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字“拉丁化、拼音化”问题
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基本完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埸语言文字改革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意义极为深远，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今天能够融入世界文化发展大潮，与这埸语言文字改革关系极大。为中国的这埸语言文字改革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无数先贤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这埸语言文字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白话文运动；
2、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
3、汉语注音方案的提出与完善；
4、汉字简化；
5、汉字常用字表的推出；
6、普通话的推广；
7、五笔输入法等汉字电脑输入法方案的推出。
在这埸语言文字改革中，也有一项改革最后没有得到成功，这就是让中国文字“走世界共同的拉丁化、拼音化道路”。这项改革从上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就有人开始探索和研究，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的语文界，赞成这是中国文字发展方向观点的，仍然是占了大多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府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出版了很多拼音文字和汉字对照的书籍，并对这些书籍的读者进行反复调查和测试，最后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语言中同音字和同音词太多，对几个声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字或词（有时候甚至还有句），如果用汉字写出来，读者可以立即分辨，但用拼音字母写出来，读者很难分辨，即使对照上下文也容易出错。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学术界还有人重提“中国文字的拉丁化、拼音化方向”，认为“我国已经错过了一个打字机时代，再也不能错过一个电子计算机时代”。因为在机械式打字机时代，中国方块汉字的繁复曾经给汉字打字机的设计、制造、普及和推广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些专家担心，方块汉字输入电子机算机难的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微型电子计算机（电脑）未来在我国的普及和应用。但是，后来，五笔输入法等一系列汉字电脑输入法的发明，解决了这一大难题，完全打消了专家们的担心，从此以后，语文类学术界就极少有人提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方向了。
所以，首先，我们不要嘲笑那些曾经主张过中国文字“拉丁化、拼音化”的人们，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未能预见到后来的某些科技发展，他们当时的主张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其次，我们要感谢那些发明了一系列电脑汉字输入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功臣。
这埸语言文字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白话文运动；
2、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
3、汉语注音方案的提出与完善；
4、汉字简化；
5、汉字常用字表的推出；
6、普通话的推广；
7、五笔输入法等汉字电脑输入法方案的推出。
在这埸语言文字改革中，也有一项改革最后没有得到成功，这就是让中国文字“走世界共同的拉丁化、拼音化道路”。这项改革从上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就有人开始探索和研究，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的语文界，赞成这是中国文字发展方向观点的，仍然是占了大多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府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出版了很多拼音文字和汉字对照的书籍，并对这些书籍的读者进行反复调查和测试，最后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语言中同音字和同音词太多，对几个声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字或词（有时候甚至还有句），如果用汉字写出来，读者可以立即分辨，但用拼音字母写出来，读者很难分辨，即使对照上下文也容易出错。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学术界还有人重提“中国文字的拉丁化、拼音化方向”，认为“我国已经错过了一个打字机时代，再也不能错过一个电子计算机时代”。因为在机械式打字机时代，中国方块汉字的繁复曾经给汉字打字机的设计、制造、普及和推广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些专家担心，方块汉字输入电子机算机难的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微型电子计算机（电脑）未来在我国的普及和应用。但是，后来，五笔输入法等一系列汉字电脑输入法的发明，解决了这一大难题，完全打消了专家们的担心，从此以后，语文类学术界就极少有人提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方向了。
所以，首先，我们不要嘲笑那些曾经主张过中国文字“拉丁化、拼音化”的人们，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未能预见到后来的某些科技发展，他们当时的主张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其次，我们要感谢那些发明了一系列电脑汉字输入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功臣。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重提中国文字拉丁化、拼音化的问题。文章中提出：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个打字机时代，我们再也不能错过计算机时代。其主要论据是：
西方国家的打字机，只要设置26个字母和若干个符号就行，可以把打字机设计得很小匚巧，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记者甚至在飞机座位上也可以把打字机拿出来放在膝盖上打新闻稿，打字时可以十个手指并用，像弹钢琴一样，速度很快。而当时中国的机械式打字机非常笨重，有十几公斤重，因为在打字机的字盘上要放置几千个中国汉字的铅字，就这样，还常常发生有的非常用汉字在字盘上找不到的情况。要在放置几千个汉字的字盘上找出要打的字来相当困难，找出要打的字来以后，还得一只手推移字盘，将字盘上要打的字移到适当的位置，另一只手再按下打字键，才能打出一个字来。所以，那个时候，通常机关、企业等都必须设立专门的打字员岗位，用经过专门培训的打字员来打印文件等，而且，打字员长年在字盘上找字，对眼睛的损害很大，往往一个打字员工作若干年以后，就要换岗，另换一位打字员来接替。上世纪八十年代，向计算机内输入各种指令的方式主要是用纸带，纸带上打有很多孔，孔的位置和数量代表各种不同的数字。西方的26个字母和若干符号可以比较简单地用两位数（十进位）的数字来分别表示，而且编写指令的人也很容易记得住。而中国方块汉字有成千上万个，一个字就需要很多位的数字来表达，而且，这么大量数量的编码，编写指令的人根本记不住，如果边写指令边查编码的话，那个速度就太慢了。所以，当时的有关专家才说：我们错过了一个打字机时代，再也不能错过电子计算机时代。当然，如正文所说，后来，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计算机运算的速度和容量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二是五笔输入法和其他各种汉字输入法的发明，使中国人在向微型计算输入汉字时可以非常方便和快速。所以，我们并没有错过计算机时代，这当然得归功于那些发明了计算机汉字输入法的专家们。也正因为这样，我国语文界再也没有人重提中国文字拉丁化的问题了。
西方国家的打字机，只要设置26个字母和若干个符号就行，可以把打字机设计得很小匚巧，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记者甚至在飞机座位上也可以把打字机拿出来放在膝盖上打新闻稿，打字时可以十个手指并用，像弹钢琴一样，速度很快。而当时中国的机械式打字机非常笨重，有十几公斤重，因为在打字机的字盘上要放置几千个中国汉字的铅字，就这样，还常常发生有的非常用汉字在字盘上找不到的情况。要在放置几千个汉字的字盘上找出要打的字来相当困难，找出要打的字来以后，还得一只手推移字盘，将字盘上要打的字移到适当的位置，另一只手再按下打字键，才能打出一个字来。所以，那个时候，通常机关、企业等都必须设立专门的打字员岗位，用经过专门培训的打字员来打印文件等，而且，打字员长年在字盘上找字，对眼睛的损害很大，往往一个打字员工作若干年以后，就要换岗，另换一位打字员来接替。上世纪八十年代，向计算机内输入各种指令的方式主要是用纸带，纸带上打有很多孔，孔的位置和数量代表各种不同的数字。西方的26个字母和若干符号可以比较简单地用两位数（十进位）的数字来分别表示，而且编写指令的人也很容易记得住。而中国方块汉字有成千上万个，一个字就需要很多位的数字来表达，而且，这么大量数量的编码，编写指令的人根本记不住，如果边写指令边查编码的话，那个速度就太慢了。所以，当时的有关专家才说：我们错过了一个打字机时代，再也不能错过电子计算机时代。当然，如正文所说，后来，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计算机运算的速度和容量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二是五笔输入法和其他各种汉字输入法的发明，使中国人在向微型计算输入汉字时可以非常方便和快速。所以，我们并没有错过计算机时代，这当然得归功于那些发明了计算机汉字输入法的专家们。也正因为这样，我国语文界再也没有人重提中国文字拉丁化的问题了。
再来说说普通话的问题。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虽然中国说汉语的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5%以上，但是，自古以来，中国汉语的方言数量非常繁多，至今无人能统计出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方言，估计大约有数千种。有些方言，尤其是南方的各种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例如，在一个小小的浙江省内，杭州人听不懂温州话或台州话，让一个杭州人去跟一个温州人交谈，可能会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跟听外国话差不多。
正因为中国的方言数量繁多，彼此的差异又很大，所以，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有一种“官话”。中国各地的读书人，在从小读书识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官话，以便将来科举得中做官以后，可以到京城或其他地方去当官，便于在官埸中与来自其他方言区的官员们交流。一些在各地流动经商的商贾们也往往学习官话，以便到异地去做生意。还有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通商大埠，许多做生意的人，还有酒店、客栈的伙计、店小二之类的人，或者会懂几种方言，或者会说官话。由于中国的明、清两代都是以北京为京城的，所以，近代中国的官话也主要是北京话，但从未有人予以规范过。
至于旧中国的广大普通城乡百姓，会说官话或听得懂官话的人极少。
新中国诞生后，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改名为国家文字语言工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
上述文字改革机构，首先提出了“普通话”的概念，并集合全国的语言文字专家，对普通话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确定了普通话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这样规范的普通话，与原来旧中国的官话大致相近，便于学习。
其次，又依靠汉语语音、语言的专家，分析和建立了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同时，创建了汉语拼音方案。又通过专家对普通话的每一个字进行正音，确定每一个字的规范读法，并以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注音，通过新出版的各种字典予以确认和公布。
接着，就是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当年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中，全国各学校、各乡镇、各区、各县、各省都进行普通话比赛，以提高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小学、中学的教师授课时，都必须讲普通话，并且将普通话水平纳入了教师是否具备授课资格的重要条件之一，对教师进行普通话考试。同时，还规定了所有的广播、电视节目等媒体，除经批准的特殊情况之外，播音员都必须讲普通话。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了今天，我国的年轻一代，不管是来自哪个穷乡僻壤，甚至是少数民族的人，都会说或者至少听得懂普通话。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在语言上的相互交流都毫无问题。农民工们到千里以外的大城市打工。经商者跑遍全国做生意，都不会遇到语言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能说共同的语言，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潜意识里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
不要轻视当年推广普通话的意义，我们对比一下如今印度在这方面的情况，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点。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虽然中国说汉语的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5%以上，但是，自古以来，中国汉语的方言数量非常繁多，至今无人能统计出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方言，估计大约有数千种。有些方言，尤其是南方的各种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例如，在一个小小的浙江省内，杭州人听不懂温州话或台州话，让一个杭州人去跟一个温州人交谈，可能会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跟听外国话差不多。
正因为中国的方言数量繁多，彼此的差异又很大，所以，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有一种“官话”。中国各地的读书人，在从小读书识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官话，以便将来科举得中做官以后，可以到京城或其他地方去当官，便于在官埸中与来自其他方言区的官员们交流。一些在各地流动经商的商贾们也往往学习官话，以便到异地去做生意。还有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通商大埠，许多做生意的人，还有酒店、客栈的伙计、店小二之类的人，或者会懂几种方言，或者会说官话。由于中国的明、清两代都是以北京为京城的，所以，近代中国的官话也主要是北京话，但从未有人予以规范过。
至于旧中国的广大普通城乡百姓，会说官话或听得懂官话的人极少。
新中国诞生后，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改名为国家文字语言工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
上述文字改革机构，首先提出了“普通话”的概念，并集合全国的语言文字专家，对普通话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确定了普通话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这样规范的普通话，与原来旧中国的官话大致相近，便于学习。
其次，又依靠汉语语音、语言的专家，分析和建立了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同时，创建了汉语拼音方案。又通过专家对普通话的每一个字进行正音，确定每一个字的规范读法，并以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注音，通过新出版的各种字典予以确认和公布。
接着，就是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当年的推广普通话运动中，全国各学校、各乡镇、各区、各县、各省都进行普通话比赛，以提高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小学、中学的教师授课时，都必须讲普通话，并且将普通话水平纳入了教师是否具备授课资格的重要条件之一，对教师进行普通话考试。同时，还规定了所有的广播、电视节目等媒体，除经批准的特殊情况之外，播音员都必须讲普通话。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了今天，我国的年轻一代，不管是来自哪个穷乡僻壤，甚至是少数民族的人，都会说或者至少听得懂普通话。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在语言上的相互交流都毫无问题。农民工们到千里以外的大城市打工。经商者跑遍全国做生意，都不会遇到语言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能说共同的语言，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潜意识里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
不要轻视当年推广普通话的意义，我们对比一下如今印度在这方面的情况，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