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悖论
“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侈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可是，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遵循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成为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而且，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面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计岀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x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百分之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就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很快会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还有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而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子”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令人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着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后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历史给岀了答案。
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用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可是，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遵循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成为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而且，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面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计岀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x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百分之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就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很快会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还有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而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子”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令人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得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着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后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历史给岀了答案。
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用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