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右派的父亲
许多年后，父母都不曾提及，似乎也不愿意说起。只是在某个雨天的午后，阴沉而无聊，父母才会闲闲的的说起，像是拉家常。
先是父亲冷不丁的来一句：想想倒霉的那几年……停了稍许，母亲才接过话说：你当右派的那几年……我们兄弟姐妹正围坐在里屋的桌子上写作业，大家一时都静了下来，侧耳倾听，接下来却是一声长叹，然后没了下文。
许久之后，母亲起身，感慨的说：真不敢相信，能活到现在，活到现在一大家子人家。
看着他们眼睛都红红的，大家都很识趣，没有人问起。
这样的场景有很多次，我们隐约的知道，父亲倒过霉，当过右派。
只记得，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五个。那时候大姐还不到十岁，小弟才刚满两岁。一位农家妇女独自拉扯着五个小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听说父亲原来是在连云港东海县一个乡村中学教书，被打成右派后放回安徽老家监视劳动，父亲不停地在外面伸冤告状，几乎照顾不到家里。亲戚邻居们都远远地躲着我们，被人欺负遭人白眼更是家常便饭。
幸好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事都记不得。唯一有印象的是父亲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家也大多都是夜里，可能是怕被人看见打报告。因此，通常是夜里偷偷地来早上又匆匆地走。我对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完全没有印象，听人说他那时候高高瘦瘦，皮肤很黑，脾气很坏。
小时候家里很苦，母亲一个人在照顾五个小孩子，还要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
那时的苦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小时侯我有个很坏的习惯：总是偷偷地藏各种吃的东西，有时是一块窝头，有时是一块烙饼，有时是一块咸菜。藏起来主要是留着饿的时候吃。我们姐弟五个，那个年月每顿饭都要抢着吃，手伸的慢了窝头都抢不到，筷子挥得迟了菜就夹不到。所谓的菜不过是水煮过或蒸过的野菜撒了点盐而已。根本吃不饱，经常饿肚子。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甚至筷子都不够，母亲就地折断一根树枝或芦柴棒当筷子使用。我总是抢不过三个姐姐，弟弟有母亲护着，用不着抢。饭桌上吃不饱，我就偷偷地藏，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把专门给弟弟做的烙饼偷偷掰一块藏起来。藏的地方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塞在墙缝里——土墙上有很多缝隙和老鼠窝，有时候是藏在被窝里，有时候是放在空粮食缸里，然后小心地推上盖子。
这种偷藏吃食的习惯后来到了令人诧异的地步。有一次母亲在面缸里发现了一个烂掉的西红柿，问是不是我藏的。我才想起前阵子大姨来走亲戚时带了几个自家种的西红柿，我趁人不注意就偷藏了一个在面缸里，后来自己忘了，就烂掉了。那个年月烂掉一个西红柿真的让人很心疼。
这种随时随地偷藏吃食的习惯就像松鼠入冬前会本能地藏很多松子一样，即便是后来找不到或是忘记了也还会不停地偷藏。那时候真的是被饿怕了。
先是父亲冷不丁的来一句：想想倒霉的那几年……停了稍许，母亲才接过话说：你当右派的那几年……我们兄弟姐妹正围坐在里屋的桌子上写作业，大家一时都静了下来，侧耳倾听，接下来却是一声长叹，然后没了下文。
许久之后，母亲起身，感慨的说：真不敢相信，能活到现在，活到现在一大家子人家。
看着他们眼睛都红红的，大家都很识趣，没有人问起。
这样的场景有很多次，我们隐约的知道，父亲倒过霉，当过右派。
只记得，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五个。那时候大姐还不到十岁，小弟才刚满两岁。一位农家妇女独自拉扯着五个小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听说父亲原来是在连云港东海县一个乡村中学教书，被打成右派后放回安徽老家监视劳动，父亲不停地在外面伸冤告状，几乎照顾不到家里。亲戚邻居们都远远地躲着我们，被人欺负遭人白眼更是家常便饭。
幸好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事都记不得。唯一有印象的是父亲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家也大多都是夜里，可能是怕被人看见打报告。因此，通常是夜里偷偷地来早上又匆匆地走。我对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完全没有印象，听人说他那时候高高瘦瘦，皮肤很黑，脾气很坏。
小时候家里很苦，母亲一个人在照顾五个小孩子，还要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
那时的苦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小时侯我有个很坏的习惯：总是偷偷地藏各种吃的东西，有时是一块窝头，有时是一块烙饼，有时是一块咸菜。藏起来主要是留着饿的时候吃。我们姐弟五个，那个年月每顿饭都要抢着吃，手伸的慢了窝头都抢不到，筷子挥得迟了菜就夹不到。所谓的菜不过是水煮过或蒸过的野菜撒了点盐而已。根本吃不饱，经常饿肚子。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甚至筷子都不够，母亲就地折断一根树枝或芦柴棒当筷子使用。我总是抢不过三个姐姐，弟弟有母亲护着，用不着抢。饭桌上吃不饱，我就偷偷地藏，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把专门给弟弟做的烙饼偷偷掰一块藏起来。藏的地方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塞在墙缝里——土墙上有很多缝隙和老鼠窝，有时候是藏在被窝里，有时候是放在空粮食缸里，然后小心地推上盖子。
这种偷藏吃食的习惯后来到了令人诧异的地步。有一次母亲在面缸里发现了一个烂掉的西红柿，问是不是我藏的。我才想起前阵子大姨来走亲戚时带了几个自家种的西红柿，我趁人不注意就偷藏了一个在面缸里，后来自己忘了，就烂掉了。那个年月烂掉一个西红柿真的让人很心疼。
这种随时随地偷藏吃食的习惯就像松鼠入冬前会本能地藏很多松子一样，即便是后来找不到或是忘记了也还会不停地偷藏。那时候真的是被饿怕了。
1
虽然生活上很苦，但记忆中的童年还是充满了快乐。作为家里的长子，爷爷奶奶和母亲及三个姐姐都对我很娇宠，我的童年几乎是在他们的呵护下度过的。
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邻居家来了亲戚，是前院曼丽的舅舅从城里赶集回来了，骑着那个年代也很少见的自行车，车把上挂了个绿色帆布包。那年头在农村谁家来了亲戚都会围上一大群小孩子，希望别人能给点好吃的。我在家门口玩看见了，也跟着其他几个小孩子围了上去。曼丽的舅舅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包点心，那是一种中空的油炸果子，外面裹着一层糖。我们都盯着看。曼丽很自豪地拿了一根果子掰碎了分给周围几个小孩，却没有分给我。其他几个小孩尝到了甜头就识趣地一轰而散。我在一旁眼巴巴的望着，久久不愿离去。曼丽生气地说，看什么看！说完两手推着把我送到了大门外，她的父母和舅舅就在一旁站着，一脸鄙夷蔑视的看着我。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有点懵了。那时候虽然家里很穷，母亲也总是尽力宠着我们。况且我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三个姐姐出门在外也是尽力护着我。硬生生地被人推出大门外，而且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呆呆楞楞地在她家门口站了几分钟，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发烫，很想哭，却没有哭。那种鄙夷蔑视的眼神让人终生难忘，像是被烙进了脑海里。那一年我可能才四五岁，隐约记得当时还穿着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穿的兜兜褂。
说起小时候，母亲总会提起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冬天，母亲和小姑用平板车推着我和三姐及弟弟去县城拉煤。那时小姑还没有出嫁，经常帮母亲忙些家务。那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进城，看到什么都觉得新奇兴奋。每看到一样新奇的东西，弟弟和三姐就会兴奋地欢叫起来，并不停地用手指来指去。引得路人很奇怪地看着我们。我拉住三姐和弟弟的手，小声央求他们，“别这样大喊大叫，让人家看不起”。这句话被母亲和小姑听到了，她们很诧异我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件事被母亲和小姑说起过好多次。
虽然生活上很苦，但记忆中的童年还是充满了快乐。作为家里的长子，爷爷奶奶和母亲及三个姐姐都对我很娇宠，我的童年几乎是在他们的呵护下度过的。
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邻居家来了亲戚，是前院曼丽的舅舅从城里赶集回来了，骑着那个年代也很少见的自行车，车把上挂了个绿色帆布包。那年头在农村谁家来了亲戚都会围上一大群小孩子，希望别人能给点好吃的。我在家门口玩看见了，也跟着其他几个小孩子围了上去。曼丽的舅舅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包点心，那是一种中空的油炸果子，外面裹着一层糖。我们都盯着看。曼丽很自豪地拿了一根果子掰碎了分给周围几个小孩，却没有分给我。其他几个小孩尝到了甜头就识趣地一轰而散。我在一旁眼巴巴的望着，久久不愿离去。曼丽生气地说，看什么看！说完两手推着把我送到了大门外，她的父母和舅舅就在一旁站着，一脸鄙夷蔑视的看着我。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有点懵了。那时候虽然家里很穷，母亲也总是尽力宠着我们。况且我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三个姐姐出门在外也是尽力护着我。硬生生地被人推出大门外，而且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呆呆楞楞地在她家门口站了几分钟，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发烫，很想哭，却没有哭。那种鄙夷蔑视的眼神让人终生难忘，像是被烙进了脑海里。那一年我可能才四五岁，隐约记得当时还穿着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穿的兜兜褂。
说起小时候，母亲总会提起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冬天，母亲和小姑用平板车推着我和三姐及弟弟去县城拉煤。那时小姑还没有出嫁，经常帮母亲忙些家务。那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进城，看到什么都觉得新奇兴奋。每看到一样新奇的东西，弟弟和三姐就会兴奋地欢叫起来，并不停地用手指来指去。引得路人很奇怪地看着我们。我拉住三姐和弟弟的手，小声央求他们，“别这样大喊大叫，让人家看不起”。这句话被母亲和小姑听到了，她们很诧异我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件事被母亲和小姑说起过好多次。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吃“塑料馍”，那是一种用红薯淀粉做的饼子，煮玉米糊糊的时候贴在锅沿上。蒸熟后就像塑料鞋底一样，黑黑的亮亮的，像是抹了层油，但是非常的坚韧难嚼。那种馍只能趁热吃，凉了就变得又硬又韧，啃都啃不动。为了让我们能趁热都吃掉，母亲用白水冲了些辣椒粉加点盐让我们蘸着吃，这一招很有效，刚出锅的塑料馍还没上桌就被一抢而空。大家争先恐后蘸着辣椒水，吃的涕泪交流。
那几年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根本不够吃，她就在自留田里全都栽上了红薯，因为红薯产量大，叶子和梗都可以吃。都说红薯一身都是宝，但红薯梗打出的粉实在不好吃，简直难以下咽。而且，红薯吃多了会刺激胃酸分泌，久了会胃疼。那几年，我们姐弟几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母亲更严重，每天夜里吐酸水，嘴里总是有股难闻的气味。
记得好多年母亲都有比较严重的口臭，大家和她说话都站的远远的，包括我们姐弟五个。久了她也自卑起来，和人说话总会用手或衣服掩住口，不敢大声说话或是大口出气。
日复一日的塑料馍、野菜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连续吃上几个月谁都会厌的，我们都抱怨母亲不会做饭，嫌她做的饭难吃，连点油花都没有。母亲无可奈何，任由我们抱怨，每天还是做着一样的饭。那时候年龄小，不知道母亲的苦。一次三姐带我在外面玩，看见同家伯父的女儿大巧手里拿着一块白面馒头，我们盯着看了很久，回家问母亲，咱家的馍馍都是黑色黄色的，大巧吃的馍馍怎么是白色的？说完，我和三姐围住母亲闹着也要吃。母亲没有说话，她转过脸，哭了。
有一段时间家里甚至连塑料馍也吃不上，到了冬天，野菜窝头也没有了。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左邻右舍去借点粮食。有时候仅仅为了一瓢杂面母亲也要低声下气地赔上许多好话。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吃“塑料馍”，那是一种用红薯淀粉做的饼子，煮玉米糊糊的时候贴在锅沿上。蒸熟后就像塑料鞋底一样，黑黑的亮亮的，像是抹了层油，但是非常的坚韧难嚼。那种馍只能趁热吃，凉了就变得又硬又韧，啃都啃不动。为了让我们能趁热都吃掉，母亲用白水冲了些辣椒粉加点盐让我们蘸着吃，这一招很有效，刚出锅的塑料馍还没上桌就被一抢而空。大家争先恐后蘸着辣椒水，吃的涕泪交流。
那几年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根本不够吃，她就在自留田里全都栽上了红薯，因为红薯产量大，叶子和梗都可以吃。都说红薯一身都是宝，但红薯梗打出的粉实在不好吃，简直难以下咽。而且，红薯吃多了会刺激胃酸分泌，久了会胃疼。那几年，我们姐弟几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母亲更严重，每天夜里吐酸水，嘴里总是有股难闻的气味。
记得好多年母亲都有比较严重的口臭，大家和她说话都站的远远的，包括我们姐弟五个。久了她也自卑起来，和人说话总会用手或衣服掩住口，不敢大声说话或是大口出气。
日复一日的塑料馍、野菜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连续吃上几个月谁都会厌的，我们都抱怨母亲不会做饭，嫌她做的饭难吃，连点油花都没有。母亲无可奈何，任由我们抱怨，每天还是做着一样的饭。那时候年龄小，不知道母亲的苦。一次三姐带我在外面玩，看见同家伯父的女儿大巧手里拿着一块白面馒头，我们盯着看了很久，回家问母亲，咱家的馍馍都是黑色黄色的，大巧吃的馍馍怎么是白色的？说完，我和三姐围住母亲闹着也要吃。母亲没有说话，她转过脸，哭了。
有一段时间家里甚至连塑料馍也吃不上，到了冬天，野菜窝头也没有了。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左邻右舍去借点粮食。有时候仅仅为了一瓢杂面母亲也要低声下气地赔上许多好话。
3
实在没有办法了，母亲用平板车推着我们姐弟五个像落难逃荒似的去了六七公里外的大姨家。虽然距离不算远，但大姨家所在的村子行政上却隶属于河南。隔着省，不怕受父亲是右派的牵连。
依稀还记得那个萧瑟寒冷的冬日，母亲用平板推着我们姐弟五个，在呼啸的西北风里艰难的往前挪。虽然车上盖着被子，仍然冷得发抖。光秃秃的树枝被吹的摇来摆去，白花花的盐碱路面似乎没有尽头，连个行人都看不到。
大姨和姨夫都是正当壮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家里还没有小孩，因此每年能余下一些口粮和工分款。看我们瘦成那个样子，大姨赶紧煮了一大锅冬瓜，加了点粉条。刚端上桌我们五个就狼吞虎咽地争抢起来，那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记的那红烩的一锅冬瓜粉条，飘着酱油的醇香。
大姨强烈挽留我们住了几天，并连夜给我们姐弟五个赶做了布鞋和棉衣。我们皮包骨头的样子连她家的邻居看了都感到担心。后来听说有一位邻居曾悄悄拉住大姨说：这几个小孩瘦成这个样子你怎么敢让他们住在家里？在别人看来，我们旦夕都有死去的可能，死在自己家里多不吉利！临走时，大姨给我们摘了满满一平车冬瓜和南瓜。那年冬天，我们就是靠着这车冬瓜和南瓜硬是熬了过来。
有一年实在撑不下去了，有好心人劝母亲把个孩子送人。大姐二姐年龄大了，没人愿意要。我和弟弟是男孩，舍不得送。于是三姐就成了送人的最佳人选，与其一家人活活饿死还不如送出去一个或许还能找条活路。三姐却哭闹着不愿意，她央求母亲，说以后再也不闹饭了，再也不要东西吃了。央求不管用她就在地上打滚，死死抓住门槛抱不起来。我们姐弟几个围在一旁都哭了，母亲也哭了。邻村那对没有小孩的中年夫妻最后也不忍心了，送了我们几十斤粮食，也不再提抱养三姐的事。
从那以后，三姐就变得非常乖巧。吃饭总吃得很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处处察言观色，也不再和我与弟弟争抢任何东西。
母亲常说，我们五个全都是苦大的，能够活下来都是上天有眼，是老天爷看我们可怜，不想让我们死。
实在没有办法了，母亲用平板车推着我们姐弟五个像落难逃荒似的去了六七公里外的大姨家。虽然距离不算远，但大姨家所在的村子行政上却隶属于河南。隔着省，不怕受父亲是右派的牵连。
依稀还记得那个萧瑟寒冷的冬日，母亲用平板推着我们姐弟五个，在呼啸的西北风里艰难的往前挪。虽然车上盖着被子，仍然冷得发抖。光秃秃的树枝被吹的摇来摆去，白花花的盐碱路面似乎没有尽头，连个行人都看不到。
大姨和姨夫都是正当壮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家里还没有小孩，因此每年能余下一些口粮和工分款。看我们瘦成那个样子，大姨赶紧煮了一大锅冬瓜，加了点粉条。刚端上桌我们五个就狼吞虎咽地争抢起来，那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记的那红烩的一锅冬瓜粉条，飘着酱油的醇香。
大姨强烈挽留我们住了几天，并连夜给我们姐弟五个赶做了布鞋和棉衣。我们皮包骨头的样子连她家的邻居看了都感到担心。后来听说有一位邻居曾悄悄拉住大姨说：这几个小孩瘦成这个样子你怎么敢让他们住在家里？在别人看来，我们旦夕都有死去的可能，死在自己家里多不吉利！临走时，大姨给我们摘了满满一平车冬瓜和南瓜。那年冬天，我们就是靠着这车冬瓜和南瓜硬是熬了过来。
有一年实在撑不下去了，有好心人劝母亲把个孩子送人。大姐二姐年龄大了，没人愿意要。我和弟弟是男孩，舍不得送。于是三姐就成了送人的最佳人选，与其一家人活活饿死还不如送出去一个或许还能找条活路。三姐却哭闹着不愿意，她央求母亲，说以后再也不闹饭了，再也不要东西吃了。央求不管用她就在地上打滚，死死抓住门槛抱不起来。我们姐弟几个围在一旁都哭了，母亲也哭了。邻村那对没有小孩的中年夫妻最后也不忍心了，送了我们几十斤粮食，也不再提抱养三姐的事。
从那以后，三姐就变得非常乖巧。吃饭总吃得很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处处察言观色，也不再和我与弟弟争抢任何东西。
母亲常说，我们五个全都是苦大的，能够活下来都是上天有眼，是老天爷看我们可怜，不想让我们死。
4
那年头，不仅吃的东西少，烧火做饭的柴火也不够。还没到冬天家里做饭的柴火就已经告急，每次做饭前母亲都会背着粪篓子在村边地头上梭巡半天才搜拣到一些柴火，只够做一顿饭。为了免于冬天受冻，大姐带着我们满地拣被秋风吹落的树枝和树叶，从村东头拣到村西头，再从村后头捡到村前头。我和三姐拿着个袋子，大姐二姐背着粪篓子，满大街的转悠，眼睛四处搜寻，任何能烧火的东西都拣。那年冬天我们拣的树叶竟然在院子里堆了一垛。
但是，树叶不经烧，一大堆树叶有时也不够做一顿饭。光秃秃的树枝在冬风里摇曳，再也没有干枯的枝条能掉下来，我们也停止了拣树叶的行动。
冬天才刚刚开始，母亲就开始为生计和取暖发愁，但她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一天一天捱下去。
过度的劳累和营养不良使母亲患上了眼疾，一天她惊恐的抱怨：怎么看什么东西都像蒙了层锣底。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借了钱到县城医院诊治。医生告诉她，需要打针，而且要连续打好多天。母亲一大早起床先蒸上一锅玉米面蔬菜饼子和红薯吩咐大姐和二姐好好在家带好我和三姐和弟弟，然后她一个人步行二十几里路到县城医院打针。不到下午，一锅饼子和红薯就被吃光了。大姐就带领着我们到村口的大路上接母亲。冬天日短，太阳落山很早，我们又冷又饿，挤坐在村口的一棵大槐树下，焦急地等母亲归来。大姐也不敢领我们走太远，因为她也不识得去县城的路。
等到夜幕低垂，白花花的路面也变得模糊不清时，母亲瘦小的身影总算出现在路的那头。我们都欢呼着奔过去，比赛谁跑得快看谁能最先接到母亲。母亲也高声叫着我们的名字，既是高兴也是为自己壮胆。那年头，一个孤苦的女人独自拉扯五个小孩子真的有太多害怕惶恐的事情。
等到我们把她围拢，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手绢包裹——是花生。母亲用省下的路费钱买了一毛钱的花生，她说怕我们饿，不想枉负了我们对她的期盼和迎接。那年冬天，到村口接母亲回来成了我们最大的盛事，她总会不辜负我们的期盼，每次都会用节省的路费买点好吃的带回来，或是一包花生，或是一个烧饼。花生我们会一粒一粒分着吃，一张烧饼也会分成许多小块。
那年头，不仅吃的东西少，烧火做饭的柴火也不够。还没到冬天家里做饭的柴火就已经告急，每次做饭前母亲都会背着粪篓子在村边地头上梭巡半天才搜拣到一些柴火，只够做一顿饭。为了免于冬天受冻，大姐带着我们满地拣被秋风吹落的树枝和树叶，从村东头拣到村西头，再从村后头捡到村前头。我和三姐拿着个袋子，大姐二姐背着粪篓子，满大街的转悠，眼睛四处搜寻，任何能烧火的东西都拣。那年冬天我们拣的树叶竟然在院子里堆了一垛。
但是，树叶不经烧，一大堆树叶有时也不够做一顿饭。光秃秃的树枝在冬风里摇曳，再也没有干枯的枝条能掉下来，我们也停止了拣树叶的行动。
冬天才刚刚开始，母亲就开始为生计和取暖发愁，但她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一天一天捱下去。
过度的劳累和营养不良使母亲患上了眼疾，一天她惊恐的抱怨：怎么看什么东西都像蒙了层锣底。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借了钱到县城医院诊治。医生告诉她，需要打针，而且要连续打好多天。母亲一大早起床先蒸上一锅玉米面蔬菜饼子和红薯吩咐大姐和二姐好好在家带好我和三姐和弟弟，然后她一个人步行二十几里路到县城医院打针。不到下午，一锅饼子和红薯就被吃光了。大姐就带领着我们到村口的大路上接母亲。冬天日短，太阳落山很早，我们又冷又饿，挤坐在村口的一棵大槐树下，焦急地等母亲归来。大姐也不敢领我们走太远，因为她也不识得去县城的路。
等到夜幕低垂，白花花的路面也变得模糊不清时，母亲瘦小的身影总算出现在路的那头。我们都欢呼着奔过去，比赛谁跑得快看谁能最先接到母亲。母亲也高声叫着我们的名字，既是高兴也是为自己壮胆。那年头，一个孤苦的女人独自拉扯五个小孩子真的有太多害怕惶恐的事情。
等到我们把她围拢，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手绢包裹——是花生。母亲用省下的路费钱买了一毛钱的花生，她说怕我们饿，不想枉负了我们对她的期盼和迎接。那年冬天，到村口接母亲回来成了我们最大的盛事，她总会不辜负我们的期盼，每次都会用节省的路费买点好吃的带回来，或是一包花生，或是一个烧饼。花生我们会一粒一粒分着吃，一张烧饼也会分成许多小块。
5
连续好多年我都害怕过冬天，全家人睡一张大床都暖和不过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冻得瑟瑟发抖。入冬没几天我和三姐的手脚就冻烂了，手背上的皮肉像是被炮竹炸开了花，血红的口子里面能看见生生白骨，虽然并不很疼。母亲四处地打听治疗冻伤的偏方，找来桃树的枝条煮了水每天给我们洗泡。这种方法刚开始似乎也很管用，后来就不灵验了，因为保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连续好几年，我和三姐的手脚都会冻烂，走路拿筷子都很费劲。
那几年家里做一件衣服都是先给大姐穿，大姐穿小了再给二姐穿，二姐穿小了再给三姐穿，三姐穿小了再给我穿。等衣服穿到我身上时早已经破烂的不成样子，根本看不到大块的布料，全是补丁拼成的。
很多年来，我都是穿大姐二姐三姐穿剩下的衣服，头发蓬乱，看不出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由于常年和三个姐姐在一起玩耍，我说话也变得尖声细气，处处模仿她们的样子和动作，甚至会偷穿她们的裙子。直到我六七岁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还都以为我是个女孩。有时候为了探明真相，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会当着众人的面褪下我的裤子，才发现我是个男孩。这种近似羞辱的关心发生了好多次，后来邻居们才渐渐知道我们家其实是三个闺女而不是传闻中的四个。
每当这时候，大姐都会冲出去和那些人大吵大闹，她甚至会毫不客气的指着褪我裤子的人叫骂，骂他们欺负人，骂他们不要脸。无论是谁，也不管有多少人，大姐都毫不畏惧。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手叉着腰一手指指点点的和人对骂，即使年龄比她长出很多的人她也不怕。
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被人邻居家小孩欺负，大姐气愤不过，找到那家大人评理，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大利的奶奶是个半吊子老女人，竟然和大姐没完没了地吵了一下午，后来大姐跳起来指着她的鼻子骂。即便再不讲理的人也拿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没办法，最后她找到我们家，奶奶出面赔了不是才算平息。
被人欺负还要陪上笑脸登门道歉，这就是那些年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连续好多年我都害怕过冬天，全家人睡一张大床都暖和不过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冻得瑟瑟发抖。入冬没几天我和三姐的手脚就冻烂了，手背上的皮肉像是被炮竹炸开了花，血红的口子里面能看见生生白骨，虽然并不很疼。母亲四处地打听治疗冻伤的偏方，找来桃树的枝条煮了水每天给我们洗泡。这种方法刚开始似乎也很管用，后来就不灵验了，因为保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连续好几年，我和三姐的手脚都会冻烂，走路拿筷子都很费劲。
那几年家里做一件衣服都是先给大姐穿，大姐穿小了再给二姐穿，二姐穿小了再给三姐穿，三姐穿小了再给我穿。等衣服穿到我身上时早已经破烂的不成样子，根本看不到大块的布料，全是补丁拼成的。
很多年来，我都是穿大姐二姐三姐穿剩下的衣服，头发蓬乱，看不出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由于常年和三个姐姐在一起玩耍，我说话也变得尖声细气，处处模仿她们的样子和动作，甚至会偷穿她们的裙子。直到我六七岁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还都以为我是个女孩。有时候为了探明真相，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会当着众人的面褪下我的裤子，才发现我是个男孩。这种近似羞辱的关心发生了好多次，后来邻居们才渐渐知道我们家其实是三个闺女而不是传闻中的四个。
每当这时候，大姐都会冲出去和那些人大吵大闹，她甚至会毫不客气的指着褪我裤子的人叫骂，骂他们欺负人，骂他们不要脸。无论是谁，也不管有多少人，大姐都毫不畏惧。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手叉着腰一手指指点点的和人对骂，即使年龄比她长出很多的人她也不怕。
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被人邻居家小孩欺负，大姐气愤不过，找到那家大人评理，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大利的奶奶是个半吊子老女人，竟然和大姐没完没了地吵了一下午，后来大姐跳起来指着她的鼻子骂。即便再不讲理的人也拿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没办法，最后她找到我们家，奶奶出面赔了不是才算平息。
被人欺负还要陪上笑脸登门道歉，这就是那些年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6
那几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常年在外面申冤告状，母亲懦弱无能总是忍气吞声，大姐成了我们心理上的保护伞和安全依靠，我们姐弟四个无论是谁在外面受了委屈或是被人欺负大姐都会站出来给我们出气。其实她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为我们姐弟五个几乎是连着的，相邻之间的年龄差只有一岁半。那时候她也面黄肌瘦，只不过不像我们几个习惯了被人欺负习惯了忍气吞声。大姐很看不惯母亲的软弱，更看不惯她动不动就低三下四地求人。
但是，不求人没有办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家人在困顿中饿死。母亲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就是这种让很多人鄙视的哲学让我们没有走上绝路。
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大姐被学校选中参加合唱表演，要求每个人都穿白色的确良褂子，黑色裤子。大姐没有，回家央求母亲给她扯布做一件。母亲经不住大姐的苦苦哀求和软磨硬缠，答应卖了粮食给她扯布做一件。可是，卖了粮食的钱不够，母亲左邻右舍的借了个遍还是凑不起扯布的钱。无论大姐怎么闹腾，白的确良褂子最终也没有做成。眼看着表演日期临近，大姐只得向邻村的同学范翠云借了件白褂子才算救了急。范翠云是大姐要好的朋友，听说她父亲在淮北煤矿上做工，家庭条件要比我们好的多。
那几年，我们过年都做不起新衣裳，怎么可能为了一场表演买布做衣裳呢。不过，母亲还是安慰我们，说是收了秋给我和三姐做双新棉鞋，过年给大姐二姐扯件新衣裳。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临近过年，她不再提起这事，我们也就忘了。等到过年那天，看见周围邻居家的小孩都穿上了新衣服，大姐三姐就围着母亲闹，堵住门不让她出去。
二姐似乎知道母亲的难处，也知道无论怎么哭闹都没有用，她悄悄的躲在一边，拿出课本做起了寒假作业。一家人就这样蜷缩在家里，新年的喧嚣和热闹和我们无关。
母亲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会怎么说，甚至心里还没有想，嘴里就已经说了出去。她会当着许多人的面说，“等收了秋，卖了棉花，给我家燕子二曼扯布做新衣裳。”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等到过年，我们姐弟五个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衣衫褴褛，虽然外面很热闹，我们都窝在家里不愿意出门。农村人的势利都很直截了当，大年初一穿旧衣服出门会遭到公然的嘲笑。如果扯不起新衣服，怎么也得做双新鞋子或是买双新袜子，连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我和三姐根本就没袜子穿。这样的事后来还有几次，以至于我们都不再拿她的话当回事。她真的想给我们做件衣裳，但实在筹不出钱。
有一次，在生产队干活休息间隙母亲艳羡的扯住队长女儿苗大为新做的蓝洋布裤子说：“还是洋布做出来的衣服好看。等收了秋，卖了粮食也给我家燕子扯布做一条。”
她刚说完，旁边几个妇女就嘻嘻的笑了起来。有人接过话茬说：“你头年里还说卖粮食扯布给你家燕子做件新棉袄来着，做好了没有？怎么还没见穿上！？”
几个人带着夸张的搞笑表情看着母亲，她窘迫的手足无措，脸涨的通红。
没等母亲答话，蹲坐在地头上的那帮女人和男人们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也讪讪地陪着笑了，不再吱声，任由那群妇女奚落讥笑。
当然是没有做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扯布，她们明知故问。生产队分得那点口粮吃都吃都不饱，哪有余粮拿去卖。
还没回到家，大姐二姐就开始大声呵斥指责她，说她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说大话，买不起就根本不要说。说出去又买不起，遭人耻笑。或许那时候大姐二姐长大了，无法再忍受被人公然嘲笑的难堪。其实，那时大姐不过才上小学五年级，二姐上小学四年级。
1979年8月的一天，大概是中午，我正在厨屋里烧火帮着母亲做饭，突然看见三姐发了疯似的从外面跑进来，大声喊着：“娘，爹爹回来了，爹爹平反了！”我一眼就看见她手上高举着一块糖，那种红黄相间的花纸太醒目了。三姐在院子中又蹦又跳，不断地高声叫喊着，左邻右舍都听到了。
我一把扔掉了烧火棍，跟着她跑了出去。在大姐二姐的左右簇拥下，父亲走进了门，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
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站满了人，本家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们都过来说话，邻居们也都端着碗，围站在大门外，几个小孩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家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好多年没有见过父亲，我都不敢正眼看他。我躲在角落里，甜甜的吃着糖，是山东特产的高粱饴，嚼在口里感觉真好，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去瞟他。父亲果然是又黑又瘦，但气色还好，神态坦然，旁边的几个人都眼圈发红，奶奶和小姑在一边不住地抹眼泪。母亲更是失态，她先是不敢相信，后来竟然瘫软在众人面前，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几个人拉都拉不起来。
这可能是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大白天回家。我不知道“平反”什么意思，只知道从那以后父亲回家就不会刻意选择在夜里了，而且他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人面前走路，不必再遛着墙根。
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在东海县一所乡镇中学的教师工作，而且还补了一笔钱。
那几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常年在外面申冤告状，母亲懦弱无能总是忍气吞声，大姐成了我们心理上的保护伞和安全依靠，我们姐弟四个无论是谁在外面受了委屈或是被人欺负大姐都会站出来给我们出气。其实她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为我们姐弟五个几乎是连着的，相邻之间的年龄差只有一岁半。那时候她也面黄肌瘦，只不过不像我们几个习惯了被人欺负习惯了忍气吞声。大姐很看不惯母亲的软弱，更看不惯她动不动就低三下四地求人。
但是，不求人没有办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家人在困顿中饿死。母亲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就是这种让很多人鄙视的哲学让我们没有走上绝路。
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大姐被学校选中参加合唱表演，要求每个人都穿白色的确良褂子，黑色裤子。大姐没有，回家央求母亲给她扯布做一件。母亲经不住大姐的苦苦哀求和软磨硬缠，答应卖了粮食给她扯布做一件。可是，卖了粮食的钱不够，母亲左邻右舍的借了个遍还是凑不起扯布的钱。无论大姐怎么闹腾，白的确良褂子最终也没有做成。眼看着表演日期临近，大姐只得向邻村的同学范翠云借了件白褂子才算救了急。范翠云是大姐要好的朋友，听说她父亲在淮北煤矿上做工，家庭条件要比我们好的多。
那几年，我们过年都做不起新衣裳，怎么可能为了一场表演买布做衣裳呢。不过，母亲还是安慰我们，说是收了秋给我和三姐做双新棉鞋，过年给大姐二姐扯件新衣裳。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临近过年，她不再提起这事，我们也就忘了。等到过年那天，看见周围邻居家的小孩都穿上了新衣服，大姐三姐就围着母亲闹，堵住门不让她出去。
二姐似乎知道母亲的难处，也知道无论怎么哭闹都没有用，她悄悄的躲在一边，拿出课本做起了寒假作业。一家人就这样蜷缩在家里，新年的喧嚣和热闹和我们无关。
母亲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会怎么说，甚至心里还没有想，嘴里就已经说了出去。她会当着许多人的面说，“等收了秋，卖了棉花，给我家燕子二曼扯布做新衣裳。”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等到过年，我们姐弟五个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衣衫褴褛，虽然外面很热闹，我们都窝在家里不愿意出门。农村人的势利都很直截了当，大年初一穿旧衣服出门会遭到公然的嘲笑。如果扯不起新衣服，怎么也得做双新鞋子或是买双新袜子，连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我和三姐根本就没袜子穿。这样的事后来还有几次，以至于我们都不再拿她的话当回事。她真的想给我们做件衣裳，但实在筹不出钱。
有一次，在生产队干活休息间隙母亲艳羡的扯住队长女儿苗大为新做的蓝洋布裤子说：“还是洋布做出来的衣服好看。等收了秋，卖了粮食也给我家燕子扯布做一条。”
她刚说完，旁边几个妇女就嘻嘻的笑了起来。有人接过话茬说：“你头年里还说卖粮食扯布给你家燕子做件新棉袄来着，做好了没有？怎么还没见穿上！？”
几个人带着夸张的搞笑表情看着母亲，她窘迫的手足无措，脸涨的通红。
没等母亲答话，蹲坐在地头上的那帮女人和男人们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也讪讪地陪着笑了，不再吱声，任由那群妇女奚落讥笑。
当然是没有做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扯布，她们明知故问。生产队分得那点口粮吃都吃都不饱，哪有余粮拿去卖。
还没回到家，大姐二姐就开始大声呵斥指责她，说她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说大话，买不起就根本不要说。说出去又买不起，遭人耻笑。或许那时候大姐二姐长大了，无法再忍受被人公然嘲笑的难堪。其实，那时大姐不过才上小学五年级，二姐上小学四年级。
1979年8月的一天，大概是中午，我正在厨屋里烧火帮着母亲做饭，突然看见三姐发了疯似的从外面跑进来，大声喊着：“娘，爹爹回来了，爹爹平反了！”我一眼就看见她手上高举着一块糖，那种红黄相间的花纸太醒目了。三姐在院子中又蹦又跳，不断地高声叫喊着，左邻右舍都听到了。
我一把扔掉了烧火棍，跟着她跑了出去。在大姐二姐的左右簇拥下，父亲走进了门，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
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站满了人，本家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们都过来说话，邻居们也都端着碗，围站在大门外，几个小孩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家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好多年没有见过父亲，我都不敢正眼看他。我躲在角落里，甜甜的吃着糖，是山东特产的高粱饴，嚼在口里感觉真好，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去瞟他。父亲果然是又黑又瘦，但气色还好，神态坦然，旁边的几个人都眼圈发红，奶奶和小姑在一边不住地抹眼泪。母亲更是失态，她先是不敢相信，后来竟然瘫软在众人面前，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几个人拉都拉不起来。
这可能是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大白天回家。我不知道“平反”什么意思，只知道从那以后父亲回家就不会刻意选择在夜里了，而且他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人面前走路，不必再遛着墙根。
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在东海县一所乡镇中学的教师工作，而且还补了一笔钱。
母亲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在异乡幽寂的夜色里突然涌起一股想家的冲动，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那个破落的农家小院，想起了母亲。
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五个。那时候大姐还不到十岁，小弟才刚满两岁。一位农家妇女独自拉扯着五个小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只记得那时候母亲终日操劳，白天到田间干农活，晚上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往往到夜很深的时候还顾不上吃饭。
漫长的冬夜里，我们一觉醒来，常常还能发现母亲仍然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衣裳。西北风吹的窗棂上的纸哗哗作响，母亲瘦小的身影就映在黄土墙上，随着火苗的跳动而摇晃。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红通通的双手，裂满了深深的口子，缠满了胶布，在隆冬的季节里还在不停地洗洗涮涮，冒着氤氲的热气。
终日的操劳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母亲患上了眼疾，需要到20多里之外的县城医院打针。母亲舍不得花钱坐车，每次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来。
那时候，一到黄昏，大姐就带着我们兄妹五个准时挤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不停地向北仰首翘望，象一窝嗷嗷待哺的雏鸟。在冬日清冷微暗的暮色中，每当母亲瘦小的身影远远的出现在马路那头的时候，我们就欢呼雀跃，飞奔着跑过去，把母亲团团围住。
母亲蹲下身子，把我们搂在怀里。她一边解下头上的方巾围在弟弟身上，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用手帕包裹着的一小捧花生，一个一个地分给我们。那是母亲用节省下的路费买的，每次都只有小小的一捧，粒粒可数。
十几年后，兄弟姐妹们偶然谈及此事，还都唏嘘不已。母亲淡淡地说：“那时候没有钱，每次只能给你们买一毛钱的花生。”
后来，父亲右派终于得到平反，回到了家里，在镇上中学教书。生活的艰辛稍稍有些减轻，母亲脸上也开始有了些红润的颜色。
再几年后，我到县城读高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的时候母亲都要做上许多好吃的东西让我带着，生怕我在学校吃不饱。
记得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纷纷扬扬的下了两个多星期。又是周末，住在城里的同学们都回了家，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发呆。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是母亲！她撑着一把黄油布雨伞，正站在雪地里笑吟吟的望着我。
母亲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说：“路上难走，怕你回不了家，就把生活费给你送来了。”说着她从身上掏出二十块钱塞到我手里，接着又解开棉袄的扣子，从怀里掏出一个报纸包裹着的玻璃罐头瓶，说：“天冷了，鸡都不下蛋，今天杀了一只，炖了给你带了些。”
说着她把那个盛满鸡肉的罐头瓶推到我面前，说：“赶紧趁热吃了，一直捂在怀里，还热着。”说完她在教室里座下，满脸慈爱地看着我吃鸡肉。窗外，雪花漫天飞舞，诺大教室里只有我们母子两个。腾腾的热气暖暖地升上来，我看见她额角上挂着细细的汗珠，青白的雪光映着母亲红润的脸。
后来才知道，大雪封了路，不通车了，母亲放心不下。
她回去的时候，天已露出微微的暮色。母亲用手摩沙着我的脸，笑着说：“不用担心，雪天黑得晚。再说，走着也暖和。”雪越下越大，当母亲瘦小的身影在二中门口那条泥泞的煤灰路上渐渐消失的时候，路灯已经黄黄的亮了起来。
那是记忆里最暖的一个冬天。
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之后，我又到北京读研究生。临行那天母亲和父亲执意要到车站送我上车。母亲说：“一个人在车站坐等几个钟头，冷冷清清的。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解解闷。”
从家里到火车站有20多里路，母亲蹬着三轮车载着行李走在前面，我和父亲默默地跟在后面。夕阳的余辉斜照在身上，在初秋的田野里投下三个长长的影子。
砀山是一个小站，只有一趟去北京的火车，而且是在凌晨。夜色渐渐的深了，侯车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我一再劝说他们早点回去，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上车，父亲和母亲却执拗地坚持要看着我上车。
虽然是初秋，下半夜已开始有阵阵凉意。母亲把父亲的呢子上衣披在我身上，搓着手，说：“不冷，一点也不冷。”
凌晨40分，那趟连云港开往北京的1503次列车总算在一阵长长的汽笛声中驶进了砀山小站。父亲拎着行李，母亲推着我送到检票口，再三的叮嘱我路上多小心。
上车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一点也不拥挤。
不知什么缘故，列车在砀山站停了近四十分钟后才缓缓启动。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望着外面朦朦的夜色，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列车缓缓驶过站台西边岔道口的时候，我突然看见，远处天桥那边，在昏黄的月光下立着两个人，遥遥的在朝这边张望——是父亲和母亲！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
列车在一阵长长的汽笛声中加速前进，故乡也在一片迷蒙的月色中渐渐远去了。
北京的生活充满了奔波与劳累，毕业后找工作、买房子、成家……回家的次数渐渐地少了，与母亲的联系仅仅是电话那端一个日渐苍老的声音。每每往家里打电话，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父亲身体也好，让我不用挂念。
不觉间，已是几十年。当年那个在灶头的火光中凝望着母亲不停的忙忙碌碌的懵懂少年早已为人夫，为人父，母亲更早已是满头白发。
看看表，不过才凌晨两点钟，可是我已经辗转难眠。朦胧中，我化作了一只归家的燕子，飞越千山万水，掠过长长的麦田，停靠在院子中的那棵老枣树上，在斜阳夕照中凝望着母亲。
“母亲，……”我轻声的呼唤你。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在异乡幽寂的夜色里突然涌起一股想家的冲动，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那个破落的农家小院，想起了母亲。
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五个。那时候大姐还不到十岁，小弟才刚满两岁。一位农家妇女独自拉扯着五个小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只记得那时候母亲终日操劳，白天到田间干农活，晚上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往往到夜很深的时候还顾不上吃饭。
漫长的冬夜里，我们一觉醒来，常常还能发现母亲仍然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衣裳。西北风吹的窗棂上的纸哗哗作响，母亲瘦小的身影就映在黄土墙上，随着火苗的跳动而摇晃。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红通通的双手，裂满了深深的口子，缠满了胶布，在隆冬的季节里还在不停地洗洗涮涮，冒着氤氲的热气。
终日的操劳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母亲患上了眼疾，需要到20多里之外的县城医院打针。母亲舍不得花钱坐车，每次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来。
那时候，一到黄昏，大姐就带着我们兄妹五个准时挤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不停地向北仰首翘望，象一窝嗷嗷待哺的雏鸟。在冬日清冷微暗的暮色中，每当母亲瘦小的身影远远的出现在马路那头的时候，我们就欢呼雀跃，飞奔着跑过去，把母亲团团围住。
母亲蹲下身子，把我们搂在怀里。她一边解下头上的方巾围在弟弟身上，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用手帕包裹着的一小捧花生，一个一个地分给我们。那是母亲用节省下的路费买的，每次都只有小小的一捧，粒粒可数。
十几年后，兄弟姐妹们偶然谈及此事，还都唏嘘不已。母亲淡淡地说：“那时候没有钱，每次只能给你们买一毛钱的花生。”
后来，父亲右派终于得到平反，回到了家里，在镇上中学教书。生活的艰辛稍稍有些减轻，母亲脸上也开始有了些红润的颜色。
再几年后，我到县城读高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的时候母亲都要做上许多好吃的东西让我带着，生怕我在学校吃不饱。
记得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纷纷扬扬的下了两个多星期。又是周末，住在城里的同学们都回了家，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发呆。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是母亲！她撑着一把黄油布雨伞，正站在雪地里笑吟吟的望着我。
母亲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说：“路上难走，怕你回不了家，就把生活费给你送来了。”说着她从身上掏出二十块钱塞到我手里，接着又解开棉袄的扣子，从怀里掏出一个报纸包裹着的玻璃罐头瓶，说：“天冷了，鸡都不下蛋，今天杀了一只，炖了给你带了些。”
说着她把那个盛满鸡肉的罐头瓶推到我面前，说：“赶紧趁热吃了，一直捂在怀里，还热着。”说完她在教室里座下，满脸慈爱地看着我吃鸡肉。窗外，雪花漫天飞舞，诺大教室里只有我们母子两个。腾腾的热气暖暖地升上来，我看见她额角上挂着细细的汗珠，青白的雪光映着母亲红润的脸。
后来才知道，大雪封了路，不通车了，母亲放心不下。
她回去的时候，天已露出微微的暮色。母亲用手摩沙着我的脸，笑着说：“不用担心，雪天黑得晚。再说，走着也暖和。”雪越下越大，当母亲瘦小的身影在二中门口那条泥泞的煤灰路上渐渐消失的时候，路灯已经黄黄的亮了起来。
那是记忆里最暖的一个冬天。
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之后，我又到北京读研究生。临行那天母亲和父亲执意要到车站送我上车。母亲说：“一个人在车站坐等几个钟头，冷冷清清的。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解解闷。”
从家里到火车站有20多里路，母亲蹬着三轮车载着行李走在前面，我和父亲默默地跟在后面。夕阳的余辉斜照在身上，在初秋的田野里投下三个长长的影子。
砀山是一个小站，只有一趟去北京的火车，而且是在凌晨。夜色渐渐的深了，侯车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我一再劝说他们早点回去，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上车，父亲和母亲却执拗地坚持要看着我上车。
虽然是初秋，下半夜已开始有阵阵凉意。母亲把父亲的呢子上衣披在我身上，搓着手，说：“不冷，一点也不冷。”
凌晨40分，那趟连云港开往北京的1503次列车总算在一阵长长的汽笛声中驶进了砀山小站。父亲拎着行李，母亲推着我送到检票口，再三的叮嘱我路上多小心。
上车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一点也不拥挤。
不知什么缘故，列车在砀山站停了近四十分钟后才缓缓启动。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望着外面朦朦的夜色，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列车缓缓驶过站台西边岔道口的时候，我突然看见，远处天桥那边，在昏黄的月光下立着两个人，遥遥的在朝这边张望——是父亲和母亲！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
列车在一阵长长的汽笛声中加速前进，故乡也在一片迷蒙的月色中渐渐远去了。
北京的生活充满了奔波与劳累，毕业后找工作、买房子、成家……回家的次数渐渐地少了，与母亲的联系仅仅是电话那端一个日渐苍老的声音。每每往家里打电话，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父亲身体也好，让我不用挂念。
不觉间，已是几十年。当年那个在灶头的火光中凝望着母亲不停的忙忙碌碌的懵懂少年早已为人夫，为人父，母亲更早已是满头白发。
看看表，不过才凌晨两点钟，可是我已经辗转难眠。朦胧中，我化作了一只归家的燕子，飞越千山万水，掠过长长的麦田，停靠在院子中的那棵老枣树上，在斜阳夕照中凝望着母亲。
“母亲，……”我轻声的呼唤你。
东海岁月
小时候，我曾跟着父亲在东海住了一段时间，说是东海，其实是赣榆。那时候，他刚刚右派平反还没有多久，恢复了工作，在赣榆县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
记得是暑假快要开学的时候，父亲临行前一天突然决定要带我和三姐去东海住一段时间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家里有五个小孩子，母亲一个人太不容易。那时候，我可能才五六岁，还没有上学，三姐也没有上学。
那是我和三姐第一次出远门。母亲连夜打顿了几件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塞到父亲包里，又准备了路上吃的几个馍馍。要出发了，大姐二姐带着艳羡和哀怨的神气，弟弟哭闹着要跟着一起去。母亲连哄带骗终于不哭了，我们才出了门。从家里到县城火车站有18里路，父亲带着我和三姐背大包小包一路走过去。因为太兴奋了，竟然丝毫不觉得累。
不知道是几点的火车，好象等了很久才剪票，天色已经很黑了，远远的看见行车道那边一盏绿色的信号灯，在黑色的夜幕里发出幽幽的光。车终于来了，像头黑色的怪兽，哧哧的喷着汽。上车的人似乎不多，三三两两的，依稀中记得上车不久我就睡着了，朦胧中到了徐州要转车，父亲一手牵住三姐，另一只手还要抱住我。也不知过了多久又下车了，要换汽车。晚凉如水的雾气腾腾的漫上来，周围一片黑朦朦的，远处几扇窗户泛出黄黄的光，似乎有人在走动，像是在梦境里。不知过了多久，又下车了，天还没有亮。
父亲教书的学校是小镇上的一所中学，离赣榆县城大约有几里路，交通也不方便。在县城下了汽车后还要步行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背负着一大包行李还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父亲实在抱不动了就把我摇醒，按在地上推着要我走路。我睡眼惺忪地醒来，发现天色已经快亮了，青白的天光照亮了周围的田野，蒙蒙的雾气悬浮在空中，仿佛就挂在树梢上，空气清凉而湿润，完全没有了火车上的酷热和沉闷。
路上有很多人，大约都是那所中学的老师或学生，因为许多人似乎都认识。开始有人和父亲打招呼，有人主动帮父亲提行李。三姐似乎也从连夜赶车的疲惫中恢复了活力，开始不停的问这问那，一会儿又向父亲要吃的要水喝。
大约走了两里路，终于到了。天色已经全亮了，一轮橘红色的太阳刚刚跃过地平线正冉冉升起，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金色的晨曦里，像是梦里到过的某个地方。
父亲教书的学校就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树林里。青砖垒砌的院墙和宽大的铁门，两旁有高大的白杨树，从半开的铁门往里看能看见几排青砖灰瓦的房子，还能看见圆形的拱门。在绿树掩映之中一根高高的铁皮烟囱耸入天际，冒着白烟。校园里人很多，每个人似乎都行色匆匆，但并不忙乱。突然有种很肃穆的感觉，我和三姐怯怯地躲在父亲身后，不敢进门。
父亲忙着和人打招呼，连拖带扯把我们拉进了校门。周围有人窃笑我们胆小怕人，没见过世面。我和三姐在东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从校园里往外看，远处低矮的小山似乎就在院墙外，小山那边还有更高的山，青绿色的山变成青黑色的山，又变成淡蓝的一缕青纱，朦朦胧胧的和天际分不清。
突然很想家，后悔不该跟父亲过来。隔着长长的夜路和辗转奔波，家突然变成一个遥远的地方，似乎只有在梦里才可能回去。
父亲的宿舍在一排青砖红瓦平房的中间，是大大的一个通间，前后都有窗户，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墙角里还放着一只红色的木箱子，油漆已经脱落的斑驳陆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摆设，暖水壶就放在地上，墙上钉了几个钉子，一跟细铁丝从房间里穿过，用来挂衣服和毛巾。看得出，父亲的生活条件其实也比家里强不了多少，他一个人应该也很清苦。不过，我和三姐都很兴奋，刚进屋就爬到了床上，又很快跳下来，好奇地在屋里翻来翻去，一会儿又跑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
把行李放下，简单收拾了下屋子后父亲就带我们去食堂吃饭。他拿着一个黄绿色的搪瓷茶缸和一个铝饭盒，我和三姐抓住父亲的衣角怯怯的跟在后面。食堂的人很多，有学生也有老师，餐桌似乎不大够用，一些人蹲在地上吃饭。父亲买了馒头稀饭和咸菜，小心翼翼地从人群里端出来，很快有学生站起来给我们让座位。不一会儿还有其他老师坐过来，和父亲边聊天边吃饭。初来乍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关注的目光，第一顿饭我和三姐都吃的很拘谨。
吃完饭父亲把我和三姐领回宿舍，从箱子里翻出几本书和画册让我们看，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去忙事情了。
短暂的生疏胆怯之后，我和三姐渐渐放松了身心，开始在校园里漫游探索。家属区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要穿过一个圆形拱门才能到教学区。走过几排教室，转过一个弯才是食堂。虽然刚吃过早饭，食堂里还有人在不停地忙碌，袅袅的炊烟从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来，飘向蔚蓝的天际。食堂周围弥漫着一股煮饭的香气，醇厚而持久，我和三姐就在这香气里度过了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所学校是赣榆县柘汪乡马站中学，距离大海只有两里路，夜深人静时甚至能听见依稀的涛声。
小时候，我曾跟着父亲在东海住了一段时间，说是东海，其实是赣榆。那时候，他刚刚右派平反还没有多久，恢复了工作，在赣榆县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
记得是暑假快要开学的时候，父亲临行前一天突然决定要带我和三姐去东海住一段时间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家里有五个小孩子，母亲一个人太不容易。那时候，我可能才五六岁，还没有上学，三姐也没有上学。
那是我和三姐第一次出远门。母亲连夜打顿了几件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塞到父亲包里，又准备了路上吃的几个馍馍。要出发了，大姐二姐带着艳羡和哀怨的神气，弟弟哭闹着要跟着一起去。母亲连哄带骗终于不哭了，我们才出了门。从家里到县城火车站有18里路，父亲带着我和三姐背大包小包一路走过去。因为太兴奋了，竟然丝毫不觉得累。
不知道是几点的火车，好象等了很久才剪票，天色已经很黑了，远远的看见行车道那边一盏绿色的信号灯，在黑色的夜幕里发出幽幽的光。车终于来了，像头黑色的怪兽，哧哧的喷着汽。上车的人似乎不多，三三两两的，依稀中记得上车不久我就睡着了，朦胧中到了徐州要转车，父亲一手牵住三姐，另一只手还要抱住我。也不知过了多久又下车了，要换汽车。晚凉如水的雾气腾腾的漫上来，周围一片黑朦朦的，远处几扇窗户泛出黄黄的光，似乎有人在走动，像是在梦境里。不知过了多久，又下车了，天还没有亮。
父亲教书的学校是小镇上的一所中学，离赣榆县城大约有几里路，交通也不方便。在县城下了汽车后还要步行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背负着一大包行李还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父亲实在抱不动了就把我摇醒，按在地上推着要我走路。我睡眼惺忪地醒来，发现天色已经快亮了，青白的天光照亮了周围的田野，蒙蒙的雾气悬浮在空中，仿佛就挂在树梢上，空气清凉而湿润，完全没有了火车上的酷热和沉闷。
路上有很多人，大约都是那所中学的老师或学生，因为许多人似乎都认识。开始有人和父亲打招呼，有人主动帮父亲提行李。三姐似乎也从连夜赶车的疲惫中恢复了活力，开始不停的问这问那，一会儿又向父亲要吃的要水喝。
大约走了两里路，终于到了。天色已经全亮了，一轮橘红色的太阳刚刚跃过地平线正冉冉升起，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金色的晨曦里，像是梦里到过的某个地方。
父亲教书的学校就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树林里。青砖垒砌的院墙和宽大的铁门，两旁有高大的白杨树，从半开的铁门往里看能看见几排青砖灰瓦的房子，还能看见圆形的拱门。在绿树掩映之中一根高高的铁皮烟囱耸入天际，冒着白烟。校园里人很多，每个人似乎都行色匆匆，但并不忙乱。突然有种很肃穆的感觉，我和三姐怯怯地躲在父亲身后，不敢进门。
父亲忙着和人打招呼，连拖带扯把我们拉进了校门。周围有人窃笑我们胆小怕人，没见过世面。我和三姐在东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从校园里往外看，远处低矮的小山似乎就在院墙外，小山那边还有更高的山，青绿色的山变成青黑色的山，又变成淡蓝的一缕青纱，朦朦胧胧的和天际分不清。
突然很想家，后悔不该跟父亲过来。隔着长长的夜路和辗转奔波，家突然变成一个遥远的地方，似乎只有在梦里才可能回去。
父亲的宿舍在一排青砖红瓦平房的中间，是大大的一个通间，前后都有窗户，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墙角里还放着一只红色的木箱子，油漆已经脱落的斑驳陆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摆设，暖水壶就放在地上，墙上钉了几个钉子，一跟细铁丝从房间里穿过，用来挂衣服和毛巾。看得出，父亲的生活条件其实也比家里强不了多少，他一个人应该也很清苦。不过，我和三姐都很兴奋，刚进屋就爬到了床上，又很快跳下来，好奇地在屋里翻来翻去，一会儿又跑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
把行李放下，简单收拾了下屋子后父亲就带我们去食堂吃饭。他拿着一个黄绿色的搪瓷茶缸和一个铝饭盒，我和三姐抓住父亲的衣角怯怯的跟在后面。食堂的人很多，有学生也有老师，餐桌似乎不大够用，一些人蹲在地上吃饭。父亲买了馒头稀饭和咸菜，小心翼翼地从人群里端出来，很快有学生站起来给我们让座位。不一会儿还有其他老师坐过来，和父亲边聊天边吃饭。初来乍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关注的目光，第一顿饭我和三姐都吃的很拘谨。
吃完饭父亲把我和三姐领回宿舍，从箱子里翻出几本书和画册让我们看，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去忙事情了。
短暂的生疏胆怯之后，我和三姐渐渐放松了身心，开始在校园里漫游探索。家属区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要穿过一个圆形拱门才能到教学区。走过几排教室，转过一个弯才是食堂。虽然刚吃过早饭，食堂里还有人在不停地忙碌，袅袅的炊烟从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来，飘向蔚蓝的天际。食堂周围弥漫着一股煮饭的香气，醇厚而持久，我和三姐就在这香气里度过了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所学校是赣榆县柘汪乡马站中学，距离大海只有两里路，夜深人静时甚至能听见依稀的涛声。
家属院西南角有一个公共厕所，青灰色的砖墙外长了许多很旺盛的野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浓密而茂盛。草丛里有许多牵牛花和几株野生的黑莓，或许因为得到粪水的滋润，结出的果实硕大而饱满。父亲上课去了，我和三姐无事可干就在草丛里翻来翻去，寻找成熟或接近成熟的黑莓果实，吃得口唇发紫牙齿酸软。
因为离厕所太近，似乎没有人对这里的黑莓感兴趣，我和三姐却不在乎这个。那段时间每天到草丛里翻找蓝莓成了我们最牵挂的事情，每天都要在草丛里翻找好几遍，不放过任何一颗刚刚变成黑色的果实。
吃饭仍然是我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没有零食，食堂只按点供应，两餐饭之间跨的时间太长，因此每顿饭我们都很期盼。
很快饭票就不够用了，本来一个人定量供应的饭票现在三个人吃当然不够用。那时候我和三姐的饭量都奇大，他一个人的饭票别说买馒头买菜吃，就是只买稀饭喝也不够。
父亲开始想办法自己做饭。条件实在太有限了，既没有锅灶也没有炉子，做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想了个颇具创新精神的主意：用暖水瓶煮稀饭——其实不是煮而是焖，把一些米放进暖水瓶里然后灌上刚烧开的热水，焖上一个上午就能做出口感尚可的大米稀饭。这种做大米稀饭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技巧，米放少了不行，做出的稀饭太寡淡，开水的温度低了也不行，根本焖不熟。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父亲终于找了诀窍：每次只能放小小的一肥皂盒大米，然后灌上开水房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种方法很管用，很快不不久之后我们每天就能喝上从暖水瓶里倒出的稀饭，不多不少，刚好够三个人吃。
这种吃法对我和三姐的口味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很多年后我们喝大米稀饭都只喜欢刚烧开的那种，焖上几分钟，盛到碗里的汤稀薄而寡淡，大米粒粒可数。
父亲做饭是很隆重的事，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很小心翼翼的往暖水瓶里倒进一肥皂盒大米，暖水瓶口太小，许多米粒撒在了外面，他就一粒一粒捡起来再放进去，然后急匆匆赶往开水房，为的是能打上刚烧开的滚烫热水。后来他用一张厚纸做了个漏斗，往暖水瓶里倒大米才容易起来。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暖水瓶里倒出来的就是香喷喷的大米稀饭，只是口感比食堂里卖的略微寡淡一些。
父亲说，一肥皂盒大米正好，多了焖不熟，少不够吃。省下的饭票他会偶尔奢侈一下，去食堂买些好吃的饭菜。
因为离厕所太近，似乎没有人对这里的黑莓感兴趣，我和三姐却不在乎这个。那段时间每天到草丛里翻找蓝莓成了我们最牵挂的事情，每天都要在草丛里翻找好几遍，不放过任何一颗刚刚变成黑色的果实。
吃饭仍然是我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没有零食，食堂只按点供应，两餐饭之间跨的时间太长，因此每顿饭我们都很期盼。
很快饭票就不够用了，本来一个人定量供应的饭票现在三个人吃当然不够用。那时候我和三姐的饭量都奇大，他一个人的饭票别说买馒头买菜吃，就是只买稀饭喝也不够。
父亲开始想办法自己做饭。条件实在太有限了，既没有锅灶也没有炉子，做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想了个颇具创新精神的主意：用暖水瓶煮稀饭——其实不是煮而是焖，把一些米放进暖水瓶里然后灌上刚烧开的热水，焖上一个上午就能做出口感尚可的大米稀饭。这种做大米稀饭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技巧，米放少了不行，做出的稀饭太寡淡，开水的温度低了也不行，根本焖不熟。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父亲终于找了诀窍：每次只能放小小的一肥皂盒大米，然后灌上开水房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种方法很管用，很快不不久之后我们每天就能喝上从暖水瓶里倒出的稀饭，不多不少，刚好够三个人吃。
这种吃法对我和三姐的口味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很多年后我们喝大米稀饭都只喜欢刚烧开的那种，焖上几分钟，盛到碗里的汤稀薄而寡淡，大米粒粒可数。
父亲做饭是很隆重的事，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很小心翼翼的往暖水瓶里倒进一肥皂盒大米，暖水瓶口太小，许多米粒撒在了外面，他就一粒一粒捡起来再放进去，然后急匆匆赶往开水房，为的是能打上刚烧开的滚烫热水。后来他用一张厚纸做了个漏斗，往暖水瓶里倒大米才容易起来。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暖水瓶里倒出来的就是香喷喷的大米稀饭，只是口感比食堂里卖的略微寡淡一些。
父亲说，一肥皂盒大米正好，多了焖不熟，少不够吃。省下的饭票他会偶尔奢侈一下，去食堂买些好吃的饭菜。
食堂里卖烧排骨了，吃饭大厅里人头攒动，群情激昂。父亲在拥挤的人群里挣扎了半天总算买到一份。第一次吃到红烧排骨，那味道太美妙了。烧得很烂，用筷子轻轻一戳肉和骨头就分离了。连骨头都是软的，不必很费力，骨头里醇香的汁水就流出来了。我和三姐争先恐后，筷子抡的飞快，抢了一块又一块。一搪瓷缸排骨很快被抢一空，父亲一块也没有吃，只是用馒头蘸了点汤。我们哭闹着缠住父亲让他再去买。可是食堂里已经卖完了，那年月任何好吃的饭菜很快都会被哄抢一空。
一个人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外面生活，父亲很快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经常只能吃点我和三姐吃剩下的东西，拿着一块馒头把粘在搪瓷缸壁的饭菜油水擦得干干净净，盛在铝饭盒里的稀饭也会吃到粒米不剩。他的节约和俭省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吃过饭的茶缸和饭盒几乎不用再拿水洗。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经常有单身老师或是家境比较好的老师接济我们。有的老师慌称自己吃不完就把饭票送给了父亲，在那个年月这是很慷慨的接济。旁边邻居住的田老师一家是东海本地的，家境比较好。他们家有一位和三姐同龄的女孩，大家都叫她毛丫，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名字。没过几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玩伴。田老师的爱人是位很慈善的阿姨，看着父亲一人带着我们过得艰难经常帮忙缝缝补补。她很会照顾父亲的面子，屡次的送饭票和好吃的怕父亲不好意思接受，就想了个主意让我和三姐在学校里捡拾被扔弃的馍头和菜叶说是拿回老家喂猪，然后时不时的送给我们许多好吃的，算是交换。有时候是一小袋大米，有时候是老家捎来的海鱼。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做的炕螃蟹，隔三差五的送给我们吃。
那些螃蟹据说是在热油锅上炕出来的，是海边特有的做法，个个都红彤彤，油亮亮的，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虽然每次只有三五只，但却很能诱发我们对美食的激情，每次我和三姐都吃得唇齿留香，欲罢不能。父亲会把我们吃过的蟹壳和蟹腿再嚼一遍。那大约是海蟹，个头不大，壳似乎不太硬。
他们家有时候还做煎鱼，煤球炉子上放一个黑乎乎的平底锅，从老家捎回来的鱼好象刚从海里打上来不久，散发着一股咸腥气味。少许的一点油在锅底上一抹，把腌好的鱼往上一放立即冒出滋滋的热气，一股奇异的香味马上弥散开来，隔了好几排房子都闻得到。
我和三姐就围在炉子前仔细的看，贪婪得闻着那股香气，毛丫在旁边蹦蹦跳跳的玩，一脸自豪和愉悦的神气。鱼煎好了，田老师的爱人用盘子盛了几条送给我们吃。那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的美味，略微焦黄的表面，用筷子拨开了是晶莹剔透的鱼肉，泛着油润的光，一股氤氲的热气飘上来，香味直往鼻孔里钻。我们三个人就围蹲在地上，吃得非常小心仔细，不放过任何可能入口的美味，煎鱼特有的奇香就弥散在父亲狭小的宿舍里，久久不散。
父亲说，那是马鲛鱼，是连云港附近海域最好吃的一种鱼。
一个人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外面生活，父亲很快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经常只能吃点我和三姐吃剩下的东西，拿着一块馒头把粘在搪瓷缸壁的饭菜油水擦得干干净净，盛在铝饭盒里的稀饭也会吃到粒米不剩。他的节约和俭省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吃过饭的茶缸和饭盒几乎不用再拿水洗。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经常有单身老师或是家境比较好的老师接济我们。有的老师慌称自己吃不完就把饭票送给了父亲，在那个年月这是很慷慨的接济。旁边邻居住的田老师一家是东海本地的，家境比较好。他们家有一位和三姐同龄的女孩，大家都叫她毛丫，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名字。没过几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玩伴。田老师的爱人是位很慈善的阿姨，看着父亲一人带着我们过得艰难经常帮忙缝缝补补。她很会照顾父亲的面子，屡次的送饭票和好吃的怕父亲不好意思接受，就想了个主意让我和三姐在学校里捡拾被扔弃的馍头和菜叶说是拿回老家喂猪，然后时不时的送给我们许多好吃的，算是交换。有时候是一小袋大米，有时候是老家捎来的海鱼。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做的炕螃蟹，隔三差五的送给我们吃。
那些螃蟹据说是在热油锅上炕出来的，是海边特有的做法，个个都红彤彤，油亮亮的，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虽然每次只有三五只，但却很能诱发我们对美食的激情，每次我和三姐都吃得唇齿留香，欲罢不能。父亲会把我们吃过的蟹壳和蟹腿再嚼一遍。那大约是海蟹，个头不大，壳似乎不太硬。
他们家有时候还做煎鱼，煤球炉子上放一个黑乎乎的平底锅，从老家捎回来的鱼好象刚从海里打上来不久，散发着一股咸腥气味。少许的一点油在锅底上一抹，把腌好的鱼往上一放立即冒出滋滋的热气，一股奇异的香味马上弥散开来，隔了好几排房子都闻得到。
我和三姐就围在炉子前仔细的看，贪婪得闻着那股香气，毛丫在旁边蹦蹦跳跳的玩，一脸自豪和愉悦的神气。鱼煎好了，田老师的爱人用盘子盛了几条送给我们吃。那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的美味，略微焦黄的表面，用筷子拨开了是晶莹剔透的鱼肉，泛着油润的光，一股氤氲的热气飘上来，香味直往鼻孔里钻。我们三个人就围蹲在地上，吃得非常小心仔细，不放过任何可能入口的美味，煎鱼特有的奇香就弥散在父亲狭小的宿舍里，久久不散。
父亲说，那是马鲛鱼，是连云港附近海域最好吃的一种鱼。
天渐渐的冷了，从家里带来的衣服不够穿了，我的一双布鞋也磨穿了底子，前面有一个洞，大拇脚指不时的钻出来。真的没有办法，那年月不仅是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衣服和鞋子。商品奇缺，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到了下霜的季节，校园里的白杨树都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里发抖。我和三姐还穿着夏天带来的衣服，几件衣服全套在身上还是冷。原本没有打算在这里过冬的，以为我们不习惯住不了长久。父亲原计划国庆节放假回家收秋时带我们回去，所以来的时候没有带棉衣，不知道什么原因竟没有回去。
学校里的几个女老师看我们实在可怜，有人从老家捎来了几件旧衣服送给我们，田老师的爱人把几件大人穿的旧衣服改小了，又重新染了颜色给我和三姐穿。
那些厚重的老土布染成蓝灰色做的褂子和长裤穿在身上倒是合身，只是看起来象个小老头小老太。毛丫穿着鲜艳的花格子衣服，黄黄的头发扎着两根细细的马尾辫。我们三个人在校园里发疯似的跑来跑去，故意在厚厚的落叶上踩出巨大的声响。跑累了，我们就瞅准了哪个教室没人上课偷偷溜进去拣拾粉笔头，然后到处乱画。家属区每个宿舍的门上都被画了几笔，还嫌不过瘾，又用红色粉笔打了个叉。
那年头似乎很多人都对房门上被打红叉叉很忌讳，有老师气愤不过就找到父亲告状，说我太顽皮。因为没有抓到现行，我抵赖不承认。一个姓周的男老师似乎很有心计，躲在宿舍里关上门，静悄悄的像似没有人的样子。安静了几天，我又手痒了。因为实在没的玩，而拣来的粉笔头还没有用完。因为有人告了状，三姐和毛丫对拿粉笔到处乱画的游戏失去了兴趣，她们结伴去厕所外面的草丛里摘牵牛花。我闲的无聊，便又拿起几个粉笔头挨着门乱画起来。刚画了几间宿舍的门，突然旁边一冲出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是周老师，他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去找父亲。被抓了现行还告上门来，父亲当着那个老师的面把我打了一顿，并罚我在家属区的院子站一下午，而且不给饭吃。
三姐和毛丫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周围静悄悄的。我无聊的站在家属区宿舍的走廊上，午后的阳光斜照下来在廊柱后投下一溜黑黑的影子，那走廊愈发显得幽深。院子里安静的出奇，能听见树叶飘落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油蛉在草丛里低唱。
我靠在廊柱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到被三姐摇醒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她和毛丫刚从学校外面回来，很是兴奋的样子。原来有老师带她们去看海了，一条大鱼被冲上了岸，大家都成群结队去看。她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很兴奋激动的样子。那应该是一条很大的鱼，据说有四五米长，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无法想象那究竟是多么大的一条鱼。
很是遗憾，那所学校距离大海不过两里路，却从来没有人带我去看海。
学校里的几个女老师看我们实在可怜，有人从老家捎来了几件旧衣服送给我们，田老师的爱人把几件大人穿的旧衣服改小了，又重新染了颜色给我和三姐穿。
那些厚重的老土布染成蓝灰色做的褂子和长裤穿在身上倒是合身，只是看起来象个小老头小老太。毛丫穿着鲜艳的花格子衣服，黄黄的头发扎着两根细细的马尾辫。我们三个人在校园里发疯似的跑来跑去，故意在厚厚的落叶上踩出巨大的声响。跑累了，我们就瞅准了哪个教室没人上课偷偷溜进去拣拾粉笔头，然后到处乱画。家属区每个宿舍的门上都被画了几笔，还嫌不过瘾，又用红色粉笔打了个叉。
那年头似乎很多人都对房门上被打红叉叉很忌讳，有老师气愤不过就找到父亲告状，说我太顽皮。因为没有抓到现行，我抵赖不承认。一个姓周的男老师似乎很有心计，躲在宿舍里关上门，静悄悄的像似没有人的样子。安静了几天，我又手痒了。因为实在没的玩，而拣来的粉笔头还没有用完。因为有人告了状，三姐和毛丫对拿粉笔到处乱画的游戏失去了兴趣，她们结伴去厕所外面的草丛里摘牵牛花。我闲的无聊，便又拿起几个粉笔头挨着门乱画起来。刚画了几间宿舍的门，突然旁边一冲出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是周老师，他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去找父亲。被抓了现行还告上门来，父亲当着那个老师的面把我打了一顿，并罚我在家属区的院子站一下午，而且不给饭吃。
三姐和毛丫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周围静悄悄的。我无聊的站在家属区宿舍的走廊上，午后的阳光斜照下来在廊柱后投下一溜黑黑的影子，那走廊愈发显得幽深。院子里安静的出奇，能听见树叶飘落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油蛉在草丛里低唱。
我靠在廊柱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到被三姐摇醒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她和毛丫刚从学校外面回来，很是兴奋的样子。原来有老师带她们去看海了，一条大鱼被冲上了岸，大家都成群结队去看。她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很兴奋激动的样子。那应该是一条很大的鱼，据说有四五米长，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无法想象那究竟是多么大的一条鱼。
很是遗憾，那所学校距离大海不过两里路，却从来没有人带我去看海。
冬天到了，母亲从老家邮寄来的棉衣也收到了，一看就知道是大姐二姐穿小改的，还有两双棉鞋，厚实的鞋底上布满了密密的针眼，不知道是母亲熬了多少个夜晚赶制出来的。
真没有想到，我和三姐第一次出远门竟然整整过了一个学期。想家的时候我们就趴在校园铁门的栏杆上，遥望着远处的群山，幻想着山那边就是我们的家。不知道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姐二姐和小弟过的怎么样？他们整日还要靠煮山芋和野菜饼子充饥吗？在冬天漫长的黑夜里那床破旧的棉被够用吗？
海边的冬天又湿又冷，比内地更加难捱，父亲在宿舍里生起了炉子，因为不会照看经常灭。为了让炉火烧的更旺，我和三姐便开始满校园拣拾各种能烧的东西，干枯的树叶虽然烧起来很旺却不经烧，只能应急用，树枝和小块的木头最受欢迎却不多见。锅炉房里烧剩下的碳灰带着余温被扔在院子里，我和三姐就拿着小棍在灰烬里扒拉着寻找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球，有时候一天能捡到一小篮，填到炉膛里，看着红彤彤的炉火我们很开心。
有赣榆本地的学生给父亲送来了几条从老家捎来的的海鱼，父亲向田老师请教了做法后开始自己尝试煎起来，因为不会腌制也没有调料，火候也把握的不好，那些鱼煎出来味道怪怪的，有的地方焦有的地方生，宿舍里弥漫着一股烧头发的味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的很开心，三个人围坐在炉子边，看哪一块煎熟了就用筷子夹起来大家分着吃，没有任何调料，连盐都没有。
下雪了，不一会儿外面就白花花的一片。大约是周末，家属院里空旷旷的寂无人声，诺大的校园里仿佛只有我们父子三个，在狭小的宿舍里围着炉子吃煎鱼，炉火红彤彤的烧起来，映着父亲古铜色的脸。
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鱼，只记得煎的时侯能流出来许多油，刺细小而多。
学校食堂里烧羊肉汤了，一股略带腥膻的香气弥漫在校园里。还没到开饭时间，许多老师和学生就把打饭的档口围得水泄不通，父亲也在里面，场面拥挤而混乱。等了半天，父亲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两只手很宝贵似的端着一搪瓷茶缸羊肉汤，虽然很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泼泼洒洒，回到宿舍只剩下半缸还在里面。羊肉汤看起来非常诱人，翠绿色的香菜和青蒜碎沫撒了厚厚一层，上面漂浮着红艳艳的辣椒油，一股醇厚鲜美的肉香从厚厚的油花里飘上来直钻鼻孔。我和三姐都急不可待，盛了一勺就往嘴里送，刚入口一股辛辣的热气就把眼泪顶出来了，我和三姐都被辣哭了。太烫了，也太辣了，根本没法吃。
父亲让我们不要急，先吃几口馒头，等羊肉汤凉下来再喝。他小心的把羊肉汤分成了三份，把我和三姐的两份晾在一边，然后就不顾烫和辣津津有味吃起来，喝一口吃两三口馒头，似乎很享受的样子。
汤慢慢的凉了，我和三姐也等不急了，刚喝两口又被辣得涕泪交流。那顿饭吃得开心又艰苦，吃完饭两个人已经是鼻涕一把泪两行。后来食堂又卖了几次羊肉汤，我们渐渐适应了那种辛辣和火热，每次都吃得浑身冒汗，口舌生津，非常过瘾。
海边的冬天其实很冷，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总是白花花的一片。几场落雪之后就到了放寒假的日子。快回家了，我和三姐都非常兴奋，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去。然而，回去的路一样辗转曲折。先是在赣榆县城赶汽车，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为的是能赶上最早一班汽车。因为刚放假，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回家，路上人很多，父亲背着大包小包，两只手牵着三姐和我像落难逃荒似的随着人流往前赶。
到了赣榆县城天还黑蒙蒙的，只有一趟开往连云港的班车。大家一轰而上，人挤人，似乎发生了踩踏，父亲还和人发生了争执。朦朦胧胧的，像似在梦中，直到在连云港换上火车的时候我才完全醒过来，车厢里非常拥挤，父亲满头大汗，三姐也小脸通红。
到徐州又要转火车，父亲带我们在车站广场上吃饭，所谓吃饭就是喝碗热汤暖暖身子，又吃了几口随身带回来的煎饼。火车还没有到，父亲就带着我和三姐在车站附近转悠。我突然看见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玩具汽车，立即央求父亲给我买一个。他看了看价格标签，立即拉着我往外走。大约是两元钱一个，他舍不得。我哭闹着让他买，抓住商店的门把手不愿意走。我故意大声的哭闹，好多人围过来看。他还是舍不得，那时候的两元钱几乎相当于我们三人一周的伙食。无论我怎么哭闹，怎么企求，他就是舍不得。看着我耍赖在地上打滚，他上前踹了两脚，然后负气似的牵着三姐向远处走了。等我抹干眼睛父亲和三姐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发疯似的往前跑，又折回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大声的哭喊着，突然非常恐惧，一股迷失的恐惧袭遍全身，我慌了，蹲在地上真的大哭起来，周围围了一圈人。
父亲和三姐大约是躲在远处，看我真正慌了神他们就出现了。我再也不闹小汽车了，抓住父亲的手轻易不敢松开。真的是太穷了，无论我怎么闹腾那辆两块钱的玩具汽车最终也没有买起。
火车到砀山小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外面正是漫天飞雪。幸好有个姑姑家在县城，父亲带着我和三姐在姑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步行回家。雪天里乡村土路太难走，父亲带我们走的公路。经历一夜的大雪，整个世界像是冰雕玉砌的一般，公路两旁的树上披挂着长长的雾凇，一路上都像是在童话里穿行。离家越来越近，我和三姐越来越兴奋，既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累，我们在积满白雪的道路上跑一阵走一阵，快活的像原野上的小鹿。
终于到家了，大姐二姐和小弟奔出了门，大呼小叫着迎了上来。母亲和奶奶也端着碗迎了出来。他们都惊诧于我的变化，说我变得皮脸了，淘气了许多。说三姐也长胖了，比以前水汪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瘦如柴。大姐二姐和小弟不停地向我和三姐问这问那，似乎想一下子知道我们在东海生活的全部事情。三姐像讲神话故事似的说了她在海边看到的那条大鱼，大姐二姐都很好奇，她们无法想象海的样子，更无法想象那条比人还高的大鱼。
现在想来，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遥远的像一个童话。
真没有想到，我和三姐第一次出远门竟然整整过了一个学期。想家的时候我们就趴在校园铁门的栏杆上，遥望着远处的群山，幻想着山那边就是我们的家。不知道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姐二姐和小弟过的怎么样？他们整日还要靠煮山芋和野菜饼子充饥吗？在冬天漫长的黑夜里那床破旧的棉被够用吗？
海边的冬天又湿又冷，比内地更加难捱，父亲在宿舍里生起了炉子，因为不会照看经常灭。为了让炉火烧的更旺，我和三姐便开始满校园拣拾各种能烧的东西，干枯的树叶虽然烧起来很旺却不经烧，只能应急用，树枝和小块的木头最受欢迎却不多见。锅炉房里烧剩下的碳灰带着余温被扔在院子里，我和三姐就拿着小棍在灰烬里扒拉着寻找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球，有时候一天能捡到一小篮，填到炉膛里，看着红彤彤的炉火我们很开心。
有赣榆本地的学生给父亲送来了几条从老家捎来的的海鱼，父亲向田老师请教了做法后开始自己尝试煎起来，因为不会腌制也没有调料，火候也把握的不好，那些鱼煎出来味道怪怪的，有的地方焦有的地方生，宿舍里弥漫着一股烧头发的味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的很开心，三个人围坐在炉子边，看哪一块煎熟了就用筷子夹起来大家分着吃，没有任何调料，连盐都没有。
下雪了，不一会儿外面就白花花的一片。大约是周末，家属院里空旷旷的寂无人声，诺大的校园里仿佛只有我们父子三个，在狭小的宿舍里围着炉子吃煎鱼，炉火红彤彤的烧起来，映着父亲古铜色的脸。
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鱼，只记得煎的时侯能流出来许多油，刺细小而多。
学校食堂里烧羊肉汤了，一股略带腥膻的香气弥漫在校园里。还没到开饭时间，许多老师和学生就把打饭的档口围得水泄不通，父亲也在里面，场面拥挤而混乱。等了半天，父亲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两只手很宝贵似的端着一搪瓷茶缸羊肉汤，虽然很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泼泼洒洒，回到宿舍只剩下半缸还在里面。羊肉汤看起来非常诱人，翠绿色的香菜和青蒜碎沫撒了厚厚一层，上面漂浮着红艳艳的辣椒油，一股醇厚鲜美的肉香从厚厚的油花里飘上来直钻鼻孔。我和三姐都急不可待，盛了一勺就往嘴里送，刚入口一股辛辣的热气就把眼泪顶出来了，我和三姐都被辣哭了。太烫了，也太辣了，根本没法吃。
父亲让我们不要急，先吃几口馒头，等羊肉汤凉下来再喝。他小心的把羊肉汤分成了三份，把我和三姐的两份晾在一边，然后就不顾烫和辣津津有味吃起来，喝一口吃两三口馒头，似乎很享受的样子。
汤慢慢的凉了，我和三姐也等不急了，刚喝两口又被辣得涕泪交流。那顿饭吃得开心又艰苦，吃完饭两个人已经是鼻涕一把泪两行。后来食堂又卖了几次羊肉汤，我们渐渐适应了那种辛辣和火热，每次都吃得浑身冒汗，口舌生津，非常过瘾。
海边的冬天其实很冷，记忆中的那年冬天总是白花花的一片。几场落雪之后就到了放寒假的日子。快回家了，我和三姐都非常兴奋，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去。然而，回去的路一样辗转曲折。先是在赣榆县城赶汽车，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为的是能赶上最早一班汽车。因为刚放假，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回家，路上人很多，父亲背着大包小包，两只手牵着三姐和我像落难逃荒似的随着人流往前赶。
到了赣榆县城天还黑蒙蒙的，只有一趟开往连云港的班车。大家一轰而上，人挤人，似乎发生了踩踏，父亲还和人发生了争执。朦朦胧胧的，像似在梦中，直到在连云港换上火车的时候我才完全醒过来，车厢里非常拥挤，父亲满头大汗，三姐也小脸通红。
到徐州又要转火车，父亲带我们在车站广场上吃饭，所谓吃饭就是喝碗热汤暖暖身子，又吃了几口随身带回来的煎饼。火车还没有到，父亲就带着我和三姐在车站附近转悠。我突然看见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玩具汽车，立即央求父亲给我买一个。他看了看价格标签，立即拉着我往外走。大约是两元钱一个，他舍不得。我哭闹着让他买，抓住商店的门把手不愿意走。我故意大声的哭闹，好多人围过来看。他还是舍不得，那时候的两元钱几乎相当于我们三人一周的伙食。无论我怎么哭闹，怎么企求，他就是舍不得。看着我耍赖在地上打滚，他上前踹了两脚，然后负气似的牵着三姐向远处走了。等我抹干眼睛父亲和三姐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发疯似的往前跑，又折回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大声的哭喊着，突然非常恐惧，一股迷失的恐惧袭遍全身，我慌了，蹲在地上真的大哭起来，周围围了一圈人。
父亲和三姐大约是躲在远处，看我真正慌了神他们就出现了。我再也不闹小汽车了，抓住父亲的手轻易不敢松开。真的是太穷了，无论我怎么闹腾那辆两块钱的玩具汽车最终也没有买起。
火车到砀山小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外面正是漫天飞雪。幸好有个姑姑家在县城，父亲带着我和三姐在姑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步行回家。雪天里乡村土路太难走，父亲带我们走的公路。经历一夜的大雪，整个世界像是冰雕玉砌的一般，公路两旁的树上披挂着长长的雾凇，一路上都像是在童话里穿行。离家越来越近，我和三姐越来越兴奋，既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累，我们在积满白雪的道路上跑一阵走一阵，快活的像原野上的小鹿。
终于到家了，大姐二姐和小弟奔出了门，大呼小叫着迎了上来。母亲和奶奶也端着碗迎了出来。他们都惊诧于我的变化，说我变得皮脸了，淘气了许多。说三姐也长胖了，比以前水汪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瘦如柴。大姐二姐和小弟不停地向我和三姐问这问那，似乎想一下子知道我们在东海生活的全部事情。三姐像讲神话故事似的说了她在海边看到的那条大鱼，大姐二姐都很好奇，她们无法想象海的样子，更无法想象那条比人还高的大鱼。
现在想来，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遥远的像一个童话。
1975年，一家人的合影。一直以为这只是一张普通的家庭合影，照片里最抱着苹果的就是笔者，才一岁，可能还不到一岁。
许多年后，才听说：拍摄这张合影其实全家人带着悲壮凛然的心情：父亲决意去上访，平白无故被打成右派，他要去上访，要去省里，要去北京……生死未卜，如果上访成功，他获得平反，如果不成功就家破人亡……
这张照片，可以留个永念。
记忆里的东海
很多年里，“东海”都是我们家庭聊天的主要话题。记得很多次在饭桌上，父亲会很不经意的说起，“在东海的那时候……”带着回忆和幸福的神气。大家很快都七嘴八舌说起来，在我们心里，东海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能跟着父亲在东海生活是我们小时候都非常向往的事情。家里生活太苦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五个小孩子，还要在生产队劳动争工分。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冬天里更要受冻。跟着父亲去东海，对我们来说感觉就像是去天堂。
大姐曾跟着父亲在那里生活过多年，那时候她才刚上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三四年级。寒暑假里回来，她会炫耀似的讲述那些用饭票在食堂买饭吃的事情，甚至还有饼干或是糖果之类的零食，一脸的神气。
我和三姐也曾跟父亲在东海生活过几个学期，最早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印象里隐隐还记得有几排长长的砖瓦房，青色的砖，灰黑色的尖屋顶，高大的白杨树，还有教工宿舍大概西南角的方位有一个厕所，门口经常有黑污色的脏水，还有非常茂盛的草。
草丛里有几株“黑天天”，也长得非常的高，结满了黑色的浆果，大而饱满。我和三姐时常在草丛里翻找，见到成熟的果子就摘了吃，嘴巴染得乌青。
隔壁邻居家时常炕螃蟹，鸡蛋大小的螃蟹在铁锅里炕得油亮通红，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气。有时候他们家还做煎鱼，梳头篦子大小的马鲛鱼在黑色的平底锅里滋滋啦啦的冒着热气，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冒出汪汪的一片油，我和三姐在旁边看着直吞口水。
海边冲上来一条大鱼，大家都成群结队的去看，三姐也跟着去了。据说那条鱼非常非常的大，三姐说，比好几个人还要高，眼睛像碗口一样大。那一定是一条非常大的鱼，可惜我没有看到，不知道当时去了哪里。
听父亲说，学校离大海很近，也就里把地儿的距离，夜里能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
在狭小的宿舍里，一张不宽的单人床上睡了我们三个。父亲时常在夜里看书，一盏煤油罩子灯就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发出昏黄的光。
许多年后，才知道，东海其实是赣榆，那所学校是柘汪镇的马站中学，几经辗转，就是今天的柘汪二中。不过是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
我和三姐跟父亲在东海的时候可能是1979年或是80年前后，赣榆曾经很多年都是江苏省最贫困的县，三十五六年前的乡镇中学，条件能好到哪里去呢？对于我们却像是梦里的天堂，汇集了我们对美好的所有想象，简直不太真切。
那时候，父亲还年轻，刚刚右派平反恢复工作。
很多年里，“东海”都是我们家庭聊天的主要话题。记得很多次在饭桌上，父亲会很不经意的说起，“在东海的那时候……”带着回忆和幸福的神气。大家很快都七嘴八舌说起来，在我们心里，东海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能跟着父亲在东海生活是我们小时候都非常向往的事情。家里生活太苦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五个小孩子，还要在生产队劳动争工分。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冬天里更要受冻。跟着父亲去东海，对我们来说感觉就像是去天堂。
大姐曾跟着父亲在那里生活过多年，那时候她才刚上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三四年级。寒暑假里回来，她会炫耀似的讲述那些用饭票在食堂买饭吃的事情，甚至还有饼干或是糖果之类的零食，一脸的神气。
我和三姐也曾跟父亲在东海生活过几个学期，最早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印象里隐隐还记得有几排长长的砖瓦房，青色的砖，灰黑色的尖屋顶，高大的白杨树，还有教工宿舍大概西南角的方位有一个厕所，门口经常有黑污色的脏水，还有非常茂盛的草。
草丛里有几株“黑天天”，也长得非常的高，结满了黑色的浆果，大而饱满。我和三姐时常在草丛里翻找，见到成熟的果子就摘了吃，嘴巴染得乌青。
隔壁邻居家时常炕螃蟹，鸡蛋大小的螃蟹在铁锅里炕得油亮通红，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气。有时候他们家还做煎鱼，梳头篦子大小的马鲛鱼在黑色的平底锅里滋滋啦啦的冒着热气，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冒出汪汪的一片油，我和三姐在旁边看着直吞口水。
海边冲上来一条大鱼，大家都成群结队的去看，三姐也跟着去了。据说那条鱼非常非常的大，三姐说，比好几个人还要高，眼睛像碗口一样大。那一定是一条非常大的鱼，可惜我没有看到，不知道当时去了哪里。
听父亲说，学校离大海很近，也就里把地儿的距离，夜里能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
在狭小的宿舍里，一张不宽的单人床上睡了我们三个。父亲时常在夜里看书，一盏煤油罩子灯就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发出昏黄的光。
许多年后，才知道，东海其实是赣榆，那所学校是柘汪镇的马站中学，几经辗转，就是今天的柘汪二中。不过是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
我和三姐跟父亲在东海的时候可能是1979年或是80年前后，赣榆曾经很多年都是江苏省最贫困的县，三十五六年前的乡镇中学，条件能好到哪里去呢？对于我们却像是梦里的天堂，汇集了我们对美好的所有想象，简直不太真切。
那时候，父亲还年轻，刚刚右派平反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