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先谈危局下的北美华人文学
陈志先谈危局下的北美华人文学
孟夏
陈志先是美国费城的某网站中文编辑，上世纪80年代末于国内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拿下计算机、通讯专业硕士学位，任中学教师，几年后转道美国费城落脚，曾从事过多种职业。一直以来关注国内外华人文学，偶尔也写一点网评，因不想得罪人，故网名很多。笔者在网上与其结识，前不久做了随访。
孟夏：陈先生您好！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因署名各异，不能肯定都是您写的，但受益匪浅。
陈志先：对，我有很多网名，随感随写，不一定有多大价值，只是一家之言。
孟夏：您谦虚了。很想听您谈谈对北美文学的印象。即使是一家之言的话。
陈志先：权做抛砖引玉吧，不妥之处海涵，并敬请批评。本人在加拿大学习工作过几年，为求高收入落脚在美国。加拿大加上美国，等于涵盖了“北美”的地域概念。北美的文学爱好者很多，少数是职业作家，多数是业余写手。不提港台，单说大陆去的华人写手，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也无论有影响还是影响甚微，给我的总体感觉是“没什么分量”，怎么高估也高不上去。
孟夏：是这样吗？
陈志先：是的。首先看看北美写作者的人员构成：1，来北美求学的年轻人，学成后为求高收入定居下来，生活和工作稳定后写起文学作品；2，政治异见者，为躲避国内封杀来到北美，专职或业余写作；3，儿女在北美，做为父母亲来探亲久住或退休后投奔儿女干脆办了绿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4，企业家在国内赚了钱，怕保不住钱财到北美办成投资移民，稳定后开始写作；5，通过中介来北美的劳务人员，生活工作稳定有绿卡后，开始业余写作；6，有问题的官员为躲避追究携巨款来北美落脚，闲来无事也写作附庸风雅；7，国家委派的大外宣工作人员，进行基本专职的写作。等。这些人组成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纯民间的文学社团和协会， 、会长一抓一大把，各种事关写作的讲座、评奖、作品汇编也十分频繁。看上去热热闹闹。其实，都浮在表皮，有价值的作品少之又少。因为，这些人基本都进入不了北美的主流社会，而进入主流社会担任国家、州、市级官员、议员及重要部门、岗位的要员者，基本都不进行文学创作。不在主流社会，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只能写些边边角角，浮皮潦草，鸡零狗碎，串皮不入内。有一个情况不容回避：北美国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迥异，乃至格格不入，进入北美主流社会意味着认同北美的意识形态（多为反华），做为华裔，来自中国的人员即使斗胆敢于写出迎合北美意识形态的作品，做了反华的传声筒，又有多少人认可？又有多少价值？这是北美文学的悲剧和死结。
孟夏：这么说，北美文学写作和“自娱自乐”差不多？
陈志先：差不多。而就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言，要求作者有必要的知识结构，写作功底，不是单凭兴趣，还需要勤奋加天赋，需要深入生活，深谙生活内里的逻辑与规律，内涵与细节；若是长篇的宏大叙事，还要求家国情怀，“文以载道”。而上述那些人，即使写作队伍十分庞大，也很难胜任。到头来说是“一地鸡毛”不太好听可也差不多。到异国他乡求学、落脚、求职、发展，必然十分艰辛；异见者也莫不如此。如何还有大量精力去“深入生活”？异见者、美国的华人作家哈金用英语写作，算是写出一点名堂，但国内是不接受不认可的，原因明摆着：他都写了什么？不错，他的短篇小说《光天化日》获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好兵》获海明威文学奖，长篇小说《等待》拿下象征美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但他曾申请回国探亲仍然遭拒。另一个用华文写作的严歌苓，写的全是国内的故事，她常年居住在美国，何来时间和精力深入中国的生活？依靠看资料，难免惹上“抄袭”的麻烦，她也确曾被人起诉过。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者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浙江省“郁达夫中篇小说奖”，故事内容与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经历相关，可圈可点。但同时获得该奖“提名奖”的美国华人作者陈谦的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也写的是国内的故事，却难以回避其因生活积累的捉襟见肘而粗糙编造的痕迹。其他大量不知名写作者大多写自己在海外求学、求职、求绿卡的曲折和不容易，得到以后的庆幸和欢欣……这是什么情怀？有什么分量？即使自己的社团、协会给自己评奖，有什么意义？加拿大方面的张翎写的长篇小说《金山》算是分量较重的作品，却也涉嫌素材来源争议。而这部作品写的是一百多年前少数华人劳工来加拿大冒险“淘金”修铁路九死一生的故事。这样的题材比之泱泱中华的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百姓民生等宏大叙事，分量在哪？充其量读者会当作探险故事来看。因为这种故事除了嘲讽是时朝政无能和剥削压迫（这也是笔者的臆断，并非原作主旨），实在与国家命运、民族大义无甚瓜葛。按照国内的价值观判断，这些作品能登大雅之堂吗？
孟夏：难得你身在北美而文学观还如此传统！我以为，严格地说，只要是写人性的作品，只要写得好就有价值；而华人写的华人故事（包括华人与其他种族交集的故事），不论身在哪国，成功的便是华人文学的有价值之作。不一定非要“主旋律”。但那“成功”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兼有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耗神和精雕细刻。而北美这样完全商业化的地域，时间就是金钱，谁有这样的条件和耐心呢？
陈志先：所言不差。北美的中文写作者，尤其绝大多数的业余作者，需要打拼才能生存，打拼过程中多有不顺和郁闷，于是就想倾诉，把自己写的东西发到网上，是分分钟的事，发完也就等于倾诉完了，倾诉完了心情就不郁结了，谁还去思考是否具有多少内涵和含金量？海外写手在国内报刊发作品，也完全靠的是关系和人脉，即使写得非常之好（其实这种作品少之又少），没有人脉单凭自己盲目投稿也是泥牛入海。所以，有关媒体披露的海外华人某作家在国内大刊发表过什么作品，是海外华人作家佼佼者，这种判断和宣传往往并不属实。有的鼓吹，还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有资本背后铺垫的有意为之。在整个海外华人文学的阵营来看，北美华人文学算重头戏，实属重镇。文学重镇的特点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华人文学便可推而想之。北美（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理不直气不壮的先天“胎里带”缺陷问题，盖因为国内意识形态使然。一般的舆论皆认为：你既然爱国，出去干什么？你选择海外生活（意味着不爱国），能写出爱国的作品吗？不爱国的作品意味着数典忘祖，从道德和人品上都是站不住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孟夏：不至于这么悲观吧？
陈志先：至少是不容乐观。其实出国人员也是各式各样的，前面归纳过出国人员的类型，还可进一步简化为两类人：一类是单纯求学、求职、求高收入者；另一类是异见者、心有余悸或不满者。因为身在异国他乡而被国内主流舆论忽略乃至藐视和排斥，连同他们的或多或少有价值的观点、主张一起忽略乃至藐视和排斥了。从目前国际形势看，意识形态的异同并非国与国之间交恶的理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遏制中国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公有制”（俄罗斯已经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核力量雄厚对美国的一家独大形成威慑，另一个发展迅猛，经济越上世界老二的地位，也构成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威慑。多年来美国信奉“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维护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四处出击，极不安分，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兄弟，历来跟着美国跑。我虽在美国享受较高收入，但并不与美国国策苟同。在北美，除去死硬的（华人）反华者和大外宣工作人员，一般正派的华人写手和作家，思想和内心应该是尴尬和撕裂的。
孟夏：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陈志先：是的。在当下动荡、危险的国际形势下，凡是能够在北美安之若素或得吃得喝的华人，本身就意味着对本国艰难处境的疏离和漠视，意味着对家国情怀的些许淡化与轻慢；我也不能例外。按照中国（华人）“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那个“道”是什么？不就是现在中国人讲的“家国情怀”吗？没有家国情怀的写手有可能写出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吗？绝无可能。推而想之，身在北美的大外宣专职写手，越是尽责越要强调纯洁和单一性，写得出冷静观察、公正判断、内涵丰富的作品吗？而离开了冷静观察、公正判断、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还有价值吗？须知长于反映一时一事的媒体舆论与全方位反映北美华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孟夏：难道北美文学没有亮点和例外吗？
陈志先：当然有。身在加拿大的一位华人作家李彦，于某大学的孔子学院任院长，曾经写出一系列事关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事迹、故事，是北美华人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前不久李彦又翻译了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的报告文学《1937，延安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还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李彦的翻译理所当然得到国内舆论的高度肯定和赞赏。李彦的写作路线与其他北美写手、作家截然不同，或者说，李彦更多地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和职责。其文学意义是别开生面的，具备了国内主流文学和价值观的诸多特征。正因如此，属于个案，涵盖不了当下北美文学的全部诉求，也疏离了当下北美文学的基本愿景。因为，具有亲华倾向的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力量微弱，在北美受到打压，事关他们的文学可以成为北美文学的一部分，但却比例很小。所以，类似《1937，延安对话》这样的作品在北美是否拥有众多读者和拥趸，值得关注。
孟夏：如你所言，北美华人文学当真任重道远，首先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言自己所言，言自己应该言之言。
陈志先：是的。北美华人文学和作者多少有点“妾身未分明”的意味，难以找准自己的文学定位。当然，可能每个北美华人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定位，问题在于国内主流舆论和大多数民众是否认可和接受；还在于国外其他种族怎么看你。不要以为你办成了绿卡或加入了人家国籍，人家就不把你当中国人了，不是的，你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决定了人家仍然把你看作中国人。类似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尊重多元文化，人家尊重你，但并不是认为你就不是中国人了。这个现实，所有的华人作者应该心中有数。而出以公心、具有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北美华人作者，肯定是存在的，但鉴于国内因为某些理由会排斥他们，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难以畅行无阻，而北美本地除华人外的其他种族，对于中国能否健康良性发展，关心和希冀的人毕竟不多。而华人作者不该受其裹挟，不该自设瓶颈。一些北美华人作者倾诉小情怀、小愿景、小感觉的文学作品，在大国之间生死博弈的危局之下，显得那么无足轻重而不足为论，写不写已经意义不大。
孟夏
陈志先是美国费城的某网站中文编辑，上世纪80年代末于国内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拿下计算机、通讯专业硕士学位，任中学教师，几年后转道美国费城落脚，曾从事过多种职业。一直以来关注国内外华人文学，偶尔也写一点网评，因不想得罪人，故网名很多。笔者在网上与其结识，前不久做了随访。
孟夏：陈先生您好！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因署名各异，不能肯定都是您写的，但受益匪浅。
陈志先：对，我有很多网名，随感随写，不一定有多大价值，只是一家之言。
孟夏：您谦虚了。很想听您谈谈对北美文学的印象。即使是一家之言的话。
陈志先：权做抛砖引玉吧，不妥之处海涵，并敬请批评。本人在加拿大学习工作过几年，为求高收入落脚在美国。加拿大加上美国，等于涵盖了“北美”的地域概念。北美的文学爱好者很多，少数是职业作家，多数是业余写手。不提港台，单说大陆去的华人写手，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也无论有影响还是影响甚微，给我的总体感觉是“没什么分量”，怎么高估也高不上去。
孟夏：是这样吗？
陈志先：是的。首先看看北美写作者的人员构成：1，来北美求学的年轻人，学成后为求高收入定居下来，生活和工作稳定后写起文学作品；2，政治异见者，为躲避国内封杀来到北美，专职或业余写作；3，儿女在北美，做为父母亲来探亲久住或退休后投奔儿女干脆办了绿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4，企业家在国内赚了钱，怕保不住钱财到北美办成投资移民，稳定后开始写作；5，通过中介来北美的劳务人员，生活工作稳定有绿卡后，开始业余写作；6，有问题的官员为躲避追究携巨款来北美落脚，闲来无事也写作附庸风雅；7，国家委派的大外宣工作人员，进行基本专职的写作。等。这些人组成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纯民间的文学社团和协会， 、会长一抓一大把，各种事关写作的讲座、评奖、作品汇编也十分频繁。看上去热热闹闹。其实，都浮在表皮，有价值的作品少之又少。因为，这些人基本都进入不了北美的主流社会，而进入主流社会担任国家、州、市级官员、议员及重要部门、岗位的要员者，基本都不进行文学创作。不在主流社会，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只能写些边边角角，浮皮潦草，鸡零狗碎，串皮不入内。有一个情况不容回避：北美国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迥异，乃至格格不入，进入北美主流社会意味着认同北美的意识形态（多为反华），做为华裔，来自中国的人员即使斗胆敢于写出迎合北美意识形态的作品，做了反华的传声筒，又有多少人认可？又有多少价值？这是北美文学的悲剧和死结。
孟夏：这么说，北美文学写作和“自娱自乐”差不多？
陈志先：差不多。而就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言，要求作者有必要的知识结构，写作功底，不是单凭兴趣，还需要勤奋加天赋，需要深入生活，深谙生活内里的逻辑与规律，内涵与细节；若是长篇的宏大叙事，还要求家国情怀，“文以载道”。而上述那些人，即使写作队伍十分庞大，也很难胜任。到头来说是“一地鸡毛”不太好听可也差不多。到异国他乡求学、落脚、求职、发展，必然十分艰辛；异见者也莫不如此。如何还有大量精力去“深入生活”？异见者、美国的华人作家哈金用英语写作，算是写出一点名堂，但国内是不接受不认可的，原因明摆着：他都写了什么？不错，他的短篇小说《光天化日》获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好兵》获海明威文学奖，长篇小说《等待》拿下象征美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但他曾申请回国探亲仍然遭拒。另一个用华文写作的严歌苓，写的全是国内的故事，她常年居住在美国，何来时间和精力深入中国的生活？依靠看资料，难免惹上“抄袭”的麻烦，她也确曾被人起诉过。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者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浙江省“郁达夫中篇小说奖”，故事内容与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经历相关，可圈可点。但同时获得该奖“提名奖”的美国华人作者陈谦的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也写的是国内的故事，却难以回避其因生活积累的捉襟见肘而粗糙编造的痕迹。其他大量不知名写作者大多写自己在海外求学、求职、求绿卡的曲折和不容易，得到以后的庆幸和欢欣……这是什么情怀？有什么分量？即使自己的社团、协会给自己评奖，有什么意义？加拿大方面的张翎写的长篇小说《金山》算是分量较重的作品，却也涉嫌素材来源争议。而这部作品写的是一百多年前少数华人劳工来加拿大冒险“淘金”修铁路九死一生的故事。这样的题材比之泱泱中华的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百姓民生等宏大叙事，分量在哪？充其量读者会当作探险故事来看。因为这种故事除了嘲讽是时朝政无能和剥削压迫（这也是笔者的臆断，并非原作主旨），实在与国家命运、民族大义无甚瓜葛。按照国内的价值观判断，这些作品能登大雅之堂吗？
孟夏：难得你身在北美而文学观还如此传统！我以为，严格地说，只要是写人性的作品，只要写得好就有价值；而华人写的华人故事（包括华人与其他种族交集的故事），不论身在哪国，成功的便是华人文学的有价值之作。不一定非要“主旋律”。但那“成功”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兼有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耗神和精雕细刻。而北美这样完全商业化的地域，时间就是金钱，谁有这样的条件和耐心呢？
陈志先：所言不差。北美的中文写作者，尤其绝大多数的业余作者，需要打拼才能生存，打拼过程中多有不顺和郁闷，于是就想倾诉，把自己写的东西发到网上，是分分钟的事，发完也就等于倾诉完了，倾诉完了心情就不郁结了，谁还去思考是否具有多少内涵和含金量？海外写手在国内报刊发作品，也完全靠的是关系和人脉，即使写得非常之好（其实这种作品少之又少），没有人脉单凭自己盲目投稿也是泥牛入海。所以，有关媒体披露的海外华人某作家在国内大刊发表过什么作品，是海外华人作家佼佼者，这种判断和宣传往往并不属实。有的鼓吹，还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有资本背后铺垫的有意为之。在整个海外华人文学的阵营来看，北美华人文学算重头戏，实属重镇。文学重镇的特点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华人文学便可推而想之。北美（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理不直气不壮的先天“胎里带”缺陷问题，盖因为国内意识形态使然。一般的舆论皆认为：你既然爱国，出去干什么？你选择海外生活（意味着不爱国），能写出爱国的作品吗？不爱国的作品意味着数典忘祖，从道德和人品上都是站不住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孟夏：不至于这么悲观吧？
陈志先：至少是不容乐观。其实出国人员也是各式各样的，前面归纳过出国人员的类型，还可进一步简化为两类人：一类是单纯求学、求职、求高收入者；另一类是异见者、心有余悸或不满者。因为身在异国他乡而被国内主流舆论忽略乃至藐视和排斥，连同他们的或多或少有价值的观点、主张一起忽略乃至藐视和排斥了。从目前国际形势看，意识形态的异同并非国与国之间交恶的理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遏制中国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公有制”（俄罗斯已经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核力量雄厚对美国的一家独大形成威慑，另一个发展迅猛，经济越上世界老二的地位，也构成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威慑。多年来美国信奉“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维护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四处出击，极不安分，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兄弟，历来跟着美国跑。我虽在美国享受较高收入，但并不与美国国策苟同。在北美，除去死硬的（华人）反华者和大外宣工作人员，一般正派的华人写手和作家，思想和内心应该是尴尬和撕裂的。
孟夏：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陈志先：是的。在当下动荡、危险的国际形势下，凡是能够在北美安之若素或得吃得喝的华人，本身就意味着对本国艰难处境的疏离和漠视，意味着对家国情怀的些许淡化与轻慢；我也不能例外。按照中国（华人）“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那个“道”是什么？不就是现在中国人讲的“家国情怀”吗？没有家国情怀的写手有可能写出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吗？绝无可能。推而想之，身在北美的大外宣专职写手，越是尽责越要强调纯洁和单一性，写得出冷静观察、公正判断、内涵丰富的作品吗？而离开了冷静观察、公正判断、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还有价值吗？须知长于反映一时一事的媒体舆论与全方位反映北美华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孟夏：难道北美文学没有亮点和例外吗？
陈志先：当然有。身在加拿大的一位华人作家李彦，于某大学的孔子学院任院长，曾经写出一系列事关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事迹、故事，是北美华人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前不久李彦又翻译了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的报告文学《1937，延安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还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李彦的翻译理所当然得到国内舆论的高度肯定和赞赏。李彦的写作路线与其他北美写手、作家截然不同，或者说，李彦更多地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和职责。其文学意义是别开生面的，具备了国内主流文学和价值观的诸多特征。正因如此，属于个案，涵盖不了当下北美文学的全部诉求，也疏离了当下北美文学的基本愿景。因为，具有亲华倾向的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力量微弱，在北美受到打压，事关他们的文学可以成为北美文学的一部分，但却比例很小。所以，类似《1937，延安对话》这样的作品在北美是否拥有众多读者和拥趸，值得关注。
孟夏：如你所言，北美华人文学当真任重道远，首先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言自己所言，言自己应该言之言。
陈志先：是的。北美华人文学和作者多少有点“妾身未分明”的意味，难以找准自己的文学定位。当然，可能每个北美华人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定位，问题在于国内主流舆论和大多数民众是否认可和接受；还在于国外其他种族怎么看你。不要以为你办成了绿卡或加入了人家国籍，人家就不把你当中国人了，不是的，你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决定了人家仍然把你看作中国人。类似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尊重多元文化，人家尊重你，但并不是认为你就不是中国人了。这个现实，所有的华人作者应该心中有数。而出以公心、具有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北美华人作者，肯定是存在的，但鉴于国内因为某些理由会排斥他们，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难以畅行无阻，而北美本地除华人外的其他种族，对于中国能否健康良性发展，关心和希冀的人毕竟不多。而华人作者不该受其裹挟，不该自设瓶颈。一些北美华人作者倾诉小情怀、小愿景、小感觉的文学作品，在大国之间生死博弈的危局之下，显得那么无足轻重而不足为论，写不写已经意义不大。
@奔跑的艾默森 2022-04-07 19:49:29
文字的立场，是不是可以更广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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