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谈谈莎草纸的价格问题

搞不懂为什么总有人会把一种各个地区普遍使用的物品认为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
资料来源：《法老王的宝藏：莎草纸和西方文明的兴起》

纸莎草是古埃及国王珍视的资源。这种植物和以其为原料制成的莎草纸被视为神明直接赐予法老本人的礼物，而法老所有的臣民都是受益者。纸莎草让埃及在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是世界的造纸中心，而历史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创造出来。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让古希腊人成为埃及的主宰，然而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古埃及人就已经懂得用一道道严谨的工序制造莎草纸……并且……后来一直为整个罗马帝国供应纸张。与笨重或者昂贵的书写材料，比如石板、金属板、木简、泥板或皮革相比，纸张是多么美妙的发明啊，如此轻巧，便于携带，只需一根芦秆笔就能轻松记录信息。（C. H.罗伯茨［C. H. Roberts］，1963）

纸卷或分散的单张纸制造出来以后，就成捆或成叠地运送到法老的代理人那里等待出口。世界上最早的造纸者用劳动换来的报酬是什么？当然不是钞票，因为西方世界最早普及的货币制度直到公元前700年才问世。也许他们用纸张换取谷物、珠宝、布料或其他物品，与他们交易的是法老的代理人或者神庙的祭司——祭司们往往拥有并经营着大片地产，通常代表法老的利益行事。在古罗马时代，当货币开始流通时，造纸者通常受雇于地产管理者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报酬。

价格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研究莎草纸的历史学家。莎草纸是物美价廉还是价格昂贵？知名纸草学家、曾担任大英图书馆手稿保管员的T. C.斯基特（T. C. Skeat）认为，只有现代人才会关心这个问题，没有一位古代学者曾对此表现出任何兴趣。不管价格有多高，莎草纸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必需品，因此买主只能接受。 [12] 为了进一步解答这个问题，斯基特谨慎地分析了两组记录在莎草纸上的详细账目和合同中的数据，这些资料是在法尤姆地区（见图2）发现的。其中一组记录出自奥列利乌斯·阿庇安（Aurelius Appianus）所有、由赫罗尼诺斯（Heroninos，249—268年）管理的庄园，另一组则来自位于法尤姆西南部泰布图尼斯（Tebtunis）的一处墓地（45—49年）。

经过审慎的研究，斯基特得出的结论是：一份标准纸卷的售价大约为2德拉克马（drachma，基本等价于2迪纳厄斯［denarius］）。 [13] 昆士兰大学的图书管理员迈克尔·阿弗莱克（Michael Affleck）告诉我们，《齐尼亚》（ Xenia ）是一本由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Martial）在莎草纸上写成的小书，公元84年的售价仅为4枚赛斯特斯币（sesterce），价值相当于1迪纳厄斯。而同一位作者经过装饰的诗歌集抄本却能卖出5倍的价格。阿弗莱克认为，一卷书的平均价格为8枚赛斯特斯币，这个价格包含抄录的人工和莎草纸本身的成本。这一价格与之前斯基特所估计的一整卷莎草纸（由20张单页拼接而成）售价2迪纳厄斯或2德拉克马斯的价值十分接近。1枚赛斯特斯币的价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25美元，所以一卷书的平均价格约为18美元，而单张莎草纸的价格则在90美分左右 [14] 。 [15]

斯基特的研究成果与刘易斯先前的分析出入不大。刘易斯认为，在繁荣的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购买莎草纸不太可能被视为难以负担的开销。相反，这项开支倒更有可能归入“杂费”或“小额支出”一类。杨百翰大学古籍经典专业助理副教授林肯·布鲁梅尔（Lincoln Blumell）明确表示，对于大多数高于农民或非技术工人阶层的人来说，用莎草纸写一封信并不算昂贵，莎草纸自然也不会因为价格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那个年代，没有比莎草纸更适合写信的载体了。布鲁梅尔告诉我们，目前发现的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到7世纪之间的古埃及信件数量超过7500封，其中大约90%都写在莎草纸上。 [16]

但这并不意味着莎草纸可以随意使用。在与纸张供应商联系时，许多古代书籍制造者都会使用陶骨书（ostraca ），即利用贝壳、骨头或碎陶片作为书写载体，相当于古代的便利贴。既然古代书籍的制造者都不舍得浪费一片纸头，普通公民在用纸时想必更会三思而行，不会轻易用纸张记录重要信息或信件之外的内容。

这种态度也蔓延到抄写员身上。他们通常先在蜡质写板（pugillare）上打好草稿，然后再抄录到莎草纸上。幸运的是，如果用可清洗的墨水在莎草纸上写错了字，很容易就可以将字迹擦除，重新再写。不过，这一特点也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斯基特讲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西尔瓦努斯（Silvanus）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时代的一位高卢学者，他的敌人想要让他身败名裂，便设法弄到了他的一些书信，然后洗去信中的字迹，只留下西尔瓦努斯的名字，再重新写上通敌叛国的内容。
随后，这些信件被呈送给生性多疑而偏执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哪位帝王不多疑？）担心遭遇不测的西尔瓦努斯也贸然采取了行动。不久，朝廷识破了这批伪造的信件，但为时已晚，恶果已然铸成：355年，西尔瓦努斯在科隆遭人暗杀。[17]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可以使用一旦干燥就不能擦除的永固墨水。这种墨水会渗入莎草纸深层，因此纠正拼写错误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将它涂白，这样便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既然纸张需求量巨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文字都可以涂改，那为什么回收利用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呢？也许正如斯基特所言，原因在于人们的谨慎和怀疑心理，今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使用二次回收利用的物品时也有同样的犹豫。在斯基特看来，二手纸卷被视为劣质材料，只能用来打草稿或涂鸦。文学作品也暗示我们，诗人或作家重复使用莎草纸卷会遭人轻视。因此，虽然有一部分莎草纸确实得到重复使用，但是更大一部分（75%—91%）只书写过一次便被丢进了垃圾倾倒场，后来被格伦费尔和亨特等人发现。他们提到这些纸在丢弃之前就已经被撕成两半——显然不是偶然遗忘在那里的。
古代作者也很清楚，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任何不够出色的书籍都会被当作垃圾丢到杂货市场，或者扔给学堂当作废纸。

补充

为什么造纸产业在埃及发展得如此之好？也许正如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公元18年所言，这一切都得益于莎草纸业卡特尔 [3] 在幕后的运作：“有些人意图提高收入……许多地方都不允许种植（纸莎草），因而价格也有所上涨……这样一来，收入的确提高了，但却不利于这种植物的推广。” [4]

刘易斯教授在古罗马书契中也找到了卡特尔存在的证据，能够给契约施压的只能是卡特尔。他认为，只有造纸商的卡特尔有能力在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保证纸莎草的收获，同时还能控制产量。这样一来，卡特尔就可以抬高造纸作物的价值，减少自身的契约义务，从而在确保自身收入的同时将最终用户购买纸张的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卡特尔一定发现，将纸张价格维持在有利可图的水平并不难，因为制造纸张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更妙的是，它的产地仅限于埃及。虽然，西西里岛数量有限的纸莎草沼泽在阿拉伯时代曾为苏丹制造过少量纸张。纸莎草也曾在约旦河谷生长。据推测，死海地区的库姆兰（Khirbet Qumran）缮写室也曾制作过纸张。但绝大部分纸张还是产自价格垄断的三角洲地区。他们始终将莎草纸的价格控制在低于皮纸的水平。即使在莎草纸逐渐被皮纸取代的3世纪和4世纪，莎草纸的价格仍只有皮纸的四分之一。 [5]
卡特尔在积累财富的数千年里几乎让所有人都坚信，莎草纸只能在尼罗河沿岸的造纸工坊里用新鲜收割的纸莎草茎秆制作——纸莎草的生长和加工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种观念甚至一直流传至今。你在网上可以找到数千个展示如何用纸莎草制作纸张的视频，其中几乎所有人使用的都是从纸莎草茎秆上削下的新鲜薄片，这些纸莎草往往来自开罗或西西里岛的当地植物园或观光种植园。
没有说的是，如果新鲜收割的茎秆切成薄片晒干，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在以后用来制作纸张。这是开罗和三角洲艾尔卡拉姆斯的现代造纸者发现的。他们发现新鲜茎秆削成的薄片可以进行干燥处理，储存起来备用。这样就可以在空闲时制作纸张，而这与“只有刚收割的茎秆削成的新鲜薄片才能造纸”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

@溶於雾中
举例来说，一队现代科研人员在肯尼亚奈瓦沙湖（Lake Naivasha）一带对纸莎草进行的研究表明，纸莎草的茎秆只需6个月左右就能达到成熟期，只需9—12个月就能完成一个生命周期。 [1] 同样的研究表明，纸莎草沼泽为期12个月的生长周期恰好可以在一年内完成。 [2] 这种植物每年每英亩平均可产出22吨干草，这让纸莎草沼泽成为地球上产量最高、生产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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