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兴亡一瞬间，李自成的皇帝梦为何只做了四十一天
明朝，自朱元璋1368年称帝开始，历经276年，终于在1644年这一年走到了尽头。
病入膏肓的明朝，内有东林党争斗消耗内力，外有清军侵扰，国力衰退，而西部、北部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民生凋敝，民变频发，直至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
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随后多路出击向明朝发起攻击。势如破竹的大顺军，一举攻克北京，末代皇帝崇祯帝自缢殉国。
大顺政权自其进驻北京后，迅速赢得广泛支持。尽管有一批抗拒不降的文官，但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效忠明朝的众多官僚士绅还是选择了投靠大顺，这种现象成为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大顺政权忽然间无可挽回地颓然失败了。
投靠大顺的众多官僚士绅，多是饱读诗书，怀有经世之志，企盼致君尧舜，以实现平生宏伟之理想。他们积极观察形势深思衡量，决定弃取，他们认为明朝已无可挽回的失败，大顺政权必将君临天下，统一寰宇而主宰国家。所以，当大顺军攻入北京，他们才毫不迟疑立即做出归顺的决断。当时在国子监学习的癸未科36名庶吉士集体归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些庶吉士预感到大顺主宰的清明盛世即将来临，都希望趁此时机振衰起敝，拯世救民，所以遂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辅佐大顺政权，做大顺新朝的干练之臣，一展经世济民的抱负，希望迎来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留下辉煌业绩，做开国元勋而彪炳史册。
大顺政权攻入北京之后，未能把握好时机，只是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在非凡的武功胜利之同时，没有跟上远见精心的文治建树。其统治层并没有一个考虑深远的争取人心、争取士庶、稳定社会的周密计划与有效措施，没有一个如何让众多前来投奔于己者发挥有效作用，亦未能吸纳一切拥护自己的力量。其用力重点所在，竟是独出心裁地实行追赃拷掠。
李自成在北京设立了由刘宗敏、李过主持的“比饷镇抚司”，专门负责镇压地主和追赃助饷的工作。工作的初衷是对不稼不穑，不耕不织，为富不仁的明朝勋臣、贵戚、官宦、豪绅、巨贾进行革命，剥夺他们的财富。李自成规定了镇压和定赃的总原则，原则上按其罪恶轻重分杀、关、放三等处理。明朝官吏按官阶的高低定捐输数额，从十万两到千两白银不等。嘉定伯周奎、襄城伯李国桢、成国公朱纯臣、英国公张世泽、定国公徐允桢、定远侯邓文明、永庆侯徐锡胤、武定侯郭培民、太康伯张国纪、新建伯王先通以及大学士陈演、魏藻德等人先后被处以死刑。最后就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也遭到清算。
在追赃的最初阶段，为民申张正义，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协助和支持，同时也解决了大顺军的军饷来源。但是李自成等人在策略上犯了一些错误，采取的行动越来越过激，追赃拷掠的对象不断扩大，通过追赃肥了自己的腰包，发了社会极大的恐慌，瓦解了刚刚稳定的社会，迅速失去人心，更把人数众多的官僚士绅推给敌人。
而此时的大顺也派出将领在黄河以北中原地区河北、河南、山东诸州县，安置官员，建立地方政权，形成了大顺即将一统天下的大势与格局。不过，由于起义军人数有限，很多地区都是李自成“传檄而定”的，很少派遣重兵驻守，而大顺政权派遣的地方官吏人数少，力量薄弱，“流寇主义”的错误，也贻误了有利时机，也导致大顺政权的迅速失败。
更为愚蠢的是一连串政策失误，本应成为加强自己的重要力量，一念之间竟成为危害自己的敌对势力，为清兵入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军守将唐通投降后，李自成不失时机地派遣人员以及金银绢帛、侯爵封号招降吴三桂，说明他对吴三桂是非常重视的。实际上吴三桂也已经同意接受招降，并发布告示拟率军赴京师投奔新主。如此事顺利实现，必将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大顺前途将一片光明。
当吴三桂率队行至卢龙县，京师传来坏消息，父亲吴襄在北京被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怒发冲冠，袭破山海关。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六万军队前往山海关平叛。未料吴三桂已向清求援，继而投降，清兵乃顺势入关助战，清军的突然出现，李自成措手不及，大败，从此农民军自盛转衰未能重振。
由于李自成层缺乏周密的全盘规划，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一面派人去招降吴三桂，答应给父子封侯，一面却直接侵犯其在京的家属，造成吴三桂突然叛变。同时，李自成在军事上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对关外的清军缺乏清醒的估计，没有作出有效的预防性军事部署，匆忙东征，以致遭到惨重的失败。
逃回北京后，李自成既没有稳定人心，也没有积极防御，而是抛下已经归顺的官僚士绅，急速退出北京，进而丧失一切。
本来已经很明朗的形势，一夕之间全变了，倾覆明朝的大顺政权一夕之间土崩瓦解。面对突遭事变，官僚士绅再次震惊错愕之后又马上改变立场，做出新的政治选择，不少人又投靠了清朝。
从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四月二十九日登极称帝，到四月三十日撤离北京，李自成的皇帝梦只做了四十一天。
病入膏肓的明朝，内有东林党争斗消耗内力，外有清军侵扰，国力衰退，而西部、北部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民生凋敝，民变频发，直至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
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随后多路出击向明朝发起攻击。势如破竹的大顺军，一举攻克北京，末代皇帝崇祯帝自缢殉国。
大顺政权自其进驻北京后，迅速赢得广泛支持。尽管有一批抗拒不降的文官，但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效忠明朝的众多官僚士绅还是选择了投靠大顺，这种现象成为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大顺政权忽然间无可挽回地颓然失败了。
投靠大顺的众多官僚士绅，多是饱读诗书，怀有经世之志，企盼致君尧舜，以实现平生宏伟之理想。他们积极观察形势深思衡量，决定弃取，他们认为明朝已无可挽回的失败，大顺政权必将君临天下，统一寰宇而主宰国家。所以，当大顺军攻入北京，他们才毫不迟疑立即做出归顺的决断。当时在国子监学习的癸未科36名庶吉士集体归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些庶吉士预感到大顺主宰的清明盛世即将来临，都希望趁此时机振衰起敝，拯世救民，所以遂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辅佐大顺政权，做大顺新朝的干练之臣，一展经世济民的抱负，希望迎来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留下辉煌业绩，做开国元勋而彪炳史册。
大顺政权攻入北京之后，未能把握好时机，只是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在非凡的武功胜利之同时，没有跟上远见精心的文治建树。其统治层并没有一个考虑深远的争取人心、争取士庶、稳定社会的周密计划与有效措施，没有一个如何让众多前来投奔于己者发挥有效作用，亦未能吸纳一切拥护自己的力量。其用力重点所在，竟是独出心裁地实行追赃拷掠。
李自成在北京设立了由刘宗敏、李过主持的“比饷镇抚司”，专门负责镇压地主和追赃助饷的工作。工作的初衷是对不稼不穑，不耕不织，为富不仁的明朝勋臣、贵戚、官宦、豪绅、巨贾进行革命，剥夺他们的财富。李自成规定了镇压和定赃的总原则，原则上按其罪恶轻重分杀、关、放三等处理。明朝官吏按官阶的高低定捐输数额，从十万两到千两白银不等。嘉定伯周奎、襄城伯李国桢、成国公朱纯臣、英国公张世泽、定国公徐允桢、定远侯邓文明、永庆侯徐锡胤、武定侯郭培民、太康伯张国纪、新建伯王先通以及大学士陈演、魏藻德等人先后被处以死刑。最后就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也遭到清算。
在追赃的最初阶段，为民申张正义，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协助和支持，同时也解决了大顺军的军饷来源。但是李自成等人在策略上犯了一些错误，采取的行动越来越过激，追赃拷掠的对象不断扩大，通过追赃肥了自己的腰包，发了社会极大的恐慌，瓦解了刚刚稳定的社会，迅速失去人心，更把人数众多的官僚士绅推给敌人。
而此时的大顺也派出将领在黄河以北中原地区河北、河南、山东诸州县，安置官员，建立地方政权，形成了大顺即将一统天下的大势与格局。不过，由于起义军人数有限，很多地区都是李自成“传檄而定”的，很少派遣重兵驻守，而大顺政权派遣的地方官吏人数少，力量薄弱，“流寇主义”的错误，也贻误了有利时机，也导致大顺政权的迅速失败。
更为愚蠢的是一连串政策失误，本应成为加强自己的重要力量，一念之间竟成为危害自己的敌对势力，为清兵入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军守将唐通投降后，李自成不失时机地派遣人员以及金银绢帛、侯爵封号招降吴三桂，说明他对吴三桂是非常重视的。实际上吴三桂也已经同意接受招降，并发布告示拟率军赴京师投奔新主。如此事顺利实现，必将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大顺前途将一片光明。
当吴三桂率队行至卢龙县，京师传来坏消息，父亲吴襄在北京被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怒发冲冠，袭破山海关。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六万军队前往山海关平叛。未料吴三桂已向清求援，继而投降，清兵乃顺势入关助战，清军的突然出现，李自成措手不及，大败，从此农民军自盛转衰未能重振。
由于李自成层缺乏周密的全盘规划，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一面派人去招降吴三桂，答应给父子封侯，一面却直接侵犯其在京的家属，造成吴三桂突然叛变。同时，李自成在军事上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对关外的清军缺乏清醒的估计，没有作出有效的预防性军事部署，匆忙东征，以致遭到惨重的失败。
逃回北京后，李自成既没有稳定人心，也没有积极防御，而是抛下已经归顺的官僚士绅，急速退出北京，进而丧失一切。
本来已经很明朗的形势，一夕之间全变了，倾覆明朝的大顺政权一夕之间土崩瓦解。面对突遭事变，官僚士绅再次震惊错愕之后又马上改变立场，做出新的政治选择，不少人又投靠了清朝。
从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四月二十九日登极称帝，到四月三十日撤离北京，李自成的皇帝梦只做了四十一天。