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近代陨星录——英杰七传(连载)
中华近代陨星录
——英杰七传(连载)
目录
前言
一、谭嗣同传
二、陈星台传
三、邹容传(上、下)
四、秋瑾传(附“秋瑾诗词精选”)
五、宋教仁传(上、下)
六、黄兴传
七、苏曼殊传
前言
清末民初, 是一个新旧更替、中西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的社会转型时代。它又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时代。既有万众跟从的领袖人物, 又有著作等身的学术和文学大师, 更有甘洒热血的侠义英雄。在这些杰出人物之中. 不缺智勇兼备的志士, 他们武可以上战场, 侠肝义胆, 视死如归。 文可以吟诗填词, 水平―流, 其情之慷慨真挚, 读罢令人断肠。
今选择上述英杰们中七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都是英年早逝, 他们或是被统治者所杀害, 或是被病魔夺走生命, 或是意外身亡。 本书所叙之人, 去世时年龄最大的43岁(黄兴), 最小的只有21岁(邹容)。 因此, 名之曰《陨星录》。是为序。
一、谭嗣同传
清朝晚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运动失败，慈禧下令镇压，康、粱外逃,而其余的主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被捕，并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六个人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因为他原来完全有机会逃走，他事先已获悉自己将被捕的消息，而他的好友“大刀王五”及当时日夲驻华使馆中的几个日夲友人，也都表示愿意邦助他出逃，但他都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被捕之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书信等物整理好后，交给当时避住在日夲驻华使馆的梁启超，请梁保管和处理。第二件事是与他的武功老师又是至交的大刀王五诀別，把隨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第三件事是在自己的居住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不忠不孝，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脫离父子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果然，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家属也未受连累。待信写好不久，清兵即来到他的住所将他逮捕，时为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仅隔三天，即到了九月二十八日，他就血洒菜巿口，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字复生，号壯飞，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戶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滿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两位老师对谭嗣同的一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思想上当然是欧阳中鹄起了主导作用，因为他是教文的，而他夲人又十分钦佩明末清初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和黃宗羲，因此也就間接地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谭嗣同，在谭嗣同的身上播下了要求改良和变法的种子。再说欧阳中鹄曾在北京的一个衙门里做过一阵子官，见多识广，这对年轻的谭嗣同增长知识也有好处。而大刀王五则来自于民间，原在镖局任镖师，因武艺高強，声名鹊起，特別在北方，“大刀王五”这个名词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他的真名:王正谊，知道的人反而不多。王五为人豪爽，因与镖主起矛盾，遂脫离镖局，浪迹天涯，行侠仗义，后被人请去在一私人武馆任教师，又经人介绍得识谭嗣同，谭遂拜其为教武功的师父。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介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介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上面已经说过,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长达十年•在这十年中,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壮丽秀美的河山,:有宏伟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旷莽原野,有秀丽妩媚的江南风光,有小桥流水的农舍田家。这使得他感觉到祖国的河山有多美好,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各地普通老百姓的穷困苦难的生活。有一天,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那一年黄河下游闹水灾,清朝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依旧是课捐重税,大肆盘剥。山东、河南二地的灾民,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往西北逃荒,肌寒疲困,沿途还有饿死及病倒不起的,其状惨不忍睹。谭嗣同问灾民到什么地方去,灾民们回答说:“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谭嗣同又问:“是你们自已要去吗?”灾民们回答说:“故乡已是汪洋一片,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还能留恋吗?”
谭嗣同想:在这种时候政府应当站出来邦助灾民,至少应给予车辆、粮食及医务上的帮助,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天下太平时,这个捐那个税,农民们一分不能少,等到天灾人祸,农民们无家可归时,政府却不管了。谭嗣同的心中对清政府非常不滿意。总而言之,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公元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这使得谭嗣同悲愤无比,由原来的不满发展到了反感,在给亲友的信中,他指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并表达了希望能摆脱清朝满族人的统治。这种思想,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也有所发挥。《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的谭嗣同写下了一首七言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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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传(续1)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当时的谭嗣同正处于十分苦闷的心境之中,因此他如痴如狂地研读佛经,希望能在佛教的学说中找到一些答案。加之他学过西方的知识,及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还有过去所学的儒家、墨子等思想,他吸收其认为合理的部分,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进行融会贯通,写成此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谭嗣同所设计的“救世”方案;二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即所谓的“冲决网罗”。谭嗣同的“救世方案”虽然有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的目的是为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而设计的。至于“冲决网罗”,则是代表了当时属于先进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 向压迫它、束缚它发展的君主专制主义进行宣战。《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 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仁学》中有一段话, 它代表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以及他所追术的目标所在:
“二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 荀学也, 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 惟乡愿工媚大盗。”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 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一八九五年,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唯一支持变法的地方大官，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此时也正在湖南，因此湖南省成了全国变法运动声势最大的地方。唐才常等人还创立了《湘学报》，与上海的《时务报》、澳门的《知新报》并立，被称为“三足鼎立”。一八九七年上半年，陈宝箴、陈三立、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这是为了培养精通中外和拥护维新的人才。这个学堂，虽然只办了二年(在戊戌政变后被撤销)，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了革命。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经常到该学堂讲学，成为他们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场所。但是，湖南的变法运动也绝非一帆风顺，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势力顽固异常，而新派中却有知难而退半途脱逃者。而谭嗣同却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坚定不屈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骨干。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弯……。
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这天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共一百零三天，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就被钲压了，何况是在皇帝領导下的运动。许多爱国志士被砍了头，皇帝自己也遭软禁……可悲呵，当时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而对自己人却这样凶残呢? 提出维新变法，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国强民富，不再受外人欺凌，综观世界各国，凡在皇帝领导下的改良变法都能成功，而且不流一滴血，如沙俄的彼得大帝，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但一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新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速派黄遵宪和谭嗣同上北京接受新职。由于当时的交通落后,谭嗣同在路上花了近二十天,于八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北京。
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受光绪帝召见,光绪帝授四人以四品官衔,任命他们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与对新政的筹划。四品的官衔和军机章京的职位,并不显赫,但光绪帝在他们的职位上特加上“参与新政”四个字,这是仿照唐朝的“参知政事”一职,使四人的位置近似“宰相之务”。此后,这四人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主要助手,并承担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人。
就在光绪帝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在努力推行新法时,反对变法的势力也在紧张的活动,他们准备以武力来 解决这个问题。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兵权,因此,他们决定在秋季的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建立皇帝亲自统率的军队,改国号,迁首都……这些建议虽然合理,奈何光绪帝根本办不到,何况时间上也来不及。
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在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 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一一直隶总督荣禄,並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待续)
二、陈星台传
关于陈星台的生平记述, 最早见于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 但这篇文章过于简略,, 只是介绍了烈士一生的主要大事与其著作的概况。但它是最早的一篇关于陈星台的传记, 现仍记录于下:
“烈士名天华, 字星台, 湖南新化县人。性敦笃, 善属文。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虽箪瓢屡空, 处之怡然. 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义。近年革命风涛簸荡一时者, 皆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 尚未娶, 或劝之娶, 烈士泫然曰::“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 则涕泗横流,, 其爱国之忱, 发于天性如此。
“岁癸卯, 留学日本。时值俄占东三省, 瓜分之禍日迫, 朝野皆束手无计。烈士大痛, 啮指血成书数十幅, 备成灭亡之惨, 邮寄内地各学堂, 闻者莫不悲愤。
“去年秋, 湘中志士谋起义湖南, 联络粤鄂, 以共倾政府。烈士闻之, 即星夜附轮归长沙,筹划布置, 昼夜不辍。不幸未发即败, 清政府飞檄逮捕。烈士间道走江西, 至上海, 与诸志士合谋再举。适万福华之狱再起, 逮捕益急, 不得已, 复游日本。盖自是憔悴忧伤, 泪痕萦萦然不绝于目矣。今年春发意见书, 思单身赴北京有所行动, 为同学所阻止。十一月, 日本文部省颁发关于留学生规则, 烈士益见中国之将邻于亡, 革命之不可一日缓, 作《绝命书》累万言, 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呜呼! 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 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 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者? 呜呼痛已! 烈士所著书, 其已都成集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皆风行于世。其散见于他书者, 尚俟厘订。烈士死时年三十一, 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也。(《民报》第2号,1906年1月22日)”
对于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特作以下补充:
陈星台名天华, 1875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荣华乡栗树凤阳坪。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显宿, 字过庭, 别号思黄。母早逝，父为塾师，自幼从父识字读书，因家境贫寒，乃兼经营小卖买以补不足，然坚持好学不辍。常向人借阅书籍，不仅喜读小说，亦爱民间说唱弹词。1895年，陈天华随父迁县城，一开始仍以提篮叫卖为生。
其父见他爱读书,而且有一定天赋,仍坚持送他入新化资江书院求学，时为1896年。到了1898年又入新化实学堂。在学校里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拥护者。
1900年，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其时，有一豪门家闻其才名，欲以女儿嫁他，陈效法汉时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乃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直至蹈海自殉之时，终身未娶）。次年转入求实书院。
1903年初，入省城师范馆，不久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实行革命……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1903年冬，陈星台回国策划起义。
11月4日，他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创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 。
1904年3月，陈星台到达日本后，入法政大学。8月旋又回国，准备参加华
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起义失败，又去日本。
1905年6月，陈星台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星台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且是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同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自杀殉国(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其真正投海的原因并不仅此,待后文再作阐释)，留下“绝命书”,时年31岁。1906年春，其灵柩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
(待续)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得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廿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隶，长埋地下，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唐才常挽谭嗣同”
陈星台传(续1)
陈星台是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烈士。一生救亡图存，宣传革命。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成为当时号召民众革命的“冲锋号”。
陈星台在宣传革命、建立民主政体、造就近代国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进步主张在当时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因此,他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对革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说他是早期杰出的中国民主革命家. 也完全当之无愧。
但在31岁的人生黄金年代, 却走上自杀之路。正在积极从事革命, 突然自杀, 不能不使人们纷纷产生疑问。好在陈星台留有遗书。
上文所提到的《绝命书》,乃是陈星台自杀前的遗言。宋教仁在同日发表的另一篇纪念陈星台的文章(《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里写道:
“此吾友陈君星台之《绝命书》。每一思君, 辄一环颂之, 盖未尚不心悲而泪涔涔然下也。呜呼! 若君者, 殆所谓爱国根于天性之人非耶?
“当去岁秋,, 湖南事败, 君与犟等先后走日本. 忧愤益大过量,, 时时相与过从, 谈天下事, 未尝不哽咽垂涕泣而道也。今岁春, 东报兴瓜分谣, 君愈愤, 欲北上,冀以死要满廷救亡, 殆固知无裨益, 而思以一身尝试, 绝世人扶满之亡也。既而友人沮之. 不遂行。然其尝言曰:‘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盖其抱死之目的已俟久矣。
“居无何, 留学界以日人定学制, 议群起力争。始犟浼君曰‘君能文. 盍有所作以表意见乎?’君曰:‘否, 徒以空言驱人发难, 吾且为耶?’越数日, 学界则大愤, 均休校议事, 君犹无动。迄月之十一日, 其同居者则见君握管作文字, 至夜分不辍。其十二日晨起食毕, 自友某君贷金二元出门去, 同居者意其以所作付剞劂也 ,听焉。入夜未归始怀疑。良久,有留学生会馆阍者踵门语曰:‘使署来电话称‘大森警吏发电至署, 告有一支那男子死于海, 陈其姓,名天华, 居神田东新社者’云。呜呼, 于是知君乃死矣,痛哉!……
“抵会馆, 索其邮物, 获之. 则万言之长函, 即此《绝命书》也。一人宣读之, 听者数千百人,, 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 使其所怀抱得毕展于世, 无少残留, 则我民族受其福胙, 其所造于中国前途者, 岂有涯耶! 而乃竟如是已焉, 吾人得毋有为之悼惜不置者呼!
“虽然吾观君之言曰:‘以救国为前提。’又曰:‘欲吾同胞时时勿忘此语, 力除此四字(指‘放纵卑劣’,是当时日本《朝日新闻》上对中国留学生的评语), 而做此四字之反面, 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 故以身投东海, 为诸君之纪念。’又曰:‘中国去亡之期, 极少须有十年, 与其死于十年之后, 曷若死于今日, 使诸君有所惊动。’盖君之意, 自以为留此身以有所俟, 孰与死之影响强, 吾宁取赴死觉吾同胞, 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 则其所成就较以吾一身之所为孰多耶? 噫! 此则君之所以死欤? 君之心则苦矣。
“吾人读君之书, 想见君之为人, 不徒悼惜夫君之死, 唯勉有以副乎君死时之所言焉,斯君为不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 犟斋谨泣跋。 (《民报》第2号, 1906年1月22日)”
与“传记”差不多, 宋教仁对陈星台的死也写得比较简约, 说明其所以跳海自杀,,主要是为了爱国心切, 想以自己一死来喚醒民众, 另一原因是为了日本政府发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则, 愤而跳海。这一些确是原因,, 而且众说纷纭。归纳起来, 认为陈星台之自杀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2. 当时的《朝日新闻》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陈星台愤而跳海。
3. 以死报国，反对空谈救国。陈星台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
以上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理由，并不足以使陈星台之死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那么，促使陈星台跳海自尽的最主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待续)
陈星台传(续2)
一言以蔽之，陈星台既不是为了日本政府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也并非为了《朝日新闻》的攻击中国留学生。这一切当然使他忧愤, 但绝不是他自杀的主因。他的自杀, 是为了自己的同胞, 其实他是死给自己的同胞们看的。陈天华在他的《绝命书》中特地这样写明：“……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这就是明证。另外, 在《绝命书》中陈星台也特别提出日本媒体攻击中国留学生的“放纵卑劣”, 要求自己的同胞同学力戒“放纵卑劣”这四个字,, 而做一个“此字之反面”的人, 又“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 故以身投东海, 为诸君之纪念。”陈星台在他的“绝命书”中, 已清楚直白地说出了自己跳海的真正原因。他希望自己的同胞能改掉“放纵卑劣”的劣根性(或许他也早已觉察到这一点?)他觉得光动嘴或耍耍笔杆不能起多大作用, 只有用自己的性命来一搏, 或许能起到警醒一部份人的作用。宋教仁说他“宁取赴死觉吾同胞, 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倒是说到了点子上。
但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 我们可以从陈星台的行动里看到另一层意义。中国人自古以来提倡“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逆来承受”……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已使中国人在当时成为一个麻木不仁而又极端自私、胆怯的民族。陈星台深知这—点, 所以他认识到想叫这祥的一群人起来革命,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改掉或尽可能减少自身的毛病, 否则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写文章、动嘴巴似乎都如大象屁股推不动, 民众很少起来响应。剩下来的一件事也是最后能做的就是自己的这条命, 把这条命献出去, ,以求一搏同胞的觉悟。正巧这时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本报纸上又攻击中国留学生不团结和“放纵卑劣”, 于是他义无返顾地跳进了大森海,。
陈星台烈士的献身, 估计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想以此告诉自己的同胞: 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生命虽然宝贵, 但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如果失去了这个“价值”,那么活着还不如去死。当然, 根据宋教仁的说法, 所谓陈星台“抱死之目的已俟久矣”, 那么由此可见, 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之外, 恐怕还有更深沉的原因, 否则为什么早就有了轻生的念头呢? 对此宋教仁没有解释, 其他人也没有说。那么, 我们也无法研究了。总而言之, 陈星台向海纵身一跳, 他的名字就永久定格在这一瞬间。
得知陈星台去世后, 香港各界举行了追悼会，有1千余人参加。次年闰四月初一，其灵柩经黄兴、禹之谟等人商议筹划运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于岳麓山。到了1907年5月29日举行葬仪，长沙各校师生纷纷自发前往，送葬队伍达数万人，逶延十余里之遥，哀乐凄凄, 悲歌绵绵。送葬队伍由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报道曰:“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人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
陈星台另有一部未能写完的小说，名叫《狮子吼》，小说中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可以说, 陈星台连做梦也梦见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宋教仁赞他“若君者, 殆所谓爱国根于天性之人非耶?”,可谓说出了他的天性本质。
一个具有爱国天性的陈星台, 一位爱国爱到骨髓里的伟大志士, 值得他后来的同胞们永久纪念! 他对人生毫不留恋, 他只想早早死去。但是他的英名将流芳千古, 与世长存!
(《陈星台传》完)
三、邹容传(上)
第一章 在“黑云压城”中出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中国风雷激荡的年代,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黎明前的黑暗)的时代。因为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王朝,正面临着崩溃的前夜,各方面的势力都在醖酿着最后的较量。最后想挽救帝国命运的维新派被残酷地杀害了。奴隶主们最重视的是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因此往往连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有时也分不清。这使得革命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国际上,清王朝的对外战争屢战屢败,数度割地赔款,对内则拼命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搜括民脂民膏,镇压捕杀革命志士。由于苛捐杂税繁多,战败以后须赔償给外国人的数量巨大的白银,清政府都转摊到老百姓头上,人民已处于穷途末路之中。而世界列强又虎视眈眈,中国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正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诞生了。
邹容, 字威丹, 四川省巴县人, 生于一八八五年, 也就是中法战争中方失败的那一年。巴县紧靠重庆, 当时是重庆府的首县, 四周万山重叠, 郁郁苍苍, 虎啸猿啼, 自然风光煞是迷人, 喘急的长江上流又从这里奔腾而下。青山绿水, 陪伴着邹容一起长大。
四川省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势——高峻的山地和奇险的蜀道, 使得它易守难攻,所以历来又被人们称之为“天险”。在这里不能不引用一首名诗,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四川这块宝地的险峻壮丽:
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 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 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 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 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 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瀑流争喧豗,水涯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 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 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白)”
现代的文学评论家对李白的这首诗一定会作出如下评语:“想像丰富的浪漫主义与语言奇巧的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 或者说:“无论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 还是在艺术技巧的高明上, 都是空前的。”但是古人没有这么多套话, 他们评论起来要简约得多。 例如殷磻说此诗“奇之又奇, 自骚人以还, 鲜有此体调。”可谓一语中的。确实,说此诗是论蜀道难一类诗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第一, 应该也不为过。一些流传千百年的名句,正是在此诗中首次出现。
当时,由于四川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免于受到世界列强的直接武裝侵略。但是,侵略者并没有放过四川,早在一八七九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已经明文规定英国可以派员常驻重庆。而且还有一条附款,申明英国还可以派员由北京动身,遍历甘肃和青海一带,或由四川入西藏,直达它的殖民地印度。可见英国佬的一双鹰眼早已窥到了四川这块宝地, 明白这块宝地在地理上的重要性, 正在逐渐准备把它的魔爪伸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
还没等英国佬大施身手,日本这个恶邻却先下了手。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滿清政府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 曾经被李鸿章吹嘘为“足可抵御外侮”的北洋海军, 竟然全军覆没, 葬身海底。结果当然是坐下来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也就是历史上称作的《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台湾省从此被日本占领,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东北门户开放,被推向虎口。重庆等地也成了向日本开放的通商口岸。因此,作为中国西南重镇的重庆,居然也成了外国入侵者的“根据地”。日本人在重庆辟租界、派领事、开洋行、设工厂、驻兵舰、盗矿产、测航道、勘铁路,日本商品也自长江航运大量涌入四川。接着,其他国家的商人、政客等也纷纷来到四川活动, 四川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天堂。这时候的邹容已经晓事, 明白《马关条约》的严重后果, 因此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作出强烈的反应。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当时的世界形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已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中。列强各国看到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个小日本也可以在它身上为所欲为,于是欲纷纷仿效,都想来中国身上咬下一块肥肉。一些国家都来租占港湾, 惊夺铁路, 划分势力范围。当时盛传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之说。康有为也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譬如春蚕之食叶,边境完而后及于中心”。中国的四川省, 正是处于将被蚕食的中心地带。
为了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为了不至于亡国灭种,在统治者的上层,分化出一种新生力量来,这就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也称为维新派。改良派推行新法, 实行改革, 然后走上君主立宪之路, 这对于清王朝本身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富国强兵廉政, 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但是,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上层统治阶层并不这么看, 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改革变法,极力 抵制新法。因为改革变法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这是这个阶层最为忌讳的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亡国也无所谓, 因为这一切都有全国的老百姓去承担, 但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定要保住。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派取得了胜利,并且大肆镇压维新派, 光绪皇帝被软禁,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 其他维新派骨干如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被押到菜市口砍头, 史称“戊戌变法六君子”。一场来得快消失得也快的变法运动, 就这样被冷酷无情地镇压了。
清王朝中的顽固守旧派, 从表面上看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 实质上它却是把清王朝向灭亡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也就是说, 它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因为, 通过镇压维新派,它把本来属于同一阶层中的精英都干尽杀绝, 留下来的净是些僵尸脑袋的老朽人物, 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挽救清王朝。同时, 通过它对维新派的残酷屠杀, 更坚定了革命派的信念, 因为从中看到要救中国, 只有先革掉清王朝的命。任何改良、维新等等道路, 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 即一九00年, 中国的老百姓在北方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造反行动, 就是义和团运动。运动开始, 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声势浩大, 波及全国, 打击了清王朝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囂张气焰。但到了后来, 由于清王朝的拉拢利诱, 义和团又把口号改成“扶清、灭洋”,这样就改变了它原来的性质。同年,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长江中游一带起义。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惠州起义。这些造反和起义, 体现了中国的反专制独裁统治的武装革命开始产生,并且还将不断发展下去。
但是,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活动引起了外国列强的严重关切,他们凭籍某些洋人被杀大造声势,英、美、德、日……等八个国家组成八国联军, 对中国大举入侵, 所到之处, 顿成血泊火海。清朝政府慌了手脚, 军队一触即溃, 最后连京城北京也让八国联军占领,慈禧太后率领皇室人员仓惶西逃,急急如丧家之犬。最终又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这一次的割地赔款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严重。一九0一年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辛丑条约》,单单其中赔款一项,就达四亿五千万两,其数字之巨,可谓空前绝后。至于其他种种出让土地及主权之条款,在这里也不忍重复,总而言之,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奴才政府。
赔那么多的白银给外国人,那么这么多的白银从何而来? 国库中根本拿不出多少银子。唯一的办法, 也只有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来分担。以邹容的故乡四川来说,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当丁宝祯在担任四川总督时,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正供(指田赋)之外,有按粮津贴,计可得六十万两。津贴不足,则又按粮捐输,计可得八十余万两”但“率之常年捐输而仍有一百二、三十万两”不敷(《丁文诚公奏议》), 又不得不以别的捐输名目取之于民。捐税叠床架屋, 压得四川的老百姓喘不过气。而甲午战争之后,由于要付给赔款,清政府加强对老百姓巧取豪夺,仅从加在全国人民身上的三大项目中,就足见清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进行渴泽而漁的克剥之情。这三个大项目,一是一八九七年,清政府为归还俄、英、德、法四国借款每年本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规定四川按年分担九十四万两。二是一八九八年,清政府为筹还《马关条约》最后一期赔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四川要分担银一百零四万七千余两。三是庚子赔款(《辛丑条约》)四万万五千万两,规定由各省分担,四川每年要摊付二百六十一万八千两。再加上其他种种巧立名目的捐税,贪官污吏的层层榨取,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四川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其他各个省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一切,邹容都看在眼里,后来都在他的著作中加以揭露。
清政府的对外奴顔媚膝,割地赔款;对内的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引发了各地人民的奋起反抗。首先被“迫上梁山”的是余栋成,他于一八九四和一八九八年,先后两次率部武装起义,而且提出了“驱异族之犬羊”的口号。其影响之巨大, 整个川东为之震动。四川的义和团也曾经举起“灭清、剿洋、兴汉”的旗帜,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和与其勾结的清朝鹰犬。邹容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这样的时代背景,给了邹容深刻的教育和磨炼。
(待续)
狱中赠邹容 章炳麟
邹容吾小弟, 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 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 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摻手, 乾坤只两头。
邹容答章炳麟
狱中答西狩 邹容
我兄章枚叔, 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 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 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 同兴革命军。
邹容传(上)
第二章 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
十九世纪的末尾至二十世纪之初的这几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因为这是沉痛而耻辱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国内的维新派遭到失败,其领袖人物或被杀或流亡。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也惨遭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对外签订了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待续)
(续上)
(第二章 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革命志士并没有丧失斗志。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他们与黑暗势力展开了新的较量。
梁启超在一篇文(《清议报一百册祝词》)中,说道:“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旧嬗代之时也。”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特征,曾经被不少论著所引用。就这段话本身来说,应该说是很贴切生动。但是梁启超是改良派,他站在保皇的立场上,所以他所谓的“新”,是指改良和变法,而绝不是指革命。他所谓的“旧”,当然是指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而在当时的革命派看来,所谓旧是指改良派,而革命派则是新生力量,至于顽固派不仅是旧的而且是革命的对像。
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旧斗争,与十九世纪末期的新旧斗争,具有明显不同的时代特色。到了二十世纪,不仅原先的顽固守旧派属于旧的,就是原先标榜自己是变法维新的改良派也成了旧的,其中就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此,后来有些人就称康梁他们为“老新党”。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是一个激烈变化的年代,犹如奔腾而一泻千里的急流,或如咆哮汹涌的瀑布。在这相交之点,一切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接受考验: 是停止, 还是继续前进?
年轻的邹容,正是在这个激烈变化的年代中脱颖而出。他如黑夜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引人注目。又似异军突起,冲锋在先, 在民主革命的队伍中成了一名旗手。他虽然年纪轻轻的就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战斗业绩, 将永载史册。
十九世纪后期,新学和旧学之争,也就是开办学堂还是继续过去的科举制度之争,成了社会上一大焦点。邹容在读书求知的过程中,开始表现出他革命斗争的天性。他鄙视旧的科举制度,拒绝他父亲为他设计好的经过科举考试一级一级考上去,获得功名,光宗耀祖……。
邹容六岁就开始进私塾读书, 他天资聪颖, 几年攻读下来, 居然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而且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名著也通读了一篇。邹容的父亲邹子璠经商, 算得上是个颇有资产的商业资本家。他看到邹容聪敏好学, 就希望儿子能在读书上面有所作为, 将来能出人头地, 成为人中之龙。
邹容十二岁的时候, 同他的哥哥一起参加了巴县的童生考试。这种考试是学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的头一步,属于童年考试的级别, 因此称为童生考试。但这考试也并不很轻松,有很多人考了多年没通过,一直考到长了胡子娶了媳妇还在考, 仍然叫做童生,只是在“童生”一词前加上一个“老”字,就成了“老童生”。如果考试通过了, 还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多种考试, 都通过了才能考上一个秀才。可见当时要当一个秀才也并非易事。若是你想当官, 那还得往上考, 考举人, 考进士。若能考上进士, 那你当官的愿望就基本实现了,可是这很难很难。你想, 考个秀才都不容易, 考进士就可想而知了。读过“范进中举”这篇小说的人都知道,那范进虽饱读史书,也早考中了秀才,可是他考个举人一直考到五十多岁……。有人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读书人, 成了历史罪状, 但那自古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真不知坑了多少个读书人。此话倒也不无道理。
这时候,一件在科举考试制度实行千百年来从未发生的事发生了。邹容在考场上公然向主考官提出要求: 要求主考官对词意晦涩的题目解释一下, 被主考官拒绝。邹容说: “问题问得含糊不清, 令人如何回答?”主考官说:“在考场上不准提任何问题。如果你不能理解题意, 那是你的事。” 邹容力争说:“问题问得叫人看不懂, 还说是考生的事, 这样的考试不考也罢。”当即愤然离场而去。这是头一次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实际的抗争, 而这个人就是邹容。
当时的维新运动之风正在劲吹, 已由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吹到了四川的大地。邹容开始接触新思想,他阅读了严复译著的《天演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以及在四川本地出版的《渝报》和《蜀学报》等书刊报纸。这些表述新思潮的书刊杂志,给了邹容以极大的启蒙,使他原来就具有的要求革新的思想获得了理论上的充实。因此,面对他父亲的苦口婆心的说教,劝他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下功名时,邹容斩钉截铁般的回答:“臭八股有什么好学的? 满洲人的考场儿子不愿去。衰世功名, 就是考得了又有何益?”从此, 在这件事上, 邹容与他父亲发生了决裂。
(待续)
(续第二章 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
由于外国列强的侵蚀步步深入, 四川虽然深处内地, 外加天险防护, 但是却防护不了侵略者的渗透, 有觉悟的四川人都感到岌岌自危。当时的中国, 似乎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清王朝的统治下, 又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始终是那样压抑、闭塞、落后, 那样贫穷、破败、愚昧。邹容意识到: 必须走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别人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向国外寻求知识。于是他想到了日本, 这是中国的近邻, 现在成了世界强国之一, 这不真是最近便的学习之场所吗? 他开始接近在重庆的日本人, 与他们交往, 向他们学习日语和英语,并且开始学习外国历史。
一八九八年九月, 发生了戊戌政变,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 对维新派人士进行了镇压。光绪皇帝被软禁,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谭嗣同、杨深秀、刘光弟、杨锐、康广仁和林旭等六人被押到菜市口砍头, 历史上称为“六君子”。邹容对六君子深为敬仰, 对其中的谭嗣同更是特别敬佩, 因为他能逃而不逃, 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换取同胞的觉悟, 慷慨就义。为此, 邹容无所顾忌的把谭嗣同的遗像悬于自己的房内, 还在上面题了一首短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诗的技艺虽然还不算成熟, 但作为年仅十四岁的邹容来说, 在诗中表现出来的豪气,却是令人不容小觑的。可以说这首诗充满了斗志. 并且表达了继承遗志的决心。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 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 中国已濒临灭亡的边缘, 清王朝的庐山真面目也暴露无遗。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 开始不断冲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座堤壩。面对这种形势, 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 见风使舵, 居然把维新改革的旗号接过去。一九0一年一月, 慈禧太后下达“刷新政治”的诏书, 宣布要在各方面进行改良, 又声称“兴学育才, 实为当今急务。”言下之意, 是要把培养人才当成第一要务。在这之后, 又宣布从此取消科举考试, 在各地兴办西方式的学校。
慈禧诏书下达后, 全国各省纷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同年夏天, 四川总督奎俊效法其他一些省份, 宣布一项命令: 选派二十二名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 在成都公开报名考试选拔。邹容得知这一消息, 十分兴奋, 认为这是一个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知识的好机会, 他请求父亲同意他去报名。他的父亲开始不同意, 说他性格倔强, 孤身一人去到外国, 搅不好就会闯出什么大祸。邹容再三恳求, 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 绝不和任何人发生矛盾, 只顾埋头读书学习, 他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他去。邹容步行数百里, 自重庆赶至成都应考。考完后他自觉得还滿意, 而事实上他的考试成绩确实不错, 按理说他应该被录取。但是正所谓好事多磨, 对邹容来说似乎更是如此。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以至于使得邹容未被录取。
邹容性格直爽, 欢喜直抒己见, 平时经常与人发生争论。在老家时, 由于喜和人争论, 得罪了一些守旧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周善培的, 就是后来出了名的那个立宪派成员, 当时也在成都, 当他得知邹容前来报名应考时, 立即向官府禀报, 把邹容形容成一个思想反叛的乱党分子。如此一来, 邹容怎么能被录取, 当然名落孙山。从考场出来, 滿怀希望。待到发榜之日, 却不见自己的名字。后来得知原来是有人从中作梗。好在邹容在考试之前在思想上已作好二手准备, 现在就按照第二手即考不上的准备去做, 不回家, 进入成都经学书院继续读书。
成都经学书院设立在环境幽静的山林里, 周围群峰叠翠, 鸟鸣蝶飞, 宛若仙界。邹容刚入书院, 倒也顿觉心旷神怡, 肺清气爽。书院的学生们也个个循规蹈距, 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从早到晚, 听不到大声喧哗, 整座书院显得庄重静谧。书院的院长称作山长, 成都经学书院的山长吕翼文, 是位考据训诂的老学究,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位老专家了。邹容进入书院后,时隔不久, 他的“老毛病”又东山再起, 他的滔滔雄辩打破了这个古老书院固有的静寂。
谁都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 尧、舜一贯被称为古代的明君, 而周公与孔子一贯被称为圣人, 这几乎已成了历史上的定论, 成了一条万古不可动摇的真理。特别是孔子, 更是成了一位光芒万丈的大圣哲。可是邹容却敢对这些明君和圣人加以批评, 邹容说这些古人所留下的道德观和所谓的礼仪制度, 不一定都适用于现代, 现代人应有现代人的精神和追求。邹容因此经常与其他的学生展开辩论, 一旦争论到激烈处, 邹容会不自觉的提高嗓门, 虽然这里的学生没有一个赞同他的观点, 邹容处于孤立无援之境, 但他却越辩越勇, 毫不示弱。这事被山长吕翼文知道了, 经过调查了解, 吕翼文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也知道了邹容的思想。这引起了吕翼文的惊慌, 他想他的书院岂能容得具有这种叛逆思想的人? 他急忙下了一条告示: 把邹容开除出经学书院。
邹容离开书院回到家里, 年纪轻轻的他才十六岁, 却已经受了两次打击, 但他毫不气馁, 打定注意力求上进, 不断努力。他向父亲提出要自费赴日留学, 请求在经费上得到支援。父亲起先不肯, 邹容再三争取, 几乎闹到反目, 父亲最后总算答允。就在当年的冬季, 邹容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旅程。他要先到上海, 再从上海前往日本。他乘上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轮船,首先要穿过长江三峽。他望着江水, 只见湍急的江流冲击着两岸的石壁和江心的礁石, 泛澜起簇簇白色的浪花, 还有那永不止息的圈圈漩涡。这无限壮丽的景色, 引发邹容的无限感慨……
邹容决定先在上海逗留一段日子, 因为他必须先学会日语, 以免到达日本以后首先就要面临语言上的障碍。经一位亲戚的介绍, 他进入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外国语学校——广方言馆, 继续学习他过去在重庆曾经接触过的日语。
(待续)
第三章 留日学生中的民主斗士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从《南京条约》开始, 它被定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以来, 就成为外国列强各种势力渗透到中国各地的重要基地。邹容大开眼界, 他看到十里洋场的租界, 看到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外国巡捕, 看到停泊在黄浦江畔硕大的外国轮船和耀武扬威的兵舰, 还有那烟囱林立把中国劳工当奴隶般剥削和使用的工厂。而外滩那里新建的一幢幢银行大楼, 门口都安置着一对巨大的石狮子, 张开血盆大口, 沉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中国人……。邹容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城市景象, 但他不但没有丝毫惊喜或兴奋之感,心中则培增了不少愤怒。“恁什么外国军舰可以任意开进中国的港湾? 凭什么外国巡捕可以在中国的城市里趾高气扬? 凭什么……”——邹容心中自己责问自己, 答案他只有一个: 这一切不都是因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而造成的么? 因此他感到更痛恨卖国的清政府。
邹容因学日语而进的广方言馆, 原是李鸿章所倡, 目的是培养洋务方面所急需的人才: 洋务专业人员和翻译。很多人来这里学习外语, 其目的都几乎一致: 把学好外国语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至于国家的兴亡, 民族的前途, 老百姓的困苦, “那管我啥事?”。但邹容当然另作别论,他不仅没有丝毫升官发财之梦, 而且决心去走一条血雨腥风之路, 也就是革命之路。在上海, 邹容在旅舍写下一首诗, 名曰《书怀》: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上述这首诗充分表达了邹云的感慨。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当时十里洋场所表现出来的洋人的跋扈, 社会现象的光怪陆离, 以及人民的苦难, 都使邹云有感而发, 从而浓缩在这首诗中。诗言志, 邹云今后要走的路, 已经鲜明的显示在世人面前。
邹容在上海只待了几个月。一九0 二年的春天, 他乘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渡海前去日本东京。邹容头一次见到大海, 这海水与江水又有所不同, 但见浩浩淼淼, 无边无际, 涌波逐浪,水天沧茫。
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 头一批是在一八九六年, 当时只有十三名。后来逐年增加, 到了一九0一年, 每年已将近有三百人。在经历了可歌可泣的戊戌变法与惊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之后, 人心思变, 而实行了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也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因为人们反思, 这个科举考试制度似乎培养不出什么杰出的人才, 如清政府在武的方面屡战屡败, 文的方面又治国无方,落后于世界上列强各国。为了挽救自己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清政府也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说是“顺从民意”, 开始在全国各地兴办西式学堂, 同时陆续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日本距离中国最近, 它从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 而且取得了成功。因此, 当时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 就想到如果向日本学习, 可以收到同样的成效, 而且路程又近, 于是纷纷前往日本, 日本成了当时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国家。当然也有去欧美留学的, 但为数不多。当邹容到日本留学时, 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已近二千人左右, 而去的人仍络绎不绝。到了一九0六年, 多至八千人, 形成一个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潮。
邹容到达东京以后, 进入同文书院学习。这个书院创办不久, 成立于一九0二年一月。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提供刚到日本的中国和朝鲜的留学生补习日语与普通课程, 为下一步进入专门学校学习作好准备。
当时中国有知识有觉悟的青年, 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就是对于国家的前途深怀焦虑。他们看到的是同一现象: 祖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日见衰败, 处境日益危险。因此一旦到了一个面貌宛然一新的异国他乡, 就迫切的想要学习和汲取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 目的是为了他日所用, 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 使自己的祖国也强大起来。与邹容几乎同时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先生, 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 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 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 就赴会馆(指留日学生会馆), 跑书店, 往集会, 听演讲。”(《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里所说的“往集会, 听演讲”,就是留日学生讨论问题, 交流思想, 从事爱国革命活动的基本方式。
邹容在到达日本以后的头一年, 就在上述的活动中学习和生活。一年的光阴飞快地过去了,而在这一年中, 邹容对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和客观环境, 可以说已了如指掌。
到了一九03年的春节, 有一千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 举行新年团拜大会。实际上这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在大会上, 邹容和马君武等人相继发表演讲, 诉述清王朝的罪恶历史, 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又分析国内外形势, 断言不推翻清王朝, 就无法挽救中国的危亡。如此激烈的言论, 首次在在留学生中传布开来, 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章太炎后来在《狱中答新闻报》中, 曾提及此事, 说邹容“元日演说,大倡排满(反清)主义”。从此以后,只要有类似的会议, 邹容从不缺席, 而每次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因此他成了留学生中最年轻的革命鼓动者和急进者。
当年的四月分, 在留日学生中又掀起一场抗俄运动。留学生们集会、演讲, 还组织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准备以实际战斗来抗拒沙俄的侵略。
原来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 沙俄不仅是八国联军之一, 且出兵最多, 大肆蹂躏中国华北地区。同时它又另外出兵十七万, 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辛丑条约》签计以后, 各国侵略军从华北退出。由于列强各国内部的利益冲突, 英国、日本等不甘心沙俄独吞中国东北,就出面干涉。中国国内也掀起抗俄浪潮, 特别是东北人民纷纷组织义军, 用武力袭击沙俄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 原先打算把中国东北三省划进自己版图的沙俄, 这时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满洲撤兵条约》,答应分三次从东北撤军。第一次总算是按规定日子撤了兵, 但到了一九0三年四月一一第二次撤兵日期, 沙俄耍起了流氓无赖, 不但不撤兵, 反而向东北境内增兵, 还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沙俄如此出尔反尔, 蛮横霸道, 当然是看准了清政府的懦怯无能,妄图就此长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实现它所谓的“黄色俄罗斯”的野心。沙俄此举激发全中国老百姓奋起反对, 上海的人民团体发出电报警告清政府, 电报云: “闻俄人立约数款, 迫我签允。此约如允, 内失主权, 外召大畔, 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发电报给各国外交部, 声明沙俄的无理要求, “即使(清朝)政府承允, 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
到了四月下旬, 东京《朝日新闻》揭露了沙俄的新阴谋。留日学生闻风而动, 纷纷集会商讨对策, 并在锦辉馆召开了拒俄大会。陈天华、邹容等人都出集了这次大会, 出集大会的人数约占留学生的一半。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中国留学生们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反抗沙俄的无耻侵略。留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表示:“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 誓以身殉, 为火炮之引线, 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江苏》杂志第二期)一位姓胡的女留学生说:“祖国被瓜分, 同胞作奴隶, 我辈更有何面目在日本留学? 愿诸姊妹想一想。”(同上)当日就有二百多名留学生报名参加义勇队, 还有十多个女学生报名参加义勇队中的护士工作。有位只有十六岁的身体弱小的留学生也要报名入队, 别人劝阻, 他坚持加人.并说:“我能从军死于北边, 是光荣的”(同上)。
义勇队选出学军事的蓝天蔚为队长, 在留学生会馆操练, 每天规定时间进行。同时, 派出代表回国活动并联络各方。邹容是这次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同时也是拒俄义勇队的成员,他积极参加操练, 与其他同志们一起, 誓死把沙俄侵略者从中国領土上驱逐出去。
但是这种种行动, 却引起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严重关注。蔡钧恐慌的是留日学生的矛头最终会指向清政府, 而沙俄撤军不撤军倒是还在其次。于是他分别发了三份急电, 一份给当时已爬升至直隶总督的袁世凱, 一份给两江总督魏光焘, 另一份给湖广总督端方。电文曰:“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 计有二百余人, 名为拒俄, 实则革命, 现已奔赴内地, 务斥各州县严密查拿。”(《上海研宄资料续集》,第八九页。) 同时, 蔡钧又勾结日本政府, 下令解散东京留学生义勇队。
待续
(续第三章 留日学生中的民主斗士)
义勇队虽然被强制解散了, 使他们无法实行原来策划好的行动, 当然也不可能开赴前线(东北)去抗击沙俄军队了。但是, 留日学生的革命意志是解散不了的, 经过酝酿磋商, 他们又决定成立一个“军国民教育会”, 标榜“尚武精神”和“铁血主义”。平时继续定期集会,互通讯息和交流思想, 进行军事操练。留学生们为了开展反清反侵略的革命活动, 不断的从事各种准备工作,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一旦时机成熟, 就会揭竿而起。而目前, 他们的主要目标, 就是想方设法, 把革命的火种由国外引向国内, 使革命之火在祖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
邹容在日本留学的时间并不长, 总共才一年多的时间。当然, 他是被迫离开日本的。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表现不俗, 收获颇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 他总是站在爱国民主斗争的前例, 勇敢无畏。他不仅能言善辩, 而且博览群书。他特别喜欢看那些启蒙思想家写的著作, 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伏尔泰……。还有如关于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的史书, 都是他热爱阅读的书。因此, 追求革命之火在他心中也越烧越旺。
邹容决定写一本书, 一本直接鼓动革命的书。他认为, 与其像现在不生不死地活着, 像奴才或奴隶般地活着, 倒不如到生与死的较量中去搏斗一场。这本书要讲述革命的必要, 要宣扬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思想, 同时要揭发清朝政府对内的血腥统治和对外的奴颜婢膝, 揭发列强各国对中国的无耻侵略和疯狂掠夺。号召所有中国人快快觉醒, 加入革命行列, 同国内外的敌人展开搏斗。邹容在落笔之前, 已经想好了这本书的书名, 就是:《 革命军 》。
从此, 邹容每天利用空余时间, 动手写他的《革命军》。写作本是他的强项, 而且他笔锋锐利,, 言辞尖酸, 再加上他用西方的民主启蒙思想充实了自己, 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很有说服力, 几乎字字句句都能击中敌人要害, 显示出非凡的鼓动力量。就在此时, 却发生了一件事,在留学生中传播。原来清政府派驻日本的一个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 与另一个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姨太太通奸, 被人发觉。而这个姚文甫, 在平时是留学生的死对头, 专门找岔寻事。这时留学生们感到机会来了, 决定给姚一个教训, 以煞煞他的威风。邹容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带领几个同学前去姚文甫的住所。
进入姚文甫的住所, 姚文甫惊奇地问: “你们想干什么?”,邹容站在前列, 他指着姚文甫的鼻子,冷笑着说:“你身为学监, 却不能以德育人, 相反干出奸淫别人妻妾的丑事。本当取你头颅, 现在姑且饶你不死, 但必须取你辫发。”说罢, 邹容拿出剪刀, “嚓”地一声就把姚文甫头上的辫子给剪了下来。接着, 又把姚的这段剪下的辫子挂在学生会馆的屋梁上示众。此事曾轰动一时, 后来章太炎曾有一诗题赠邹容, 其中“快剪刀除辫”一句, 即是指这件事。
在清代, 不论是剪掉别人辫子还是被别人剪掉辫子, 都算得上是头等大事。在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初, 清朝皇帝曾下旨“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也就是说留发 (不梳辫子,保留全部头发,这是清以前汉人的传统)者要砍脑袋, 而不想被砍脑袋者必须在后脑勺上留一条辫子,而把辫子周围的头发全部剃光。不知道清朝统治者的审美感竟然如此奇特: 脑袋上四周都光亮油滑, 则在后脑勺上留下一条长辫, 这多麻烦? 洗头时得把它拆开来, 洗毕又得重梳。发辫周围还得经常用剃刀括, 以保持光洁……。因此, 当此事传到清驻日公使蔡钧的耳中时,他怒火冲天, 拍案而起, 大骂邹容是“犯上作乱”。他特地照会日本外务省, 要求索拿同文书院的中国留学生邹容。他在照会中说:“……近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 应推邹逆容为祸害之首。”因为邹容是亲自动手剪掉姚文甫辫子的, 蔡钧对他特别痛恨, 必欲除之而后快。
邹容干了此事以后, 并不畏懼, 决心承担一切后果。但是他的朋友们都劝他暂避风头, 因为一旦落入蔡钧之手, 必然被押送回国, 而此后凶多吉少。听了朋友的劝告, 邹容离开东京,来到大坂。在一个博览会上,邹容又遇见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告诉他正有人在搜寻他, 估计是蔡钧派来的。同学又劝他不要再逗留, 危险正在迫近, 邹容这才乘船返回上海。
从日本回国时, 邹容刚满十八足岁。他在日本虽然只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他的留学生涯却与别人不同。大多数人是专心读书, 以期学成归国以后图个一官半职, 或者经商发财。而邹容却丝毫没有这种想法, 他是一边读书, 一边却在不断斗争。最后闯下“弥天大祸”: 剪掉了学监的辫子, 这可是大清王朝自统治中国以来老百姓剪掉當官的辫子的首例(学生应是老百姓, 而学监却是朝廷派往日本监督留学生的官员。)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而且简直可以上纲上线到是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挑战和示威,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一贯是把辫子看得比脑袋更重要。从此, 邹容的“快剪刀除辫”逐渐传播开来, 很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当然, 邹容的最后成名, 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使他短暂的生命(他只活了21岁)成为永恒, 并不是由于这件事。
还在日本时, 邹容在同学中已有了点名气。他不但会写诗, 文章也写得好, 而且还懂得金石文字, 能刻图章。他年纪轻轻, 却是多才多艺。有一次, 一位同学拿了一方石印来找邹容, 对邹容说:“听说您会刻图章, 我这里有块石印, 请帮帮忙, 替我刻上‘壮游日本’四个字, 以为今后留一纪念。”邹容一听, 把本已接过去的石印又还给对方, 反问:“你仅仅游了日本,就曰‘壮游’,世上那些环游地球的人, 又该称什么‘游’?”问得那位同学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怏怏而去。由此可见邹容的落落胸怀, 他鄙视那些把留学当作“镀金”,并自以为了不起的庸俗之辈。同时也衬托出他的梗直性格。
对于留学日本前后的一段经历. 邹容后来在《革命军-自序》中曾经扼要地加以概述。他在“自序”中说:“……居于蜀十有六年, 以辛丑(一九0一年)出扬子江, 旅上海。壬寅(一九0二年)游海外, 留经年。”写得很简短, 很朴素, 其中却包含了多少初试锋芒的对旧世界和旧秩序的冲击。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他回到上海以后将面临更凶险的斗争。这一点, 邹容自己也知道。
待续
(续第四章 在上海的革命生涯及与保皇党人的论争)
但是改良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如在拒俄运动和成立“国民公会”中, 康有为的学生龙泽厚一开始也积极参与, 高呼爱国与革命, 过了不久, 却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宣扬保皇党人的主义, 积极拉拢别人, 筹划向清政府请愿立宪。此事在革命派人员中产生恶劣影响, 有些人因此申明脱离《国民公会》。当时邹容即挺身而出, 与龙泽厚等人展开正面的较量。当然, 《国民公会》也从此解散, 为了免于它被保皇党人把持和利用。
通过与保皇党人的斗争, 邹容深刻地认识了所谓的改良主义。邹容认为, 改良派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改革维新的主张, 但是它们反对革命, 反对民主共和, 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开明聪慧的皇帝身上, 以为一纸宪法就可以约束历史悠久深厚的皇权, 实在是太天真。这无异于是为虎作伥, 改良派的思想在实质上比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更为危险, 对革命的阻力也更大, 因为它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为此, 邹容在空余时间阅读了不少书, 钻研各派理论, 吸收先进思想, 以期充实自己, 一旦需要, 便可拿起笔来与敌人论战, 而且立于不败之地。
一九0三年五月, 上海《新闻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革命驳议》的文章, 文中说:“天眷中国, 圣主当阳, 内修政治, 外联邦交, 中国尤有可为”。意思是只要上天保佑, 恢复光绪皇帝的权位, 进行政治改良, 搞好外交关系. 中国就可以强盛起来。该文又说: 如果闹革命,必至“内讧未已, 外侮踵至”, 中国就会由乱而亡。这正是保皇党人的理论, 同康有为不久前发表的《与南北美洲诸侨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一唱一和, 互为呼应。
革命派立即有了回音。先是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逐条驳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 托人带到香港面呈康有为。看到《新闻报》刊出的《革命驳议》后, 章太炎又写了《驳〈革命驳议〉》一文, 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柳亚子在回忆录《我和言论界的因缘》(载《逸经》第一期)中说, 章太炎的《驳〈革命驳议〉》的文章, 只开了一个头就放下了, 是由柳亚子和另一个人接着写下去并完成的。这“另一个人”就是邹容。特别是末尾一段, 是邹容所写, 现把这段文字录在下面:
“总之, 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 国民操之, 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 不操其权, 而强聒于政府, 亦终难踖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 放弃国民之天职, 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 以仰以异种胡儿之鼻息, 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 无量头颅无量血, 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 畏闻革命者, 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 以壮君之胆, 毋再饶舌, 徒乱乃公意。”
这段话仍全文画龙点睛之笔, 因为它阐明了一个原则问题, 即是革命和维新(改良)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革命的主动权操在革命者手中, 即所谓“欲革命则竟革命”。讲维新(改良)则掌控在皇帝手中, 皇帝同意维新方能维新, 这无异于是在乞求皇帝的恩施。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同时, 邹容又指出, 革命必然会流血, 会抛头颅, 但是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所应付出的代价。
但是, 笔者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设想和一个疑问。设想是如果命运让邹容多活四十年(他去世时是二十一岁, 多活四十年也不过六十一岁), 那么他会活到四十年代中期, 抗战胜利前后。假设这样, 那么他又会作何感慨?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历尽蒼桑艰辛, 十年内战, 军阀浑战, 日寇大举入侵, 八年浴血抗战……这不正是应了当时改良派所说的:“内讧未已, 外侮踵至”么? 难道改良派有先见之明? 谓予不信, 可是改良派的预言确是事实, 或者仅仅是一种巧合? 但不论怎么说, 当时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人士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对于极端腐败、卖国的清政府, 在当时看来, 似乎用革命的手段更好些。但结合后来所发生的历史来看, 则改良派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当时真的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行君主立宪, 而不实行暴力革命, 那么,中国就能像日本或英国那样繁荣富强么? 就能避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遭遇的种种内乱和侵略么? 这就难以定论了, 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来。何况,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同为民-主革命, 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就有很大的不同。同为君主立宪, 中国当时若实行君子立宪, 肯定与其他君主立宪国家也有所不同。中国的事情的确很複杂。
就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论战时, 邹容还在日本东京时就已着笔的代表作《革命军》完稿。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 才两万多字, 印成书只是薄薄一册, 但是它的问世却是不同凡响。首先, 它的书名“革命军”三字,就如一把匕首, 闪亮醒目。而全书文字, 更是酣畅淋漓, 锋芒所向直指清王朝。同时, 指出改良派的弊端, 剖析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彻底否定他们的主张。可以说, 《革命军》的出版问世, 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 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主革命, 它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邹容和《革命军》的名字, 将永载中国民-主革命的史册。
(待续)
读陆放翁集(一) 梁启超
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诗中什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读陆放翁集(二) 梁启超
辜负胸中十万兵, 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胡尘意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