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侃明朝的边疆治理
（90）
*明朝军制
明朝军事制度主要有卫所和募兵二种。明初是卫所制，中后期流行募兵制，但是原有的卫所好像也没有裁撤，还是兵饷照发吧（具体我也没弄清楚）
基本的军队建制是卫所制。卫所制也就是军户制，是一种屯田养兵的制度。全国各地设置若干个“卫”， 通常情况下，一卫兵员约五千六百人，统辖五个千户所，每所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总旗下为五个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约一十二人。
卫的上级指挥机关叫“都指挥使司”，大概一个省（布政使司）内设一个指挥使司，有些省还增设“行都指挥使司”。 明初按地域划分都司使司23个，所辖卫所347个，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即前后左右中五军）直辖于兵部。据估算，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军队人数一百八十万，其中京师（南京）驻军约二十万人。而《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军共1214923人。
都司或行都司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卫镇抚二人，从五品；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吏目一人，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人，各司其职，逐级负责。
一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兵员1120人；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所镇抚（镇抚是专管军纪的官员，百户缺员时可代百户行使职权）二人，从六品吏目一人。一个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兵员112人；百户所设正六品百户一人，从六品试百户一人。总旗下辖五个小旗，兵员56人；小旗管辖10名士兵。
在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设置，直属都司管辖。它们一般都分布在要害地区或两卫之间无法衔接的部位。守御千户所的官兵配置与一般卫所大体相同。
卫所分内卫和外卫，外卫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侵、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平叛、集结征伐。内卫分京营和亲军都护府，京营又分南京京营和北京京营，共设卫35个，主要负责京师的守备。天子守国门，精兵尽在京师。成祖迁都后京军分为三大营，即“五军”（大概就是基本军力吧）、“三千”（边外降丁三千人）和“神机营”。永乐平交趾得火器，立神机营操习，专用火器。
明成祖平交阯后，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该营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 火绳枪。
明初京军总数在八十万以上。有事也是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助。征蒙古、安南、麓川都派出庞大京军。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历经变更，嘉靖恢复三大营，改三千为神枢营，募兵四万补充，以募兵代替了卫所。
京军内有一部分是从外卫抽调的，号班军。名为集中训练、拱卫京师，实际却沦为朝廷和权贵的苦役。修建宫殿陵墓、疏浚河池，俱以班军担当。后来干脆招募劳役充任班军。
明军的腐败非常严重。军官被太监和勋戚世家垄断。种种名目蛀空军营。占役：军士名虽在籍，领军饷，却被权贵大官指派做工。虚冒：大官的家丁假冒壮丁领饷，却不服役。舞弊：富家子弟贿赂逃避兵役；服役年限期满替换，军吏索要贿赂，贫穷军士交不起钱只得长期服役。缺乏训练：军中终日劳作，很少训练。如此种种，导致营伍衰耗，孱弱充盈。如嘉靖年间，军籍三十八万，实存仅十四万，可是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在军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京营军籍十一万，只得一半。
即使勉强调动出征，也是沿途雇佣游民，根本不能打仗。可是军官却与日俱增。洪武京军军官二千七百余人，到万历武职多达八万多人。兵减而粮饷不减，官增而费用日增。而且兵不能战，官亦不能战。
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后，京军已经以畏战无能著称，朝廷官员皆知不可用。但是始终不能不敢改革。京外卫所的惨况更甚。唯有某些边军尚存若干战力。
*明朝军制
明朝军事制度主要有卫所和募兵二种。明初是卫所制，中后期流行募兵制，但是原有的卫所好像也没有裁撤，还是兵饷照发吧（具体我也没弄清楚）
基本的军队建制是卫所制。卫所制也就是军户制，是一种屯田养兵的制度。全国各地设置若干个“卫”， 通常情况下，一卫兵员约五千六百人，统辖五个千户所，每所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总旗下为五个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约一十二人。
卫的上级指挥机关叫“都指挥使司”，大概一个省（布政使司）内设一个指挥使司，有些省还增设“行都指挥使司”。 明初按地域划分都司使司23个，所辖卫所347个，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即前后左右中五军）直辖于兵部。据估算，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军队人数一百八十万，其中京师（南京）驻军约二十万人。而《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军共1214923人。
都司或行都司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卫镇抚二人，从五品；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吏目一人，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人，各司其职，逐级负责。
一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兵员1120人；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所镇抚（镇抚是专管军纪的官员，百户缺员时可代百户行使职权）二人，从六品吏目一人。一个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兵员112人；百户所设正六品百户一人，从六品试百户一人。总旗下辖五个小旗，兵员56人；小旗管辖10名士兵。
在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设置，直属都司管辖。它们一般都分布在要害地区或两卫之间无法衔接的部位。守御千户所的官兵配置与一般卫所大体相同。
卫所分内卫和外卫，外卫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侵、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平叛、集结征伐。内卫分京营和亲军都护府，京营又分南京京营和北京京营，共设卫35个，主要负责京师的守备。天子守国门，精兵尽在京师。成祖迁都后京军分为三大营，即“五军”（大概就是基本军力吧）、“三千”（边外降丁三千人）和“神机营”。永乐平交趾得火器，立神机营操习，专用火器。
明成祖平交阯后，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该营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 火绳枪。
明初京军总数在八十万以上。有事也是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助。征蒙古、安南、麓川都派出庞大京军。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历经变更，嘉靖恢复三大营，改三千为神枢营，募兵四万补充，以募兵代替了卫所。
京军内有一部分是从外卫抽调的，号班军。名为集中训练、拱卫京师，实际却沦为朝廷和权贵的苦役。修建宫殿陵墓、疏浚河池，俱以班军担当。后来干脆招募劳役充任班军。
明军的腐败非常严重。军官被太监和勋戚世家垄断。种种名目蛀空军营。占役：军士名虽在籍，领军饷，却被权贵大官指派做工。虚冒：大官的家丁假冒壮丁领饷，却不服役。舞弊：富家子弟贿赂逃避兵役；服役年限期满替换，军吏索要贿赂，贫穷军士交不起钱只得长期服役。缺乏训练：军中终日劳作，很少训练。如此种种，导致营伍衰耗，孱弱充盈。如嘉靖年间，军籍三十八万，实存仅十四万，可是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在军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京营军籍十一万，只得一半。
即使勉强调动出征，也是沿途雇佣游民，根本不能打仗。可是军官却与日俱增。洪武京军军官二千七百余人，到万历武职多达八万多人。兵减而粮饷不减，官增而费用日增。而且兵不能战，官亦不能战。
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后，京军已经以畏战无能著称，朝廷官员皆知不可用。但是始终不能不敢改革。京外卫所的惨况更甚。唯有某些边军尚存若干战力。
（91）
亲军都护府统辖皇帝的亲兵，共设12个卫，主要负责皇宫的守卫、皇帝的护驾等项事宜。亲军都护府由皇帝直接指派的亲信大臣统辖，不受兵部领导。亲军都护府所辖的12个卫中，第一卫叫锦衣卫，下辖17个所约两万人，主要负责皇帝出行的护驾、护卫、仪仗和皇帝交办的缉捕刑狱、密侦查抄、民情访查等项事宜，是唯一能同皇帝近距离接触的亲兵。在锦衣卫中由皇帝钦典忠诚奉守，武功高强者180人为带刀侍卫，用以守护皇宫大殿，时刻不离皇帝左右，享有无尚的荣耀。
锦衣卫同内务府的太监在工作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锦衣卫的工作性质是护驾、护卫并有规定的活动区域，而太监则专供使役和扶持，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内宫，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太监不准出宫”的规定，不过由于皇族“嘴大”，他自己的规定往往也由他自己来打破。
亲军都护府统辖皇帝的亲兵，共设12个卫，主要负责皇宫的守卫、皇帝的护驾等项事宜。亲军都护府由皇帝直接指派的亲信大臣统辖，不受兵部领导。亲军都护府所辖的12个卫中，第一卫叫锦衣卫，下辖17个所约两万人，主要负责皇帝出行的护驾、护卫、仪仗和皇帝交办的缉捕刑狱、密侦查抄、民情访查等项事宜，是唯一能同皇帝近距离接触的亲兵。在锦衣卫中由皇帝钦典忠诚奉守，武功高强者180人为带刀侍卫，用以守护皇宫大殿，时刻不离皇帝左右，享有无尚的荣耀。
锦衣卫同内务府的太监在工作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锦衣卫的工作性质是护驾、护卫并有规定的活动区域，而太监则专供使役和扶持，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内宫，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太监不准出宫”的规定，不过由于皇族“嘴大”，他自己的规定往往也由他自己来打破。
（92）
#各卫所的军士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士来源为200万世袭的军户，军籍由五军都督府管理，与户部的民籍分开。军户可免除部分赋税差役。有些还有按月发粮、盐。
平时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服役。卫所主要是驻防养兵体系，军人在卫所中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需要。朝廷再补贴一部分。“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 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不准买卖转移，并按份上交粮。（明史记载，洪武时每军人受田50亩，以米18石为基本，其中 12石由该军自取，余粮交由军仓，实际上每个士兵只能分到20亩左右，1402年，每个士兵制定需纳余粮12石，基本很难实现，1425年改为6石，延续到明朝灭亡。）
作战任务较重，或屯田不足者，官府支给口粮。也岁给棉布棉衣、鞋裤等。实际上军卒普遍缺衣少食甚至病无药、死无棺。不但口粮克扣，兵卒还要向军官缴纳月钱，只得做工为贩，向上司纳钱。自然也就无法训练了。
服役军丁的家眷每月可领口粮（一石），可经层层克扣，连吃饭也不够，更不要说衣服被褥日常开支。
#卫所的废弛
卫所制度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屯田被地主官僚吞没，粮食收入越来越少。军费被贪污。军士还要为士兵干私活。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而且军户常常被派到远离故乡的边疆驻守，军士的服装、武器要自备，负担很重。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往往十之七八都逃跑了。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卫所军是强制征集的，而且往往东南发往西北，西北发往东南，水土不服，军士往往逃亡。而上司往往反以之为财源，向逃亡者索贿，并吞没其月粮。
唐朝实行类似的府兵制，唐朝风气尚武，军人的社会地位高；唐初政府把百姓户口按家产分为九等，前六等的富人，才有资格报名参军。至于军队要不要你，还得看你的武艺和身体条件。作为军人拥有一种荣誉感。唐朝最后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府兵制的败坏。唐府兵制度，优惠非常多，比如承父田而不税役，每代只出一丁，自备军器，三年一简。而且犯罪归兵部处罚,地方无权过问，怎么看都是军事贵族、特权阶层。但是府兵制度被它所要保卫的王权破坏了，带头圈地的往往都是外戚、诸王，甚至长安太监都能买到几千里外江南的田。更别说地方大族，如此一来，权力大过国法，那府兵破产就很容易理解。
而明朝的世袭军户制度则非常失败。延续了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军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下。这样的大环境下，在社会中强行划分出一部分人来当兵，不允许自由选择，很难相信这样的军队能够拥有高昂的斗志与雄厚的战斗力。明初，划入军户以后，可以免除很多平民需要负担的差役，对这些人而言，当兵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还有田可种。更何况明初，老兵大量存在，因此战斗力可以保证。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军户不仅政治上没有前途，导致社会地位低下。最后演变的结果是士兵的奴隶化，官员可以将其任意驱使其负担劳役，土地收入也很微薄，再加上政治腐败对于军队的腐蚀，导致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当军户的生活低于全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军队和地方的反差，使得军户不安起来，骚动起来。
军官的腐败更促进了军卒的逃亡。军官为了发财，侵占军屯，役使士卒耕种，使卫所军粮饷供应不足；军官克剥军卒，使他们更加困苦；贪图贿赂，放纵士卒逃亡；军户逃亡不予追报。因为逃走军户月粮自然就落入军官的口袋中。因此卫所军缺额越来越严重。正统三年，逃亡军户竟达1633664人（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 人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占在籍官军一半还多。到了嘉靖年间，有的地方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注：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兵防官考》所载的官军数计算，广东的廉州等7卫旗军缺额达69.8%，而海安所缺额76.9%，双鱼所缺额77.4%。）另外 还有比以上更严重的洪武年间广西的军队将近120000，而到了1492年，只剩下18000人，仅为原先的15%，江西南昌左卫旗原额4735人，到1502年出城操练的只有141人，为原额的3%《孝宗实录》。
在如此大量的逃亡率下，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少强弱搀杂，战斗力非常低下。嘉靖年间，明卫所军队在抗倭战斗中十战九败，区区几千倭寇就能杀掉南京，可想卫所军战斗力之低下到何种程度
镇守长城以北的蓟州军最为紧要。但在嘉靖时逃亡也占三分之一以上。留下的也是羸弱老兵。戈弓钝鲁，既不熟习个人武艺，也不懂阵法变换。
太祖和成祖在沿海建立许多军事据点，建立海军，建造战船。可是至嘉靖，卫所荒废，壮丁散失。修船的经费也被贪污了，战船破损，数量愈来愈少。以至“军伍不振，战守无资”。倭寇登陆如入无人之境。
#各卫所的军士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士来源为200万世袭的军户，军籍由五军都督府管理，与户部的民籍分开。军户可免除部分赋税差役。有些还有按月发粮、盐。
平时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服役。卫所主要是驻防养兵体系，军人在卫所中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需要。朝廷再补贴一部分。“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 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不准买卖转移，并按份上交粮。（明史记载，洪武时每军人受田50亩，以米18石为基本，其中 12石由该军自取，余粮交由军仓，实际上每个士兵只能分到20亩左右，1402年，每个士兵制定需纳余粮12石，基本很难实现，1425年改为6石，延续到明朝灭亡。）
作战任务较重，或屯田不足者，官府支给口粮。也岁给棉布棉衣、鞋裤等。实际上军卒普遍缺衣少食甚至病无药、死无棺。不但口粮克扣，兵卒还要向军官缴纳月钱，只得做工为贩，向上司纳钱。自然也就无法训练了。
服役军丁的家眷每月可领口粮（一石），可经层层克扣，连吃饭也不够，更不要说衣服被褥日常开支。
#卫所的废弛
卫所制度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屯田被地主官僚吞没，粮食收入越来越少。军费被贪污。军士还要为士兵干私活。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而且军户常常被派到远离故乡的边疆驻守，军士的服装、武器要自备，负担很重。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往往十之七八都逃跑了。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卫所军是强制征集的，而且往往东南发往西北，西北发往东南，水土不服，军士往往逃亡。而上司往往反以之为财源，向逃亡者索贿，并吞没其月粮。
唐朝实行类似的府兵制，唐朝风气尚武，军人的社会地位高；唐初政府把百姓户口按家产分为九等，前六等的富人，才有资格报名参军。至于军队要不要你，还得看你的武艺和身体条件。作为军人拥有一种荣誉感。唐朝最后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府兵制的败坏。唐府兵制度，优惠非常多，比如承父田而不税役，每代只出一丁，自备军器，三年一简。而且犯罪归兵部处罚,地方无权过问，怎么看都是军事贵族、特权阶层。但是府兵制度被它所要保卫的王权破坏了，带头圈地的往往都是外戚、诸王，甚至长安太监都能买到几千里外江南的田。更别说地方大族，如此一来，权力大过国法，那府兵破产就很容易理解。
而明朝的世袭军户制度则非常失败。延续了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军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下。这样的大环境下，在社会中强行划分出一部分人来当兵，不允许自由选择，很难相信这样的军队能够拥有高昂的斗志与雄厚的战斗力。明初，划入军户以后，可以免除很多平民需要负担的差役，对这些人而言，当兵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还有田可种。更何况明初，老兵大量存在，因此战斗力可以保证。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军户不仅政治上没有前途，导致社会地位低下。最后演变的结果是士兵的奴隶化，官员可以将其任意驱使其负担劳役，土地收入也很微薄，再加上政治腐败对于军队的腐蚀，导致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当军户的生活低于全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军队和地方的反差，使得军户不安起来，骚动起来。
军官的腐败更促进了军卒的逃亡。军官为了发财，侵占军屯，役使士卒耕种，使卫所军粮饷供应不足；军官克剥军卒，使他们更加困苦；贪图贿赂，放纵士卒逃亡；军户逃亡不予追报。因为逃走军户月粮自然就落入军官的口袋中。因此卫所军缺额越来越严重。正统三年，逃亡军户竟达1633664人（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 人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占在籍官军一半还多。到了嘉靖年间，有的地方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注：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兵防官考》所载的官军数计算，广东的廉州等7卫旗军缺额达69.8%，而海安所缺额76.9%，双鱼所缺额77.4%。）另外 还有比以上更严重的洪武年间广西的军队将近120000，而到了1492年，只剩下18000人，仅为原先的15%，江西南昌左卫旗原额4735人，到1502年出城操练的只有141人，为原额的3%《孝宗实录》。
在如此大量的逃亡率下，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少强弱搀杂，战斗力非常低下。嘉靖年间，明卫所军队在抗倭战斗中十战九败，区区几千倭寇就能杀掉南京，可想卫所军战斗力之低下到何种程度
镇守长城以北的蓟州军最为紧要。但在嘉靖时逃亡也占三分之一以上。留下的也是羸弱老兵。戈弓钝鲁，既不熟习个人武艺，也不懂阵法变换。
太祖和成祖在沿海建立许多军事据点，建立海军，建造战船。可是至嘉靖，卫所荒废，壮丁散失。修船的经费也被贪污了，战船破损，数量愈来愈少。以至“军伍不振，战守无资”。倭寇登陆如入无人之境。
（93）
#作战部队的编成和指挥体系
卫所主要是驻防体制。平时卫所军进行训练，而打仗时则临时从各卫所抽调人马组编军队。朝廷任命一个总兵官率领，大征讨则任命将军挂帅。打完了军士各归卫所，而将领则交还总兵印绶。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力全属朝廷。
明初重武臣，武官帅兵，文臣参赞。正统以后，文高武低，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官只负领军作战。此后武将地位愈来愈低。
各省都指挥使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可是渐渐临时委派的总兵变成常驻，又叫镇守，代替了都指挥使的地位。后来又派中央大员到战区任巡抚，兼治一方民事和军事。明末在巡抚至上还派出重臣为督师，层层叠叠，地方军事长官就权力日小，地位日低了。
明初洪武二十五年军丁数量当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此后当为一百八十万。成祖以后约在二百八十万左右。
明军有多种编成方法，各支军队都不一样，各时期也不一样。每支部队编组方式都跟主将的想法有关。明初朱元璋的部队是按照元朝百夫长、千夫长类似的办法编制的，所以军队有百户、千户这样的官职，但没有万户。
一般来说，明朝卫所军十进制编制，十人为小队，百人为百人队，千人为千人队，在往上就没有了，只有某某卫的编制。按照朱元璋的规定，每个百人队中，火铳手十人，弓弩手二十人，牌刀手三十人，长枪手四十人。京军三大营编制不按此例，比如神机营就是纯火器兵。三千营为纯骑兵。边军编制也不按此例，因为边军和蒙古人交战较多，多为骑兵野战，步兵守城。具体编制方法依各镇军马数和装备水平，没有常例。如名将王越和马芳就喜欢将骑兵单独编组，而俞大猷和戚继光则惯用车兵。
#指挥体系
指挥体系分为三个部分：兵部、五军都督府和总督（总兵官），形成了军政、军训和军令并立的格局。
明王朝规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而分调其他各都司、卫、所的兵丁归其指挥。军事行动结束，将帅即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这种体制显然是为了防范军权旁落，是为了对将帅们的职权有意掣时，其必然结果是，要大大削弱自己作战能力。
兵部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结合体，掌管行政职务，包括人事任免、军官选拔、测绘测量、车马管理、兵种建设、军令下达等职能；五军都督府是掌管部队日常训练的单位，下设有都司、卫、所等军事编制。但是从军事调动来说，一般只是到“卫”这个级别，因此五个都督府和全国的大量都司，其实相当于大军区和地方军区的概念，只是负责辖区内的卫、所的日常训练管理。而卫、所受到兵部和都督府（都司）的双重管理，即军政和军训的分离制。卫所类似今天的军事基地。
在战时，皇帝通过兵部挑选将领负责某一战略区域的作战指挥工作。如果是文臣，则授予总督或督师，可以挂着兵部尚书衔，例如著名的袁大督师；如果是武将，则授予总兵官的职务，结果明武宗竟然也给自己授予了一个总兵官，过了一把带兵打仗的瘾。然而，由于战争频繁，为了便于作战指挥，渐渐形成了常设的总督或总兵官，例如在东北方向为了对付兴起的后金，便一直设立了战时编制体系。这个制度比较类似于今天的战区制，战区指挥机关只是负责作战指挥，军事行政和军事训练归属国防部及其军种部门管理。只是由于存在长期的国防安全压力，才长久地设置战区这个战时编制。
明朝最著名的战时编制体系应该是“京城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 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三大营实际就是三大战役集群的意思。他们的基础编制仍然是卫、所，只是通过驻扎在京城附近和全国其他地方轮流调度的卫所来填充这个三大营的编制。
五军营：步骑合成部队，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分为中军、左军、左掖军、右掖军、右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
神机营：步骑炮三大兵种合成部队，其中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共计官兵5000人。
三千营：骑兵军团，这支骑兵部队源自北地降卒三千，人数不多，却是明军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
#作战部队的编成和指挥体系
卫所主要是驻防体制。平时卫所军进行训练，而打仗时则临时从各卫所抽调人马组编军队。朝廷任命一个总兵官率领，大征讨则任命将军挂帅。打完了军士各归卫所，而将领则交还总兵印绶。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力全属朝廷。
明初重武臣，武官帅兵，文臣参赞。正统以后，文高武低，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官只负领军作战。此后武将地位愈来愈低。
各省都指挥使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可是渐渐临时委派的总兵变成常驻，又叫镇守，代替了都指挥使的地位。后来又派中央大员到战区任巡抚，兼治一方民事和军事。明末在巡抚至上还派出重臣为督师，层层叠叠，地方军事长官就权力日小，地位日低了。
明初洪武二十五年军丁数量当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此后当为一百八十万。成祖以后约在二百八十万左右。
明军有多种编成方法，各支军队都不一样，各时期也不一样。每支部队编组方式都跟主将的想法有关。明初朱元璋的部队是按照元朝百夫长、千夫长类似的办法编制的，所以军队有百户、千户这样的官职，但没有万户。
一般来说，明朝卫所军十进制编制，十人为小队，百人为百人队，千人为千人队，在往上就没有了，只有某某卫的编制。按照朱元璋的规定，每个百人队中，火铳手十人，弓弩手二十人，牌刀手三十人，长枪手四十人。京军三大营编制不按此例，比如神机营就是纯火器兵。三千营为纯骑兵。边军编制也不按此例，因为边军和蒙古人交战较多，多为骑兵野战，步兵守城。具体编制方法依各镇军马数和装备水平，没有常例。如名将王越和马芳就喜欢将骑兵单独编组，而俞大猷和戚继光则惯用车兵。
#指挥体系
指挥体系分为三个部分：兵部、五军都督府和总督（总兵官），形成了军政、军训和军令并立的格局。
明王朝规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而分调其他各都司、卫、所的兵丁归其指挥。军事行动结束，将帅即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这种体制显然是为了防范军权旁落，是为了对将帅们的职权有意掣时，其必然结果是，要大大削弱自己作战能力。
兵部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结合体，掌管行政职务，包括人事任免、军官选拔、测绘测量、车马管理、兵种建设、军令下达等职能；五军都督府是掌管部队日常训练的单位，下设有都司、卫、所等军事编制。但是从军事调动来说，一般只是到“卫”这个级别，因此五个都督府和全国的大量都司，其实相当于大军区和地方军区的概念，只是负责辖区内的卫、所的日常训练管理。而卫、所受到兵部和都督府（都司）的双重管理，即军政和军训的分离制。卫所类似今天的军事基地。
在战时，皇帝通过兵部挑选将领负责某一战略区域的作战指挥工作。如果是文臣，则授予总督或督师，可以挂着兵部尚书衔，例如著名的袁大督师；如果是武将，则授予总兵官的职务，结果明武宗竟然也给自己授予了一个总兵官，过了一把带兵打仗的瘾。然而，由于战争频繁，为了便于作战指挥，渐渐形成了常设的总督或总兵官，例如在东北方向为了对付兴起的后金，便一直设立了战时编制体系。这个制度比较类似于今天的战区制，战区指挥机关只是负责作战指挥，军事行政和军事训练归属国防部及其军种部门管理。只是由于存在长期的国防安全压力，才长久地设置战区这个战时编制。
明朝最著名的战时编制体系应该是“京城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 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三大营实际就是三大战役集群的意思。他们的基础编制仍然是卫、所，只是通过驻扎在京城附近和全国其他地方轮流调度的卫所来填充这个三大营的编制。
五军营：步骑合成部队，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分为中军、左军、左掖军、右掖军、右哨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
神机营：步骑炮三大兵种合成部队，其中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共计官兵5000人。
三千营：骑兵军团，这支骑兵部队源自北地降卒三千，人数不多，却是明军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
（94）
#作战时军队的补给，除了军人自带服装和兵器外，主要还靠政府调拨。军队因操练或打仗需远离辖区时，虽有口粮定额供应，但往返费用需部队自备。
明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
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
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
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作战时军队的补给，除了军人自带服装和兵器外，主要还靠政府调拨。军队因操练或打仗需远离辖区时，虽有口粮定额供应，但往返费用需部队自备。
明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
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
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
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95）
#募兵制的出现
明朝中期以来，土地兼并严重，屯田制遭到了破坏，募兵制兴起。由于卫所军废弛，明中叶以后逐渐募民为兵。
募兵制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倭寇频频侵犯沿海地区，而传统的卫所军不堪一战，募兵制开始普遍地推行。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70%（注：据范莱《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浙江原有（指嘉靖末隆庆初）军队39总，其中募兵27总，占69.2%。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42.5%，但募兵和召募的民壮加起来仍占到军队的80%。），成为明军中的主要成份。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内地以及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看来也不少。
军和兵互相平行。军指世袭军户，军籍管理。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应募，也不是世袭的，可以退伍。军有固定的军田和戍地，兵则与田地无关，也不一定长久驻守一地。募兵完全是职业部队，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注：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而民壮只6钱。参见《纪 效新书》（18卷本）卷四；《嘉靖惠州府志》卷一○；万历《漳州府志》卷七。）。募兵制的实行使明军脱离了过去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常备军。
募兵制与世兵制比较起来有其优点。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虽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募兵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浙江人为主的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募兵作为自愿参军的职业军人，他没有军户那样享有免税政策等等，从军就是为了军饷。为了维持生计，而且为了对优秀的青壮年有足够的吸引力，募兵的粮饷较卫所军高出一倍左右（注：嘉靖年间，戚继光在南方的募兵是 1 日3分银，月为9钱，而隆庆，万历时戚继光在北方募的南兵月饷1.5两。当时军卒月饷谷1石，约值0.5两。）自土木之变后至嘉靖前期，募兵费用大增。以九边为例：成化八年，募西北义勇“人给银3两，布2匹，月米1石”，折银约5两。弘治年间募兵，“人给银5两。”银五5可折米7石至10石，比正统初募兵给布2匹高出数倍。正德初，“募土人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3两。”嘉靖间各边募兵“人给衣装银3两。”其间仍有给银五两的。嘉靖二十九年，仅九边募兵银就高达59万两，财政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再以南方为例，嘉靖时期由于当时北方屡屡遭到蒙古俺答汗的进攻威胁，国库并没有资金，政府只能授权南方军事长官，尽可能自己解决财政问题。严格来说兵饷不是一种税制，而是为了一种特定开支而指派的收入。那么南方军事长官是怎样解决兵饷问题的呢？很多地方采用把兵饷摊入田赋的方法，也就是提高田赋税率，甚至还有对以前优免的寺院财产开始征税。
但是最高明的增税办法就是所谓的“提编” 那么什么是“提编”呢？由于明朝有规定各州县的国民按每五年或十年一期，轮流为国家服劳役，通过使用提编的办法，地方官员征召那些按规定下一年服劳役的国民提前一年服役，也就是在当年应役，但是实际上当年本身就有一批按规定应役的国民，所以他们并不需要真正的服劳役，而是需要提供银钱，上交战争金库作为兵饷，第二年，需要的役则由本应第三年应役的国民来完成，以此类推。“提编”的意义在于，许多地方本身的丁银已经被摊到田赋之中，因此提编相当于附加税的附加税。
但是地方经济毕竟是脆弱的，募兵的军饷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尤其是北方，地方经济薄弱，且因为连连战争以及异族的抢掠，经济更加衰弱。另外，屯田被破坏，军屯收入锐减，原来作为军屯收入补充的盐法和民运也多被破坏，明初的军饷来源渠道此时都无法发挥作用，军费开支只能依靠国家财政供给，而且在逐年上升。尽管各边军士数量没有比前期增多，但募兵的月粮和饷银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使军费支出越来越多，财政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以来，国力由盛转衰。土地兼并严重，经济开始衰退，国家财政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财政支出却不断的增加。军事开支就增加了不少的一笔。同时，明朝的官僚机构也在不断膨胀，明朝初期，全国有28000多位官员，到了明朝中期已经增加到了10万多，而明朝之前官员最多的北宋也不过34000多官员。在加上官僚的贪污腐败，嘉靖期间的大兴土木，自然使得国库更加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嘉靖期间不断加重地方的赋税，“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各种苛捐杂税的兴起，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不断。
#募兵制的出现
明朝中期以来，土地兼并严重，屯田制遭到了破坏，募兵制兴起。由于卫所军废弛，明中叶以后逐渐募民为兵。
募兵制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倭寇频频侵犯沿海地区，而传统的卫所军不堪一战，募兵制开始普遍地推行。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70%（注：据范莱《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浙江原有（指嘉靖末隆庆初）军队39总，其中募兵27总，占69.2%。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42.5%，但募兵和召募的民壮加起来仍占到军队的80%。），成为明军中的主要成份。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内地以及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看来也不少。
军和兵互相平行。军指世袭军户，军籍管理。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应募，也不是世袭的，可以退伍。军有固定的军田和戍地，兵则与田地无关，也不一定长久驻守一地。募兵完全是职业部队，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注：在南方一般募兵月银9钱，而民壮只6钱。参见《纪 效新书》（18卷本）卷四；《嘉靖惠州府志》卷一○；万历《漳州府志》卷七。）。募兵制的实行使明军脱离了过去那种亦兵亦农的状态，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常备军。
募兵制与世兵制比较起来有其优点。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虽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募兵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浙江人为主的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募兵作为自愿参军的职业军人，他没有军户那样享有免税政策等等，从军就是为了军饷。为了维持生计，而且为了对优秀的青壮年有足够的吸引力，募兵的粮饷较卫所军高出一倍左右（注：嘉靖年间，戚继光在南方的募兵是 1 日3分银，月为9钱，而隆庆，万历时戚继光在北方募的南兵月饷1.5两。当时军卒月饷谷1石，约值0.5两。）自土木之变后至嘉靖前期，募兵费用大增。以九边为例：成化八年，募西北义勇“人给银3两，布2匹，月米1石”，折银约5两。弘治年间募兵，“人给银5两。”银五5可折米7石至10石，比正统初募兵给布2匹高出数倍。正德初，“募土人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3两。”嘉靖间各边募兵“人给衣装银3两。”其间仍有给银五两的。嘉靖二十九年，仅九边募兵银就高达59万两，财政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再以南方为例，嘉靖时期由于当时北方屡屡遭到蒙古俺答汗的进攻威胁，国库并没有资金，政府只能授权南方军事长官，尽可能自己解决财政问题。严格来说兵饷不是一种税制，而是为了一种特定开支而指派的收入。那么南方军事长官是怎样解决兵饷问题的呢？很多地方采用把兵饷摊入田赋的方法，也就是提高田赋税率，甚至还有对以前优免的寺院财产开始征税。
但是最高明的增税办法就是所谓的“提编” 那么什么是“提编”呢？由于明朝有规定各州县的国民按每五年或十年一期，轮流为国家服劳役，通过使用提编的办法，地方官员征召那些按规定下一年服劳役的国民提前一年服役，也就是在当年应役，但是实际上当年本身就有一批按规定应役的国民，所以他们并不需要真正的服劳役，而是需要提供银钱，上交战争金库作为兵饷，第二年，需要的役则由本应第三年应役的国民来完成，以此类推。“提编”的意义在于，许多地方本身的丁银已经被摊到田赋之中，因此提编相当于附加税的附加税。
但是地方经济毕竟是脆弱的，募兵的军饷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尤其是北方，地方经济薄弱，且因为连连战争以及异族的抢掠，经济更加衰弱。另外，屯田被破坏，军屯收入锐减，原来作为军屯收入补充的盐法和民运也多被破坏，明初的军饷来源渠道此时都无法发挥作用，军费开支只能依靠国家财政供给，而且在逐年上升。尽管各边军士数量没有比前期增多，但募兵的月粮和饷银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使军费支出越来越多，财政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以来，国力由盛转衰。土地兼并严重，经济开始衰退，国家财政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财政支出却不断的增加。军事开支就增加了不少的一笔。同时，明朝的官僚机构也在不断膨胀，明朝初期，全国有28000多位官员，到了明朝中期已经增加到了10万多，而明朝之前官员最多的北宋也不过34000多官员。在加上官僚的贪污腐败，嘉靖期间的大兴土木，自然使得国库更加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嘉靖期间不断加重地方的赋税，“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各种苛捐杂税的兴起，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不断。
（96）
#民壮
募兵是中央派员招募，按月发饷，随军征战。土木之变后四出募兵守京师。嘉靖倭乱，卫所崩溃，诸将领纷纷要求募兵。除了最著名的戚继光外，谭纶、俞大猷及郑晓等都募兵作战，成效显著。
渐渐边军甚至京军也募兵充伍。而卫军只留空名，不再使用。
除了中央的卫所军和募兵外，还有地方的民兵、民壮、义勇等；边地有土兵、苗兵、狼兵（广西土司兵）等。将帅私人又有家丁、亲兵等，需自行筹措经费。此外还有矿兵、盐丁组织的盐兵、僧徒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等僧兵。
弘治七年，立佥民壮法，以州县为单位征兵，平时由各有司进行操练，官给行粮；遇警守卫城池，事平仍还家。正德年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抽调民壮的精干者，编组成军，用来平息当地的农民起义，使这种地方部队有了正规军的职能。为了选拔兵源质量，后来佥派民壮就由雇募的民壮所代替。民壮虽然是召募的并承担着正规军的任务，但他和正规军依然有别。他是地方出钱雇募、只能守卫本地的地方部队，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东征西戍远调外地。
简言之，军是国家直接掌握的，也有财政保障。军和将帅的关系是临时的，将不统兵，兵不知将。将不能依兵自重。可是战斗力就很差了。兵是体制外的，也没有列入预算，经费通常靠将去力争甚至自筹。兵的战斗力一般是压倒军的。明末外忧内患，战乱不已，民穷财尽。将帅到处募兵，自行筹措兵饷，拥兵自重就无法避免了。
可是到了万历末年，募兵也不行了。募兵越多，国库越发空虚。兵丁缺乏训练，滥竽充数。甚至游食无赖之徒，到军营应招，拿了安家月粮就跑了。虚报冒领、有名无人，一旦要上战场就大量逃亡。更难办的，是因缺饷等即行哗变。而清兵入关以后，南明的募兵将领抢夺地盘，自相残杀。把惨烈锅里斗进行到底。结果清兵到来，诸将大都投降，并无几个人英勇抵抗。
#民壮
募兵是中央派员招募，按月发饷，随军征战。土木之变后四出募兵守京师。嘉靖倭乱，卫所崩溃，诸将领纷纷要求募兵。除了最著名的戚继光外，谭纶、俞大猷及郑晓等都募兵作战，成效显著。
渐渐边军甚至京军也募兵充伍。而卫军只留空名，不再使用。
除了中央的卫所军和募兵外，还有地方的民兵、民壮、义勇等；边地有土兵、苗兵、狼兵（广西土司兵）等。将帅私人又有家丁、亲兵等，需自行筹措经费。此外还有矿兵、盐丁组织的盐兵、僧徒的少林兵、伏牛兵、五台兵等僧兵。
弘治七年，立佥民壮法，以州县为单位征兵，平时由各有司进行操练，官给行粮；遇警守卫城池，事平仍还家。正德年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抽调民壮的精干者，编组成军，用来平息当地的农民起义，使这种地方部队有了正规军的职能。为了选拔兵源质量，后来佥派民壮就由雇募的民壮所代替。民壮虽然是召募的并承担着正规军的任务，但他和正规军依然有别。他是地方出钱雇募、只能守卫本地的地方部队，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东征西戍远调外地。
简言之，军是国家直接掌握的，也有财政保障。军和将帅的关系是临时的，将不统兵，兵不知将。将不能依兵自重。可是战斗力就很差了。兵是体制外的，也没有列入预算，经费通常靠将去力争甚至自筹。兵的战斗力一般是压倒军的。明末外忧内患，战乱不已，民穷财尽。将帅到处募兵，自行筹措兵饷，拥兵自重就无法避免了。
可是到了万历末年，募兵也不行了。募兵越多，国库越发空虚。兵丁缺乏训练，滥竽充数。甚至游食无赖之徒，到军营应招，拿了安家月粮就跑了。虚报冒领、有名无人，一旦要上战场就大量逃亡。更难办的，是因缺饷等即行哗变。而清兵入关以后，南明的募兵将领抢夺地盘，自相残杀。把惨烈锅里斗进行到底。结果清兵到来，诸将大都投降，并无几个人英勇抵抗。
（97）
*兵饷和财政危机
明初军费基本自给自足，以屯田收入支给大部分军费。虽然兵员多达二百七十余万，但国家补贴不多。国家财政收支还能保持平衡。
同时通过“开中”法，诱导商人去边塞开垦，以谷物换取政府专利的“盐引”，取得买盐和卖盐的权利。卖盐是暴利，朝廷要求想卖盐的商人把粮运到边塞，就给他们一个卖盐许可证，叫“盐引”。商人们往往就在边疆花钱雇人种地，种了地直接交粮给驻军。
弘治五年开始，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商人们连粮食也不用交了，直接上缴白银。新法施行后，盐课激增至百万两，可是对边军却是一大灾难。“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家亦多徙于淮。”于是“边地为墟”，边疆屯田荒废，粮价高涨，军人挨饿。
卫所军的各种开支，通常由驻地政府负责。如衣服由地方征集，兵器由本地铁匠打制，分别送往所负责的卫所。如此质量、款式并不规范。如遇战事，卫所军远离驻屯地，路上经费由途径地和战区官府负责，则情况更加混乱。
而募兵的经费，并没有列入国家预算，只得临时设法，或加赋、或加税，或纳捐。大部是落到农民身上。结果是恶性循环。兵越多，农民负担越重；却不能打胜仗，土地荒芜，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造反。
每年漕运数百万石南米北上，多由卫所负责。南军转运，北军备边。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可是修造运船的费用经要卫所负责一部分。至令卫军卖资产甚至卖儿卖女。江南军士“多以漕运破家”，而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
明初岁收，田赋地方留一千二百万石，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一岁收入足供一岁之用。
正统时边军经费日升，朝廷（中央）政府发给边镇守军的军饷称为年例。随着募兵制的大规模推广，年例的数额不断增多。正统六年只给一万两，弘治正德年间，各边年例银约43万两。明朝后期，边事日多，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59万而增至280余万。”结果造成饷越少而兵越多，兵越增而饷越溃的局面。嘉靖中，“国家内库预备成造等项10万两或20万两，官军俸银及折粮银共66万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等处年例银共40万两，遇声息紧急，奏讨。”嘉靖后期军饷为270余万两。
隆庆元年，“户部题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116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130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236万余两，在京各卫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官军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135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152万余两。” 隆庆四年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230万两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280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用440余万，三年则379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迁四御使扩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210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
万历初年，军费总额则为300万余两，万历中期则为380余万两。嘉靖二十七年以前，“在仓粮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万历时止二年余”。造成其日渐耗少的原因，边饷缺是最主要的。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工科王德完上疏略曰：“国家岁入仅400万，而出辄至450万有奇。居恒无事，已称出浮于入，年事意外之警、不时之需，皆因事旋加旧额。如宁夏用兵逋数月，约费饷银187万8千余两；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583万2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饷银300余万两；平播之师未及期年约费饷银121万6千余两；连川中凑办共约200余万两。”
此后军费仍不断增加，岁入全部用于军费，缺额尚大。崇祯时，仅三饷加派就达到1200百万两。兵饷大幅度增长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民穷财尽。户部尚书孙应奎讲到庚戌之变前后的财政困难情形说：“今岁入200万，而诸边费600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明朝的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呜呼哀哉，世兵制则军队不堪一击，募兵制则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募兵制的本质就是为军饷吃饭的职业兵，政府财政困难必然将影响军队。嘉靖年间，明廷给宣府的年例银是181250两，因太仓银库空虚，三十六和三十七年只给9万两，而三十八年只给3万两（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 考》。《皇明九边考》载：“年例银八万两。”万历《明会典》卷二八载：“国初不过五万两，„„嘉靖元年始增六万，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万。”）。地方供给宣府的粮饷，不但愆期，也常拖欠六七 十万（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考》引《管粮郎中褚实查处兵粮议》。），军饷严重不足。
在南方，福建漳州卫官军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无一卫一所不缺支者（注：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 卷二○五。）。士兵穷困、逃亡，甚至鼓噪哗变，严重影响战斗力。无怪乎许论对榆林镇的情况发出感叹说：“呜乎！此镇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敢勇善战，虏所素惮，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饱，伤哉，伤哉！”（注：许论：《九边 图论•榆林》，清刊本。）这样的军队欲其御敌取胜，难矣。
嘉靖北有蒙古入侵，南有倭寇肆虐，军费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反而比明初更少。尽管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边境频频告急，朝廷上下仍然越来越奢侈浪费。万历年经张居正整顿，国库渐渐充实。不久神宗挥霍无度，拼命搜刮，财政又面临破产。明初国库和皇家的私家钱柜（内廷）是分开设立，内廷不得提用国库。但后来内廷屡屡挪用国库银两。皇家种种开支都强逼国库负担，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被搜刮一空。
明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从百姓身上下手。嘉靖三十年向“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万历中期，明神宗朱翊钧实行开矿榷税，8年时间征收30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反明，明廷辽饷骤增300万两，明廷赋税“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200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520十万，遂为岁额”（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 崇祯三年，在9厘外亩又增加3厘，后又征“助饷”、“练饷”。
根据史料的统计，即使所有赋税累加起来，也不过百姓收入的20%，正常来说百姓还是可以承受的，但事实上，百姓确实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军费负担都加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而那些皇亲贵戚、官豪强、地主军官等侵吞大量土地屯田，不纳税或很少纳税，再加上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千方百计搜刮钱财，故而使百姓无法生活。
所以说明朝末年的饥荒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从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所有钱粮只征原额一半，深受人民的拥护。民间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民谣。可以看出当时农业是有减产，但并非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只要减免税收，让老百姓不纳粮，当时农民的粮食还是够吃的，但是，明政府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还加派三饷，把农民手里剩下的粮食抢走，逼得陕北农民去吃观音土和石头，致使广大农民无法负担，不得不加入到农民军起义的行列中。明王朝也随着军费增加步步走向灭亡。
*兵饷和财政危机
明初军费基本自给自足，以屯田收入支给大部分军费。虽然兵员多达二百七十余万，但国家补贴不多。国家财政收支还能保持平衡。
同时通过“开中”法，诱导商人去边塞开垦，以谷物换取政府专利的“盐引”，取得买盐和卖盐的权利。卖盐是暴利，朝廷要求想卖盐的商人把粮运到边塞，就给他们一个卖盐许可证，叫“盐引”。商人们往往就在边疆花钱雇人种地，种了地直接交粮给驻军。
弘治五年开始，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商人们连粮食也不用交了，直接上缴白银。新法施行后，盐课激增至百万两，可是对边军却是一大灾难。“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家亦多徙于淮。”于是“边地为墟”，边疆屯田荒废，粮价高涨，军人挨饿。
卫所军的各种开支，通常由驻地政府负责。如衣服由地方征集，兵器由本地铁匠打制，分别送往所负责的卫所。如此质量、款式并不规范。如遇战事，卫所军远离驻屯地，路上经费由途径地和战区官府负责，则情况更加混乱。
而募兵的经费，并没有列入国家预算，只得临时设法，或加赋、或加税，或纳捐。大部是落到农民身上。结果是恶性循环。兵越多，农民负担越重；却不能打胜仗，土地荒芜，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造反。
每年漕运数百万石南米北上，多由卫所负责。南军转运，北军备边。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可是修造运船的费用经要卫所负责一部分。至令卫军卖资产甚至卖儿卖女。江南军士“多以漕运破家”，而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
明初岁收，田赋地方留一千二百万石，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一岁收入足供一岁之用。
正统时边军经费日升，朝廷（中央）政府发给边镇守军的军饷称为年例。随着募兵制的大规模推广，年例的数额不断增多。正统六年只给一万两，弘治正德年间，各边年例银约43万两。明朝后期，边事日多，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59万而增至280余万。”结果造成饷越少而兵越多，兵越增而饷越溃的局面。嘉靖中，“国家内库预备成造等项10万两或20万两，官军俸银及折粮银共66万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等处年例银共40万两，遇声息紧急，奏讨。”嘉靖后期军饷为270余万两。
隆庆元年，“户部题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116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130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236万余两，在京各卫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官军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135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152万余两。” 隆庆四年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230万两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280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用440余万，三年则379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迁四御使扩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210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
万历初年，军费总额则为300万余两，万历中期则为380余万两。嘉靖二十七年以前，“在仓粮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万历时止二年余”。造成其日渐耗少的原因，边饷缺是最主要的。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工科王德完上疏略曰：“国家岁入仅400万，而出辄至450万有奇。居恒无事，已称出浮于入，年事意外之警、不时之需，皆因事旋加旧额。如宁夏用兵逋数月，约费饷银187万8千余两；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583万2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饷银300余万两；平播之师未及期年约费饷银121万6千余两；连川中凑办共约200余万两。”
此后军费仍不断增加，岁入全部用于军费，缺额尚大。崇祯时，仅三饷加派就达到1200百万两。兵饷大幅度增长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民穷财尽。户部尚书孙应奎讲到庚戌之变前后的财政困难情形说：“今岁入200万，而诸边费600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明朝的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呜呼哀哉，世兵制则军队不堪一击，募兵制则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募兵制的本质就是为军饷吃饭的职业兵，政府财政困难必然将影响军队。嘉靖年间，明廷给宣府的年例银是181250两，因太仓银库空虚，三十六和三十七年只给9万两，而三十八年只给3万两（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 考》。《皇明九边考》载：“年例银八万两。”万历《明会典》卷二八载：“国初不过五万两，„„嘉靖元年始增六万，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万。”）。地方供给宣府的粮饷，不但愆期，也常拖欠六七 十万（注：《宣府镇志》卷一六《军储考》引《管粮郎中褚实查处兵粮议》。），军饷严重不足。
在南方，福建漳州卫官军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无一卫一所不缺支者（注：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 卷二○五。）。士兵穷困、逃亡，甚至鼓噪哗变，严重影响战斗力。无怪乎许论对榆林镇的情况发出感叹说：“呜乎！此镇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敢勇善战，虏所素惮，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饱，伤哉，伤哉！”（注：许论：《九边 图论•榆林》，清刊本。）这样的军队欲其御敌取胜，难矣。
嘉靖北有蒙古入侵，南有倭寇肆虐，军费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反而比明初更少。尽管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边境频频告急，朝廷上下仍然越来越奢侈浪费。万历年经张居正整顿，国库渐渐充实。不久神宗挥霍无度，拼命搜刮，财政又面临破产。明初国库和皇家的私家钱柜（内廷）是分开设立，内廷不得提用国库。但后来内廷屡屡挪用国库银两。皇家种种开支都强逼国库负担，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被搜刮一空。
明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不从百姓身上下手。嘉靖三十年向“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万历中期，明神宗朱翊钧实行开矿榷税，8年时间征收30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反明，明廷辽饷骤增300万两，明廷赋税“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200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520十万，遂为岁额”（注：《明史》卷七八《食货》二《赋役》。）。 崇祯三年，在9厘外亩又增加3厘，后又征“助饷”、“练饷”。
根据史料的统计，即使所有赋税累加起来，也不过百姓收入的20%，正常来说百姓还是可以承受的，但事实上，百姓确实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军费负担都加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而那些皇亲贵戚、官豪强、地主军官等侵吞大量土地屯田，不纳税或很少纳税，再加上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千方百计搜刮钱财，故而使百姓无法生活。
所以说明朝末年的饥荒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从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所有钱粮只征原额一半，深受人民的拥护。民间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民谣。可以看出当时农业是有减产，但并非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只要减免税收，让老百姓不纳粮，当时农民的粮食还是够吃的，但是，明政府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还加派三饷，把农民手里剩下的粮食抢走，逼得陕北农民去吃观音土和石头，致使广大农民无法负担，不得不加入到农民军起义的行列中。明王朝也随着军费增加步步走向灭亡。
（98）
【讨论】传统的国势困局无法打破
13-16世纪（中国的明代）是世界文明的巨大转折。欧洲中古文明从传统农牧文明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过渡转变。它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方向。历史的进步不是免费的，是在血与火在实现的。其他文明就成了牺牲品。我们中华文明也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自秦汉以来历时一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里长期居于先进位置。到了明朝中华文明已处于停滞衰落时期，而欧洲和世界各地已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一比较，中国就从盛转弱，从先进转为落后。
文明总会以国家的形式来表现，欧洲文明涵盖多个国家，而中华文明的政治体现就是中国。中华文明是国家型文明。国势的盛衰表现出国家的实力，军事和安全从来都是极重要的。明朝军事相对弱势，而且越来越弱鸡。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二个方向来分析。
中国发明了火药，也发明了火器。二宋时期火器已时常使用。蒙古人从华北学会了火器，然后把它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欧洲火器技术持续急速地进步，和航海技术一道，成为世界技术进步的领头羊。很快，从欧洲到印度到日本，火器迅速普及。而中国相形见绌，成为欧洲火器的受害者和追随者。
枪炮以惊人速度向全世界流传，火器和海洋成了中国数千年不曾有的新威胁。
中华文明曾长期是东亚地区唯一先进而持久的文明，周边的社会和文化始终是很落后，也没有建立起持久稳固的国家政权。到了元明时期，东亚各地出现了稳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和族为主体的日本逐步统一，越南民族和国家意识已经相当牢固，缅族和泰族等民族逐渐形成并建立起持久的国家体制。这些民族和国家必然地和中国产生地缘和利益冲突。
元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文明从华夏农耕地区向边疆游牧地带扩展，大中国的格局初步形成。明初太祖和成祖二代国势强盛，领土不仅覆盖农耕区而且覆盖相当大的边疆地带，大中国的格局得到巩固。
但是好景不长，明朝国势很快就开始衰落。和以往历朝相比，外部环境和挑战出现新的特点。
1.四面烽火。以往的威胁基本是西、北蒙古高原，次为东北渔猎-游牧族群。通常它们之间会有较长的间隔期。明朝不仅未能消除传统的北方威胁，而且西北和东北接踵而来。这可能与小冰期气候恶化有关，但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丧失了军事优势。
西南山高谷深，历来难以管治。而在明朝兵乱不已。越南、缅甸出现稳固持久的国家政权。缅甸国势上升，元明清持续和中国开战。
中国几乎从没有大的海战，海洋不是威胁。可是海洋和东方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危险。日本文明的发展，已踏上扩张阶段。倭寇肆虐之烈是以往海盗活动无法相比。日本刚刚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就发起侵朝战争并足以多次击败中国军队。
闻所未闻的欧洲坚船利炮无法抵御。中国发明的火炮经过西欧改进之后，从西向东横扫世界，一下子把中国踢到落后民族之列。
世界变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隐若现。
今天回头看历史，中华文明和中国命运在明朝面临几千年未有的最重大危机。唯有变革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大危机同时是大机遇，抓住机遇就可以极大地增进国家利益。
可是我们看到，明朝的中国内部也是危机四伏。皇权制度、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1.政治极其黑暗。朱元璋个性凶残古怪，非常保守。立下《皇明祖训》严禁一切变革。历史上的各种黑暗政治，如屠戮功臣、昏君奸臣、太监专权等等，在明朝极度恶化到巅峰。
朱元璋屠杀功臣疯狂不可理喻。废除宰相，一切权力归皇帝，使得皇权制登上顶峰。为家天下恢复封建皇家子孙。
明中后期昏君一个接一个，宦官专权，党争惨烈，远远超过以往。首创特务政治和文字狱。文官集团除了几个迂腐不堪的老顽固之外，整体腐烂。窝里斗前所未有。
种种乱象说明，千多年的皇权集权走到顶点，既无法再进一步，也无法长久持续。皇权制就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华文明衰落的重要标志。
2.传统文明无法解决文武矛盾，有效防止武将擅权和反叛。汉唐重武，引发边将跋扈。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国势掉头向下。宋重文轻武，最终亡于蛮夷。明朝重文轻武荒唐到极点，文官乱指挥；大凡会打仗的，不论武将还是文官，都难免被朝廷砍头。虽然从没有发生武将造反，但也使得国势步步低，最终也亡于蛮夷。
文武矛盾在传统文明内无法妥善解决。近代-现代的国家军队，在明朝也不可能实行。
3.传统军事制度以世袭的军户制为主，辅之以募兵。明朝军户崩坏，募兵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也是传统文明无法克服的。
4.外来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从根本上改革军事制度。热兵器呼唤专业化职业化的国家常备军。传统的军制，从兵役到管理到指挥到不能适应火器时代的挑战。
总之，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制度，在明代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可是内部没有力量突破桎梏进行变革。其走势指向，就是长期的停滞衰落倒退，就是不死不活以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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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传统的国势困局无法打破
13-16世纪（中国的明代）是世界文明的巨大转折。欧洲中古文明从传统农牧文明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过渡转变。它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方向。历史的进步不是免费的，是在血与火在实现的。其他文明就成了牺牲品。我们中华文明也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自秦汉以来历时一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里长期居于先进位置。到了明朝中华文明已处于停滞衰落时期，而欧洲和世界各地已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一比较，中国就从盛转弱，从先进转为落后。
文明总会以国家的形式来表现，欧洲文明涵盖多个国家，而中华文明的政治体现就是中国。中华文明是国家型文明。国势的盛衰表现出国家的实力，军事和安全从来都是极重要的。明朝军事相对弱势，而且越来越弱鸡。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二个方向来分析。
中国发明了火药，也发明了火器。二宋时期火器已时常使用。蒙古人从华北学会了火器，然后把它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欧洲火器技术持续急速地进步，和航海技术一道，成为世界技术进步的领头羊。很快，从欧洲到印度到日本，火器迅速普及。而中国相形见绌，成为欧洲火器的受害者和追随者。
枪炮以惊人速度向全世界流传，火器和海洋成了中国数千年不曾有的新威胁。
中华文明曾长期是东亚地区唯一先进而持久的文明，周边的社会和文化始终是很落后，也没有建立起持久稳固的国家政权。到了元明时期，东亚各地出现了稳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和族为主体的日本逐步统一，越南民族和国家意识已经相当牢固，缅族和泰族等民族逐渐形成并建立起持久的国家体制。这些民族和国家必然地和中国产生地缘和利益冲突。
元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文明从华夏农耕地区向边疆游牧地带扩展，大中国的格局初步形成。明初太祖和成祖二代国势强盛，领土不仅覆盖农耕区而且覆盖相当大的边疆地带，大中国的格局得到巩固。
但是好景不长，明朝国势很快就开始衰落。和以往历朝相比，外部环境和挑战出现新的特点。
1.四面烽火。以往的威胁基本是西、北蒙古高原，次为东北渔猎-游牧族群。通常它们之间会有较长的间隔期。明朝不仅未能消除传统的北方威胁，而且西北和东北接踵而来。这可能与小冰期气候恶化有关，但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丧失了军事优势。
西南山高谷深，历来难以管治。而在明朝兵乱不已。越南、缅甸出现稳固持久的国家政权。缅甸国势上升，元明清持续和中国开战。
中国几乎从没有大的海战，海洋不是威胁。可是海洋和东方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危险。日本文明的发展，已踏上扩张阶段。倭寇肆虐之烈是以往海盗活动无法相比。日本刚刚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就发起侵朝战争并足以多次击败中国军队。
闻所未闻的欧洲坚船利炮无法抵御。中国发明的火炮经过西欧改进之后，从西向东横扫世界，一下子把中国踢到落后民族之列。
世界变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隐若现。
今天回头看历史，中华文明和中国命运在明朝面临几千年未有的最重大危机。唯有变革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大危机同时是大机遇，抓住机遇就可以极大地增进国家利益。
可是我们看到，明朝的中国内部也是危机四伏。皇权制度、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1.政治极其黑暗。朱元璋个性凶残古怪，非常保守。立下《皇明祖训》严禁一切变革。历史上的各种黑暗政治，如屠戮功臣、昏君奸臣、太监专权等等，在明朝极度恶化到巅峰。
朱元璋屠杀功臣疯狂不可理喻。废除宰相，一切权力归皇帝，使得皇权制登上顶峰。为家天下恢复封建皇家子孙。
明中后期昏君一个接一个，宦官专权，党争惨烈，远远超过以往。首创特务政治和文字狱。文官集团除了几个迂腐不堪的老顽固之外，整体腐烂。窝里斗前所未有。
种种乱象说明，千多年的皇权集权走到顶点，既无法再进一步，也无法长久持续。皇权制就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华文明衰落的重要标志。
2.传统文明无法解决文武矛盾，有效防止武将擅权和反叛。汉唐重武，引发边将跋扈。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国势掉头向下。宋重文轻武，最终亡于蛮夷。明朝重文轻武荒唐到极点，文官乱指挥；大凡会打仗的，不论武将还是文官，都难免被朝廷砍头。虽然从没有发生武将造反，但也使得国势步步低，最终也亡于蛮夷。
文武矛盾在传统文明内无法妥善解决。近代-现代的国家军队，在明朝也不可能实行。
3.传统军事制度以世袭的军户制为主，辅之以募兵。明朝军户崩坏，募兵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也是传统文明无法克服的。
4.外来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从根本上改革军事制度。热兵器呼唤专业化职业化的国家常备军。传统的军制，从兵役到管理到指挥到不能适应火器时代的挑战。
总之，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制度，在明代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可是内部没有力量突破桎梏进行变革。其走势指向，就是长期的停滞衰落倒退，就是不死不活以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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