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涌钱塘（连载）
（接上文）
钱塘江下游南岸的地貌，不像长江中游干流段，江河与湖泊的规模都较大，不利于史前人类的自由活动；也不像南面武夷山区，山体庞大高峻，不方便史前人类停留。钱塘江下游南岸以山地、丘陵和山间盆地为主。这样的地貌，恰恰适合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研习和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向新石器时代转变。距今一万一千年前，这里产生了上山文化。
在上山文化延续的三千年里，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生活轨迹明显地由低山到丘陵再到山间盆地转移。他们居住在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里，房屋由木柱支起，离开地面一定距离，便于防潮和避开野兽虫蛇。古上山人烧造的红衣彩陶，是世界上史前遗址中最早的彩陶。它们以大口盆、卵形罐和长颈敞口壶为主；多素面，有的绘有太阳纹；有的陶器器座为镂空圈足状，这种形制被我国长江下游各史前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继承。上山文化区内有着丰富的稻遗存，稻作生产呈扩大状态。距今九千年时，上山文化的先民开始在居住区外围挖掘环壕，他们为了让自己生活地相对安全的这种努力，无意间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钱塘江南岸的先民开始了向沿河平原生活方式的挑战，催生了跨湖桥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钱塘江、富春江和浦阳江的三江交汇处，发现了跨湖桥遗址。起初，人们并不以为这处遗址会早于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但是历经多次发掘后，研究人员才认识到，这是一处具有不同于河姆渡遗址文化面貌的新的史前文化。她在刷新河姆渡文化的一些纪录之余，展现出自己独特而又领先于世的风貌。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和相关制造遗迹，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弓、世界上最早的慢轮制陶法（摆脱了古老的泥条盘筑法，速率更快、器件更薄，是制陶业的一次革命）和施釉法、中国南方最早的家猪遗骸、中国最早的木桩立骨土墙建筑和最早的榫卯部件（传统中式建筑的核心构造）、中国最早的骨耜、中国最早的草药、中国最早的玉璜（截弧状，穿绳挂于胸前）等。跨湖桥遗址出土了成套的骨木制纺织工具。彩陶制作技术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山文化，器物上的颜色，在红衣之上又有深红、黄、黑三种，纹路上有拍印纹、压印纹、刻划纹和绘制太阳纹等。除了彩陶，跨湖桥遗址的黑光陶也很有特色。这种外红内黑的陶器，黑色一面光亮明洁，是跨湖桥的先民利用海盐与其他物质化合而成的釉质烧造的。两千多年后的良渚文化先民，也掌握这一技术，但他们是在陶器的表面施釉。古跨湖桥人也使用陶甑蒸食，其他陶器有釜、罐、钵、豆（高脚盘）等。这些陶器的形制又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区。跨湖桥文化陶器延续了上山文化的平底或镂空圈足的特点，没有三足器，陶器上出现了一种成分未明的黏合剂，是古跨湖桥人的首创。他们的陶器制作技术，远比紧接其后的古河姆渡人要先进。古跨湖桥人驯化了狗和水牛，这从遗址中狗骨和水牛骨骸上的特征可以证实。他们使用与古上山人相似的石磨盘和磨石，来为稻米脱壳。
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的渊源关系是清楚的，她的去向却不能一概而论。古跨湖桥人的慢轮制陶法和玉璜，向西传播到了长江中游，向北传播到了黄淮流域。他们的榫卯、草药和玉璜，是深刻影响后世中国史前文化乃至文明社会的三个重要文化因素。从距今七千年前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因气候转暖而发生海侵，在沿海平原生活的古跨湖桥人，不得不向他处迁徙，但跨湖桥文化的因子，并未消失。它们或者在稍近的区域曲折生存，或者辗转远方，为那里的史前人群点燃更多的文化明灯。
河姆渡文化从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课本，因而被人们所熟知。她的干栏式建筑、猪纹黑陶钵、数量巨大的稻米遗存等，成为现在中国中青年们的永久记忆。随着我国考古研究的推进，人们对于河姆渡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河姆渡文化的领先性已不存在：她并不是我国干栏式建筑的鼻祖，在此之前三千年的上山文化，就已经存在了；也不是榫卯式木结构建筑和舟浆的源头，跨湖桥文化才是；河姆渡文化的稻作生产，不是我国最早的，我国和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稻作生产，可以追溯到一万四千年前的玉蟾岩遗址。二、河姆渡文化和我国境内与之相距遥远的史前文化，都有着渊源关系：她的玉玦来源于兴隆洼文化，又传播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她的稻米收获方式，是连根拔取，再捆扎成把晾晒，这一收获方式也传播到了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一些现象也很值得重视。比如，古河姆渡人以骨耜（捆绑式，不同于跨湖桥文化的插孔式）和耒耜来进行稻作生产；有一种双鸟朝阳的象牙碟形器寓意丰富；古河姆渡人发明了木销钉，可以插入露出头的榫孔内，使榫不会脱落，从而使房屋结构更加坚固；他们还发明了拼接木板的“企口”技术，延续到了今天，即有的木板两侧各有一道企口槽，有的木板两侧削薄，这样的木板就可以进行拼接而不留缝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姆渡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她以杭州湾南岸为中心，向东扩展到沿海岛屿，在各处遗址中，往往会发现一定数量的鲨鱼骨和鲸鱼骨的遗存。
古河姆渡人发明的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三个乳钉状突起，为了安放釜而设置。如此便解决了木结构房屋内生火做饭时的防火问题，这一方法我国现在南方的居民还在使用。古河姆渡人烧造的陶器盉，很有特点。盉前后都有口，前细后粗，中间以半环提手相连，应为酒器。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陶器，基本上仍用手制，只有少量的用慢轮修整，说明跨湖桥文化的制陶技术没有被古河姆渡人传承下来。他们的玉器制作技术，也不如兴隆洼文化精致，体现出一种文化衰落后的艰难延续。但是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陶器烧造温度较高，达到了一千摄氏度，器型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其中的三袋足形器，象征太阳神鸟三足乌，体现着太阳崇拜，是我国东部沿海史前文化陶器中常见的制作特点。
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起始时间基本一致，均为距今七千年左右；分布地域相近，马家浜文化分布于钱塘江以北的太湖流域，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钱塘江以南。前者延续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发生了许多交流，她的晚期，出现了著名的良渚文明。而良渚文明一统钱塘江南北，覆盖了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并北上、南下、西扩，书写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辉煌一页。
古马家浜人的居室为地面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史前文化中较早的地面起墙式房屋。居室内地面用砂石和螺壳作为材料，经过夯实；墙体以芦苇捆编木柱立桩，然后涂泥，也用榫卯结构；房顶用芦苇、竹席和茅草铺就。古马家浜人以穿孔石斧、骨耜和木铲等为生产工具，陶器制作与河姆渡同样不发达，以红陶为主，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等，也有盉，其中的一种三足长尾鸟形壶，证实了他们也属于太阳崇拜的群体。遗址中常出现的腰部起沿的陶釜和陶炉箅，是古马家浜人特有的炊具。马家浜文化的玉器加工发展较快，常见的器形有玉玦、玉璜、玉环和玉镯等，为崧泽文化乃至良渚文化的玉器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晚期，贫富分化加剧，也为崧泽文化全面进入父系社会做好了铺垫。古马家浜人的纺织技术，与同时期仰韶文化相比，水平较高。他们织就的葛麻衣物，已经能够进行纬线罗纹起花。古马家浜人死后，多俯身直肢下葬，头部盖有陶器或者把逝者头部装入陶器内，葬式独特。
古马家浜人和古崧泽人流行“凿齿”习俗，即男女进入性成熟期后，要拔除上排若干牙齿（一般是侧门齿）。这一习俗可以溯源到早于马家浜文化数百年的淮河下游青莲岗文化和山东北辛文化，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凿齿习俗和太极八卦文化不同，具有鲜明的原生性，而非吸收外来文化。上述各个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共同具有凿齿的特殊习俗，说明他们应同为某一族群。结合上述各个史前文化的后续发展和去向（待述），他们应为古越人的一支，其基因单倍型为古越人O1下面的亚型O1a-M119。古越人的这种亚型分支，还带着他们的凿齿习俗，迁徙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钱塘江下游南岸的地貌，不像长江中游干流段，江河与湖泊的规模都较大，不利于史前人类的自由活动；也不像南面武夷山区，山体庞大高峻，不方便史前人类停留。钱塘江下游南岸以山地、丘陵和山间盆地为主。这样的地貌，恰恰适合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研习和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向新石器时代转变。距今一万一千年前，这里产生了上山文化。
在上山文化延续的三千年里，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生活轨迹明显地由低山到丘陵再到山间盆地转移。他们居住在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里，房屋由木柱支起，离开地面一定距离，便于防潮和避开野兽虫蛇。古上山人烧造的红衣彩陶，是世界上史前遗址中最早的彩陶。它们以大口盆、卵形罐和长颈敞口壶为主；多素面，有的绘有太阳纹；有的陶器器座为镂空圈足状，这种形制被我国长江下游各史前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继承。上山文化区内有着丰富的稻遗存，稻作生产呈扩大状态。距今九千年时，上山文化的先民开始在居住区外围挖掘环壕，他们为了让自己生活地相对安全的这种努力，无意间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钱塘江南岸的先民开始了向沿河平原生活方式的挑战，催生了跨湖桥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钱塘江、富春江和浦阳江的三江交汇处，发现了跨湖桥遗址。起初，人们并不以为这处遗址会早于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但是历经多次发掘后，研究人员才认识到，这是一处具有不同于河姆渡遗址文化面貌的新的史前文化。她在刷新河姆渡文化的一些纪录之余，展现出自己独特而又领先于世的风貌。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和相关制造遗迹，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弓、世界上最早的慢轮制陶法（摆脱了古老的泥条盘筑法，速率更快、器件更薄，是制陶业的一次革命）和施釉法、中国南方最早的家猪遗骸、中国最早的木桩立骨土墙建筑和最早的榫卯部件（传统中式建筑的核心构造）、中国最早的骨耜、中国最早的草药、中国最早的玉璜（截弧状，穿绳挂于胸前）等。跨湖桥遗址出土了成套的骨木制纺织工具。彩陶制作技术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山文化，器物上的颜色，在红衣之上又有深红、黄、黑三种，纹路上有拍印纹、压印纹、刻划纹和绘制太阳纹等。除了彩陶，跨湖桥遗址的黑光陶也很有特色。这种外红内黑的陶器，黑色一面光亮明洁，是跨湖桥的先民利用海盐与其他物质化合而成的釉质烧造的。两千多年后的良渚文化先民，也掌握这一技术，但他们是在陶器的表面施釉。古跨湖桥人也使用陶甑蒸食，其他陶器有釜、罐、钵、豆（高脚盘）等。这些陶器的形制又不同于其他史前文化区。跨湖桥文化陶器延续了上山文化的平底或镂空圈足的特点，没有三足器，陶器上出现了一种成分未明的黏合剂，是古跨湖桥人的首创。他们的陶器制作技术，远比紧接其后的古河姆渡人要先进。古跨湖桥人驯化了狗和水牛，这从遗址中狗骨和水牛骨骸上的特征可以证实。他们使用与古上山人相似的石磨盘和磨石，来为稻米脱壳。
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的渊源关系是清楚的，她的去向却不能一概而论。古跨湖桥人的慢轮制陶法和玉璜，向西传播到了长江中游，向北传播到了黄淮流域。他们的榫卯、草药和玉璜，是深刻影响后世中国史前文化乃至文明社会的三个重要文化因素。从距今七千年前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因气候转暖而发生海侵，在沿海平原生活的古跨湖桥人，不得不向他处迁徙，但跨湖桥文化的因子，并未消失。它们或者在稍近的区域曲折生存，或者辗转远方，为那里的史前人群点燃更多的文化明灯。
河姆渡文化从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课本，因而被人们所熟知。她的干栏式建筑、猪纹黑陶钵、数量巨大的稻米遗存等，成为现在中国中青年们的永久记忆。随着我国考古研究的推进，人们对于河姆渡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河姆渡文化的领先性已不存在：她并不是我国干栏式建筑的鼻祖，在此之前三千年的上山文化，就已经存在了；也不是榫卯式木结构建筑和舟浆的源头，跨湖桥文化才是；河姆渡文化的稻作生产，不是我国最早的，我国和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稻作生产，可以追溯到一万四千年前的玉蟾岩遗址。二、河姆渡文化和我国境内与之相距遥远的史前文化，都有着渊源关系：她的玉玦来源于兴隆洼文化，又传播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她的稻米收获方式，是连根拔取，再捆扎成把晾晒，这一收获方式也传播到了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一些现象也很值得重视。比如，古河姆渡人以骨耜（捆绑式，不同于跨湖桥文化的插孔式）和耒耜来进行稻作生产；有一种双鸟朝阳的象牙碟形器寓意丰富；古河姆渡人发明了木销钉，可以插入露出头的榫孔内，使榫不会脱落，从而使房屋结构更加坚固；他们还发明了拼接木板的“企口”技术，延续到了今天，即有的木板两侧各有一道企口槽，有的木板两侧削薄，这样的木板就可以进行拼接而不留缝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姆渡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她以杭州湾南岸为中心，向东扩展到沿海岛屿，在各处遗址中，往往会发现一定数量的鲨鱼骨和鲸鱼骨的遗存。
古河姆渡人发明的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三个乳钉状突起，为了安放釜而设置。如此便解决了木结构房屋内生火做饭时的防火问题，这一方法我国现在南方的居民还在使用。古河姆渡人烧造的陶器盉，很有特点。盉前后都有口，前细后粗，中间以半环提手相连，应为酒器。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陶器，基本上仍用手制，只有少量的用慢轮修整，说明跨湖桥文化的制陶技术没有被古河姆渡人传承下来。他们的玉器制作技术，也不如兴隆洼文化精致，体现出一种文化衰落后的艰难延续。但是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陶器烧造温度较高，达到了一千摄氏度，器型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其中的三袋足形器，象征太阳神鸟三足乌，体现着太阳崇拜，是我国东部沿海史前文化陶器中常见的制作特点。
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起始时间基本一致，均为距今七千年左右；分布地域相近，马家浜文化分布于钱塘江以北的太湖流域，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钱塘江以南。前者延续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发生了许多交流，她的晚期，出现了著名的良渚文明。而良渚文明一统钱塘江南北，覆盖了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并北上、南下、西扩，书写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辉煌一页。
古马家浜人的居室为地面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史前文化中较早的地面起墙式房屋。居室内地面用砂石和螺壳作为材料，经过夯实；墙体以芦苇捆编木柱立桩，然后涂泥，也用榫卯结构；房顶用芦苇、竹席和茅草铺就。古马家浜人以穿孔石斧、骨耜和木铲等为生产工具，陶器制作与河姆渡同样不发达，以红陶为主，器形主要有釜、鼎、豆等，也有盉，其中的一种三足长尾鸟形壶，证实了他们也属于太阳崇拜的群体。遗址中常出现的腰部起沿的陶釜和陶炉箅，是古马家浜人特有的炊具。马家浜文化的玉器加工发展较快，常见的器形有玉玦、玉璜、玉环和玉镯等，为崧泽文化乃至良渚文化的玉器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晚期，贫富分化加剧，也为崧泽文化全面进入父系社会做好了铺垫。古马家浜人的纺织技术，与同时期仰韶文化相比，水平较高。他们织就的葛麻衣物，已经能够进行纬线罗纹起花。古马家浜人死后，多俯身直肢下葬，头部盖有陶器或者把逝者头部装入陶器内，葬式独特。
古马家浜人和古崧泽人流行“凿齿”习俗，即男女进入性成熟期后，要拔除上排若干牙齿（一般是侧门齿）。这一习俗可以溯源到早于马家浜文化数百年的淮河下游青莲岗文化和山东北辛文化，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凿齿习俗和太极八卦文化不同，具有鲜明的原生性，而非吸收外来文化。上述各个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共同具有凿齿的特殊习俗，说明他们应同为某一族群。结合上述各个史前文化的后续发展和去向（待述），他们应为古越人的一支，其基因单倍型为古越人O1下面的亚型O1a-M119。古越人的这种亚型分支，还带着他们的凿齿习俗，迁徙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