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转载)
中日战争是国力、军力相差悬殊的两国之间的战争，因而艰难异常，险象丛生。
本文特举出其中三个时刻，简略陈述其艰危之状，以见前人之竭蹶应对与最终取得胜利之不易。
一、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80万军队血战3月，终以敌强我弱等原因， 被迫撤退，又以决定匆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
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 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
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 政府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 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此后的一段时期，蒋介石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 “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
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 “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
孔祥熙这时也从 “倾向和议”发展为 “主和至力”(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
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当时，陶德曼的调停正在 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 “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 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 “苛刻”，认为 “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 “置之不理”。
12月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 “优柔而非英明”。
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方针。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 声称 “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
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 “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
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 “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再次决定，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蒋介石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最热烈、最焕发的时期。
1938年1月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 “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
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
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 服，而非和议也。”
蒋介石这一时期拒和，是因为他明白，日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其屈辱条件，只能超过 “城下之盟”。由于蒋介石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未完待续）
本文特举出其中三个时刻，简略陈述其艰危之状，以见前人之竭蹶应对与最终取得胜利之不易。
一、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80万军队血战3月，终以敌强我弱等原因， 被迫撤退，又以决定匆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
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 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
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 政府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 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此后的一段时期，蒋介石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 “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
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 “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
孔祥熙这时也从 “倾向和议”发展为 “主和至力”(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
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当时，陶德曼的调停正在 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 “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 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 “苛刻”，认为 “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 “置之不理”。
12月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 “优柔而非英明”。
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方针。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 声称 “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
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 “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
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 “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再次决定，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蒋介石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最热烈、最焕发的时期。
1938年1月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 “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
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
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 服，而非和议也。”
蒋介石这一时期拒和，是因为他明白，日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其屈辱条件，只能超过 “城下之盟”。由于蒋介石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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