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神话时代历史意义
每个民族的文明演化初期，都有一个神话时代。
“神话”一词，是从西欧被翻译到日本，然后又从日本移植到中国来的。中国最早使用“神话”一词，现在能够查到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的人物》一文。有人认为神话的先决条件是神，必须有“神”然后才能有“话”，这是把“神话”翻译过来以后的望文生义。其实“神话”一词，本来不过是故事或传说的意思，只因它和宗教的关系密切，宗教奉祀的神多有神话为之传述行迹，所以才引起人们对神话必须有神的错觉。
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神话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以形成的想象，并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命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因此，不同的民族对生命创造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民族对生存环境有着不同的认知，所以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基督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各自独立的神话体系，分析比较神话体系，能够深刻揭示不同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理解能力，涵盖了特定族群在此后的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就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总而言之，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的第一推动力。
《圣经》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也是被动的，在第一篇《创世纪》里：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圣经》和希腊神话一样，他们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类自己，都是神，也就是上帝创造的。但中国神话，却与希腊神话，与圣经描述的截然不同。
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生存环境，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人类生存所需的就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时代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等等，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
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与大自然之严酷紧密融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奋发、不事虚妄的求实精神；决定了我们民族立足实际“求变图存”的自觉意识。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无我国后世，虽屡经丧乱，民德淳漓，而国民其勤俭耐劳苦有恒心，常为世界各国之冠。数千年来学派虽至繁至多，其主旨大抵皆务实治重实行，常以自我为中心，以求尽人合天之道，其政治上之理想，则世界主义、统一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尤其是，在世界国家文明进入到西方国家领先的近代社会后，我们民族仍然能够艰难地打破自我封闭状态，艰难摆脱衰老腐朽的历史桎梏，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生命参照系，不畏浴血奋战，在一个具有最古老帝制传统的国家，即抛弃了“君主立宪制”，又推翻了帝制，在政治文明形式上实现了自我再造。
二是真实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希腊神话褒扬善而隐晦恶，是希望普通民众只了解善，而忽略恶，从而便于社会管理。与希腊神话差异化对待人性善恶的作法相比，中国神话敢于面对人性的本质，对人性之善、人性之恶都表述的非常直接、非常剧烈，让人们能够通过神话传说深刻感受善恶的对比、善恶的差异、善恶的报应。在对人性恶的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上，中国神话褒扬善行、崇尚善心、期待善果。
三是强势生存精神。中国神话故事中不乏勇于抗争，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战胜邪恶、敢于战天斗地的故事。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说，“彼中纯视此等巨劫为出于一种不可抗力，绝非人事所能挽救，获全者惟归诸天幸。我则反是，其在邃古，所谓炼石补天，积灰止水，言诚夸诞，然隐然示人类万能之理想焉；唐虞之朝，君臣孳孳，以治水为业，共工鲧禹，相继从事，前蹶后起，务底厥成。盖不甘屈服于自然，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我先民之特性，盖如是也。于是共知人类精力所注，无不可制服之天然，此人定胜天之理想所由生也。”这种不屈的强势生存精神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坚实的文明自信心。在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历史实践中，无论中国如何危难多发，如何面临侵略摧残，从整体上说，中国民族强大而坚实的文明自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中国民族强盛而饱满的生命状态从来没有沦落过。危亡之时，我们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救亡的激情和理性，紧紧抓住罕见的历史机遇，奋起反击外侮，迅速融合修复历史伤疤，立即重新回归到中国文明的大道上来。凡是曾经深深侵入中国民族机体的外来势力，凡是渗透于中国文明的外来文明，都被中国广阔的民族海洋与优势文明的魅力融合了，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就中华民族的生存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救亡”能力。
四是天下为公思想。《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天下为公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在远古时期，那些开拓生存空间与创造人类最早生活方式的出类拔萃者，都是半神半人的救世者，所流传的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多都是普惠天下的。他们的神话故事能够流传至今，也体现出世代华夏儿女对大公之心的崇敬和认可。且黄帝以前，群族并立，地丑德齐，部落战争，盖甚惨烈。黄帝以其威望与实力，能联合诸部落以战胜蚩尤，遂为诸部落之盟主，华夏之族之相互团结，实始于是。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我累代先民，盖常怀抱一至高之理想焉，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粗迹之表现于政论者，则曰大一统。秦汉以降，虽常有迁移分裂，而所谓中国人者，则已成为永不可分之一体，他族人焉非久必与之俱化，我国所以能岿然独立而与天地长久，盖特此也。”
下面就结合神话传说，谈一下自己对几个著名远古圣雄的认知。
第一个，有巢氏。“有巢”，顾名思义，就是有地方住。人类最早用树枝搭建简陋的窝棚，使先民们有了遮风挡雨的去处，有了拼搏谋生之后休养生息的立脚点。这种生存技能或许是人类向鸟类学习的。因为目前许多鸟类仍是构木为巢。这时候应该是人类刚刚到达亚洲北部地区，生存方式仍然属于旧石器时代、食物采集时期。这时候人类数量较少，分布较为分散，能够做到构木为巢，应该是人类向全球扩散时就已经具备的生存技能。构木为巢的目的不仅是居住，更大的作用是防范野兽虫蛇攻击，在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时刻关注如何逃避危险的时期，人类哪有精力称王呀！如韩非子所说，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鲁迅《自文字至文章》云:“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历史学家王桐龄则从旧时给先王定谥号的法则思考，认为太古理想之帝名，往往因时代文化和祖先业绩而立号。凡人类初开化之时，尚无文字记载，而古人亦想知中国之开化始于何人?于是，古之学者，乃造为传说，以解释国民之疑惑。
第二个，燧人氏。史传燧人氏的主要功绩是钻木取火、教人熟食、结绳记事，帮助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燧人氏同有巢氏一样，人类仍处于旧石器时代、食物采集时期。燧人氏这个名号应该也是古代学者根据文化进程编撰的。但是，由于人类开始食用熟食，人类的寿命开始延长，人类的数量开始增加，人类的智慧更加丰富，因此也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中国文化的妊娠期。燧人氏晚期，人类的分支几乎遍布中华大地，华胥氏、赫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等氏族也开始从中分化出来。
第三个，华胥氏。历史记载华胥是中国上古时期华胥氏族的女首领，她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和母体，被中华民族尊奉为“始祖母”。相传在八千多年前，华胥为了部族生存，带领远古先民们不断游徒，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创造了中国的游牧、渔猎、农耕文化。这一时期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是食物采集向游牧、农耕、渔猎的过渡期。相传华胥踩雷神脚印，感应受孕，生伏羲和女娲。真实的历史或许是这样的：随着华胥氏族的不断发展，华胥氏族逐渐分散为两个族群，一个是伏羲氏族，一个是女娲氏族；一个开始转化为父系氏族结构，一个仍然保持母系氏族结构。由于伏羲氏族与女娲氏族从同一族群分化出来，所以肯定具有血缘关系。这也是历史上为什么说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关系。
第四个，伏羲氏。又名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史记中称伏牺。同名异写，同音异写，这是古代游牧民族首领传承的一个习俗。后代首领经常会沿用前世首领所用的名字。这一点可以在元朝历代统治者的名字中可以找到答案，元朝历代统治者中就分别有叫铁穆耳、铁木儿、贴睦尔、贴木儿的。近现代国家统治者有的仍然沿用一世、二世、三世这种称呼，以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和崇敬，并希望继承和获得祖先的能力、智慧、勇气。这就说明伏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名字，谁做了这个部落首领，谁就被称为伏羲。相传，伏羲有创立八卦、教民渔猎、变革婚俗、始造文字、发明琴瑟、分治管理等功绩，称王一百一十一年才去世。任何发明创造和改革贡献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必定是建立在多年的积累和基础之上，才能取得一定成就，在远古社会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一个人取得那么多的历史功绩肯定是不真实的，这显然是儒家学者有意为之。至于说伏羲称王一百一十一年，那更不可能，即使目前的医疗水平也很难办到，之所以如此流传，就像说伏羲人首蛇身一样，是为了更好的神话和传承。虽然神话的真实性不足，但是，伏羲部族的确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生存意义上说，伏羲八卦可以看作是远古人类的第一个生存预警系统，人类不仅开始适应生存环境，而且已经开始发现生存环境当中的规律，并寻求破解之法，这是人类生存意志主观性、能动性的质的变化，对人类持续面对生存挑战意义重大。另外，伏羲规定了婚姻方式，发明了姓氏制度，为万物命名，这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管理已逐步规范和文明，道德规范和层级管理已经被社会普遍认同。说明伏羲时期已经演化到新石器时期初期，已经到了部落联盟的时期。虽然权力需要强力获得其他部族的认可和支持，但部族联盟已经具备了所有联盟成员整体行动的能力和基础。
第五个，女娲氏。又称娲皇、灵娲、帝娲、风皇、女阴、女皇、女帝、女希氏、神女、阴皇、阴帝、帝女等， 史记称女娲氏。相传她是华夏族的母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相传很久以前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重立四极天柱，平整天地。女娲氏时期仍然处于母亲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的华夏民族，基本上是按母亲的世系进行传承的。在这样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氏族内部既可以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也可以同其他部族结亲流动。传说伏羲和女娲，既是血亲、又是连为一体的夫妇，或许是指两个具有血缘关系部族的联姻行为。至今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说明当时女娲氏迁徙的范围较广，但是由于后期受儒家学说男尊女卑思想影响，对女娲的神话传说进行了一定压制。关于女娲氏后裔的历史记载也较少，或许他们在向三苗地区迁徙后，彻底变为农耕部族，氏族慢慢分化消散了，或许女娲氏族演化为父系氏族后，被实力更强的氏族吞并了。
第六个，神农氏。伏羲氏的后裔，少典氏之子。少典氏另一子名勗其，勗其十一世即为黄帝轩辕氏。神农氏又称魁隗氏、连山氏、烈山氏，是新石器历史时期的一个延长时间很长的部落氏族，被称为中华民族农业之祖、医药之祖、商贸之祖、音乐之祖等。神农氏承帝位共八代，分别为石年、临魁、承、明、直（宜）、来、裹（哀）、榆罔。至第八代榆罔，因部族力量已不及轩辕，故让位。相传神农氏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并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作用，撰写了人类最早的著作《神农本草经》。神农氏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民族生活方式的出现。从此，华夏族群进入自己创造食物、自觉维护生命力的阶段，相对摆脱了纯粹依靠自然资源生存的方式，有效克服了食物短缺的生存危机，人们不再为了生活四处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使人类真正进入了劳动生产的创造时代。相传神农氏人面龙颜，神农氏族内又分为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这也是为什么说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的由来。
关于神农氏为什么又称烈山氏、炎帝，历史学家说法很多，有称因功绩显赫，以火德王，故为炎帝；有称神农氏诞生于烈山，故称烈山氏；有称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我认为神农氏被称为烈山氏、炎帝应该和他们的耕种方式有关。农耕先民要想耕种土地，首先要清除地上的杂草树林，而在新石器时代，他们的工具只有石器和木器，因此他们在耕地的选择上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选择在河水泛滥的土地上，就像尼罗河边上的埃及先民一样，还有就是放火烧山，开辟出一块新土地。当时亚洲大陆并不是洪水期，所以他们只有第二种选择，放火烧山。用火将杂草树木烧掉，即方便种植，烧过的灰烬又能为种植提供肥料。在开辟荒地时，因为要经常烧山，产生的火焰漫山遍野，远远的就能看到，所以神农氏就被称为烈山氏；烧山时热浪逼人，对用火不太熟练的其他部族来说有一定威慑力，故火德为主，称炎帝。神农氏这种生存方式以现代眼光来看，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破坏，但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却充分体现了华夏先民那种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且当时神农氏在强大了以下，不仅不攻击其他部落，而且帮助其他部落摆脱生存困境，因此后世对当时炎帝治世的评价是：“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第七个，黄帝。亦为少典氏的后代。本姓公孙（酋长之子，姓公子；酋长之孙，姓公孙），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亦称有熊氏。按血统来说，轩辕氏同神农氏一样，都是伏羲氏的后代，都是皇族后裔。轩辕氏的崛起是在神农氏衰落之后。或许是由于神农氏久在高位，称帝以后习惯了享受其他部族的拥戴而变得高傲自大，原来的勇武强势变得慵懒散漫，部族实力也胜极而衰。而其他部族在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以后实力也渐渐强大起来。为了抢占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土地资源，许多部落开始互相攻击，冲突不断。这时以蚩尤为主的农耕部落联盟也扩展到了渭河平原，与神农氏部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蚩尤农耕部落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和单兵作战能力要高于神农氏等部落，于是神农氏等部落大败，被迫向轩辕氏部落求援。而后，轩辕氏与神农氏联合，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下，终擒蚩尤而诛之。后神农氏与轩辕氏对决，再败于轩辕氏。华夏各部落因轩辕氏之功尊为盟主，取代神农氏（炎帝）为帝，成为天下的共主。史称因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称为黄帝。但我认同徐江伟先生的观点，轩辕氏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一支，“阿尔泰”是“金”的意思，“金”为黄色，意思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帝王的意思，就像后期游牧的天可汗一样。能够证明黄帝是游牧民族背景的还有一个例子，黄帝死后，其孙高阳立，即颛顼帝。颛顼时开始运用《颛顼历》，后汉的《太初历》沿用了《颛顼历》的专有名词。在《太初历》中每一年都有古老的专有名称，比如：将太初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分别记为焉逢摄提格、端蒙单瘀、游非执徐、疆梧大荒落，“单瘀”是“单于”的意思，可以明确的看出黄帝的本源是游牧部落。
“神话”一词，是从西欧被翻译到日本，然后又从日本移植到中国来的。中国最早使用“神话”一词，现在能够查到的，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的人物》一文。有人认为神话的先决条件是神，必须有“神”然后才能有“话”，这是把“神话”翻译过来以后的望文生义。其实“神话”一词，本来不过是故事或传说的意思，只因它和宗教的关系密切，宗教奉祀的神多有神话为之传述行迹，所以才引起人们对神话必须有神的错觉。
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神话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以形成的想象，并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命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因此，不同的民族对生命创造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民族对生存环境有着不同的认知，所以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基督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各自独立的神话体系，分析比较神话体系，能够深刻揭示不同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理解能力，涵盖了特定族群在此后的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就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总而言之，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的第一推动力。
《圣经》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也是被动的，在第一篇《创世纪》里：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圣经》和希腊神话一样，他们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类自己，都是神，也就是上帝创造的。但中国神话，却与希腊神话，与圣经描述的截然不同。
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生存环境，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人类生存所需的就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时代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等等，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
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与大自然之严酷紧密融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奋发、不事虚妄的求实精神；决定了我们民族立足实际“求变图存”的自觉意识。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无我国后世，虽屡经丧乱，民德淳漓，而国民其勤俭耐劳苦有恒心，常为世界各国之冠。数千年来学派虽至繁至多，其主旨大抵皆务实治重实行，常以自我为中心，以求尽人合天之道，其政治上之理想，则世界主义、统一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尤其是，在世界国家文明进入到西方国家领先的近代社会后，我们民族仍然能够艰难地打破自我封闭状态，艰难摆脱衰老腐朽的历史桎梏，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生命参照系，不畏浴血奋战，在一个具有最古老帝制传统的国家，即抛弃了“君主立宪制”，又推翻了帝制，在政治文明形式上实现了自我再造。
二是真实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希腊神话褒扬善而隐晦恶，是希望普通民众只了解善，而忽略恶，从而便于社会管理。与希腊神话差异化对待人性善恶的作法相比，中国神话敢于面对人性的本质，对人性之善、人性之恶都表述的非常直接、非常剧烈，让人们能够通过神话传说深刻感受善恶的对比、善恶的差异、善恶的报应。在对人性恶的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上，中国神话褒扬善行、崇尚善心、期待善果。
三是强势生存精神。中国神话故事中不乏勇于抗争，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战胜邪恶、敢于战天斗地的故事。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说，“彼中纯视此等巨劫为出于一种不可抗力，绝非人事所能挽救，获全者惟归诸天幸。我则反是，其在邃古，所谓炼石补天，积灰止水，言诚夸诞，然隐然示人类万能之理想焉；唐虞之朝，君臣孳孳，以治水为业，共工鲧禹，相继从事，前蹶后起，务底厥成。盖不甘屈服于自然，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我先民之特性，盖如是也。于是共知人类精力所注，无不可制服之天然，此人定胜天之理想所由生也。”这种不屈的强势生存精神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坚实的文明自信心。在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历史实践中，无论中国如何危难多发，如何面临侵略摧残，从整体上说，中国民族强大而坚实的文明自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中国民族强盛而饱满的生命状态从来没有沦落过。危亡之时，我们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救亡的激情和理性，紧紧抓住罕见的历史机遇，奋起反击外侮，迅速融合修复历史伤疤，立即重新回归到中国文明的大道上来。凡是曾经深深侵入中国民族机体的外来势力，凡是渗透于中国文明的外来文明，都被中国广阔的民族海洋与优势文明的魅力融合了，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就中华民族的生存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救亡”能力。
四是天下为公思想。《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天下为公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在远古时期，那些开拓生存空间与创造人类最早生活方式的出类拔萃者，都是半神半人的救世者，所流传的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多都是普惠天下的。他们的神话故事能够流传至今，也体现出世代华夏儿女对大公之心的崇敬和认可。且黄帝以前，群族并立，地丑德齐，部落战争，盖甚惨烈。黄帝以其威望与实力，能联合诸部落以战胜蚩尤，遂为诸部落之盟主，华夏之族之相互团结，实始于是。梁启超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我累代先民，盖常怀抱一至高之理想焉，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粗迹之表现于政论者，则曰大一统。秦汉以降，虽常有迁移分裂，而所谓中国人者，则已成为永不可分之一体，他族人焉非久必与之俱化，我国所以能岿然独立而与天地长久，盖特此也。”
下面就结合神话传说，谈一下自己对几个著名远古圣雄的认知。
第一个，有巢氏。“有巢”，顾名思义，就是有地方住。人类最早用树枝搭建简陋的窝棚，使先民们有了遮风挡雨的去处，有了拼搏谋生之后休养生息的立脚点。这种生存技能或许是人类向鸟类学习的。因为目前许多鸟类仍是构木为巢。这时候应该是人类刚刚到达亚洲北部地区，生存方式仍然属于旧石器时代、食物采集时期。这时候人类数量较少，分布较为分散，能够做到构木为巢，应该是人类向全球扩散时就已经具备的生存技能。构木为巢的目的不仅是居住，更大的作用是防范野兽虫蛇攻击，在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时刻关注如何逃避危险的时期，人类哪有精力称王呀！如韩非子所说，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鲁迅《自文字至文章》云:“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历史学家王桐龄则从旧时给先王定谥号的法则思考，认为太古理想之帝名，往往因时代文化和祖先业绩而立号。凡人类初开化之时，尚无文字记载，而古人亦想知中国之开化始于何人?于是，古之学者，乃造为传说，以解释国民之疑惑。
第二个，燧人氏。史传燧人氏的主要功绩是钻木取火、教人熟食、结绳记事，帮助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燧人氏同有巢氏一样，人类仍处于旧石器时代、食物采集时期。燧人氏这个名号应该也是古代学者根据文化进程编撰的。但是，由于人类开始食用熟食，人类的寿命开始延长，人类的数量开始增加，人类的智慧更加丰富，因此也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中国文化的妊娠期。燧人氏晚期，人类的分支几乎遍布中华大地，华胥氏、赫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等氏族也开始从中分化出来。
第三个，华胥氏。历史记载华胥是中国上古时期华胥氏族的女首领，她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和母体，被中华民族尊奉为“始祖母”。相传在八千多年前，华胥为了部族生存，带领远古先民们不断游徒，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创造了中国的游牧、渔猎、农耕文化。这一时期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是食物采集向游牧、农耕、渔猎的过渡期。相传华胥踩雷神脚印，感应受孕，生伏羲和女娲。真实的历史或许是这样的：随着华胥氏族的不断发展，华胥氏族逐渐分散为两个族群，一个是伏羲氏族，一个是女娲氏族；一个开始转化为父系氏族结构，一个仍然保持母系氏族结构。由于伏羲氏族与女娲氏族从同一族群分化出来，所以肯定具有血缘关系。这也是历史上为什么说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关系。
第四个，伏羲氏。又名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史记中称伏牺。同名异写，同音异写，这是古代游牧民族首领传承的一个习俗。后代首领经常会沿用前世首领所用的名字。这一点可以在元朝历代统治者的名字中可以找到答案，元朝历代统治者中就分别有叫铁穆耳、铁木儿、贴睦尔、贴木儿的。近现代国家统治者有的仍然沿用一世、二世、三世这种称呼，以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和崇敬，并希望继承和获得祖先的能力、智慧、勇气。这就说明伏羲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名字，谁做了这个部落首领，谁就被称为伏羲。相传，伏羲有创立八卦、教民渔猎、变革婚俗、始造文字、发明琴瑟、分治管理等功绩，称王一百一十一年才去世。任何发明创造和改革贡献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必定是建立在多年的积累和基础之上，才能取得一定成就，在远古社会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一个人取得那么多的历史功绩肯定是不真实的，这显然是儒家学者有意为之。至于说伏羲称王一百一十一年，那更不可能，即使目前的医疗水平也很难办到，之所以如此流传，就像说伏羲人首蛇身一样，是为了更好的神话和传承。虽然神话的真实性不足，但是，伏羲部族的确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生存意义上说，伏羲八卦可以看作是远古人类的第一个生存预警系统，人类不仅开始适应生存环境，而且已经开始发现生存环境当中的规律，并寻求破解之法，这是人类生存意志主观性、能动性的质的变化，对人类持续面对生存挑战意义重大。另外，伏羲规定了婚姻方式，发明了姓氏制度，为万物命名，这说明人类的生存和管理已逐步规范和文明，道德规范和层级管理已经被社会普遍认同。说明伏羲时期已经演化到新石器时期初期，已经到了部落联盟的时期。虽然权力需要强力获得其他部族的认可和支持，但部族联盟已经具备了所有联盟成员整体行动的能力和基础。
第五个，女娲氏。又称娲皇、灵娲、帝娲、风皇、女阴、女皇、女帝、女希氏、神女、阴皇、阴帝、帝女等， 史记称女娲氏。相传她是华夏族的母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相传很久以前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重立四极天柱，平整天地。女娲氏时期仍然处于母亲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处在这个时期的华夏民族，基本上是按母亲的世系进行传承的。在这样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氏族内部既可以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也可以同其他部族结亲流动。传说伏羲和女娲，既是血亲、又是连为一体的夫妇，或许是指两个具有血缘关系部族的联姻行为。至今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说明当时女娲氏迁徙的范围较广，但是由于后期受儒家学说男尊女卑思想影响，对女娲的神话传说进行了一定压制。关于女娲氏后裔的历史记载也较少，或许他们在向三苗地区迁徙后，彻底变为农耕部族，氏族慢慢分化消散了，或许女娲氏族演化为父系氏族后，被实力更强的氏族吞并了。
第六个，神农氏。伏羲氏的后裔，少典氏之子。少典氏另一子名勗其，勗其十一世即为黄帝轩辕氏。神农氏又称魁隗氏、连山氏、烈山氏，是新石器历史时期的一个延长时间很长的部落氏族，被称为中华民族农业之祖、医药之祖、商贸之祖、音乐之祖等。神农氏承帝位共八代，分别为石年、临魁、承、明、直（宜）、来、裹（哀）、榆罔。至第八代榆罔，因部族力量已不及轩辕，故让位。相传神农氏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并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作用，撰写了人类最早的著作《神农本草经》。神农氏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民族生活方式的出现。从此，华夏族群进入自己创造食物、自觉维护生命力的阶段，相对摆脱了纯粹依靠自然资源生存的方式，有效克服了食物短缺的生存危机，人们不再为了生活四处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使人类真正进入了劳动生产的创造时代。相传神农氏人面龙颜，神农氏族内又分为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及黄龙氏，这也是为什么说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的由来。
关于神农氏为什么又称烈山氏、炎帝，历史学家说法很多，有称因功绩显赫，以火德王，故为炎帝；有称神农氏诞生于烈山，故称烈山氏；有称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我认为神农氏被称为烈山氏、炎帝应该和他们的耕种方式有关。农耕先民要想耕种土地，首先要清除地上的杂草树林，而在新石器时代，他们的工具只有石器和木器，因此他们在耕地的选择上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选择在河水泛滥的土地上，就像尼罗河边上的埃及先民一样，还有就是放火烧山，开辟出一块新土地。当时亚洲大陆并不是洪水期，所以他们只有第二种选择，放火烧山。用火将杂草树木烧掉，即方便种植，烧过的灰烬又能为种植提供肥料。在开辟荒地时，因为要经常烧山，产生的火焰漫山遍野，远远的就能看到，所以神农氏就被称为烈山氏；烧山时热浪逼人，对用火不太熟练的其他部族来说有一定威慑力，故火德为主，称炎帝。神农氏这种生存方式以现代眼光来看，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破坏，但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却充分体现了华夏先民那种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且当时神农氏在强大了以下，不仅不攻击其他部落，而且帮助其他部落摆脱生存困境，因此后世对当时炎帝治世的评价是：“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第七个，黄帝。亦为少典氏的后代。本姓公孙（酋长之子，姓公子；酋长之孙，姓公孙），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亦称有熊氏。按血统来说，轩辕氏同神农氏一样，都是伏羲氏的后代，都是皇族后裔。轩辕氏的崛起是在神农氏衰落之后。或许是由于神农氏久在高位，称帝以后习惯了享受其他部族的拥戴而变得高傲自大，原来的勇武强势变得慵懒散漫，部族实力也胜极而衰。而其他部族在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以后实力也渐渐强大起来。为了抢占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土地资源，许多部落开始互相攻击，冲突不断。这时以蚩尤为主的农耕部落联盟也扩展到了渭河平原，与神农氏部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蚩尤农耕部落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和单兵作战能力要高于神农氏等部落，于是神农氏等部落大败，被迫向轩辕氏部落求援。而后，轩辕氏与神农氏联合，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下，终擒蚩尤而诛之。后神农氏与轩辕氏对决，再败于轩辕氏。华夏各部落因轩辕氏之功尊为盟主，取代神农氏（炎帝）为帝，成为天下的共主。史称因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称为黄帝。但我认同徐江伟先生的观点，轩辕氏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一支，“阿尔泰”是“金”的意思，“金”为黄色，意思乃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帝王的意思，就像后期游牧的天可汗一样。能够证明黄帝是游牧民族背景的还有一个例子，黄帝死后，其孙高阳立，即颛顼帝。颛顼时开始运用《颛顼历》，后汉的《太初历》沿用了《颛顼历》的专有名词。在《太初历》中每一年都有古老的专有名称，比如：将太初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分别记为焉逢摄提格、端蒙单瘀、游非执徐、疆梧大荒落，“单瘀”是“单于”的意思，可以明确的看出黄帝的本源是游牧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