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长庆元年科举复试案是牛李之争的导火线吗
唐穆宗长庆元年科举复试案是牛李之争的导火线吗
唐穆宗李恒在位只有四年，年号为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长庆”，却也是中晚唐朝臣纷争加剧的重要阶段。
首先是宫廷内，李恒能够登位主要依靠宦官及后宫的力量。李恒的母亲是大功臣郭子仪的孙女，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就在李恒好不容易被唐宪宗册立为太子后，群臣都认为可顺势让郭氏成为正式的皇后。宪宗却对此死活不愿意，只封郭氏为贵妃。按说这一点有些令后人费解，实际这是十分特殊而又客观的环境造成，自肃宗张皇后以来，宫廷中就几乎再没有活着被册立皇后的例子，女人强势干涉朝局——这在唐代有太过强烈的心理阴影。
最终宪宗意外被宦官毒害，虽然看来是王守澄趁扶持穆宗上位，顺手掌握了朝局，但很难不让后人怀疑当中同样有郭氏的影响在内。王守澄能在穆宗时期脱颖而出，虽然凭借他早年就与李恒有一些渊源，不少研究者也分析，自然还包括郭氏默许甚至支持王守澄扶持李恒上位，无形中也就暗示，宪宗死的蹊跷意外，可能隐约有郭氏的因素在内。这一点绝非单纯今天的研究者好奇索隐，至少在唐宣宗时对郭氏的厌弃就已经开始流传。
其次穆宗与朝臣的关系，史书暗示李恒虽早定为太子，能否顺利得到众大臣支持也颇为焦虑，他请教舅父郭钊（为郭暧与升平公主所生，郭钊的两个儿子郭仲恭、郭仲词都娶穆宗李恒的女儿）。当时为司农卿的郭钊提醒太子一定要尽“孝谨”之心，不要考虑其他的事。
经过郑注、李训与王守澄在宪宗后期的关系铺垫，尤其王守澄与梁守谦等神策军控制宫廷，绝大多数大臣毫无悬念会认同名正言顺的太子成为新君。这时，元和旧臣李逢吉顺利出山辅佐新君，成为外朝的一个核心人物。
穆宗长庆年间之所以会加剧大臣之间的分歧，一大不宜觉察的因素在于，穆宗李恒才能固然远不及父亲宪宗李纯，其个人喜好又倾向于文学出众的大臣，比如他欣赏诗人李绅、元稹，都先后提拔为宰相。
实际观照号称牛李两派大臣，总体都是所谓文人士大夫，但相对有各自突出的一面，假如区别个别态度有过摇摆的如杜牧、李商隐、白敏中，以李德裕为首一派偏重实际行政才干，而牛僧孺一派汇聚纯文人较多。古人的交游尽管可以跨越藩篱，所以像杜牧、李商隐与两边的人都有交情，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也有相当依据，这一标准甚至可以延续到北宋群臣之间的纷争。
比如一般认为李逢吉不喜欢和文人合作，实际是同他关系不好的文人，如著名诗人姚合是他的门生，关系就不错，他尤其讨厌李绅，视为眼中钉。长庆元年发生的复试案，李逢吉确立地位不久，次年就把对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调去浙西做观察使（主要辖区并不算浙江，实际大部分在江苏境内），抬出的名目就是李德裕与李绅等人有勾连。然后把关系比较密切的牛僧孺召回辅助自己，而牛僧孺其实也是以文才著名。
牛僧孺为官清廉，任户部侍郎时拒绝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的贿赂。元和末年长庆初年为御史中丞，更重视廉洁，宿州刺史李直臣被批评在地方不法，论罪当诛。到处拉拢人为他说情，尤其贿赂宦官在穆宗跟前做工作。穆宗专门了解情况，牛僧孺秉公直言，获得欣赏，所以李逢吉举推荐为宰相得到同意。
群臣纷争爆发的导火线就是元年（821）的复试请托案，直接关联者有段文昌、元稹、李绅、白居易、李宗闵以及钱徽、王起等，恰恰冠以派别头衔的李德裕、牛僧孺并没有与这起事故有什么关系。
钱徽作为科举主事，为人比较贪婪，接受段文昌、李绅等人请托，本来同意，甚至钱徽还向段文昌写书信作保。钱徽又受李宗闵等关系更好的人影响，选中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段文昌不满告状，元稹、李绅以翰林学士身份认为钱徽作弊，然后由白居易、王起负责重试，结果钱徽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剑州为四川剑阁县一带，唐玄宗继位的先天二年所设，713）。
以上绝大多数人的传记已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引起事端的是同样有请托的段文昌，可能有挑事嫌疑的是元稹、李绅，但元李二人接受穆宗询问时都指出钱徽不公正，收取贿赂也是客观事实。这些人中有明显矛盾的是元李和李宗闵之间。偏偏《旧唐书•李宗闵传》把矛头意外地指向李德裕，当时他与元李同为翰林学士，还把李德裕排在前面。到《资治通鉴》不仅完全照搬，还加了两句李宗闵对李德裕的愤恨。所以，后世研究牛李两派无不强调长庆复试请托案是爆发纷争的重要节点，可李德裕、牛僧孺两人与这起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
李德裕是因父亲李吉甫的门荫出仕，也有诗文才华，担任翰林学士自然经常被皇帝召到思政殿问对。科场复试案期间，应该有过与元稹、李绅一样的询问，但李德裕当时并未特别出头，也没有明显的阵营观念，更没有直接处于矛盾旋涡。甚至岑仲勉、傅璇宗等研究者还认为，李德裕虽然后来有提携一些重要助手如郑亚、李回，终其一生都没有像李宗闵、令狐绹、白敏中等人那样拉帮结派。虽然有点刻意为李德裕说话，但李回在武宗之前与李德裕没有明显交集，王茂元也一样，所以这一说也有一定理据。
即便李德裕面对穆宗询问有和元稹、李绅相似回答，也属于实事求是，不算什么打击报复。《旧唐书》所记，主要还是后来编写者对史料的选取态度，尤其《资治通鉴》更是出于对李德裕的同情，指李宗闵一派有嫉恨心理。因此，同属一派的李逢吉为宰相后就想方设法要赶走李德裕。
李逢吉是长庆时期最重要的宰相，甚至也是科场复试案背后的关键角色。
掀起这场风波的是段文昌，刚刚前往成都出任西川节度使。这一职务尽管不算糟糕的贬谪，但在穆宗继位的转折点，至少属于比较明显的排斥。要知道段文昌在宪宗后期也是深受赏识的翰林学士，比如著名的重立《平淮西碑》就是宪宗钦定由他来写的，假如宪宗不出意外，随时可以得到机会升为宰相。
段文昌还有另一身份是武元衡的女婿，也是宪宗最信任倚重的人物，死于藩镇的谋害。以大局观来说，段文昌自然是坚定的武元衡、裴度一方，站在尊君削藩立场。李绅、元稹虽然资望稍浅，但从拥戴新君穆宗的所作所为，对当时藩镇态度与段文昌、裴度等前辈应是基本一致，希望新君穆宗继承宪宗平藩镇的遗志，继续中兴李唐。
那么问题来了，在穆宗登位的关键点上，李逢吉、王守澄、李宗闵等毫无疑问是另外一派，同出于拥戴心理，他们需要的是息事宁人，钱徽与李逢吉、李宗闵更加亲密，已经说明内心与段文昌、元稹、李绅绝对不是一路人。
钱徽在宪宗时就是反对削藩的代表。元和十一年（816），与萧俛一同被免除翰林学士，他们与李逢吉也都有关系，一度同为中书舍人。正是这一渊源，李逢吉为了巩固地位，利用侄儿李训与王守澄建立关系，保全了拥戴新君穆宗的地位，而钱徽也重新获得重用。
在穆宗新的实力派之间权衡，自然钱徽毫无疑问选择与李逢吉、李宗闵一条阵线，而段文昌等人根本一直是他们的对立面。
只不过穆宗新立之际，不一定立刻又涉及藩镇问题，面对王守澄等宦官势力抬头，新的矛盾已在酝酿。段文昌被排挤出长安，很可能涉及朝臣对宦官阵营是联合还是压制，这一苗头立刻引起王守澄、李逢吉等实力派警惕。长庆年间的风向开始转变，穆宗就算如何欣赏像李绅、元稹这一批文学人才，注定无法同宦官集团对抗，注定他们一个个又会被驱逐，包括与此事毫无直接关系的李德裕，也被牵连。长庆年间的朝局已经是危险信号：一切与王守澄等宦官势力作对的基本都要被打击。朝臣唯有在当中做出选择，而这一压抑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文宗大和后期酝酿出又一激烈的对抗——甘露事件。
李逢吉重为宰相后，李宗闵很快就从剑州回京师提为中书舍人，李德裕反而被弄去润州做刺史。这一来一去，无法摆脱双方矛盾加剧的大背景，到文宗年间的旋涡自然越来越巨大。
像元稹，元和年间在驿站曾被仇士良、刘士元等宦官羞辱，毫无疑问是坚决反对宦官的一员。元稹与白居易同属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进士（白居易年长元稹八岁，元稹与之前肃代时期著名诗人元结都是北魏鲜卑后裔，元结据说祖先是常山王拓跋遵，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堂兄。而元稹则称是昭成帝直系后裔），一起入秘书省任校书郎，结下终生友谊。
元稹年轻时很会经营名声，他起初参加科举选择的是明经科，相比进士科要容易胜出，年仅十五六岁就一战成名，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功名之心很重。之后苦读不停，准备充分后，元和元年参加进士科获得状元，名扬天下，任左拾遗职务。
元稹为新君宪宗拼命表现，奉命出使剑南东川途中大胆上奏诸多不法事迹，连重臣房玄龄的后人河南尹房式都牵扯进来。元稹不知深浅，反被罚俸。回去途中下榻驿馆，因不服仇士良、刘士元等人索要上等房间，被他们鞭打驱赶，接连遭受屈辱（不排除仇士良等故意令元稹难堪）。
唐宪宗李纯精明强干，对身边的宦官势力能够掌握，其实非常倚重他们。反之，他对文学知名的官员闲来也会比较欣赏，但在朝廷事务方面往往并不重用，因此元稹、白居易、韩愈，元和年间文学人才堪称鼎盛，基本都看不上眼。
笔者认为，鉴于顺宗永贞时太重用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文学型人才，恐怕元和时期的用人，根本是宪宗故意反正的表现，因此更看重吏治型人才，但这不排除武元衡、段文昌、裴度、令狐楚等辈，同样有着不俗的诗文才华，像武元衡还是德宗建中四年（784）的状元。
与好友元稹相似，白居易早年也热衷功名，也会炒作自己，比如模仿元稹与李绅的合作。元稹以自己经历写了一篇《莺莺传》，由李绅写《莺莺诗》互相宣传。《莺莺传》的写作年代虽有争议，但经陈寅恪、卞孝萱等推断，大多数研究者至少认为是贞元末所写。元稹告知李绅和杨巨源莺莺的故事，他们都写了《莺莺诗》（李绅所写长诗更出名，但没有流传下来）。当时元稹最好的诗友就是李绅、杨巨源，与白居易已经认识，还没有多深的交情，两人关系加深是贞元十九年之后（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相继登位实际都在贞元二十一年内），包括白居易和杨巨源后来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白居易与元稹关系加深后，元和元年，他联手另一非常陌生的文学青年陈鸿一同写出《长恨歌》诗和传。白居易之所以绝口不提元稹，就是故意要凸显自己的才华，果然《长恨歌》令其名声大噪。然后他积极参与元稹、李绅开创的新乐府风潮。和元稹一样，白居易也多次大胆向宪宗进言，实际不被皇帝欣赏。就连希望惩治谋害武元衡凶手的正当谏言，也被皇帝认为多此一举。
据说唐宪宗向李绛抱怨过：“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尤其不喜欢白居易时常越位言事，结果将他贬去江州，从此离开朝堂。加上元和六年（816）朝野对白居易母亲之死的一番议论批评（称白母落井致死，小的批评是指当儿子的疏忽大意，大的指责是母亲不满白居易的恋情，白居易又一直没结婚，有故意令母亲致死的迹象，属于严重不孝。经裴度等调查，白母应是精神疾病，落井一事的确是意外），此后白居易性格大变，一心向佛，生活追求享乐，甘于恬淡，渐渐丧失当年的热情。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今重庆忠县），途中与元稹曾相会，同行还有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穆宗继位，元稹获得翻身机会，白居易也希望有一些建树，当时恰逢田弘正遇害，于是又拿河朔藩镇说事。
如之前分析，主事的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都是对时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自然对白居易一类谏言不感兴趣。白居易再次外放，之后一直生活在洛阳，与刘禹锡等结交，开始他的晚年生活。
元稹虽被穆宗欣赏，但李逢吉不会让他长久。很快就借口裴度被人行刺，将其调离岗位（元稹为谋求宰相，对裴度还是很有意见）。此后去浙东任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有六年，做了一些有利百姓的事情。
他们共同的好友李绅在穆宗身边更受青睐，他也是贞元十九年的考生，但在元和元年才考中进士。他最先开始做反映民生疾苦的新乐府诗，比如至今流传的《悯农》一类。奇怪的是，李绅最初创作的新乐府二十首居然一首都没有流传。
后来人们只知道白居易一人打响新乐府的名气，有研究者认为白居易看过李绅的作品以后，各种附和的诗作多达五十多首，后来他把李绅的作品混入其中，只不过这一说法很难证实。元稹过世比较早（文宗大和五年，831），另一好友杨巨源在长庆四年归乡隐居，连多久去世都没有记载。韩愈在杨巨源离开长安时写了一篇《送杨少尹序》，之后杨巨源基本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李绅本人虽然活得比较长，也受穆宗倚重，他和元稹后来都被认为是李德裕的朋友。李绅的为人不像他提倡《悯农》那样一心体恤民间。正如长庆元年的复试案，李绅的确也是针对李宗闵、钱徽，有打击对方的意思。李绅在长庆末年被贬端州，后来的确是得到李德裕相助才返回，武宗期间还与李德裕有搭档，他被视为同一阵营是有一定依据。后来野史对李绅的私生活颇多讥刺，不排除有针对李德裕故意夸大其词。
连同李绅的诗歌，众所周知唐宣宗李忱是白居易的粉丝，同时又是最痛恨李德裕，视为死敌，所有与李德裕有交情的人全都排挤。无独有偶白居易成了当时第一大诗人，李绅的后期诗歌留存下来，可他的早期乐府诗恰恰消失在历史中。
李逢吉与王守澄、梁守谦、刘弘规等宦官关系密切，穆宗是有亲近贤臣的心思，但贤臣先后被莫名其妙被挤走，导致吐蕃侵占剑南地区潍州一带。穆宗不过二十六七岁，不仅放松游乐，还和宪宗一样好服丹药，短短四年就中毒身亡。
李唐家族身体基因不大好，穆宗于长庆二年底在宫苑观看打马球，一时激动就发生过一次中风。幸好不太严重，调理稍好一些，刚过长庆三年的新年，穆宗又开始吃丹药。许多人都劝谏，可皇帝不听。仅过一年，长庆四年的正月就忽然身亡。究竟是病发还是丹药的毒性发作说法不一，可能两者原因都有。
唐穆宗李恒在位只有四年，年号为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长庆”，却也是中晚唐朝臣纷争加剧的重要阶段。
首先是宫廷内，李恒能够登位主要依靠宦官及后宫的力量。李恒的母亲是大功臣郭子仪的孙女，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就在李恒好不容易被唐宪宗册立为太子后，群臣都认为可顺势让郭氏成为正式的皇后。宪宗却对此死活不愿意，只封郭氏为贵妃。按说这一点有些令后人费解，实际这是十分特殊而又客观的环境造成，自肃宗张皇后以来，宫廷中就几乎再没有活着被册立皇后的例子，女人强势干涉朝局——这在唐代有太过强烈的心理阴影。
最终宪宗意外被宦官毒害，虽然看来是王守澄趁扶持穆宗上位，顺手掌握了朝局，但很难不让后人怀疑当中同样有郭氏的影响在内。王守澄能在穆宗时期脱颖而出，虽然凭借他早年就与李恒有一些渊源，不少研究者也分析，自然还包括郭氏默许甚至支持王守澄扶持李恒上位，无形中也就暗示，宪宗死的蹊跷意外，可能隐约有郭氏的因素在内。这一点绝非单纯今天的研究者好奇索隐，至少在唐宣宗时对郭氏的厌弃就已经开始流传。
其次穆宗与朝臣的关系，史书暗示李恒虽早定为太子，能否顺利得到众大臣支持也颇为焦虑，他请教舅父郭钊（为郭暧与升平公主所生，郭钊的两个儿子郭仲恭、郭仲词都娶穆宗李恒的女儿）。当时为司农卿的郭钊提醒太子一定要尽“孝谨”之心，不要考虑其他的事。
经过郑注、李训与王守澄在宪宗后期的关系铺垫，尤其王守澄与梁守谦等神策军控制宫廷，绝大多数大臣毫无悬念会认同名正言顺的太子成为新君。这时，元和旧臣李逢吉顺利出山辅佐新君，成为外朝的一个核心人物。
穆宗长庆年间之所以会加剧大臣之间的分歧，一大不宜觉察的因素在于，穆宗李恒才能固然远不及父亲宪宗李纯，其个人喜好又倾向于文学出众的大臣，比如他欣赏诗人李绅、元稹，都先后提拔为宰相。
实际观照号称牛李两派大臣，总体都是所谓文人士大夫，但相对有各自突出的一面，假如区别个别态度有过摇摆的如杜牧、李商隐、白敏中，以李德裕为首一派偏重实际行政才干，而牛僧孺一派汇聚纯文人较多。古人的交游尽管可以跨越藩篱，所以像杜牧、李商隐与两边的人都有交情，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也有相当依据，这一标准甚至可以延续到北宋群臣之间的纷争。
比如一般认为李逢吉不喜欢和文人合作，实际是同他关系不好的文人，如著名诗人姚合是他的门生，关系就不错，他尤其讨厌李绅，视为眼中钉。长庆元年发生的复试案，李逢吉确立地位不久，次年就把对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调去浙西做观察使（主要辖区并不算浙江，实际大部分在江苏境内），抬出的名目就是李德裕与李绅等人有勾连。然后把关系比较密切的牛僧孺召回辅助自己，而牛僧孺其实也是以文才著名。
牛僧孺为官清廉，任户部侍郎时拒绝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的贿赂。元和末年长庆初年为御史中丞，更重视廉洁，宿州刺史李直臣被批评在地方不法，论罪当诛。到处拉拢人为他说情，尤其贿赂宦官在穆宗跟前做工作。穆宗专门了解情况，牛僧孺秉公直言，获得欣赏，所以李逢吉举推荐为宰相得到同意。
群臣纷争爆发的导火线就是元年（821）的复试请托案，直接关联者有段文昌、元稹、李绅、白居易、李宗闵以及钱徽、王起等，恰恰冠以派别头衔的李德裕、牛僧孺并没有与这起事故有什么关系。
钱徽作为科举主事，为人比较贪婪，接受段文昌、李绅等人请托，本来同意，甚至钱徽还向段文昌写书信作保。钱徽又受李宗闵等关系更好的人影响，选中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段文昌不满告状，元稹、李绅以翰林学士身份认为钱徽作弊，然后由白居易、王起负责重试，结果钱徽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剑州为四川剑阁县一带，唐玄宗继位的先天二年所设，713）。
以上绝大多数人的传记已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引起事端的是同样有请托的段文昌，可能有挑事嫌疑的是元稹、李绅，但元李二人接受穆宗询问时都指出钱徽不公正，收取贿赂也是客观事实。这些人中有明显矛盾的是元李和李宗闵之间。偏偏《旧唐书•李宗闵传》把矛头意外地指向李德裕，当时他与元李同为翰林学士，还把李德裕排在前面。到《资治通鉴》不仅完全照搬，还加了两句李宗闵对李德裕的愤恨。所以，后世研究牛李两派无不强调长庆复试请托案是爆发纷争的重要节点，可李德裕、牛僧孺两人与这起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
李德裕是因父亲李吉甫的门荫出仕，也有诗文才华，担任翰林学士自然经常被皇帝召到思政殿问对。科场复试案期间，应该有过与元稹、李绅一样的询问，但李德裕当时并未特别出头，也没有明显的阵营观念，更没有直接处于矛盾旋涡。甚至岑仲勉、傅璇宗等研究者还认为，李德裕虽然后来有提携一些重要助手如郑亚、李回，终其一生都没有像李宗闵、令狐绹、白敏中等人那样拉帮结派。虽然有点刻意为李德裕说话，但李回在武宗之前与李德裕没有明显交集，王茂元也一样，所以这一说也有一定理据。
即便李德裕面对穆宗询问有和元稹、李绅相似回答，也属于实事求是，不算什么打击报复。《旧唐书》所记，主要还是后来编写者对史料的选取态度，尤其《资治通鉴》更是出于对李德裕的同情，指李宗闵一派有嫉恨心理。因此，同属一派的李逢吉为宰相后就想方设法要赶走李德裕。
李逢吉是长庆时期最重要的宰相，甚至也是科场复试案背后的关键角色。
掀起这场风波的是段文昌，刚刚前往成都出任西川节度使。这一职务尽管不算糟糕的贬谪，但在穆宗继位的转折点，至少属于比较明显的排斥。要知道段文昌在宪宗后期也是深受赏识的翰林学士，比如著名的重立《平淮西碑》就是宪宗钦定由他来写的，假如宪宗不出意外，随时可以得到机会升为宰相。
段文昌还有另一身份是武元衡的女婿，也是宪宗最信任倚重的人物，死于藩镇的谋害。以大局观来说，段文昌自然是坚定的武元衡、裴度一方，站在尊君削藩立场。李绅、元稹虽然资望稍浅，但从拥戴新君穆宗的所作所为，对当时藩镇态度与段文昌、裴度等前辈应是基本一致，希望新君穆宗继承宪宗平藩镇的遗志，继续中兴李唐。
那么问题来了，在穆宗登位的关键点上，李逢吉、王守澄、李宗闵等毫无疑问是另外一派，同出于拥戴心理，他们需要的是息事宁人，钱徽与李逢吉、李宗闵更加亲密，已经说明内心与段文昌、元稹、李绅绝对不是一路人。
钱徽在宪宗时就是反对削藩的代表。元和十一年（816），与萧俛一同被免除翰林学士，他们与李逢吉也都有关系，一度同为中书舍人。正是这一渊源，李逢吉为了巩固地位，利用侄儿李训与王守澄建立关系，保全了拥戴新君穆宗的地位，而钱徽也重新获得重用。
在穆宗新的实力派之间权衡，自然钱徽毫无疑问选择与李逢吉、李宗闵一条阵线，而段文昌等人根本一直是他们的对立面。
只不过穆宗新立之际，不一定立刻又涉及藩镇问题，面对王守澄等宦官势力抬头，新的矛盾已在酝酿。段文昌被排挤出长安，很可能涉及朝臣对宦官阵营是联合还是压制，这一苗头立刻引起王守澄、李逢吉等实力派警惕。长庆年间的风向开始转变，穆宗就算如何欣赏像李绅、元稹这一批文学人才，注定无法同宦官集团对抗，注定他们一个个又会被驱逐，包括与此事毫无直接关系的李德裕，也被牵连。长庆年间的朝局已经是危险信号：一切与王守澄等宦官势力作对的基本都要被打击。朝臣唯有在当中做出选择，而这一压抑的局面一直维持到文宗大和后期酝酿出又一激烈的对抗——甘露事件。
李逢吉重为宰相后，李宗闵很快就从剑州回京师提为中书舍人，李德裕反而被弄去润州做刺史。这一来一去，无法摆脱双方矛盾加剧的大背景，到文宗年间的旋涡自然越来越巨大。
像元稹，元和年间在驿站曾被仇士良、刘士元等宦官羞辱，毫无疑问是坚决反对宦官的一员。元稹与白居易同属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进士（白居易年长元稹八岁，元稹与之前肃代时期著名诗人元结都是北魏鲜卑后裔，元结据说祖先是常山王拓跋遵，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堂兄。而元稹则称是昭成帝直系后裔），一起入秘书省任校书郎，结下终生友谊。
元稹年轻时很会经营名声，他起初参加科举选择的是明经科，相比进士科要容易胜出，年仅十五六岁就一战成名，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功名之心很重。之后苦读不停，准备充分后，元和元年参加进士科获得状元，名扬天下，任左拾遗职务。
元稹为新君宪宗拼命表现，奉命出使剑南东川途中大胆上奏诸多不法事迹，连重臣房玄龄的后人河南尹房式都牵扯进来。元稹不知深浅，反被罚俸。回去途中下榻驿馆，因不服仇士良、刘士元等人索要上等房间，被他们鞭打驱赶，接连遭受屈辱（不排除仇士良等故意令元稹难堪）。
唐宪宗李纯精明强干，对身边的宦官势力能够掌握，其实非常倚重他们。反之，他对文学知名的官员闲来也会比较欣赏，但在朝廷事务方面往往并不重用，因此元稹、白居易、韩愈，元和年间文学人才堪称鼎盛，基本都看不上眼。
笔者认为，鉴于顺宗永贞时太重用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文学型人才，恐怕元和时期的用人，根本是宪宗故意反正的表现，因此更看重吏治型人才，但这不排除武元衡、段文昌、裴度、令狐楚等辈，同样有着不俗的诗文才华，像武元衡还是德宗建中四年（784）的状元。
与好友元稹相似，白居易早年也热衷功名，也会炒作自己，比如模仿元稹与李绅的合作。元稹以自己经历写了一篇《莺莺传》，由李绅写《莺莺诗》互相宣传。《莺莺传》的写作年代虽有争议，但经陈寅恪、卞孝萱等推断，大多数研究者至少认为是贞元末所写。元稹告知李绅和杨巨源莺莺的故事，他们都写了《莺莺诗》（李绅所写长诗更出名，但没有流传下来）。当时元稹最好的诗友就是李绅、杨巨源，与白居易已经认识，还没有多深的交情，两人关系加深是贞元十九年之后（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相继登位实际都在贞元二十一年内），包括白居易和杨巨源后来也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白居易与元稹关系加深后，元和元年，他联手另一非常陌生的文学青年陈鸿一同写出《长恨歌》诗和传。白居易之所以绝口不提元稹，就是故意要凸显自己的才华，果然《长恨歌》令其名声大噪。然后他积极参与元稹、李绅开创的新乐府风潮。和元稹一样，白居易也多次大胆向宪宗进言，实际不被皇帝欣赏。就连希望惩治谋害武元衡凶手的正当谏言，也被皇帝认为多此一举。
据说唐宪宗向李绛抱怨过：“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尤其不喜欢白居易时常越位言事，结果将他贬去江州，从此离开朝堂。加上元和六年（816）朝野对白居易母亲之死的一番议论批评（称白母落井致死，小的批评是指当儿子的疏忽大意，大的指责是母亲不满白居易的恋情，白居易又一直没结婚，有故意令母亲致死的迹象，属于严重不孝。经裴度等调查，白母应是精神疾病，落井一事的确是意外），此后白居易性格大变，一心向佛，生活追求享乐，甘于恬淡，渐渐丧失当年的热情。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今重庆忠县），途中与元稹曾相会，同行还有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穆宗继位，元稹获得翻身机会，白居易也希望有一些建树，当时恰逢田弘正遇害，于是又拿河朔藩镇说事。
如之前分析，主事的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都是对时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自然对白居易一类谏言不感兴趣。白居易再次外放，之后一直生活在洛阳，与刘禹锡等结交，开始他的晚年生活。
元稹虽被穆宗欣赏，但李逢吉不会让他长久。很快就借口裴度被人行刺，将其调离岗位（元稹为谋求宰相，对裴度还是很有意见）。此后去浙东任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有六年，做了一些有利百姓的事情。
他们共同的好友李绅在穆宗身边更受青睐，他也是贞元十九年的考生，但在元和元年才考中进士。他最先开始做反映民生疾苦的新乐府诗，比如至今流传的《悯农》一类。奇怪的是，李绅最初创作的新乐府二十首居然一首都没有流传。
后来人们只知道白居易一人打响新乐府的名气，有研究者认为白居易看过李绅的作品以后，各种附和的诗作多达五十多首，后来他把李绅的作品混入其中，只不过这一说法很难证实。元稹过世比较早（文宗大和五年，831），另一好友杨巨源在长庆四年归乡隐居，连多久去世都没有记载。韩愈在杨巨源离开长安时写了一篇《送杨少尹序》，之后杨巨源基本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李绅本人虽然活得比较长，也受穆宗倚重，他和元稹后来都被认为是李德裕的朋友。李绅的为人不像他提倡《悯农》那样一心体恤民间。正如长庆元年的复试案，李绅的确也是针对李宗闵、钱徽，有打击对方的意思。李绅在长庆末年被贬端州，后来的确是得到李德裕相助才返回，武宗期间还与李德裕有搭档，他被视为同一阵营是有一定依据。后来野史对李绅的私生活颇多讥刺，不排除有针对李德裕故意夸大其词。
连同李绅的诗歌，众所周知唐宣宗李忱是白居易的粉丝，同时又是最痛恨李德裕，视为死敌，所有与李德裕有交情的人全都排挤。无独有偶白居易成了当时第一大诗人，李绅的后期诗歌留存下来，可他的早期乐府诗恰恰消失在历史中。
李逢吉与王守澄、梁守谦、刘弘规等宦官关系密切，穆宗是有亲近贤臣的心思，但贤臣先后被莫名其妙被挤走，导致吐蕃侵占剑南地区潍州一带。穆宗不过二十六七岁，不仅放松游乐，还和宪宗一样好服丹药，短短四年就中毒身亡。
李唐家族身体基因不大好，穆宗于长庆二年底在宫苑观看打马球，一时激动就发生过一次中风。幸好不太严重，调理稍好一些，刚过长庆三年的新年，穆宗又开始吃丹药。许多人都劝谏，可皇帝不听。仅过一年，长庆四年的正月就忽然身亡。究竟是病发还是丹药的毒性发作说法不一，可能两者原因都有。
宦官声威碾压朝野的开始：王守澄与唐敬宗的夭亡
年轻的唐穆宗死于非命，之后的唐敬宗更被认为一心沉迷享乐，更加年少的唐敬宗和父祖一样嗜好丹药，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中毒过深就遇害了，比他的父祖更加倒霉。
唐穆宗李恒死时刚满三十岁，好在之前立有太子，这就是长子景王李湛，当时才十六岁。据说宰相李逢吉等询问是否由太子继位时，穆宗临终之际已说不出话，唯有点头。李湛处于好动贪玩的年纪，这也正是李逢吉等所希望的。
唐敬宗不喜欢处理事情，即位一个月里，一天到中和殿击球，一天又转到飞龙院击球，第三天还在中和殿大摆宴筵，一味享乐嬉戏，对例行朝会从不放在心上，当然事务都被李逢吉等人把持。
谏议大夫李渤（《旧唐书》称其品德高尚，元和年间就直言批评皇甫镈、萧俛等人，穆宗、敬宗时批评宦官，多次被排挤）劝谏，唐敬宗在群臣催促下才姗姗来迟。退朝以后，左拾遗刘栖楚也劝谏（实际刘栖楚是依附李逢吉得到提携，刘栖楚死后，还由李逢吉写的墓志铭），敬宗当时表现出受感动的样子，但过后照样玩乐，发展为一个月仅上朝两三次。
唐代朝会的变化非常大。除每年大型活动如新年贺正旦外，每月朔望两日都要举行大朝。这种是礼仪性朝会，除颁布诏书外，一般不处理商讨事务。因此后人批评唐敬宗不爱上朝应是指日常朝参，但唐代日常朝参本就变化无常，像高祖、太宗就是隔三差五才见朝臣，武则天的规矩甚至是十天一会。到德宗后期变更各种制度，以延英殿召对才是行政中枢性质的会见论事，据说是逢三、六、九日举行，实际也不完全如此。而且参加的大臣如何规定？见多少人？每每都很灵活机动，所以唐代的君臣日常朝会本就没有固定下来所谓制度，只不过像唐敬宗表现更夸张，基本就是废弃日常朝会了，貌似只参加朔望两日的礼仪性朝会，因此才被史书形容为每月只举行两三次上朝。
皇帝对理事表现倦怠，追逐玩乐，消息扩散出去，在地方任职的李德裕进献《丹扆箴》六首，也劝皇帝勤于理事。唐敬宗只命翰林学士韦处厚起草诏书表扬李德裕，依旧无动于衷。由于穆宗、敬宗接连如此，宪宗努力东征西讨，平定藩镇得来的中兴局面又开始变化，比如成德镇酿出害死田弘正一事，而沧州横海镇也杀死刺史王稷，逐渐抗拒朝廷。
田弘正在元和末调离田氏世代固守的魏博镇，其实知道朝廷用意，所以生活以奢靡为主，让朝野对其放心。由于魏博与成德多年来的恩恩怨怨，田弘正来了贪图享乐，成德军将士对其不满。田弘正上书留二千魏博亲军坐镇成德，并要求发放粮饷，朝廷并不愿意，对此一直敷衍。
穆宗长庆元年，田弘正为安抚将士情绪，决定让亲军都返回魏博镇。结果，出身成德军的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回鹘人，父辈曾为王武俊养子改姓王，不满田氏接管成德的代表）集合亲兵趁机发难，杀田弘正一家三百余人。王庭凑自称留后，逼监军上表朝廷，引起穆宗恼怒，以河东节度使裴度为主帅，协同魏博军田布（田弘正之子，本已调离魏博为泾原节度使）讨伐，很快平息这一动荡。
但是，王庭凑并非孤立的事例，同时引发幽州方面卢龙节度使朱克融响应王庭凑，幽州之事又牵扯到毗邻的沧景地区横海军。
朱克融是之前德宗年间名噪一时的反派朱滔之孙。朱滔失败后，朱家子孙一度很低调，朱克融早年为卢龙大将刘总的小校。宪宗平藩镇期间，卢龙镇刘总表示归顺，带朱克融等到长安，朝廷另派张弘靖接任。但张弘靖压制不住卢龙镇将士，反被军士囚禁，要推选卢龙镇出身的大将接手。本来选的是朱克融之父朱洄，朱洄以年老推辞，这才推出朱克融。
朝廷方面当然不满卢龙镇再起哗变，改派昭义镇节度使刘悟取代朱克融。但刘悟担心卢龙镇兵强马壮，朱克融上位后又与成德镇的王庭凑结盟，刘悟不敢轻举妄动。好在王庭凑很快失败，朱克融出征莫州（古时以河北莫县为中心，范围有正定、清苑、任丘、文安等相邻地区，今天保留名字属于任丘市北部的莫州镇），跟着前往蔚州（今属于张家口蔚县一带，蔚读玉，五代期间为契丹占据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西面邻的是云州大同，东面就是燕京幽州），不久义武军节度使（辖易州、定州等地）陈楚将其击败。朝廷为了息事宁人，暂时还是承认朱克融对卢龙方面的接管。
没多久，宝历二年（826），幽州再起骚动。卢龙将士貌似对朱克融的军事不顺利不满，又将其杀掉（包括长子朱延龄），再立年龄较小的朱延嗣为主将，结果朱延嗣为人凶暴。几个月后，军中都知兵马使李再义据说是宗室后裔，为当年太宗时废太子李承乾的后人，以武勇著称，率领军士杀朱延嗣，包括家人约三百人，上奏朱家各种罪名，得到朝廷嘉许，受封卢龙节度使，武威郡王，赐名李载义。然后释放张弘靖及其家眷，派人护送他们回长安。跟着，李载义参加了文宗初年对付横海军的行动。
横海军当时又叫沧景节度使，形成藩镇是德宗结束河朔四镇风波以后。辖有沧、景（河北景县一带，今属于衡水市，毗邻山东德州）、德、棣四州（为今天河北与山东相邻地区）。在宪宗荡平藩镇的时候，横海军的程氏家族从程日华开始忠心唐室。
程日华之父程元皓原是安禄山手下大将，参与夺取长安洛阳，非常骁勇，后被史思明任命为定州刺史。程日华起初在成德军张孝忠（小名阿劳，按出身是奚族，但张孝忠和父亲张谧一直都是契丹乙室活部首领。乙室活部为遥辇氏八部之一，后来又再分乙室部和迭剌部，后者迭剌部就出了辽代皇室耶律氏家族）手下为牙将，四镇起事时，原成德军主帅李宝臣死后，张孝忠以定州归顺朝廷受封节度使（即划分易州、定州而成的义武军），派程日华劝说沧州守将李固烈归顺有功，授沧州刺史坐镇该地，后升为横海军节度使。
之后横海军由程怀直、程怀信再到程执恭延续三代。程执恭在元和期间出于恐惧而表示入朝，唐宪宗以调离沧景地区，加封扬州大都督这类虚衔作为安置。另派郑权、杜叔良先后任横海军，时间不长。到穆宗时为李全略，又开始有家族迹象，试图抗拒朝廷。
李全略原名王日简，也是东北奚族，自小服侍成德镇奚族大将王武俊，算豢养的家将兼仆从，所以姓王。王武俊在德宗后期归顺，到宪宗年间，王日简在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县一带）为刺史。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死，另一儿子王承宗自为留后，想要获得朝廷认同，引发元和五年对河朔的用兵。
王日简忠于朝廷，穆宗继位就改任沧景横海军节度使，王日简把儿子留在长安为质，穆宗赐名李全略，儿子叫李同捷，后李同捷也放还为沧州刺史。一说是李全略奏请李同捷回身边相助，《新唐书》列传刻意强调“帝不得已，可其请”；另一说是李同捷向皇帝各种表忠心，提出一些如何治理横海军的建议，显示他颇有能耐而得到同意。不管如何，无形中促成李全略家族对横海军的把持逐渐深入。
由于李全略、李同捷是新来沧景地区，闻知棣州刺史王稷很得人心（一说德州刺史），李氏父子贪慕其家财，就将其杀害，霸占棣州（或是德州）和王家财富。王稷为前太尉王锷之子，自称出身太原王氏，可能性不大。王锷是四镇风波期间在淮西对付李希烈，追随曹王李皋靠战功起家，获德宗欣赏。辗转为各地节度使，在岭南、淮南为朝廷积聚财富颇多，还包括接待回鹘使臣和摩尼僧团入朝，因此王家十分富裕。
王锷在宪宗元和十年去世，授太尉。这时，家奴告发王稷偷换王锷临终时的遗表，隐没献给朝廷的财富。唐宪宗派人调查，王稷卷入一场是非。宰相裴度劝宪宗不要过于逼迫，最后就没有追究，将其调离京师到德棣一带为刺史。
王稷用钱财笼络地方，所以很快站稳脚跟，因过于招摇，引来李全略父子的贪心谋害，十多岁的女儿被李全略掳回家中当婢女，五岁的儿子王叔泰被当地人隐藏，十多年后文宗开成年间才上奏恢复家世身份，继续出仕为官。
李全略占据横海军全部地盘，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三月病故。和许多藩镇一样，儿子李同捷自领留后代理职权，靠贿赂周边同声共气，希望得到正式任命。当时已是文宗继位，想和宪宗一样行使调离的计策，派老将乌重胤为横海军节度使，让李同捷改为兖海节度使。李同捷父子已有数年根基，加上得到王稷钱财，大量收买人心，招募军马谋求自立，因此拒不奉诏，就引起文宗初年一次激烈的军事行动。
官军讨伐横海军期间，乌重胤因年老去世（从宪宗初期讨伐王承宗开始立功，参与平淮西与李光颜搭档也有功勋），年六十七。这时，武宁军的王智兴成为一个耀眼人物，他是徐州守将李洧的衙兵出身（李洧为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从兄，高句丽人），李正己之子李纳参与四镇，李洧派王智兴向朝廷求救，李洧、王智兴都忠心唐室，得到器重。
王智兴守滕、丰、沛、狄等四州二十年，练兵出色，手下有晚唐著名的银刀兵，为精锐护卫步兵，另有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号，分别为护旗兵、长枪兵和骑兵。王智兴在讨伐横海军行动中一战成名，受封雁门郡王。可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王智兴留下的银刀兵在唐懿宗时会成为掀开唐末动荡的重要导火线。
李同捷在宪宗如此威严整肃藩镇的局面下精心准备，实际短短数年就再次以武力对抗官军，自然是看到穆宗、敬宗全都没有心思处理事务，而李逢吉等核心大臣一味息事宁人、毫无主张。尤其敬宗的玩乐之心蜚声在外，地方节度使无不悉知。
关于唐敬宗的贪玩好耍，史书记载绘生绘色。比如他不仅自己喜欢打马球，还强迫禁军将士、三宫内人都来参加。像宝历二年六月，宫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体育盛会，有马球、摔跤、散打、搏击、杂戏、龙舟等各种竞技娱乐项目，由皇帝牵头组织，整个宫廷参加者很踊跃。最有创意的是敬宗命左右神策军士卒，还有宫人、教坊、内园分成若干组，骑着毛驴打马球。敬宗十分活跃，一直折腾到夜里二更方罢。就算到夜里，唐敬宗有时也有活动，如他很喜欢深夜带人去宫苑捕狐狸以取乐，宫中称为“打夜狐”。
为了让李逢吉长期留在主事宰相位置，王守澄还不时向皇帝进谗言，帮他对付另一宰相李绅。像谎称在穆宗驾崩时，李绅就欲立深王李悰（穆宗的第四子），敬宗很年轻，一气之下就要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不久敬宗发现穆宗的遗书，有一份李绅、杜元颖（贞观名臣杜如晦的后人，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宪宗时翰林学士，对他颇为重用。穆宗时升宰相，但到西川任节度使以后变得非常糟糕，为了回长安盘剥地方，敬宗贪玩好耍，就进各种珍奇希望打动皇帝，文宗继位后将其贬谪）等劝敬宗即位的奏章，化解了一场风波。
之前提及，宪宗后期除了吐突承璀，就是王守澄与梁守谦两大宦官最重要，还有相对低调的仇士良，长期负责京畿内外五坊使，虽然也开始显眼，毕竟暂时他还不负责神策军。接连扶立穆宗和敬宗，王守澄的地位已牢不可破，成为唐宫中翻云覆雨的龙头大佬。
关于王守澄的起家，除了穆宗当皇子时的一点渊源，实际他较长时间是任武宁军监军，就是李愬平定平卢淄青的时候。王守澄在地方结交了一个江湖游医郑注，据说他为李愬看病很有办法。当平卢一事了结，王守澄就带着郑注回到京师。一方面，宪宗末年因服丹药身体欠佳，王守澄利用郑注为宪宗看病迅速得到神策军的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因为和李湛当年的渊源，王守澄得到郭氏拉拢，成为扶持穆宗的功臣。反过来，宰相李逢吉为笼络王守澄，也让侄儿李训巴结郑注，得以继续为宰相。当时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等多人都是外朝李逢吉的心腹，号“八关十六子”。
再到敬宗发生意外，王守澄又扶立文宗，一人先后扶立三个皇帝，在唐代堪称空前绝后。须知这种事虽然风光显赫，但毕竟显示宫廷内外局势不安，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每次都顺利摆平绝对非常考验能力，王守澄能操控局势十五六年绝非侥幸。
敬宗贪玩，在位近两年，也因丹药影响性格暴躁。之所以表现这么突出，一是皇帝还是青少年，生性贪玩好动；二是丹药刺激他的情绪发作很快，所以年纪轻轻就对宫人粗暴，结果激化生变。
一次，以宦官组成的马球队刘克明、苏佐明等二十多人，趁敬宗喝多了去更衣（在古代实际指上厕所），冲进去弑杀敬宗，年仅十七岁。刘克明、苏佐明等试图控制局面，让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母亲也是郭氏，是穆宗李恒的同胞兄弟）暂代理事。
这一幕的确突发意外，当时王守澄耳目众多，打探到消息后，可见他的应对高明果断：一方面火速去十六王宅迎来江王李涵。另一方面派神策军和飞龙军全部出动各处围堵，将绛王李悟及刘克明在内的一干试图作对的人全数诛杀。王守澄入宫扶立江王李涵为文宗，改名李昂，王守澄的威势达到巅峰。
本来地位相等的神策军另一中尉梁守谦也让出职权退休养老，王守澄一人独揽左右神策军。历来都认为文宗的内心希望改变穆宗、敬宗以来的懈怠，比较想要振作恢复宪宗时的局面，想方设法要摆脱宦官控制，可王守澄几乎一手遮天，很长时间他毫无办法。直到想到借助李训与郑注，为文宗谋划渐渐去除忠心王守澄的一批人员，如韦元素、杨承和等。但是，对于李训、郑注改换阵营，想要帮助文宗的动机，多年来研究唐史的都各有说法，使得甘露事件的来龙去脉显得非常复杂。
不过，文宗为人的急功近利和识人不明则基本算是一种共识。哪怕李训和郑注还有一些正面的价值，但文宗为了分化王守澄，选择扶持仇士良，显然为甘露行动的失败，得了一个“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可悲结果。
文宗自作聪明，他正是鉴于仇士良长时间被冷落，倾向于扶持仇士良取代王守澄，这就是让仇士良掌握了神策军，当时李训和郑注在宫廷内外去除王守澄左膀右臂看似占了一些上风，唐文宗就有些飘飘然，以为可以顺利翻盘。大和九年（835），以毒酒赐死王守澄，将其葬礼设计成“甘露行动”的重要一环，结果都知道，并没有如文宗天真的设想，恢复君威，延续大唐中兴，反而酿成尴尬的苦果，成了仇士良将计就计，成功上位的良机。唐文宗反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笑柄。
王守澄从宪宗后期开始，直到文宗大和九年身死，前后得势十五六年，史书对其评价几乎没好话，当时重臣李逢吉巴结他成为宰相，李训、郑注实际也靠他才上位，尽管他们后来意外转变风向为文宗谋划。
另外王涯、王播也都靠贿赂得到高位，就连元和长庆著名新乐府派诗人王建也靠王守澄拉关系获得名声。王建与王守澄关系还比较好，甚至以兄弟相称。从内心来说，王建对当时宫廷局面并不满意（比如王建也算新乐府诗人代表，写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诗作，还有著名的“宫词”一百首，都能看出王建的绝非一心攀附权贵），一次喝多了就冲王守澄直抒胸怀，酒醒才发觉说错话，写《赠王枢密》诗为赔罪。这一点有点像和韩愈与俱文珍的关系，似乎只要沾上与宦官相交的背景，往往在史书就会留下瑕疵，实际越是比较出名的历史人物生平，多数并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年轻的唐穆宗死于非命，之后的唐敬宗更被认为一心沉迷享乐，更加年少的唐敬宗和父祖一样嗜好丹药，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中毒过深就遇害了，比他的父祖更加倒霉。
唐穆宗李恒死时刚满三十岁，好在之前立有太子，这就是长子景王李湛，当时才十六岁。据说宰相李逢吉等询问是否由太子继位时，穆宗临终之际已说不出话，唯有点头。李湛处于好动贪玩的年纪，这也正是李逢吉等所希望的。
唐敬宗不喜欢处理事情，即位一个月里，一天到中和殿击球，一天又转到飞龙院击球，第三天还在中和殿大摆宴筵，一味享乐嬉戏，对例行朝会从不放在心上，当然事务都被李逢吉等人把持。
谏议大夫李渤（《旧唐书》称其品德高尚，元和年间就直言批评皇甫镈、萧俛等人，穆宗、敬宗时批评宦官，多次被排挤）劝谏，唐敬宗在群臣催促下才姗姗来迟。退朝以后，左拾遗刘栖楚也劝谏（实际刘栖楚是依附李逢吉得到提携，刘栖楚死后，还由李逢吉写的墓志铭），敬宗当时表现出受感动的样子，但过后照样玩乐，发展为一个月仅上朝两三次。
唐代朝会的变化非常大。除每年大型活动如新年贺正旦外，每月朔望两日都要举行大朝。这种是礼仪性朝会，除颁布诏书外，一般不处理商讨事务。因此后人批评唐敬宗不爱上朝应是指日常朝参，但唐代日常朝参本就变化无常，像高祖、太宗就是隔三差五才见朝臣，武则天的规矩甚至是十天一会。到德宗后期变更各种制度，以延英殿召对才是行政中枢性质的会见论事，据说是逢三、六、九日举行，实际也不完全如此。而且参加的大臣如何规定？见多少人？每每都很灵活机动，所以唐代的君臣日常朝会本就没有固定下来所谓制度，只不过像唐敬宗表现更夸张，基本就是废弃日常朝会了，貌似只参加朔望两日的礼仪性朝会，因此才被史书形容为每月只举行两三次上朝。
皇帝对理事表现倦怠，追逐玩乐，消息扩散出去，在地方任职的李德裕进献《丹扆箴》六首，也劝皇帝勤于理事。唐敬宗只命翰林学士韦处厚起草诏书表扬李德裕，依旧无动于衷。由于穆宗、敬宗接连如此，宪宗努力东征西讨，平定藩镇得来的中兴局面又开始变化，比如成德镇酿出害死田弘正一事，而沧州横海镇也杀死刺史王稷，逐渐抗拒朝廷。
田弘正在元和末调离田氏世代固守的魏博镇，其实知道朝廷用意，所以生活以奢靡为主，让朝野对其放心。由于魏博与成德多年来的恩恩怨怨，田弘正来了贪图享乐，成德军将士对其不满。田弘正上书留二千魏博亲军坐镇成德，并要求发放粮饷，朝廷并不愿意，对此一直敷衍。
穆宗长庆元年，田弘正为安抚将士情绪，决定让亲军都返回魏博镇。结果，出身成德军的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回鹘人，父辈曾为王武俊养子改姓王，不满田氏接管成德的代表）集合亲兵趁机发难，杀田弘正一家三百余人。王庭凑自称留后，逼监军上表朝廷，引起穆宗恼怒，以河东节度使裴度为主帅，协同魏博军田布（田弘正之子，本已调离魏博为泾原节度使）讨伐，很快平息这一动荡。
但是，王庭凑并非孤立的事例，同时引发幽州方面卢龙节度使朱克融响应王庭凑，幽州之事又牵扯到毗邻的沧景地区横海军。
朱克融是之前德宗年间名噪一时的反派朱滔之孙。朱滔失败后，朱家子孙一度很低调，朱克融早年为卢龙大将刘总的小校。宪宗平藩镇期间，卢龙镇刘总表示归顺，带朱克融等到长安，朝廷另派张弘靖接任。但张弘靖压制不住卢龙镇将士，反被军士囚禁，要推选卢龙镇出身的大将接手。本来选的是朱克融之父朱洄，朱洄以年老推辞，这才推出朱克融。
朝廷方面当然不满卢龙镇再起哗变，改派昭义镇节度使刘悟取代朱克融。但刘悟担心卢龙镇兵强马壮，朱克融上位后又与成德镇的王庭凑结盟，刘悟不敢轻举妄动。好在王庭凑很快失败，朱克融出征莫州（古时以河北莫县为中心，范围有正定、清苑、任丘、文安等相邻地区，今天保留名字属于任丘市北部的莫州镇），跟着前往蔚州（今属于张家口蔚县一带，蔚读玉，五代期间为契丹占据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西面邻的是云州大同，东面就是燕京幽州），不久义武军节度使（辖易州、定州等地）陈楚将其击败。朝廷为了息事宁人，暂时还是承认朱克融对卢龙方面的接管。
没多久，宝历二年（826），幽州再起骚动。卢龙将士貌似对朱克融的军事不顺利不满，又将其杀掉（包括长子朱延龄），再立年龄较小的朱延嗣为主将，结果朱延嗣为人凶暴。几个月后，军中都知兵马使李再义据说是宗室后裔，为当年太宗时废太子李承乾的后人，以武勇著称，率领军士杀朱延嗣，包括家人约三百人，上奏朱家各种罪名，得到朝廷嘉许，受封卢龙节度使，武威郡王，赐名李载义。然后释放张弘靖及其家眷，派人护送他们回长安。跟着，李载义参加了文宗初年对付横海军的行动。
横海军当时又叫沧景节度使，形成藩镇是德宗结束河朔四镇风波以后。辖有沧、景（河北景县一带，今属于衡水市，毗邻山东德州）、德、棣四州（为今天河北与山东相邻地区）。在宪宗荡平藩镇的时候，横海军的程氏家族从程日华开始忠心唐室。
程日华之父程元皓原是安禄山手下大将，参与夺取长安洛阳，非常骁勇，后被史思明任命为定州刺史。程日华起初在成德军张孝忠（小名阿劳，按出身是奚族，但张孝忠和父亲张谧一直都是契丹乙室活部首领。乙室活部为遥辇氏八部之一，后来又再分乙室部和迭剌部，后者迭剌部就出了辽代皇室耶律氏家族）手下为牙将，四镇起事时，原成德军主帅李宝臣死后，张孝忠以定州归顺朝廷受封节度使（即划分易州、定州而成的义武军），派程日华劝说沧州守将李固烈归顺有功，授沧州刺史坐镇该地，后升为横海军节度使。
之后横海军由程怀直、程怀信再到程执恭延续三代。程执恭在元和期间出于恐惧而表示入朝，唐宪宗以调离沧景地区，加封扬州大都督这类虚衔作为安置。另派郑权、杜叔良先后任横海军，时间不长。到穆宗时为李全略，又开始有家族迹象，试图抗拒朝廷。
李全略原名王日简，也是东北奚族，自小服侍成德镇奚族大将王武俊，算豢养的家将兼仆从，所以姓王。王武俊在德宗后期归顺，到宪宗年间，王日简在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县一带）为刺史。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死，另一儿子王承宗自为留后，想要获得朝廷认同，引发元和五年对河朔的用兵。
王日简忠于朝廷，穆宗继位就改任沧景横海军节度使，王日简把儿子留在长安为质，穆宗赐名李全略，儿子叫李同捷，后李同捷也放还为沧州刺史。一说是李全略奏请李同捷回身边相助，《新唐书》列传刻意强调“帝不得已，可其请”；另一说是李同捷向皇帝各种表忠心，提出一些如何治理横海军的建议，显示他颇有能耐而得到同意。不管如何，无形中促成李全略家族对横海军的把持逐渐深入。
由于李全略、李同捷是新来沧景地区，闻知棣州刺史王稷很得人心（一说德州刺史），李氏父子贪慕其家财，就将其杀害，霸占棣州（或是德州）和王家财富。王稷为前太尉王锷之子，自称出身太原王氏，可能性不大。王锷是四镇风波期间在淮西对付李希烈，追随曹王李皋靠战功起家，获德宗欣赏。辗转为各地节度使，在岭南、淮南为朝廷积聚财富颇多，还包括接待回鹘使臣和摩尼僧团入朝，因此王家十分富裕。
王锷在宪宗元和十年去世，授太尉。这时，家奴告发王稷偷换王锷临终时的遗表，隐没献给朝廷的财富。唐宪宗派人调查，王稷卷入一场是非。宰相裴度劝宪宗不要过于逼迫，最后就没有追究，将其调离京师到德棣一带为刺史。
王稷用钱财笼络地方，所以很快站稳脚跟，因过于招摇，引来李全略父子的贪心谋害，十多岁的女儿被李全略掳回家中当婢女，五岁的儿子王叔泰被当地人隐藏，十多年后文宗开成年间才上奏恢复家世身份，继续出仕为官。
李全略占据横海军全部地盘，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三月病故。和许多藩镇一样，儿子李同捷自领留后代理职权，靠贿赂周边同声共气，希望得到正式任命。当时已是文宗继位，想和宪宗一样行使调离的计策，派老将乌重胤为横海军节度使，让李同捷改为兖海节度使。李同捷父子已有数年根基，加上得到王稷钱财，大量收买人心，招募军马谋求自立，因此拒不奉诏，就引起文宗初年一次激烈的军事行动。
官军讨伐横海军期间，乌重胤因年老去世（从宪宗初期讨伐王承宗开始立功，参与平淮西与李光颜搭档也有功勋），年六十七。这时，武宁军的王智兴成为一个耀眼人物，他是徐州守将李洧的衙兵出身（李洧为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从兄，高句丽人），李正己之子李纳参与四镇，李洧派王智兴向朝廷求救，李洧、王智兴都忠心唐室，得到器重。
王智兴守滕、丰、沛、狄等四州二十年，练兵出色，手下有晚唐著名的银刀兵，为精锐护卫步兵，另有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号，分别为护旗兵、长枪兵和骑兵。王智兴在讨伐横海军行动中一战成名，受封雁门郡王。可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王智兴留下的银刀兵在唐懿宗时会成为掀开唐末动荡的重要导火线。
李同捷在宪宗如此威严整肃藩镇的局面下精心准备，实际短短数年就再次以武力对抗官军，自然是看到穆宗、敬宗全都没有心思处理事务，而李逢吉等核心大臣一味息事宁人、毫无主张。尤其敬宗的玩乐之心蜚声在外，地方节度使无不悉知。
关于唐敬宗的贪玩好耍，史书记载绘生绘色。比如他不仅自己喜欢打马球，还强迫禁军将士、三宫内人都来参加。像宝历二年六月，宫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体育盛会，有马球、摔跤、散打、搏击、杂戏、龙舟等各种竞技娱乐项目，由皇帝牵头组织，整个宫廷参加者很踊跃。最有创意的是敬宗命左右神策军士卒，还有宫人、教坊、内园分成若干组，骑着毛驴打马球。敬宗十分活跃，一直折腾到夜里二更方罢。就算到夜里，唐敬宗有时也有活动，如他很喜欢深夜带人去宫苑捕狐狸以取乐，宫中称为“打夜狐”。
为了让李逢吉长期留在主事宰相位置，王守澄还不时向皇帝进谗言，帮他对付另一宰相李绅。像谎称在穆宗驾崩时，李绅就欲立深王李悰（穆宗的第四子），敬宗很年轻，一气之下就要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不久敬宗发现穆宗的遗书，有一份李绅、杜元颖（贞观名臣杜如晦的后人，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宪宗时翰林学士，对他颇为重用。穆宗时升宰相，但到西川任节度使以后变得非常糟糕，为了回长安盘剥地方，敬宗贪玩好耍，就进各种珍奇希望打动皇帝，文宗继位后将其贬谪）等劝敬宗即位的奏章，化解了一场风波。
之前提及，宪宗后期除了吐突承璀，就是王守澄与梁守谦两大宦官最重要，还有相对低调的仇士良，长期负责京畿内外五坊使，虽然也开始显眼，毕竟暂时他还不负责神策军。接连扶立穆宗和敬宗，王守澄的地位已牢不可破，成为唐宫中翻云覆雨的龙头大佬。
关于王守澄的起家，除了穆宗当皇子时的一点渊源，实际他较长时间是任武宁军监军，就是李愬平定平卢淄青的时候。王守澄在地方结交了一个江湖游医郑注，据说他为李愬看病很有办法。当平卢一事了结，王守澄就带着郑注回到京师。一方面，宪宗末年因服丹药身体欠佳，王守澄利用郑注为宪宗看病迅速得到神策军的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因为和李湛当年的渊源，王守澄得到郭氏拉拢，成为扶持穆宗的功臣。反过来，宰相李逢吉为笼络王守澄，也让侄儿李训巴结郑注，得以继续为宰相。当时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等多人都是外朝李逢吉的心腹，号“八关十六子”。
再到敬宗发生意外，王守澄又扶立文宗，一人先后扶立三个皇帝，在唐代堪称空前绝后。须知这种事虽然风光显赫，但毕竟显示宫廷内外局势不安，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每次都顺利摆平绝对非常考验能力，王守澄能操控局势十五六年绝非侥幸。
敬宗贪玩，在位近两年，也因丹药影响性格暴躁。之所以表现这么突出，一是皇帝还是青少年，生性贪玩好动；二是丹药刺激他的情绪发作很快，所以年纪轻轻就对宫人粗暴，结果激化生变。
一次，以宦官组成的马球队刘克明、苏佐明等二十多人，趁敬宗喝多了去更衣（在古代实际指上厕所），冲进去弑杀敬宗，年仅十七岁。刘克明、苏佐明等试图控制局面，让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母亲也是郭氏，是穆宗李恒的同胞兄弟）暂代理事。
这一幕的确突发意外，当时王守澄耳目众多，打探到消息后，可见他的应对高明果断：一方面火速去十六王宅迎来江王李涵。另一方面派神策军和飞龙军全部出动各处围堵，将绛王李悟及刘克明在内的一干试图作对的人全数诛杀。王守澄入宫扶立江王李涵为文宗，改名李昂，王守澄的威势达到巅峰。
本来地位相等的神策军另一中尉梁守谦也让出职权退休养老，王守澄一人独揽左右神策军。历来都认为文宗的内心希望改变穆宗、敬宗以来的懈怠，比较想要振作恢复宪宗时的局面，想方设法要摆脱宦官控制，可王守澄几乎一手遮天，很长时间他毫无办法。直到想到借助李训与郑注，为文宗谋划渐渐去除忠心王守澄的一批人员，如韦元素、杨承和等。但是，对于李训、郑注改换阵营，想要帮助文宗的动机，多年来研究唐史的都各有说法，使得甘露事件的来龙去脉显得非常复杂。
不过，文宗为人的急功近利和识人不明则基本算是一种共识。哪怕李训和郑注还有一些正面的价值，但文宗为了分化王守澄，选择扶持仇士良，显然为甘露行动的失败，得了一个“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可悲结果。
文宗自作聪明，他正是鉴于仇士良长时间被冷落，倾向于扶持仇士良取代王守澄，这就是让仇士良掌握了神策军，当时李训和郑注在宫廷内外去除王守澄左膀右臂看似占了一些上风，唐文宗就有些飘飘然，以为可以顺利翻盘。大和九年（835），以毒酒赐死王守澄，将其葬礼设计成“甘露行动”的重要一环，结果都知道，并没有如文宗天真的设想，恢复君威，延续大唐中兴，反而酿成尴尬的苦果，成了仇士良将计就计，成功上位的良机。唐文宗反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笑柄。
王守澄从宪宗后期开始，直到文宗大和九年身死，前后得势十五六年，史书对其评价几乎没好话，当时重臣李逢吉巴结他成为宰相，李训、郑注实际也靠他才上位，尽管他们后来意外转变风向为文宗谋划。
另外王涯、王播也都靠贿赂得到高位，就连元和长庆著名新乐府派诗人王建也靠王守澄拉关系获得名声。王建与王守澄关系还比较好，甚至以兄弟相称。从内心来说，王建对当时宫廷局面并不满意（比如王建也算新乐府诗人代表，写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诗作，还有著名的“宫词”一百首，都能看出王建的绝非一心攀附权贵），一次喝多了就冲王守澄直抒胸怀，酒醒才发觉说错话，写《赠王枢密》诗为赔罪。这一点有点像和韩愈与俱文珍的关系，似乎只要沾上与宦官相交的背景，往往在史书就会留下瑕疵，实际越是比较出名的历史人物生平，多数并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