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说说看
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又没活出个名堂，就该有挪挪窝的想法了，“人挪活，树挪死”老祖宗也是这么说的。比如以前的时候，山东哪地方人穷，不少人就去闯关东，东北那地方地广人稀，只要舍得力气，开几亩地养活人还是容易些。再加上山东人勤快、性子直、又讲义气，很容易相处，当地人也喜欢和他们交往，所以山东人在东北的就越来越多了起来，据说曾经占到东北人的半数以上。
河南人逃荒选择往西，至今陕西、新疆还有相当数量的河南人，电影《1942》就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山东、河南从来就是人口大省，人均耕地少得可怜，碰上天灾还能对付，但人祸太多。但凡碰上乱世，这两省都会被折腾的不行，其实老祖宗还有一句话叫“故土难离”，出去闯的，也是实在在家里过不下去的。
福建、广东人下南洋，他们选择的出路是东南亚。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南方诸省在国人的心目中还属于蛮荒之地，所谓的穷山恶水。那里人选择远渡重洋，也就是为能找个容易活命的地方，事实上，勤奋的中国人真就有好多在南洋站住了脚，成了当地富裕的一群人。
据说，山东人选择闯关东，也有些投亲靠友的意思，明代辽东属山东省，山东人在明代向辽东移民中就充当了主力军，因此山东、辽东两地沾亲带故的就多了，活不下去的山东人自然会首选地广人稀而又有所投靠的东北；相当数量的河南人认定他们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所以往西多少有点往老家走的意思，而1942年的河南人逃亡陕：西，则更多与时代有关，一是西边毕竟离日本人远一些，国民政府也在西边，关键的是去陕西的交通还算比较顺畅；福建、广东人下南洋，比较集中的还是在明清时期，往北是战乱的中国，过了海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的南洋，还在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下，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很大，所以给了流亡过去的华人很好的政策，华人也因此在东南亚地区越聚越多。
这些还算是老百姓自发的流动，不管就是因为穷还是其他的天灾人祸，他们选择逃离故土，虽然也可能万般无奈，但毕竟还是自己主意。他们在困苦挣扎中选择一条出路，寻找着那一丝丝希望，用逃离表达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不满。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迁移主要还是因乱而起。“五胡乱华”曾迫使大量的中原汉人南下逃离，这就是所谓的“衣冠南渡”；“安史之乱”让曾经的盛唐分崩离析，唐皇室选择向西，老百姓往南，因为可以远离战乱；“靖康之变”使赵宋皇朝繁华尽落，北方汉人心有不甘，跟随偏安的朝廷迁居到了江南；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朱元璋发动了规模空前绝后的大移民，于是就有了至今留存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湖广填四川也是张献忠之乱导致四川十室九空。满清皇帝康熙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温情的移民政策，愿意移民入川的，给钱、给地、给机会。每户给银12两安家费，一对夫妇给水地30亩或旱地50亩，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以科举。于是就有了大量人口的蜂拥入川。
这些集中的迁徙，对老百姓而言，大多也是由不着自己。跟着出逃总比等死多了一次机会，反抗可能死得更快。我总觉得汉人的性格里更容易选择逆来顺受，但凡还有一点点活路，就能苟且的坚持。即使移民到了新的地方，在当地的强权面前，首先选择的也是低头，他们只是设法融入当地的社会，而不会去有意奢求改变什么。
所以东北并没有因山东人的大量进入而改变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东北民俗里虽然肯定会有了山东人的元素但依然是东北，性格内敛的山东人是很难唱得出粗狂的二人转的；据说河南话在新疆很普及，河南人在新疆大量的存在，但你印象中的新疆有河南人的形象吗？大多数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很富足，但好像在政治上恰恰又是个弱势群体，印尼排华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华人即是富了也没想到去改变什么，而当地社会可能会有一股力量想去改变你。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人远离了故土就好像失去了依靠一般，哪怕是卑微和苟且，也是仅仅为了能够活着。有时候我们说这是一种低调，甚至高大上一些叫做韬光养晦，但好像失掉了一些尊严。
不少人知道，美国曾经有一个《排华法案》，拒绝在美华人加入美国国籍并限制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因为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是消沉的、退化的，他们鄙视劳动，否认劳动的尊严。
这就是我们第一批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人留给美国人的印象，而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苟且，他们愿意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去做最辛苦的工作，却惹恼了当地的白人，白人劳工将他们视为薪资降低和工作机会减少的罪魁，并开始了对这些华人的袭击，包括殴打、纵火和谋杀。
说中国劳工鄙视劳动，这真就冤枉了他们，其实他们很珍惜这些劳动的机会，所以接受哪怕是最低廉的工资最低。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人也能理解这种心情，长期被奴役的中国底层百姓是没有胆量跟雇主讲条件的，好多的长工几乎是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因为他们很清楚，失去了工作很可能意味着就要失去了生命。
可文明的西方人不这么想，是啊，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鄙视自己的劳动，还谈什么劳动的尊严，这在逻辑上也讲得通。相信那些华人劳工的心里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尊严”的概念，他们只是因为要活着。
这基本上也是中国底层百姓的共性思维，是数千年来被蹂躏的顺民们沁入血液里的东西，在东家面前，他们习惯低下头来，用自己的劳劳碌碌，来证明自己的可靠与朴实，如果东家因此打赏点什么，对他们就是一份最好的恩赐。
也许这就是当初的美国人认定中国文化是消沉的、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也就容易理解虽然大量的山东人去了东北，可东北还是那个东北，大量的华人去了东南亚，汉文化依然不是那里的主流文化，到了欧美的华人更不用说，他们选择了抱团取暖，形成了后来的唐人街。
河南人逃荒选择往西，至今陕西、新疆还有相当数量的河南人，电影《1942》就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山东、河南从来就是人口大省，人均耕地少得可怜，碰上天灾还能对付，但人祸太多。但凡碰上乱世，这两省都会被折腾的不行，其实老祖宗还有一句话叫“故土难离”，出去闯的，也是实在在家里过不下去的。
福建、广东人下南洋，他们选择的出路是东南亚。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南方诸省在国人的心目中还属于蛮荒之地，所谓的穷山恶水。那里人选择远渡重洋，也就是为能找个容易活命的地方，事实上，勤奋的中国人真就有好多在南洋站住了脚，成了当地富裕的一群人。
据说，山东人选择闯关东，也有些投亲靠友的意思，明代辽东属山东省，山东人在明代向辽东移民中就充当了主力军，因此山东、辽东两地沾亲带故的就多了，活不下去的山东人自然会首选地广人稀而又有所投靠的东北；相当数量的河南人认定他们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所以往西多少有点往老家走的意思，而1942年的河南人逃亡陕：西，则更多与时代有关，一是西边毕竟离日本人远一些，国民政府也在西边，关键的是去陕西的交通还算比较顺畅；福建、广东人下南洋，比较集中的还是在明清时期，往北是战乱的中国，过了海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的南洋，还在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下，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很大，所以给了流亡过去的华人很好的政策，华人也因此在东南亚地区越聚越多。
这些还算是老百姓自发的流动，不管就是因为穷还是其他的天灾人祸，他们选择逃离故土，虽然也可能万般无奈，但毕竟还是自己主意。他们在困苦挣扎中选择一条出路，寻找着那一丝丝希望，用逃离表达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不满。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迁移主要还是因乱而起。“五胡乱华”曾迫使大量的中原汉人南下逃离，这就是所谓的“衣冠南渡”；“安史之乱”让曾经的盛唐分崩离析，唐皇室选择向西，老百姓往南，因为可以远离战乱；“靖康之变”使赵宋皇朝繁华尽落，北方汉人心有不甘，跟随偏安的朝廷迁居到了江南；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朱元璋发动了规模空前绝后的大移民，于是就有了至今留存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湖广填四川也是张献忠之乱导致四川十室九空。满清皇帝康熙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温情的移民政策，愿意移民入川的，给钱、给地、给机会。每户给银12两安家费，一对夫妇给水地30亩或旱地50亩，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以科举。于是就有了大量人口的蜂拥入川。
这些集中的迁徙，对老百姓而言，大多也是由不着自己。跟着出逃总比等死多了一次机会，反抗可能死得更快。我总觉得汉人的性格里更容易选择逆来顺受，但凡还有一点点活路，就能苟且的坚持。即使移民到了新的地方，在当地的强权面前，首先选择的也是低头，他们只是设法融入当地的社会，而不会去有意奢求改变什么。
所以东北并没有因山东人的大量进入而改变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东北民俗里虽然肯定会有了山东人的元素但依然是东北，性格内敛的山东人是很难唱得出粗狂的二人转的；据说河南话在新疆很普及，河南人在新疆大量的存在，但你印象中的新疆有河南人的形象吗？大多数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很富足，但好像在政治上恰恰又是个弱势群体，印尼排华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华人即是富了也没想到去改变什么，而当地社会可能会有一股力量想去改变你。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人远离了故土就好像失去了依靠一般，哪怕是卑微和苟且，也是仅仅为了能够活着。有时候我们说这是一种低调，甚至高大上一些叫做韬光养晦，但好像失掉了一些尊严。
不少人知道，美国曾经有一个《排华法案》，拒绝在美华人加入美国国籍并限制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因为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是消沉的、退化的，他们鄙视劳动，否认劳动的尊严。
这就是我们第一批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人留给美国人的印象，而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苟且，他们愿意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去做最辛苦的工作，却惹恼了当地的白人，白人劳工将他们视为薪资降低和工作机会减少的罪魁，并开始了对这些华人的袭击，包括殴打、纵火和谋杀。
说中国劳工鄙视劳动，这真就冤枉了他们，其实他们很珍惜这些劳动的机会，所以接受哪怕是最低廉的工资最低。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人也能理解这种心情，长期被奴役的中国底层百姓是没有胆量跟雇主讲条件的，好多的长工几乎是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因为他们很清楚，失去了工作很可能意味着就要失去了生命。
可文明的西方人不这么想，是啊，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鄙视自己的劳动，还谈什么劳动的尊严，这在逻辑上也讲得通。相信那些华人劳工的心里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尊严”的概念，他们只是因为要活着。
这基本上也是中国底层百姓的共性思维，是数千年来被蹂躏的顺民们沁入血液里的东西，在东家面前，他们习惯低下头来，用自己的劳劳碌碌，来证明自己的可靠与朴实，如果东家因此打赏点什么，对他们就是一份最好的恩赐。
也许这就是当初的美国人认定中国文化是消沉的、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也就容易理解虽然大量的山东人去了东北，可东北还是那个东北，大量的华人去了东南亚，汉文化依然不是那里的主流文化，到了欧美的华人更不用说，他们选择了抱团取暖，形成了后来的唐人街。
第一章 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总说，中华文明有着连绵上下5000年没有间断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最特别，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啊，我们的文明没有间断，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曾经有很多人加入了进来，但最终都成了我们。
好像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群人，这里边有你有我，从远古一路走来，空旷的原野中曾经因此而燃起了篝火，荒草丛生的土地也开始变成良田，虽然风雨不断，尽管千辛万苦，但脚步始终向前。
我们已经走了上万年，虽然这期间，有些人离我们而去，但也不断的有人加入，有些人的到来甚至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但我们总能又很快的整合到一起，重新回到原来的路上继续往前。
我们走的路就叫历史。历史有过去，那是由我们的足迹串连起来的故事；历史还在当下，我们开拓前行就是在书写历史；历史更有未来，因为创造更多的美好，才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没有什么比历史更加引人入胜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份子，虽然我们很渺小，如同世间尘埃，但我们只要来过，我们就曾在历史的舞台上出演过一个个很小很小的角色。
就是这些无数的小角色一起，共同演绎了恢弘的历史，正是因为我们的喜怒哀乐，才使历史有了温度，或温情脉脉，或急风爆雨，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我们的推动下滚滚向前。
我们就叫芸芸众生，因为渺小，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已很难记住一个个的名字。但我们是社会上最多的那群人，如工蚁般不停地劳碌，滋养着整个社会。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多时候甚至只求能够填饱肚子，我们是劳动者，但却不是获得者，大多是在苟且中度过一生，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能力改变生活。
我们的领袖称我们是“人民”，说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现实中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一些欲望较低容易满足的人。一般而言，只要社会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我们就会安分守己，而我们安分了，社会也就基本上乱不起来。除非有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把我们裹挟进去，因为没有我们的参与，社会很难发生大的波动。
我们能够安分是因为我们认命。因为我们是平民家的孩子，不会做也做不起白日梦，就像“贾府里的犹大”是不可能想到去爱“林妹妹”的。我们知道阶层的跨越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的出身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是啊，人的出身是个体无法决定的。也许只有在人类社会之初，身处在那个鱼与猎的原始母系部落里，才可能是平等的。几乎从人类进入男权时代开始，权力与等级就逐渐产生，人的出身对一个人的命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总说，中华文明有着连绵上下5000年没有间断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最特别，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啊，我们的文明没有间断，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曾经有很多人加入了进来，但最终都成了我们。
好像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群人，这里边有你有我，从远古一路走来，空旷的原野中曾经因此而燃起了篝火，荒草丛生的土地也开始变成良田，虽然风雨不断，尽管千辛万苦，但脚步始终向前。
我们已经走了上万年，虽然这期间，有些人离我们而去，但也不断的有人加入，有些人的到来甚至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但我们总能又很快的整合到一起，重新回到原来的路上继续往前。
我们走的路就叫历史。历史有过去，那是由我们的足迹串连起来的故事；历史还在当下，我们开拓前行就是在书写历史；历史更有未来，因为创造更多的美好，才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没有什么比历史更加引人入胜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份子，虽然我们很渺小，如同世间尘埃，但我们只要来过，我们就曾在历史的舞台上出演过一个个很小很小的角色。
就是这些无数的小角色一起，共同演绎了恢弘的历史，正是因为我们的喜怒哀乐，才使历史有了温度，或温情脉脉，或急风爆雨，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我们的推动下滚滚向前。
我们就叫芸芸众生，因为渺小，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已很难记住一个个的名字。但我们是社会上最多的那群人，如工蚁般不停地劳碌，滋养着整个社会。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多时候甚至只求能够填饱肚子，我们是劳动者，但却不是获得者，大多是在苟且中度过一生，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能力改变生活。
我们的领袖称我们是“人民”，说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现实中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一些欲望较低容易满足的人。一般而言，只要社会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我们就会安分守己，而我们安分了，社会也就基本上乱不起来。除非有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把我们裹挟进去，因为没有我们的参与，社会很难发生大的波动。
我们能够安分是因为我们认命。因为我们是平民家的孩子，不会做也做不起白日梦，就像“贾府里的犹大”是不可能想到去爱“林妹妹”的。我们知道阶层的跨越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的出身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是啊，人的出身是个体无法决定的。也许只有在人类社会之初，身处在那个鱼与猎的原始母系部落里，才可能是平等的。几乎从人类进入男权时代开始，权力与等级就逐渐产生，人的出身对一个人的命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出身是身不由己的事
人都难免有悲天悯命的时候，命这个东西好象很虚，属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人的一生，但总有人信他，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比如一个人的出身。有的人天生就含着金钥匙出身，生于豪门或权贵，也有的出生贫寒甚至低溅，他们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因为他们人生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社会公平的多，德才兼备者总会有其施展本领的舞台，但总体干部构成，老百姓的说法也有些意思。说的是科、处级干部是干出来的，他们能干、会干，所以脱颖而出，但如果想更进一步，就需要跟对领导了，一是政治上不会犯错，二是工作容易出成绩，所以又说厅级干部是跟出来的；至于省部级干部，还有人干脆就说是生出来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他们，出生背景都异于常人。
现在的事不必说很多，古代人的出身就更为重要了。比如在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如果你生于贵族之家，而且还是嫡长子的话，那你终生过的还将是贵族的生活，只需恪守周礼就可以做成一个谦谦君子；但如果你不是嫡长子，又恰恰是“士人”之后，那你实际上已成为第一代平民，你和你的后代连吃顿牛羊肉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周礼规定平民顶多能吃到猪肉、鱼肉，着装也是麻布短揭，除非祭祀时才有机会穿一下长长的深衣；至于生而为奴，那就已经等同于猪马牛一样的牲畜，没有任何自由和政治权利，甚至连上战场作为战士的资格都没有，更不幸的是很有可能会在某个祭祀活动或某个贵族的葬礼上，被选为“牺牲”或成为“殉葬者”。
陈胜吴广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至少在前三代，贵族们还真就是“有种”的。人类文明之初发展历程基本类似，从渔猎的洞穴生活走向农耕的定居，那些发展较好的部落逐渐征服或兼并其他部落而逐渐壮大，在中国最终成为各地诸侯，在西方也发展成一个个城堡，那些最初的部落首领们，就是以后的诸侯王，成为最开始的贵族。
周代“尊尊亲亲”是其国策，贵族基本上来自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后人及其他们的姻亲，还有就是前朝先贤的后人，这就是那时贵族的圈子。春秋战国看似纷纷扰扰，那其实也就是贵族们的游戏，作为一介平民，在那个时代，安心守命也许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到了秦一统华夏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才开始有了底层平民的逆袭。但比较成功的，也只有汉代的刘邦、明代的朱元璋，其他诸朝，能够问鼎天下的也大多是前朝的贵族。
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蜀汉刘备，虽也出身贫寒，但都因为是贵室之胄，汉朝皇家的后人，所以容易竖起兴汉的大旗。当时天下已乱，豪杰四起，而人心思汉，所以出身皇家的他们就有了优势；以后的曹丕篡汉、司马昭篡魏、关陇贵族创建隋唐，也包括欺负孤儿寡母而黄袍加身的宋朝皇帝，都是来自前朝的贵族或权力阶层，没有一个是从农民起义开始最终取得政权的。
自秦汉以后，中华文明的走向开始独具一格，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汉家文化正统，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一切思想服务于“家天下”的治理理念，皇帝成为权利的绝对中心，皇权与相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权力制约和平衡的方式，皇室、外戚、宦官、权臣、士大夫等等形成了各相依附的权力圈。
周代的平民还有很多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他们只要自认有独特的才能，就敢游走于各诸侯国，或谋取政治上的肯定，或充当说客，至少也可以依附某个贵族做一个门客。而秦汉以后，平民包括农民，也包括小手工业者，基本上就远离了权力的圈子，他们几乎没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只能被动的接受权利的制约。开明的政权会让他们生活的稍微舒服一些，而如果恰逢昏暗时代，他们将是最苦难的那群人。
很不简单的是，对平民而言，还存在着一条逆袭的通道，因为自隋朝起，开始有了科举制度，这为穷人家的孩子改变命运设置了途径。当然这不仅给读书人创造了机会，也使权力阶层开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学子们的共识，“开科取士，广纳天下英才”也成为君主们展现自己雄才大略的一面。
千万不要小看了科举制度的影响，也许正因为此，才使得封建的集权时代能绵延千年之久。试想一下，如果不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他们中的佼佼者会干什么？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表面是一潭死水，实际会暗流涌动，因为人性就是有追求的。
人都难免有悲天悯命的时候，命这个东西好象很虚，属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人的一生，但总有人信他，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比如一个人的出身。有的人天生就含着金钥匙出身，生于豪门或权贵，也有的出生贫寒甚至低溅，他们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因为他们人生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社会公平的多，德才兼备者总会有其施展本领的舞台，但总体干部构成，老百姓的说法也有些意思。说的是科、处级干部是干出来的，他们能干、会干，所以脱颖而出，但如果想更进一步，就需要跟对领导了，一是政治上不会犯错，二是工作容易出成绩，所以又说厅级干部是跟出来的；至于省部级干部，还有人干脆就说是生出来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他们，出生背景都异于常人。
现在的事不必说很多，古代人的出身就更为重要了。比如在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如果你生于贵族之家，而且还是嫡长子的话，那你终生过的还将是贵族的生活，只需恪守周礼就可以做成一个谦谦君子；但如果你不是嫡长子，又恰恰是“士人”之后，那你实际上已成为第一代平民，你和你的后代连吃顿牛羊肉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周礼规定平民顶多能吃到猪肉、鱼肉，着装也是麻布短揭，除非祭祀时才有机会穿一下长长的深衣；至于生而为奴，那就已经等同于猪马牛一样的牲畜，没有任何自由和政治权利，甚至连上战场作为战士的资格都没有，更不幸的是很有可能会在某个祭祀活动或某个贵族的葬礼上，被选为“牺牲”或成为“殉葬者”。
陈胜吴广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至少在前三代，贵族们还真就是“有种”的。人类文明之初发展历程基本类似，从渔猎的洞穴生活走向农耕的定居，那些发展较好的部落逐渐征服或兼并其他部落而逐渐壮大，在中国最终成为各地诸侯，在西方也发展成一个个城堡，那些最初的部落首领们，就是以后的诸侯王，成为最开始的贵族。
周代“尊尊亲亲”是其国策，贵族基本上来自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后人及其他们的姻亲，还有就是前朝先贤的后人，这就是那时贵族的圈子。春秋战国看似纷纷扰扰，那其实也就是贵族们的游戏，作为一介平民，在那个时代，安心守命也许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到了秦一统华夏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才开始有了底层平民的逆袭。但比较成功的，也只有汉代的刘邦、明代的朱元璋，其他诸朝，能够问鼎天下的也大多是前朝的贵族。
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蜀汉刘备，虽也出身贫寒，但都因为是贵室之胄，汉朝皇家的后人，所以容易竖起兴汉的大旗。当时天下已乱，豪杰四起，而人心思汉，所以出身皇家的他们就有了优势；以后的曹丕篡汉、司马昭篡魏、关陇贵族创建隋唐，也包括欺负孤儿寡母而黄袍加身的宋朝皇帝，都是来自前朝的贵族或权力阶层，没有一个是从农民起义开始最终取得政权的。
自秦汉以后，中华文明的走向开始独具一格，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汉家文化正统，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一切思想服务于“家天下”的治理理念，皇帝成为权利的绝对中心，皇权与相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权力制约和平衡的方式，皇室、外戚、宦官、权臣、士大夫等等形成了各相依附的权力圈。
周代的平民还有很多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他们只要自认有独特的才能，就敢游走于各诸侯国，或谋取政治上的肯定，或充当说客，至少也可以依附某个贵族做一个门客。而秦汉以后，平民包括农民，也包括小手工业者，基本上就远离了权力的圈子，他们几乎没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只能被动的接受权利的制约。开明的政权会让他们生活的稍微舒服一些，而如果恰逢昏暗时代，他们将是最苦难的那群人。
很不简单的是，对平民而言，还存在着一条逆袭的通道，因为自隋朝起，开始有了科举制度，这为穷人家的孩子改变命运设置了途径。当然这不仅给读书人创造了机会，也使权力阶层开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学子们的共识，“开科取士，广纳天下英才”也成为君主们展现自己雄才大略的一面。
千万不要小看了科举制度的影响，也许正因为此，才使得封建的集权时代能绵延千年之久。试想一下，如果不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他们中的佼佼者会干什么？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表面是一潭死水，实际会暗流涌动，因为人性就是有追求的。
土地上劳作的人们
人类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学会了种地。今天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种地依然很辛苦，因此可以想象到古人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只有石器和木制工具，进行荒地开垦、土地耕作只能是集体的力量，因此，人类开始农耕之始，土地是归集体所有的。
农耕技术的成熟归功于冶铁技术和铁质农具的制作使用，这在中国，就已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之前，铜的使用也使土地的耕作容易了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形成，“井田制”成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
诗经唱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至少在周代，土地就归周王室所有，也就是国有土地制度。“地分公私”、“计口授田”更清楚的表明了土地的使用方式。
周天子分封诸侯不仅包括土地，还有土地上的人民，诸侯依样葫芦，层层分封，通过卿大夫、采邑主，最终将土地分给庶民耕种，这个过程中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也就是所谓的“田里不鬻”。
耕作“公田”是庶民的义务，“公田”上的收获自然是归采邑主，采邑主主要是指“士人”阶层，他们还要层层上贡，这就是《国语 晋语》中所谓的“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庶民尽了义务，才可耕种“私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也就是所谓的“先公后私”的开始。只要是公平，小老百姓从来就是最守规矩，而且助耕公田，也是庶民们有权受分私田的条件。
“计口授田”很容易理解，但也有男女之分和老幼之别，适龄男丁要比女丁分到更多的私田，这自然是基于生理上的原因，也许因此就有了“男最女卑”的开始吧，“多子多福”是一个很现实的说法，毕竟儿子多了，就会分到更多的土地。
《汉书 食货志》说的是：“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可以肯定的是，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过二十的孩子，也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过六十的老人，所以说土地的分配是动态的，逐年调整的。
这看起来多好啊，大家都有地种，干不动了还有人供养，相当于农民也能六十岁退休拿退休金，这看起来也不比今天差啥，可这么好的制度最后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古代地广人稀，大家想象中的可耕地资源应该是充足的，而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不发达，土地的开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实际上的可耕种土地也是有限的。
但人口的增长要比种地容易得多，贵族们人口增多自然就要有更多的公田，庶民们人口多了，自然也需要更多的私田。增多田地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去新垦，一种是去抢夺。
到了东周，王室衰微，周天子竟然和郑国互换太子，就是为了缓和与郑庄公的矛盾，但庄公依然毫无顾忌，派人去收割了周天子土地上的谷子，这不仅是对王权的挑战，更是对周天子的羞辱，忍无可忍的周天子率军伐郑，却又被郑国将军祝聃一箭射中左肩，“天下宗主”的周天子尊严受到严重伤害。
诸侯们不再把周天子当回事，周天子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那些作乱犯上的诸侯封地，周天子也没有能力收回，原来土地归周王室所有的国有政策，已经沦为土地被各诸侯实际占有。很快因为土地的争夺，诸侯间开始了战争。
而且到了春秋后期，冶铁技术的发现使农业生产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耕牛的出现使中国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单位开垦荒地已经不是很难的一件事了。
可以想象得出，随着贵族对财富需求的增加，公田只会越来越大，庶民们为满足家用就会开垦私田，公田的收获是贵族的，私田里的才是自己的口粮，庶民们助耕公田的积极性自然就会下降，大部分的精力更愿意放到私田上。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见庶民们心心念的还是自己的私田。贵族们当然不傻，既然公田大家都不好好种，干脆就不再分公私，田地都分给大家，按土地的多少交税好了，这就有了鲁国开始的“初税亩”制度。
土地的私有化就此开始，庶民们高高兴兴的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不再每年调整，只要按要求交完赋税，他们就将拥有土地永远的使用权。但有一点，小孩子和老人可就不会再有公家供养了，成了各家各户自己的责任。
家庭经营土地，风险就在家庭成员。即使今天，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是稀罕事，何况是两千多年前。没有了耕作能力，地租自然也就无法上交，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请人帮忙。地请别人种，首先地租就有了着落，然后再要点粮食满足日常需要就已经很好了，但最终的结果将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这还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因服兵役、徭役而丧生的成年男丁可能会更多，土地也会因此向少数人流转。
刚开始的土地流转应该还是在庶民间进行的，甚至还有帮扶的性质，这里边有人情当然也有温度。土地在那个时候还不能买卖，因自己无力耕作去寻求帮助的对象，首先就是其比较亲近的人，亲戚朋友间的帮扶至今依然让人倍感温暖。
那些得到更多土地的人，很快就会因财富的增多而与众不同，他们的生活品质当然得到了提升，而且更加有面子的是处处都会得到大家的尊敬，财富也就因此慢慢改变了一个人的心性，对更多土地的追求会在他们心里潜移默化的形成。
商鞅变法，秦国率先废除了井田制，土地公有制度就此瓦解，土地一经私有很快就产生了自由买卖。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自然会想法得到更多的耕地，土地兼并的大幕拉开。
这只能算是“为富不仁”，产生的顶多算是乡绅阶层。但很快权力和土地结合到了一起，“巧取豪夺”催生出了强占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
土地的实际占有者曾经是那些封建领主，土地的耕作者当然是庶民，但土地的所有者是周天子，周天子曾经有权利收回那些不听话的领主的封地。
现在王室衰微，周天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庶民的利益。商鞅变法之后，新的土地制度和军功爵制又使封建领主失去了土地，庶民们甚至有可能从中偿到不少甜头。但土地私有化之后，权力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庶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佃农，看来土地私有才是农民失去土地的制度根源。
按说秦汉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各级官员领取的是朝廷的俸禄，不再是皇家的封地，那权力又怎么和土地挂上勾呢？
权力是毒药，最高权力只有一个，平民出身的刘邦对自己的逆袭也许感到的是不真实，心里的恐惧莫过于最高权力的失去，功臣良将于是成了他猜忌的对象，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
是啊，出生入死多少年，辅佐刘邦取得了天下，接下来就应该是得到些好处，封王拜相也不是每个人的都能得到的，强取豪夺些老百姓的田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果然，好像刘邦是默许的，是啊，给权利找个出口其实是个明智的选择，贪图些田产总比贪图皇位让人放心，至于小老百姓的事是可以缓一缓的。
萧何跟刘邦够铁吧，但在权力面前，多深厚的情谊也依然微不足道。在外征战的刘邦多次关心萧何在干什么，得到别人提醒的萧何，总算及时明白过味来，再傻傻的只知道干活那就是等死，于是也去作、去抢夺老百姓的田产，最终却让刘邦放下心来。
抢点、贪点充其量就是想当个富家翁，邀买民心的那个才是有个人野心的。皇帝既然是这么想的，那小老百姓被掠夺的田产也就不可能再要回来。世代耕耘的土地就那么换了主人。那总得有条活路吧？新主人告诉他，地你可以继续种，收成你拿走一半够可以了吧？还有，原来该你交的税不用管了。
能拿回五成粮食，也就不至于饿死。老百姓穷虽然穷点，但脑袋还够聪明，他们也看得出官家也管不了豪強的土地掠夺，于是就选择了忍气吞声，有口饭吃就行，穷人们活的就那么苟且。
失地的农民多了，成了佃农，那自耕农自然就少了。但朝庭的税收可一点没少，甚至逐年增多，豪強富户们是不好去招惹的，征税的官吏只敢去自耕农身上摊派，终于有一天，自耕农发现自己收成的一半都已不够交公，一年所得还不如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而且还要受官府的各种欺负，那还不如把土地卖了呢。
找个口碑不错的大户，把土地转卖出去，手头自然就有了些闲钱。还想种地的话，就去租种豪強们的土地，至少不再受那官府的鸟气；不想种了，有了本钱也可以去城里做个小生意，或当个小手工业者，总之都是不错的选择。
豪強掠夺土地，刚开始只所以敢，无非是仗着自己的功劳。但只要皇帝感觉屁股坐稳了，就到了拿功臣开刀的时候，这时候谁还在找事，那其实是找死。
土地掠夺逐渐终止，土地兼并却一直进行。那些在当地有名望的富户就成了受益者，他们一般为人良善，体恤乡里，而且与当地官府也有着不错的关系，这些人成了自耕农出卖自己土地的首选，地方名门富户逐渐形成，甚至还能出现跨越朝代的大宅世家。
以后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土地制度也就基本上是国有和私有交替执行。开国之初共有的居多，或者是大多数农民都会分到些田产。毕竟是一轮暴力革命的洗礼，社会财富也就有了重新的分配，前朝豪强被清算，他们占有的土地被释放，社会人口自然会因战争锐减，人均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实现“耕者有其田”具备了条件。
土地国有，老百姓能实际拥有耕田，生产能够迅速恢复，朝庭的税收自然就有保障，"国泰民安"的好时代就来了。可权力和贪婪总会结合到一起，最终土地还要回到私有化的老路，土地兼并又会不约而来，结果又是一个轮回，在反复的折腾中，农民们算看明白了，土地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渴望成为一种基因传承到了他们的祖孙后代身上，以至于今天，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像永远没有自己的家一样。
人类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学会了种地。今天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种地依然很辛苦，因此可以想象到古人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只有石器和木制工具，进行荒地开垦、土地耕作只能是集体的力量，因此，人类开始农耕之始，土地是归集体所有的。
农耕技术的成熟归功于冶铁技术和铁质农具的制作使用，这在中国，就已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之前，铜的使用也使土地的耕作容易了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形成，“井田制”成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
诗经唱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至少在周代，土地就归周王室所有，也就是国有土地制度。“地分公私”、“计口授田”更清楚的表明了土地的使用方式。
周天子分封诸侯不仅包括土地，还有土地上的人民，诸侯依样葫芦，层层分封，通过卿大夫、采邑主，最终将土地分给庶民耕种，这个过程中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也就是所谓的“田里不鬻”。
耕作“公田”是庶民的义务，“公田”上的收获自然是归采邑主，采邑主主要是指“士人”阶层，他们还要层层上贡，这就是《国语 晋语》中所谓的“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庶民尽了义务，才可耕种“私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也就是所谓的“先公后私”的开始。只要是公平，小老百姓从来就是最守规矩，而且助耕公田，也是庶民们有权受分私田的条件。
“计口授田”很容易理解，但也有男女之分和老幼之别，适龄男丁要比女丁分到更多的私田，这自然是基于生理上的原因，也许因此就有了“男最女卑”的开始吧，“多子多福”是一个很现实的说法，毕竟儿子多了，就会分到更多的土地。
《汉书 食货志》说的是：“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可以肯定的是，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过二十的孩子，也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过六十的老人，所以说土地的分配是动态的，逐年调整的。
这看起来多好啊，大家都有地种，干不动了还有人供养，相当于农民也能六十岁退休拿退休金，这看起来也不比今天差啥，可这么好的制度最后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古代地广人稀，大家想象中的可耕地资源应该是充足的，而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不发达，土地的开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实际上的可耕种土地也是有限的。
但人口的增长要比种地容易得多，贵族们人口增多自然就要有更多的公田，庶民们人口多了，自然也需要更多的私田。增多田地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去新垦，一种是去抢夺。
到了东周，王室衰微，周天子竟然和郑国互换太子，就是为了缓和与郑庄公的矛盾，但庄公依然毫无顾忌，派人去收割了周天子土地上的谷子，这不仅是对王权的挑战，更是对周天子的羞辱，忍无可忍的周天子率军伐郑，却又被郑国将军祝聃一箭射中左肩，“天下宗主”的周天子尊严受到严重伤害。
诸侯们不再把周天子当回事，周天子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那些作乱犯上的诸侯封地，周天子也没有能力收回，原来土地归周王室所有的国有政策，已经沦为土地被各诸侯实际占有。很快因为土地的争夺，诸侯间开始了战争。
而且到了春秋后期，冶铁技术的发现使农业生产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耕牛的出现使中国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单位开垦荒地已经不是很难的一件事了。
可以想象得出，随着贵族对财富需求的增加，公田只会越来越大，庶民们为满足家用就会开垦私田，公田的收获是贵族的，私田里的才是自己的口粮，庶民们助耕公田的积极性自然就会下降，大部分的精力更愿意放到私田上。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见庶民们心心念的还是自己的私田。贵族们当然不傻，既然公田大家都不好好种，干脆就不再分公私，田地都分给大家，按土地的多少交税好了，这就有了鲁国开始的“初税亩”制度。
土地的私有化就此开始，庶民们高高兴兴的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不再每年调整，只要按要求交完赋税，他们就将拥有土地永远的使用权。但有一点，小孩子和老人可就不会再有公家供养了，成了各家各户自己的责任。
家庭经营土地，风险就在家庭成员。即使今天，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是稀罕事，何况是两千多年前。没有了耕作能力，地租自然也就无法上交，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请人帮忙。地请别人种，首先地租就有了着落，然后再要点粮食满足日常需要就已经很好了，但最终的结果将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这还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因服兵役、徭役而丧生的成年男丁可能会更多，土地也会因此向少数人流转。
刚开始的土地流转应该还是在庶民间进行的，甚至还有帮扶的性质，这里边有人情当然也有温度。土地在那个时候还不能买卖，因自己无力耕作去寻求帮助的对象，首先就是其比较亲近的人，亲戚朋友间的帮扶至今依然让人倍感温暖。
那些得到更多土地的人，很快就会因财富的增多而与众不同，他们的生活品质当然得到了提升，而且更加有面子的是处处都会得到大家的尊敬，财富也就因此慢慢改变了一个人的心性，对更多土地的追求会在他们心里潜移默化的形成。
商鞅变法，秦国率先废除了井田制，土地公有制度就此瓦解，土地一经私有很快就产生了自由买卖。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自然会想法得到更多的耕地，土地兼并的大幕拉开。
这只能算是“为富不仁”，产生的顶多算是乡绅阶层。但很快权力和土地结合到了一起，“巧取豪夺”催生出了强占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
土地的实际占有者曾经是那些封建领主，土地的耕作者当然是庶民，但土地的所有者是周天子，周天子曾经有权利收回那些不听话的领主的封地。
现在王室衰微，周天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庶民的利益。商鞅变法之后，新的土地制度和军功爵制又使封建领主失去了土地，庶民们甚至有可能从中偿到不少甜头。但土地私有化之后，权力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庶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佃农，看来土地私有才是农民失去土地的制度根源。
按说秦汉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各级官员领取的是朝廷的俸禄，不再是皇家的封地，那权力又怎么和土地挂上勾呢？
权力是毒药，最高权力只有一个，平民出身的刘邦对自己的逆袭也许感到的是不真实，心里的恐惧莫过于最高权力的失去，功臣良将于是成了他猜忌的对象，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
是啊，出生入死多少年，辅佐刘邦取得了天下，接下来就应该是得到些好处，封王拜相也不是每个人的都能得到的，强取豪夺些老百姓的田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果然，好像刘邦是默许的，是啊，给权利找个出口其实是个明智的选择，贪图些田产总比贪图皇位让人放心，至于小老百姓的事是可以缓一缓的。
萧何跟刘邦够铁吧，但在权力面前，多深厚的情谊也依然微不足道。在外征战的刘邦多次关心萧何在干什么，得到别人提醒的萧何，总算及时明白过味来，再傻傻的只知道干活那就是等死，于是也去作、去抢夺老百姓的田产，最终却让刘邦放下心来。
抢点、贪点充其量就是想当个富家翁，邀买民心的那个才是有个人野心的。皇帝既然是这么想的，那小老百姓被掠夺的田产也就不可能再要回来。世代耕耘的土地就那么换了主人。那总得有条活路吧？新主人告诉他，地你可以继续种，收成你拿走一半够可以了吧？还有，原来该你交的税不用管了。
能拿回五成粮食，也就不至于饿死。老百姓穷虽然穷点，但脑袋还够聪明，他们也看得出官家也管不了豪強的土地掠夺，于是就选择了忍气吞声，有口饭吃就行，穷人们活的就那么苟且。
失地的农民多了，成了佃农，那自耕农自然就少了。但朝庭的税收可一点没少，甚至逐年增多，豪強富户们是不好去招惹的，征税的官吏只敢去自耕农身上摊派，终于有一天，自耕农发现自己收成的一半都已不够交公，一年所得还不如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而且还要受官府的各种欺负，那还不如把土地卖了呢。
找个口碑不错的大户，把土地转卖出去，手头自然就有了些闲钱。还想种地的话，就去租种豪強们的土地，至少不再受那官府的鸟气；不想种了，有了本钱也可以去城里做个小生意，或当个小手工业者，总之都是不错的选择。
豪強掠夺土地，刚开始只所以敢，无非是仗着自己的功劳。但只要皇帝感觉屁股坐稳了，就到了拿功臣开刀的时候，这时候谁还在找事，那其实是找死。
土地掠夺逐渐终止，土地兼并却一直进行。那些在当地有名望的富户就成了受益者，他们一般为人良善，体恤乡里，而且与当地官府也有着不错的关系，这些人成了自耕农出卖自己土地的首选，地方名门富户逐渐形成，甚至还能出现跨越朝代的大宅世家。
以后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土地制度也就基本上是国有和私有交替执行。开国之初共有的居多，或者是大多数农民都会分到些田产。毕竟是一轮暴力革命的洗礼，社会财富也就有了重新的分配，前朝豪强被清算，他们占有的土地被释放，社会人口自然会因战争锐减，人均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实现“耕者有其田”具备了条件。
土地国有，老百姓能实际拥有耕田，生产能够迅速恢复，朝庭的税收自然就有保障，"国泰民安"的好时代就来了。可权力和贪婪总会结合到一起，最终土地还要回到私有化的老路，土地兼并又会不约而来，结果又是一个轮回，在反复的折腾中，农民们算看明白了，土地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渴望成为一种基因传承到了他们的祖孙后代身上，以至于今天，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像永远没有自己的家一样。
都是什么人能当官
当官也是有遗传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影响可以棉延几代。不出意外，前朝的官员还是能够留下来继续当官的，朝代的更迭只是因为皇帝变了，大多数的中下层官吏变化不会很大。
还有就是各地的名门旺族。在农业社会，财富总是和土地的实际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土地不会跑路，能读书认字的在过去都不是一般人，周武王封土诸候，诸候又把土地分给自己的身边人作为采邑，采邑主又把土地分配给庶民打理，因此可以说，从那时起人的等级就基本成形了。
那时候没有私学，庶民的孩子当然也没有机会上学，因为没有老师。但诸候家的孩子是有人教的，但教他们的不叫老师，而很可能是一种官职，这些人熟知经典，也是后来儒家的前身。
这也不难想象，在西周，拥有封地的诸候或采邑主，拥有的不仅是土地，当然还包括土地上的人民，这些人是需要约束和管教的，于是就会有农官来管理农业生产，也会有理官来定些规矩。这些农官也好，理官也罢，首先应该是自己的身边人，因为亲亲是西周的用人原则，但这些人干的久了，也会最终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甚至他们的后代，也会成为这些领域的管理高手。
当然官职不只这些，拥有土地分配权的采邑主自然不愁吃喝，他们有钱有闲当然会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比如占卜，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重要的事，凡有大事小情，占卜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了羲和之官；还有祭祀，古人非常看重，专事祭祀等礼仪活动的礼官就这样产生；至于教肓，庶民的孩子可以不管，但自己家的孩子总是要教的，最早的司徒，就是那些熟知历朝经典，讲仁义，明大义的饱学之士，这些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来教育贵族家的孩子。
到了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已经形成，好多曾经的贵族已沦为末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官吏自然就面临了生存危机，他们纷纷选择离开并寻找下一个雇主，实际占有土地的新贵族成为他们当然的首选目标。
于是社会上就有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游走于或诸候或豪门之间，有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为专业说客，这里边就有如苏秦、张仪一般的纵横家；有的浪迹江湖，快意人生，成为最早的游侠之士，据说他们是墨家学说的拥戴者；也有专事卜筮的，他们从深宅大院走出，不再只服务于一人，而是为社会人提供有偿服务，占卜算命于是就成了生意，他们成为最早的阴阳家，在民间被称为术士。
当然最有成效的还是那些饱学之士，他们中的佼佼者广收学子，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时间各种思想纷至杳来，儒家讲仁、法家讲理、道家讲无为、墨家讲兼爱，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成想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是走入了新的豪门，毕竟富家子弟还是要读书的，一些开明的乡绅甚至也允许自己佃农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私塾开始出现，教书开始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职业。
除了家族的世袭，和平年代只有读书，才是可能会去做官的唯一途径，汉代的察举制，也就是举孝廉和举茂(秀)才，选人原则很明显选的是德与才。但有推举资格的是各级地方长官，而他们的首选对象一定会是当地的名门旺族或豪门富户，这是因为豪门子弟从小具备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从中挑选品学兼优的不会太困难，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和地方豪门建立密切的关系对其在当地做官肯定会大有帮助。
我们现在到一个生地方做事，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要拜拜码头。地方势力不可小觑，处理不好会让你很难立足。其实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高招，所谓先做人再做事，就有做人要园滑一些、实际一些的意思，这即使是为了做成事，也多少有些私心在里边。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借力打力本身就是做事很好的办法。想把事情做好，没有地方的支持，困难会大到你无法相象，所以地方上只要不是恶势力，当地官吏是乐于与他们结交的，对双方都有利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庶民，那就没有必要太当回事，他们本身也靠依附于地方豪強才能更好的生活，所以只要不去改变他们什么，他们就更喜欢那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当然他们中也有人会想去改变，去谋求生活层阶的变化，但太不容易了。
这就基本上阶层固化了，能当上管的大多都出自豪门富户，庶民永远被栓在土地上劳作，除了活着，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少了。
而且，地方官和豪強的勾联越来越露骨，为了利益已经到了不要脸的程度，到东汉未年，针对察举制，就有了在民间广泛传唱的童遥。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就是被举之人名不附实，也说明实行于两汉的人才选拔"察举制"已经成为官僚集团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相互取利的工具。
这还不可怕，察举制毕竟在理论上给了寒门子弟一个改变命运的缝隙，不管是不是道德做秀，如果一个人的孝行确实感天动地，甚至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般匪夷所思，那至少在舆论上也占据了道德至高点，就如今天网红一般，名人效应一出，地方官在察举时就不能太等闲视之。
可惜，就这一丝的缝隙也被三国时期的魏帝曹丕堵上了。
成就一世伟业却留下千古骂名，曹操实在就冤枉的很。即使按儒家的标准，曹操正是那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且不论其一生的功绩，单就诗词文章也能倾倒相当一批的读书人，仅仅是因为其"挟天子以令诸候"吗？还是真的就是人心思汉？
但曹操并没有篡汉，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把自己架到火上烤，说白了还是怕失去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但曹丕很从容，他版布了一条法令，结果就让当时的仕子们放下了清高，并在一片拥戴声中篡汉当上了皇帝。
这就是官员任用的"九品官人法"，根据这个办法，朝庭中二品以上大员可以回老家兼职"中正官″，说白了就是老家谁能当官、能当多大官他就说了算了。虽然办法中要求选人要看家世、道德、才学，但道德、才学可虚可实，家世可是明白看见的。当地家世最大的肯定是官员自家，其他名望也一定与自己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的家人、自己亲戚朋友的家人能够通过自己当官，这多实惠多有面子。
寒门子弟彻底哑火，因为家世这一条就把他们挡在了外边。想当官首先是要有一个好出身的，寒门子弟还是把怎么能吃上饭想明白了才是正事，也许只有安份守己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门阀世家就这么形成了，他们世代做官政治上占据主动，经济上自不用说，没有几个大田庄估计都不好意思人前炫耀，西晋王凯、石崇洛阳斗富的故事现在听起来都不可思议，但放在那时，骄奢淫逸的生活追求，竟是权贵生活的全部。
曹丕通过收买豪门仕族实现篡汉自立，权力取得已经有了取巧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我许给你好处你选我做领导，这怎么看也有点得位不正。但曹丕给的好处太大了，大到让仕子们随时都有唾手可得的权利，人的私欲占了上风，曾经的道德束缚很快被垃圾般丢弃。
即然可以不择手段，司马家当然可以依样葫芦，司马氏本是旺族，据说司马懿也很有些看不起曹操的意思。曹操认宦官当干爹确实也有点攀附权贵的意思，其后挟持天子、侍强专权也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实际上这也是后世文人把曹操定格于奸邪之人的主要原因。
但毕竟曹魏还是曹操打下来的。东汉末年特别是黄巾之乱后，各地诸候割据，烽烟四起，天下已分崩离析，老百姓生活苦不堪然。曹操以一己之力，揽天下英才，讨董卓、败吕布，征陶谦，破刘备，击袁术，纳张秀，最终官渡击败袁绍统一平定北方，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
虽说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令诸候，但当时的汉献帝已是穷途末路，若没有曹操，恐怕汉室当时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来看，曹操实是有恩于汉室，更有恩于北方的人民，因为他兴修水利、实行军屯、发展了冶铁技术，北方百姓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爱惜人才、唯才是举，效仿“周公吐哺”，期盼"天下归心"。文化上更是独领风骚，所开创的建安文学至今风骨依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振奋向前。
所以可以这么说，虽然曹丕得位不正，但曹魏能有今天，毕竟是其父子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曹丕为篡汉自立，去收买豪強仕子，就有些为个人私欲不计后果的意思，但那所谓的仕子们，在利益面前，很快就脱却了儒家正统的外衣，也是令人一叹。
司马父子的吃相就更加难看。不管司马懿怎么看曹操，但曹操对司马懿应是不薄，曹丕更是视其为股肱之臣，曹睿临终竟将曹芳托孤于他，可以说曹家不仅有大恩于司马，而且对其极为信任。没想到司马父子很快背信弃义，发动高平陵政变废掉曹芳，司马师诛杀曹髦，结果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夺权路上竟然不再掩饰。
这是对最高权力赤裸裸的攫取，而且过程处心积虑。为达目的，司马师不惜杀掉自己的结发妻子夏候徽，仅仅是因为她来自曹家比较亲近的夏侯家族，亲情都已经不要，所谓君臣大义就更是笑话，儒家构建的纲常伦理就此崩塌。
这是很可怕的，其实是维系封建王朝的主流价值观被抛弃，強者为王的时代就此开始。司马炎挟祖上余威，他作为晋的第一个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可惜继任者竟然是个白痴皇帝，如同中毒一般，司马家族又开始了皇权之争，一家人互相残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此后的五胡乱华使汉民族经历了一次险遭灭绝的危机。
靠腹黑当上的皇帝，按说天下读书人首先就应该看不起，可问题是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除了因愤怒而失去理智进而失去生命的曹髦，其他人竟然无一挺身而出，那些受益于"九品官人法"的豪门仕子们此刻又在哪里？
"上品无寒门"，曹丕的九品官人法造就了一个个的豪门贵族，他们不仅拥有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掌握了太多的政治资源，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贵族政治。不用说，贵族政治兴起一定伴随着皇权的衰弱，司马家族的兴风作浪正是贵族政治強势的表现，其他贵族未必没有对皇权的觊觎之心，只是跟司马家一比，知道自己还没那个能力罢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于豪门贵族，那你尽可放心，只要你想，将来官肯定有的做的。但如果你想在社会上冒泡，就象今天的网红一样，那你还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俊朗的外貌，一个是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本事。
所以魏晋时期，靠道德章已经不能展露自己，那些丑、挫、傻的仕子反而在老老实实的等着官做。而自认为条件好的男子开始涂脂抺粉追求外表的风流俊逸，他们个性张扬、自视清高，一开口就是玄之又玄能把人忽悠到死，行为举止怪异让人莫名其妙。
比较著名的如竹林七贤。嗜酒如命的刘伶喜欢顽的是行为艺术，酒后顽裸奔已经很出彩了，就连平常出行，也要按排一个人扛着铁锨跟着，说是喝死了好方便就地挖坑掩没；阮籍看到邻家卖酒的女子漂亮，便经常前去买酒，然后直接喝醉睡到卖酒女子身边；阮项正守母孝呢，看见漂亮的鲜卑女子，穿着孝衣就骑着毛驴追了上去；嵇康狂放不羁，最终把自己作死，临死前也没忘记秀上一曲，然后玄之又玄的告诉大家，刚才所奏是神仙所授的广陵区，此曲将随其一并绝于人世。
这些人的放荡，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足以表明那时所推崇的文化取向。仕子们追求个性恣意、故弄玄虚，豪強们跨富、斗富，奢侈之风、浮华之气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主流。
但是穷人呢？只能说过得很残。所谓"下品无仕子"，如果你不幸生于寒门，那还是先学会在苦难中挣扎吧。也许你家中原也有些薄田，你的父母怜你爱你想法让你读书，但最终，你家的土地会被豪强兼并，你们的身份由自耕农会变为佃农，而你尽管书念的很好，也不过位居下下品，不用想报效朝庭的事了，因为你连和豪门仕子们坐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你对他们永远是仰望，而他们甚至连看你一眼都觉得是丢了身份、自找羞辱。
但你还是要振作自己，因为穷人也需努力，否则生活会猪狗不如。把地给东家种好了，多收粮食这是本份，学会迎和、奴颜屈膝估计也是不得已，毕竟活着已是很难，想活好那就更不容易。
穷人还奢求尊然吗？在东家眼里，你等同于家里的牲畜，会干活又听话还能讨主人欢喜，可能才是最好的生存本领。因为接下来，你的东家要考虑南逃了，如果你有幸被选中替东家扛行李，那恭喜你躲过了至命的一劫，因为北方汉人惨遭屠戮的"五胡乱华"时代很快开始，而你有幸加入了汉民族史上第一批衣冠南渡的队伍。
好不容易逃到了南方，你也过不了几年的安稳日子。东晋的门阀更甚，豪门的強权甚至碾压了皇权，南朝的乱世同样让人糟心。
但如果能挨到隋，那就好了，因为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科举考试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入仕的通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成了莘莘学子的努力方向。
十年寒窗只为金榜齐名，身着官服、胸披红花、跨下高头骏马，如众星捧月般的走在繁华的长安街市上，这想想都是人生的顶点。戏曲中公子突遭家庭变故，寄人篱下却终遭驱逐，
当官也是有遗传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影响可以棉延几代。不出意外，前朝的官员还是能够留下来继续当官的，朝代的更迭只是因为皇帝变了，大多数的中下层官吏变化不会很大。
还有就是各地的名门旺族。在农业社会，财富总是和土地的实际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土地不会跑路，能读书认字的在过去都不是一般人，周武王封土诸候，诸候又把土地分给自己的身边人作为采邑，采邑主又把土地分配给庶民打理，因此可以说，从那时起人的等级就基本成形了。
那时候没有私学，庶民的孩子当然也没有机会上学，因为没有老师。但诸候家的孩子是有人教的，但教他们的不叫老师，而很可能是一种官职，这些人熟知经典，也是后来儒家的前身。
这也不难想象，在西周，拥有封地的诸候或采邑主，拥有的不仅是土地，当然还包括土地上的人民，这些人是需要约束和管教的，于是就会有农官来管理农业生产，也会有理官来定些规矩。这些农官也好，理官也罢，首先应该是自己的身边人，因为亲亲是西周的用人原则，但这些人干的久了，也会最终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甚至他们的后代，也会成为这些领域的管理高手。
当然官职不只这些，拥有土地分配权的采邑主自然不愁吃喝，他们有钱有闲当然会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比如占卜，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重要的事，凡有大事小情，占卜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了羲和之官；还有祭祀，古人非常看重，专事祭祀等礼仪活动的礼官就这样产生；至于教肓，庶民的孩子可以不管，但自己家的孩子总是要教的，最早的司徒，就是那些熟知历朝经典，讲仁义，明大义的饱学之士，这些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来教育贵族家的孩子。
到了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已经形成，好多曾经的贵族已沦为末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官吏自然就面临了生存危机，他们纷纷选择离开并寻找下一个雇主，实际占有土地的新贵族成为他们当然的首选目标。
于是社会上就有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游走于或诸候或豪门之间，有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为专业说客，这里边就有如苏秦、张仪一般的纵横家；有的浪迹江湖，快意人生，成为最早的游侠之士，据说他们是墨家学说的拥戴者；也有专事卜筮的，他们从深宅大院走出，不再只服务于一人，而是为社会人提供有偿服务，占卜算命于是就成了生意，他们成为最早的阴阳家，在民间被称为术士。
当然最有成效的还是那些饱学之士，他们中的佼佼者广收学子，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时间各种思想纷至杳来，儒家讲仁、法家讲理、道家讲无为、墨家讲兼爱，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成想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是走入了新的豪门，毕竟富家子弟还是要读书的，一些开明的乡绅甚至也允许自己佃农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私塾开始出现，教书开始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职业。
除了家族的世袭，和平年代只有读书，才是可能会去做官的唯一途径，汉代的察举制，也就是举孝廉和举茂(秀)才，选人原则很明显选的是德与才。但有推举资格的是各级地方长官，而他们的首选对象一定会是当地的名门旺族或豪门富户，这是因为豪门子弟从小具备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从中挑选品学兼优的不会太困难，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和地方豪门建立密切的关系对其在当地做官肯定会大有帮助。
我们现在到一个生地方做事，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要拜拜码头。地方势力不可小觑，处理不好会让你很难立足。其实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高招，所谓先做人再做事，就有做人要园滑一些、实际一些的意思，这即使是为了做成事，也多少有些私心在里边。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借力打力本身就是做事很好的办法。想把事情做好，没有地方的支持，困难会大到你无法相象，所以地方上只要不是恶势力，当地官吏是乐于与他们结交的，对双方都有利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庶民，那就没有必要太当回事，他们本身也靠依附于地方豪強才能更好的生活，所以只要不去改变他们什么，他们就更喜欢那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当然他们中也有人会想去改变，去谋求生活层阶的变化，但太不容易了。
这就基本上阶层固化了，能当上管的大多都出自豪门富户，庶民永远被栓在土地上劳作，除了活着，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少了。
而且，地方官和豪強的勾联越来越露骨，为了利益已经到了不要脸的程度，到东汉未年，针对察举制，就有了在民间广泛传唱的童遥。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就是被举之人名不附实，也说明实行于两汉的人才选拔"察举制"已经成为官僚集团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相互取利的工具。
这还不可怕，察举制毕竟在理论上给了寒门子弟一个改变命运的缝隙，不管是不是道德做秀，如果一个人的孝行确实感天动地，甚至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般匪夷所思，那至少在舆论上也占据了道德至高点，就如今天网红一般，名人效应一出，地方官在察举时就不能太等闲视之。
可惜，就这一丝的缝隙也被三国时期的魏帝曹丕堵上了。
成就一世伟业却留下千古骂名，曹操实在就冤枉的很。即使按儒家的标准，曹操正是那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且不论其一生的功绩，单就诗词文章也能倾倒相当一批的读书人，仅仅是因为其"挟天子以令诸候"吗？还是真的就是人心思汉？
但曹操并没有篡汉，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把自己架到火上烤，说白了还是怕失去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但曹丕很从容，他版布了一条法令，结果就让当时的仕子们放下了清高，并在一片拥戴声中篡汉当上了皇帝。
这就是官员任用的"九品官人法"，根据这个办法，朝庭中二品以上大员可以回老家兼职"中正官″，说白了就是老家谁能当官、能当多大官他就说了算了。虽然办法中要求选人要看家世、道德、才学，但道德、才学可虚可实，家世可是明白看见的。当地家世最大的肯定是官员自家，其他名望也一定与自己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的家人、自己亲戚朋友的家人能够通过自己当官，这多实惠多有面子。
寒门子弟彻底哑火，因为家世这一条就把他们挡在了外边。想当官首先是要有一个好出身的，寒门子弟还是把怎么能吃上饭想明白了才是正事，也许只有安份守己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门阀世家就这么形成了，他们世代做官政治上占据主动，经济上自不用说，没有几个大田庄估计都不好意思人前炫耀，西晋王凯、石崇洛阳斗富的故事现在听起来都不可思议，但放在那时，骄奢淫逸的生活追求，竟是权贵生活的全部。
曹丕通过收买豪门仕族实现篡汉自立，权力取得已经有了取巧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我许给你好处你选我做领导，这怎么看也有点得位不正。但曹丕给的好处太大了，大到让仕子们随时都有唾手可得的权利，人的私欲占了上风，曾经的道德束缚很快被垃圾般丢弃。
即然可以不择手段，司马家当然可以依样葫芦，司马氏本是旺族，据说司马懿也很有些看不起曹操的意思。曹操认宦官当干爹确实也有点攀附权贵的意思，其后挟持天子、侍强专权也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实际上这也是后世文人把曹操定格于奸邪之人的主要原因。
但毕竟曹魏还是曹操打下来的。东汉末年特别是黄巾之乱后，各地诸候割据，烽烟四起，天下已分崩离析，老百姓生活苦不堪然。曹操以一己之力，揽天下英才，讨董卓、败吕布，征陶谦，破刘备，击袁术，纳张秀，最终官渡击败袁绍统一平定北方，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
虽说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令诸候，但当时的汉献帝已是穷途末路，若没有曹操，恐怕汉室当时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来看，曹操实是有恩于汉室，更有恩于北方的人民，因为他兴修水利、实行军屯、发展了冶铁技术，北方百姓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爱惜人才、唯才是举，效仿“周公吐哺”，期盼"天下归心"。文化上更是独领风骚，所开创的建安文学至今风骨依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振奋向前。
所以可以这么说，虽然曹丕得位不正，但曹魏能有今天，毕竟是其父子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曹丕为篡汉自立，去收买豪強仕子，就有些为个人私欲不计后果的意思，但那所谓的仕子们，在利益面前，很快就脱却了儒家正统的外衣，也是令人一叹。
司马父子的吃相就更加难看。不管司马懿怎么看曹操，但曹操对司马懿应是不薄，曹丕更是视其为股肱之臣，曹睿临终竟将曹芳托孤于他，可以说曹家不仅有大恩于司马，而且对其极为信任。没想到司马父子很快背信弃义，发动高平陵政变废掉曹芳，司马师诛杀曹髦，结果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夺权路上竟然不再掩饰。
这是对最高权力赤裸裸的攫取，而且过程处心积虑。为达目的，司马师不惜杀掉自己的结发妻子夏候徽，仅仅是因为她来自曹家比较亲近的夏侯家族，亲情都已经不要，所谓君臣大义就更是笑话，儒家构建的纲常伦理就此崩塌。
这是很可怕的，其实是维系封建王朝的主流价值观被抛弃，強者为王的时代就此开始。司马炎挟祖上余威，他作为晋的第一个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可惜继任者竟然是个白痴皇帝，如同中毒一般，司马家族又开始了皇权之争，一家人互相残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此后的五胡乱华使汉民族经历了一次险遭灭绝的危机。
靠腹黑当上的皇帝，按说天下读书人首先就应该看不起，可问题是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除了因愤怒而失去理智进而失去生命的曹髦，其他人竟然无一挺身而出，那些受益于"九品官人法"的豪门仕子们此刻又在哪里？
"上品无寒门"，曹丕的九品官人法造就了一个个的豪门贵族，他们不仅拥有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掌握了太多的政治资源，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贵族政治。不用说，贵族政治兴起一定伴随着皇权的衰弱，司马家族的兴风作浪正是贵族政治強势的表现，其他贵族未必没有对皇权的觊觎之心，只是跟司马家一比，知道自己还没那个能力罢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于豪门贵族，那你尽可放心，只要你想，将来官肯定有的做的。但如果你想在社会上冒泡，就象今天的网红一样，那你还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俊朗的外貌，一个是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本事。
所以魏晋时期，靠道德章已经不能展露自己，那些丑、挫、傻的仕子反而在老老实实的等着官做。而自认为条件好的男子开始涂脂抺粉追求外表的风流俊逸，他们个性张扬、自视清高，一开口就是玄之又玄能把人忽悠到死，行为举止怪异让人莫名其妙。
比较著名的如竹林七贤。嗜酒如命的刘伶喜欢顽的是行为艺术，酒后顽裸奔已经很出彩了，就连平常出行，也要按排一个人扛着铁锨跟着，说是喝死了好方便就地挖坑掩没；阮籍看到邻家卖酒的女子漂亮，便经常前去买酒，然后直接喝醉睡到卖酒女子身边；阮项正守母孝呢，看见漂亮的鲜卑女子，穿着孝衣就骑着毛驴追了上去；嵇康狂放不羁，最终把自己作死，临死前也没忘记秀上一曲，然后玄之又玄的告诉大家，刚才所奏是神仙所授的广陵区，此曲将随其一并绝于人世。
这些人的放荡，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足以表明那时所推崇的文化取向。仕子们追求个性恣意、故弄玄虚，豪強们跨富、斗富，奢侈之风、浮华之气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主流。
但是穷人呢？只能说过得很残。所谓"下品无仕子"，如果你不幸生于寒门，那还是先学会在苦难中挣扎吧。也许你家中原也有些薄田，你的父母怜你爱你想法让你读书，但最终，你家的土地会被豪强兼并，你们的身份由自耕农会变为佃农，而你尽管书念的很好，也不过位居下下品，不用想报效朝庭的事了，因为你连和豪门仕子们坐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你对他们永远是仰望，而他们甚至连看你一眼都觉得是丢了身份、自找羞辱。
但你还是要振作自己，因为穷人也需努力，否则生活会猪狗不如。把地给东家种好了，多收粮食这是本份，学会迎和、奴颜屈膝估计也是不得已，毕竟活着已是很难，想活好那就更不容易。
穷人还奢求尊然吗？在东家眼里，你等同于家里的牲畜，会干活又听话还能讨主人欢喜，可能才是最好的生存本领。因为接下来，你的东家要考虑南逃了，如果你有幸被选中替东家扛行李，那恭喜你躲过了至命的一劫，因为北方汉人惨遭屠戮的"五胡乱华"时代很快开始，而你有幸加入了汉民族史上第一批衣冠南渡的队伍。
好不容易逃到了南方，你也过不了几年的安稳日子。东晋的门阀更甚，豪门的強权甚至碾压了皇权，南朝的乱世同样让人糟心。
但如果能挨到隋，那就好了，因为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科举考试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入仕的通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成了莘莘学子的努力方向。
十年寒窗只为金榜齐名，身着官服、胸披红花、跨下高头骏马，如众星捧月般的走在繁华的长安街市上，这想想都是人生的顶点。戏曲中公子突遭家庭变故，寄人篱下却终遭驱逐，
即然不再走诸候分封的老路，赢正自然也就不想自己再被称为天子。上古有三皇五帝，赢正便取名皇帝，自称始皇帝。为实现政令的统一，首先就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也就是所谓的"书同文，车同轨"。
始皇帝不见得就是独断专行的人，因为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史记说他一般要让大家议一议。博士淳于越向始皇陈说周代封建制的好处，丞相李斯就进行了驳弃。读书人确实也有自我卖弄、掉书袋的毛病，不少书籍所宣扬的思想也的确与现在实行的郡县制相冲突，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所以有焚书的事情发生，虽然太不应该，但也有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至于坑儒，更多坑的是方士。皇帝想长寿，追求不死，秦始皇作为皇帝是第一人，但后世的皇帝有不少也是如此。方士籍此忽悠始皇也就罢了，私底下又妄议皇帝就真是自己找死，始皇帝"求奇药"多次被骗，再听说有人妄议，发雷霆之怒坑杀群方士，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始皇帝设计的郡县制只维持帝国运作了三十几年，六国的权贵们便趁乱起事，秦朝灭亡最终刘邦得到了天下。周代八百年而秦只有几十年，可见郡县制也有着先天的缺陷，流盲出身的刘邦干脆什么都来点，即有分封又置郡县，但最终还是走上了郡县制的道路。
汉朝初年的分封是从功臣开始的，可惜就国的功臣还是学着春秋战国时诸候的样子做事，流盲刘邦自然不是羸弱的东周天子，一通征讨，功臣也基本被杀的差不多。功臣即然不靠谱，刘邦于是杀白马为誓，"非刘不王，否则天下共诛之"。
如果刘邦知道自己所封刘姓诸候王后来的表现，想信一定会大失所望，"七国之乱"让景帝着实慌张，虽然关键时刻周亚夫不负重托，但亲情的背离让帝王之家显得是那样的冷漠，骨肉亲情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
晋武帝司马炎有更多的前朝经验可汲取，父兄如何窃取曹魏政权更如教科书一般。曹操专权最终曹丕篡汉，司马懿父子弄权，才有了晋的江山。很明显，皇家大权旁落必然导至失国，加强皇族的力量对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
皇帝家族的力量来源不外乎三处，嫡系血亲、外戚和依附于皇家的宦官。自己家人当然要相信，但前朝番王作乱的例子太多，司马炎够聪明，他一次分封同族诸候多达27个，即有了拱卫皇族的宗亲力量，也使得每个诸候封国的实力不致于对皇权构成威协。
所谓外戚，无非皇帝的母族和妻族，司马炎选了白痴皇帝司马衷一直被后世所诟病，但也许司马炎看中的恰恰是贾充家族的强大势力，否则即便皇帝为白痴也没有找一个丑女如贾南风般做老婆的道理。
立一个弱一些的接班人，不管自己在位多久，都不用担心太子对自己构成威协，司马炎的设计多少应该有些私心在里边，但他可能更看上了自己的孙子。在他的设计里自己的儿子就算再白痴，外有同宗番王作为屏障，内有其母楊氏、其妻贾氏家族的扶持，想信能保江山稳固，等到其孙司马遹执掌朝纲，他更相信这个酷似其曾祖父司马懿的孙子是能够管理好天下的。
司马遹的出身也有些意思。也许是看到自己的儿子不很开窍，司马炎竟让自己的妃子去做导师，成熟貌美的妃子谢玖没有让司马炎失望，她很快就怀上了司马衷的孩子，这孩子当然就是司马遹了。
后来善妒的贾南风成为皇后，尚未生产的谢玖便被司马炎保护了起来，直到司马遹5岁的时候，司马衷才知道有这个儿子。
司马遹一直在司马炎身边长大，祖孙感情自然很好。据说一次皇宫里面着火，司马炎跑到高楼上面观察情况，小司马却扯着爷爷非要让他回房去，司马炎不解，年仅五岁的司马遹对他说：夜里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小心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不能让火光照到皇帝，暴露了皇帝在哪里"，可见小小年纪的司马遹就有着非同常人的见识。
司马炎当然不会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孙子不仅没能当上皇帝，反而早早丧命于焊妇贾南风手中，他寄希望呵护司马衷的杨太后和贾皇后，最终也爆发了皇家版的婆媳大战，婆婆败阵家族惨遭血洗，晋王朝也开始了二世而亡的进程。
其实在老百姓看来，皇帝家族不管其享国多久，大都有着同样悲惨的结局，那就是王朝被更迭、家族被屠戮。即使在朝代存续期间，为争权夺利而父子相疑、兄弟相惨、后宫内乱，同样无时不刻展现出人性的丑恶，权力真心有毒，帝王之家里的肮脏，都能超出常人的想像。
帝王之家如此，读书人却满脑子忠君思想，"君权神授"也是儒家的思想吗？在中国封建史上，皇权和相权争争合合，读书人总幻想把皇帝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儒家才称的上是真正的赢家。
始皇帝不见得就是独断专行的人，因为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史记说他一般要让大家议一议。博士淳于越向始皇陈说周代封建制的好处，丞相李斯就进行了驳弃。读书人确实也有自我卖弄、掉书袋的毛病，不少书籍所宣扬的思想也的确与现在实行的郡县制相冲突，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所以有焚书的事情发生，虽然太不应该，但也有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至于坑儒，更多坑的是方士。皇帝想长寿，追求不死，秦始皇作为皇帝是第一人，但后世的皇帝有不少也是如此。方士籍此忽悠始皇也就罢了，私底下又妄议皇帝就真是自己找死，始皇帝"求奇药"多次被骗，再听说有人妄议，发雷霆之怒坑杀群方士，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始皇帝设计的郡县制只维持帝国运作了三十几年，六国的权贵们便趁乱起事，秦朝灭亡最终刘邦得到了天下。周代八百年而秦只有几十年，可见郡县制也有着先天的缺陷，流盲出身的刘邦干脆什么都来点，即有分封又置郡县，但最终还是走上了郡县制的道路。
汉朝初年的分封是从功臣开始的，可惜就国的功臣还是学着春秋战国时诸候的样子做事，流盲刘邦自然不是羸弱的东周天子，一通征讨，功臣也基本被杀的差不多。功臣即然不靠谱，刘邦于是杀白马为誓，"非刘不王，否则天下共诛之"。
如果刘邦知道自己所封刘姓诸候王后来的表现，想信一定会大失所望，"七国之乱"让景帝着实慌张，虽然关键时刻周亚夫不负重托，但亲情的背离让帝王之家显得是那样的冷漠，骨肉亲情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
晋武帝司马炎有更多的前朝经验可汲取，父兄如何窃取曹魏政权更如教科书一般。曹操专权最终曹丕篡汉，司马懿父子弄权，才有了晋的江山。很明显，皇家大权旁落必然导至失国，加强皇族的力量对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
皇帝家族的力量来源不外乎三处，嫡系血亲、外戚和依附于皇家的宦官。自己家人当然要相信，但前朝番王作乱的例子太多，司马炎够聪明，他一次分封同族诸候多达27个，即有了拱卫皇族的宗亲力量，也使得每个诸候封国的实力不致于对皇权构成威协。
所谓外戚，无非皇帝的母族和妻族，司马炎选了白痴皇帝司马衷一直被后世所诟病，但也许司马炎看中的恰恰是贾充家族的强大势力，否则即便皇帝为白痴也没有找一个丑女如贾南风般做老婆的道理。
立一个弱一些的接班人，不管自己在位多久，都不用担心太子对自己构成威协，司马炎的设计多少应该有些私心在里边，但他可能更看上了自己的孙子。在他的设计里自己的儿子就算再白痴，外有同宗番王作为屏障，内有其母楊氏、其妻贾氏家族的扶持，想信能保江山稳固，等到其孙司马遹执掌朝纲，他更相信这个酷似其曾祖父司马懿的孙子是能够管理好天下的。
司马遹的出身也有些意思。也许是看到自己的儿子不很开窍，司马炎竟让自己的妃子去做导师，成熟貌美的妃子谢玖没有让司马炎失望，她很快就怀上了司马衷的孩子，这孩子当然就是司马遹了。
后来善妒的贾南风成为皇后，尚未生产的谢玖便被司马炎保护了起来，直到司马遹5岁的时候，司马衷才知道有这个儿子。
司马遹一直在司马炎身边长大，祖孙感情自然很好。据说一次皇宫里面着火，司马炎跑到高楼上面观察情况，小司马却扯着爷爷非要让他回房去，司马炎不解，年仅五岁的司马遹对他说：夜里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小心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不能让火光照到皇帝，暴露了皇帝在哪里"，可见小小年纪的司马遹就有着非同常人的见识。
司马炎当然不会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孙子不仅没能当上皇帝，反而早早丧命于焊妇贾南风手中，他寄希望呵护司马衷的杨太后和贾皇后，最终也爆发了皇家版的婆媳大战，婆婆败阵家族惨遭血洗，晋王朝也开始了二世而亡的进程。
其实在老百姓看来，皇帝家族不管其享国多久，大都有着同样悲惨的结局，那就是王朝被更迭、家族被屠戮。即使在朝代存续期间，为争权夺利而父子相疑、兄弟相惨、后宫内乱，同样无时不刻展现出人性的丑恶，权力真心有毒，帝王之家里的肮脏，都能超出常人的想像。
帝王之家如此，读书人却满脑子忠君思想，"君权神授"也是儒家的思想吗？在中国封建史上，皇权和相权争争合合，读书人总幻想把皇帝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儒家才称的上是真正的赢家。
读书人的世界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曾经给予了读书人极高的礼遇，不少读书人甚至被惯出了毛病，自负、清高，在自我的世界里陶醉。于是人们在失望之余，又给出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像极了家长面对自己不争气孩子的心情。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见到了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就因此瞧不起读书人，更不能因为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个别表象就去歧视读书人，那个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已被历史无情的抛弃，"知识改变命运"又成为我们大多数人们的共识。
在过去，读书还应该是一件奢侈的事吧，但社会一定是鼓励穷人的孩子读书的，否则就不会有“囊萤映雪”的故事流传至今，更不会用"凿壁偷光"来激励年轻人。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好，但细想起来总感觉不太真实，凿壁偷光甚至可能都有各种不好的意思，不过因为是读书人的事吗，偷书那自然就算不得偷了。
"头悬梁、锥刺骨"，把寒窗苦读和自虐结合起来，实在未必能勾起读书人的兴趣；"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也许展现的才是大多数读书人所梦想的样子。
读书出仕，只有做官才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的事件件都不容易，还好有通道摆在那里，只须努力去实现各个小目标就行，先童生再秀才然后举人进士直至高中三元，从此就去开启辉煌的人生。
当然，什么时候成功者都是少数，位极人臣者更是凤毛麟角，真当上宰相了也还要学会怎么和皇帝相处，皇权和相权之争在我们的封建史上演绎出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大多数读书人的日子平淡无奇，不少人读书多少年也挣不来个秀才的名声，所以才有了老童生一说。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总是稀缺资源，所以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
我们现在读书，语数外主打，理化生物政治地理等等，好象学的很多的样子，其实一切为了考试，真正将来用作吃饭的不多。而古人学习，学的可都是能用一辈子的真本事，所谓需要"通五经、贯六艺"，比如易经，被称作"五经"之首。在今天被视为了玄妙莫测的学问，有的人可能只是略知皮毛就已经跑出来冒充大师，俨然一幅高深莫测的样子，可是在古代，那是读书人应知应会的学问。至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哪一项都是真本事，其中的"礼"，应该囊括了我们人伦文化的方方面面，可惜今天，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
如果今天的你也有过去读书人的文化功底，那你再低调也会成为文化达人，网络大Ⅴ。流浪大师仅仅因为喜读巜春秋》等，也被社会从垃圾堆里检起，甚至有人概叹"大师在流浪，小丑在殿堂"。可见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讲"国学"的老师，往来于各大中城市，现身于各种培训的讲堂上，挣着不菲的收入。
现代人如此，古代的读书人更是稀缺资源，他们除了入仕做官还会做什么呢？
当不了官，就去为官服务，不少古代读书人的第二选择就是为各层级的官老爷当秘书，古时候被叫做师爷。但能当上师爷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估计至少还应有个秀才的底子。更多读书人最后的选择就是融入社会圈，那些离不开书本的去当老师教私塾；头脑活洛点的去做人家的帐房先生；内向些的也没问题，帮人抄书、代写书信诉状啥的，也够养活一家；当然那些有一技之长的，说不定靠卖字话就足以谋生。
所以在那时候，大多数读书人的生活也很平淡无奇，但毕竟那个时代能识字就属于稀缺，所以谋生还相对比较容易，可是农业社会里大家生活都比较简单，当然逆袭成为上层社会人物的机会也不多，除非乱世来临。
中华文化史很有意思，因为那些乱象纷纷的时代恰恰又成文化、思想盛行的时代，也许是因为读书人总会有那么点家国情怀，见社会乱了就想找找社会的病根。春秋时期的孔子看到东周的乱象，就想到恢复周礼，靠仁义礼智信重新构建和谐社会；法家却不以为然，认为制度建设才是根本；墨家推崇博爱与非功，是啊，不出去找事不就没事找上门了吗？道家对此一切可能都会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只有效法自然才成天下大道。诸如此类，竟成百家争鸣，以至于影响至今。
最终儒家一统天下，那些饱读诗书，满脑子仁义道德的人被称为大儒。在大儒们的思想世界里，不仅有着理想社会的样子，甚至连理想中的皇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都有着自己的设计。乱世中人心思变，真正要反掉的还是皇帝，在儒家眼里，皇帝失德可能才是乱世的根源。
所以史书中的亡国之君基本上都成了一个样子，性格残暴、举止荒淫，亲小人远贤臣，当然还会有个成为祸水的红颜。作为亡国之路上的曲折，估计也有替读书人粉饰一下脸面的意思，所以一定还有忠臣的苦苦劝谏，甚至死谏。
能写史书的，都是文化大家。历史上写史的不少，文风各异，可书中的昏君的样子太过相似，可见其本来的面目未比如此，都可能被写史的人脸谱化了。
我们习惯了非黑即白的公众人物形象，正如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未丑，文人把人物脸谱化的表现可能恰恰能迎合小老百姓的认知，毕竟鲜明的人物形象很容易调动起观众的情绪。这当然太理想化了，人性的复杂远比你能想像到的要多，纯粹的好人坏人做起来都会很难，昏庸的皇帝相信也该有各自昏庸的样子。
但读书人却执拗的让人摇头，他们认定的各朝各代坏皇帝的样子反映到史书上都差不多，当然好皇帝也几乎同样的标准。所以如篷乱世，对他们反而给出了机会，他们可以在纷纷攘攘的乱世豪杰中进行甄选，找到那些与自己预期相仿的去辅佐他，然后把他打造成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诸葛亮出山之前隐居隆中，虽然曾自述"不求闻达于诸候"，但一点也没有低调的意思，他自比管仲乐毅，人称卧龙先生，怎么看都有点个人推广的意思。当然文章做的很足，对当时时势的洞察也非常准确，所谓"未出茅庐，先定三国"，隆中策对完全称的上是满分考试。
更让人信服的是，刘备颠沛半生，因为有了诸葛亮才感到如鱼得水，也最终成了后来的蜀汉皇帝。看来只要有了读书人的加入，哪怕曾经打家劫舍的土匪也好象就突然有了灵气。比如李自成遇到了牛金星，只需一首"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汇聚起了人心。所以人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还是很有道理的。汉高祖刘邦如果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恐怕都出不了楚地，想都不用想会先入咸阳；朱元璋创业之初，也得到了高人指点，朱升送他"高筑墙、广纳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助他能够在群雄争霸的夹缝中奇迹般生存、状大。
文化就是这么神奇，读书人通古达今，总能在纷繁的乱象中梳理出头绪，甚至有不少的文人亲临战场，转眼又成指挥若定的儒将，比如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曾国藩等等。
但比较奇怪的是，在古代，文人直接造反当皇帝的几乎没有，连秀才都考不上的洪秀全恐怕算不上个文人。其他如陈胜吴广、白莲教、红巾军等等，也包括最终成事的朱元璋，都是流氓起身，刘秀虽也算个文人，但其标鉴主要还在于其皇族后裔的身份。
于是有句话说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书读的多了，想的事就多，风险与收益会在脑子里反复权衡。造反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失败被灭族的风险远远大于成事当皇帝的可能。古代的读书人不在社会最底层，所以做这种风险极大的事实在划不来，何况有条明路摆在那，科举取仕。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有才华，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实现个人及家族的蝶变。
更加有趣的是，当皇帝的最终总会被人推翻，被颠覆的皇帝家族其下场太过悲惨。可是皇帝的大臣们，特别是各级文官，基本上会被新朝继续留用，不少前朝的官员甚至能成新朝的重臣，直白的说，一个朝代的终结，终结的是皇帝，而绝不是官员。
文人这件事看得很明白，对于家族的延续，皇帝是很危险的，被推翻的皇帝，倒下可不只是皇帝一人，整个皇族会被连根拔起，任何一个朝代其国祚总有一个时限，至今还没出现可传承万世的基业。
可儒家不是讲究忠孝节义吗？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之时怎会轻易的就改变了自己呢？
这实际上反应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活人怎么可能会让尿憋死？守正是一回事，但灵活务实更成为我们的法宝。儒家讲忠君，不过这个君须为仁德之主，须德配天地，如为昏君，那就要另说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君主即然失德，那一切都可随遇而安，且不说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更因为"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们有时候很讨厌某些文人的左右摇摆，墙头草般失去应有的文人风骨，奉迎、媚俗不要起脸来让人恶心。但我们恰恰又是最讲人情事故的，各种圈子文化自古有之，不加入圈子意味着自我的孤立，没有了帮衬、提携，在官场只有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官场文化又把那些曾经自持清高的文人，逼成了不得不去钻营甚至有时候需要苟且的一群人。
所以朝代被更替的时候，只要文人领䄂们能顺应大势，其他的读书人很快依附新朝也就用不着有任何的心里障碍。何况在强权面前，文人所谓的风骨又能做得了什么？方孝儒面对政变成功的朱棣当然算是坚守了文人的操守，却被激怒的皇帝诛杀十族。朱棣没有因为诛杀方孝儒而遗臭万年，反而因其文治武功成为明朝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明朝也没有因为方孝儒被杀而绝了所谓文人的种子，永乐大典在朱棣一朝就编纂成功，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明清小说更成为我们民族的经典名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人的情怀让我们一咏三叹、心生向往。文质彬彬、风流倜傥是读书人年轻时最好的形象，内圣外王、老成谋国成为文人那个时代的追求。我们可以遥想汩罗江畔"上下求索"的屈原，甘受奇辱终成"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不愿"催眉折腰"低头侍权贵的李白，"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等等，这些历史上闪耀的名字，给了读书人永远的榜样。
文人讲究"师出有名"，注重站在道德高地，打造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也就是所谓的要汇集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富贵不能淫，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里边不仅要有一份清高，更要一些气节、一些操守，来守护自己内心的庄严。"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在穷困面前他们不愿低头，"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权贵面前，他们也会守护自我。
其实，在漫长的封建史上，虽然因为有读书人的辅佐，帝王才得以安居高位，但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无法停止。皇帝们自以为天下即然是自己的，那当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可宰相们却说不行，皇帝应该有皇帝应该的样子。
所以在那时候，大多数读书人的生活也很平淡无奇，但毕竟那个时代能识字就属于稀缺，所以谋生还相对比较容易，可是农业社会里大家生活都比较简单，当然逆袭成为上层社会人物的机会也不多，除非乱世来临。
中华文化史很有意思，因为那些乱象纷纷的时代恰恰又成文化、思想盛行的时代，也许是因为读书人总会有那么点家国情怀，见社会乱了就想找找社会的病根。春秋时期的孔子看到东周的乱象，就想到恢复周礼，靠仁义礼智信重新构建和谐社会；法家却不以为然，认为制度建设才是根本；墨家推崇博爱与非功，是啊，不出去找事不就没事找上门了吗？道家对此一切可能都会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只有效法自然才成天下大道。诸如此类，竟成百家争鸣，以至于影响至今。
最终儒家一统天下，那些饱读诗书，满脑子仁义道德的人被称为大儒。在大儒们的思想世界里，不仅有着理想社会的样子，甚至连理想中的皇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都有着自己的设计。乱世中人心思变，真正要反掉的还是皇帝，在儒家眼里，皇帝失德可能才是乱世的根源。
所以史书中的亡国之君基本上都成了一个样子，性格残暴、举止荒淫，亲小人远贤臣，当然还会有个成为祸水的红颜。作为亡国之路上的曲折，估计也有替读书人粉饰一下脸面的意思，所以一定还有忠臣的苦苦劝谏，甚至死谏。
能写史书的，都是文化大家。历史上写史的不少，文风各异，可书中的昏君的样子太过相似，可见其本来的面目未比如此，都可能被写史的人脸谱化了。
我们习惯了非黑即白的公众人物形象，正如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未丑，文人把人物脸谱化的表现可能恰恰能迎合小老百姓的认知，毕竟鲜明的人物形象很容易调动起观众的情绪。这当然太理想化了，人性的复杂远比你能想像到的要多，纯粹的好人坏人做起来都会很难，昏庸的皇帝相信也该有各自昏庸的样子。
但读书人却执拗的让人摇头，他们认定的各朝各代坏皇帝的样子反映到史书上都差不多，当然好皇帝也几乎同样的标准。所以如篷乱世，对他们反而给出了机会，他们可以在纷纷攘攘的乱世豪杰中进行甄选，找到那些与自己预期相仿的去辅佐他，然后把他打造成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诸葛亮出山之前隐居隆中，虽然曾自述"不求闻达于诸候"，但一点也没有低调的意思，他自比管仲乐毅，人称卧龙先生，怎么看都有点个人推广的意思。当然文章做的很足，对当时时势的洞察也非常准确，所谓"未出茅庐，先定三国"，隆中策对完全称的上是满分考试。
更让人信服的是，刘备颠沛半生，因为有了诸葛亮才感到如鱼得水，也最终成了后来的蜀汉皇帝。看来只要有了读书人的加入，哪怕曾经打家劫舍的土匪也好象就突然有了灵气。比如李自成遇到了牛金星，只需一首"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汇聚起了人心。所以人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还是很有道理的。汉高祖刘邦如果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恐怕都出不了楚地，想都不用想会先入咸阳；朱元璋创业之初，也得到了高人指点，朱升送他"高筑墙、广纳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助他能够在群雄争霸的夹缝中奇迹般生存、状大。
文化就是这么神奇，读书人通古达今，总能在纷繁的乱象中梳理出头绪，甚至有不少的文人亲临战场，转眼又成指挥若定的儒将，比如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曾国藩等等。
但比较奇怪的是，在古代，文人直接造反当皇帝的几乎没有，连秀才都考不上的洪秀全恐怕算不上个文人。其他如陈胜吴广、白莲教、红巾军等等，也包括最终成事的朱元璋，都是流氓起身，刘秀虽也算个文人，但其标鉴主要还在于其皇族后裔的身份。
于是有句话说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书读的多了，想的事就多，风险与收益会在脑子里反复权衡。造反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失败被灭族的风险远远大于成事当皇帝的可能。古代的读书人不在社会最底层，所以做这种风险极大的事实在划不来，何况有条明路摆在那，科举取仕。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有才华，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实现个人及家族的蝶变。
更加有趣的是，当皇帝的最终总会被人推翻，被颠覆的皇帝家族其下场太过悲惨。可是皇帝的大臣们，特别是各级文官，基本上会被新朝继续留用，不少前朝的官员甚至能成新朝的重臣，直白的说，一个朝代的终结，终结的是皇帝，而绝不是官员。
文人这件事看得很明白，对于家族的延续，皇帝是很危险的，被推翻的皇帝，倒下可不只是皇帝一人，整个皇族会被连根拔起，任何一个朝代其国祚总有一个时限，至今还没出现可传承万世的基业。
可儒家不是讲究忠孝节义吗？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之时怎会轻易的就改变了自己呢？
这实际上反应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活人怎么可能会让尿憋死？守正是一回事，但灵活务实更成为我们的法宝。儒家讲忠君，不过这个君须为仁德之主，须德配天地，如为昏君，那就要另说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君主即然失德，那一切都可随遇而安，且不说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更因为"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们有时候很讨厌某些文人的左右摇摆，墙头草般失去应有的文人风骨，奉迎、媚俗不要起脸来让人恶心。但我们恰恰又是最讲人情事故的，各种圈子文化自古有之，不加入圈子意味着自我的孤立，没有了帮衬、提携，在官场只有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官场文化又把那些曾经自持清高的文人，逼成了不得不去钻营甚至有时候需要苟且的一群人。
所以朝代被更替的时候，只要文人领䄂们能顺应大势，其他的读书人很快依附新朝也就用不着有任何的心里障碍。何况在强权面前，文人所谓的风骨又能做得了什么？方孝儒面对政变成功的朱棣当然算是坚守了文人的操守，却被激怒的皇帝诛杀十族。朱棣没有因为诛杀方孝儒而遗臭万年，反而因其文治武功成为明朝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明朝也没有因为方孝儒被杀而绝了所谓文人的种子，永乐大典在朱棣一朝就编纂成功，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明清小说更成为我们民族的经典名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人的情怀让我们一咏三叹、心生向往。文质彬彬、风流倜傥是读书人年轻时最好的形象，内圣外王、老成谋国成为文人那个时代的追求。我们可以遥想汩罗江畔"上下求索"的屈原，甘受奇辱终成"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不愿"催眉折腰"低头侍权贵的李白，"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等等，这些历史上闪耀的名字，给了读书人永远的榜样。
文人讲究"师出有名"，注重站在道德高地，打造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也就是所谓的要汇集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富贵不能淫，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里边不仅要有一份清高，更要一些气节、一些操守，来守护自己内心的庄严。"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在穷困面前他们不愿低头，"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权贵面前，他们也会守护自我。
其实，在漫长的封建史上，虽然因为有读书人的辅佐，帝王才得以安居高位，但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无法停止。皇帝们自以为天下即然是自己的，那当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可宰相们却说不行，皇帝应该有皇帝应该的样子。
好皇帝还能听得进去，比如李世民，魏征的直谏虽然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但他知道自身的污点，发动宫庭政变而夺取的皇位总会让人觉得不怎么正统，所以他心里应该会立志做出个好皇帝样子，于是要虚怀若谷，要勤政有为，让大家知道，他才是大唐皇帝该有的样子。
但好象听不进去的更多，甚至发雷霆之怒，或贬斥甚至杀害自己的重臣，当然后世的文人就把他归结为坏皇帝。反正史书还要由读书人来写，读书人总是好的，至于皇帝吗，就要看读书人怎么说了。
宋朝文人地位较高，所以欺负孤儿寡母篡北周上位的赵匡胤依然光彩无限，"一根梢棒等身齐，打天下诸州都姓赵"，可见其文治武功倍受推崇；"斧声烛影"中宋太祖突然离世，其弟太宗皇帝横空而出，这种不正常史书中没有正面记载，反而对太宗执政表现依然不乏溢美之词；书法家、画家、奇石爱好者徽宗皇帝，就更像一个文人，虽然其被金人掳去，身死敌国，算的上真真正正的亡国皇帝，但他在史书中的形象只有文人的羸弱，却没有昏君的残暴、荒淫和反复无常，在昏君里下场虽然比较残，但形象却比其他昏君要好的多。
明代的朱元璋可不希望有相权来分制自己的皇权，他在几番折腾之后干脆废除了传统的宰相制度，他也就成了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位真正自己说了算的皇帝。
不把读书人当回事，甚至可以在朝堂上就扒下文官的裤子打屁股，明朝的文人就少了些应该有的尊严，朱元璋组建的锦衣卫让大小官员全都噤若寒蝉，文人在明朝的存在是难以找到幸福感的。
所以明被后来文人描述成各种不堪的样子，估计明朝治下的文官集团也与皇帝渐行渐远，以至于末世皇帝崇祯发出最无奈的感叹，"朕不是亡国之君，可臣却是亡国之臣"。
人生际遇，百折千回，读书人心思敏感，更容易对景生情，感慨万千。所以在开放的时代有唐诗有宋词，或豪迈或悠长或缠绵，读来至今依然让人心神向往；蒙元时期，异族入主华夏，读书人地位一落千丈，皇帝连汉语都不一定会说，儒家那套更是云里雾里，汉家文人于是深耕民间，转向杂剧和散曲；明清更不用说，那是个文官被当众打屁股和要自称奴才的年代，不少文人无奈之下放弃了仕途的追求，而写起了小说。
到了民国，没了帝王将相，但有了军阀列强，西方文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这个时期的文人其实站在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最前沿，各种思想的交融催生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形象，先进思想的导入最终把一群激情澎湃的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最终还是，千万不要小看了读书人，你可以笑读书人的迂腐、寒酸，但真正的读书人遇事有思考做人讲底线，还是有一股所谓文人的儒雅和风骨，他们喜欢梅花的迎风傲雪、兰花的气质高洁、竹的气节、菊花的暗香，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愿被裹协，而愿勇立时代的潮头。
但好象听不进去的更多，甚至发雷霆之怒，或贬斥甚至杀害自己的重臣，当然后世的文人就把他归结为坏皇帝。反正史书还要由读书人来写，读书人总是好的，至于皇帝吗，就要看读书人怎么说了。
宋朝文人地位较高，所以欺负孤儿寡母篡北周上位的赵匡胤依然光彩无限，"一根梢棒等身齐，打天下诸州都姓赵"，可见其文治武功倍受推崇；"斧声烛影"中宋太祖突然离世，其弟太宗皇帝横空而出，这种不正常史书中没有正面记载，反而对太宗执政表现依然不乏溢美之词；书法家、画家、奇石爱好者徽宗皇帝，就更像一个文人，虽然其被金人掳去，身死敌国，算的上真真正正的亡国皇帝，但他在史书中的形象只有文人的羸弱，却没有昏君的残暴、荒淫和反复无常，在昏君里下场虽然比较残，但形象却比其他昏君要好的多。
明代的朱元璋可不希望有相权来分制自己的皇权，他在几番折腾之后干脆废除了传统的宰相制度，他也就成了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位真正自己说了算的皇帝。
不把读书人当回事，甚至可以在朝堂上就扒下文官的裤子打屁股，明朝的文人就少了些应该有的尊严，朱元璋组建的锦衣卫让大小官员全都噤若寒蝉，文人在明朝的存在是难以找到幸福感的。
所以明被后来文人描述成各种不堪的样子，估计明朝治下的文官集团也与皇帝渐行渐远，以至于末世皇帝崇祯发出最无奈的感叹，"朕不是亡国之君，可臣却是亡国之臣"。
人生际遇，百折千回，读书人心思敏感，更容易对景生情，感慨万千。所以在开放的时代有唐诗有宋词，或豪迈或悠长或缠绵，读来至今依然让人心神向往；蒙元时期，异族入主华夏，读书人地位一落千丈，皇帝连汉语都不一定会说，儒家那套更是云里雾里，汉家文人于是深耕民间，转向杂剧和散曲；明清更不用说，那是个文官被当众打屁股和要自称奴才的年代，不少文人无奈之下放弃了仕途的追求，而写起了小说。
到了民国，没了帝王将相，但有了军阀列强，西方文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这个时期的文人其实站在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最前沿，各种思想的交融催生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形象，先进思想的导入最终把一群激情澎湃的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最终还是，千万不要小看了读书人，你可以笑读书人的迂腐、寒酸，但真正的读书人遇事有思考做人讲底线，还是有一股所谓文人的儒雅和风骨，他们喜欢梅花的迎风傲雪、兰花的气质高洁、竹的气节、菊花的暗香，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愿被裹协，而愿勇立时代的潮头。
我们信什么？
很难说清中国人的信仰，虽然我们信仰自由，可这种自由让我们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自信满满，老子天下第一，其他皆为牛鬼蛇神；可一旦身处逆景，也会怨天尤人，眼皮跳都会让我们心怀忐忑，为了追求心灵上的安慰，更是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至于什么庙、什么神，那倒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面对突如其来，中国人习惯用的感叹词是"哎哟，老天！"，西方人大多"噢！上帝"，西方人的上帝肯定有具体的指向，而中国人的"老天"是谁？其实中国人也说不清楚。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叫风水的东西，即使现在，那些懂得看风水特别是看阴宅的人还很吃香，祖坟的位置好坏好象直接关联了后代子孙的命运，逝去的祖先好象能通过某种能量去影响着后代子孙，所以我们敬祖、祭祖，崇拜祖先，因为我们的列祖列宗才是我们心里的正神。
我看过不少人家的家谱，好多都追溯到了炎黄二帝，不管真假，总之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经上下5000年的传承而来，不管经历多少朝代的更迭，我们的家一直还都在。祖宗、宗亲、子孙组成我们家文化的一体，清明时节我们祭扫先祖，祈求祖先的庇佑，到了新春佳节，一家人总会想法欢聚在一起，迎接又一个新年。
家在我们中国人心里，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只要家在，人不管在哪里，总有归途。只要有家，不管遇多大的挫折，我们总会找到慰藉，可能正是因为对家的依赖，中国人的心里永远不会装下超越祖宗的另一尊神。
有人会说不对，比如佛教源于印度，可在中国一直兴盛不衰，信佛礼佛者更是大有人在，更有人就此离家出世，精研佛法，这些人连家都不要了，何谈祖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很显然，佛教的教义更容易在平民百姓身上引起共鸣。因为它认为人生是苦，如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等7种疼苦，在小老百姓身上可能感受更为真切。佛家说苦其实又源于人的贪欲、嗔恚、愚痴，这又会教人安份守己，更加附合统治阶层的需求，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土壤倒很适合佛教的生长。
可汉传佛教必须出家才能当和尚，出家意味着割断尘缘，从此要忘却父母妻子，只能一心向佛，这应该很难吧？人总有七情六欲，亲情、友情、爱情编织成的灿烂人生，在佛家眼里，那却其实是苦！
本来吗，欢喜与愁苦如一对情侣，总在一起，喜和忧如影随形，大喜之日未必不是大悲之始，否极泰来，人生总会遇见奇迹。
在人生的跌宕中，有的人产生了厌倦，也许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种样子，世间苦与喜已无法激起他们心中的涟漪，跳出三界、得脱五形，佛说"来吧，佛愿普渡众生。"
按说我们应该对道教更熟悉些，毕竟为大家著书"道德经"的老子被认为道教的开山鼻祖，道法自然的无为学说听起来都有一股仙气。但可惜仙气太盛，以至于后来的继承者开始滋滋于长生术的研究，然后又搞什么捉鬼画符，总之太过玄虚，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佛教就不一样了，佛家讲因果，今天发生的事不论好坏，总因以前的因缘而引起，有什么业果，必然是因为有什么缘起在先。这让老百姓很容易理解，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这个道理太容易理解，所以多做好事、与人为善，多种善因，自然就能多收获善果。
而且在佛的世界里众生一律平等，甚至没有善恶贫富之分，即使你一贫如洗，但只要潜心向佛，就也能成为佛说的有缘之人，自然能得到无边佛法的庇佑；亦或你是大恶之人，虽曾作奸犯科，但只要及时回头，佛家慈悲为怀，也可收渡，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家这么慈悲，我们这个民族又如此的多灾多难，与其在苦难中挣扎，还不如在佛国的世界寻求慰藉，所以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成长。
佛最早传入中国，据说已是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隨唐这一段历史很复杂，特别唐以前，乱的时候居多，胡人竟逐渐成为北方大片土地上的主导，传统汉人在这个阶段的大多数时间里活的相当苟且，而佛教恰恰就在这个时间段传入中国，并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据说释迦牟尼初创佛教的是没有经书的，就如儒家鼻祖孔子一样，孔子的徒弟们编篡了他的教学语录《论语》，而释迦的徒弟们带给中国的最早经书叫做《四十二章经》，金庸迷们应该知道，巜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心心念念的经书，其实老百姓并不熟悉。
不管多难的事，只要有个简单的算法，一切就容易起来。《四十二章经》晦涩难懂，佛家于是有人说了，经书看不懂没事，只要时时念佛，口颂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念一念就能心灵平净，就能得到佛的庇佑，净土宗的礼佛向佛方法很快被大众所接受，在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底层百姓天天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佛光的照耀也许能给他们带来丝丝的慰藉，这也给佛教的发展培育了土壤。
但禅宗的兴起最终使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佛性，随时都可顿悟成佛，一些禅宗语录读来更是直指人心、极富禅机也蕴含着哲理，多少与老庄等道家的思想相契和，读书人也把参禅悟道当作一种新的社交方式，禅宗佛教也因为读书人的参与而更加阳春白雪，释、儒、道三教融合的局面终于形成。
只能说佛教在中国扎下了根，慢慢的本土化了，但其依然没有如西方宗教对教众的影响一样，占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法无边，普通信众的日常关切更多还是一日三餐，只有困顿和无助之时也许才想起寻求佛的庇护，读书人更多把参禅当成一种炫耀，一种文化的积累，一碗心灵的鸡汤，而上层社会，则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佛教随时都在进行着取舍。
说到底，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一切都会是拿来主义。当我们寒窗苦读的时候，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激励着我们；当我们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跌落的时候，道家的随遇而安会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慰藉；当我们困顿迷茫之时，我们又可能祈求佛的指引。
这实际上也很务实不是吗？精神层面的东西用不着追求高大上，只要能让我们心里平静如初。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挨了打，靠一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其实就很有些国人思维的意思，一个地方吃了亏，如果有另外的地方能来找补，只要心里平衡了，也就算了。
好多人鄙视阿Q，所谓"怒其不幸，哀其不争"。鲁迅先生映射的是当时整个社会，但中国人的麻木其实已由来已久。"崖山之后无中国"，曾经风光无限的汉民族随着南宋的灭亡而遭遇文化的崩塌，"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清入主，更让我们剃发、易服，至少在形式上丢掉了华夏族的传统文化。
北宋亡于金，连皇帝一家都被金人掳去，这对民族尊严的伤害很难估量，尽管南宋临安风华依旧，但黄河以北传统汉民族居住地已被金人所统治。
汉人从这块土地的主人伦为奴隶，心里自然会产生恐惧，那些心有不甘的人于是起而抗争，侥幸的话至少可以逃亡到南宋吧？那里不仅有自己曾高呼万岁的君主，当然更有自己血脉相连的同族汉人。
可没想到的是，自己拚上命投奔的宋朝皇帝并不欢迎他们。也许仅仅因为对金的恐惧，宋朝对这些北方汉人实行了遣返。什么同宗同源，如果因为你们的到来影响到皇家的歌舞升平，那你们岂不就是祸水？祸水当然要清理出去。
这边你还期盼着早些回家，结果那边家长说"别给我惹事，别回来了"，这样懦弱的家长带给你的就可能不只是失望，什么忠君啊报国啊原来就是傻逼，管好家的事好了，至于国的事就别操那些不该操的心了。
而且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金人皇帝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他们所要的赋税甚至比汉家皇帝还要低，只要本本份份的居家过日子，生活不比当宋朝的子民差。那就不用管那么多了，只要家人都好，国是谁的看来真就无所谓。
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后来的南宋亡于元，大清入主中原都已经不在让汉人觉得是天崩地裂的大事，甚至日本侵入中国，也能催生出大量的汉奸，当上伪总统的汪精卫虽然还在号称曲线救国，但"国"在民众心里已经没有那么神圣，"家好，才是真的好！"
家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不仅希望自己这一生过得好，更希望家人都好，至于其他，都已经不很重要。为了家人，好象做什么都会尽心竭力，怎么做，都能够理直气壮。
一位母亲，仅仅为了自己的女儿能上一所好的小学，不惜献身于校长，这应该让人摇头叹息了吧。可当其老公质疑她的做法时，她还振振有词，"我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孩子牺牲一下，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中国的家长们各显神通，其间却很少过问孩子的感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中国的家长们对其孩子到底是爱还是自私？
这种为了孩子的不顾一切，多少暴露出我们对其他一切的漠视，为了孩子献身于校长没错，那为了家人活命去当汉奸有错吗？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教我们要有博爱之心、要"爱人"。这种爱自然会先从亲亲开始，孩子必然先要学会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兄弟姐妹，等到接触社会，也要学会爱其他的身边人，这种在爱与被爱中成长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如阳光般让人温暖。
也许因为自身的艰难，也许因为对未来的恐惧，我们的孩子背负了父母太多的期许。有时候我们给予孩子的不是爱，而是比，自己孩子耳边永远有个"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孩子，这种在比的压力中长大的孩子，会有多少儒家的爱在心间呢？
为了生活，甚至需要蝇营狗苟，只因为我们要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子。历朝历代的君主们一方面高举儒家的旗帜，却实际走的是法家治国的套路。他们试图用儒家修正人们的思想，用法家禁锢人们的行为，这种儒法并用的治理观念，总会让看似严苛的法制间隙依然会有儒家的人情，拖朋友、找关系于是成了我们办成事、办好事的不二法门。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对法律、法制就没有到应该达到的敬畏程度，以前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到现在有钱了，才知道"只要钱能办成的事，都不叫事″。
钱都办不成的事该有多难，是不是就不办了？千万不要小看了某些人的韧性，事是一定要办的，因为办成与否很可能就决定了个人的前途，钱办不成只能说明还没找对人，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得是人情。
亲戚自不用说，老乡、同事、同学、战友甚至难友，各种圈子综横交织，人人都在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为自己拓展人脉，为孩子的将来铺路，拼爹的时代来临。
累啊！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可在外国眼里，很少有我们轻松快乐的印象，我记得一位外国朋友就曾直白的问我，"为什么很少看到你高兴的时候"，因为看起来我们总是心事重重，想的事太多。
不想怎么办？公事可以公办，私事就会想到动用关系，甚至为了把公事办漂亮也要用上私人关系，这叫有人脉，有面子。看起来多难的事，找对了人，一个电话解决问题，潇洒的让人五体投地；一件小事，看起来应该轻而易举，看你不顺眼了，刁难起来让你怀疑人生。
所以不论大事小情，按我们的思维定例，几乎没有去线性办完的，总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比如孩子入学，上划片的学校就很没面子，要找人，哪怕多花钱，也要上别的好学校，孩子上什么学校，反映的是孩子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好面子、人前摆谱，儒家肯定不会这样教导我们，但偏偏，我们中的不少人就要活成那个样子。如果非要问问为什么，我倒想说是因为自卑，因文化缺失、信仰缺乏而导致的内心的空虚，甚至可以直白的说，好面子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那我们的自信去哪里了？央央大国的国民，怎么就显得有点猥琐？会不会我们的文化体系上出了问题？
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儒家文化深入我们的血液，我们最讲人伦，格守"三纲五常"，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务求通达，"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这才是我们做人做事应该的样子。
虽然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在中国从传入到兴盛，佛教教义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儒家文化最终还是占据了文化的主流，而且，有不少大儒试着把佛家、道家思想融入到儒家，并最终形成了对整个东南亚都有重要影响的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出现，据说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一次提升和飞跃，还被称之为道学，它融合了佛学、道家的思想，提出了以人伦纲常为中心的思想构建体系。
可今天的我们，好象对宋明理学不一定完全认可。一句"存天理灭人欲"听起来就有些扎心，凭什么？想吃点好的、穿着漂亮些、再娶个好媳妇，哪一点听起来也不算过分，没有欲望，人类还会进步吗？
很难说清中国人的信仰，虽然我们信仰自由，可这种自由让我们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自信满满，老子天下第一，其他皆为牛鬼蛇神；可一旦身处逆景，也会怨天尤人，眼皮跳都会让我们心怀忐忑，为了追求心灵上的安慰，更是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至于什么庙、什么神，那倒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面对突如其来，中国人习惯用的感叹词是"哎哟，老天！"，西方人大多"噢！上帝"，西方人的上帝肯定有具体的指向，而中国人的"老天"是谁？其实中国人也说不清楚。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叫风水的东西，即使现在，那些懂得看风水特别是看阴宅的人还很吃香，祖坟的位置好坏好象直接关联了后代子孙的命运，逝去的祖先好象能通过某种能量去影响着后代子孙，所以我们敬祖、祭祖，崇拜祖先，因为我们的列祖列宗才是我们心里的正神。
我看过不少人家的家谱，好多都追溯到了炎黄二帝，不管真假，总之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经上下5000年的传承而来，不管经历多少朝代的更迭，我们的家一直还都在。祖宗、宗亲、子孙组成我们家文化的一体，清明时节我们祭扫先祖，祈求祖先的庇佑，到了新春佳节，一家人总会想法欢聚在一起，迎接又一个新年。
家在我们中国人心里，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只要家在，人不管在哪里，总有归途。只要有家，不管遇多大的挫折，我们总会找到慰藉，可能正是因为对家的依赖，中国人的心里永远不会装下超越祖宗的另一尊神。
有人会说不对，比如佛教源于印度，可在中国一直兴盛不衰，信佛礼佛者更是大有人在，更有人就此离家出世，精研佛法，这些人连家都不要了，何谈祖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很显然，佛教的教义更容易在平民百姓身上引起共鸣。因为它认为人生是苦，如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等7种疼苦，在小老百姓身上可能感受更为真切。佛家说苦其实又源于人的贪欲、嗔恚、愚痴，这又会教人安份守己，更加附合统治阶层的需求，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土壤倒很适合佛教的生长。
可汉传佛教必须出家才能当和尚，出家意味着割断尘缘，从此要忘却父母妻子，只能一心向佛，这应该很难吧？人总有七情六欲，亲情、友情、爱情编织成的灿烂人生，在佛家眼里，那却其实是苦！
本来吗，欢喜与愁苦如一对情侣，总在一起，喜和忧如影随形，大喜之日未必不是大悲之始，否极泰来，人生总会遇见奇迹。
在人生的跌宕中，有的人产生了厌倦，也许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种样子，世间苦与喜已无法激起他们心中的涟漪，跳出三界、得脱五形，佛说"来吧，佛愿普渡众生。"
按说我们应该对道教更熟悉些，毕竟为大家著书"道德经"的老子被认为道教的开山鼻祖，道法自然的无为学说听起来都有一股仙气。但可惜仙气太盛，以至于后来的继承者开始滋滋于长生术的研究，然后又搞什么捉鬼画符，总之太过玄虚，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佛教就不一样了，佛家讲因果，今天发生的事不论好坏，总因以前的因缘而引起，有什么业果，必然是因为有什么缘起在先。这让老百姓很容易理解，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这个道理太容易理解，所以多做好事、与人为善，多种善因，自然就能多收获善果。
而且在佛的世界里众生一律平等，甚至没有善恶贫富之分，即使你一贫如洗，但只要潜心向佛，就也能成为佛说的有缘之人，自然能得到无边佛法的庇佑；亦或你是大恶之人，虽曾作奸犯科，但只要及时回头，佛家慈悲为怀，也可收渡，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家这么慈悲，我们这个民族又如此的多灾多难，与其在苦难中挣扎，还不如在佛国的世界寻求慰藉，所以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成长。
佛最早传入中国，据说已是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隨唐这一段历史很复杂，特别唐以前，乱的时候居多，胡人竟逐渐成为北方大片土地上的主导，传统汉人在这个阶段的大多数时间里活的相当苟且，而佛教恰恰就在这个时间段传入中国，并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据说释迦牟尼初创佛教的是没有经书的，就如儒家鼻祖孔子一样，孔子的徒弟们编篡了他的教学语录《论语》，而释迦的徒弟们带给中国的最早经书叫做《四十二章经》，金庸迷们应该知道，巜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心心念念的经书，其实老百姓并不熟悉。
不管多难的事，只要有个简单的算法，一切就容易起来。《四十二章经》晦涩难懂，佛家于是有人说了，经书看不懂没事，只要时时念佛，口颂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念一念就能心灵平净，就能得到佛的庇佑，净土宗的礼佛向佛方法很快被大众所接受，在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底层百姓天天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佛光的照耀也许能给他们带来丝丝的慰藉，这也给佛教的发展培育了土壤。
但禅宗的兴起最终使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佛性，随时都可顿悟成佛，一些禅宗语录读来更是直指人心、极富禅机也蕴含着哲理，多少与老庄等道家的思想相契和，读书人也把参禅悟道当作一种新的社交方式，禅宗佛教也因为读书人的参与而更加阳春白雪，释、儒、道三教融合的局面终于形成。
只能说佛教在中国扎下了根，慢慢的本土化了，但其依然没有如西方宗教对教众的影响一样，占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法无边，普通信众的日常关切更多还是一日三餐，只有困顿和无助之时也许才想起寻求佛的庇护，读书人更多把参禅当成一种炫耀，一种文化的积累，一碗心灵的鸡汤，而上层社会，则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佛教随时都在进行着取舍。
说到底，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一切都会是拿来主义。当我们寒窗苦读的时候，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激励着我们；当我们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跌落的时候，道家的随遇而安会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慰藉；当我们困顿迷茫之时，我们又可能祈求佛的指引。
这实际上也很务实不是吗？精神层面的东西用不着追求高大上，只要能让我们心里平静如初。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挨了打，靠一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其实就很有些国人思维的意思，一个地方吃了亏，如果有另外的地方能来找补，只要心里平衡了，也就算了。
好多人鄙视阿Q，所谓"怒其不幸，哀其不争"。鲁迅先生映射的是当时整个社会，但中国人的麻木其实已由来已久。"崖山之后无中国"，曾经风光无限的汉民族随着南宋的灭亡而遭遇文化的崩塌，"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清入主，更让我们剃发、易服，至少在形式上丢掉了华夏族的传统文化。
北宋亡于金，连皇帝一家都被金人掳去，这对民族尊严的伤害很难估量，尽管南宋临安风华依旧，但黄河以北传统汉民族居住地已被金人所统治。
汉人从这块土地的主人伦为奴隶，心里自然会产生恐惧，那些心有不甘的人于是起而抗争，侥幸的话至少可以逃亡到南宋吧？那里不仅有自己曾高呼万岁的君主，当然更有自己血脉相连的同族汉人。
可没想到的是，自己拚上命投奔的宋朝皇帝并不欢迎他们。也许仅仅因为对金的恐惧，宋朝对这些北方汉人实行了遣返。什么同宗同源，如果因为你们的到来影响到皇家的歌舞升平，那你们岂不就是祸水？祸水当然要清理出去。
这边你还期盼着早些回家，结果那边家长说"别给我惹事，别回来了"，这样懦弱的家长带给你的就可能不只是失望，什么忠君啊报国啊原来就是傻逼，管好家的事好了，至于国的事就别操那些不该操的心了。
而且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金人皇帝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他们所要的赋税甚至比汉家皇帝还要低，只要本本份份的居家过日子，生活不比当宋朝的子民差。那就不用管那么多了，只要家人都好，国是谁的看来真就无所谓。
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后来的南宋亡于元，大清入主中原都已经不在让汉人觉得是天崩地裂的大事，甚至日本侵入中国，也能催生出大量的汉奸，当上伪总统的汪精卫虽然还在号称曲线救国，但"国"在民众心里已经没有那么神圣，"家好，才是真的好！"
家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不仅希望自己这一生过得好，更希望家人都好，至于其他，都已经不很重要。为了家人，好象做什么都会尽心竭力，怎么做，都能够理直气壮。
一位母亲，仅仅为了自己的女儿能上一所好的小学，不惜献身于校长，这应该让人摇头叹息了吧。可当其老公质疑她的做法时，她还振振有词，"我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孩子牺牲一下，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中国的家长们各显神通，其间却很少过问孩子的感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中国的家长们对其孩子到底是爱还是自私？
这种为了孩子的不顾一切，多少暴露出我们对其他一切的漠视，为了孩子献身于校长没错，那为了家人活命去当汉奸有错吗？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教我们要有博爱之心、要"爱人"。这种爱自然会先从亲亲开始，孩子必然先要学会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兄弟姐妹，等到接触社会，也要学会爱其他的身边人，这种在爱与被爱中成长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如阳光般让人温暖。
也许因为自身的艰难，也许因为对未来的恐惧，我们的孩子背负了父母太多的期许。有时候我们给予孩子的不是爱，而是比，自己孩子耳边永远有个"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孩子，这种在比的压力中长大的孩子，会有多少儒家的爱在心间呢？
为了生活，甚至需要蝇营狗苟，只因为我们要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子。历朝历代的君主们一方面高举儒家的旗帜，却实际走的是法家治国的套路。他们试图用儒家修正人们的思想，用法家禁锢人们的行为，这种儒法并用的治理观念，总会让看似严苛的法制间隙依然会有儒家的人情，拖朋友、找关系于是成了我们办成事、办好事的不二法门。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对法律、法制就没有到应该达到的敬畏程度，以前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到现在有钱了，才知道"只要钱能办成的事，都不叫事″。
钱都办不成的事该有多难，是不是就不办了？千万不要小看了某些人的韧性，事是一定要办的，因为办成与否很可能就决定了个人的前途，钱办不成只能说明还没找对人，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得是人情。
亲戚自不用说，老乡、同事、同学、战友甚至难友，各种圈子综横交织，人人都在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为自己拓展人脉，为孩子的将来铺路，拼爹的时代来临。
累啊！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可在外国眼里，很少有我们轻松快乐的印象，我记得一位外国朋友就曾直白的问我，"为什么很少看到你高兴的时候"，因为看起来我们总是心事重重，想的事太多。
不想怎么办？公事可以公办，私事就会想到动用关系，甚至为了把公事办漂亮也要用上私人关系，这叫有人脉，有面子。看起来多难的事，找对了人，一个电话解决问题，潇洒的让人五体投地；一件小事，看起来应该轻而易举，看你不顺眼了，刁难起来让你怀疑人生。
所以不论大事小情，按我们的思维定例，几乎没有去线性办完的，总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比如孩子入学，上划片的学校就很没面子，要找人，哪怕多花钱，也要上别的好学校，孩子上什么学校，反映的是孩子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好面子、人前摆谱，儒家肯定不会这样教导我们，但偏偏，我们中的不少人就要活成那个样子。如果非要问问为什么，我倒想说是因为自卑，因文化缺失、信仰缺乏而导致的内心的空虚，甚至可以直白的说，好面子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那我们的自信去哪里了？央央大国的国民，怎么就显得有点猥琐？会不会我们的文化体系上出了问题？
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儒家文化深入我们的血液，我们最讲人伦，格守"三纲五常"，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务求通达，"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这才是我们做人做事应该的样子。
虽然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在中国从传入到兴盛，佛教教义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儒家文化最终还是占据了文化的主流，而且，有不少大儒试着把佛家、道家思想融入到儒家，并最终形成了对整个东南亚都有重要影响的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出现，据说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一次提升和飞跃，还被称之为道学，它融合了佛学、道家的思想，提出了以人伦纲常为中心的思想构建体系。
可今天的我们，好象对宋明理学不一定完全认可。一句"存天理灭人欲"听起来就有些扎心，凭什么？想吃点好的、穿着漂亮些、再娶个好媳妇，哪一点听起来也不算过分，没有欲望，人类还会进步吗？
第二章 从远古开始
我们现在谁也不会去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在地球属于后来者。如果简单来分，我们这个地球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没有生命却最终孕育生命的时代；另一个自然就是有生命的时代。不难想到，没有生命的隐生宙会占据地球成长的大多数时间，因为生命的出现不仅仅会有偶然因素，而且也必将会有一个长期的物理化学过程，而一旦生命出现，地球将因此而精彩。
我们这里不去探究地球之初的形态，你只需知道地球到今天已经有46亿年之久，而自生命开始至今不过6亿年足矣。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的地球没有生命存在，只有地球在自我生长，这个过程复杂而又漫长，有海洋的形成、陆地的撕裂，有大陆板块的漂移、碰撞并开始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山川大地的样子。
但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这个说法大家不会否认吧？其实有生命但如果没有思想，世界还是一片混沌。思想来源于人类，而人类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即使住多里说，可能仅仅不过数万年。
即使仅仅不过万年，我们也已经搞不清人类是怎么来的。关于人类的开始，东西方世界无一例外都归结为神话，而且多少有些类似。
创世纪里上帝造人，天父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一根助骨造出夏娃，亚当、夏娃本来无拘无束的在伊甸园里活着，没成想受蛇的诱惑而偷吃了禁果，于是人类有了思想，世间开始存在。
这里边首先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他创造出了天地日月星辰，当然还包括人。但蛇、善恶树、禁果等等，就有点凭空而来的意思，但总体附合先有动植物然后才有人类的基本事实，而且故事还有点人间烟火味，比如人容易受诱惑，而且世间存在诱惑，偷吃可能是人的天性等等。
而我们的人类起源故事，是不一样的，多了些人的因素，反映出人能改天换地的情怀，这就很有中国哲学的味道了。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在混沌中睡了18000年的盘古用利斧劈开了天地，然后他双手撑天、双脚蹬地，又用了18000年，才把天地分成今天的样子。
这和创世纪里的天父不问，那里边的上帝是万能的，转念之间就可创建世间万物。
而我们的神话体系里女娲才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母。在天地间游荡的女娲感到了孤单，于是她也是用黄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开始造人了，开始还很精心，累了的时候就有些马虎了，最后干脆就拿起枝条抟起泥吧摔，所以咱们从一开始起，人就有了等级之分。
精心制作的自然是贵族，马虎一些的成为平民，抟土摔出来的当然就是奴隶，人非生而平等，而是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不正好附合我们传统的天命论吗？
命这个东西虽然玄虚，但多数的国人还是很迷信的，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还是相信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敬天由命成为不少人的处世哲学。
即然相信命，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所以君权制就有了民意基础，皇帝号称真龙天子，代表上天在世间行使权力，自然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这一切必竟是配渐形成的，关于我们的文明之初，同样有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而且弥漫着玄之又玄的东西，这些神话和玄说，成为东方哲学的基础。
神话中国
谈起神话，让我们把目光首先投向昆仑山，那个被称为万神之山的地方，那个据称是中国龙脉发源地的神奇所在。
关于昆仑山，《山海经》里说它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这与今天绵延新疆、西藏两省的昆仑山脉是否一至，实在不好确定，但毫无疑问，其位置在今天中国版图的西部。
神化里的昆仑山，来自于不周山，不周山作为撑天玉柱，连接着天与地。在我们先人眼里，天地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即成为这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天有三十六重，那里居住着各路神仙；地下十八层，各种鬼怪聚集；而天地之间，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绿树红花、飞禽走兽共同构建起人类的家圆。
不周山即然能连接天地，因此要想成仙，自此山攀缘而上，就会进入天界，所以各路神仙皆聚于此。但在先人的思维世界里，神仙也是有等级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三十六重天。
我们熟悉的玉皇大帝掌管着天地人三界，只有三十二重，其上四重天归属自然只能是更高层级的神仙，那是大罗天界，是无上的宇宙，是道开始的地方，如果非要有一个神仙，你不妨把他对应着元始天尊，或干脆对应成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
可见神仙也有等级，玉皇大帝在神仙体系里也不是老大，但在三界之内，神仙之中唯他最尊，他应该就是小老百姓心中的老天爷吧？
与西方的上帝永远被感谢不同的是，我们的"老天爷"经常遭受抱怨，多少升斗小民在冤屈无处可诉的时候，无奈只能抱怨老天不公，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肯定是期待有一个公平正义之神来决断人世间这一切。
玉皇大帝管理确实有些松散，因为其手下的神仙打架竟然撞翻了不周山，神仙也不是外人，传说中的水神共工与黄帝的后人颛顼争夺帝位，这惹脑了火神祝融，水火大战，脑怒中的水神共工撞反了不周山，结果造成天塌地陷，虽经女娲炼彩石补天，依然还是天偏西北地陷东南，日月自东往西、江河东归大海，神州地貌自此而成。
这个补天的女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是不是同一尊神，好象也不好确定。史前的传说比较混乱，还有种说法是女娲和伏羲本是兄妹，两人在昆仑山祈求上天的意愿后结为夫妻，从此有了绵延至今的华夏子孙。
蛇在创世神话中总有一席之地。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蛊惑而偷吃了禁果，而我们的伏羲、女娲干脆就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今天还有不少人看到蛇仍觉得心惊胆颤，何况远古。生活在草木丛生的森林里的古人，对大的捕食性动物说不定还能预警，而蛇的出现往往在他们的不经意间，惊悚往往也就来的更加突然，对蛇的恐惧估计都会进入部分人的基因。
这也不难理解，古人在面对自己不能认知的一切，自然很容易的归结其为鬼神，而对于象蛇一样引发自己突然恐惧的东西，也容易把他引入自己构建的神话体系之中。
我们不会怀疑女娲只是个传说，因为所谓的抟土造人或炼五彩石补天听起来都太不真实，更何况其人首蛇身的形象就已经说明其不同于一般的人类。但伏羲的故事听起来就接地气的多，其所做所为更像远古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而影响至今的八卦据说就为伏羲所制。
关于伏羲的事迹，最显著的是“首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鱼。”
这些事迹很民间，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所以把伏羲归结为神，而且同样是人首蛇身，多少令人有些困惑。
最近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八卦的久远，发现于浙江义乌的上山文化桥头遗址直接将中华文明上推至9000年前，墓中的先民身高一米七三、怀抱一只精美的红衣彩陶，墓穴中出土的其他彩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的六爻八卦符号，而且其阴阳爻刻划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模一样。
这就相当于告诉我们，伏羲确有其人，而且其首创的八卦已被刻画到九千前制作的陶器上。
伏羲所做的一切如此伟大，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华夏文明的最初神态。他一定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人，或许他就曾经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作为一个有影响部落的伟大首领，他以超乎时代的睿智将人们从蒙眛导入文明，并且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明演化进程。
所以我们当然要敬伏羲为神，并将他尊为我们华夏子民的人文始祖，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也许今天生活在这快土地上的，会是另外的一群人。
但女娲的故事却因为有着惊天动地的传奇，也就告诉了我们这绝非凡人所能为。这种创世纪的故事能逾数千年而流传至今，当初一定会有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从传说中剥离神话的部分，也许可能寻找到故事中那或许有的真实。可能在我们的先民创世之初，曾经遭遇了巨大的变故，在变故中也曾经有一些能够力挽狂澜的巨人，引领大家度过难关，在灾难面前，这些人一定因为其非凡的表现，被当时的人们奉为领袖并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而被代代传讼，时间久了也就神话成了女娲这样的人物了。
可问题在于一个女姓能干出这么轰轰烈烈的伟业吗？可以想象一下，史前时期，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女娲所在的部落，可能是地震，也可能是洪水，总之是天崩地裂日月无光，灾难面前人们的恐惧和无助可想而知，人们呼天喊地，小孩更是哭喊着妈妈，天生的母爱让女娲迅速冷静了下来，她沉着应对迅速带领族人安全转移，从而成就了一个传奇，久而久之就被后人神话了。
因此就有人说女娲的时代我们先人还处于母系社会时期，而伏羲就有可能是父系时代第一人，他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空共同的存在，而成为天妻自然更不可能。但他们的传奇故事在代代流传，在接下来一直至今的男权社会里，伏羲就被神化成了男权第一人，而女娲则作为他的妻子的形象成为华夏共同的记忆。
按史家的思维惯性，帝王将相等牛人的出生一定要非同寻常，而且要从前三代说起，伏羲也不例外。
钻木取火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燧人氏教会了当时的人们自制火种，从此我们的先祖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而从此开启了美味时代。而隧人氏据说就是优羲的父亲。
伏羲的爷爷更不得了，便是那位"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的有巢氏。也就是说在有巢氏之前，人类可能还跟猴一样栖息于树上，或者跟猛兽争洞穴居住，也就是基本上与野兽生活无异，而有巢氏开启了房屋居住的时代。
但我们说过，到伏羲才开启了父系生活时代，在其之前，应该还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所以所谓有巢氏、隧人氏、伏羲的祖孙关系，很可能就是后人的附会罢了。
何况伏羲的出生，还有那个华胥氏履大迹而孕伏羲的神奇传说。
所以对伏羲的上辈追塑没什么实际意义，那只是上古时代的传说罢了。
但即然我们说到伏羲才算开启了男权社会，那所谓的有巢氏、燧人氏等等我们就把他当成上古传说就可以了，至于他们与伏羲是否构成血缘关系，也实在没必要考据。但我们还是愿意这么相信，因为我们真心喜欢这种从远古而来的血脉传承绵延至今的历史。
伏羲时代来了，男人成了各部落的核心。但伏羲的后代到底叫啥，好象同样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山海经里的描述也很有意思，说伏羲女娲有四个儿子，都成为守四时之神，他们坐镇东西南北或分管春夏秋冬，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山海经认为一年四季、无论东西，世间皆为伏羲后人所掌控。
也许实际上就是这样，伏羲女娲的后世子孙在我们神州大地繁衍生息，历经也许千年，就有了一个个的原始部落不断在产生，这些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如太昊、少昊、玄牝氏（九天玄女）、弇兹氏（素女、九幽素女）、有熊氏（少典）、有蟜氏、神农氏、赤水氏（听訞）、轩辕氏、涂山氏、有夏氏（夏后氏）等等部落的名称，无疑都是伏羲的后人。
所以有史书就记载，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而我们一直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虽然事实没有，但我们从不否认龙的存在。“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善于变化，能大能小很符合中国人的行为习惯。
但龙图腾的形成总会有一个渐渐的过程，何况龙的形象在现实中又没有，先人们在综合了生活中各种所见动物特征的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物种，所以在抽象中敷予了神奇。
神奇之处在于龙与我们的五行文化自然就结合起来，比如东方青龙、西方苍龙、南方火龙、北方黑龙、中央应龙，应龙与华夏族最为亲近，据传曾经助黄帝打败蚩尤，帮大禹治理洪水，并且用龙尾犁划出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大江大河。
山海经里的龙的形象已经饱满，而且都具有非凡的神力，所以至少在山海经成书之时，对龙的崇拜就已经形成。近期考古发现8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龙崇拜，那时候还是真正的上古时期、石器时代，而龙就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图腾。
所以有人说，龙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图腾应该源于祖先对恐龙的记忆，人自猿类进化而来，而古猿也许曾经有过和恐龙共用地球的历史，巨硕凶猛的恐龙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地球真正的霸主，古猿对恐龙恐怕不只是惊惧，可能更多的是膜拜，这种膜拜甚至作为基因留传而给了我们人类。
这听起来可信度很底，毕竟西方人没有龙崇拜的意识，而且人类非州起源说已成为主流，所以很难认定我们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就是由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古猿进化而成，因此龙崇拜祖先记忆说听起来就很不靠谱。
倒是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敬畏听起来让人信服。
即使今天，人类还在面对许多未知，何况人类之初，所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自然面前，我们如蝼蚁般弱小，更不如蛇虫虎豹来的从容，因为我们学会了思考，也就多了些对天未知事物的恐惧，人活天地之间，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活法也就不同。
我们现在谁也不会去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在地球属于后来者。如果简单来分，我们这个地球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没有生命却最终孕育生命的时代；另一个自然就是有生命的时代。不难想到，没有生命的隐生宙会占据地球成长的大多数时间，因为生命的出现不仅仅会有偶然因素，而且也必将会有一个长期的物理化学过程，而一旦生命出现，地球将因此而精彩。
我们这里不去探究地球之初的形态，你只需知道地球到今天已经有46亿年之久，而自生命开始至今不过6亿年足矣。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的地球没有生命存在，只有地球在自我生长，这个过程复杂而又漫长，有海洋的形成、陆地的撕裂，有大陆板块的漂移、碰撞并开始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山川大地的样子。
但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这个说法大家不会否认吧？其实有生命但如果没有思想，世界还是一片混沌。思想来源于人类，而人类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即使住多里说，可能仅仅不过数万年。
即使仅仅不过万年，我们也已经搞不清人类是怎么来的。关于人类的开始，东西方世界无一例外都归结为神话，而且多少有些类似。
创世纪里上帝造人，天父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一根助骨造出夏娃，亚当、夏娃本来无拘无束的在伊甸园里活着，没成想受蛇的诱惑而偷吃了禁果，于是人类有了思想，世间开始存在。
这里边首先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他创造出了天地日月星辰，当然还包括人。但蛇、善恶树、禁果等等，就有点凭空而来的意思，但总体附合先有动植物然后才有人类的基本事实，而且故事还有点人间烟火味，比如人容易受诱惑，而且世间存在诱惑，偷吃可能是人的天性等等。
而我们的人类起源故事，是不一样的，多了些人的因素，反映出人能改天换地的情怀，这就很有中国哲学的味道了。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在混沌中睡了18000年的盘古用利斧劈开了天地，然后他双手撑天、双脚蹬地，又用了18000年，才把天地分成今天的样子。
这和创世纪里的天父不问，那里边的上帝是万能的，转念之间就可创建世间万物。
而我们的神话体系里女娲才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母。在天地间游荡的女娲感到了孤单，于是她也是用黄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开始造人了，开始还很精心，累了的时候就有些马虎了，最后干脆就拿起枝条抟起泥吧摔，所以咱们从一开始起，人就有了等级之分。
精心制作的自然是贵族，马虎一些的成为平民，抟土摔出来的当然就是奴隶，人非生而平等，而是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不正好附合我们传统的天命论吗？
命这个东西虽然玄虚，但多数的国人还是很迷信的，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还是相信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敬天由命成为不少人的处世哲学。
即然相信命，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所以君权制就有了民意基础，皇帝号称真龙天子，代表上天在世间行使权力，自然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这一切必竟是配渐形成的，关于我们的文明之初，同样有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而且弥漫着玄之又玄的东西，这些神话和玄说，成为东方哲学的基础。
神话中国
谈起神话，让我们把目光首先投向昆仑山，那个被称为万神之山的地方，那个据称是中国龙脉发源地的神奇所在。
关于昆仑山，《山海经》里说它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这与今天绵延新疆、西藏两省的昆仑山脉是否一至，实在不好确定，但毫无疑问，其位置在今天中国版图的西部。
神化里的昆仑山，来自于不周山，不周山作为撑天玉柱，连接着天与地。在我们先人眼里，天地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即成为这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天有三十六重，那里居住着各路神仙；地下十八层，各种鬼怪聚集；而天地之间，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绿树红花、飞禽走兽共同构建起人类的家圆。
不周山即然能连接天地，因此要想成仙，自此山攀缘而上，就会进入天界，所以各路神仙皆聚于此。但在先人的思维世界里，神仙也是有等级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三十六重天。
我们熟悉的玉皇大帝掌管着天地人三界，只有三十二重，其上四重天归属自然只能是更高层级的神仙，那是大罗天界，是无上的宇宙，是道开始的地方，如果非要有一个神仙，你不妨把他对应着元始天尊，或干脆对应成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
可见神仙也有等级，玉皇大帝在神仙体系里也不是老大，但在三界之内，神仙之中唯他最尊，他应该就是小老百姓心中的老天爷吧？
与西方的上帝永远被感谢不同的是，我们的"老天爷"经常遭受抱怨，多少升斗小民在冤屈无处可诉的时候，无奈只能抱怨老天不公，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肯定是期待有一个公平正义之神来决断人世间这一切。
玉皇大帝管理确实有些松散，因为其手下的神仙打架竟然撞翻了不周山，神仙也不是外人，传说中的水神共工与黄帝的后人颛顼争夺帝位，这惹脑了火神祝融，水火大战，脑怒中的水神共工撞反了不周山，结果造成天塌地陷，虽经女娲炼彩石补天，依然还是天偏西北地陷东南，日月自东往西、江河东归大海，神州地貌自此而成。
这个补天的女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是不是同一尊神，好象也不好确定。史前的传说比较混乱，还有种说法是女娲和伏羲本是兄妹，两人在昆仑山祈求上天的意愿后结为夫妻，从此有了绵延至今的华夏子孙。
蛇在创世神话中总有一席之地。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蛊惑而偷吃了禁果，而我们的伏羲、女娲干脆就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今天还有不少人看到蛇仍觉得心惊胆颤，何况远古。生活在草木丛生的森林里的古人，对大的捕食性动物说不定还能预警，而蛇的出现往往在他们的不经意间，惊悚往往也就来的更加突然，对蛇的恐惧估计都会进入部分人的基因。
这也不难理解，古人在面对自己不能认知的一切，自然很容易的归结其为鬼神，而对于象蛇一样引发自己突然恐惧的东西，也容易把他引入自己构建的神话体系之中。
我们不会怀疑女娲只是个传说，因为所谓的抟土造人或炼五彩石补天听起来都太不真实，更何况其人首蛇身的形象就已经说明其不同于一般的人类。但伏羲的故事听起来就接地气的多，其所做所为更像远古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而影响至今的八卦据说就为伏羲所制。
关于伏羲的事迹，最显著的是“首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鱼。”
这些事迹很民间，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所以把伏羲归结为神，而且同样是人首蛇身，多少令人有些困惑。
最近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八卦的久远，发现于浙江义乌的上山文化桥头遗址直接将中华文明上推至9000年前，墓中的先民身高一米七三、怀抱一只精美的红衣彩陶，墓穴中出土的其他彩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的六爻八卦符号，而且其阴阳爻刻划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模一样。
这就相当于告诉我们，伏羲确有其人，而且其首创的八卦已被刻画到九千前制作的陶器上。
伏羲所做的一切如此伟大，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华夏文明的最初神态。他一定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人，或许他就曾经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作为一个有影响部落的伟大首领，他以超乎时代的睿智将人们从蒙眛导入文明，并且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明演化进程。
所以我们当然要敬伏羲为神，并将他尊为我们华夏子民的人文始祖，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也许今天生活在这快土地上的，会是另外的一群人。
但女娲的故事却因为有着惊天动地的传奇，也就告诉了我们这绝非凡人所能为。这种创世纪的故事能逾数千年而流传至今，当初一定会有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从传说中剥离神话的部分，也许可能寻找到故事中那或许有的真实。可能在我们的先民创世之初，曾经遭遇了巨大的变故，在变故中也曾经有一些能够力挽狂澜的巨人，引领大家度过难关，在灾难面前，这些人一定因为其非凡的表现，被当时的人们奉为领袖并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而被代代传讼，时间久了也就神话成了女娲这样的人物了。
可问题在于一个女姓能干出这么轰轰烈烈的伟业吗？可以想象一下，史前时期，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女娲所在的部落，可能是地震，也可能是洪水，总之是天崩地裂日月无光，灾难面前人们的恐惧和无助可想而知，人们呼天喊地，小孩更是哭喊着妈妈，天生的母爱让女娲迅速冷静了下来，她沉着应对迅速带领族人安全转移，从而成就了一个传奇，久而久之就被后人神话了。
因此就有人说女娲的时代我们先人还处于母系社会时期，而伏羲就有可能是父系时代第一人，他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空共同的存在，而成为天妻自然更不可能。但他们的传奇故事在代代流传，在接下来一直至今的男权社会里，伏羲就被神化成了男权第一人，而女娲则作为他的妻子的形象成为华夏共同的记忆。
按史家的思维惯性，帝王将相等牛人的出生一定要非同寻常，而且要从前三代说起，伏羲也不例外。
钻木取火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燧人氏教会了当时的人们自制火种，从此我们的先祖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而从此开启了美味时代。而隧人氏据说就是优羲的父亲。
伏羲的爷爷更不得了，便是那位"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的有巢氏。也就是说在有巢氏之前，人类可能还跟猴一样栖息于树上，或者跟猛兽争洞穴居住，也就是基本上与野兽生活无异，而有巢氏开启了房屋居住的时代。
但我们说过，到伏羲才开启了父系生活时代，在其之前，应该还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所以所谓有巢氏、隧人氏、伏羲的祖孙关系，很可能就是后人的附会罢了。
何况伏羲的出生，还有那个华胥氏履大迹而孕伏羲的神奇传说。
所以对伏羲的上辈追塑没什么实际意义，那只是上古时代的传说罢了。
但即然我们说到伏羲才算开启了男权社会，那所谓的有巢氏、燧人氏等等我们就把他当成上古传说就可以了，至于他们与伏羲是否构成血缘关系，也实在没必要考据。但我们还是愿意这么相信，因为我们真心喜欢这种从远古而来的血脉传承绵延至今的历史。
伏羲时代来了，男人成了各部落的核心。但伏羲的后代到底叫啥，好象同样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山海经里的描述也很有意思，说伏羲女娲有四个儿子，都成为守四时之神，他们坐镇东西南北或分管春夏秋冬，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山海经认为一年四季、无论东西，世间皆为伏羲后人所掌控。
也许实际上就是这样，伏羲女娲的后世子孙在我们神州大地繁衍生息，历经也许千年，就有了一个个的原始部落不断在产生，这些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如太昊、少昊、玄牝氏（九天玄女）、弇兹氏（素女、九幽素女）、有熊氏（少典）、有蟜氏、神农氏、赤水氏（听訞）、轩辕氏、涂山氏、有夏氏（夏后氏）等等部落的名称，无疑都是伏羲的后人。
所以有史书就记载，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而我们一直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虽然事实没有，但我们从不否认龙的存在。“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善于变化，能大能小很符合中国人的行为习惯。
但龙图腾的形成总会有一个渐渐的过程，何况龙的形象在现实中又没有，先人们在综合了生活中各种所见动物特征的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物种，所以在抽象中敷予了神奇。
神奇之处在于龙与我们的五行文化自然就结合起来，比如东方青龙、西方苍龙、南方火龙、北方黑龙、中央应龙，应龙与华夏族最为亲近，据传曾经助黄帝打败蚩尤，帮大禹治理洪水，并且用龙尾犁划出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大江大河。
山海经里的龙的形象已经饱满，而且都具有非凡的神力，所以至少在山海经成书之时，对龙的崇拜就已经形成。近期考古发现8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龙崇拜，那时候还是真正的上古时期、石器时代，而龙就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图腾。
所以有人说，龙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图腾应该源于祖先对恐龙的记忆，人自猿类进化而来，而古猿也许曾经有过和恐龙共用地球的历史，巨硕凶猛的恐龙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地球真正的霸主，古猿对恐龙恐怕不只是惊惧，可能更多的是膜拜，这种膜拜甚至作为基因留传而给了我们人类。
这听起来可信度很底，毕竟西方人没有龙崇拜的意识，而且人类非州起源说已成为主流，所以很难认定我们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就是由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古猿进化而成，因此龙崇拜祖先记忆说听起来就很不靠谱。
倒是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敬畏听起来让人信服。
即使今天，人类还在面对许多未知，何况人类之初，所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自然面前，我们如蝼蚁般弱小，更不如蛇虫虎豹来的从容，因为我们学会了思考，也就多了些对天未知事物的恐惧，人活天地之间，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活法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