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新中国的剿匪，。。。。。。
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的江面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也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是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
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全长1670余米。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身共有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8个桥墩除第7七墩外，其它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
武汉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的促进了武汉的发展。同时，大桥连接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串起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形成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6月毛泽东提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真实写照。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2013年5月3日，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全长1670多米。从动工到通车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这座桥把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连成一体，并将原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联接为京广铁路。
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动工，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全长1670余米。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身共有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8个桥墩除第7七墩外，其它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
武汉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的促进了武汉的发展。同时，大桥连接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串起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形成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6月毛泽东提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真实写照。作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桥图案入选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2013年5月3日，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全长1670多米。从动工到通车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这座桥把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连成一体，并将原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联接为京广铁路。
美国建立了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严禁向中国出口任何技术和装备。
1957年《罗马条约》更是严上加严，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建设，几乎没有任何引进技术来源下，苏联的援助可算是雪中送炭。
这是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援助了。
1957年《罗马条约》更是严上加严，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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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建设，几乎没有任何引进技术来源下，苏联的援助可算是雪中送炭。
这是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援助了。
作者：SU37 时间：2004-03-30 10:26:12
客观的说，苏联的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和尖端工业。
中国那时是碰了狗屎运，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高层忙于争权夺利，无效顾其他事务，赫鲁晓夫也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拉拢中国同志的支持，才会那么慷慨，其实赫鲁小夫上台位子座稳后，立马翻脸不认人，也是怕中国这样的大国建立工业基础对其构成威胁，现在的评价多集中于当年意识形态的矛盾，其实国家利益才是主要。
30，40年代中国同日本作战时，自己只能造步枪和轻型迫击炮，就是这些简单的武器产量都不能满足需要，要靠美国援助，中国的步枪产量还没有日本的机枪产量高，卡车、重炮、飞机简直是想都别想。
这样一个重工业基础在40年代为零的国家，50年代就可以造出喷气式飞机、重炮、重型坦克，60年代可以发射远程导弹、研制核武器、70年代可以发射卫星、制造核潜艇…………
作者：SU37 时间：2004-03-30 10:30:21
当年苏联给中国的那些工业技术，其他国家付出10倍的代价都不一定得到。
作者：SU37 时间：2004-03-30 14:58:51
做个比较，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从西方国家到底获得了多少尖端技术？？是上海大众的“桑塔那”？还是一汽大众的“捷达”？？
作者：gotcha 时间：2004-10-09 20:52:53
在50年代苏联对我们确实没有保留，象一些尖端技术如计算机，导弹，航空和航天都准许我国派留学生学习。
象现在航天发射的总指挥就是当时带军衔去学习的。他说当时在苏军里也是调最杰出的年轻军官去学习，还不让其他卫星国参加的。
对中国应该说够不见外了。
有人说：
张嘴就是156个项目完整工业体系，小兔真敢要，毛熊真敢给。。。
中国: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张嘴就要完整工业体系的民族和国家
苏联: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真给了别国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
张嘴就是156个项目完整工业体系，小兔真敢要，毛熊真敢给。。。
中国: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张嘴就要完整工业体系的民族和国家
苏联: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真给了别国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
建国初期的货币战争：上海银元之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共产党接管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时，面临的是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当时，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此时的上海，银元充当本位币。尽管军管会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自由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在上海解放的头一周，人民币仍敌不过银元，无法挤进市场。上海投机资本家随即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
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这里每天聚集着几千人，进行投机活动。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充当本位币的照旧是银元。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的东西，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币。
如果听任银元投机风肆行，势将严重冲击金融市场，危害正当的工商业，无法树立人民币的信用，发展生产和复兴经济都无从谈起。6月4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决定采用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
6月5日，华东财委在上海集中抛售10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上海市军官委员会主任陈毅在全市集会上警告投机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由于投机势力很大，10万银元投入市场后被一吸而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6月6日，在上海一个城区抛出1万银元，价格也毫无回落。6月7日，银元每元价格又涨到1800元人民币。对政府的法令，投机商置若罔闻，照旧我行我素。有人甚至还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形势严峻，上海市必须组织更严厉的政治打击。6月7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华东局的决定很快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6月10日，军管会断然查封了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严重违法的投机者200余人，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在政治打击的基础上，军管会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人民币从此占领了上海市场。
华东军区发布命令 实施金银管理
沪人民展开拒用银元运动
【新华社上海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于十日发布命令，公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共分十三条，规定：各种金银、银币、金银首饰等，除经人民政府批准特许出境者外，严禁带出解放区。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金银，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券；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动与私相买卖。如自愿出卖金银，须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关，按牌价兑换本币。因正当用途需购用金银原料者，得向当地中国银行申请购买。在解放区内迁居而必须携带储存之金银，或自解放区外携带金银入境，或以出口物资换回之金银入境时，均须持有区级以上政府或对外贸易管理机关之证件，并办理携带手续。自行佩带之金首饰不超过一市两，银首饰不超过四市两，及私人用作馈赠之银质器皿不超过二十市两者，可在解放区内自由携带，无需证件。金银饰品业除出售制成品外，不得私相买卖金银与收兑金银饰品。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
【新华社上海十五日电】上海市人民热烈展开反对银元投机者和拒用银元运动。与沪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检查银元投机商的集中地证券大楼，同时，二万余工人、学生和解放军的宣传队在十一、十二两日举行了盛大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他们向市民以演讲、唱歌、漫谈等方式、揭露匪特和奸商的银元投机的罪恶并解答各种疑问。在南京东路和外滩一带，复旦大学和上海女中的学生们，分组向马路旁的摊贩与银元小贩们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展开讨论。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们特别装置了一个扩音器，向市民解释物价上涨的原因、折实储蓄的办法和组织合作社的意义。电车、汽车上都贴了“取缔银元买卖”、“检举有意扰乱金融的特务”、“拥护保障人民利益的人民币”等语。由市警备部队组成的数十个宣传队，在各团首长亲自率领下向市民进行宣传。市民们热烈拥护拒用银元的号召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一个工人说：“人民解放军和政府既支持我们消灭银元投机，又举办折实存款，还领导我们办合作社，办法实在妥贴，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安定下来。”上海民主妇女团体临时联合会、中国技术协会、大学教授联谊会、美术协会、木刻协会、漫画协会联合会等团体，亦分别集会，号召大家与银元投机者坚决斗争。邮政储金汇业局上海分局、上海电信局、地政局等员工发动签名运动，保证发了薪资决不买卖银元。并劝说亲友也不用银元。许多商店的橱窗上都贴有“只收受人民币，银元恕不作价”的字条。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各办事处，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命令，已于十一日起开始收兑银元。市民前往兑换者颇众。
在“银元之战”中受挫的投机资本家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物价。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为人民币(旧币)11700元，7月16日升至59000元，7月18日高达65000元。中央财政经济委员紧急从东北调入大批粮食支援上海，仅大米就达20万吨。入秋后，又在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至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上海粮价刚稍有稳定，10月15日，物价涨风又骤起。天津、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家从粮食、纱布入手，哄抬物价，迅而波及华中、西北，导致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与投机资本家进行一场“米棉之战”。在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这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一致行动，敞开抛售。投机资本家错误判断形势，认定物价还会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最终不敌实力雄厚的国营公司。国营公司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再加上政府收紧银根、征收税款，使得投机资本家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至12月10日，这次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涨价幅度大的物价风潮被平息了下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共产党接管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时，面临的是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当时，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此时的上海，银元充当本位币。尽管军管会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自由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在上海解放的头一周，人民币仍敌不过银元，无法挤进市场。上海投机资本家随即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
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这里每天聚集着几千人，进行投机活动。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充当本位币的照旧是银元。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的东西，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币。
如果听任银元投机风肆行，势将严重冲击金融市场，危害正当的工商业，无法树立人民币的信用，发展生产和复兴经济都无从谈起。6月4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决定采用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
6月5日，华东财委在上海集中抛售10万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跌。上海市军官委员会主任陈毅在全市集会上警告投机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由于投机势力很大，10万银元投入市场后被一吸而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6月6日，在上海一个城区抛出1万银元，价格也毫无回落。6月7日，银元每元价格又涨到1800元人民币。对政府的法令，投机商置若罔闻，照旧我行我素。有人甚至还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形势严峻，上海市必须组织更严厉的政治打击。6月7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华东局的决定很快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6月10日，军管会断然查封了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严重违法的投机者200余人，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在政治打击的基础上，军管会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人民币从此占领了上海市场。
华东军区发布命令 实施金银管理
沪人民展开拒用银元运动
【新华社上海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于十日发布命令，公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共分十三条，规定：各种金银、银币、金银首饰等，除经人民政府批准特许出境者外，严禁带出解放区。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金银，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券；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动与私相买卖。如自愿出卖金银，须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关，按牌价兑换本币。因正当用途需购用金银原料者，得向当地中国银行申请购买。在解放区内迁居而必须携带储存之金银，或自解放区外携带金银入境，或以出口物资换回之金银入境时，均须持有区级以上政府或对外贸易管理机关之证件，并办理携带手续。自行佩带之金首饰不超过一市两，银首饰不超过四市两，及私人用作馈赠之银质器皿不超过二十市两者，可在解放区内自由携带，无需证件。金银饰品业除出售制成品外，不得私相买卖金银与收兑金银饰品。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
【新华社上海十五日电】上海市人民热烈展开反对银元投机者和拒用银元运动。与沪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检查银元投机商的集中地证券大楼，同时，二万余工人、学生和解放军的宣传队在十一、十二两日举行了盛大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他们向市民以演讲、唱歌、漫谈等方式、揭露匪特和奸商的银元投机的罪恶并解答各种疑问。在南京东路和外滩一带，复旦大学和上海女中的学生们，分组向马路旁的摊贩与银元小贩们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展开讨论。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们特别装置了一个扩音器，向市民解释物价上涨的原因、折实储蓄的办法和组织合作社的意义。电车、汽车上都贴了“取缔银元买卖”、“检举有意扰乱金融的特务”、“拥护保障人民利益的人民币”等语。由市警备部队组成的数十个宣传队，在各团首长亲自率领下向市民进行宣传。市民们热烈拥护拒用银元的号召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一个工人说：“人民解放军和政府既支持我们消灭银元投机，又举办折实存款，还领导我们办合作社，办法实在妥贴，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安定下来。”上海民主妇女团体临时联合会、中国技术协会、大学教授联谊会、美术协会、木刻协会、漫画协会联合会等团体，亦分别集会，号召大家与银元投机者坚决斗争。邮政储金汇业局上海分局、上海电信局、地政局等员工发动签名运动，保证发了薪资决不买卖银元。并劝说亲友也不用银元。许多商店的橱窗上都贴有“只收受人民币，银元恕不作价”的字条。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各办事处，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命令，已于十一日起开始收兑银元。市民前往兑换者颇众。
在“银元之战”中受挫的投机资本家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物价。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为人民币(旧币)11700元，7月16日升至59000元，7月18日高达65000元。中央财政经济委员紧急从东北调入大批粮食支援上海，仅大米就达20万吨。入秋后，又在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至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上海粮价刚稍有稳定，10月15日，物价涨风又骤起。天津、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家从粮食、纱布入手，哄抬物价，迅而波及华中、西北，导致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与投机资本家进行一场“米棉之战”。在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这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一致行动，敞开抛售。投机资本家错误判断形势，认定物价还会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最终不敌实力雄厚的国营公司。国营公司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再加上政府收紧银根、征收税款，使得投机资本家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至12月10日，这次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涨价幅度大的物价风潮被平息了下去。
在开国大典留下的镜头中，毛泽东很少出现笑容。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毛泽东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人类历史上恐怕不会再有了--1950年代中国得到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楼主：林伟国 时间：2015-06-06 00:55:00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流放”。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望美国能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IT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T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工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工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围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远离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工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人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工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人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工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过于高昂。在工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入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念头。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交恶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工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热情明显提高。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一li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工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楼主：林伟国 时间：2015-06-06 00:55:00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流放”。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望美国能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IT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T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工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工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围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远离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工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人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工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人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工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过于高昂。在工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入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念头。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交恶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工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热情明显提高。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一li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工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人类历史上恐怕不会再有了--1950年代中国得到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2）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断，都亟待快速学习提高。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工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工业增长目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工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应，金融财政如何保证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问题。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工业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工业部门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藏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如果实施难以到位，最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苏联没有1922 - 1927年与德国的工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杌、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工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藏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如果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工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工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工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自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工业化的细节难题，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央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工业专家在解决技术难题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在煤炭工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一40年；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工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
（2）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断，都亟待快速学习提高。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工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工业增长目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工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应，金融财政如何保证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问题。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工业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工业部门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藏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如果实施难以到位，最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苏联没有1922 - 1927年与德国的工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杌、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工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藏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如果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工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工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工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自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工业化的细节难题，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央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工业专家在解决技术难题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在煤炭工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一40年；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工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