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
我这七十年
——作者自叙
从1933年8月出生算起,至今已整整七十个年头了。
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弹指一挥间。但在人生的旅途上,却不能算一个短暂的时刻。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人能有几个七十年？！
回顾逝去的岁月,并非一帆风顺,既无飞黄腾达,又无丰功硕果,无名小卒一个。过去长期在县委办公室上传下达，抬轿子、吹喇叭，摇旗呐喊，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辉煌炫耀的东西,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默默无闻。
象田野的一颗小草,春去秋来,任人宰割；
象路边的一撮泥土,寒来暑往,任人践踏；
象山涧的一泓溪水，任人掬捧嬉洒,年复一年,淙淙流去。
然而，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反而以此为荣,既无压抑埋没之苦,又无卑躬屈膝之恨。因为，被宰割的野草可以喂牛、盖屋、垫床、造纸等等，用处很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命力极强；被践踏的泥土为万物之本,可以养活人类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载着人们走向幸福美满的明天,正如土地公公所说：“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叮咚的泉水会滋润万物,荡涤世上污垢,阅尽人间春色,而汇入江河湖泊,汪洋大海,然后蒸发为空气，升华到宇宙空间,再转化为雨露甘泉,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可想象,世上如无草、无土、无水，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将何以成为世界？人能若此,何复他求？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林启山回复日期：2011-10-18 12:22:12[$HTML_DEL_SIGN$] [$HTML_EDIT_SIGN$]回忆坎坷岁月，当从苦难的家世讲起？
一、 祖 父 求 嗣
听母亲说：祖宗世代,家道贫寒,以农为本,子孙中有外出打工逃荒者,多以竹工、木工为生，在绥宁、洪江一带成家落户。
祖父陆得面，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家住邵阳县长阳铺乡大院村凤坪大宅,兄弟三人,居中,人称缘二爷,业木工,年青在外务工，略有所得,后回家置办田、地,渐渐创建了一份家业。妻黄氏,幼子早殇,从此不育,年过半百,膝下无嗣。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兄弟都有接代传人,唯独他没有,大家都想以子过继，承继家产。恰好兄嫂再孕，便以借腹生子为由，住进他家。因系兄嫂，又以“子”贵，便神气十足，架子摆得天大，张口闭口：缘二爷,倒茶来；缘二爷，端饭来；缘二爷，送水来；缘二爷，递烟来。稍有怠慢,即恶言相向。可怜我祖父为了传宗接代,尽管话难听,脸难看,人难做,事难办，也只好忍气吞声,竭诚相待，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谁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孩。这时候的兄嫂更是泼妇骂街,反唇相叽,大声吼叫,说她“怀的本是男胎,来到他家就变成了女的”。她骂我祖父是“绝代古”八字,是“枞树兜古,栗树兜古,命中该绝”。祖父满腹含冤,受气不过，立即屈膝跪地,泪如雨下，“咬土、喊天”：“皇天厚土,神人共鉴,枞树兜古,栗树兜古,飞子发生（孙）”。
那时候的封建农村里,凡没有男儿的人,都抬头不起,讲话不响,腰伸不直,总要矮人半截,好比压在大山之下,连大气都不敢出,兄弟之间,以子逞强,步步进逼,处处欺凌,连半点手足之情都没有,只想我祖父母早死好早早分割家产。我祖父看到兄弟为争夺继承权而反目成仇，经常冷言冷语,明欺暗斗,甚至拳脚相加,感到日子很不好过。心想惹不起总躲得起,于是逼着一肚子气,在三角塘那个山冲冲里置了一块空地,砌了一座坐东朝西的土砖屋,远离大宅三、四里,尽管太阳晒到了神龛上,但安静总比吵闹强,聊以安度晚年,并在杨梅冲山坡上修砌坟台,以为老夫妻死后葬身之地。
迁居后不久,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妇女来讨饭吃,,嘴里哇喇哇喇直叫,双手不停的比划乱动,原来是个哑巴。认识她的人说是姓李,为人聪明能干,还会绘画绣花,只因家道艰难,婚烟不幸,才被迫出门,乞食求生的。看她性格谦和,为人厚道,顿生怜恤之心,和祖父相比,虽然年龄小了二十多岁,但她身体好,青春旺盛,生育能力较强。经邻里说合,让祖父纳为侧室,大家凑钱,唱了一本求嗣戏,一年后（1912年）果然怀孕生子,就是我父亲,小名就叫求伢子,因为是向观音菩萨求来的。应验了祖父那句“枞树兜古,栗树兜古,飞?
——作者自叙
从1933年8月出生算起,至今已整整七十个年头了。
七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弹指一挥间。但在人生的旅途上,却不能算一个短暂的时刻。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人能有几个七十年？！
回顾逝去的岁月,并非一帆风顺,既无飞黄腾达,又无丰功硕果,无名小卒一个。过去长期在县委办公室上传下达，抬轿子、吹喇叭，摇旗呐喊，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辉煌炫耀的东西,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默默无闻。
象田野的一颗小草,春去秋来,任人宰割；
象路边的一撮泥土,寒来暑往,任人践踏；
象山涧的一泓溪水，任人掬捧嬉洒,年复一年,淙淙流去。
然而，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反而以此为荣,既无压抑埋没之苦,又无卑躬屈膝之恨。因为，被宰割的野草可以喂牛、盖屋、垫床、造纸等等，用处很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命力极强；被践踏的泥土为万物之本,可以养活人类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载着人们走向幸福美满的明天,正如土地公公所说：“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叮咚的泉水会滋润万物,荡涤世上污垢,阅尽人间春色,而汇入江河湖泊,汪洋大海,然后蒸发为空气，升华到宇宙空间,再转化为雨露甘泉,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可想象,世上如无草、无土、无水，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将何以成为世界？人能若此,何复他求？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林启山回复日期：2011-10-18 12:22:12[$HTML_DEL_SIGN$] [$HTML_EDIT_SIGN$]回忆坎坷岁月，当从苦难的家世讲起？
一、 祖 父 求 嗣
听母亲说：祖宗世代,家道贫寒,以农为本,子孙中有外出打工逃荒者,多以竹工、木工为生，在绥宁、洪江一带成家落户。
祖父陆得面，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家住邵阳县长阳铺乡大院村凤坪大宅,兄弟三人,居中,人称缘二爷,业木工,年青在外务工，略有所得,后回家置办田、地,渐渐创建了一份家业。妻黄氏,幼子早殇,从此不育,年过半百,膝下无嗣。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兄弟都有接代传人,唯独他没有,大家都想以子过继，承继家产。恰好兄嫂再孕，便以借腹生子为由，住进他家。因系兄嫂，又以“子”贵，便神气十足，架子摆得天大，张口闭口：缘二爷,倒茶来；缘二爷，端饭来；缘二爷，送水来；缘二爷，递烟来。稍有怠慢,即恶言相向。可怜我祖父为了传宗接代,尽管话难听,脸难看,人难做,事难办，也只好忍气吞声,竭诚相待，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谁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孩。这时候的兄嫂更是泼妇骂街,反唇相叽,大声吼叫,说她“怀的本是男胎,来到他家就变成了女的”。她骂我祖父是“绝代古”八字,是“枞树兜古,栗树兜古,命中该绝”。祖父满腹含冤,受气不过，立即屈膝跪地,泪如雨下，“咬土、喊天”：“皇天厚土,神人共鉴,枞树兜古,栗树兜古,飞子发生（孙）”。
那时候的封建农村里,凡没有男儿的人,都抬头不起,讲话不响,腰伸不直,总要矮人半截,好比压在大山之下,连大气都不敢出,兄弟之间,以子逞强,步步进逼,处处欺凌,连半点手足之情都没有,只想我祖父母早死好早早分割家产。我祖父看到兄弟为争夺继承权而反目成仇，经常冷言冷语,明欺暗斗,甚至拳脚相加,感到日子很不好过。心想惹不起总躲得起,于是逼着一肚子气,在三角塘那个山冲冲里置了一块空地,砌了一座坐东朝西的土砖屋,远离大宅三、四里,尽管太阳晒到了神龛上,但安静总比吵闹强,聊以安度晚年,并在杨梅冲山坡上修砌坟台,以为老夫妻死后葬身之地。
迁居后不久,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妇女来讨饭吃,,嘴里哇喇哇喇直叫,双手不停的比划乱动,原来是个哑巴。认识她的人说是姓李,为人聪明能干,还会绘画绣花,只因家道艰难,婚烟不幸,才被迫出门,乞食求生的。看她性格谦和,为人厚道,顿生怜恤之心,和祖父相比,虽然年龄小了二十多岁,但她身体好,青春旺盛,生育能力较强。经邻里说合,让祖父纳为侧室,大家凑钱,唱了一本求嗣戏,一年后（1912年）果然怀孕生子,就是我父亲,小名就叫求伢子,因为是向观音菩萨求来的。应验了祖父那句“枞树兜古,栗树兜古,飞?
三、 投 靠 外 婆
外婆家姓钟,相去五、六里,叫田桥钟家,她那个姓氏在当地是望族,而我外婆家里却穷得叮当响,全靠族上的救济过日子。
外公名叫钟壁全,兄弟姊妹三人,大姐远嫁南路,兄弟二人,居次,自幼知书识礼,医道济世,远近闻名。但兄弟性格迥异,。胞兄秉性内向,靠岳家的支撑,发家致富,在麦兰钟家另择新居。胞弟则慷慨大方，义气为重，既喜欢给贫苦人问医送药,又爱交朋接友,酒肉不分，更爱牌桌交往,输多赢少，加之所生四女,负担沉重,日子捉襟见肘,穷困潦倒,生活每况愈下。故兄弟龃龌甚多,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心情抑郁不堪。
1922年春立志去广州读书,写下“提起精神做事,放开量度容人”的条幅以表心志,变卖家产成行,又谁知命途多舛，道经韶关，身染疟疾,病死在半路之上。这下可苦了我外婆,带着四个女儿,老大即我母亲,年仅九岁,最小的小姨还只有几个月,尚在襁褓之中,家中无田无土，无依无靠,只有帮工度日。过年了,别人家灯红酒绿,欢天喜地庆团园，而我外婆,则去帮财老倌家置办年夜饭,只想等别人家吃完年夜饭后,弄点残羹剩饭回家带女儿过年，顾不了自家黑灯瞎火,冷冷冰冰,四姊妹坐在门槛上哭。被一位远房长辈看到了,特别同情,问清情况后,把我大外公饱饱实实的责备了一顿,要他一定设法帮助解决。大外公推辞不脱,就近给水田六分,年可收谷三担,让我外婆管业经营,那位长辈亲笔写条子,每年从他的“红福仓”庄房领谷一担,直到老死,他又敦促族上“养女会”每年救济谷一担，这样,我外婆一家的生活才算有点着落。但全家五个人,五担谷,日子仍无法过。不久,三女病饿而死,二女跟了南路大湾冲的姑家而去，长大后嫁入九公桥彭家。我母亲年幼懂事,看到家里太穷,跟别人学针黹助母持家,小小年纪,聪明能干，一教就懂,一学就会,缝衣做鞋,绘画绣花,样样都行,受雇四方,颇获好评。等我出生后,日子才稍稍安定一点。
父亲去世后,母亲外出帮人做针线,我跟外婆,靠母亲做针线弄点钱来维持生活。
七岁,看到同龄人上学,我也吵着闹着要读书,母亲同意送,外婆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去向族佬们求情讲好话,族长们也怜悯我外婆的良苦用心和困难处境,同意让我去钟氏私立文明小学就读,学杂费全免,与本族子弟一视同仁。于是,我就跟了外婆,靠瓜果、糠菜读完了六年小学,其中,1944年冬到1945年秋走日本间了一年,到1946年冬才小学毕业。
关于走日本,这里还得多写几句：
1944年秋末冬初,刚刚秋收结束,日本人就来了。我和母亲跟外婆在一起,三个人相依为命。有钱人家逃难远走高飞,无钱的就在本乡B
外婆家姓钟,相去五、六里,叫田桥钟家,她那个姓氏在当地是望族,而我外婆家里却穷得叮当响,全靠族上的救济过日子。
外公名叫钟壁全,兄弟姊妹三人,大姐远嫁南路,兄弟二人,居次,自幼知书识礼,医道济世,远近闻名。但兄弟性格迥异,。胞兄秉性内向,靠岳家的支撑,发家致富,在麦兰钟家另择新居。胞弟则慷慨大方，义气为重，既喜欢给贫苦人问医送药,又爱交朋接友,酒肉不分，更爱牌桌交往,输多赢少，加之所生四女,负担沉重,日子捉襟见肘,穷困潦倒,生活每况愈下。故兄弟龃龌甚多,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心情抑郁不堪。
1922年春立志去广州读书,写下“提起精神做事,放开量度容人”的条幅以表心志,变卖家产成行,又谁知命途多舛，道经韶关，身染疟疾,病死在半路之上。这下可苦了我外婆,带着四个女儿,老大即我母亲,年仅九岁,最小的小姨还只有几个月,尚在襁褓之中,家中无田无土，无依无靠,只有帮工度日。过年了,别人家灯红酒绿,欢天喜地庆团园，而我外婆,则去帮财老倌家置办年夜饭,只想等别人家吃完年夜饭后,弄点残羹剩饭回家带女儿过年，顾不了自家黑灯瞎火,冷冷冰冰,四姊妹坐在门槛上哭。被一位远房长辈看到了,特别同情,问清情况后,把我大外公饱饱实实的责备了一顿,要他一定设法帮助解决。大外公推辞不脱,就近给水田六分,年可收谷三担,让我外婆管业经营,那位长辈亲笔写条子,每年从他的“红福仓”庄房领谷一担,直到老死,他又敦促族上“养女会”每年救济谷一担，这样,我外婆一家的生活才算有点着落。但全家五个人,五担谷,日子仍无法过。不久,三女病饿而死,二女跟了南路大湾冲的姑家而去，长大后嫁入九公桥彭家。我母亲年幼懂事,看到家里太穷,跟别人学针黹助母持家,小小年纪,聪明能干，一教就懂,一学就会,缝衣做鞋,绘画绣花,样样都行,受雇四方,颇获好评。等我出生后,日子才稍稍安定一点。
父亲去世后,母亲外出帮人做针线,我跟外婆,靠母亲做针线弄点钱来维持生活。
七岁,看到同龄人上学,我也吵着闹着要读书,母亲同意送,外婆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去向族佬们求情讲好话,族长们也怜悯我外婆的良苦用心和困难处境,同意让我去钟氏私立文明小学就读,学杂费全免,与本族子弟一视同仁。于是,我就跟了外婆,靠瓜果、糠菜读完了六年小学,其中,1944年冬到1945年秋走日本间了一年,到1946年冬才小学毕业。
关于走日本,这里还得多写几句：
1944年秋末冬初,刚刚秋收结束,日本人就来了。我和母亲跟外婆在一起,三个人相依为命。有钱人家逃难远走高飞,无钱的就在本乡B
续前
飞子发生（孙）”的宏愿,而那两个以子自傲,毫无兄弟手足之情,开口闭口骂我祖父是“绝代古”八字,并使尽打击排斥之能事的同胞兄弟,却先后亡绝了。
清明节时,我本想以房亲子孙，为他们挂一柱青,烧几张纸,以表后代亲属之情,谁知找遍了大小坟山,连他们坟碑的影子都找不到,岂非“八字”相生相克,抑或天理难容之意,真是可惜可叹。
飞子发生（孙）”的宏愿,而那两个以子自傲,毫无兄弟手足之情,开口闭口骂我祖父是“绝代古”八字,并使尽打击排斥之能事的同胞兄弟,却先后亡绝了。
清明节时,我本想以房亲子孙，为他们挂一柱青,烧几张纸,以表后代亲属之情,谁知找遍了大小坟山,连他们坟碑的影子都找不到,岂非“八字”相生相克,抑或天理难容之意,真是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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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日本,这里还得多写几句：
1944年秋末冬初,刚刚秋收结束,日本人就来了。我和母亲跟外婆在一起,三个人相依为命。有钱人家逃难远走高飞,无钱的就在本乡本土的深山野洞里躲来躲去。我外婆的厨房在院子的最后,破烂不堪,站在过道里,从门窗往里望,土灶水缸,锅碗瓢盆,一目了然。灶屋里的破楼上,楼板桁条朽烂不堪,从下往上看,碎草、干柴堆满了。每逢日本人来抢劫,我们三人就躲在楼上的稻草之内,从草缝里看到日本兵在过道上横冲直撞,听到他们到处打门破户,强抢恶要的凶狠之声,但谁也没有进厨房,只在窗户外往里看一看就走了。因为屋内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厨房的顶楼太破烂了，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注意。我们上楼后,就把楼梯抽了上去,外婆躲在稻草窝中不停的念阿弥陀佛,请观音大士、灶王菩萨显灵,保佑全家,日后重礼供奉,躲藏半个月幸喜安然无恙。
后来听说日本人放火烧屋,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怕他因抓人不倒,到处放火,便放弃了破楼草窝,去深山古洞中藏身,日本人走了,就回家赶紧做点饭菜,再带到深山野洞里去呷,没有碗,用桐子树叶子包一包,没有筷子就折两根小树枝代替,晚上就在深山野洞里过夜。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听说日本人到处踩山、搜山,甚至放火烧山,山洞里又藏不住了。外婆有个什么沾亲带故的远亲,住在白毛塘那个山窝窝里,日本人从未去过,母亲挑了床被盖和一头小猪（因全家别无长物,只此小猪一头便是唯一的财产,靠喂养着过年用的）,外婆背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我背了书包袋,去投奔。那家亲戚还算好,逃难之中,极力相助,腾出了一间空屋,小猪放床下,就这样住到过年,没有担惊受怕。
后来姨父来信,让我跟他逃难到隆回司门前去,因那里属山区,在当时尚属偏安一隅。于是春节过后,母亲便托人把我带到了司门前,并托口信,说：如果母亲和外婆被日本人杀死了,我就跟姨父。以后,母亲和外婆一直在家乡周围打转转。
我跟姨父从司门前又走到安化,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片鞭炮、庆贺声中,我和姨父母从安化走了三天三夜,途经隆回、新化,回到了邵阳老家,和母亲、外婆团聚,见面时悲喜交加,有如隔世,悲欢离合之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回家之后,我继续在文明小学读五年二期,直到1946年下学期毕业。记得读毕业班时有位涂老师教数学,在教整数四则时,如什么鸡兔共笼问题、流水问题、时钟问题等等,都用代数代,既容易懂,又容易学,计算也方便多了,这也为我们考中学奠定了数学基础。1947年春升学考初中,我们小学毕业班十人,三个考上了县内唯一的公立中学——县中（即今市二中）,我是其中之一,两人考入爱莲女师,四人考入循中（即今市六中）,与涂老师的数学教学是很有关系的。
关于走日本,这里还得多写几句：
1944年秋末冬初,刚刚秋收结束,日本人就来了。我和母亲跟外婆在一起,三个人相依为命。有钱人家逃难远走高飞,无钱的就在本乡本土的深山野洞里躲来躲去。我外婆的厨房在院子的最后,破烂不堪,站在过道里,从门窗往里望,土灶水缸,锅碗瓢盆,一目了然。灶屋里的破楼上,楼板桁条朽烂不堪,从下往上看,碎草、干柴堆满了。每逢日本人来抢劫,我们三人就躲在楼上的稻草之内,从草缝里看到日本兵在过道上横冲直撞,听到他们到处打门破户,强抢恶要的凶狠之声,但谁也没有进厨房,只在窗户外往里看一看就走了。因为屋内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厨房的顶楼太破烂了，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注意。我们上楼后,就把楼梯抽了上去,外婆躲在稻草窝中不停的念阿弥陀佛,请观音大士、灶王菩萨显灵,保佑全家,日后重礼供奉,躲藏半个月幸喜安然无恙。
后来听说日本人放火烧屋,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怕他因抓人不倒,到处放火,便放弃了破楼草窝,去深山古洞中藏身,日本人走了,就回家赶紧做点饭菜,再带到深山野洞里去呷,没有碗,用桐子树叶子包一包,没有筷子就折两根小树枝代替,晚上就在深山野洞里过夜。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听说日本人到处踩山、搜山,甚至放火烧山,山洞里又藏不住了。外婆有个什么沾亲带故的远亲,住在白毛塘那个山窝窝里,日本人从未去过,母亲挑了床被盖和一头小猪（因全家别无长物,只此小猪一头便是唯一的财产,靠喂养着过年用的）,外婆背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我背了书包袋,去投奔。那家亲戚还算好,逃难之中,极力相助,腾出了一间空屋,小猪放床下,就这样住到过年,没有担惊受怕。
后来姨父来信,让我跟他逃难到隆回司门前去,因那里属山区,在当时尚属偏安一隅。于是春节过后,母亲便托人把我带到了司门前,并托口信,说：如果母亲和外婆被日本人杀死了,我就跟姨父。以后,母亲和外婆一直在家乡周围打转转。
我跟姨父从司门前又走到安化,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一片鞭炮、庆贺声中,我和姨父母从安化走了三天三夜,途经隆回、新化,回到了邵阳老家,和母亲、外婆团聚,见面时悲喜交加,有如隔世,悲欢离合之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回家之后,我继续在文明小学读五年二期,直到1946年下学期毕业。记得读毕业班时有位涂老师教数学,在教整数四则时,如什么鸡兔共笼问题、流水问题、时钟问题等等,都用代数代,既容易懂,又容易学,计算也方便多了,这也为我们考中学奠定了数学基础。1947年春升学考初中,我们小学毕业班十人,三个考上了县内唯一的公立中学——县中（即今市二中）,我是其中之一,两人考入爱莲女师,四人考入循中（即今市六中）,与涂老师的数学教学是很有关系的。
四、 乱 世 求 学
,小学毕业考初中，那时候,县城里（即今市区）除了收费昂贵的四、五家私立中学外,只有县立中学和县立师范两所公立学校。县师，即邵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男女分设。男师,设城外五台山；女师,设城内爱莲池,学制四年,毕业后去小学教书,当孩子王。邵阳县立中学设城郊南岳庙,学制三年,毕业后可以升高中,上大学,前途比县师要好一点。我当时的志愿大得很：希望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升大学,然后弄个什么师、什么家之类,既可光宗耀祖,显耀门庭；又可出人头地,惠及子孙。然后依山畔水,盖座小楼房,看书作文,吟风赏月,养花种菜,颐养天年。既是书香门第,又有田园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草木一春。
其实这种想法太盲目、太愚蠢、太天真了,一心一意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完全脱离了当时贫寒家庭的困苦状况,不能说是什么志愿,只能说是少年时期的憧憬和幻想。我就是怀着这个天真的幻想,于1947年春,小学毕业后,自作主张,考入了当时邵阳县的最高学府——县立中学初九班,那时候,这座学校的名气大得很,全县48个乡镇,每乡定指标一人,即48名正取生,另加二名备取生,共50名,上千人报考,真如考秀才、状元一样。母亲看到我考取了别人难以考取的公立中学,自然喜出望外,认为我有出息,有希望,不会被那些地主老财看破。但是要外出读书,谈何容易,钱从哪里来？虽然学杂费只要俸谷一担,但书籍课本费和其他一些必须费用还是不菲,还有生活费,在家可以糠菜半年粮,上学寄宿就不行了,没有粮食不开餐。母亲左打主意右设法,将祖上遗留下来的那座破屋卖了几担谷,反正自父亲去世后我们都不想去住,母亲去城里帮工,我走通学,这样才能走进县中校门。到1949年,卖屋的钱早读完了,志愿再大,成绩再好，要求再高也是枉然。
恰好这时,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大军迅速渡江南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抓丁派捐,强抢恶要,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时局动荡不安,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关金票子不行了改金元券,金元券不行了又改银元券,银元券不行了,就用缗钱、铜板、银元,人们还不放心,又以物易物,用洋纱、稻谷、食盐等硬通货作交易。到处议论纷纷,人心鼎沸,民怨沸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群情激愤,谣言四起： 对于这些谣言,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因为大家心里都押着一个“老宝”：凭你说共产党多么坏,就是未见一个逃难的。大家记得很清楚,1944年走日本,难民成千上万,拖儿带女,肩挑手提,摩肩接踵,日夜不停,还有人贫病交加,沿途乞讨,甚至卖儿鬻女,死于非命。我的家靠近大马路,有人帮助掩埋了不少无名尸体,可怜这些人为躲灾避难,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抛尸异乡。我自己逃难也曾爬山钻洞,长途奔波,耳濡目染,确实惨不忍闻。而现在,马路上连个难民的影子也没有。据去县城里卖米的人回来说：只听说解放军越来越近,除了那些当大官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外,没有看到一个外逃的,发了水的“上熟米”,还能卖个好价钱。谣言不攻自破。
五、 参 加 学 潮
对于共产党,我心里还另外有个底：
那是1949年上学期的事，当时我正在县中读三年一期。本来,县中的校舍是在抗日胜利后,1946年于南岳庙旧址新建的,1947年初,不知是建校经费不足,还是有人中饱私囊,反正学校未建成,钱早没了,连电灯都装不起来,影响如期开学。于是有人出主意：向学生借电灯装置费。每人借银洋一元,八百学子,数额可观,三年还清。此计一出,穷学生哪敢违命,要读书便乖乖的掏钱,新校舍落成,电灯装好,学生按期入校就读。到1949年上学期,三年届满,许多学生行将毕业离校了,可是学校当局好象把这件事忘记了,好丑没有半句话。学生中开始是窃窃私议,几天后议论越来越大,呼声越来越高,再后来教室里和走廊、过道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标语、漫画、和大块文章。如：《借款内幕》、《所借电灯装置费为何至今不还？》《学校打算怎么办？》等等；漫画如《吃民脂,喝民血,吸民膏》等,血淋淋的画纸到处可见；标语、横幅有：“强烈要求学校当局退还电灯装置费”，“打倒贪污分子”等等。教学秩序大乱,校长李忠敏吓跑了,学校陷入瘫痪状态。县参议会有伍、李二参议员跳了起来,说：“县中学生闹学潮是中了共产党的毒”，还说：“后台就是左主任和肖老师,他们都是共产党”，还扬言“要把他们用麻布袋子兜起住高庙潭里丢”。霎时间妖风四起,阴云密布,吓得人毛骨悚然。
左主任,名叫左维,是校教务处主任,时年三十几岁,瘦削颀长,长袍眼镜,待人慈祥和顺,学织渊博,他教历史课不用教课书,只拿两枝粉笔,把课文内容,时代背景,要点掌故,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要穿插许多历史故事,如：刘帮斩白蛇起义、王安石变法，和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等,讲得活灵活现,绘影绘声,淋漓尽致,十分感人,把一本干巴巴的历史书给讲活了,又好听,又好懂,又好记,大大增加了同学们对历史课的兴趣。我一直喜欢对人文历史的关注,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便是那时候学习历史、潜移默化的结果。
和历史课配合得很好的还有音乐课。音乐老师肖云端,矮敦敦的个子,笑盈盈的面孔,充满青春活力。他教歌从来不教靡靡之音,总是教唱“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墙呀灯草打破锅”、“金凤子呀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呀世道才象话”，还有“山那边呀好地方”等等，歌词新颖优美,曲调悦耳动人,耐人寻味无穷,时过五十多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琅琅上口。
他们都是学有所专,教有所长,深受同学们爱戴的好老师,为什么要用麻布袋子兜起往高庙潭里丢呢？全校师生个个摩拳擦掌,震愤不已。
记得一天中午,同学们正在食堂里共进午餐,左主任掖着一把雨伞,急匆匆地走进食堂的讲台上,面对进餐的同学痛心疾首地说：“我不过支持同学们索还电灯装置费的要求,借款还钱,古今至理,就有人威协我,讲我是共产党,要把我用麻布袋子兜起往高庙潭里丢,我没有办法,只好就此告辞……”。话还未了,涕泪双流,全体同学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立即饭碗一丢,自行列队,上县参议会请愿。县参议会设在府门口左侧的小巷内,与大信街紧邻。从学校到县参议会大约有三里之遥,城内市民闻讯后大都议论纷纷,有喊口号放鞭炮助威的,有加入游行队伍的,更多的是沿途看热闹的。游行队伍长驱直入县参议会。而县参议会机关则如临大敌,铁门紧闭,墙头窗口,刀枪林立,好象要与手无寸铁的学生厮杀一般。伪县长周某人气急败坏,哭丧着脸,打开门放学生队伍入场,与学生代表周旋。学生们提出三条要求：一、伍、李二参议员应立即向全校师生陪礼道歉,并保证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二、迅速找回校长,恢复教学秩序；三、立即退还所借三年的电灯装置费。伪县长迫于形势变化,全盘接受了学生代表的正义要求,并立纸签字为据。几天后,《小阳春晚报》刊载了伍、李二参议的“道歉启事”,校长回校,教学依旧,所借三年的“电灯装置费”亦如数退还,我利用退回的这块银元,买了一枝手电筒,以为漫漫长夜的一盏明灯。如果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么,我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但是,到了下学期,却因经济特别困难,学钱实在无法筹措,只好从此辍学。
,小学毕业考初中，那时候,县城里（即今市区）除了收费昂贵的四、五家私立中学外,只有县立中学和县立师范两所公立学校。县师，即邵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男女分设。男师,设城外五台山；女师,设城内爱莲池,学制四年,毕业后去小学教书,当孩子王。邵阳县立中学设城郊南岳庙,学制三年,毕业后可以升高中,上大学,前途比县师要好一点。我当时的志愿大得很：希望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升大学,然后弄个什么师、什么家之类,既可光宗耀祖,显耀门庭；又可出人头地,惠及子孙。然后依山畔水,盖座小楼房,看书作文,吟风赏月,养花种菜,颐养天年。既是书香门第,又有田园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草木一春。
其实这种想法太盲目、太愚蠢、太天真了,一心一意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完全脱离了当时贫寒家庭的困苦状况,不能说是什么志愿,只能说是少年时期的憧憬和幻想。我就是怀着这个天真的幻想,于1947年春,小学毕业后,自作主张,考入了当时邵阳县的最高学府——县立中学初九班,那时候,这座学校的名气大得很,全县48个乡镇,每乡定指标一人,即48名正取生,另加二名备取生,共50名,上千人报考,真如考秀才、状元一样。母亲看到我考取了别人难以考取的公立中学,自然喜出望外,认为我有出息,有希望,不会被那些地主老财看破。但是要外出读书,谈何容易,钱从哪里来？虽然学杂费只要俸谷一担,但书籍课本费和其他一些必须费用还是不菲,还有生活费,在家可以糠菜半年粮,上学寄宿就不行了,没有粮食不开餐。母亲左打主意右设法,将祖上遗留下来的那座破屋卖了几担谷,反正自父亲去世后我们都不想去住,母亲去城里帮工,我走通学,这样才能走进县中校门。到1949年,卖屋的钱早读完了,志愿再大,成绩再好，要求再高也是枉然。
恰好这时,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大军迅速渡江南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抓丁派捐,强抢恶要,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时局动荡不安,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关金票子不行了改金元券,金元券不行了又改银元券,银元券不行了,就用缗钱、铜板、银元,人们还不放心,又以物易物,用洋纱、稻谷、食盐等硬通货作交易。到处议论纷纷,人心鼎沸,民怨沸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群情激愤,谣言四起： 对于这些谣言,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因为大家心里都押着一个“老宝”：凭你说共产党多么坏,就是未见一个逃难的。大家记得很清楚,1944年走日本,难民成千上万,拖儿带女,肩挑手提,摩肩接踵,日夜不停,还有人贫病交加,沿途乞讨,甚至卖儿鬻女,死于非命。我的家靠近大马路,有人帮助掩埋了不少无名尸体,可怜这些人为躲灾避难,离乡背井,家破人亡,抛尸异乡。我自己逃难也曾爬山钻洞,长途奔波,耳濡目染,确实惨不忍闻。而现在,马路上连个难民的影子也没有。据去县城里卖米的人回来说：只听说解放军越来越近,除了那些当大官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外,没有看到一个外逃的,发了水的“上熟米”,还能卖个好价钱。谣言不攻自破。
五、 参 加 学 潮
对于共产党,我心里还另外有个底：
那是1949年上学期的事，当时我正在县中读三年一期。本来,县中的校舍是在抗日胜利后,1946年于南岳庙旧址新建的,1947年初,不知是建校经费不足,还是有人中饱私囊,反正学校未建成,钱早没了,连电灯都装不起来,影响如期开学。于是有人出主意：向学生借电灯装置费。每人借银洋一元,八百学子,数额可观,三年还清。此计一出,穷学生哪敢违命,要读书便乖乖的掏钱,新校舍落成,电灯装好,学生按期入校就读。到1949年上学期,三年届满,许多学生行将毕业离校了,可是学校当局好象把这件事忘记了,好丑没有半句话。学生中开始是窃窃私议,几天后议论越来越大,呼声越来越高,再后来教室里和走廊、过道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标语、漫画、和大块文章。如：《借款内幕》、《所借电灯装置费为何至今不还？》《学校打算怎么办？》等等；漫画如《吃民脂,喝民血,吸民膏》等,血淋淋的画纸到处可见；标语、横幅有：“强烈要求学校当局退还电灯装置费”，“打倒贪污分子”等等。教学秩序大乱,校长李忠敏吓跑了,学校陷入瘫痪状态。县参议会有伍、李二参议员跳了起来,说：“县中学生闹学潮是中了共产党的毒”，还说：“后台就是左主任和肖老师,他们都是共产党”，还扬言“要把他们用麻布袋子兜起住高庙潭里丢”。霎时间妖风四起,阴云密布,吓得人毛骨悚然。
左主任,名叫左维,是校教务处主任,时年三十几岁,瘦削颀长,长袍眼镜,待人慈祥和顺,学织渊博,他教历史课不用教课书,只拿两枝粉笔,把课文内容,时代背景,要点掌故,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要穿插许多历史故事,如：刘帮斩白蛇起义、王安石变法，和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等,讲得活灵活现,绘影绘声,淋漓尽致,十分感人,把一本干巴巴的历史书给讲活了,又好听,又好懂,又好记,大大增加了同学们对历史课的兴趣。我一直喜欢对人文历史的关注,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便是那时候学习历史、潜移默化的结果。
和历史课配合得很好的还有音乐课。音乐老师肖云端,矮敦敦的个子,笑盈盈的面孔,充满青春活力。他教歌从来不教靡靡之音,总是教唱“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墙呀灯草打破锅”、“金凤子呀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呀世道才象话”，还有“山那边呀好地方”等等，歌词新颖优美,曲调悦耳动人,耐人寻味无穷,时过五十多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琅琅上口。
他们都是学有所专,教有所长,深受同学们爱戴的好老师,为什么要用麻布袋子兜起往高庙潭里丢呢？全校师生个个摩拳擦掌,震愤不已。
记得一天中午,同学们正在食堂里共进午餐,左主任掖着一把雨伞,急匆匆地走进食堂的讲台上,面对进餐的同学痛心疾首地说：“我不过支持同学们索还电灯装置费的要求,借款还钱,古今至理,就有人威协我,讲我是共产党,要把我用麻布袋子兜起往高庙潭里丢,我没有办法,只好就此告辞……”。话还未了,涕泪双流,全体同学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立即饭碗一丢,自行列队,上县参议会请愿。县参议会设在府门口左侧的小巷内,与大信街紧邻。从学校到县参议会大约有三里之遥,城内市民闻讯后大都议论纷纷,有喊口号放鞭炮助威的,有加入游行队伍的,更多的是沿途看热闹的。游行队伍长驱直入县参议会。而县参议会机关则如临大敌,铁门紧闭,墙头窗口,刀枪林立,好象要与手无寸铁的学生厮杀一般。伪县长周某人气急败坏,哭丧着脸,打开门放学生队伍入场,与学生代表周旋。学生们提出三条要求：一、伍、李二参议员应立即向全校师生陪礼道歉,并保证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二、迅速找回校长,恢复教学秩序；三、立即退还所借三年的电灯装置费。伪县长迫于形势变化,全盘接受了学生代表的正义要求,并立纸签字为据。几天后,《小阳春晚报》刊载了伍、李二参议的“道歉启事”,校长回校,教学依旧,所借三年的“电灯装置费”亦如数退还,我利用退回的这块银元,买了一枝手电筒,以为漫漫长夜的一盏明灯。如果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么,我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但是,到了下学期,却因经济特别困难,学钱实在无法筹措,只好从此辍学。
六、 喜 迎 解 放
1949年深秋,稻谷刚收完不久,田里到处是一垛垛稻草。一天上午,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刚收完的稻田里放鸭子,因为水稻收割后,田里有不少脱掉的谷粒鸭子最爱吃,而我们却可以坐在草垛下讲故事,说天堂,话地狱,摆“龙门阵”,正当大家玩得十分开心的时候,猛然看见几个穿黄军衣、背着长枪的“粮子”（即士兵）从马路上向我们走来,样子很凶,不知是谁叫了声：“抓夫的来了,快走！”我们立即不要命的往山坡上跑,连放在田里的鸭子也不顾了。正当我们爬到半山坡的时侯,背后忽然“砰”的一声枪响,吓得我一跤滚了丈把远,手脚都被刺破了,我赶紧摸了摸屁股,发现没有受伤,就势躲在荆刺蓬中往下看,只见田里的鸭子被赶得嘎嘎叫,乱飞乱跑,那几个“粮子”抓了几只鸭子挂在枪尖上扬长而去。我们马上从刺窝里爬出来,赶着鸭子回家,气得大家骂了一阵“朝天娘”。
从此以后,马路上日日夜夜过退兵“粮子”,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飞跑的军车蹦起老高,沿马路一线飞起的黄土灰尘漫天飘流,象云层一样经久不散。时而听到几声枪响,到处抓人、强奸、抢东西,闹得鸡犬不宁,我家一只大黄狗,看见“粮子”汪汪叫,被一枪打死抬了去,害得我饱饱地哭了一场。人们有家不敢归,只好将稍为贵重一点的东西想方设法的收藏起来,象走日本当难民一样,日夜往深山野洞里钻。年青的女人们还要用锅子下面的炉煤灰擦黑脸,以免狭路相逢遭蹂躏。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好几天,暂暂地马路上人影稀了,车也少了,人们开始回家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常态。
一天上午,院子门口干塘,我们正在车干水的塘里捉鱼。忽然看到院子对门的大路上又有几个穿黄军衣、身背长枪的人向院子里走来,有人尖声大叫：“粮子”又来了,快走。那几个背枪的不追不骂,走近院子,见了人便态度和霭的说：老乡,别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 、共产党的队伍。“解放军”！第一次听说,驻足看看,的确,军帽上不是青天白日的圆圈圈,而是鲜红的五角星,头上还有个草箍箍,胸前的符号上真的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他们很和气地打听：这里叫什么地方？有不有祠堂、学校等公共场所？看他们说话和气,态度亲切,全不象抓人抢劫的样子,几个老年人迎了上去，围观者越来越多,七嘴八舌的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有些胆大的还领着他们在院子里走一走,看一看。他们一边看,一边和乡亲们商议,并用粉笔在门板上号房子,写“某连某排驻此”,说“部队要在这里宿营驻扎好几天”。事后,有些小朋友学着解放军的北方话互相打闹嬉戏,说：老乡,这叫啥地方？这是啥东西？你是干啥的？惹得大家开心地哄笑不止。
断黑时分,大批解放军开过来了,有马、有炮,还有大捆大捆的电线。孩子们非常好奇,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解放军喜爱孩子,亲切地回答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是讲话不太懂。
我家的堂屋里也驻扎了几十个人。他们搭地铺要稻草,我指着对门田里说：有的是。他们说“不行,要借,或出钱买”。也有借门板搭地铺的。我母亲胆小怕事,躲在房里不敢出来,他们从不进人家的屋。有个解放军想用小米换大米,我征得母亲的同意,立即弄来一大筐,他们要过秤,还要用小米加量奉还,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呷了香喷喷的小米饭。
这时候正是秋去冬来,天气日暖夜凉,每个解放军战士都领了一捆棉花,一段黄布,自己笨手笨脚地做棉被。由于小米换大米,又由于他们行动规矩,说话和气,我母亲的胆子也开始大了起来,看到他们用针线不里手,缝被速度慢,质量差,便自备针线,主动帮他们缝制棉被,结果又快又好,大受欢迎,大嫂长,大嫂短,赞不绝口,有的还将剩余的棉花和布料相赠送。这天中午“打牙祭”,硬要送给我们一些猪肉。解放军和我们相处为邻尚不足两天,就过得这般亲热,其情其景,的确难以置信。
这里还有一桩惨事叫我永世难忘：当天中午，解放军“打牙祭”,开餐时,有位战士在我隔壁的一个邻居家里弄了一把筷子去分给大家吃饭,刚好邻居不在家,被他们的连长发现了,立即全连紧急集合,狠狠地批评了那个擅自拿筷子的战士违反群众纪律,话语粗重,大发脾气。过了一会,忽听得对门菜地里“砰”地一声巨响,我们都吓了一大跳,跑出门来一看,菜地里尘土飞扬，一会儿，只见有几个解放军战士从飞扬的尘土中抬出一个人来,全身血淋淋的,四肢不全。一打听,原来,那位战士刚从国民党的部队里解放过来,经受不起这样严历的批评和训斥,思想不通,跑到菜地的角落里拉手榴弹自杀了。仅仅为了几双筷子,便送了一条命！可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到了何等重要的程度，此事对群众的震动极大,与国民党军的强抢恶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此大家都尽力帮助解放军,缺什么,送什么：粮呀、柴呀、草呀、菜呀,大量供应,真是亲如一家,关系好极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解放军不知何时开走了,到处空落落的,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稻草、门板归还原处,水缸里水满满的。到底是什么时候走的？为何一点响动都没有？部队一走,大家心里都感到冷清、空虚。啊,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就是毛 、共产党的队伍,这些人多好,希望他们多来,希望他们长住。这就是我笫一次解放的真情实感。
不久,我们那里成立了区政府,叫邵阳县第二区,区政府就设在长阳铺的罗家祠堂,距我家五华里。开始由国民党的乡、保、甲长负责,向群众征粮、征柴、征草,供过往解放大军用,但需要过秤验收的人,叫“助征员”,只给饭吃,没有工资。汉叔叔先参加,几天后把我也带去了。我当时还只有16岁,又小又矮又瘦,站在板凳上看秤,在手板上开收据,威风得很。我学着南下干部的样子,找了两根布带子,分别将手电筒和雨伞的两端捆住,然后交叉背在双肩上,背着枪,掮着秤,提着盖稻谷用的“木盒子灰印”,日夜奔波,忙得格外开心,有时碰上土匪骚扰,或者及早转移,或者打几枪换个地方,刺激得很。有一次,区长让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志押送二十多担稻谷去新田铺支援过境部队,这一带是板子山地段,山多林密土匪多,我们只知道解放军不能饿肚子,别的什么都不怕,三十华里,半天就赶到了,当天晚上在景文中学礼堂看了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钢骨铁筋》,感人至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那位战斗英雄学习,我还在新田铺买了一个笔记本,把当时的感受全写上。
这时,区里的工作同志也下乡了,我们村里来了位女干部叫唐英顺,北方人,年青白头,二十几岁,人很和气,灰衣灰裤八角帽,腰插一枝小手枪。一来就访贫问苦,组织农民协会,减租反霸打土匪,领导农民闹翻身。不知她从哪里打听到我母亲帮工、守节、抚孤的情况,对我母亲倍感兴趣,天天往我家里跑,后来干脆和我母亲俩人住到一起,动员我母亲参加工作。我母亲封建思想严重,跑到祠堂里,看到参加开会的,不分男女,同在一个被窝里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感到很不好意思,一个人偷偷地跑回去了,任凭唐同志左劝右劝,再也不肯去,实在推辞不脱,只好给老唐做了双布鞋子,以表谢意。以后我母亲每忆及此事,常常后悔,说：当初如依了老唐的意见,岂不早参加工作了,只怪自己的思想古板、落后、不听话。
1949年深秋,稻谷刚收完不久,田里到处是一垛垛稻草。一天上午,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刚收完的稻田里放鸭子,因为水稻收割后,田里有不少脱掉的谷粒鸭子最爱吃,而我们却可以坐在草垛下讲故事,说天堂,话地狱,摆“龙门阵”,正当大家玩得十分开心的时候,猛然看见几个穿黄军衣、背着长枪的“粮子”（即士兵）从马路上向我们走来,样子很凶,不知是谁叫了声：“抓夫的来了,快走！”我们立即不要命的往山坡上跑,连放在田里的鸭子也不顾了。正当我们爬到半山坡的时侯,背后忽然“砰”的一声枪响,吓得我一跤滚了丈把远,手脚都被刺破了,我赶紧摸了摸屁股,发现没有受伤,就势躲在荆刺蓬中往下看,只见田里的鸭子被赶得嘎嘎叫,乱飞乱跑,那几个“粮子”抓了几只鸭子挂在枪尖上扬长而去。我们马上从刺窝里爬出来,赶着鸭子回家,气得大家骂了一阵“朝天娘”。
从此以后,马路上日日夜夜过退兵“粮子”,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飞跑的军车蹦起老高,沿马路一线飞起的黄土灰尘漫天飘流,象云层一样经久不散。时而听到几声枪响,到处抓人、强奸、抢东西,闹得鸡犬不宁,我家一只大黄狗,看见“粮子”汪汪叫,被一枪打死抬了去,害得我饱饱地哭了一场。人们有家不敢归,只好将稍为贵重一点的东西想方设法的收藏起来,象走日本当难民一样,日夜往深山野洞里钻。年青的女人们还要用锅子下面的炉煤灰擦黑脸,以免狭路相逢遭蹂躏。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好几天,暂暂地马路上人影稀了,车也少了,人们开始回家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常态。
一天上午,院子门口干塘,我们正在车干水的塘里捉鱼。忽然看到院子对门的大路上又有几个穿黄军衣、身背长枪的人向院子里走来,有人尖声大叫：“粮子”又来了,快走。那几个背枪的不追不骂,走近院子,见了人便态度和霭的说：老乡,别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 、共产党的队伍。“解放军”！第一次听说,驻足看看,的确,军帽上不是青天白日的圆圈圈,而是鲜红的五角星,头上还有个草箍箍,胸前的符号上真的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他们很和气地打听：这里叫什么地方？有不有祠堂、学校等公共场所？看他们说话和气,态度亲切,全不象抓人抢劫的样子,几个老年人迎了上去，围观者越来越多,七嘴八舌的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有些胆大的还领着他们在院子里走一走,看一看。他们一边看,一边和乡亲们商议,并用粉笔在门板上号房子,写“某连某排驻此”,说“部队要在这里宿营驻扎好几天”。事后,有些小朋友学着解放军的北方话互相打闹嬉戏,说：老乡,这叫啥地方？这是啥东西？你是干啥的？惹得大家开心地哄笑不止。
断黑时分,大批解放军开过来了,有马、有炮,还有大捆大捆的电线。孩子们非常好奇,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解放军喜爱孩子,亲切地回答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是讲话不太懂。
我家的堂屋里也驻扎了几十个人。他们搭地铺要稻草,我指着对门田里说：有的是。他们说“不行,要借,或出钱买”。也有借门板搭地铺的。我母亲胆小怕事,躲在房里不敢出来,他们从不进人家的屋。有个解放军想用小米换大米,我征得母亲的同意,立即弄来一大筐,他们要过秤,还要用小米加量奉还,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呷了香喷喷的小米饭。
这时候正是秋去冬来,天气日暖夜凉,每个解放军战士都领了一捆棉花,一段黄布,自己笨手笨脚地做棉被。由于小米换大米,又由于他们行动规矩,说话和气,我母亲的胆子也开始大了起来,看到他们用针线不里手,缝被速度慢,质量差,便自备针线,主动帮他们缝制棉被,结果又快又好,大受欢迎,大嫂长,大嫂短,赞不绝口,有的还将剩余的棉花和布料相赠送。这天中午“打牙祭”,硬要送给我们一些猪肉。解放军和我们相处为邻尚不足两天,就过得这般亲热,其情其景,的确难以置信。
这里还有一桩惨事叫我永世难忘：当天中午，解放军“打牙祭”,开餐时,有位战士在我隔壁的一个邻居家里弄了一把筷子去分给大家吃饭,刚好邻居不在家,被他们的连长发现了,立即全连紧急集合,狠狠地批评了那个擅自拿筷子的战士违反群众纪律,话语粗重,大发脾气。过了一会,忽听得对门菜地里“砰”地一声巨响,我们都吓了一大跳,跑出门来一看,菜地里尘土飞扬，一会儿，只见有几个解放军战士从飞扬的尘土中抬出一个人来,全身血淋淋的,四肢不全。一打听,原来,那位战士刚从国民党的部队里解放过来,经受不起这样严历的批评和训斥,思想不通,跑到菜地的角落里拉手榴弹自杀了。仅仅为了几双筷子,便送了一条命！可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到了何等重要的程度，此事对群众的震动极大,与国民党军的强抢恶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此大家都尽力帮助解放军,缺什么,送什么：粮呀、柴呀、草呀、菜呀,大量供应,真是亲如一家,关系好极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解放军不知何时开走了,到处空落落的,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稻草、门板归还原处,水缸里水满满的。到底是什么时候走的？为何一点响动都没有？部队一走,大家心里都感到冷清、空虚。啊,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就是毛 、共产党的队伍,这些人多好,希望他们多来,希望他们长住。这就是我笫一次解放的真情实感。
不久,我们那里成立了区政府,叫邵阳县第二区,区政府就设在长阳铺的罗家祠堂,距我家五华里。开始由国民党的乡、保、甲长负责,向群众征粮、征柴、征草,供过往解放大军用,但需要过秤验收的人,叫“助征员”,只给饭吃,没有工资。汉叔叔先参加,几天后把我也带去了。我当时还只有16岁,又小又矮又瘦,站在板凳上看秤,在手板上开收据,威风得很。我学着南下干部的样子,找了两根布带子,分别将手电筒和雨伞的两端捆住,然后交叉背在双肩上,背着枪,掮着秤,提着盖稻谷用的“木盒子灰印”,日夜奔波,忙得格外开心,有时碰上土匪骚扰,或者及早转移,或者打几枪换个地方,刺激得很。有一次,区长让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志押送二十多担稻谷去新田铺支援过境部队,这一带是板子山地段,山多林密土匪多,我们只知道解放军不能饿肚子,别的什么都不怕,三十华里,半天就赶到了,当天晚上在景文中学礼堂看了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钢骨铁筋》,感人至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那位战斗英雄学习,我还在新田铺买了一个笔记本,把当时的感受全写上。
这时,区里的工作同志也下乡了,我们村里来了位女干部叫唐英顺,北方人,年青白头,二十几岁,人很和气,灰衣灰裤八角帽,腰插一枝小手枪。一来就访贫问苦,组织农民协会,减租反霸打土匪,领导农民闹翻身。不知她从哪里打听到我母亲帮工、守节、抚孤的情况,对我母亲倍感兴趣,天天往我家里跑,后来干脆和我母亲俩人住到一起,动员我母亲参加工作。我母亲封建思想严重,跑到祠堂里,看到参加开会的,不分男女,同在一个被窝里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感到很不好意思,一个人偷偷地跑回去了,任凭唐同志左劝右劝,再也不肯去,实在推辞不脱,只好给老唐做了双布鞋子,以表谢意。以后我母亲每忆及此事,常常后悔,说：当初如依了老唐的意见,岂不早参加工作了,只怪自己的思想古板、落后、不听话。
七、 在 税 务 局
完成49、50两届征粮任务后,1950年10月去了县税务局。
“助征员”,是临时性的,因我当时年令太小,个子又矮又瘦,还是个学生娃娃,故完成征粮后,跟别人去城里卖米。恰好这时,县税务局分成县、市二局,向区里要人,汉叔叔又向区里推荐,让我去收税,获准后,他立即由梽木山（时区也一分为二,由二区改为四区,区址由长阳铺迁梽木山）跑到家里,发现我不在家,又往城里赶,辛辛苦苦一口气走了六十华里路,在飞机坪找到我,马上陪我去县税务局报到。
县税务局暂没城内沙井头的“古卸甲房”里。传说这是三国时张飞卸甲的地方,修房以志纪念。又该房隶属公产,故僻为县税务局暂驻之所。我在这里学习了半个月,参加学习的共二十多人,都是从各区招来的。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初步懂得了一些税收知识。之后,按我喜欢写写算算的志趣,没有要我下乡,留在局财会股帮助审核票证,打算盘就是在那时熟练的。一个月后,县税务局迁东路两市塘,原两市塘税务所改迁佘田桥,为工作需要,我又被调佘田桥税务所开票收税。该所租住在一家盐铺的楼上办公,睡觉开地铺,由几个负责搞外勤的同志上街执勤,将一些应交纳税收的行商货物,如烟叶、鞭炮、酒类等等全部找来交税开票,。这里少不了争争吵吵,如货物等级的高低,适用税率的不同，都会有偏轻偏重的问题,最后还是税务干部说了算。我当时又小又矮,供给制,单衣棉衣公家发,穿最小号的衣裤还嫌太长太大了,衣袖和裤腿要上卷一长截,样子十分逗人可笑,与纳税人说话更加势不压众。
1951年的春节,集中在两市塘（县税务局）里过,元旦清晨,我们三人提了一挺轻机枪,跑到山顶上放了几梭子,代替新年礼炮。过年集中开会搞年终鉴定,为活跃气纷,出黑板报和墙报,我又写稿子又编排缮写,非常积极,闹得热火朝天。
母亲来看我,从家里走到邵阳市,又从邵阳市走到两市塘,六十华里,有客车,既无钱买票,又不知买票的地方,只好边问边走,走了一天多才走到。她把家里过年的好菜,如：猪耳朵、猪舌子、鸡菌子等等腊货全送来了,油腻腻的纸包一打开,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吃,母亲看着大家的怪相一个劲的傻笑,那个和谐、亲切、欢乐的场面真是没法形容。母亲会作针线,局里女同志带小孩缺少衣裤、鞋、帽什么的她全包,不作好不让她走。不久,母亲又要去佘田桥来看我,刚走到两市塘就不知道路了,幸好税务所会计到局里上缴税款,顺路将她带到佘田桥,在这里品尝了佘田桥的鲜鱼、莳菇、水豆腐三大特产,住了一天就回去了。
1951年冬,老邵阳县划分为新邵、邵东、邵阳三个县,我被安排到塘渡口——邵阳县税务局负责计划、统计、兼秘书,当时到塘渡口没有公路,大家背着背包,象解放军行军打仗一样,在蜿蜒崎曲的田间小道,跟着队伍向前走,六十华里,走了一整天。新税务局设在临街的一间铺面里,据说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子,还算宽敞适用。我对工作一向认真扎实,按照各税务所每月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设计了一个“看谁跑得快”的竞赛图,编印了《邵阳税讯》简报,促进了收税竞赛的热烈开展,受到了各级领导,特别是专署税务局的好评。
完成49、50两届征粮任务后,1950年10月去了县税务局。
“助征员”,是临时性的,因我当时年令太小,个子又矮又瘦,还是个学生娃娃,故完成征粮后,跟别人去城里卖米。恰好这时,县税务局分成县、市二局,向区里要人,汉叔叔又向区里推荐,让我去收税,获准后,他立即由梽木山（时区也一分为二,由二区改为四区,区址由长阳铺迁梽木山）跑到家里,发现我不在家,又往城里赶,辛辛苦苦一口气走了六十华里路,在飞机坪找到我,马上陪我去县税务局报到。
县税务局暂没城内沙井头的“古卸甲房”里。传说这是三国时张飞卸甲的地方,修房以志纪念。又该房隶属公产,故僻为县税务局暂驻之所。我在这里学习了半个月,参加学习的共二十多人,都是从各区招来的。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初步懂得了一些税收知识。之后,按我喜欢写写算算的志趣,没有要我下乡,留在局财会股帮助审核票证,打算盘就是在那时熟练的。一个月后,县税务局迁东路两市塘,原两市塘税务所改迁佘田桥,为工作需要,我又被调佘田桥税务所开票收税。该所租住在一家盐铺的楼上办公,睡觉开地铺,由几个负责搞外勤的同志上街执勤,将一些应交纳税收的行商货物,如烟叶、鞭炮、酒类等等全部找来交税开票,。这里少不了争争吵吵,如货物等级的高低,适用税率的不同，都会有偏轻偏重的问题,最后还是税务干部说了算。我当时又小又矮,供给制,单衣棉衣公家发,穿最小号的衣裤还嫌太长太大了,衣袖和裤腿要上卷一长截,样子十分逗人可笑,与纳税人说话更加势不压众。
1951年的春节,集中在两市塘（县税务局）里过,元旦清晨,我们三人提了一挺轻机枪,跑到山顶上放了几梭子,代替新年礼炮。过年集中开会搞年终鉴定,为活跃气纷,出黑板报和墙报,我又写稿子又编排缮写,非常积极,闹得热火朝天。
母亲来看我,从家里走到邵阳市,又从邵阳市走到两市塘,六十华里,有客车,既无钱买票,又不知买票的地方,只好边问边走,走了一天多才走到。她把家里过年的好菜,如：猪耳朵、猪舌子、鸡菌子等等腊货全送来了,油腻腻的纸包一打开,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吃,母亲看着大家的怪相一个劲的傻笑,那个和谐、亲切、欢乐的场面真是没法形容。母亲会作针线,局里女同志带小孩缺少衣裤、鞋、帽什么的她全包,不作好不让她走。不久,母亲又要去佘田桥来看我,刚走到两市塘就不知道路了,幸好税务所会计到局里上缴税款,顺路将她带到佘田桥,在这里品尝了佘田桥的鲜鱼、莳菇、水豆腐三大特产,住了一天就回去了。
1951年冬,老邵阳县划分为新邵、邵东、邵阳三个县,我被安排到塘渡口——邵阳县税务局负责计划、统计、兼秘书,当时到塘渡口没有公路,大家背着背包,象解放军行军打仗一样,在蜿蜒崎曲的田间小道,跟着队伍向前走,六十华里,走了一整天。新税务局设在临街的一间铺面里,据说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子,还算宽敞适用。我对工作一向认真扎实,按照各税务所每月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设计了一个“看谁跑得快”的竞赛图,编印了《邵阳税讯》简报,促进了收税竞赛的热烈开展,受到了各级领导,特别是专署税务局的好评。
八、 骄 傲 自 满
当时，我非常积极。土改时,写信让母亲积极参加,因母亲长年帮工,家中缺少劳动力,几亩田土与别人换工耕种,被划成小土地出租。合作化时又写信让母亲积极参加,因家无劳力及耕牛农具,只有靠互助组、合作社才有生活出路。
1952年,邵阳、邵东、新邵三县集中在邵阳市搞“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也很积极,之后,入团、入党,任局计划统计股副股长。
但是，我却非常任性。总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知唯上是从,唯命是听,唯上级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溜须拍马不会,阿谀奉承更不行。如编制税收计划,自认为根据充分,订得很足很足,而县长、局长在审查时,则主张适当减少一些,说要留有余地,一防上级加码,二怕出现意外,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可行的,而我则认为这是有意向上级打埋伏,思想不通,固执己见。写工作总结时,对某些失误的原因,则片面地肯定是由于领导的“耳朵根子软”,“不敢于理直气壮”的结果,而领导则认为如此结论,有失偏颇,难以接受。长此以往,我便得了个“骄傲自满”的评价。这个“帽子”,一戴就是四十年。每过“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总会因“骄傲自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我虽然迫于组织压力和众口难犯,也曾口头上表示虚心接受,但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或者是部份意见接受了,部分意见还根本没有接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成一种思想观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实事求是”的,而别人要坚持实事求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以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及其发展更加证实了我上述认识的准确性。
当时，我非常积极。土改时,写信让母亲积极参加,因母亲长年帮工,家中缺少劳动力,几亩田土与别人换工耕种,被划成小土地出租。合作化时又写信让母亲积极参加,因家无劳力及耕牛农具,只有靠互助组、合作社才有生活出路。
1952年,邵阳、邵东、新邵三县集中在邵阳市搞“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也很积极,之后,入团、入党,任局计划统计股副股长。
但是，我却非常任性。总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知唯上是从,唯命是听,唯上级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溜须拍马不会,阿谀奉承更不行。如编制税收计划,自认为根据充分,订得很足很足,而县长、局长在审查时,则主张适当减少一些,说要留有余地,一防上级加码,二怕出现意外,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可行的,而我则认为这是有意向上级打埋伏,思想不通,固执己见。写工作总结时,对某些失误的原因,则片面地肯定是由于领导的“耳朵根子软”,“不敢于理直气壮”的结果,而领导则认为如此结论,有失偏颇,难以接受。长此以往,我便得了个“骄傲自满”的评价。这个“帽子”,一戴就是四十年。每过“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总会因“骄傲自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我虽然迫于组织压力和众口难犯,也曾口头上表示虚心接受,但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或者是部份意见接受了,部分意见还根本没有接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成一种思想观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实事求是”的,而别人要坚持实事求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以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及其发展更加证实了我上述认识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