是从屁股坐在哪里出发了。而这么做，通常不会解决问题，而是使矛盾更加尖锐，两派的对立越发严重，然后做事越发从立场而不是事实出发，成为恶性循环。
且只要有一拨人结成了派别，那与之对立者也必然会联合——不然怼不过；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前一拨人不断壮大自我派系。
对立者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若不加控制，到最后，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而这个派系、派别，我们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来描述——
党。
而在这个时点，更加危险的是，这表面看起来只是房植党和周福党，然而，周福的背后是谁？
是皇帝！
所以周福可不是简单的周党，而是帝党！
你房党和他针尖对麦芒，桓帝会怎么看你？你这是要干什么？
要干皇帝吗！
党人之议，自此而起。
这还只是个引子而已。当时，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这二位太守都以各自的功曹为谋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两位功曹都是疾恶如仇，一心想肃清朝府。范滂外甥李颂，素来无行，不过却和中常侍唐衡搭上了线，唐衡为他向宗资托关系，宗资答应让他进太守府；然而范滂向来鄙视这个外甥，把事情硬是给搅黄了。宗资心中恼火，但不敢训范滂，就揍书佐朱零出气，朱零趴在地上边挨打边说：“范滂判得对！今日就是你打死我，范滂之命不可违！”宗资也只好停手。
范滂如此清正，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官场乌烟瘴气，他觉得矫枉必须过正。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范滂为什么能反过来指挥他的上司？
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了，汝南、南阳二郡也传出一句顺口溜：“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范滂虽然资历比宗资低，但名望比他要高！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官僚系统，权力的大小已经不是根据官位的高低来决定，而是以官员个人在士林中的名望来定了！
地方如此，中央更甚。此时太学的学生已有三万多人，上期出场的太原人郭泰和颍川人贾彪为其首，与李膺、陈蕃、议郎王畅相互推崇。太学中也传出口号，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于是中外承风，士林中争相以臧否人物为风，以致自公卿以下，莫不惧怕受到贬议，“屣履到门”——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形容，字面意思是连鞋都没穿好就跑去上门拜访，可见当时官员对这些士林名家对自己评价的看重，甚至是胆怯！
——是的，就是胆怯！
开玩笑，如果没有拿到好评价，这官可就不好当了！
不然的话，就得和那两位太守一样，画诺、坐啸了。
然后，问题来了——权力的大小，来源于士林的名望。
而士林的名望，来自于几个大家耆宿的评价。
那皇帝呢？皇帝在哪呢？
啊我费了半天劲，又是厕所联盟又是发动政变，结果到头来还是做不得快意事，那我图什么？
时为延熹九年夏。
东汉末年最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汉朝命运的转折点，要开始了。
看过前面的人应该还记得，桓帝刘志本不是前任皇帝的直系亲属——实际上从他开始算得往上数四代才能和皇帝扯上关系。他被皇位这张馅饼砸中前，本是蠡吾侯。当时甘陵人周福给他当老师，后来桓帝即位后，立刻提拔周福当尚书。
汉朝当着侯爷的刘家人一抓一大把，周福只是给个县侯当老师，虽不能说毫无名望地位，但也就那样，和太尉陈藩、司隶校尉李膺这种级别的比显然不可以道里记。然而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升天”，因为东汉的尚书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一般通过了查茂才、举孝廉的士子“释褐”——也就是刚进入体制内（因为平民按规定只能穿朴素的衣服，即所谓“褐”），最开始是从郎官做起。“郎”这个官职来历比较复杂，在汉朝初期很多部门都有郎，不过大多都是出自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然而在东汉时，郎已经变成“文属”于光禄勋——也就是只是人事关系在光禄勋，实际干什么差事光禄勋已经管不着了。
郎这个时候更像是一种职称，哪个地方有需要就会派差事给他们，然后里边办事能力强，或者背景硬的，就会被九卿辟为掾属；次一点的就去地方上当县丞、县尉，也就是县令的副官；再次一点的，就得先等着。
别看这郎官似乎官小人微，但发展前途在帝国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了——毕竟他们是靠着学习成绩或者牛人的推荐信上来的。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那通常得从郡县的掾属做起——比如凉州三明里边除了学习最好的张奂，其他两个都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帝国大多数官吏的起点。而郎官一上来就在中央，这起点当然要高出不少。
东汉理想的升官图，就是郎——九卿掾——三公掾或者大县县令——尚书郎——尚书——排位靠后的九卿或者大郡太守、州刺史——尚书令、仆射——排位靠前的九卿——三公。可以看到，尚书正好处于中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再往上升的必经之路，没做过尚书的人，在中央基本上很难再往上走，可能一辈子最高就在外边当太守、刺史之类的，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卡在了尚书这一步。
而如今周老师一步到位，跨过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门槛，那可不是一步登天？说不定桓帝已经打着推他上位三公的打算了。
但这样硬推，以当时士大夫重经学造诣、士林名望的风气，肯定是让很多人看不顺眼的。
甘陵郡还出了一个高官——时任河南尹的房植。这位是按照士大夫们的标准程序上来的，于是甘陵人就编了一句顺口溜，叫“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显然是在鄙视周福。这话传得多了，渐渐这两家的宾客也开始互相看不顺眼，一见面就各种阴阳怪气，以致发展到后来，各自拉帮结派，渐成嫌隙。
其实互相抬杠倒还好，真正严重的问题，出在“拉帮结派”上。
只要出现了派别，那也就意味着以后大家再讨论问题，就不是从问题本身的是非出发，而是从屁股坐在哪里出发了。而这么做，通常不会解决问题，而是使矛盾更加尖锐，两派的对立越发严重，然后做事越发从立场而不是事实出发，成为恶性循环。
且只要有一拨人结成了派别，那与之对立者也必然会联合——不然怼不过；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前一拨人不断壮大自我派系。
对立者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若不加控制，到最后，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而这个派系、派别，我们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来描述——
党。
而在这个时点，更加危险的是，这表面看起来只是房植党和周福党，然而，周福的背后是谁？
是皇帝！
所以周福可不是简单的周党，而是帝党！
你房党和他针尖对麦芒，桓帝会怎么看你？你这是要干什么？
要干皇帝吗！
党人之议，自此而起。
这还只是个引子而已。当时，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这二位太守都以各自的功曹为谋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两位功曹都是疾恶如仇，一心想肃清朝府。范滂外甥李颂，素来无行，不过却和中常侍唐衡搭上了线，唐衡为他向宗资托关系，宗资答应让他进太守府；然而范滂向来鄙视这个外甥，把事情硬是给搅黄了。宗资心中恼火，但不敢训范滂，就揍书佐朱零出气，朱零趴在地上边挨打边说：“范滂判得对！今日就是你打死我，范滂之命不可违！”宗资也只好停手。
范滂如此清正，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官场乌烟瘴气，他觉得矫枉必须过正。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范滂为什么能反过来指挥他的上司？
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了，汝南、南阳二郡也传出一句顺口溜：“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范滂虽然资历比宗资低，但名望比他要高！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官僚系统，权力的大小已经不是根据官位的高低来决定，而是以官员个人在士林中的名望来定了！
地方如此，中央更甚。此时太学的学生已有三万多人，上期出场的太原人郭泰和颍川人贾彪为其首，与李膺、陈蕃、议郎王畅相互推崇。太学中也传出口号，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于是中外承风，士林中争相以臧否人物为风，以致自公卿以下，莫不惧怕受到贬议，“屣履到门”——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形容，字面意思是连鞋都没穿好就跑去上门拜访，可见当时官员对这些士林名家对自己评价的看重，甚至是胆怯！
——是的，就是胆怯！
开玩笑，如果没有拿到好评价，这官可就不好当了！
不然的话，就得和那两位太守一样，画诺、坐啸了。
然后，问题来了——权力的大小，来源于士林的名望。
而士林的名望，来自于几个大家耆宿的评价。
那皇帝呢？皇帝在哪呢？
啊我费了半天劲，又是厕所联盟又是发动政变，结果到头来还是做不得快意事，那我图什么？
时为延熹九年夏。
东汉末年最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汉朝命运的转折点，要开始了。
四百二十二、斗争升级
一开始，都只是一些看似很小的事。
宛县有个富商叫张汎，此人跟桓帝刘志的后宫之一能攀上亲戚，自己又有一门打造佩饰玩好的手艺，于是借着这关系和手艺，和宫里的公公们搭上了线；如今宦官们正得势，张汎便借此平步青云，纵横乡里。
南阳功曹岑晊与其同事贼曹史张牧，劝南阳太守成瑨，将张汎治罪（宛县属于南阳郡）——上回说过，成瑨对岑晊那是完全信任的，于是张汎等一干亲党便被统统逮捕。
不巧的是，恰遇朝廷大赦，张汎等人就算再嚣张，但都是鱼肉乡里、仗势欺人的破事，你也不可能给他安个谋反之类的不赦之罪，因此按常例，张汎们可以出来了。
但岑晊力劝成瑨——干嘛要放？你这是为民除害，怕个什么！
于是，成瑨将张汎宗族宾客二百余人，尽数处决！
话说这要是在西汉，成瑨、岑晊一口气杀这么多，即使真的是“除恶务尽”，那也可是妥妥地会被安一个“酷吏”的名头——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
这和他们怼的是士大夫们厌恶的宦官势力，大概不无关系吧！
小黄门赵津是晋阳人，也仗着有宫里撑腰，贪横放恣，为县中巨患。太原太守（晋阳县属太原郡）刘瓆令郡吏王允将其抓捕，后来也是遇到大赦，但刘瓆和成瑨一样，也把赵津给杀了。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个王允，字子师。
——是的，正是多年后使出连环计，策反温侯吕布、诛杀“国贼”董卓的王允王子师！
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逐渐上线了。
士大夫们已经杀到宦官头上了，于是宦官的反击，也开始了。
延熹九年夏，中常侍侯览教张汎的妻子上书喊冤，宦官们便趁此机会，向桓帝说：成瑨、刘瓆无视陛下大赦诏书，执意杀掉奴才们的亲友，这哪是打奴才们的屁股啊！这是打陛下的脸啊！
桓帝大怒，将成瑨、刘瓆逮捕；然后在陛下的授意下，最终的审判结果是——弃市。
让你们一命抵一命！
山阳太守翟超以本地人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老家在防东县（属山阳郡），侯览之母死时，侯览为她起的坟墓，严重超出规格。张俭身为督邮，专门搞巡查的，就劾奏侯览僭越。此时朝廷的正常收发公文通道已经被宦官把持，侯览就借机把张俭的奏章给吞了。
张俭见朝廷一直没有反应，他也是个狠人，在没有朝廷指示下，直接把侯母的墓给削了，还把其中超规格的财物全部抄没——这也算是证据，于是张俭再次上奏朝廷，然后再次被侯览截胡。
五侯之一的徐璜，其侄徐宣为下邳县令，在官暴虐。徐宣曾经看上了故汝南太守李暠之女，李家不干；徐宣竟带着县吏闯入李家，把李暠之女抢回家，然后竟然将其射杀，以之为乐！东海国相（下邳县属东海国）黄浮得悉后，将徐宣全家，从老到小，统统逮捕拷问，一个都没放过。其掾史劝阻，说宦官势大，且老人小孩也不放过，这梁子可就结大了。黄浮怒道：“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最终，徐宣被判死刑，曝尸街衢。
宦官们仍然是找桓帝哭诉，桓帝再次大怒，翟超、黄浮皆被判罚苦役。
士大夫们一下进去了四个，还有两人眼看要死。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上奏，为成瑨、刘瓆、翟超、黄浮求情。桓帝不悦，马上有人弹劾陈、刘，说他们不该为罪人求情。刘茂怂了，不敢再说啥，但陈藩继续上疏，说道：“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平民之家，若有百万家产，其子孙尚且以败家为耻；陛下出于列侯，受自先帝，富有四海，却如此懈怠轻忽！前者，梁氏既戮，天下想望太平；谁承想，外戚刚灭，宦官又起。赵津、张汎，皆死有余辜，刘瓆、成瑨将之治罪，虽说赦后不当诛杀，但也是因为他们急于为朝廷去恶，陛下反而对此耿耿！翟超、黄浮，亦是如此。‘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雒阳令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光武，都加以重赏，奈何陛下不循明君，反其道而行之！陛下应远离宦竖，引纳士人，‘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
当然，桓帝仍然是置之不理的。
宦官们看到这道奏疏，自然气得牙痒痒，之后凡是陈藩奏议，皆从中作梗，太尉府长史以下全都被收拾了个遍。不过嘛，陈藩名望太高，宦官、以及他们背后的桓帝，对这个还是颇为忌惮的，所以对他本人还不敢下手。
士大夫和宦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边都开始死人。当然，宦官背后的大boss是皇帝，士大夫们再怎么说，也不好说不遵皇命——他们既然以儒门学士自居，那就得遵守“忠孝节义”，或者至少也得表现得遵守，否则，那就是造反了！而宦官们则没有这层道德包袱在，因此使出手段来，那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像两个人拳击，一个人严格遵守规则，还绑了一只手；另一个人完全无视规则，不光拳打还脚踢，甚至上牙去咬，那你说哪个会赢？
那么，宦官就一定稳赢吗？
表面看上去如此。
但别忘了，儒家大前辈孟子还有这样的话——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
如寇仇。
一开始，都只是一些看似很小的事。
宛县有个富商叫张汎，此人跟桓帝刘志的后宫之一能攀上亲戚，自己又有一门打造佩饰玩好的手艺，于是借着这关系和手艺，和宫里的公公们搭上了线；如今宦官们正得势，张汎便借此平步青云，纵横乡里。
南阳功曹岑晊与其同事贼曹史张牧，劝南阳太守成瑨，将张汎治罪（宛县属于南阳郡）——上回说过，成瑨对岑晊那是完全信任的，于是张汎等一干亲党便被统统逮捕。
不巧的是，恰遇朝廷大赦，张汎等人就算再嚣张，但都是鱼肉乡里、仗势欺人的破事，你也不可能给他安个谋反之类的不赦之罪，因此按常例，张汎们可以出来了。
但岑晊力劝成瑨——干嘛要放？你这是为民除害，怕个什么！
于是，成瑨将张汎宗族宾客二百余人，尽数处决！
话说这要是在西汉，成瑨、岑晊一口气杀这么多，即使真的是“除恶务尽”，那也可是妥妥地会被安一个“酷吏”的名头——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
这和他们怼的是士大夫们厌恶的宦官势力，大概不无关系吧！
小黄门赵津是晋阳人，也仗着有宫里撑腰，贪横放恣，为县中巨患。太原太守（晋阳县属太原郡）刘瓆令郡吏王允将其抓捕，后来也是遇到大赦，但刘瓆和成瑨一样，也把赵津给杀了。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这个王允，字子师。
——是的，正是多年后使出连环计，策反温侯吕布、诛杀“国贼”董卓的王允王子师！
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逐渐上线了。
士大夫们已经杀到宦官头上了，于是宦官的反击，也开始了。
延熹九年夏，中常侍侯览教张汎的妻子上书喊冤，宦官们便趁此机会，向桓帝说：成瑨、刘瓆无视陛下大赦诏书，执意杀掉奴才们的亲友，这哪是打奴才们的屁股啊！这是打陛下的脸啊！
桓帝大怒，将成瑨、刘瓆逮捕；然后在陛下的授意下，最终的审判结果是——弃市。
让你们一命抵一命！
山阳太守翟超以本地人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老家在防东县（属山阳郡），侯览之母死时，侯览为她起的坟墓，严重超出规格。张俭身为督邮，专门搞巡查的，就劾奏侯览僭越。此时朝廷的正常收发公文通道已经被宦官把持，侯览就借机把张俭的奏章给吞了。
张俭见朝廷一直没有反应，他也是个狠人，在没有朝廷指示下，直接把侯母的墓给削了，还把其中超规格的财物全部抄没——这也算是证据，于是张俭再次上奏朝廷，然后再次被侯览截胡。
五侯之一的徐璜，其侄徐宣为下邳县令，在官暴虐。徐宣曾经看上了故汝南太守李暠之女，李家不干；徐宣竟带着县吏闯入李家，把李暠之女抢回家，然后竟然将其射杀，以之为乐！东海国相（下邳县属东海国）黄浮得悉后，将徐宣全家，从老到小，统统逮捕拷问，一个都没放过。其掾史劝阻，说宦官势大，且老人小孩也不放过，这梁子可就结大了。黄浮怒道：“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最终，徐宣被判死刑，曝尸街衢。
宦官们仍然是找桓帝哭诉，桓帝再次大怒，翟超、黄浮皆被判罚苦役。
士大夫们一下进去了四个，还有两人眼看要死。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上奏，为成瑨、刘瓆、翟超、黄浮求情。桓帝不悦，马上有人弹劾陈、刘，说他们不该为罪人求情。刘茂怂了，不敢再说啥，但陈藩继续上疏，说道：“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平民之家，若有百万家产，其子孙尚且以败家为耻；陛下出于列侯，受自先帝，富有四海，却如此懈怠轻忽！前者，梁氏既戮，天下想望太平；谁承想，外戚刚灭，宦官又起。赵津、张汎，皆死有余辜，刘瓆、成瑨将之治罪，虽说赦后不当诛杀，但也是因为他们急于为朝廷去恶，陛下反而对此耿耿！翟超、黄浮，亦是如此。‘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雒阳令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光武，都加以重赏，奈何陛下不循明君，反其道而行之！陛下应远离宦竖，引纳士人，‘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
当然，桓帝仍然是置之不理的。
宦官们看到这道奏疏，自然气得牙痒痒，之后凡是陈藩奏议，皆从中作梗，太尉府长史以下全都被收拾了个遍。不过嘛，陈藩名望太高，宦官、以及他们背后的桓帝，对这个还是颇为忌惮的，所以对他本人还不敢下手。
士大夫和宦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边都开始死人。当然，宦官背后的大boss是皇帝，士大夫们再怎么说，也不好说不遵皇命——他们既然以儒门学士自居，那就得遵守“忠孝节义”，或者至少也得表现得遵守，否则，那就是造反了！而宦官们则没有这层道德包袱在，因此使出手段来，那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像两个人拳击，一个人严格遵守规则，还绑了一只手；另一个人完全无视规则，不光拳打还脚踢，甚至上牙去咬，那你说哪个会赢？
那么，宦官就一定稳赢吗？
表面看上去如此。
但别忘了，儒家大前辈孟子还有这样的话——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
如寇仇。
四百二十四、党锢之祸
延熹九年夏，桓帝刘志下诏逮捕“党人”。这可是大事，按东汉的公文流转制度，这种诏书只有尚书台和皇帝的确认还不够，一定还要有文官之首的三公联署，才具有合法性。
——然后刚流转到三公府排位第一的太尉府，就被主官陈藩给撅了……陈藩一看，好家伙，这名单上的，以司隶校尉李膺为首，不是朝中名臣，就是士林名宿，自己这要是同意了，那以后可就成光杆司令了！况且给他们安的这个罪名：“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也实在太暧昧模糊了。以当时的官场规则，士人做官前，肯定要四处游学，那就肯定会有老师、同学；这帮现任的官、未来的官聚到一块，怎么可能一句国事都不谈？如果这也算罪，那朝堂上从上到下所有的官都可以抓起来了！这种莫须有的口袋罪，对整个士大夫群体都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陈藩就以“罪名不章”为由，拒绝平署。桓帝见他不配合，愈发恼火——你不是不愿抓人吗？那好，我自己抓人！
于是，李膺等就被关进了黄门北寺狱。
宦官的监狱！
可以想见，这次很可能是太监们自己出来带队抓人的。
除了政变等非常事态，太监亲自动手抓人，这还是帝国时代的第一次！
什么叫“阉党”啊！公公们如果不亲自上阵，怎么好意思叫“阉党”？
人进了大牢，太监们得了桓帝的授意，在他们的操作下，那可不是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很快，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寔、范滂等等二百余人，都上了通缉令。这么一大帮人，当然有人逃跑，然后宦官们悬金购募，一时间使者四出。
杜密和李膺当时齐名，因此也被时人称为“李杜”。
这已经是第三对“李杜”了。
士大夫们那是读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长大的，有害怕逃跑的人，当然也有视死如归的。陈寔就觉得，我们明明做的都是对的，如果大家都逃跑，那不就显得吾辈士子全都是“嘴炮王者”吗？何况朝廷为了抓我们，搞得天下扰动，还会牵累藏匿、帮助我们的人，更坐实了对我们“结党”的指控——你说我们结党，那我就偏要自己送上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君子无党，王道荡荡”！
于是，陈寔主动到监狱报到了！
有了他做榜样，有很多人也都选择了主动投案，范滂就是如此。范滂等人刚进监狱，狱吏叫他祭拜皋陶，说这是狱里的规矩——因为皋陶传说是上古时被唐尧任命的法官，属于法律系统的祖师爷，故当时有此习俗。其他犯人听了就要祭拜，但范滂却说：“皋陶乃古之直臣。若范滂无罪，毋须拜祭，皋陶自会助我；若我真有罪，亦必不佑我，祭之何益！”听了他的话，狱友们也都不拜了。
只是拜不拜一个神的小事，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记下来？
因为范滂这哪是在跟一个小小的狱吏说话。
他就是在跟桓帝说话！
我们是对的！
陛下，你错了！
在外面，陈藩继续上书营救李膺等人，桓帝越来越烦，索性就指责陈藩，说你看看你推举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个个都蹲了班房！你这太尉是不是该反省反省？
于是，陈藩被罢官。
几个月后，曾和他一块上书的司空刘茂，虽然后来怂了，但亦被罢官。
这样看来，这次士大夫与宦官——实际上是背后的皇帝——的交锋，又要以士大夫们的失败而告终？
但是，时代变了，大人。
在京城的士大夫，难道只有朝廷那两三百个官吗？
别忘了，还有三万太学生！
你有本事，把这三万人都抓起来啊！
更何况，现在进去的，全都是士林领袖，“天下名贤”，你若只抓几个，士大夫们可能还会有人觉得，是不是这些人真的犯错了？结果现在，好家伙，但凡是个能叫得出名字的，都被抓进去了，一个两个的或许有错，难道两百多个全都犯错了？你把我们的榜样、楷模一网打尽，说他们是bullshit，那意思是我们这些跟随他们的，统统都是bullshit了！
这下可不就捅了马蜂窝了！
比如咱们熟悉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本来像皇甫老将军这种出自文化荒漠河西之地的军功边将系，和太学系的这些“高材生”没什么交集，所以这事咋说也牵扯不到他身上；但皇甫规敬重这些人，自己与之同朝为官，却只能在一边干看着，深以为耻。于是他上书“自首”，说自己曾经推荐前大司农张奂，此为“依附党人”；自己以前被判劳改时，太学生张凤等曾为臣讼冤，此为“被党人所附”。以此轮之，臣也是党人，请治臣之罪。
桓帝收到，知道这是老头在发牢骚，况且这爷爷是专业人才，还要靠他守边，怎么可能真找他麻烦？最后就装傻糊弄过去了。
这个事情，越闹越大。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大事记
孝桓皇帝延熹七年（164）
春，二月，丙戌，前太尉邟乡忠侯黄琼薨。
夏，五月，己丑，京师大冰雹。
冬，十二月，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延熹八年（165）
春，正月，勃海王刘悝谋为不道，贬为瘿陶王。
癸亥，皇后邓猛因与郭贵人争宠，被废，不久死亡，原因不明。
三月，辛巳，赦天下。
夏，五月，丙戌，太尉杨秉薨。
秋，七月，以太史大夫陈蕃为太尉。
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按亩纳税。
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官；以太常刘茂为司空。
辛巳，立窦贵人为皇后。
士林以到司隶校尉李膺之门为“登龙门”。
以东海国相刘宽为尚书令。
延熹九年（166）
春，正月，司隶、豫州饥荒，死者十之四五。
夏，四月，司徒许栩免官；五月，以太常胡广为司徒。
秋，党锢之祸起。
陈藩免官。
九月，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刘茂免官。
冬，十二月，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鲜卑大人檀石槐拒绝朝廷和亲，分鲜卑之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
延熹九年夏，桓帝刘志下诏逮捕“党人”。这可是大事，按东汉的公文流转制度，这种诏书只有尚书台和皇帝的确认还不够，一定还要有文官之首的三公联署，才具有合法性。
——然后刚流转到三公府排位第一的太尉府，就被主官陈藩给撅了……陈藩一看，好家伙，这名单上的，以司隶校尉李膺为首，不是朝中名臣，就是士林名宿，自己这要是同意了，那以后可就成光杆司令了！况且给他们安的这个罪名：“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也实在太暧昧模糊了。以当时的官场规则，士人做官前，肯定要四处游学，那就肯定会有老师、同学；这帮现任的官、未来的官聚到一块，怎么可能一句国事都不谈？如果这也算罪，那朝堂上从上到下所有的官都可以抓起来了！这种莫须有的口袋罪，对整个士大夫群体都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陈藩就以“罪名不章”为由，拒绝平署。桓帝见他不配合，愈发恼火——你不是不愿抓人吗？那好，我自己抓人！
于是，李膺等就被关进了黄门北寺狱。
宦官的监狱！
可以想见，这次很可能是太监们自己出来带队抓人的。
除了政变等非常事态，太监亲自动手抓人，这还是帝国时代的第一次！
什么叫“阉党”啊！公公们如果不亲自上阵，怎么好意思叫“阉党”？
人进了大牢，太监们得了桓帝的授意，在他们的操作下，那可不是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很快，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寔、范滂等等二百余人，都上了通缉令。这么一大帮人，当然有人逃跑，然后宦官们悬金购募，一时间使者四出。
杜密和李膺当时齐名，因此也被时人称为“李杜”。
这已经是第三对“李杜”了。
士大夫们那是读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长大的，有害怕逃跑的人，当然也有视死如归的。陈寔就觉得，我们明明做的都是对的，如果大家都逃跑，那不就显得吾辈士子全都是“嘴炮王者”吗？何况朝廷为了抓我们，搞得天下扰动，还会牵累藏匿、帮助我们的人，更坐实了对我们“结党”的指控——你说我们结党，那我就偏要自己送上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君子无党，王道荡荡”！
于是，陈寔主动到监狱报到了！
有了他做榜样，有很多人也都选择了主动投案，范滂就是如此。范滂等人刚进监狱，狱吏叫他祭拜皋陶，说这是狱里的规矩——因为皋陶传说是上古时被唐尧任命的法官，属于法律系统的祖师爷，故当时有此习俗。其他犯人听了就要祭拜，但范滂却说：“皋陶乃古之直臣。若范滂无罪，毋须拜祭，皋陶自会助我；若我真有罪，亦必不佑我，祭之何益！”听了他的话，狱友们也都不拜了。
只是拜不拜一个神的小事，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记下来？
因为范滂这哪是在跟一个小小的狱吏说话。
他就是在跟桓帝说话！
我们是对的！
陛下，你错了！
在外面，陈藩继续上书营救李膺等人，桓帝越来越烦，索性就指责陈藩，说你看看你推举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个个都蹲了班房！你这太尉是不是该反省反省？
于是，陈藩被罢官。
几个月后，曾和他一块上书的司空刘茂，虽然后来怂了，但亦被罢官。
这样看来，这次士大夫与宦官——实际上是背后的皇帝——的交锋，又要以士大夫们的失败而告终？
但是，时代变了，大人。
在京城的士大夫，难道只有朝廷那两三百个官吗？
别忘了，还有三万太学生！
你有本事，把这三万人都抓起来啊！
更何况，现在进去的，全都是士林领袖，“天下名贤”，你若只抓几个，士大夫们可能还会有人觉得，是不是这些人真的犯错了？结果现在，好家伙，但凡是个能叫得出名字的，都被抓进去了，一个两个的或许有错，难道两百多个全都犯错了？你把我们的榜样、楷模一网打尽，说他们是bullshit，那意思是我们这些跟随他们的，统统都是bullshit了！
这下可不就捅了马蜂窝了！
比如咱们熟悉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本来像皇甫老将军这种出自文化荒漠河西之地的军功边将系，和太学系的这些“高材生”没什么交集，所以这事咋说也牵扯不到他身上；但皇甫规敬重这些人，自己与之同朝为官，却只能在一边干看着，深以为耻。于是他上书“自首”，说自己曾经推荐前大司农张奂，此为“依附党人”；自己以前被判劳改时，太学生张凤等曾为臣讼冤，此为“被党人所附”。以此轮之，臣也是党人，请治臣之罪。
桓帝收到，知道这是老头在发牢骚，况且这爷爷是专业人才，还要靠他守边，怎么可能真找他麻烦？最后就装傻糊弄过去了。
这个事情，越闹越大。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大事记
孝桓皇帝延熹七年（164）
春，二月，丙戌，前太尉邟乡忠侯黄琼薨。
夏，五月，己丑，京师大冰雹。
冬，十二月，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延熹八年（165）
春，正月，勃海王刘悝谋为不道，贬为瘿陶王。
癸亥，皇后邓猛因与郭贵人争宠，被废，不久死亡，原因不明。
三月，辛巳，赦天下。
夏，五月，丙戌，太尉杨秉薨。
秋，七月，以太史大夫陈蕃为太尉。
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按亩纳税。
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官；以太常刘茂为司空。
辛巳，立窦贵人为皇后。
士林以到司隶校尉李膺之门为“登龙门”。
以东海国相刘宽为尚书令。
延熹九年（166）
春，正月，司隶、豫州饥荒，死者十之四五。
夏，四月，司徒许栩免官；五月，以太常胡广为司徒。
秋，党锢之祸起。
陈藩免官。
九月，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刘茂免官。
冬，十二月，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鲜卑大人檀石槐拒绝朝廷和亲，分鲜卑之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
四百二十五、党锢暂平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孝灵皇帝建宁四年（171）
三公之首的太尉陈蕃都因为为党人求情，而被桓帝刘志罢免，朝中一时震栗，无人再敢为党人求情。这个时候，和李膺、杜密齐名的颍川人贾彪站了出来，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雒阳在颍川之西。）
延熹十年夏五月，贾彪入京。和前两位不同，贾彪身上并无官职。在目睹了党人们、以及为党人求情之人的遭遇后，贾彪深知，直接向桓帝抗议，已经不起作用了，只会白白把自己再给赔进去。于是，他这次采取了迂回手段，找上了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
这个窦武是什么来历呢？
——他是桓帝皇后窦氏的爹。
外戚！
是的你没看错，看外戚不顺眼的士大夫、和外戚斗了多年折了好几个领袖的士大夫，到头来他们的魁首，此时竟然求到外戚头上了！
可见，桓帝已经把士大夫们逼到了什么境地。
然后更奇的是，窦武居然也答应了！
窦武马上上疏，说法其实和陈蕃、襄楷等人差不多，总之是说宦官小人，不可靠，还喜欢乱搞；士大夫们才是贤臣良佐！随后，窦武马上称病，说要辞掉官职和封爵。
光从他的上疏来看，其实还是老生常谈，士子们已经在桓帝面前说过一百遍了；关键是他的身份——外戚，这就不得不让桓帝好好想想了。
除了窦武，贾彪还找到了尚书霍谞，然后霍谞也答应了，为党人们上表求情。
到了这个地步，桓帝已经开始动摇了。
此时又在审讯中发生了一件事，中常侍王甫拷问范滂等人，让他们戴上全套刑具（脖子、手、脚，即所谓“三木囊头”），在太阳地底下站着。王甫质问：“尔等互相推举，迭为唇齿，是何用意？”范滂回道：“范滂本以为，使善人同道，乃朝廷王道之所愿，不想朝廷反斥之为‘朋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我无法如朝廷所愿，同流合污，身死之日，愿埋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伯夷、叔齐乃是商末的两个贤士，周武王灭商后，他们认为以臣伐君，是为不忠，故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从此成为忠臣的榜样。范滂这一番义正言辞，完全是正统之论，连身为宦官的王甫也为之动容，于是将犯人们的刑具都卸了，回去后则禀报了桓帝。
而李膺等人，也开始转换思路，采用了一种“同归于尽”的战术——你们阉党不是让我们供出所谓的“党人”吗？那好，你们的子弟也和咱同朝为官，也和咱“交往酬答”过，按你们的逻辑，他们也是“党人”！
看什么看，公公们难道以前没和咱们来往过吗？连你们，也是“党人”！
好家伙，审了半天，党人竟是我自己！
一方面，党人们的血性上来了，你越折磨他们，他们越来劲；另一方面，事态越来越失控，本来属于“加害方”的宦官们，眼看也要受牵连了。然后，五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宦官们就找到了桓帝——
陛下，要不，咱们就算了？
桓帝心里到底咋想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但即使他再想搞下去，作为打手的宦官们既然都不想搞了，那他一孤家寡人也是推不下去的。于是在六月庚申，桓帝借坡下驴，说因为发生日食，“按惯例”大赦天下云云，把二百多个党人都放了出来。
但是，这些人的名字，都要在三公府登记，终身不得录用为官。
此即所谓“禁锢终身”。
因此，后世才将这场风波，称为“党锢之祸”。
这场党锢之故，乍看起来颇为无厘头——怎么就因为处理了一个招摇撞骗的“大仙”，皇帝就和臣子们杠上了？而最后处理了二百多人，看似挺多，但天下读书人何止千万，光太学都有三万学生，二百人这种规模，何以被称为“祸”呢？
作为导火索的张大仙，其实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关键是李膺杀他，是顶着大赦的圣旨杀的！
而且这事不止一回，前面已经连着来过两次了！
诏书圣旨，大多都是政策文件性质的，是朝廷对某人、某事的命令、处理意见；但也有少量的诏旨，带有誓书的性质——大赦诏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我们知道古人对发誓是很看重的，所以像大赦诏这种圣旨，其严肃性是最高的。
那么，李膺等人连这种诏旨都能无视，毫不犹豫地啪啪打桓帝的脸，可以想象，对桓帝其它的各种政策文件，他们又会怎么对待呢？
这桓帝怎么能忍？
不过，这还是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光处理李膺几个撅了圣旨的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打为“朋党”，一下子牵扯进这么多人？
那是因为，他们真的已经成“一党”了啊！
想想看，在此之前，士子们管到李膺家叫什么？
——登龙门！
谁当什么官，都是你们这些士林耆宿说了算了，那到底你们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
而且，桓帝还有一个更深的恐惧。
——他怕被废掉！
因为他对于这个皇位的“正统性”，实在是太低了。
东汉的前三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正统”的问题，也都从始至终都是正儿八经的领袖。后面的皇帝在掌权的过程中都出了波折。其中殇帝刘隆、北乡侯刘懿、冲帝刘炳、质帝刘缵，都很小就挂了，还来不及向权臣发起挑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剩下的三位，虽然看似都和桓帝的经历很像，都是年幼时外戚专权，长大后发动政变夺权。但若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就会发现决定性的不同。
和帝刘肇，本身就是先帝钦定的太子。
安帝刘祜，他爹当过太子。
顺帝刘保，自己也当过太子。
而桓帝，啥都不是！
他只是被比景都乡侯梁冀选中，从一个普通宗室，一步登天的！
换言之，他这个皇位的合法性，来自于梁冀。
然后这个梁冀，还被他自己给弄死了！
不过他也是没办法，因为梁大将军实在是太跋扈了，如果不弄死他，死的就是自己了——他的前辈质帝不就是“好榜样”吗？
一个是将来也许会被废，一个是马上就会死，两害相权取其轻，桓帝只好先把梁冀弄死再说。
而梁冀死后，这个“合法性”果不其然地成为了新的问题！
之前陈蕃的上书里，可是这样有一段话——“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
这在对此敏感的桓帝看来，哪里是在劝谏，分明就是威胁了！
收敛点，不然小心我们把你弄下去！
——虽说到目前为止，东汉还真没有哪个皇帝被士大夫们给弄下去的。
但也没有哪个和皇位离着十万八千里远的成了皇帝啊！
所以桓帝搞出这出，实际上和他搞梁冀，是一个思路。
但他实在是用孤立、静止的眼光在看问题——梁冀、士大夫，那是一回事吗？
你用搞梁冀的法子搞士大夫，你确定你真的就能赢？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孝灵皇帝建宁四年（171）
三公之首的太尉陈蕃都因为为党人求情，而被桓帝刘志罢免，朝中一时震栗，无人再敢为党人求情。这个时候，和李膺、杜密齐名的颍川人贾彪站了出来，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雒阳在颍川之西。）
延熹十年夏五月，贾彪入京。和前两位不同，贾彪身上并无官职。在目睹了党人们、以及为党人求情之人的遭遇后，贾彪深知，直接向桓帝抗议，已经不起作用了，只会白白把自己再给赔进去。于是，他这次采取了迂回手段，找上了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
这个窦武是什么来历呢？
——他是桓帝皇后窦氏的爹。
外戚！
是的你没看错，看外戚不顺眼的士大夫、和外戚斗了多年折了好几个领袖的士大夫，到头来他们的魁首，此时竟然求到外戚头上了！
可见，桓帝已经把士大夫们逼到了什么境地。
然后更奇的是，窦武居然也答应了！
窦武马上上疏，说法其实和陈蕃、襄楷等人差不多，总之是说宦官小人，不可靠，还喜欢乱搞；士大夫们才是贤臣良佐！随后，窦武马上称病，说要辞掉官职和封爵。
光从他的上疏来看，其实还是老生常谈，士子们已经在桓帝面前说过一百遍了；关键是他的身份——外戚，这就不得不让桓帝好好想想了。
除了窦武，贾彪还找到了尚书霍谞，然后霍谞也答应了，为党人们上表求情。
到了这个地步，桓帝已经开始动摇了。
此时又在审讯中发生了一件事，中常侍王甫拷问范滂等人，让他们戴上全套刑具（脖子、手、脚，即所谓“三木囊头”），在太阳地底下站着。王甫质问：“尔等互相推举，迭为唇齿，是何用意？”范滂回道：“范滂本以为，使善人同道，乃朝廷王道之所愿，不想朝廷反斥之为‘朋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我无法如朝廷所愿，同流合污，身死之日，愿埋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伯夷、叔齐乃是商末的两个贤士，周武王灭商后，他们认为以臣伐君，是为不忠，故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从此成为忠臣的榜样。范滂这一番义正言辞，完全是正统之论，连身为宦官的王甫也为之动容，于是将犯人们的刑具都卸了，回去后则禀报了桓帝。
而李膺等人，也开始转换思路，采用了一种“同归于尽”的战术——你们阉党不是让我们供出所谓的“党人”吗？那好，你们的子弟也和咱同朝为官，也和咱“交往酬答”过，按你们的逻辑，他们也是“党人”！
看什么看，公公们难道以前没和咱们来往过吗？连你们，也是“党人”！
好家伙，审了半天，党人竟是我自己！
一方面，党人们的血性上来了，你越折磨他们，他们越来劲；另一方面，事态越来越失控，本来属于“加害方”的宦官们，眼看也要受牵连了。然后，五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宦官们就找到了桓帝——
陛下，要不，咱们就算了？
桓帝心里到底咋想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但即使他再想搞下去，作为打手的宦官们既然都不想搞了，那他一孤家寡人也是推不下去的。于是在六月庚申，桓帝借坡下驴，说因为发生日食，“按惯例”大赦天下云云，把二百多个党人都放了出来。
但是，这些人的名字，都要在三公府登记，终身不得录用为官。
此即所谓“禁锢终身”。
因此，后世才将这场风波，称为“党锢之祸”。
这场党锢之故，乍看起来颇为无厘头——怎么就因为处理了一个招摇撞骗的“大仙”，皇帝就和臣子们杠上了？而最后处理了二百多人，看似挺多，但天下读书人何止千万，光太学都有三万学生，二百人这种规模，何以被称为“祸”呢？
作为导火索的张大仙，其实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关键是李膺杀他，是顶着大赦的圣旨杀的！
而且这事不止一回，前面已经连着来过两次了！
诏书圣旨，大多都是政策文件性质的，是朝廷对某人、某事的命令、处理意见；但也有少量的诏旨，带有誓书的性质——大赦诏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我们知道古人对发誓是很看重的，所以像大赦诏这种圣旨，其严肃性是最高的。
那么，李膺等人连这种诏旨都能无视，毫不犹豫地啪啪打桓帝的脸，可以想象，对桓帝其它的各种政策文件，他们又会怎么对待呢？
这桓帝怎么能忍？
不过，这还是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光处理李膺几个撅了圣旨的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打为“朋党”，一下子牵扯进这么多人？
那是因为，他们真的已经成“一党”了啊！
想想看，在此之前，士子们管到李膺家叫什么？
——登龙门！
谁当什么官，都是你们这些士林耆宿说了算了，那到底你们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
而且，桓帝还有一个更深的恐惧。
——他怕被废掉！
因为他对于这个皇位的“正统性”，实在是太低了。
东汉的前三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正统”的问题，也都从始至终都是正儿八经的领袖。后面的皇帝在掌权的过程中都出了波折。其中殇帝刘隆、北乡侯刘懿、冲帝刘炳、质帝刘缵，都很小就挂了，还来不及向权臣发起挑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剩下的三位，虽然看似都和桓帝的经历很像，都是年幼时外戚专权，长大后发动政变夺权。但若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就会发现决定性的不同。
和帝刘肇，本身就是先帝钦定的太子。
安帝刘祜，他爹当过太子。
顺帝刘保，自己也当过太子。
而桓帝，啥都不是！
他只是被比景都乡侯梁冀选中，从一个普通宗室，一步登天的！
换言之，他这个皇位的合法性，来自于梁冀。
然后这个梁冀，还被他自己给弄死了！
不过他也是没办法，因为梁大将军实在是太跋扈了，如果不弄死他，死的就是自己了——他的前辈质帝不就是“好榜样”吗？
一个是将来也许会被废，一个是马上就会死，两害相权取其轻，桓帝只好先把梁冀弄死再说。
而梁冀死后，这个“合法性”果不其然地成为了新的问题！
之前陈蕃的上书里，可是这样有一段话——“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
这在对此敏感的桓帝看来，哪里是在劝谏，分明就是威胁了！
收敛点，不然小心我们把你弄下去！
——虽说到目前为止，东汉还真没有哪个皇帝被士大夫们给弄下去的。
但也没有哪个和皇位离着十万八千里远的成了皇帝啊！
所以桓帝搞出这出，实际上和他搞梁冀，是一个思路。
但他实在是用孤立、静止的眼光在看问题——梁冀、士大夫，那是一回事吗？
你用搞梁冀的法子搞士大夫，你确定你真的就能赢？
四百二十六、桓帝落幕
桓帝刘志发动党锢之祸，一方面固然是害怕自己手中的皇权被士大夫们夺去，但如果换过来想，这种撕破脸皮的搞法，其实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就如之前所说，你就算用暴力将这些士大夫们暂时压制住，但他们始终是口服心不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总有衰弱的时候，到时候士大夫们的“复仇”也必定是激烈的。因此从整个皇室的角度来看，桓帝此举无异饮鸩止渴，即使在他活着的时候士大夫们没有反攻倒算，那他也是给皇位的继承者们挖下了一个大坑。
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搞？难道他想不到这些吗？
我看未必！
毕竟，这位也是有胆量、有手腕发动政变的主，要说他是个短视无能之辈，咱还真不太相信。
桓帝之所以要这么极端，一大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到底该咋办！
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君主时代政治斗争中永恒的主题。然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旧封建贵族土崩瓦解，新的门第豪族尚未形成，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权或者说皇权，一直是占上风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贵们亦不可避免地逐渐崛起——因为君权与相权虽有矛盾，但并不是针尖对麦芒，毕竟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他们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剥削底层民众，所以离了谁都不行，始终是在斗争中合作，不可能说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
因此当象征相权、象征地方势力的豪族们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皇权或者说中央的斗争比重势必盖过合作。实际上新帝王莽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才启动了托古改制，试图使中央的权力再次盖过地方。
至于中央和地方哪个更强对整个国家更好，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还是有强大的中央相对好一些——因为稳定，因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王莽能得到众人支持，成功篡位的一大原因。
但是，王莽是帝国时代第一个面对这一局面的人，从结果来看，此人确是志大才疏，最后还是可耻地失败了，然后被整个统治阶级所抛弃。新上位的东汉皇室，借助开国的巨大政治威望加成，同时以官职笼络豪族、以经术改造豪族，再一次得到最广大豪族的支持，使得中央政权再次得到了加强。
然而，东汉的开国三代，亦无法彻底遏止住这个豪族崛起的趋势，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的爆发给延后了。而豪族得到知识的洗礼后，也逐渐蜕变为新的士族。
然后再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国的光环加成逐渐淡去，皇位后来的继承者们，面对的局面当然就越来越棘手。
这些继承人们已经没有开国光环，那你让他们依靠什么和那些“四世三公”的士大夫们斗呢？
他们能想到的招数，也只有依靠外戚和宦官了。
其实这也算是路径依赖了——因为西汉的皇帝们，和当时的豪族们斗法时，就有用了这些招数的，而且确实有用。
但是，时代变了，大人。
如今的士族，已非昔日的豪族可比。
东汉后来的皇帝们，不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折腾来折腾去，始终跳不出这张网，而且和士族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雪上加霜的是，东汉的皇帝们跟中了诅咒似的，一个比一个短命。每当各位小皇帝真正掌握权力，对朝政刚刚有点头绪的时候——啪叽，人没了……
到了桓帝的时候，形势已经相当不利。
但凡想当官的、有点能耐的，都去巴结李膺这些“士林名望”去了。皇帝？皇帝算个屁！到李先生这里，那才是“登龙门”呢！
在这种局面下，桓帝是处处掣肘的——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是怎么成了他的老丈人的？在前皇后邓猛宫斗失败、打入冷宫之后，桓帝嘱意的其实是采女田圣，但话刚出口，立刻被当时的太尉陈蕃等人给否了。
理由是，田圣出身太过“卑微”，不如立出身“良家”的窦贵人。桓帝“不得已”，这才有了窦皇后。
——好家伙，连皇帝选谁当大老婆，此时的士大夫们都能管一管！要是在西汉，别说只是出身“卑微”了，皇帝老子就是立个二婚、立个歌姬、立个舞女当皇后，你看那帮大臣谁敢放个屁！而再看看东汉，历代皇后，郭、阴、马、窦、邓、梁，哪个不是一等一的豪门？也就安帝刘祜的安思皇后阎氏家门差点劲，结果被灭得渣都不剩。
更典型的就是现在这个窦家，他们老窦家在孝文皇后窦氏之前，那就是个破落户，窦太后当年那其实就是被家里给卖进宫的！要是没她，哪有后来的窦融，乃至冠军侯窦宪，还有现在的窦武？此时的田圣不就和当年的窦太后一个性质吗？你看看她田家在东汉可还能变成一个新的窦家？白日做梦！
但就是这么个外戚，现在也不听皇帝的了！
党锢之祸是怎么停的？——因为窦武的求情！
之前的外戚，还可以看成皇权的附庸；但东汉的外戚本来就是从豪族里出的，别的豪族转化成士族了，那凭什么外戚们不能转？
外戚，也可以不鸟皇帝了！
因此桓帝手里能用的，只有宦官、阉党这些歪瓜裂枣了。
倒也不是歧视宦官，问题是太监们是按照奴才的标准培养起来的，你突然让他治国理政，他压根不知道该咋整啊！
外戚不听话，宦官又没本事，桓帝能有什么办法？——无怪乎他整天求神拜佛了！
而士大夫们对阉党，都是抱着一种鄙视、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是，你现在有皇帝老子撑腰，是牛B。不过嘛，别看现在蹦得欢，将来全部拉清单！
所以思来想去，桓帝最终选择了掀桌子。
这也是帝国时代的第一次，也是唯二的“党锢之祸”之一。
然而效果如何呢？桓帝刚开始看起来很勇，俨然要掀起腥风血雨的样子，结果最后，也就死了四个人，处理了二百多个人，而已。
士大夫们看在眼里——就这？
桓帝刚开始这么莽，倒也和他的出身有点关系——老爷我的皇位就是天上掉馅饼砸中的，不管怎样，先享受了再说。
因为，他其实本来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投降。
行行行，你们这些“士林精英”，你们说啥就是啥！
那么他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
因为权力的滋味，太香了！
要是没有权力，桓帝凭什么能后宫佳丽一万八？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先把你们吓住，咱享受一天是一天，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了。
党锢之祸平息后半年，永康元年冬十二月丁丑，桓帝驾崩，享年三十四岁。
还是没有突破三十六岁诅咒啊！
桓帝刘志发动党锢之祸，一方面固然是害怕自己手中的皇权被士大夫们夺去，但如果换过来想，这种撕破脸皮的搞法，其实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就如之前所说，你就算用暴力将这些士大夫们暂时压制住，但他们始终是口服心不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总有衰弱的时候，到时候士大夫们的“复仇”也必定是激烈的。因此从整个皇室的角度来看，桓帝此举无异饮鸩止渴，即使在他活着的时候士大夫们没有反攻倒算，那他也是给皇位的继承者们挖下了一个大坑。
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搞？难道他想不到这些吗？
我看未必！
毕竟，这位也是有胆量、有手腕发动政变的主，要说他是个短视无能之辈，咱还真不太相信。
桓帝之所以要这么极端，一大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到底该咋办！
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君主时代政治斗争中永恒的主题。然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旧封建贵族土崩瓦解，新的门第豪族尚未形成，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权或者说皇权，一直是占上风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贵们亦不可避免地逐渐崛起——因为君权与相权虽有矛盾，但并不是针尖对麦芒，毕竟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他们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剥削底层民众，所以离了谁都不行，始终是在斗争中合作，不可能说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
因此当象征相权、象征地方势力的豪族们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皇权或者说中央的斗争比重势必盖过合作。实际上新帝王莽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才启动了托古改制，试图使中央的权力再次盖过地方。
至于中央和地方哪个更强对整个国家更好，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还是有强大的中央相对好一些——因为稳定，因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王莽能得到众人支持，成功篡位的一大原因。
但是，王莽是帝国时代第一个面对这一局面的人，从结果来看，此人确是志大才疏，最后还是可耻地失败了，然后被整个统治阶级所抛弃。新上位的东汉皇室，借助开国的巨大政治威望加成，同时以官职笼络豪族、以经术改造豪族，再一次得到最广大豪族的支持，使得中央政权再次得到了加强。
然而，东汉的开国三代，亦无法彻底遏止住这个豪族崛起的趋势，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的爆发给延后了。而豪族得到知识的洗礼后，也逐渐蜕变为新的士族。
然后再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国的光环加成逐渐淡去，皇位后来的继承者们，面对的局面当然就越来越棘手。
这些继承人们已经没有开国光环，那你让他们依靠什么和那些“四世三公”的士大夫们斗呢？
他们能想到的招数，也只有依靠外戚和宦官了。
其实这也算是路径依赖了——因为西汉的皇帝们，和当时的豪族们斗法时，就有用了这些招数的，而且确实有用。
但是，时代变了，大人。
如今的士族，已非昔日的豪族可比。
东汉后来的皇帝们，不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折腾来折腾去，始终跳不出这张网，而且和士族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雪上加霜的是，东汉的皇帝们跟中了诅咒似的，一个比一个短命。每当各位小皇帝真正掌握权力，对朝政刚刚有点头绪的时候——啪叽，人没了……
到了桓帝的时候，形势已经相当不利。
但凡想当官的、有点能耐的，都去巴结李膺这些“士林名望”去了。皇帝？皇帝算个屁！到李先生这里，那才是“登龙门”呢！
在这种局面下，桓帝是处处掣肘的——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是怎么成了他的老丈人的？在前皇后邓猛宫斗失败、打入冷宫之后，桓帝嘱意的其实是采女田圣，但话刚出口，立刻被当时的太尉陈蕃等人给否了。
理由是，田圣出身太过“卑微”，不如立出身“良家”的窦贵人。桓帝“不得已”，这才有了窦皇后。
——好家伙，连皇帝选谁当大老婆，此时的士大夫们都能管一管！要是在西汉，别说只是出身“卑微”了，皇帝老子就是立个二婚、立个歌姬、立个舞女当皇后，你看那帮大臣谁敢放个屁！而再看看东汉，历代皇后，郭、阴、马、窦、邓、梁，哪个不是一等一的豪门？也就安帝刘祜的安思皇后阎氏家门差点劲，结果被灭得渣都不剩。
更典型的就是现在这个窦家，他们老窦家在孝文皇后窦氏之前，那就是个破落户，窦太后当年那其实就是被家里给卖进宫的！要是没她，哪有后来的窦融，乃至冠军侯窦宪，还有现在的窦武？此时的田圣不就和当年的窦太后一个性质吗？你看看她田家在东汉可还能变成一个新的窦家？白日做梦！
但就是这么个外戚，现在也不听皇帝的了！
党锢之祸是怎么停的？——因为窦武的求情！
之前的外戚，还可以看成皇权的附庸；但东汉的外戚本来就是从豪族里出的，别的豪族转化成士族了，那凭什么外戚们不能转？
外戚，也可以不鸟皇帝了！
因此桓帝手里能用的，只有宦官、阉党这些歪瓜裂枣了。
倒也不是歧视宦官，问题是太监们是按照奴才的标准培养起来的，你突然让他治国理政，他压根不知道该咋整啊！
外戚不听话，宦官又没本事，桓帝能有什么办法？——无怪乎他整天求神拜佛了！
而士大夫们对阉党，都是抱着一种鄙视、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是，你现在有皇帝老子撑腰，是牛B。不过嘛，别看现在蹦得欢，将来全部拉清单！
所以思来想去，桓帝最终选择了掀桌子。
这也是帝国时代的第一次，也是唯二的“党锢之祸”之一。
然而效果如何呢？桓帝刚开始看起来很勇，俨然要掀起腥风血雨的样子，结果最后，也就死了四个人，处理了二百多个人，而已。
士大夫们看在眼里——就这？
桓帝刚开始这么莽，倒也和他的出身有点关系——老爷我的皇位就是天上掉馅饼砸中的，不管怎样，先享受了再说。
因为，他其实本来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投降。
行行行，你们这些“士林精英”，你们说啥就是啥！
那么他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
因为权力的滋味，太香了！
要是没有权力，桓帝凭什么能后宫佳丽一万八？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先把你们吓住，咱享受一天是一天，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了。
党锢之祸平息后半年，永康元年冬十二月丁丑，桓帝驾崩，享年三十四岁。
还是没有突破三十六岁诅咒啊！
四百二十七、段颎破羌
桓帝刘志既死，那么马上就又要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谁来当皇帝？
别看桓帝超浪的，后宫佳丽一万八，然而这哥们却并没能生出一个儿子来……当然，这和他三十六岁就死了有一定关系，不过嘛，近五十多年，雒阳皇宫里唯一养大的男孩只有一个顺帝刘保，再加上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死得早，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雒阳的皇宫是不是建得有问题，莫不是甲醛超标……
按照“惯例”，继任者的人选，当然得由刚刚升格为皇太后的窦皇后，以及她父亲城门校尉窦武来决定了——不过且慢，在此之前，窦太后还有件“要事”要办。之前说过，桓帝对窦太后其实没啥感情，更宠爱采女田圣等人，窦太后已经忍了很久了；如今一朝得志，窦太后在桓帝死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把田圣先给处决了——此时她爹甚至还没想好该找谁来当这个皇帝……
另一边，窦武正在考虑真正的“要事”——也就是继嗣问题。窦武的想法，并不想从桓帝的亲弟弟和亲侄子们中选——选一个关系远点的将来好操纵（因为对皇位的“法统”较弱），这也是东汉外戚的常规思路了。但他也不想找个血统过于远的，那容易让人联想到比景都乡侯梁冀，因此决定还在河间王刘开的后代中找——当然，要排除掉桓帝这一系。
在这种思路下，他找到侍御史刘鯈咨询——因为刘鯈是河间国人。刘鯈便向他推荐了解渎亭侯刘宏。刘宏乃是刘开的曾孙，他爷爷解渎亭侯刘淑是桓帝生父的弟弟。另外说一下，桓帝的爹刘翼是蠡吾县侯，而且本来还是个王爷，被卷入政治斗争才被贬为县侯的；而东汉的侯爵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等，从封爵来看，当年刘淑在家族中的地位显然远远低于刘翼。窦武选中他这一系，看来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建宁元年春正月庚子，刘宏即皇帝位，时年十二，是为汉孝灵皇帝。
——是的，就是他，辣个引发“黄巾之乱”的男人，他来了！
诸葛丞相有言：“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总之后世在总结东汉灭亡的教训时，一定会从桓、灵说起，而且两人一定会并称。但其实这两位还是有些不同的，比起一直忙于开party和party闹得太大着了火又忙着灭火的灵帝，桓帝在happy的同时，还是有一些政绩的——他最大的政绩，就是在他的任上，终于把延绵百年的羌乱，给搞定了！
在延熹十年春正月，护羌校尉段颎大破西羌，西羌遂定。而另一方面，度辽将军皇甫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之前对东羌先零等种连年招降，但东羌往往既降又叛。两相对比之下，桓帝有意再将东羌攻略委任给段颎，于是下诏要求他提出方略。段颎就说，先零东羌，皆为狼子野心，你招降他，他始终口服心不服，这不好使！“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而且这帮人和匈奴人，已经迁徙至前汉时故地，以致我原有之边郡纷纷内徙，原有之内地竟成边郡，长此以往，“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
若朝廷能给我骑兵五千、步兵一万、车辆三千，臣保证历三冬二夏，足以破之，军费大约五十四亿钱。永初年间（安帝时期），诸羌反叛一十四年，朝廷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顺帝时期），战事又起，绵延七年，花费八十亿。若不除恶务尽，这就是个无底洞！所以——必须彻底解决！
桓帝看后，当即拍板决定听段颎的。段颎遂率人马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羌人军势甚盛，汉军将士心虚惶恐。段颎对此早有准备，他特意准备了大量长矛，一万步兵军阵外围三重长枪兵，包裹中间的强弩兵；五千骑兵则皆为轻骑，置于步兵左右翼。摆好这个刺猬阵，段颎动员道：“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于是一鼓作气，汉军两翼轻骑突击羌军，将羌军往中间赶；然后羌人对中军的刺猬阵，近了无法突破长枪墙，远了又被弩箭攒射，根本毫无办法。此役，羌军大溃，汉军斩首八千余级。
捷报传来之时，已是建宁元年春二月，其时桓帝已死，窦太后下诏褒奖段颎，并升其为破羌将军。
——正可谓名副其实。
当年夏六月，段颎继续追击羌人，四战四捷。秋七月，段颎进至泾阳，东羌尚余四千余落，分散入汉阳郡的山地中。此时张奂上书朝廷，认为羌人你是没法赶尽杀绝的，段颎又是个急躁的性子，万一咱们输了一场，岂不前功尽弃？不如趁现在赢着，见好就收，再转用招降之策。
段颎得知后，反驳说，当初朝廷听我的，不听张奂的；现在眼看我就要搞定了，张奂心怀嫉妒，故而欲杯葛臣之谋划。张奂说臣之兵“累见折衄”，然自臣用兵以来，三辅陇右，交通复通，车骑安行，何来“折衄”之说？张奂身为朝廷命官，驻军两年，不能平寇，徒欲招降，实为无用！昔年先零作乱，赵充国徙之内郡；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遂使羌人成为巨患。如今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之前臣说计划三年五十四亿灭之，如今不到一年，耗费未半，而羌贼将灭。望朝廷勿为浮言所惑，“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朝廷见段颎和张奂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继续听段颎的，那么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与其互相攻讦的张奂就不宜继续呆在边境，于是朝廷将他召回了雒阳。
谁知，这一看似正常的调任操作，却影响到了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历史的走向。
可谓蝴蝶效应。
张奂虽和段颎同为“凉州三明”，但他毕竟是士族出身，和段颎这样的军功系不同，屁股本来就不在一边，意见不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从段颎的驳斥也可以发现，这位果然如张奂所言，性子急躁。张奂还只是就事论事，段颎则直接攻击他的人品了；不光如此，段颎连赵充国、马援这样的大前辈也都喷了一遍……其实平心而论，张奂等人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你怎么可能真的把羌人赶尽杀绝？就算你杀了这一波，然后换汉人过去——姑且认为你有足够的人口——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过个两三代，汉人也要变成羌人了！
但是段颎就是坚信自己是对的，把同僚喷得一无是处，这其实就体现出了军功系的特点——性子极端，喜欢直来直去，不习惯“和光同尘”，注定难以被官场主流的士族接纳。
而他们和士族之间的这种矛盾，也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局势。
就比如说吧，在这场战争中，张奂起用了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人物。
——董卓。
桓帝刘志既死，那么马上就又要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了——
谁来当皇帝？
别看桓帝超浪的，后宫佳丽一万八，然而这哥们却并没能生出一个儿子来……当然，这和他三十六岁就死了有一定关系，不过嘛，近五十多年，雒阳皇宫里唯一养大的男孩只有一个顺帝刘保，再加上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死得早，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雒阳的皇宫是不是建得有问题，莫不是甲醛超标……
按照“惯例”，继任者的人选，当然得由刚刚升格为皇太后的窦皇后，以及她父亲城门校尉窦武来决定了——不过且慢，在此之前，窦太后还有件“要事”要办。之前说过，桓帝对窦太后其实没啥感情，更宠爱采女田圣等人，窦太后已经忍了很久了；如今一朝得志，窦太后在桓帝死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把田圣先给处决了——此时她爹甚至还没想好该找谁来当这个皇帝……
另一边，窦武正在考虑真正的“要事”——也就是继嗣问题。窦武的想法，并不想从桓帝的亲弟弟和亲侄子们中选——选一个关系远点的将来好操纵（因为对皇位的“法统”较弱），这也是东汉外戚的常规思路了。但他也不想找个血统过于远的，那容易让人联想到比景都乡侯梁冀，因此决定还在河间王刘开的后代中找——当然，要排除掉桓帝这一系。
在这种思路下，他找到侍御史刘鯈咨询——因为刘鯈是河间国人。刘鯈便向他推荐了解渎亭侯刘宏。刘宏乃是刘开的曾孙，他爷爷解渎亭侯刘淑是桓帝生父的弟弟。另外说一下，桓帝的爹刘翼是蠡吾县侯，而且本来还是个王爷，被卷入政治斗争才被贬为县侯的；而东汉的侯爵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等，从封爵来看，当年刘淑在家族中的地位显然远远低于刘翼。窦武选中他这一系，看来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建宁元年春正月庚子，刘宏即皇帝位，时年十二，是为汉孝灵皇帝。
——是的，就是他，辣个引发“黄巾之乱”的男人，他来了！
诸葛丞相有言：“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总之后世在总结东汉灭亡的教训时，一定会从桓、灵说起，而且两人一定会并称。但其实这两位还是有些不同的，比起一直忙于开party和party闹得太大着了火又忙着灭火的灵帝，桓帝在happy的同时，还是有一些政绩的——他最大的政绩，就是在他的任上，终于把延绵百年的羌乱，给搞定了！
在延熹十年春正月，护羌校尉段颎大破西羌，西羌遂定。而另一方面，度辽将军皇甫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之前对东羌先零等种连年招降，但东羌往往既降又叛。两相对比之下，桓帝有意再将东羌攻略委任给段颎，于是下诏要求他提出方略。段颎就说，先零东羌，皆为狼子野心，你招降他，他始终口服心不服，这不好使！“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而且这帮人和匈奴人，已经迁徙至前汉时故地，以致我原有之边郡纷纷内徙，原有之内地竟成边郡，长此以往，“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
若朝廷能给我骑兵五千、步兵一万、车辆三千，臣保证历三冬二夏，足以破之，军费大约五十四亿钱。永初年间（安帝时期），诸羌反叛一十四年，朝廷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顺帝时期），战事又起，绵延七年，花费八十亿。若不除恶务尽，这就是个无底洞！所以——必须彻底解决！
桓帝看后，当即拍板决定听段颎的。段颎遂率人马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羌人军势甚盛，汉军将士心虚惶恐。段颎对此早有准备，他特意准备了大量长矛，一万步兵军阵外围三重长枪兵，包裹中间的强弩兵；五千骑兵则皆为轻骑，置于步兵左右翼。摆好这个刺猬阵，段颎动员道：“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于是一鼓作气，汉军两翼轻骑突击羌军，将羌军往中间赶；然后羌人对中军的刺猬阵，近了无法突破长枪墙，远了又被弩箭攒射，根本毫无办法。此役，羌军大溃，汉军斩首八千余级。
捷报传来之时，已是建宁元年春二月，其时桓帝已死，窦太后下诏褒奖段颎，并升其为破羌将军。
——正可谓名副其实。
当年夏六月，段颎继续追击羌人，四战四捷。秋七月，段颎进至泾阳，东羌尚余四千余落，分散入汉阳郡的山地中。此时张奂上书朝廷，认为羌人你是没法赶尽杀绝的，段颎又是个急躁的性子，万一咱们输了一场，岂不前功尽弃？不如趁现在赢着，见好就收，再转用招降之策。
段颎得知后，反驳说，当初朝廷听我的，不听张奂的；现在眼看我就要搞定了，张奂心怀嫉妒，故而欲杯葛臣之谋划。张奂说臣之兵“累见折衄”，然自臣用兵以来，三辅陇右，交通复通，车骑安行，何来“折衄”之说？张奂身为朝廷命官，驻军两年，不能平寇，徒欲招降，实为无用！昔年先零作乱，赵充国徙之内郡；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遂使羌人成为巨患。如今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之前臣说计划三年五十四亿灭之，如今不到一年，耗费未半，而羌贼将灭。望朝廷勿为浮言所惑，“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朝廷见段颎和张奂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继续听段颎的，那么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与其互相攻讦的张奂就不宜继续呆在边境，于是朝廷将他召回了雒阳。
谁知，这一看似正常的调任操作，却影响到了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历史的走向。
可谓蝴蝶效应。
张奂虽和段颎同为“凉州三明”，但他毕竟是士族出身，和段颎这样的军功系不同，屁股本来就不在一边，意见不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从段颎的驳斥也可以发现，这位果然如张奂所言，性子急躁。张奂还只是就事论事，段颎则直接攻击他的人品了；不光如此，段颎连赵充国、马援这样的大前辈也都喷了一遍……其实平心而论，张奂等人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你怎么可能真的把羌人赶尽杀绝？就算你杀了这一波，然后换汉人过去——姑且认为你有足够的人口——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过个两三代，汉人也要变成羌人了！
但是段颎就是坚信自己是对的，把同僚喷得一无是处，这其实就体现出了军功系的特点——性子极端，喜欢直来直去，不习惯“和光同尘”，注定难以被官场主流的士族接纳。
而他们和士族之间的这种矛盾，也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局势。
就比如说吧，在这场战争中，张奂起用了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人物。
——董卓。
四百二十八、陈窦之谋
灵帝刘宏继位，但他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朝廷当然依照惯例，由窦太后临朝称制。前面说过，本来桓帝刘志是想立田圣为后的，但在前太尉陈蕃的极力劝阻下，“不得已”立了窦太后，也就是说陈蕃算是窦家上位的恩人。对恩人，当然要有回报。永康二年春正月壬午，灵帝还在从解渎县往京城赶，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就被拜为大将军，时年八十的陈蕃则被拜为太傅，与窦武、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皇帝还没到位，年号都没变，皇帝陛下的领导班子已经建起来了……
总之在窦太后的眼里，陈蕃这位老臣就有种“足智多谋”、“朝堂顶梁柱”的感觉，因此刚开始时，事无大小，皆拜托陈蕃；同时窦武也不像传统的外戚做派，和陈蕃精诚合作。陈蕃宦海沉浮数十年，终于等来了毫无束缚一展拳脚的机会，遂立刻解除桓帝搞的禁锢党人令，把党人的大佬——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又都招了回来。
桓帝改变了东汉朝廷。
他陈蕃又改了回去。
当然，这在和陈蕃同一立场的士大夫们看来，妥妥的是“拨乱反正”，于是大家“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而且剧情也是无比相似的——灵帝乳母赵娆和诸位女尚书（尚书本来就是宫廷服务机构，服务宫廷贵妇的女官，自然就是女尚书），以及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很快就巴结上了窦太后，于是窦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绕过陈蕃等人，发布一些人事任命。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原因前面早已说烂了——对于一个处于深宫的青年女子，你说她天天能见到、接触到的，是陈蕃这样的老头子？还是那些宦官宫女们？那么她又更会相信谁呢？
这立刻引起了陈蕃的警觉——他和宦官斗了几十年，太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了。别看现在窦太后还很尊重他，但这种尊重，是对恩人的尊重、对老师的尊重、对老人的尊重。这并不代表，窦太后从心底里最信任他。窦太后在宦官们的影响下，一开始可能只是做一些她觉得“无关大局”的决定；但若陈蕃们对此毫无反应，宦官们必然得寸进尺，最终发展到“宦官乱政”的剧情。
当然，宦官要发展到“乱政”的程度，也不是必然的——前提是窦太后的手腕更高，能够镇得住他们，如当年的和熹皇后邓绥那样。
但这就要赌了，赌窦太后有没有这个政治才能。
然而，经历了太多次宦官乱政的陈蕃，已经不想再忍下去了！
他直接找到窦武，说“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
其实，说完这话后，陈蕃也是很紧张的，毕竟窦武现在是外戚，和宦官们一样天然偏向皇权一边——而现在的皇权中心，显然不是毛还没长全的灵帝，而是窦太后。宦官宫女，那是窦太后的爪牙，所以陈蕃这话，就是在对爹说，我要和你一起，翦除你女儿的爪牙！
但是陈蕃还是说了，因为他已经了解到，窦武虽然是外戚，但也不是单纯的外戚——在此之前，窦家这个以军功起家的豪门，也已经以士大夫自居了！窦武本人当上皇帝的老丈人参与朝政后，各种提拔名士，而且自己也是名士做派，有点闲钱就资助太学生、赈济贫民，完全是士大夫们眼中理想的外戚——所以陈蕃才敢赌这一把。
然后，陈蕃还真赌对了。
窦武同意了！
陈蕃听后，大喜，一拍坐席就跳了起来。
多少年了，士大夫们和外戚一直是针尖对麦芒，终于，终于有个外戚被忽悠——啊不，决定站到正义的一方了！
于是，窦武、陈蕃联合尚书令尹勋等，商议倒阉对策。时为建宁元年秋八月，之前的夏五月丁未曾发生日食，陈蕃就劝窦武，说昔年萧望之被区区一个石显活活玩死，如今有数十个石显，咱们得快刀斩乱麻，不如以日食为名，尽罢宦官！
窦武虽然同意，但真要执行下去，必须还要得到名义上的朝廷最高领导者——窦太后的同意。本来陈蕃等人刚开始不觉得这是个事——女儿哪能不听父亲的？结果没想到，事情还就卡在了这里！
窦武对女儿说，如今天下汹汹，都是在针对宦官，应将此辈悉数废黜，以清朝廷！
然而窦太后却不同意——宦官自古以来就有，杀几个有罪的就得了，全废掉是几个意思？
当然，真正的原因窦太后没明说出来——咱个未亡人，在深宫里就靠着这些太监宫女们为咱做事，没了他们，咱不就成光杆司令了吗？那这朝临的还有什么意思？
顶撞老子，窦太后这女儿莫不是要翻天？
——然而，为什么不呢？这可是关系到天下一人的位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啊！儿子和父亲、哥哥和弟弟都能斗得死去活来，大家对这种剧情看得多了，都不以为意。那凭什么男的这么搞是常规操作，女的为什么就应该有区别？
说到底，陈蕃还是太着急了，老想着一步到位。
不过，他已经八十了，确实等不下去了。
那么，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事办成呢？
灵帝刘宏继位，但他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朝廷当然依照惯例，由窦太后临朝称制。前面说过，本来桓帝刘志是想立田圣为后的，但在前太尉陈蕃的极力劝阻下，“不得已”立了窦太后，也就是说陈蕃算是窦家上位的恩人。对恩人，当然要有回报。永康二年春正月壬午，灵帝还在从解渎县往京城赶，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就被拜为大将军，时年八十的陈蕃则被拜为太傅，与窦武、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皇帝还没到位，年号都没变，皇帝陛下的领导班子已经建起来了……
总之在窦太后的眼里，陈蕃这位老臣就有种“足智多谋”、“朝堂顶梁柱”的感觉，因此刚开始时，事无大小，皆拜托陈蕃；同时窦武也不像传统的外戚做派，和陈蕃精诚合作。陈蕃宦海沉浮数十年，终于等来了毫无束缚一展拳脚的机会，遂立刻解除桓帝搞的禁锢党人令，把党人的大佬——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又都招了回来。
桓帝改变了东汉朝廷。
他陈蕃又改了回去。
当然，这在和陈蕃同一立场的士大夫们看来，妥妥的是“拨乱反正”，于是大家“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而且剧情也是无比相似的——灵帝乳母赵娆和诸位女尚书（尚书本来就是宫廷服务机构，服务宫廷贵妇的女官，自然就是女尚书），以及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很快就巴结上了窦太后，于是窦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绕过陈蕃等人，发布一些人事任命。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原因前面早已说烂了——对于一个处于深宫的青年女子，你说她天天能见到、接触到的，是陈蕃这样的老头子？还是那些宦官宫女们？那么她又更会相信谁呢？
这立刻引起了陈蕃的警觉——他和宦官斗了几十年，太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了。别看现在窦太后还很尊重他，但这种尊重，是对恩人的尊重、对老师的尊重、对老人的尊重。这并不代表，窦太后从心底里最信任他。窦太后在宦官们的影响下，一开始可能只是做一些她觉得“无关大局”的决定；但若陈蕃们对此毫无反应，宦官们必然得寸进尺，最终发展到“宦官乱政”的剧情。
当然，宦官要发展到“乱政”的程度，也不是必然的——前提是窦太后的手腕更高，能够镇得住他们，如当年的和熹皇后邓绥那样。
但这就要赌了，赌窦太后有没有这个政治才能。
然而，经历了太多次宦官乱政的陈蕃，已经不想再忍下去了！
他直接找到窦武，说“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
其实，说完这话后，陈蕃也是很紧张的，毕竟窦武现在是外戚，和宦官们一样天然偏向皇权一边——而现在的皇权中心，显然不是毛还没长全的灵帝，而是窦太后。宦官宫女，那是窦太后的爪牙，所以陈蕃这话，就是在对爹说，我要和你一起，翦除你女儿的爪牙！
但是陈蕃还是说了，因为他已经了解到，窦武虽然是外戚，但也不是单纯的外戚——在此之前，窦家这个以军功起家的豪门，也已经以士大夫自居了！窦武本人当上皇帝的老丈人参与朝政后，各种提拔名士，而且自己也是名士做派，有点闲钱就资助太学生、赈济贫民，完全是士大夫们眼中理想的外戚——所以陈蕃才敢赌这一把。
然后，陈蕃还真赌对了。
窦武同意了！
陈蕃听后，大喜，一拍坐席就跳了起来。
多少年了，士大夫们和外戚一直是针尖对麦芒，终于，终于有个外戚被忽悠——啊不，决定站到正义的一方了！
于是，窦武、陈蕃联合尚书令尹勋等，商议倒阉对策。时为建宁元年秋八月，之前的夏五月丁未曾发生日食，陈蕃就劝窦武，说昔年萧望之被区区一个石显活活玩死，如今有数十个石显，咱们得快刀斩乱麻，不如以日食为名，尽罢宦官！
窦武虽然同意，但真要执行下去，必须还要得到名义上的朝廷最高领导者——窦太后的同意。本来陈蕃等人刚开始不觉得这是个事——女儿哪能不听父亲的？结果没想到，事情还就卡在了这里！
窦武对女儿说，如今天下汹汹，都是在针对宦官，应将此辈悉数废黜，以清朝廷！
然而窦太后却不同意——宦官自古以来就有，杀几个有罪的就得了，全废掉是几个意思？
当然，真正的原因窦太后没明说出来——咱个未亡人，在深宫里就靠着这些太监宫女们为咱做事，没了他们，咱不就成光杆司令了吗？那这朝临的还有什么意思？
顶撞老子，窦太后这女儿莫不是要翻天？
——然而，为什么不呢？这可是关系到天下一人的位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啊！儿子和父亲、哥哥和弟弟都能斗得死去活来，大家对这种剧情看得多了，都不以为意。那凭什么男的这么搞是常规操作，女的为什么就应该有区别？
说到底，陈蕃还是太着急了，老想着一步到位。
不过，他已经八十了，确实等不下去了。
那么，他到底能不能把这事办成呢？
四百二十九、当断不断
太傅陈蕃等人可能心底里还是轻视了窦太后，觉得小丫头片子能有啥想法，结果偏偏却卡在了这里。这下事情就麻烦了，毕竟窦太后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宫之主，而宦官们又多在皇宫中，你想绕开主人处理她的家奴，那还是颇为麻烦的。
没奈何，大将军槐里侯窦武，只好先收拾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等几个大宦官——因为窦太后毕竟没有完全驳她爹的面子，还是退了一步，说可以处理掉“有罪”的宦官。至于这“罪过”，宦官普遍的毛病是贪财（可能是出于一种代偿心理），经济问题普遍都是有的，一查一个准。至于为什么选中这两个开刀，更主要的原因是管霸是宦官中少数有理政才能的，窦武觉得有这种人在对立阵营里当然是个阻碍，所以要先灭掉。
另外这管霸能爬到这个位子上，更多的也是靠给皇帝办差，而不是靠服侍主子，面对新上位的窦太后，心理上有些托大。之前窦太后杀采女田圣时，本来还想尽杀桓帝刘志的得宠嫔妃，就是被管霸和苏康给摁住了，这就埋下了嫌隙。因此窦武干掉他俩，窦太后并没有说什么。
然后，窦武继续做女儿的工作，要把中常侍曹节等人也干掉——这窦太后就坚决不干了，当初窦太后和父亲商量好皇位人选后，就是派的曹节去接的灵帝刘宏，可见这曹节八成是在当时就抱上了窦太后的大腿（而不是像管霸那样矜持托大），所以才讨得这种好差事——这怎么说也算是“拥立”之功。也因此，窦太后将其视为心腹，当然不愿父亲再有进一步的动作。
事情拖得越久，越容易出岔子，于是陈蕃继续上疏，要求处理掉曹节等人——当然，窦太后连她爹的话都不听，又怎么会听陈老师的呢？
如果搁以前，陈蕃们会做的，就是继续上疏，指望用唾沫星子淹死君主。
但这次不同了，前面说过，士大夫们对这种把戏已经失去了耐性，况且，这回窦武这个外戚头子也站在了他们这边，此真千载难逢之机，他们这把准备玩个大的了！
建宁元年秋八月，金星“犯”房宿之上将星，又进入太微垣。所谓“犯”，是说行星违背了“正常”的运行轨迹，跑到别的星宿区域了——当时的中国虽也有类似“日心说”的说法，但天文学主流还是以“地心说”为观测基础的，因此五大行星的轨迹经常会与“理论”的轨迹不同；不过古人也有解释的办法，既然天上的星辰被看作对应地上的人事，那么星辰像人一样拥有人格意识，进而偶尔“犯”一“犯”别的星辰，也是很正常的嘛！
侍中刘瑜对天文术数颇有研究，一看这天相，就算出是大凶之兆，于是上书窦太后，说这是“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之占，得多加防备——因为上将星对应将相，太微垣对应皇宫，而金星代表杀伐，金星“犯”了他们，可不就表示对他们有杀身之祸吗？
同时，他又给窦武、陈蕃去信，也说了“不利大臣”云云，应早做决断。
——由此可见事情拖久了的问题，窦、陈的谋划，至少士大夫们之间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了。
窦、陈两人也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首先他们换上自己人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县令，将首都力量控制住；然后窦武又劝服窦太后罢免了黄门令魏彪，代之以与窦武交好的小黄门山冰，授意山冰将长乐尚书郑飒逮捕，押送北寺狱拷问——当年桓帝搞党锢就是把党人们关到这里的，属于宦官系统的监狱。
这就引起了陈蕃的不满——这些阉货逮起来直接杀了就好，有啥可拷问的？再说又推个宦官上位，那咱们这么麻烦图个啥？
但这回窦武没有再听陈蕃的——毕竟他才是首席辅政，而且毕竟还是有外戚属性的，因此还要考虑社会影响。他可能觉得，毫无理由就杀人，会让人联想到“跋扈将军”比景都乡侯梁冀吧？所以即使要杀，也要走程序，明正典刑地杀。同时先抓一个宦官中的中层，以之为突破口，攀连上更高层的，这本也是官场整人的常规操作。
总之，窦武的想法，就是要按“正常程序”来办。
而对于陈蕃来说，虽说窦武是被他劝服而倒阉的，然而毕竟他陈蕃并不是明面上的倒阉主导者；如果真的随便杀人，“肆意跋扈”这口锅也是窦武这个外戚来背的——宦官挂了，外戚名声臭了，对士大夫来说，可不就是“双赢”吗？所以他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拱火了！
当然，陈老师也并不是单纯地看热闹不嫌事大，和宦官们斗了这么些年，他也感觉到了，对付宦官，你不能拘泥于常规思路，总之以最快速度把他们物理消灭，才是最保险的！
但窦武就是不听，陈蕃也没有办法，就不再劝说，而且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了。
窦武按照“常规”程序，令山冰与尚书令尹勋、侍御史祝瑨联合审讯郑飒，顺利从其口中得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的“犯罪证据”，随后尹勋、山冰写好了请求逮捕曹节等的奏章，令刘瑜奏报窦太后。
然后，刘瑜就按“正常”程序，把奏疏送到了中书。
——“中书”，就是“中尚书”。本来“尚书”就是宫廷内部机构，但如今的尚书台已经变成了处理政务的机构，虽然还在皇宫范围里，但不像以前一样紧挨皇帝了。所以皇帝就建立了“中书”这个新结构，行使尚书的原始功能。
这个所谓的“原始功能”，顾名思义，就是传递文书的。
由于看起来只是一个快递员，因此很多人的眼里，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但问题是，他们毕竟离权力很近。
——那可不，给皇帝的上书由他们拿给皇帝，皇帝的下诏由他们拿到外边，这权力可不就“握”在他们手里嘛！
而且，此时皇帝不管事，中书是为太后服务的。
而太后，是女的。
所以她的中书，必然全是宦官！
刘瑜这边，按“正常”程序走，那么窦武呢？
时为九月辛亥，他轮休。
然后，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说到底，窦将军、陈老师，虽然对他们要做什么有了些思想准备，但明显对宦官们还是过于轻视了啊！
而这种轻视，将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太傅陈蕃等人可能心底里还是轻视了窦太后，觉得小丫头片子能有啥想法，结果偏偏却卡在了这里。这下事情就麻烦了，毕竟窦太后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宫之主，而宦官们又多在皇宫中，你想绕开主人处理她的家奴，那还是颇为麻烦的。
没奈何，大将军槐里侯窦武，只好先收拾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等几个大宦官——因为窦太后毕竟没有完全驳她爹的面子，还是退了一步，说可以处理掉“有罪”的宦官。至于这“罪过”，宦官普遍的毛病是贪财（可能是出于一种代偿心理），经济问题普遍都是有的，一查一个准。至于为什么选中这两个开刀，更主要的原因是管霸是宦官中少数有理政才能的，窦武觉得有这种人在对立阵营里当然是个阻碍，所以要先灭掉。
另外这管霸能爬到这个位子上，更多的也是靠给皇帝办差，而不是靠服侍主子，面对新上位的窦太后，心理上有些托大。之前窦太后杀采女田圣时，本来还想尽杀桓帝刘志的得宠嫔妃，就是被管霸和苏康给摁住了，这就埋下了嫌隙。因此窦武干掉他俩，窦太后并没有说什么。
然后，窦武继续做女儿的工作，要把中常侍曹节等人也干掉——这窦太后就坚决不干了，当初窦太后和父亲商量好皇位人选后，就是派的曹节去接的灵帝刘宏，可见这曹节八成是在当时就抱上了窦太后的大腿（而不是像管霸那样矜持托大），所以才讨得这种好差事——这怎么说也算是“拥立”之功。也因此，窦太后将其视为心腹，当然不愿父亲再有进一步的动作。
事情拖得越久，越容易出岔子，于是陈蕃继续上疏，要求处理掉曹节等人——当然，窦太后连她爹的话都不听，又怎么会听陈老师的呢？
如果搁以前，陈蕃们会做的，就是继续上疏，指望用唾沫星子淹死君主。
但这次不同了，前面说过，士大夫们对这种把戏已经失去了耐性，况且，这回窦武这个外戚头子也站在了他们这边，此真千载难逢之机，他们这把准备玩个大的了！
建宁元年秋八月，金星“犯”房宿之上将星，又进入太微垣。所谓“犯”，是说行星违背了“正常”的运行轨迹，跑到别的星宿区域了——当时的中国虽也有类似“日心说”的说法，但天文学主流还是以“地心说”为观测基础的，因此五大行星的轨迹经常会与“理论”的轨迹不同；不过古人也有解释的办法，既然天上的星辰被看作对应地上的人事，那么星辰像人一样拥有人格意识，进而偶尔“犯”一“犯”别的星辰，也是很正常的嘛！
侍中刘瑜对天文术数颇有研究，一看这天相，就算出是大凶之兆，于是上书窦太后，说这是“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之占，得多加防备——因为上将星对应将相，太微垣对应皇宫，而金星代表杀伐，金星“犯”了他们，可不就表示对他们有杀身之祸吗？
同时，他又给窦武、陈蕃去信，也说了“不利大臣”云云，应早做决断。
——由此可见事情拖久了的问题，窦、陈的谋划，至少士大夫们之间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了。
窦、陈两人也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首先他们换上自己人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县令，将首都力量控制住；然后窦武又劝服窦太后罢免了黄门令魏彪，代之以与窦武交好的小黄门山冰，授意山冰将长乐尚书郑飒逮捕，押送北寺狱拷问——当年桓帝搞党锢就是把党人们关到这里的，属于宦官系统的监狱。
这就引起了陈蕃的不满——这些阉货逮起来直接杀了就好，有啥可拷问的？再说又推个宦官上位，那咱们这么麻烦图个啥？
但这回窦武没有再听陈蕃的——毕竟他才是首席辅政，而且毕竟还是有外戚属性的，因此还要考虑社会影响。他可能觉得，毫无理由就杀人，会让人联想到“跋扈将军”比景都乡侯梁冀吧？所以即使要杀，也要走程序，明正典刑地杀。同时先抓一个宦官中的中层，以之为突破口，攀连上更高层的，这本也是官场整人的常规操作。
总之，窦武的想法，就是要按“正常程序”来办。
而对于陈蕃来说，虽说窦武是被他劝服而倒阉的，然而毕竟他陈蕃并不是明面上的倒阉主导者；如果真的随便杀人，“肆意跋扈”这口锅也是窦武这个外戚来背的——宦官挂了，外戚名声臭了，对士大夫来说，可不就是“双赢”吗？所以他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拱火了！
当然，陈老师也并不是单纯地看热闹不嫌事大，和宦官们斗了这么些年，他也感觉到了，对付宦官，你不能拘泥于常规思路，总之以最快速度把他们物理消灭，才是最保险的！
但窦武就是不听，陈蕃也没有办法，就不再劝说，而且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了。
窦武按照“常规”程序，令山冰与尚书令尹勋、侍御史祝瑨联合审讯郑飒，顺利从其口中得到了中常侍曹节、王甫的“犯罪证据”，随后尹勋、山冰写好了请求逮捕曹节等的奏章，令刘瑜奏报窦太后。
然后，刘瑜就按“正常”程序，把奏疏送到了中书。
——“中书”，就是“中尚书”。本来“尚书”就是宫廷内部机构，但如今的尚书台已经变成了处理政务的机构，虽然还在皇宫范围里，但不像以前一样紧挨皇帝了。所以皇帝就建立了“中书”这个新结构，行使尚书的原始功能。
这个所谓的“原始功能”，顾名思义，就是传递文书的。
由于看起来只是一个快递员，因此很多人的眼里，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但问题是，他们毕竟离权力很近。
——那可不，给皇帝的上书由他们拿给皇帝，皇帝的下诏由他们拿到外边，这权力可不就“握”在他们手里嘛！
而且，此时皇帝不管事，中书是为太后服务的。
而太后，是女的。
所以她的中书，必然全是宦官！
刘瑜这边，按“正常”程序走，那么窦武呢？
时为九月辛亥，他轮休。
然后，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说到底，窦将军、陈老师，虽然对他们要做什么有了些思想准备，但明显对宦官们还是过于轻视了啊！
而这种轻视，将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