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封建”迷思
谈古论今：“封建”迷思
清末以来，反“封建”之风盛行，从思想至言论再至各种具体行动（如各种运动），可谓群情激奋、热闹非凡。
然而，其所反的“封建”究竟是什么？时人们却始终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准确定义。（这里所言之定义，特指今义，非指古义。）
换言之，当时人们对“封建”的定义，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历史自秦至清为“封建”。
老实讲，若仅到此为止，却也无可厚非，不就是名相吗？咋叫不行啊？
但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止于此，他们在把中国历史自秦至清称为“封建”的同时又把欧洲中世纪也称为“封建”了，但这样问题就来了。
如前文《新史观：群散论》所言，中国秦至清与欧洲中世纪，“除了都是农业社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而相反，中国夏商周却与欧洲中世纪有众多的类同点。如前文《群散论（二）》所言，“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皆为封建等级制，以及皆具备〖群居化生产方式〗之特征”，“另，……夏商周与欧洲中世纪（以及日本明治前）还有一个共同点：当时的平民，并不需要服兵役，那个时代，当兵，都是贵族之事。同样的历史，在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以及日本明治前（武士制度）也同样发生”。
由此可知，欧洲中世纪与中国夏商周，属同一类历史形态，而中国自秦至清却与二者迥然不同。
所以，若把欧洲中世纪定义为“封建”了，就应该把中国夏商周也定义为“封建”，而中国秦至清则须重新定义。
若把中国夏商周定义为“奴隶”了，就应该把欧洲中世纪也定义为“奴隶”，而不能将其定义为“封建”。
这是基本逻辑。
然而清末民国时人们，恰恰是在连这样简单而基本的逻辑也不具备的情况下，就“群情激奋、热闹非凡”地掀起了从思想至言论再至各种具体行动（如各种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封建”风潮，其荒诞真不啻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对自己所反的“封建”概念予以准确定义，是为“正名”;而不能对自己所反的“封建”概念予以准确定义，是为“名不正”。
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清末以来，反“封建”之风盛行，从思想至言论再至各种具体行动（如各种运动），可谓群情激奋、热闹非凡。
然而，其所反的“封建”究竟是什么？时人们却始终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准确定义。（这里所言之定义，特指今义，非指古义。）
换言之，当时人们对“封建”的定义，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历史自秦至清为“封建”。
老实讲，若仅到此为止，却也无可厚非，不就是名相吗？咋叫不行啊？
但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止于此，他们在把中国历史自秦至清称为“封建”的同时又把欧洲中世纪也称为“封建”了，但这样问题就来了。
如前文《新史观：群散论》所言，中国秦至清与欧洲中世纪，“除了都是农业社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而相反，中国夏商周却与欧洲中世纪有众多的类同点。如前文《群散论（二）》所言，“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皆为封建等级制，以及皆具备〖群居化生产方式〗之特征”，“另，……夏商周与欧洲中世纪（以及日本明治前）还有一个共同点：当时的平民，并不需要服兵役，那个时代，当兵，都是贵族之事。同样的历史，在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以及日本明治前（武士制度）也同样发生”。
由此可知，欧洲中世纪与中国夏商周，属同一类历史形态，而中国自秦至清却与二者迥然不同。
所以，若把欧洲中世纪定义为“封建”了，就应该把中国夏商周也定义为“封建”，而中国秦至清则须重新定义。
若把中国夏商周定义为“奴隶”了，就应该把欧洲中世纪也定义为“奴隶”，而不能将其定义为“封建”。
这是基本逻辑。
然而清末民国时人们，恰恰是在连这样简单而基本的逻辑也不具备的情况下，就“群情激奋、热闹非凡”地掀起了从思想至言论再至各种具体行动（如各种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封建”风潮，其荒诞真不啻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对自己所反的“封建”概念予以准确定义，是为“正名”;而不能对自己所反的“封建”概念予以准确定义，是为“名不正”。
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本文并未探讨封建的本义，而是以灵活的态度亦即承认今人（包括清末民国时人）可依今义定义“封建”的态度，来分析今人所谓“封建”定义的问题所在。
其问题就在于：逻辑错乱，自相矛盾。――其把中国汉至清与欧洲中世纪划了等号，这是对中西方各阶段历史形态完全无知的表现，是典型的死搬硬套，教条主义。
其问题就在于：逻辑错乱，自相矛盾。――其把中国汉至清与欧洲中世纪划了等号，这是对中西方各阶段历史形态完全无知的表现，是典型的死搬硬套，教条主义。
为了防止由于经常性的某些id消失而致本人于其楼所作之评论亦消失，所以现将本人的有些评论复制一下，以保证网上立言之完整。
英国日本与中国自秦至清，都是封建，这是五段论。――其逻辑错乱点在于：中国的夏商周是与欧洲中世纪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如果欧洲中世纪算封建，那么中国夏商周也应该是封建。但事实上他们把中国夏商周说成奴隶。这里且不论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单就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如果其把中国夏商周与秦至清归为同类，那才可以说他们是按文化划分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也凸显你认知的局限，史达伦是五段论的祖师爷，其基本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属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是不会从文化层面看问题的，其主要着眼于经济。这是短板。
主张物质决定意识，否认人类具有普遍的精神、意识特性（如人性），因此只能从物质经济角度看问题，无法从意识精神（文化等）角度看问题。诸如此类，乃为一切荒诞之根源。
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他们都有共同的人性，孟子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可不是说天子与诸侯有一个心，庶民另有一个心，――恰恰相反，孟子是在说，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庶民，都共有同心同理。
所以《大学》才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论；所以中国文化才会提倡“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这些观点都基于一个基本论点：人性相通、人性相共、人性相等。
因此否定人类具普遍人性之论，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人人生而平等之主张。
英国日本与中国自秦至清，都是封建，这是五段论。――其逻辑错乱点在于：中国的夏商周是与欧洲中世纪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如果欧洲中世纪算封建，那么中国夏商周也应该是封建。但事实上他们把中国夏商周说成奴隶。这里且不论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单就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如果其把中国夏商周与秦至清归为同类，那才可以说他们是按文化划分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也凸显你认知的局限，史达伦是五段论的祖师爷，其基本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属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是不会从文化层面看问题的，其主要着眼于经济。这是短板。
主张物质决定意识，否认人类具有普遍的精神、意识特性（如人性），因此只能从物质经济角度看问题，无法从意识精神（文化等）角度看问题。诸如此类，乃为一切荒诞之根源。
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他们都有共同的人性，孟子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可不是说天子与诸侯有一个心，庶民另有一个心，――恰恰相反，孟子是在说，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庶民，都共有同心同理。
所以《大学》才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论；所以中国文化才会提倡“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这些观点都基于一个基本论点：人性相通、人性相共、人性相等。
因此否定人类具普遍人性之论，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人人生而平等之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